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一个月，在中华民族存亡面临大规模空前劫难时刻，一代民主领袖人物陈独秀披提前从南京监狱释放，此刻他既不是中共领袖，更非国民政府要人，那社会名流的风光也早已被战争风烟淹没，作为一介平民投路无门的他，遭受着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悲酸，他怀着几近绝望的心情，辗转来到武汉避难，他的行囊中除了一本破旧的《新青年》，只剩下几件简陋的生活用品，苦于囊中羞涩，他只得找到一家偏僻的私人小旅馆住了下来，这时他的妻子也来陪伴他。他的窘迫生活虽未向社会外界宣布，但还是被一个人知道了，这是个神秘的人物，他以普通朋友身份去探视陈独秀，他的实际身份是当时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武汉防空司令部办公厅少将副主任，在他的精心呵护和多次周旋下，陈独秀夫妇才移居武昌双柏庙街26号一所桂系军人的旧式房屋里，陈独秀在避难武汉期间，一直受到这个人的照顾，两人私交甚密，陈独秀视他为“知音”，以至于常常促膝谈心至深夜。
1938年，武汉沦陷，陈独秀的这个知音调往四川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以后又担任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少将教官及中央参议院参事、中将高级顾问等职。在1938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陈独秀乘船到达到四川，以后就在江津寓居了下来。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上苍特意安排的缘份，陈独秀在江津很快便与这个朋友联系上了，这样两人交往反而比在武汉时更好，书信、便柬，往来更为频繁，互相交流，索取字画、印章、拓片等。陈独秀比这个朋友年长21岁，但他视他为兄弟，逢上心情郁闷或有喜怒哀乐之事，陈独秀总是最先告诉他。1939年3月，陈独秀养母谢氏在江津病逝，他十分悲痛。5月5日他在致朋友信中，就表达了他这的悲痛欲绝的心情：“弟遭（母）丧，心情不佳，血压高涨，两耳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心丧何止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费人事，然酒食酬应以及人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
读者朋友一定会问：写到现在，“这个被陈独秀视为知音朋友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
他就是国民党爱国将领杨鹏升将军。仅从1939年5月5日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去世前月余，陈独秀寓居江津时亲笔写给杨鹏升将军的私人信笺就达四十多封，此外还有明信片若干，这些信笺和明信片大都谈的是私人交往间的感情，家中琐事以及对世事、对政治、社会、人生的看法，读来情真意切，这些信笺至今还保存在北京中央档案馆里，它成为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和思想脉络内心世界的珍贵史料。
那么，陈独秀和杨鹏升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如何形成的呢？这还得从遥远的历史说起，而且需从杨鹏升这个人谈起。
杨鹏升生于1900年，别名秦坤，铁翁，字劲草，四川渠县三汇镇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由于学习刻苦，拜师求艺学了一手好书法，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求职无门，只得到渠县街头卖字、刻章为生，一日正在卖字，被路过的四川军阀杨森见到，他很赏识这个青年人，把他带回军中器重使用，后来资助他到北京大学读书。这时正是1917年左右，陈独秀受聘担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任文科学长，十七、八岁的杨鹏升求知若渴，思想新潮，很快就喜欢上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及《中国现代文选》等书刊，他十分景仰陈独秀，后经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他拜访了慕名已久的陈独秀，从此与陈独秀结下了亲密无间的师生友谊，杨鹏升思想邀进，才华敏捷，他积极参加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和李大钊、胡适、高一涵等人均有来往。此后他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又追随了孙中山，几度留学日本，“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与李大钊一起创建中国共产党，杨鹏升也再度留学日本，陈独秀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杨鹏升也从日本回国，他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国民党军官，由于杨鹏升跷勇智慧，才华出众，思想精锐，屡屡被上司看中，一直做到国民党中将军衔。他虽是国民党军官，但与陈独秀的思想与爱好却一直保持初衷不改，颇为接近，他们俩的关系也就像一个小小的晴雨表，国共两党关系缓解或者两党合作期间，他们总是有点勾通来往，两党关系紧张分道扬镳期间，他们虽不能往来，但彼此都在自己心中给对方留下一份位置。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后来又以“危害民国罪”判刑押至南京监狱关押，杨鹏升得知消息后，即请为陈独秀辩护的律师章士钊等一路护送，并给他送烟卷、水果、糖果等物表示慰问。此后。因他自己的军人身分不便，杨鹏升便常常托章士钊去看望陈独秀，并送一些物品给他以作为帮助。
193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陈独秀在江津寓居的家中不慎被窃，小偷偷去了他所有的破烂家当都未使他惋惜，唯有失窃的衣物中有两样东西让他痛心不已，一是他的书稿，二是一枚印章，印章是他最不忍心失去的心爱之物，那是精心篆刻的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这枚印章一直被陈独秀视为珍宝，他给朋友写字或写信、赠书都常要盖上这枚印章，而雕刻这枚印章的作者正是杨鹏升。杨鹏升不仅自己善书善画长于金石，连他的夫人包和平也擅长国画，实为女中之才秀，陈独秀在江津时常写条幅请杨夫人作画，而杨夫人作画时也请陈独秀专为题款，这样，客居江津的陈独秀由于有了杨鹏升一家人的友谊，竟使自己忘记许多孤独和苍凉。
现今保存于中央档案馆里的四十多封陈独秀写给杨鹏升的亲笔信中，其中：1939年7封，1940年18封，1941年12封，1942年3封。寄信人地址多为“江津县西门内黄荆街八十三号”、“江津县东门外中国银行宿舍”，另有寄“重大石板街戴家巷宽仁医院一楼二号”者两封。信封分中式和西式两种，皆用毛笔直书。信笺多为陈独秀自制，也有的为杨鹏升所赠，系毛边纸加印红色边框，右下角印有“陈独秀用笺”四字。字体行草兼容，舒展苍劲，有如流水行云。
陈独秀的这四十封信，虽然是他与杨鹏升的私人交往的信件，但也反映了他晚年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与抗战前途的关心。1940年8月3日，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说：“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见势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被敌人及汉奸所据，乡间又属土匪世界，无军队或秘密会党势力，亦不能生存，兄为川人恐无大碍，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陈独秀对战时物价飞涨极为关注并作了分析，先后几次在信中指出“实出人为”、“只有县长或管粮食之职务，可以发大财”。同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相比较：“前次欧战中德国危机，乃物资天然不足，今中国人为居半，谷物之暴涨，则全属人为，封销时代又加以奸商横行，此事无法解决也。”（1940．10．19信）因此，，希望“政府”徐图良策：“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图之以自救耶？”并指出：“实物税只能解决军食问题，于民食蔬无好影响。”（1941．9．6信）。
众所周知，陈独秀在中共党史上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早期创办《新青年》，宣传新文化运动，无疑对中国革命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他后来成为右倾机会义路线的代表人物，给中国革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也是铁的事实，对这些功过是非陈独秀本人都默认不讳，唯独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是：陈独秀对王明康生诬陷其是“每月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一直耿耿于怀，甚至认为是整个党中央所为。所以，他在信中也流露出对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与牢骚。1940年6月12日，他在复杨鹏升的信中说：“尊函云：‘恩来昨日来蓉’，不知是否周恩来，兄曾与彼接谈否？此人比其他妄人小人稍通情达理，然亦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彼辈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
陈独秀晚年一直客居江津，生计维艰，心情惨淡，回首往事常会生出人生无常的慨叹。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共的早期领袖人物的晚年是如此窘迫，实为一种历史的错置。1940年12月14日，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特别提到“物价飞涨，愈于常轨”一事，表示出对时局的不满。1941年8月6日给杨鹏升的信中又提到时局混乱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并发出无奈之感，至于他自已则“生活一向简单”云云。
据考证，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北大每月寄给他三百元生活费，这在1941年8月6日给杨鹏升信中他就写到这点：“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第二是适当的稿费，这在1940年1月31日给杨鹏升信中也提到过：“至于医药费，曾与编译馆约过一稿，可以支取使用。”；另一就是社会的馈赠，因为陈独秀的知名度在中国毕竟尽人皆知，许多人都表示对他生活的关心，在1941年10月4日给杨鹏升的信中就写到：“某先生赐陆百元，已由省行转到。”这些方面的经济来源对陈独秀维持生活本应是绰绰有余了，但由于战乱岁月烽火连天，江津又是个弹丸之地，全国各地避难者蜂拥而至，使得人口数量猛增，物价飞涨，粮价惊人，生活用品供不应求，所以钱就不值其钱了。陈独秀寓居的鹤山坪大米涨到每升30余元，县城的大米要高一二倍，使得贫病交加的陈独秀，生活十分窘迫，日子难熬。他家每月生活费要达600元。“比上年增加一倍”（1941．11．22信），因此，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为此，杨鹏升在经济上仗义救助陈独秀，然则，他又深知老学长的为人，“无功不受禄”。于是，有时以向他索取字条、字联、碑文、金石篆刻等为由变相送钱给他。甚至要他为其父写墓志铭，有时又以某先生托转之种种理由，分期分批，帮助他钱物。小则300元，多则千元不等地赠款给他，以解陈独秀生活之窘迫。1940年2月，杨鹏升从信中得知陈独秀去重庆看病，他及时寄给陈独秀住院医疗费300元。陈独秀甚感不安：“顷接行严由渝转来16日手书并汇票300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后即差足，先生此时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可乎……”（1940．2．26信）杨鹏升当时经济并不宽裕，一家老小20多人，靠他一人供养，每月开销至少500元。但据信中统计，先后共六、七次寄赠款，总数达近5000元。另外，滋补品银耳以及画笺、信封也时常赠与。陈独秀也心中有数，有时也以写条幅、或赠其作品如《中国古史表》、《韵表》和《告少年》诗作以相谢。
陈独秀与杨鹏升的最后一封通信为1942年4月5日。这天，陈独秀正好收到杨鹏升赠他的信纸、信封及一千元，感到“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于是，他在复信中不无感慨地说：“鹏升先生左右：3月12日两示均敬悉，承赐信纸二百信封一百，谢谢您！吾兄经济艰难，竟为弟谋念，且感且愧！弟于印章过于外行，然累奉命，不能坚辞，间集成时，拟勉强数语以塞责也。前次移黔之计，主要为川省地势海拔较高，于贱恙不宜，非生活所迫，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更觉渐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当杨鹏升6月20日收到陈独秀的这封信时，陈独秀已于5月27日病故于江津，他颇为伤感地在信封背后记道：“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于五月廿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寄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六月廿日。”
陈独秀病逝时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在生死决战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和军队为挽救民族危亡正在进行艰苦卓越的斗争，加之国共两党的明争暗斗，国内硝烟弥漫，人民生活困危，没有人对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和思想界的英才表示出更多的关注，他的逝去没有给当时的社会历史留下更多的缺憾。他走了，走得几乎悄无声息。然而，他在九泉之下的灵魂并未能察觉到，由于他与杨鹏升将军的交往特别是晚年与此人的过多干系，却终于使这个性情正直才华横溢追求真理乐于助人的朋友置于灭顶之灾的不幸。
由于杨鹏升将军思想进步，历史上对共党多有帮助，解放后又热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政府，所以也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待，当时并没有处理他。解放后还先后任成都市政协委员和西南美专教授，西南博物馆委员等职。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受到查处，却因为与陈独秀的关系而裁了跟斗。1953年全国性肃托运动后，他由于陈独秀的牵连而无法洗清自己，于1954年作为残余历史反革命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依然笃信自己与陈独秀的交往没有过错，也没有给自己留下遗憾，直到1968年文革内乱中，他终于病死在狱中，他不能瞑目的是他竟然死于自己生前好友创建的共产党的监狱中。他生前没有留下什么，唯独留下了我们党史上的难得的一份珍贵资料——陈独秀亲笔写给他的四十多封信。这些信他一直收藏着，他被捕后抄家时被公安机关抄去，并作为罪证在渠县街头展出，几乎数次被毁，四川省档案馆得知后立即赶往收存，于1980年7月，移交给中央档案馆中央处收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鹏升的历史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杨将军的女儿曾去到中央档案馆要求索回陈独秀给杨鹏升将军的那些信，但未能如愿，因为这些信任何个人保存都不能形成更大的价值，也没有必要，而对于我们党来说，它却是研究陈独秀晚年的思想生活状况，以及党的历史的一份重要资料，后经国家有关部门商量，给她出具了收存证明。
如果陈独秀和杨鹏升在天有灵，他们在九泉之下也许会赞许这样的做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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