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一位永远的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他58岁那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当局在他坚持抗争和多方压力之下，被迫把他从南京老虎桥监狱释放出来。
陈独秀走出监狱后，记者第一次采访他时，问道：“陈先生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陈独秀回答说：“不对！不对！……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这就是陈独秀在抗日问题上的政治态度。连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陈独秀决心抗日，“爱国情殷”。
反对妥协，坚决抗日
陈独秀最先提出的是他的反蒋抗日的主张。提出这一主张，缘于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已在中国东北制造多起事端，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其侵占中国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但是，蒋介石既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更忙于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而置民族危机于不顾。1931年7月至9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并亲赴南昌督战。七八月间，他连续致电张学良，训令地方当局压制人民对日本挑衅的反抗。中村事件发生后，他在8月16日的电报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竟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9月21日，南京政府就九一八事变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并向全国宣告，“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信赖国联公理处断”。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身处逆境的陈独秀看得清清楚楚。
1931年10月初，陈独秀连续发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等文章，斥责蒋介石对日本的步步紧逼，采取依赖国际联盟主持公理的不抵抗政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卫。”后来，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在法庭上，陈独秀也是义无反顾、义正词严地抨击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法官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答曰：“这是事实，不否认。”理由是：“现在是刺刀政治；人民穷到极点，军阀官僚却把金钱存入银行；人民要抗日，政府却退让。”法官指控他“危害民国”，陈独秀雄辩地回答：“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陈独秀虽然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有政见分歧，但主张推翻国民党，主张抗日，坚决反对蒋介石攻打红军，并声明过与中共和红军共同反对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被王明否定）。他针对那种因害怕“赤化”而不敢动员民众抗日的人，公开宣称抗日救国运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士兵及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援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瓜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路。”陈独秀的这一反蒋抗日的主张，可谓立场鲜明，观点鲜明，旗帜鲜明。
为了抗日救国，陈独秀著文，对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班亡国论者予以痛斥。1937年11月，他在《打倒消极先生》和《言和即为汉奸》两篇文章中要求政府处置汉奸，指出：“应该积极地从政治上经济上杜绝汉奸所以普遍发展的根源。”“敌军一天在我国领土之内，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说是汉奸卖国行为！”“政府当局应该下决心，将政府阁员中妥协动摇分子立时除去，而代以坚定主战人物。”所言旗帜鲜明，斩钉截铁！
陈独秀深知，要打赢这场战争，必须知己知彼，反对速胜论，主张持久战。他说：“日本对中国作战，利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财力。”他还说：“此次抗战只有两个前途：中途妥协，对日投降；或者发动民众，抗战到底。每一个自命为拥护民族利益的人，都必须采取后一前途。”1937年10月16日，《抗战》周刊第一卷第6期上发表了陈独秀10月9日的答记者问，题目是《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关于抗战前途问题，他说：“对日抗战对内可以使中国统一，对外可以使中国富强，只要政府能领导人民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日本是断然要屈服的！”
陈独秀对于抗日战争所持之观点和态度，集中地表现在《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中提出的十条抗战纲领。这十条纲领是：
一、以推翻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
二、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
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财产，没收汉奸及贪官污吏的财产，充作救济伤兵及难民之费用；
五、强迫富人购认救国公债，征收财产累进税和加重因战事营业所得税，不得把战费加在工人及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
六、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以提高民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
七、恢复由各业群众选举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
八、改组全国军队，直隶中央政府，加强军队中的政治教育，改良士兵待遇，实行军队和驻地民众之亲密合作；
九、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以肃清汉奸，巩固后方，组织训练前线失业工人的特殊军队，加入作战；
十、迅速召集国民大会，集中全国抗战力量，主持抗战大局。
对这个十条纲领，无论用当时的眼光看，还是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它都是主张坚持抗战、有利于抗日战争的纲领，一些条文与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战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精神是接近的。这个纲领，集中地反映了陈独秀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
谋求联合 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为了实现其抗日到底的政治主张，首先谋求与共产党并肩战斗，共同挽救民族的危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并主要是反对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把反对的重点移向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妥协政策的国民党。1932年1月初，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呼吁一切共产主义者在所有工运、学运、反日运动、国民会议斗争、反国民党斗争以及苏维埃运动中“联合行动，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与破坏，以便统一我们的力量向阶级敌人进攻。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准备和全体同志携手前进”。此后，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并转全党同志”，说“任何同志，谁还固执教派精神，拒绝合作，他将会在革命之前铸成莫大的罪恶。因此，我们向党建议，马上召开一个联席会议，以决定在群众行动中一致步骤问题，希望你们不要使革命的群众失望”。（转引自《上海事变中的取消派》）被中共除名并已蜕变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书记的陈独秀，此时主动倡议与中共联合行动进行反蒋抗日斗争，足见在国难当头、民族矛盾上升之时，陈独秀紧紧把握住这一主要矛盾，制定政策，以挽救民族危亡。
陈独秀在抗战问题上，放弃了党派之争、政见之争，放弃了家仇私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
陈独秀53岁那年在上海第五次被捕，押解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国民党当局逮捕陈独秀是以“共党头子”、“危害民国”、犯了“死罪”为由，而此时，正是1932年末蒋介石拱手放弃东北、民怨沸腾之时。虽说身陷囹圄，陈独秀却势若雄狮，志不可夺，在狱中，他奋笔写下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宏”等名句名联，处处表现了他那一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硬骨头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国民党政府慑于社会舆论以及国内外知名人士如蔡元培、柏文蔚、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人的呼吁营救，才不敢下手杀他。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日两国侵略反侵略的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主要地位。在国内民主势力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履行释放政治犯的条款，被关押了5年的陈独秀，被南京当局释放，时值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胡适、张伯苓、周佛海等人劝说陈独秀参加“国防参议会”，他拒绝参加，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37年10月2日，陈独秀在《宇宙风》第49期上发表了《从第一双十到廿六双十》一文，提出：“中国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为了中华民族大局的利益，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陈独秀把自己与蒋介石之间的深仇大恨放到了一边。
陈独秀审时度势，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抗日战争一开始，中共中央基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倡导和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陈独秀出狱后，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持拥护态度的。1937年8月，他曾主动找到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共代表叶剑英、董必武先后会见了他。据记载，叶剑英说：“关于合作抗日问题，谈得很融洽”，博古得知后也说，陈的关于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路线“并无不合”，“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点，故近来中央刊物上已不把托陈并为一派”。延安《解放周刊》对他出狱表示庆贺，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
陈独秀在出狱前夕拟就的几条提纲中，也有“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的主张。在此以前，他视国民党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对中共中央也是坚决的反对派。由于抗战兴起，他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在民族危急存亡之今日，全中国不分在朝在野各党各派，如果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无可犹疑的应该避免无关于抗战胜负之根本政策之争论，而以全力用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上面”。他建议“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的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作抗日，而不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政治的批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帅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与开放政权混为一谈”。为了维护抗日大局，陈独秀从走出国民党的牢狱到最后在江津贫困孤寂中逝世，没有在正式场合发表反蒋、反政府的言论；同时也基本上信守了不与中共论战的承诺。
奔走呼号 动员抗日
陈独秀是一位伟大的宣传鼓动家、社会活动家。早年，他与友人创办《安徽俗话报》，以清新醒脑、明白晓畅的文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开始全国性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实践。1915年，他以自己在上海的蜗居为基点，办起震动全国的《新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号角，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文化、思想和干部条件，开辟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陈独秀一走出南京监狱，便立即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奔走呼号，鼓动抗日。
1937年9月9日，陈独秀乘船离开南京，于14日抵达武昌，一到武昌，他便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为抗战呐喊。据专家统计，从1937年10月6日到11月21日这一个半月，陈独秀先后应邀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艺专、汉口市立女中、汉口青年会和武汉大学发表抗战演讲。到是年底，他发表了包括演讲词在内的关于抗战的文章约16篇。
陈独秀抗战的讲演，深受当时青年学生和舆论界的欢迎。1937年10月11日沪版《大公报》上有几段文字，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10月6日，傍晚，不到7点钟，“华中大学的礼堂已经挤满了青年群众。大门外站着两个黑衣警察，执着枪，阻止一片黑压压的群众进门。……台上和台下，到处都有人在密密地聚集着，连风也难透过”。陈独秀“从猛烈的掌声中，由华中大学学生抗敌工作团的同人陪伴着步上讲台”。“群众的狂热使他微微有点兴奋，枯干的面色泛着红。他老了，头顶秃了半个，发已斑白，留着短须。……倔强的风骨随时表露着，一件灰色袍子，失去了光的皮鞋，依然是寒士风度”。陈独秀演讲完毕，“六百个座位的礼堂里，三千只手作了一度雷声似的鼓掌”。这就是当年陈独秀向爱国的热血青年宣讲抗战的热烈情景。
陈独秀的抗战演讲，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反响，关键在于演讲的内容切中要害，它警醒了青年群众，动员了青年群众，回答了青年群众所关注的抗战方面的某些重大问题。
1938年10月6日，陈独秀在武昌华中大学作了题为《抗日战争之意义》的讲演。他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此次战争，乃是中国人或为自由民或为奴隶之关键，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此次抗日战争有严重的意义，决不可当作儿戏，战胜了，不但解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束缚，并且使别的先进工业国亦不能再继续强迫中国人做他们的农奴”。陈独秀认为抗日战争“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而“战争之历史的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在指出战争的对象时，陈独秀说：“战争之对象，虽然是日本帝国主义，亦仅仅是帝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因为压迫束缚我们的，亦非日本人民，而是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府。”对于抗日战争的根源，陈独秀的分析是：“帝国主义，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挟着工业与科学，企图掠夺征服全世界，做他们的殖民地”。就历史上中日之间发生的战争，陈独秀从戊戌维新、庚子赔款、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讲到九一八事变，指出中国之所以处处被动挨打，都是因为工业、科学不发达，国力不强造成的。“依资本竞争的规律，中国民族工业，便永远不能抬头，这是中国需要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之基本原因”。陈独秀尖锐地指出：“此次对日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第一次李鸿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维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运动，今日的抗战乃是第五次，到了对帝国主义武装冲突阶段，也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尖锐阶段”。因此，“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在谈到动员民众参加抗战这个问题时，陈独秀指出，“关于组织民众一事，在目前我希望党政当局，下一个绝大决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要做到全国总动员”，“使民众蜂拥起来，疯狂起来，热心抗战，要做到政府征兵一万，报名的有二万”……“自愿地参加战争，那么不但正规军之补充不成问题，并且还有大量的游击队，辅助正规军作战，这才是人力的总动员”。1937年12月，陈独秀出版了题为《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强调：“如果在现在的民族危急中，有钱者不出钱，有力者不出力，将来亡了国，大家都一样要做奴隶”，“如果政府得到人民二十万万元、一千万壮丁的援助，不但能够打退站在面前的敌人，即全世界各大强国，也永远不敢小视我们中国人了！”
怎样才能够广泛地发动民众投身抗战呢？陈独秀于1937年11月12日在武汉大学演讲时提出了三条对策：第一，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第二，必须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第三，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对这三条对策，陈独秀都进行了解说。为什么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因为工人每日做工达十二三个小时，“下了工疲乏得成了个半死人，更没有担任抗日工作的可能了。农民耕地不足，衣食已很艰难”，又加以高租高利苛捐杂税的盘剥，“怎会有抗日的情绪？参加生产的工人农民，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民众……他们不起来抗日，还能发动什么广大的民众呢”？为什么必须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呢？因为解决民众的自身痛苦，“还是要靠民众自己的组织力量。所以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必须立即恢复并充实由各业民众自己选举的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等”。为什么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呢？因为，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就能“使人民自己真能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身的利益与国家休戚相关”。陈独秀认为，如果能“切切实实做到上述这三件事，发动民众当然不成问题。或者有人认为这样未免太发动了，我则认为没有这样的‘太发动’，是不能够抵抗站在我们眼前凶恶而有力的敌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陈独秀所发表的这些主张，与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点，如都主张全民族抗战，全民抗战，为此就必须改革政治机构，使人民享有政治自由和改良人民生活等。
陈独秀晚年虽然贫病交加，但仍全身心地投入全国的抗日洪流，直到1942年5月13日临逝前，他在写给友人何之瑜的信中说：“送上一文（指《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可以说是前三文（指《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还在关怀着抗日战争，没有放弃抗日的主张。虽然有些政见与中共中央相左，对国民党政府的抗战也有些批评，但总的考察，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言行是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对抗日战争是有一定贡献的。
综上所述，陈独秀的确是一位富有民族精神和政治经验、斗争经验的老战士。面对外敌入侵、祖国山河破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秋，他的拳拳之心、赤子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从国民党的监狱走出来不久、且年事渐高、身体渐衰的陈独秀，已经不可能带着满腔的悲愤和仇恨，亲赴抗日的前线，更不可能像一位征战的将军亲率将士到战场和日寇浴血拼搏了，在当时那种条件和政治环境下，他能“身处艰难气若虹”，能做到这些，能做这般的鼓与呼，能做这般的顽强战斗，就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作者：聂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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