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的年代，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关心国家大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和道路。他最初信奉维新派的主张，后又转变为革命派，立志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915年9月，他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猛烈地抨击封建旧礼教、旧文化，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对当时在旧封建礼教桎梏下的家庭伦理道德，陈独秀有着独特的思想认识，并把这种思想渗透到他的实际行动中。
对封建家庭礼教表现出顽强叛逆精神，提出以西方民族的个人主义代替中国的家族本位
陈独秀认为中华民族自进入游牧社会，便进入了宗法社会，几千年来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重家长，重阶级，故教孝；宗法社会之政治，郊庙典礼，国之大经，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自，重阶级，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他还指出了宗法制度对个人成长发展的四大危害：“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信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而西方民族是“个人主义民族也”，“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赞扬西方的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体制，倡导向西方学习，铸造一个全新的社会。
陈独秀刚烈的性格在他少年时已充分显露了出来，这也为他谋求个人本位创造了条件。他的祖父陈章旭是个极为严厉的人，在当地有个绰号，叫“白胡爹爹”，据说当地人常用“白胡爹爹来了”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据说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说：“我从六岁至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命。我背书背不完，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每次遭到毒打，陈独秀都以沉默对抗，最后都是祖父没了力气才结束这场对抗。陈独秀从小便有这种不屈的精神，算是个十分有个性的人，这与他日后形成坚定的革命人格不无关系。
以对封建儒教的强烈憎恶，走出科举制的桎梏，走出旧的家庭伦理的束缚，以谋求个人的解放
陈独秀对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儒教是持强烈批判精神的，认为要粉碎根深蒂固的旧的家庭伦理道德，就要打破儒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根泉。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诸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他在1917年3月1日给常乃真的信中，论及儒教与家庭关系时提出：“吾国大家族合居制度，根据于儒教之伦理见解，倘欲建设新式的小家庭，则亲去其子为不慈，子去其宗为不孝，兄去其弟为不友，弟去其兄为不恭。此种伦理见解倘不破坏，新式的小家庭势难生存于社会酷评之下。此建议之必先以破坏也。”
陈独秀不满两周岁时，父亲就死于疾病。他的母亲查氏是一个很能干而疏财仗义的人，陈独秀在《实庵自传》回忆他母亲时说：“她对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考个举人，替父亲争气。”“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会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荣宗耀祖。”但陈独秀并不想去荣宗耀祖，他对封建科举制可谓深恶痛绝，只是在母亲的逼迫下去应付一下。
陈独秀尤其厌恶科举制的八股文，认为这是严重束缚人个性发展的东西，他虽然出生在书香世家，但很不愿走那个时代读书人都走的唯一“正道”，并且有着极其顽强的抗争精神，与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他在《实庵自传》中记述他在1897年8月在南方参加乡试的情况：在考场上，他看到一个考生的怪状而“看呆了一个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抢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他看透了这种制度，决心彻底改变它。一旦下定这一决心，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
批判家庭“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提倡家庭“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
陈独秀对“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深以为然，在西方，“社会家庭，无不如此”“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或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这样才能造就一个有序不乱的社会，他批判“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位为本位”，“重家庭，轻个人，而家庭经济遂蹈危机矣”。这种伦理观念便造就了家庭中“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以家庭为和乐，实质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实也无物，唯以感性为条件而已。”这种氛围必然造就“社会经济，因以大乱”。他还指出：“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而西方“以法治实利为重者，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结果，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陈独秀很早便抛开富裕的家庭环境，培养个人独立生存之能力。
在陈独秀的家族成员中，不能不提及其叔父陈衍庶。陈衍庶1875年考中举人，初任知县，后升到道员的官位，在辽宁彰武县、安徽贵池县、北京、奉天都置有家产，在安庆市有铺面10家，建有陈家大洋房子，还爱好收集古玩，使陈家一跃成为安庆的名门望族。但让陈衍庶遗憾的是他没有一个儿子来继承这份家业。为了使陈家后继有人，陈独秀5岁时便过继给了这位富翁叔父做嗣子。1908年陈独秀的胞兄陈庆元逝世，陈家若大的一份家业只有陈独秀一人可继承，但有着新思想的陈独秀对这些却没有任何兴趣。1909年他叔父与英商做大豆生意受挫，只得变卖财产。可陈独秀对家业的兴衰漠不关心，不问不管，仿佛这些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他只是追求他的革命事业，这使得他的叔父陈衍庶非常担心害怕，甚至不认陈独秀为子，陈独秀也从来不提他“过继”的事，屡称自己是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也不愿继承其遗产，过着穷困的日子。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经常走南闯北，日子清贫，从没有为家财所动心。他的一生没有固定的收入和固定的职业，常常靠不多的稿费来维持生活。晚年在重庆的日子里，他有时一天只吃两顿稀粥，有时几天吃不到饭，他也不在意，他关心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在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社会上风传他家财万贯。1925年秋，英国劳工运动的左翼领袖勃劳顿在上海与陈独秀会晤时，勃劳顿问他“家拥世资，确有是事乎？”陈独秀指着隔壁藏着党内外文件的房间说：“吾之财产，全在乎此！”一句话显示了他豪迈而坦荡的革命胸怀。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陈独秀也十分注意彻底革除封建家庭的教育弊端，造就孩子独立生存的精神和能力。
他倡导“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培养孩子独立生存的精神。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时，把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接来上海。陈独秀虽然很关心兄弟俩的教育与成长，但却把他们“寄宿在《新青年》发行所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袷，夏不张盖，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从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也”。孩子的继母，也是他们的姨妈的高君曼，为孩子的受苦而“流涕不已”，就托潘赞化与陈独秀说情，让两个孩子回家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们自创前途也可。”正是陈独秀之“忍”造就了两个孩子的铮铮铁骨。
陈独秀在教育培养子女独立的同时，也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他在去北大任文科学长期间，还托他的好友、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按每月每人5元钱从他的稿费里扣款，以支付孩子的生活费。他反对儒家三纲之说，认为“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他的长子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在同他通信时总是称父亲为“独秀同志”。后来，兄弟俩都成了中共优秀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兄弟俩都为中国革命而壮烈牺牲，成就了他们辉煌的人生。
勇于冲破封建婚姻的禁锢，追求一种崭新的自由婚姻家庭生活
在个人婚姻问题上，他敢于冲破封建旧婚姻的禁锢。他批判中国人的婚姻“自始至终，没有一件事合乎情理。”“不由二人心服情愿，要由旁人替他做主，强逼成婚，这不是大大的不合情理吗？”提倡婚姻“总要男女相悦。自己做主，才合乎情理”。陈独秀在1897年冬与安庆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高晓岚结婚，二人的婚姻完全是由双方父母包办。高是一个旧式女人，她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离不止一世纪。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独秀留洋，欲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镯为游资，高坚决不肯”。陈独秀无法忍受这种没有心灵交流的婚姻。后来，陈独秀同高晓岚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产生了爱情，在当时，这是一件大逆不道、骇世惊俗的事。1911年，两人在杭州同居。他们这一举动引起了全家族的反对。但陈独秀并没有为此而放弃，而是果断地同高君曼结了婚。陈独秀却因此成了青年人追求婚姻自由的楷模。陈独秀还十分注重妇女独立人格精神的教育，他批判儒教三纲的“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主张女性独立生存，在社会上与男性平等，这些在当时都具有极其进步的意义。
总之，陈独秀在对封建旧的家庭伦理道德批判的同时，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而且通过自身的实践为社会树立了完美、崭新的形象。
作者：苗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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