抗日战争爆发，被国民党囚禁的陈独秀提前出狱。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午饭后，潘兰珍搀扶着衰老憔悴的陈独秀缓缓步出了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就在出狱的当天晚上，胡适、张伯苓、周佛海、傅斯年、陈钟凡、汪孟邹、汪原放叔侄在鼓楼旁边著名的马祥兴清真馆包了一间雅座，宴请陈独秀夫妇。酒宴上，那个在国民政府担任副部长的周佛海提出，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自己仍可静下心来著书立说。可陈独秀一口便回绝了。此后在武汉德润里，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特地来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陈独秀也始终没有同意。
１９３８年７月２日，陈独秀携潘兰珍避难入川，到达重庆。仅１个月后即转赴江津。
困厄江津
陈独秀舍重庆而至江津的最主要原因是受他的安庆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回国后又一起在北大共事、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安徽名医邓仲纯（邓初）的邀请。邓此时已在江津城中四牌坊挂牌行医，并且江津距重庆不足百里，依山邻水，物产丰富，更无日机之扰，生活开销也比重庆便宜得多。
岂料，陈独秀与潘兰珍８月３日乘上水小客轮到了江津后，恰逢邓仲纯出诊去了，邓夫人以“住房狭小”为由，将他夫妇二人拒之门外，幸得另一安徽同乡方孝远接待，才在县城东门内“郭家公馆”（今江津市政府机关宿舍）租了两间偏屋住下。
邓仲纯为此深感内疚，直到次年３月，他在黄荆街８３号江津中学校门对面租了幢带小院的楼房，开办了“延年医院”，才坚请陈独秀一家七口（陈夫妇、陈之嗣母谢氏、三儿陈松年一家四口）搬去同住。
然而，在“延年医院”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邓太太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偶尔背着丈夫也吐出几句，让陈独秀、潘兰珍深感苦恼，但碍着邓仲纯的面子，又不便发作。忍气吞声地捱到这年夏天，终于在一场公开的冲突之后，陈独秀与潘兰珍被逐出了“延年医院”。
江津县志办保存的一份仲纯之弟敬坤留下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写道：“那时，陈独秀已经满六十岁了，可他的新夫人潘兰珍才二十几岁，我们都比她大，不好称她陈太太，就叫她小潘。我和松年平常都在德感坝工作，只有星期六才过江回到江津里。我的一家子对陈家还算过得去，只是我那位二嫂是个旧脑筋，过去在北大时便对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喜欢拈花惹草的风流作派看不惯，生怕陈把我二哥带坏了，眼下对这一对老夫少妻更是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偏偏我二哥惧内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
“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气候炎热，陈独秀也学着当地人的样，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条裤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当初在汉口难民所里一样，确实不大方便。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顽皮的六岁小儿子，看到陈独秀秃着脑袋，打着赤膊，觉得好玩，就跑到陈独秀背后去摸他的屁股。这样一来，陈独秀大冒其火，责怪我们邓家的小孩没有教养。我不在家，二哥又在前面给人看病，我二嫂原本心里就有气，此时一听‘没教养’几个字，马上火冒万丈指着陈独秀的鼻子喝骂道：‘你说别人没有教养，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六十岁的老头子娶人家年轻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算什么教养？大热的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个老东西赤身露体地在中间走来走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让邓太太这一顿急风暴雨般的斥骂震得目瞪口呆！他这一生中虽然历经大起大落出生入死，可哪曾受过这般侮辱？而施他以侮辱的，恰恰又是忠厚懦弱的仲纯老弟的妻子！陈独秀心里非常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扫地出门的事，迟早会发生的，而今天只不过是让她逮着个借口罢了。
“噫，邓太太，这种无情无义的话你也有脸说出来呀，你别忘记了，当初你男人是怎样到郭家公馆来求我们，我们才搬过来的。要不是给你男人面子，我们才不愿上你家来看你这张包公脸，吃这碗受气饭哩！”陈独秀怒极无辞，潘兰珍则已挺身而出，高声武气地和邓太太干了起来。邓仲纯闻声急忙扔下病人，飞步跑进院子，厉声喝斥老婆住口。可邓太太哪肯罢休，她捶胸顿足地哭嚎起来：“气死人啦！气死人啦！他们白吃我的饭，白住我的屋，反倒骑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啊啊啊啊，他们今天不滚出去，我就不活了，我马上去投河、上吊！”
陈独秀铁青着老脸，瞪着歇斯底里的邓太太，眼中倏然滚出两滴老泪，怆然道：“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兰珍，我们走！”说罢，陈独秀气极败坏地推搡着潘兰珍往楼上走去。
邓仲纯扔下老婆不管，也跟着上楼。这一次，陈独秀去意已定，无论仲纯怎样赔礼道歉，他也心硬如铁，决不动摇了。
这样陈独秀带着一家老小，当夜便住进了三通街邹之银开的栈房里。
贫病交迫
１９４１年春，为生计所迫，陈独秀应江津人杨鲁丞的孙子杨庆馀之邀，前往城西３０余里鹤山坪上的杨家祖宅石墙院，为杨鲁丞整理校正遗稿，也算是解决食、住之忧。杨鲁丞系前清特科拔贡，民国四川省咨议员，在地方上很有名望。陈独秀帮他整理、校正出《群经大义》与《杨氏卮林》两书，却没落个好。陈多次对前往石墙院看望他的朋友说了轻视杨鲁丞的学术见解的话而得罪了杨庆馀。最后，杨家只提供陈家住房，一切饮食供应皆停。潘兰珍无聊也无奈，去后院的石墙脚下开一块荒地，种上些时鲜蔬菜。陈独秀偶尔也去帮忙。
笔者曾去石墙院中，邀集当年与陈夫妇一起生活的杨明兴、郭碧清、吴元珍以及陈独秀死后帮他净身、穿“老衣”的胡品中等人座谈。郭碧清说：“我开初不晓得陈先生就是陈独秀，后来晓得了，也不清楚陈独秀是干啥子的。我只晓得陈先生是我二哥请上门的客，是个大文化人。经常有人从重庆、江津来看望他，全是滑竿来滑竿去的，外边的人看到了还以为陈先生很有钱，连偷儿也来弄过他一回。其实我们都清楚，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很。陈太太天天下午、晚上和我们杨家几个媳妇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还不是因为荷包里没几个钱。”杨庆馀之子杨明兴说：“陈独秀两口子是１９４１年春天搬上来的，搬来不久陈先生害病了，要送到重庆去医，连药费都没有，陈太太没法，托吴元珍进城，把一个大官送他的银狐皮袍都弄去当了。有时屋头揭不开锅了，潘兰珍还过我屋来借米。”
驾鹤西归
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３日，包惠僧上山来看望陈独秀，这多少给陈带来了一点慰藉。他特意叫潘兰珍去附近的双石场上割了两斤肉，中午饭桌上就摆得像个样子了：一碗红烧肉，一盘四季豆炒肉，还有一大碗番茄鸡蛋汤。这对陈独秀夫妇来说，也算得上极难得的美味佳肴了。客人吃得满意，陈独秀也饱餐了一顿。岂料乐极生悲，当天晚上，陈独秀便发作了，食物作梗，夜不成眠，肚胀如鼓。到半夜时分，强撑着从床上探出上身，将腹中的积食“哇哇”吐尽。折腾得潘兰珍与包惠僧也一宿未睡。次日上午，见陈独秀稍微轻松一些，包惠僧方告辞下山。潘兰珍则去请来了乡下郎中，给陈独秀治病。郎中诊为“嗝食”，遂用猪骨烧炭，碾成粉末让陈独秀服下，腹中才觉稍适。但陈独秀依然精神疲乏，夜难入睡。延绵至１７日，陈独秀早起入厕，突然昏倒在地，兰珍闻声进屋，见其四肢僵厥，冷汗如注，吓得手足无措，失声大喊。杨家人赶到，才将陈独秀抬上床去。一小时后，陈独秀才苏醒过来，依然冷汗如注，始而周身发寒，旋又发烧。数度反复，延至１８日上午，潘兰珍见郎中技穷，才请人进城通知邓仲纯、何之瑜、陈松年上山。同时又雇人下重庆请周纶、曾定天两位名医到江津诊治。周、曾二人虽因医务繁忙，未能前往江津，仍托来人带回了他二人认真拟定的治疗方案，且各赠药物若干。周纶医师甚至把为夫人治高血压的针剂也送给了陈独秀。
日复一日，陈独秀缠绵病榻，已不能起，昏迷时魂魄皆无，苏醒时则苦闷不堪。２２日，陈独秀连续昏厥三次，每次均是邓仲纯注射强心剂后才苏醒过来。２３日，请江津医师周邦柱、唐熙光上山诊视，施行灌肠之术，大便得通，但病情仍未缓解。２４日，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上山。下午，包惠僧放心不下，也重返石墙院探视。当他们看到枯瘦如柴，生命将尽的陈独秀时，心情都异常沉重。
入夜后，陈独秀醒来了，沙哑地叫了一声：“兰珍——”陈独秀看着伤心得已不能自持的潘兰珍，百感交集地说道：“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有一事……你要切记，为夫立身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的……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陈独秀在江津写成《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教育出版社出版，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前后两次批示，预支了两万元稿费给陈独秀。可后来，二陈却为书名发生争执，相持不下。最终书未出版，两万元稿费直到陈独秀穷死石墙院，也未动用一分），另外，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卖钱。”“兰珍知道，兰珍不会做……对不起先生的事。”（陈死后不久，潘兰珍嫁与薛农山创办于重庆大渡口的荣军农场一曾任国民党连长的伤员。建国后农场场址上建起了重庆钢铁厂，潘之夫入重钢，潘则当家属，１９６０年逝世。）
“松儿……松儿。”
“爹，松儿在。”
“爹去后，就埋在康庄一侧……空地上，蟾秋、燮康叔侄……已经应允。邓氏叔侄古道热肠，令我铭感，你要……永世不忘。”
松年热泪盈眶：“爹，松儿……牢记在心。”
“爹……愧对你母亲，愧对你姨妈，也无颜见江东父老。抗战胜利后，你不必扶柩回乡，就让爹……做一个……孤魂野鬼吧。”
“爹呀！”松年大恸，嚎啕失声。
正在外屋商议后事的何之瑜、邓仲纯、包惠僧、邓氏叔侄以及刚刚赶到的潘赞化、台静农、邓季宣闻声急忙赶进屋里……
此后，陈独秀一直昏迷不醒，邓仲纯以强心针和平血针交替注射，均无效果，延至２７日夜９时４０分，一颗衰老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江津日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９日一版发出独家消息：一代人杰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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