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即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力求以法、美为师，实现中国的民主共和，而且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诸如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反袁斗争等等；参加过励志会、青年会、暗杀团（光复会的前身）、亚洲和亲会、欧事研究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和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国民日报》、《甲寅杂志》等的编写；他自己还亲自创办或领导《安徽俗话报》、《新青年》及“安徽爱国会”、“岳王会”，特别是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所有这些，使陈独秀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长期的熏陶和极其深刻的影响。五四运动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开始以这个科学的思想为武器探索挽救中国的方案，并很快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以社会主义救中国的正确结论。但他在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就投入到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又担负起繁重的党的领导工作，对马克思主义无暇再进行系统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如何对中国革命发挥作用，更是处于一知半解状态。
1921年左右，陈独秀主持筹建中国共产党时，决定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在中国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一大通过了这样的纲领。1922年，在共产国际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帮助下，陈独秀接受了中国革命分两阶段进行的观点，即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阶段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共二大为此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但是，在如何处理这两种革命的关系、如何对待和进行当前的国民革命、如何准备下一阶段革命的问题上，陈独秀和共产国际斯大林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三个原则：目标是全力支持并帮助国民党推倒亲西方而对苏不友好的北洋军阀政府，建立一个亲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摆脱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孤立和包围的困境；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将来的事，当前还未及考虑。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须遵循这样的三个原则。一是国共合作的方针不能动摇。因为他们认为国共两党都无力独自实现上述目标。为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多次否定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进攻面前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同时也指示中共对公开反对国共合作政策的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对于口头上拥护国共合作，实际上利用国共合作和苏联的支持来壮大自己的假左派新右派蒋介石、汪精卫一伙的反革命挑衅，则采取妥协让步政策。二是革命的主要方式是依靠国民党军队进行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此，苏联把大量的资金和军火供给了国民党而不给共产党。三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只能协助北伐战争而不能妨碍北伐战争，更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思想到组织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遵循这些目标和原则。至于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争夺革命领导权等等，都要服从这些目标和原则。而且，共产国际斯大林还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四个阶级联盟”，共产党要争夺领导权，应该而且也只能在国民党内部进行。
陈独秀的主张有许多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一样。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就阶级力量而言，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中国革命自然应由资产阶级去领导，革命结局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工农民众在革命中只得到一些民主权利而已，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我们自己的革命”。既然必须经过民主革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共产党人就只能以助手、在野党的资格“帮助”国民党使国民革命成功。但我们的主要力量应放在下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上。为此，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对国民革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国民党右派进攻面前，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在被共产国际斯大林否定后，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苦力”政策。二是不准党的优秀干部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权，不做国民政府的官，彻底以“在野党”自居，并三令五申凡参加了的必须退出，否则开除党籍。三是在1927年4月初陈独秀本人被蒋介石制造的反革命形势所压迫而被迫去武汉前，他始终不答应中共广东区委及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把党中央迁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和后来的武汉去。四是反对依靠资产阶级和军阀军队进行的北伐战争，视其是为资产阶级和军阀争权夺地的“军事冒险”，没有任何革命的意义。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支持北伐，陈独秀反对无效。他能做的就是不把党的优秀干部派到北伐军中去，结果是放弃了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成为他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五是坚持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由宣传到组织，再到暴动”的革命方式。因此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各大城市组织工人罢工和武装暴动上。这样的做法似乎是重视工农运动、工农武装，但是由于到最后暴动时才需要武装，因此陈独秀虽然主张这种方式，平时却表现为轻视工农武装，而且，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当工农运动发展到使资产阶级感到害怕而国民党提出抗议时，陈独秀为了执行共产国际不使国共合作破裂的指示，又不得不抑制工农运动，限制甚至取消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
从上述内容看，陈独秀基本上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虽然带有被迫服从的因素，但他当时认为那样做是对的。当时与他在一起共事的郑超麟曾说，“陈独秀执行的是国际路线，但他并不以为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陈独秀本人在他被开除出党后写的《告全党同志书》中，也曾生动地讲述了他在大革命中有多次提议被否决的情况，结果每次都是“主张不坚定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因此，鉴于陈独秀的优点和弱点，如何分析他和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评判。就以服从共产国际指示和纪律来说，国际指示和纪律有时候在限制他的消极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如同郑超麟所说：“若无共产国际纪律的约束，大革命在他手里不知搞成什么样子。”陈独秀的另一位终身好友汪孟邹也说：“陈独秀一生取得那样大的成就，全凭共产国际和中共纪律的约束，不然，他会乱来。”郑、汪二位的评说是中肯的、符合实际的。但事实也证明，中国革命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到1927年五六月份也陷入了危机。共产国际发来“紧急指示”，企图挽救革命。内容主要有，组织革命法庭和五万工农军队，审判反动军官，改造国民党领导机构坚决进行土地革命等等。但又要求以不破裂国共合作为前提，土地革命还必须经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同意。陈独秀、党中央、苏俄代表鲍罗廷和国际代表罗易都认为无法执行，于是作出决议，并由陈独秀答复莫斯科。结果，大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被指责为拒绝和违反国际指示而成为替罪羊。
由上可见，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实质上是壮大资产阶级右派蒋介石集团的路线，这是把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右派，使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而陈独秀由于把国民革命视为旧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当前又只能进行这种革命，在阶级关系上容易接受并执行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对资产阶级让步、给它当苦力的政策。同时在革命方式，陈独秀对军事北伐的消极，又反而成全了斯大林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路线。于是把革命领导权特别是革命武装和北伐战争的领导权交给蒋介石，成了斯大林和陈独秀共同的思想轨迹。同时，由于斯大林和陈独秀都是把国民党视为国共两党和四个阶级联盟的党，因此，他们在推行这条路线时自认为是应该的。而不认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不进行斗争，不与之争夺革命领导权，一味妥协退让，实质上是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背叛。
作者：金怡顺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