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无论你是爱也罢，恨也罢，接受也罢，排斥也罢，已然逝去的风雨征程之中，都曾走过他们的厚重身影，他们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张国焘。他们参与创造了党，成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后来，又因不服从党的纪律，被党所开除。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光明磊落，至死不变其节，保持住做人的操守和尊严；另一个则失去良知和自尊，卖身事敌，助纣为虐，成为历史所唾弃的变节者。
相识北大
20世纪初，陈独秀已是闻名遐迩的新派人物，安庆藏书楼一篇爱国演说，不胫而走，交口传诵；一纸《安徽俗话报》，更是洛阳纸贵，风行沪上。1915年9月，他又来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将科学与民主引入国中，成为青年的导师和新派人物的领袖。他的《新青年》发刊词中的一些警句“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已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座右铭。
1916年11月底，陈独秀因事来北京。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对北大进行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北大改革应先从文科开始。可是，文科学长久乏其人，此事可让他费了一番思考。经朋友们的推荐，他决定聘请陈独秀担当此任。期间，陈独秀还住在北京，他三登其门，求贤若渴。陈独秀为之所动，于1917年1月，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
陈独秀来北京大学的最大的贡献，是把《新青年》带入北大，由此，他的周围集聚了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等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给青年学生送去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北大文科改革注入了全新的革命性的内容。陈独秀也因此成为北大青年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导师。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家境富裕，父亲思想也开通，鼓励后辈走出家门，自由发展。1916年，19岁的张国焘考入仰慕以久的北大，可是，北大给他的影响并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好，老学生有“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除了上课之外，彼此不相闻问”，校园内“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可是，自陈独秀的文科改革以来，北大开始出现了新气象，而《新青年》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更为北大青年学子所追随。张国焘乃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又素有“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的情怀，自然成为北大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段难忘的经历，就是到了晚年，仍然记忆犹新：
我在北大同学中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我这个一年级学生，最初是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顿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
当时的北大，可谓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一块绿洲，西方的各种思潮竞相展现，校园内各种社团尤为活跃，除《新青年》外，陈独秀又办《每周评论》，受其影响，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几乎与此同时，张国焘、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许德珩等人成立国民杂志社，创办《国民杂志》，接着又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一样，很得陈独秀、李大钊等赏识，他们时常给这些热血青年以帮助和指导。在国民杂志社的一次例会上，陈独秀应邀发表演讲，例会后，他特意让邓中夏找来张国焘。看着站在面前的仰慕已久的导师，张国焘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陈独秀将手伸过来，他才紧紧地握住，嗫嚅道：“陈先生好，学生对您景仰良久，不想……今天……”
“好，好，好！”陈独秀趋身向前，把手中的《新潮》和《国民杂志》扬了扬，说：“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在《新青年》孤军奋战时，你们的杂志起了策应的作用，……”
没等陈独秀的话说完，张国焘便接着说：“我们是先生的学生，是受先生的影响做了一些新文化的事情。文学革命才是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伟大建树。先生的《文学革命论》是那么的催人奋进……”说着说着，他还背诵起其中的“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
陈独秀当时的家就安在北池子箭杆胡洞9号，不久，这里又成为《新青年》编辑部。张国焘常来这里，向编辑《新青年》的新派教授们讨教，更重要的是，可以得便面晤他所崇拜的陈独秀先生。每次来，陈独秀都热情接待，他喜欢和朝气活泼的青年交朋友，而讨厌与老于世故的庸者打交道。他告诉张国焘，中国国运之昌盛唯在青年，而青年的出路又在民间，他赞扬国民杂志社所有工作，并且鼓励他们到民间去，以兴起一个颇有声势的国民运动。
张国焘受其启发，与邓中夏、罗章龙等组织平民教育会，标榜平民教育，改造社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60多个同学，他们多是国民杂志社的成员，其口号是“到民间去”。平民教育会的工作刚刚起步，便得到学校当局的首肯和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很快，平民教育的活动波及北京的多数高校，并且也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每个星期天，张国焘都要和平民教育演讲团一道，走街串户，在各个讲演会场，和民众面对面地交流、演讲，主题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等。这种贴近民众、贴近现实的谈话方式，很得大众欢迎，颇具吸引力。他们还分组去贫民窟访贫问苦，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平民教育演讲团在北京很有影响，北京各报刊关于贫民的信息，大多是他们提供的。
张国焘是当时北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如他自己所言，“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他与校园内的各种社团都有着频繁的接触，尤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过从甚密，黄、区二人向他推荐过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著作，由此他也曾迷恋过无政府主义。不过，他很快便舍弃无政府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的理论，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则是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
在北大宽松、自由的思想空间，有陈独秀的思想启蒙、李大钊的理论宣传，像张国焘这样一个机灵活泼、不甘落后的知识青年，又得历史的风云际会，他的凫入时代大潮，且一展身手，应是合乎规律的事情。
五四弄潮
1919年元旦，张国焘踩着积雪，来到箭杆胡同9号，推开书屋的门，陈独秀正一人来回地踱着方步，“先生，新年好。”他躬身问候。“国焘，来得正是时候，我正想找个人聊聊。你说说看，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里？”陈独秀一副认真、郑重其事的态度，反倒使张国焘拘谨起来，不知所答了。“不要急，想想再说，”陈独秀照旧踱着方步，突然把自己的前额一拍，“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子在于三害。”
“三害，”张国焘反问道，“是哪三害啊？”
“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陈独秀以憎恶的口气说，“你看那些兵痞子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走私贩私，破坏法律。至于官僚，他们只看重头上的乌纱帽，一朝为官便千方百计地刮地皮，坑百姓，逢迎权贵，他们的害处不在军人之下。”
“那么，政客的害处是什么呢？”张国焘急切地问道。
“政客就更可恶了，他们摇唇鼓舌，昧着良心，见风使舵，左右逢源，他们把政治当做做官的手段，全不管国家和人民。我说他们是最不知廉耻的家伙，不信，你用5千倍的显微镜来照照他们，恐怕都找不出一个好的来。”
他们谈话后的第18天，陈独秀的《除三害》便在《每周评论》上公开发表，此时距五四运动只有3个多月。他说：“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能有清宁的日子吗？”除三害有两条根本的措施：“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
这期间，《每周评论》频频出现陈独秀的文章，宣传他的对中国“根本改造”和“直接行动”的主张，青年学生们对此无不心悦诚服，跃跃欲试。
4月27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贫民的哭声》，这更是一篇政治煽情的杰作，文章说：“北京城里一片贫民的哭声”，贫苦百姓之所以卖儿鬻女，啼饥号寒，就是因为政府“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贫民百姓“穷得没衣穿，没饭吃”。可是，当权的文武官员却“用卖路矿借外债拿回扣，搜刮抢劫，贩卖烟土种种手段，将通国的钱财聚在自己手里享用”。他警告说：利令智昏的统治者也不要太得意，因为中国已如一个火药桶，“单是北京一处”，“十几万苦恼的人发出他们可怜的哭声”，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他断言：这凄苦愤怒的哭声，早晚要震慑中国的贪婪凶狠的文武官员，撼动腐败、没落的封建主义军阀政府，“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疼，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
中国内政腐败，外交软弱，是五四运动的最直接的导火索。1919年4月29日，历时3个多月的巴黎和会，竟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非法权益转让于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愕然，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热血沸腾。5月2日，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北大，国民杂志社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4日（星期日）联络各学校，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北大学生会干事、国民杂志社骨干张国焘从校内到校外，从北京到上海，联络各界人士，自然成为一位“学生要人”。
5月4日11时左右，北大同学们在马神庙集会，浩浩荡荡的队伍正要向天安门出发时，只见蔡元培校长急急忙忙地赶来，他走入同学们中间，站在一个高台上，不停地打着手势说：“使不得，使不得”，予以劝阻。
张国焘看看时间已过正午，队伍不能再这样僵持下去了，便相约几个同学，挤上前去，扶着蔡元培，边推边解释：“校长，示威游行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您事先不知道，现在也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拥走了蔡元培，集结的北大学生就像开了闸的洪水，欢呼着，跳跃着，向天安门广场挺进。
这时，天安门广场已经集合3000多名学生，爱国学生手持写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标语旗帜，一路高呼口号，向东交民巷进发，向各国驻华使馆请愿示威。可是，这里早已布满全副武装的军警，队伍只得按预定计划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寓所。在曹宅，学生们遍寻曹汝霖不获，却巧遇亲日头目、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们将所有怨气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群情激愤，痛殴一顿。接着，便放火焚烧曹宅。
张国焘见预期目的基本实现，便和另几位担任指挥的同学，通知同学们迅速撤离现场。学生们还没撤离现场，便被闻讯赶来的军警冲散，其中有32个同学被捕。消息传出，全北京的学界哗然，学生宣布罢课，呼吁爱国无罪，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学生。
张国焘是北大学生干事会干事，负责讲演部。讲演部人数最多，单是北大就有800名左右的同学参加。每天，同学们来讲演部领受任务，自动组队，然后，分别往北京的内外街道、火车站及胡同口，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宣传品。
**颟顸的北洋政府经不住日本的外交压力，唯恐学生的爱国行为会惹起过激的事端。6月1日，徐世昌颁布命令，重申禁止学生罢课滋事。张国焘主持讲演部会议，决定不理睬禁令，依然大张旗鼓地讲演，宣传爱国主张。6月2日，张国焘一行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广场，一路高扬旗帜，向人群大声呼喊。途中遭到军警的制止，他们依然无所畏惧，继续讲演。当日下午6时，张国焘等6位同学被军警逮捕。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又出动军警，共逮捕了800多名学生。
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他的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短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他说：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是个敢说敢做、身体力行的革命者。6月9日，他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再次重申“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时，他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暗探逮捕。消息传出，全国立即掀起轩然大波，社会各界纷纷呈文致函，一致要求释放陈独秀，不少人在报刊发表文章，对陈独秀表示崇敬和声援。青年毛泽东在所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对陈独秀被捕表示强烈的抗议，对陈独秀的牺牲精神表示真诚的敬佩：“陈君原自说过，‘出实验室即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试验其言了。我视陈君万岁，我视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这时，国立8个专科以上的学校共同组织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同时，又组织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远等为代表。他们共同发起护校、保卫教育和反对迫害陈独秀及爱国学生的运动。张国焘没有受几天的牢狱之苦，便被释放了，回校后，他便积极参与这些运动。李大钊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重要成员，张国焘常去图书馆，两人自此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
北洋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将陈独秀释放出狱，张国焘和同学们一起去监狱门口，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迎接凯旋的斗士陈独秀。在北大三院的欢迎大会上，张国焘主持欢迎大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导师……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是对人权践踏，是对科学与民主的蔑视，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对陈先生所遭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他在结束演讲时，还朗诵了李大钊的白话诗《欢迎陈独秀出狱》：
从前我们的“只眼”（陈独秀笔名——作者注）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春风吹散在遍地。
筹划建党
陈独秀出狱后不久，秘密来到武汉，在武昌高师、文华大学等处发表演说，赢得武汉各界人士一片赞誉之声，国内各报纷纷登载这一消息。这时，京师警察厅才知道，尚在监控中的陈独秀早已出走北京，他们密谋待其返京后，再将其逮捕。北大教授王星拱得知后，急忙告诉李大钊。于是，他们相商，待陈独秀一下火车，便将其接到王星拱家躲避，然后，再由李大钊护送到天津，由天津再往上海。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回到上海。这时，张国焘也在上海，他是因北洋政府的通缉而来避难。在上海，他与陈独秀相聚。师生二人共议时局，找寻出路，陈独秀告诉张国焘：“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看，反抗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社会倘永远没有反抗的现象，便永远没有进步。我们时下对黑暗政治的反抗，便是要采取直接的行动。”他还介绍张国焘结识了很多新派朋友。5月，张国焘回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与李大钊相见，谈到陈独秀在上海的情况。
五四运动后，共产国际尤为关注中国，计划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亚洲发展，而其发展的第一站便是中国。这年3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委派维经斯基来中国考察，随同人员有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翻译杨明斋。4月间，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京，通过两位俄籍教师结识了李大钊。维经斯基表示，中国已经具有建立共产党的时机，并有意予以帮助。李大钊认为筹组政党的事情，还是与陈独秀面谈最适宜，于是，便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让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当面详议一切。
维经斯基到上海后，很快便见到陈独秀，又经陈独秀介绍，相继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他们经常聚会、座谈。5月间，继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上海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负责人是陈独秀。
这时，北京的局势又紧张起来，北洋政府又开始追捕爱国学生，张国焘也上了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这天，李大钊将张国焘召至图书馆，关切地对他说：“国焘，你还是赶快离开北京的好！”张国焘说：“学联为南洋募捐的事，让我去上海活动。我想乘便去看看陈先生，听听他的意见。”李大钊面嘱张国焘，严肃而又认真地说：“我虽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是，陈先生如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计划，我是一定赞成的。”
张国焘到了上海，直接来到陈独秀的家，把离京时与李大钊的谈话，向陈独秀作了转述。
在上海期间，张国焘就住在陈家，他们就组党的事宜进行过广泛的谈话。他让张国焘回北京后转告李大钊，希望李先生在北方发起共产党，先在北京，然后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发展。
张国焘就要离开上海了，半个月以来，他们之间痛快淋漓的思想交流，使他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陈独秀，并因此而留下深刻的影响。他在回忆这段难忘经历时说：
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回到北京，张国焘把上海情况向李大钊作了汇报。当日，李大钊便给陈独秀去了封信，张国焘也在上面签了名，内容自然是建党的事情。
不久，北大教授张申府来到上海，他也是陈独秀的老友，到上海后就住在陈独秀家，他们经常商谈的话题，也是北京建党的事情。9月下旬，张申府回到北京，依照陈独秀的意见，和李大钊相商，共同把北京的党建了起来，张国焘是发展的第三个党员。
北京建立共产党后，李大钊负总责，张国焘负责组织、联络。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张国焘还担任过青年团书记。当时，北京的共产党组织还集中力量搞工人运动，张国焘和邓中夏受李大钊委派，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
到1921年春，除上海、北京外，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远在法国和日本的留学生都已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当时，这些党的组织分散各地，甚至远涉重洋，名称很不统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有的叫“共产党小组”等，后来的研究者为便于研究起见，便将初创时期的党的地方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而张国焘于5月便早早地来到上海，和李达一起做会议的准备工作。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便理所当然地由张国焘主持，他在会上宣读了陈独秀的信。会议选举出中央局，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
六年共事
中共“一大”闭幕后，陈独秀以胃病为名谢绝陈炯明的挽留，悄然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正式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艰难而坎坷的生命旅程。至1927年7月辞去总书记一职时止，他与张国焘共事了6年，其间的岁月时光，无论是愉悦也罢，懊恼也罢，都已成为流逝的历史。
陈独秀到上海后没几天，便为张太雷去日本的事，而和张国焘发生了争执。
1921年8月，共产国际筹备召开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此时，张太雷担任苏联顾问马林的翻译，马林未和任何人商量，将张太雷派往日本，以寻得日本的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临行前，张太雷也没有向中央请示，只是请周佛海和李达写了一封给施存统的信，请他在日本予以帮助。陈独秀知道后，很是不满，认为党的自主性受到侵犯。因此，他总是有意回避马林，不屑与之见面。这天，张国焘来到陈家，请陈独秀抽出时间与马林会晤。可是，陈独秀却余怒未消，坚决不和马林见面。
几个星期后，张太雷从日本回来了。他知道马林和陈独秀闹得很僵，不便直接去向陈独秀汇报，而是找了分管组织的张国焘。他告诉张国焘：“李达和周佛海写介绍信要我去东京找施存统，可是，他们又暗中写信给他，叫他不要理睬我。”张国焘听后十分生气，脱口而出：“还有这样的事，太不顾及大局。你稍坐一会儿，我倒要去问问他们。”
张国焘在陈独秀家找到李达和周佛海，“你们为什么写信给施存统，要他不理会来日本的张太雷？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没有？芽”这时，陈独秀接过话头：“是我要他们写的，怎么啦？”陈独秀见张国焘满脸的不服气，便继续说道：“你的一些做法也很不恰当，例如，你为什么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水，这是雇佣革命，你知道吗？中国党是独立自主的党，中国革命的一切都应有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你懂吗？”
张国焘不同意陈独秀的说法，“独秀同志，”他一改往日随意而亲切的“老先生”的称呼，严肃地说，“共产国际代表是我们的顾问，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提供工作计划吗？党初建的活动，如果没有必要的经费，请问又能怎么进行呢？再说，很多专职党务工作者，没有最低的维系生活的薪水，难道让他们喝西北风不成？”
陈独秀听着听着，也觉得有理，他个性倔犟且有时失之偏颇，但是，只要认为是真理和正确的意见，是不会固执己见的。过了片刻，他不无歉意地说：“这样说来，那是得重新仔细考虑考虑。”
第二天，马林将张国焘找去，刚刚落座，马林便问道：“陈同志为什么总是躲着我呀？真是难以置信，这样下去他怎么能负起中央局书记的责任。”马林似乎已经风闻陈独秀和张国焘的争论，一本正经地对张国焘说：“你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你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的工作干得很好，工人运动也很起色，难道就没有想过取代陈，担当起更大的责任。”
张国焘愣了，没想到马林会如此地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连连摆手：“不可，不可。”
其实，马林所说的话，多半是气话。不久，他与陈独秀会晤，双方的无拘束的谈话，使他早已将此事置之脑后了。可是，马林的话对于张国焘来说，却如同几只作祟的虫子蓄积于胸际，时时膨胀涌动，待势而发。当时，他予以回绝，那是时势使然，迫于无奈。不久，他便有宗派活动，以致在党内有“张国焘小组织”之说。他反对和排斥李汉俊、李达等人，说李汉俊“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李达是资产阶级的“研究派”。
当时，党内便有人察觉出张国焘有取陈独秀而代之的野心。1921年10月，陈独秀被法租界当局逮捕，罪名是“编辑新青年”，“有鼓吹过激行为，有扰乱治安之嫌”，还不知道他是中共创始人。可是，张国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擅自以中央局的名义发表营救陈独秀的宣言，真实地暴露了陈独秀的政治身份。当有人向他提出质询时，他竟以“组织上的宣传，很有必要”，予以塞责。陈独秀虽然并没因此而遭受什么危险，但是自此以后，反动势力已将陈独秀列为异端，加以压制和迫害，他的行动受到严重的妨碍和限制。
这一切，陈独秀也多有耳闻。在一次会议上，蔡和森便反映说：“国焘同志的很多事，做得不成体统，他主持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本应在中央的领导下工作，凡事应该向中央请示汇报后，才能做些具体的工作。可是，他却绕过中央而自行其是，这不是把劳动组合部当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替身吗？”
蔡和森的话刚刚落音，张太雷走了进来，神色严峻地说：“独秀同志，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在讨论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这本是党的机密，过早地拿出来，是否太不妥当呢？”
陈独秀听后未置可否。不几日，张国焘为此事找上门来，谈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事，本以为会受到陈的呵斥，没想到陈独秀却宽慰他：“此事无甚不适之处，毋要再提。我会做太雷的工作，以免你们之间产生误会。”
可是，马林认定张国焘有“小组织的问题”，并且草拟了一份决议文件，准备在党的会议上通过。陈独秀找到马林，一再解释，希望不要因此而伤了党内同志的和气。然而，马林和党内的多数同志仍然坚持认为：张国焘有“小组织的问题”，陈独秀也没了主张，既不开会讨论这个决议，也不撤消这个决议。当张国焘前来询问时，他又一次劝解：“不要急，无甚大碍，暂时摆在那里吧！”
陈独秀的本意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团结和大局为重，而张国焘却将此事搁在心中，耿耿于怀，经常要找陈独秀讨说法，希望撤消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动议。陈独秀拗不过张国焘，况且，他一开始就认为这种提法欠妥当，于是，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特意提出：“张国焘没有什么小组织，要有，也只是有错误，以后不准再提什么小组织的问题。”于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党内风波，就此暂时平息。
1922年3月，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下车伊始，便兴冲冲地来到渔阳里2号，喜滋滋地对陈独秀说：“老先生，这次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我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受到列宁的单独接见。”
“噢，那是幸运之至啊！列宁对中国革命可有什么具体的指示？”陈独秀欣喜地问道。
张国焘告诉他，列宁特意询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陈独秀听罢感叹道：“列宁可谓煞费苦心啊！环顾中国，也只有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其他的政治势力都不能算是革命的。”他又继续说道，“但是，我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
张国焘和陈独秀一样，在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方式上，与马林有着严重的分歧。马林主张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他们却坚持与国民党建立党外联合战线。马林的方式是得到共产国际的首肯，况且，孙中山也赞成马林方式，而不同意陈独秀方式。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一唱一和，且在党内很有代表性，所以，一直到中共二大，马林的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都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
马林无可奈何，只得回到莫斯科，以求助于共产国际的支持。8月，马林由莫斯科回到上海，立即建议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党内合作问题。他在会上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国民党定性为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要求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国民党尽早实行党内合作。在共产国际的铁的纪律面前，陈独秀和张国焘表示服从国际的决定，但是，陈独秀仍然坚持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事变发生后，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派张国焘到广州与蒋介石见面，以表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态度。蒋介石得寸进尺，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商议后，决定接受这个方案，但是，国民党也应作出交换，那就是蒋介石必须惩处**反苏的“西山会议派”。
一场风波总算暂时平静了，但是，陈独秀总是忐忑不安，对与国民党的这种“捆绑夫妻”的关系持怀疑态度。他和张国焘常常在一起议论，对党内合作的方式提出质疑。一次，在谈到在国民党中建立中共党团组织时，他不无担忧地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
张国焘接过话说：“是啊，共产国际也强调不能丢弃自己的旗帜，但是，国民党也是决不会允许我们的党团组织存在下去。”
陈独秀忽生感慨，以一种推己及人的态度说：“如果我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
正是基于这种态度，每当国共关系出现波折时，陈独秀便给共产国际去信，频频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要求，重申他的一贯主张，与国民党结成党外联合战线。
隐居上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陷于极度苦恼之中。他坚持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强制推行的党内合作所致。可是，共产国际却将责任推给他一人。其实，在中共五大前后，陈独秀的话已经不那么灵了，党内已出现公开反对陈独秀的活动。当年曾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郑超麟先生在《怀旧集》中回忆：
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告诉我，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子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
1927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宣布中央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陈独秀极为知趣，于7月30日向中央递交了辞职信。不久，在汪原放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过着隐居自省的生活。
陈独秀辞职前后，张国焘与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他满以为可以取而代之，可是，却在南昌起义的问题上，栽了个大跟头，使他的“领袖”梦成为一枕黄粱。
早在7月下旬，中共中央就致电共产国际，报告将要举行南昌暴动。7月26日，共产国际来电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中央常委经过讨论，认为南昌起义具备胜利的机会，因此，决定派张国焘去九江、南昌指导暴动。可是，他一到九江，就急忙把前委委员恽代英，团中央委员贺昌、关向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武汉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和夏曦等人找来开会，借口情况发生变化，是否重新讨论发动南昌起义。大家纷纷表示此事再无讨论的余地。恽代英愤怒地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谁要阻止南昌暴动，我是誓死反对的。”
张国焘的劝阻碰了一鼻子灰后，又匆匆来到南昌，再次劝阻南昌起义，据李立三于是年10月的一份总结报告所云：
二十九日早午连接特立同志自浔发之两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当时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三十日早特立同志到南昌，当开前委会，特立报告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当时，恩（来）、代（英）、立（三）、湃（彭湃）、平（山）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争论数小时因特立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三十一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特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二时暴动。
张国焘虽然也服从多数，参加了南昌起义，但是，由于他的消极、怀疑的态度，始终不能为党内一些同志所谅解，1927年11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作出这样的决定：
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张国焘随起义部队撤离潮汕地区后，乘船经香港，于10月中旬来到上海，隐居在垃圾桥附近的一个旧式弄堂里。房东是位多病的老太太，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往往几个月都不回家。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住在她家的楼上，彼此相处也十分和谐。此时，党内同志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住处，所以，也就很少有人来往。常来看望的也只有项英和邓中夏。
由轰轰烈烈转为冷冷清清的生活里，他想得更多的则是陈独秀。想想不久前，尽管自己为标榜“清白”，也加入于反陈的大合唱中，可是一顶顶“右倾”、“老右”的帽子，还是紧紧地扣在头上。如今，自己也成为政治的落魄者，真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时，他觉得有很多话要向陈先生倾诉，又觉得愧对陈先生，最终是耐不住寂寞，硬着头皮来到老靶子路华洋交界的一个弄堂里。走进陈家大门，只见陈独秀正坐在椅子上看报，张国焘悄悄走上前去，怯生生地叫了声：“老先生，你好！”陈独秀摘下眼镜，仔细地端详着这位不速之客，惊讶地叫道：“啊，是国焘啊！”
陈独秀便是这样的人，一生坦荡，与人相处，从不耍心眼，记过节，鲁迅称他是“用不着提防的人”，李维汉赞他是“党内少有的不搞阴谋诡计的人”。他自己也有知己之明，说：“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陈独秀的宽容大度，很使张国焘感到愧疚。他首先为陈延年、陈乔年的牺牲，向陈独秀表示吊唁。陈独秀深深地叹了口气：“唉，哀莫大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啊。我们党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像李大钊、赵世炎，都是党之精英啊。”他们不禁唏嘘起来，转而将话题切入时局。
陈独秀推了推桌上的一堆报纸，如数家珍般地谈起中国的政局，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讨伐唐生智、汪精卫“护党运动”等等，他谈起来是那么的旁若无人、滔滔不绝。也难怪，很久以来他都是一人独白，如此口无遮拦的“演讲”，还是隐居以来的第一次。他认为，国民党的**反革命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对此不能存有任何幻想，因此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说到这里，他转而问张国焘：“我看到中央的决议案，对你进行了处分，说你反对南昌起义，有这回事吗？”
“我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去劝阻，可却被说成是反对……老先生……你看……”张国焘支吾着。
“既是这样，那另当别论，”陈独秀接过话题，“但是，中国革命走入低潮，乃是不变的事实，为什么他们就视而不见呢，还要搞城乡总暴动，简直是把革命视为儿戏。”他越说越激动，额上竟沁出点点汗珠，“我多次给中央去信，希望目前的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应该偏重于经济的斗争。整天与柴米油盐打交道的中国老百姓，是实际的、经济的，他们不在意震天响的政治口号，而在乎衣食饱暖，所以，我给中央提出四个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国焘，我们还要给中央建言，改变目前的盲动政策。”
张国焘在这次会面中提出：“我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认为要改变目前的状态，摒弃往日的纠纷，开展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应该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工农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所不同的是，工农党只是国际主义的友党，而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了。”张国焘之所以如此筹划，正是迎合陈独秀摆脱共产国际瞎指挥的心理，几年来，他受共产国际代表的窝囊气太多了。
“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陈独秀重复道，“这样，我们就无须仰视共产国际的指示，像罗明纳兹那样的愣头青，就不敢在中国颐指气使、胡乱指挥了。中国革命就会真正的有中国人作主，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尽量避免了。”
可是，在具体筹划时，陈独秀又犯难了，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已是今非昔比了，那顶吓人的“机会主义”的帽子，又有谁会像当年组织共产党那样的跟随他呢？再说共产国际不仅反对，而且会以无情的打击，各国的共产主义者也不会予以支持，而更大的问题是，新党初建，其经费问题，却是难以解决的。思量至此，他对张国焘说：“此议确可改变党内现状。可是，这样的大事，并非轻易可以成功的。我们还是慎重一些为好，以免再给革命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不久，国民党又加紧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中央机关已不能正常工作，有的地方组织都遭到破坏，所谓城乡总暴动的动议，也自然成为一句空话。陈独秀便明确告诉张国焘：“现在的形势已经十分危险，他们也只能高喊暴动而已，真要暴动，那已无力为之了。所以，工农党的问题，非到最后步骤，就不要再议了。”
中共就要到莫斯科召开六大了。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团结问题，直接提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罗章龙为大会代表，尤其希望陈独秀参加六大，讨论中国革命问题。5月中旬的一天，张国焘和项英来到陈独秀家，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转述给他，希望他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以和共产国际当面沟通意见。陈独秀在赞同的同时，向张国焘表示：“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共产国际已有牺牲我的决心，八七会议都不让我参加，我去莫斯科干什么？和他们吵架？我已没有那种心境了。我可以为党做些工作，比如为党的刊物写些文章。你可以明白地向大会转告，我再无意做中央的领导工作，如果六大能取得好的成绩，我将改变对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态度。但是，如果仍然执意要我去莫斯科，除非是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否则，恐难从命。”
中共六大如期在莫斯科召开。此时，苏共正开展如火如荼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尽管陈独秀此时还没与托洛茨基搭上关系，但是仍然被作为机会主义的总代表，受到会议的缺席批判。张国焘因为作为陈独秀路线的代表，自然免不了被质询和批判。试想一下，以陈独秀的个性和脾气，如若来莫斯科参加会议，其后果究竟怎样，实在是难以预料。王若飞便这样为陈独秀担心，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
斯大林还是担心陈独秀另外组党、办报，所以，他将张国焘和瞿秋白召去，亲自询问陈独秀的情况，时隔几十年，张国焘还是那么深刻地记忆住当年的情景：
斯大林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我们则与他隔着桌子对坐。他不断地抽烟斗。开始时他问了一些有关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形，对我们很亲切，表现了他老于世故的态度。
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
他这个问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挤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产国际的态度。他所担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
我告诉他：“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
最后结局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心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这个“工人干部”便是向忠发，他在中共六大上脱颖而出，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而争论的双方即张国焘和瞿秋白则留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工作。
此时，陈独秀已开始与中共中央的公开论战，由于他的政治影响所及，兼之党内左倾错误难以孚众，很多党内同志思想迷茫，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为骨干的党内反对派。1929年9月，陈独秀公开亮出党内反对派的旗帜，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
正是这一年的7月，张学良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酿成著名的中东路事件。中东铁路是沙俄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十月革命后，苏俄虽然再三声明归还中东路主权，但是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中东铁路的主权一直由他们把持。张学良的行动，可谓是捅了马蜂窝。
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出宣言、决议和文章，提了很多过左的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等，而且还为此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等。
这些所作所为，遭到陈独秀强烈反对，并与总书记向忠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陈独秀拂袖而去前重重地说了一句：“我决不会沉默的，那样做，会对不起无数党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所创造的党。”
此后他不断地给中央写信，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并把信件在基层党的组织中公开。由于陈独秀固执己见，结果不出一月便被开除出党，而中国共产党的清除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也由此揭开序幕。
1931年5月，在托洛茨基的一再催促下，中国托派的四个小组织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陈独秀当选为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的总书记。可是，次年10月15日，他便被叛徒谢少珊出卖，为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此，开始他的长达5年的牢狱生活。
1931年1月下旬，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此前，中共中央刚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改组中央政治局，撤除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补选王明为政治局委员，向忠发虽然仍是党的总书记，可是实际大权却为王明独揽，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张国焘经过在莫斯科的“洗脑”，学得乖巧圆滑，况且他还是著名的“老右”，所以当务之急便是要表明自己的心迹，以求得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于是，他连连在党内刊物《实话》上发表文章，吹捧四中全会可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他肉麻地吹捧王明：“……陈绍禹（王明）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
张国焘的政治表现，终于赢得王明的青睐，派他为中央代表，前往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央分局书记。1935年3月，为配合红一方面军北上，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开始战略转移即长征。6月，他与毛泽东会师于四川懋功，紧接着围绕北上南下之争，他与毛泽东等产生分歧以至于对立。10月，他自恃兵强马壮、人多势众，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免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
张国焘南下不得，西进失败，不得不率部北上，与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会合。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张国焘写了《我的错误》的检查。鉴于他有认错的态度，中共中央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可是，1938年4月4日，这位张“代主席”，利用清明节祭扫黄帝陵的机会，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由延安投西安，一去不返。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发表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次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张国焘投入国民党怀抱后，在军统局主持“特种问题研究室”。
陈独秀出狱后来到武汉，张国焘听说后便在同乡、国民党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陪同下，登门拜访。走入堂屋，只见陈独秀靠在躺椅上，膝上还盖着一张薄薄的床单，已是一副疲惫衰飒的样子，张国焘轻声轻语地叫了声：“老先生，我来看你了。”陈独秀听见喊声，缓缓地躬身而起，张国焘忙上前搀扶，“啊，是国焘，处此国难流离之际，能在他乡遇故人，真是一件高兴的事啊。”
陈独秀惊诧地问张国焘：“你不是在延安啊，何以也来到武汉。”
“一言难尽哪，”他说道，“我已离开延安，离开共产党。”陈独秀还是以疑惑的口吻问道：“那又是为什么呢？”张国焘将自己由莫斯科回鄂豫皖，又从懋功会师到延安，所经历的党内的是是非非，一件一件地说给陈独秀听。陈独秀静静地听着，中间没有插一句话。
在这次会面中张国焘提出：“……我们何不再议10年前的事，重新再建一个党，这个党当然还是奉先生为领袖，为旗帜，我们将聚之麾下，为之驱命。”
陈独秀这才明白过来，张国焘前来看望是虚，另有它图是实，他婉言拒绝了张国焘的提议。后来，张又请陈独秀吃过几次饭，可是，当再提组党之事时，陈独秀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者以天气哈哈哈，予以敷衍搪塞。
陈独秀在武汉逗留近一年，便应好友之邀，定居四川江津。他在江津的生活清贫、窘困，甚至以典当度日，用他自己的话说，乃“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唯坐以待命耳”。1942年5月27日21时40分，老人因食物中毒而病逝。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的瓦解已成必然之势，张国焘逃到台北，可是，军统却把他一脚踢开。于是，他只得迁往香港，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穷困潦倒的张国焘突然萌生回大陆的念头，觍着脸面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回来的企求。不久，刘少奇便传来话：张国焘愿意回来，中央是欢迎的，但是，必须检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而且还要有改过自新的保证。张国焘犹豫了。
恰在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亚洲研究中心，向张国焘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情况。张国焘向美国中央情报局介绍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高岗、林伯渠、林彪、张闻天等的情况，由此他获得一些报酬，难以为继的生活也得以改观。1956年，他又萌生回大陆的念头，中共相关人员传递的信息依旧：回来可以，前提是公开承认错误。他又踌躇再三，不愿承认错误，于是，回来之念再次泯灭。
几年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找到张国焘，希望他写回忆录。于是，他用4年的时间写成《我的回忆》，约100万字，堪萨斯大学每月给他2000港币，美其名曰“研究费”。香港明报月刊在取得中文版权后，又向张国焘支付一笔不菲的稿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快便波及香港。张国焘担心自己历史上的疙疙瘩瘩会引祸上身，便三十六计走为上，与妻子来到加拿大多伦多，投靠在此教学的大儿子张海威。不久，他们发现儿子经济拮据，于是申请住进免费的养老院。1976年，张国焘突然中风，自此只能坐在轮椅上，由妻子推着在室内活动。1979年12月2日夜，躺在病床的张国焘在翻身时把毛毯掉到地上，虽数按电铃，可是，护士沉睡梦乡一点儿反应也没有。那一夜，多伦多的风特的凛冽，雪特别狂乱，夜也特别沉静。张国焘——这位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就如此凄惨地客死在异国他乡，时年82岁。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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