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9月到1942年辞世，陈独秀先后在武汉、重庆等地演讲10余次，发表论文16篇，著述40余篇（包括讲演稿）。在上述演讲和著述中，以及在这一期间约见记者和一些政治团体成员包括国民党有关人士的谈话中，陈独秀多方面、多角度地阐述了自己对抗日战争的思考与见解。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陈独秀的抗战思想进行解读，目的是让人们对其抗战思想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客观公正的评价。
陈独秀关于抗战路径的主张与建议
193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下，陈独秀被释放出狱。一向关心抗战的陈独秀，面对国家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危局，毅然回绝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利诱和拉拢，决意以抗战救国为己任，为把抗战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抗战而摇旗呐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观点、主张。
1、主张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就积极主张对日经济绝交、武装全国民众抗战；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众的革命政权，以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抗日等等，并因宣传抗日反蒋而遭国民党政府逮捕。陈独秀出狱后，在抗战全面爆发、民族危机日深的形势下，及时转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即由先前的抗日反蒋转变为联蒋抗日，坚持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鉴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掌握着全国政权，控制着全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各个方面，且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而且国民党政府已有很大的进步，已经昭告天下“言和即为汉奸”，并在军事上努力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陈独秀遂提出了全国各党派要一致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的主张。他强调“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与开放政权混作一谈”；在“民族垂危的今天，在野的党派应该心口如一的援助政府抗战，获得胜利。不应该有保守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陈独秀认为只要人民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信政府更能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
2、主张持久抗战
对于如何进行抗日战争，陈独秀认为，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是军备贫弱的中华民族反抗军备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敌人不但在军事上强过我们，在经济上亦富过我们，是不能“速胜”的。基于这一特点，他指出：“现在有一班中国必胜论者，很轻率地说日本已经陷入了经济崩溃的境地，这一句话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乐观，是自己欺骗自己，在事实上，一个短时期内即1年半甚至2年，无论在经济上、在军事上，我们是摧毁不了它的，我们须要能够持久地和它抗争，至少是2年。甚至是10年，20年，30年都可以。” “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地不使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群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因此要想抗战到底，进而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就必须“不可幻想能够速成，必须放大眼光，必须把抗战延长到3年、5年、10年，甚至20年，这期间也许某一时惨败不堪，甚至某一时政府议和，我们也不可因之气馁。在强大的敌人之前，要想一战成功，这是不可能的。任何革命运动，中途挫折和一时停顿，是不可避免的事，最要紧的是打定主意，终于非达到国家独立之目的不已”。
3、主张发动民众抗战
陈独秀认为抗日战争“是一种革命战争，是需要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的，是不能抑制民众运动抬起头来的”。“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需要民众，军队前进作战固需要民众之援助，军队后退亦需要民众之援助，救济伤兵、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无一不需要民众的力量……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急需发动广大的真正民众——主要是参加生产的工农民众”，因为他们才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民众。“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湮灭帝国主义的凶焰”。依据上述认识，陈独秀呼吁国民政府“应该积极发动民众起来，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地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民众蜂拥起来，“不但能够援助政府对日抗战获得胜利，即令政府军一败涂地，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也还能够继续抗战”。鉴于此，陈独秀主张“凡是中国人，无论国内国外，都应该尽他所能尽的力量，援助这一战争”。那么，中国人民就可以自信“我们在全世界历史上，是伟大民族之一，只要多数国民能为国家尽力，是不会日久被人战败或征服的”。
陈独秀对于国民党错误抗战思维的反对与批判
国民党政府是在日军步步进逼、全国民众迫切要求抗战的形势下被迫抗日的，但出于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对抗战作出了种种限制，企图使抗战在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陈独秀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荒谬做法公开地提出反对与批评，要求政府放弃错误立场，与国内其他党派合作，举全国军民之力，始终如一地坚持抗战，力争抗日战争的光明前途。
1、反对国民党包办的片面抗战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由于惧怕民众广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危及自己的统治，因而尽管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大量军队，却实行了一条与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相对立的片面抗战路线，鼓吹“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并借此限制群众的抗日活动，解散群众抗日团体，逮捕和迫害抗日积极分子，片面主张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陈独秀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与批判，他指出：“目前只有政府的抗战，没有人民的抗战”，“单凭中国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单凭政府手中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抗战，是不足以抵抗侵略者的”。而“中国政府手中的军力和财力之弱点，是可以由全国民众之奋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国家革命的民众（日本的民众也在内）之援助来补充的”。“若没有广大武装民众持久的殊死战，单靠国民党政府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挡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之一击”。陈独秀据此倡言，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须发动组织群众，使人民有组织有纪律地武装起来，“假使民众不起来，政府的军事势力始终陷于孤立的地位，不得已中途屈服，放弃华北，这种南方暂时偏安的局面，也会日趋于全中国灭亡之路”。
2、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制度
抗战初期，国民党发动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统一运动，宣扬拥戴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抵制。针对蒋介石要以三民主义代替共产主义的论调，陈独秀撰文予以反驳，论述了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他认为把思想信仰之统一作为党派合作的条件，是破坏团结抗日的一种有毒害的幻想，因为“思想信仰统一了，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的党派，都公开地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采取招降的态度；并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这也就是说，绝对拥护抗日战争的前提下，在野党应该享有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因为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陈独秀进而指出：“一国中为什么有党同伐异的各党派存在，这不是根据人们愿意不愿意，而是根据社会各阶层客观利益不同而形成思想不同所结合的共同意志，不能够由人们在主观上任意令它发生、令它消灭”。陈独秀对于国民党招降共产党的阴谋，以及国民党排斥异己的政策予以揭露和指责，认为国民党这样一种做法的后果对于抗战力量的壮大，不是增加，而是削弱，是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
3、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美从维护它们在中国的利益出发，极力主张国民党与日本妥协，企图以牺牲中国权益的方法换取日本的让步。国民党在军事上接连失利的情况下，内部也出现了对日妥协的呼声。针对这种情况，陈独秀严正指出：英美在对日政策上“是一致避免战争希望和平的；然而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是跟在侵略者的后面承认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实，以避免战争，这是对侵略者的和平”；“自九一八以来，我们已经饱受他们这种和平政策的苦教训了”。因此，陈独秀力主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此次抗战只有两个前途，中途妥协，对日投降；或者发动民众，抗战到底。每一个自命为拥护民族利益的人，都必须采取后一前途。”他强调，要使中国免于灭亡，“只有长期支持抗战之一途”，“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 “战胜而言和，乃停止军事行动而收得战胜之果实，不胜而言和，这不是和，而是妥协、屈服、投降！敌军一天在我们领土之内，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说是汉奸卖国行为”。陈独秀要求政府在民众运动上、在财政上、在处置汉奸问题上、在商业上、在军事上都要采取积极态度，“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战胜我们自己的消极态度”。
陈独秀抗战思想的转变及其原因
陈独秀从湖北进入四川后，中国的抗日战事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在国民党内部，亲日的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亲英美的蒋介石集团逐步对日妥协，政治上日益腐败，投降**逆流悄然涌动。随着时局的发展以及所处环境的变化，陈独秀改变了自己先前提出的一些关于抗战的言论和主张。这种转变总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抗战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妥协或投降
陈独秀抗战初期对抗日战争的前途十分乐观，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陈独秀对抗战前途却又作出了截然相反的估计：“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它出去的”。此种情形发展下去，中国抗战有三个前途：一是经过英法等国的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是蒋介石政府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是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陈独秀这一思想的转变，主要是源于他对国内、国际局势的审视和分析。国内方面，“抗战一年，农民仍旧是在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的汉奸；买办和银行家出身的官僚，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大饱私囊；士大夫、土豪劣绅纷纷充当汉奸”。可叹那些“为抗战而尽力而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和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面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与此同时，国共“两党磨擦的暗潮，日渐浮于表面”，“此种磨擦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或至影响抗战前途”。国际方面，“所谓苏俄出兵，英日战争，英美舰队联合，国际制裁，九国公约制裁”，根本就是幻想。在“各国各自利害不同的现状之下，……不能幻想国际有某一集团，或某一国家和我们共同对日作战”，至于人们所妄言的“英、法、美、苏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更是子虚乌有之谈”。
2、幻想依靠游击队保卫国家是天大的错误
抗战初期，陈独秀力主发动民众抗战和开展游击抗战，强调“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之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如此，敌人越深入，占领的地方越扩大，它们的危险便越厉害”。然而随着抗战的发展，陈独秀改变了这一看法，认为“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笔者认为，认识上造成如此反差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不满和对立情绪。1938年初，王明、康生等人制造污蔑陈独秀是托匪汉奸的事件后，中共出版的《红色中华》、《群众》、《解放》和《新华日报》，异口同声地讨伐陈独秀，认定陈独秀为日特汉奸。蒙受巨大屈辱的陈独秀，愤而自辩，在其发表的文章中不断出现对中共的讽刺和攻击。二是陈独秀远离抗战实践，看不到正在率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孤寂冷清的生活环境，使他萌生出一种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失望与无奈情绪。
3、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
陈独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坚定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赞同中国的革命“是以民主要求开始，而以社会主义终结”。然而陈独秀在抗战时期发表的《抗战与建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等文章中，却提出了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陈独秀在这一问题上转变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斯大林的做法进行的认真思考和深刻审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陈独秀认为：“我们所相信的社会主义，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特点是废除私有及生产集中”。这样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上的成熟；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却不能等待”。因此，陈独秀提出中国只有先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民族工业以建立发达的生产力，才能为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创造条件。陈独秀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是为将来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做准备，这表明他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理想。
陈独秀抗战思想特色的分析与评述
陈独秀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抗战大事。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前期，陈独秀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抗战主张与建议，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去，表现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情操。陈独秀的抗战思想有着其鲜明的特色，分析和把握这些特色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陈独秀的抗战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1、陈独秀抗战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是一致或基本一致的
陈独秀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始，就着力强调发动“民众”抗战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抗日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消耗战。这在一定意义上与当时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于如何发动民众抗战，陈独秀提出了三项主张，即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必须让民众有自身的组织、让人民有政治自由。这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追求的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建立民众武装、向国民党争取人民自由的要求是非常接近的。陈独秀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强调“即令抗日的纲领不同，政党间遵循各国通行的办法，各据自己的纲领及政策，努力宣传，一任民众之从违，以争取民众”。这种观点基本上符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符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思想。陈独秀认为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要有鲜明的政治纲领，以求全民族一致抗日。他在《抗战中应有的纲领》一文中提出的他所设想的十大纲领，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纲领几乎是一致的：主张全民族抗战，改革政治机构，使人民享有政治自由，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外交政策，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等。若非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英雄所见略同，至少表明其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纲领的拥护。
2、陈独秀抗战思想的主线是民族至上、爱国至上
爱国救亡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陈独秀的一生。正是出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的深切热爱，陈独秀始终把民族利益、爱国主义摆在首位，而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恩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独秀一走出国民党监狱，就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斗争。“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既然拥护与参加抗战，自己就需要留在抗战区。为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陈独秀毅然表示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这些话体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更为可贵的是，陈独秀摆脱了党派利益的约束，自觉站到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来，奔走呼号，要求政府与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的一切物质力量是打不过日本的，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全民族一致起来，不做奴隶的伟大精神”；“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天，各党各派合作救亡的呼声遍于全国，只要能够发动民众来抗战，谁愈多尽点力愈好”。所有这些主张都符合当时的中华民族利益，完全出于他的一片爱国之心。
3、陈独秀抗战思想体现了其刚强独立的鲜明个性与无私无畏 的革命精神
陈独秀的性格刚强、坚毅，可谓是“不怕打，不怕杀”，疾恶如仇，富有革命开拓精神。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投身于谋求中华民族自由与解放的革命事业，此后不管道路如何艰难曲折，始终百折不挠，义无反顾，为了自己的主义和信仰而视死如归，勇往直前。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一方面倡言武装抗日，抵制日货，对日绝交；另一方面严厉抨击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民族利益，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杀之囚之”、“威胁利诱”的叛国行径，号召人们抗日反蒋。在其起草的《为日军占领凇沪告全国民众》的传单中，陈独秀直言：“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抗战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为此，他大声疾呼：“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即便是后来在国民党的法庭上，陈独秀也毫不畏惧，当众控告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无诚意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组织……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全面抗战开始后，陈独秀在支持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抗战的同时，对国民党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坚持一党独裁与排斥异己、对日妥协投降等错误行径及时予以揭露和批判，所有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其刚强独立的鲜明个性与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作者：钱和辉 张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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