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 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
山东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欧洲和会要求由德国直接交还青岛、胶州湾和胶济路，现在所以要失败的缘故，一是受了英、法、意、日四国用强权拥护那伦敦密约的束缚，二是受了我们政府和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及胶济换文、济顺高徐合同的束缚。有这层层束缚，所以日本人敢于高视阔步，目无公理，目无世界各国的非难，要夺取我们的山东。
我国民眼见这种失败，自然应该愤恨，自然应该责备日本，自然应该抵制日本，唤起他们不要侵略中国的觉悟，但是我们仅仅为了山东问题的刺激，才知道愤恨，才知道责备日本，才知道抵制日本；而且仅仅知道愤恨，仅仅知道责备日本、抵制日本；而且眼光仅仅不出一个山东问题，我以为这种观察很浅薄，这种觉悟很不彻底，简直算得没有觉悟。
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
(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
(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
这回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种种不讲公理的举动，不但我们心中不平，就是威尔逊总统也未免有些纳闷。但是经了这番教训，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纠纠的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邦称强称霸吗?袁世凯想做皇帝，若不是护国军用强力将他打倒，恐怕如今还坐在金銮殿上称孤道寡哩。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做去，你把他们怎样?所以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我们不可不承认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我们不可不承认尼采(Nietzsche)、斯特勒(Stirner)诸人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我们国民的生存权利被历来政府当局断送的已不知有多少，又何止山东的一个青岛、几条铁路。这些权利当中，因为国力不能抵抗，明白断送的至多不过一半，其余一多半都是因为交换私人利益和保全私人地位秘密断送的(曹汝霖辞职呈文中已明白说出)。这种秘密断送的黑暗外交，不但现在的政府当局不能免，若让少数人垄断政权，就是再换一班人来组织政府，也是半斤等于八两；因为人性恶的方面人人都是一样，若没有社会制裁，那自专、利己、贪得心谁也不免，这就是一人或少数人专制政治所以不能存在的病根。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各种平民团体以外、不必有什么政党)，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至于那“妄干政治”、“妨害公安”、“破坏秩序”、“凌蔑法纪”、“希图扰乱”、“荧惑众听”、“破坏国家”、“弁髦命令”、“纠众滋事”、“政府自有权衡”等等废话，一概免开尊口。倘不能照这样征服他们，凭空想他们拿出良心，对外不秘密断送国民的生存权利，对内不违法侵害国民的自由权利，真算是望梅止渴了。
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原载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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