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
(1929.8.5)
中央常委同志们：
一、 一九二五—七年革命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这个错误的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我们若不深刻的了解这个根由，将仍要辗转陷于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将只是口中反对机会主义这一名词，而手中所做的仍旧是各种各样变相的机会主义。
“八七”会议以后，仅仅是笼统的反对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广州暴动失败后，我们分明是失败了，当时应该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即是我们从战场上退出来，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以图革命之再起。当时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次大会前尚在进行湘鄂赣三省总暴动，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无产阶级及农氏群众，在党的“暴动！暴动！继续暴动！”这样命令之下，受了一时不能回复的损伤，党中最积极的战士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还不易恢复。
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象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象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听说在六次大会时，特立对布哈林说：“盲动主义极盛时，我实觉得不妥当，但在中央高压之下，不敢说出不同的意见。”的确，当时的中央同志们，以为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者才是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只有暴动才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如有人对于革命高潮有点怀疑，对暴动有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力“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打击，大有“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概。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可惜太晚了，并且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
二、 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了？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之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则在政治分析与估量上自然要发生错误。政治上有了错误的估量，即是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党内德漠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偏狭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证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说”[2]。及盲动路线之正确。有许多同志都感觉着中央在政策上组织上或工作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以为不是这样零碎的问题，而是有系统的一贯的总的路线之错误。若长此照这样不正确的路线蛮干下去，于革命及党的前途，都有莫大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
三、 你们对于蒋桂战争性质分析的错一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乃是由于不曾洞察资产阶级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不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这种传统的错误这种整个的错误观念所表现之一例。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是我们党传统的错误，由这传统的误错观念做出发点，所以你们才把蒋桂战争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斗争，都当做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矛盾之爆发。(你们把蒋桂战争看得如此严重，如此夸大，所以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一分钟，尚坚决的预言战争不会就爆发，这个错误决不是偶然的，代他们格外夸大，遂不得不代他们格外慎重。)
其实，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早已成了它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累)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至于说资产阶级企图发达市场，列宁曾经告诉我们，这是要靠“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第一，为生产手段创造市场，即是由富农把他们在衰微的地主及零落的农民身上搜集的生产手段转化为资本；第二，由购买能力较强的农民消费扩大，以创造市场”。若改良一般农民生活，增高一般(这里连工人也包含在内)购买能力，则非资本主义生产力终于不能有高度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所需要与可能(国民党政府丝毫也没有想到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正因为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与可能)。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甚么呢?而且，中国的一九二五—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它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它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它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它们所以现在尚能残存，乃因为资产阶级受了工农革命势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势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势力妥协，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你们忽视了这些很明显的事实，遂至今还是过分估量封建势力的地位，甚至中央负责同志日前和我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竟说：“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3]象这样不正确的观察，自然会幻想中国尚有这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与资本)战争之可能，自然会产生“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4]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只可说每个战争都有经济的背景，在阶级的社会里，便有阶级的意义(这里所谓阶级的意义，如就阶级内部战争说，是和个人的意义及其他意义相对立，不是和阶级战争之涵义完全相同;因为每个阶级战争，必须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之革命战争)，不能说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这是因为未有阶级以前的原始民族，民族已有战争;已有阶级的社会里，各阶级内部也有战争，最显著的例，如日本的西南战争，中国的北洋军阀战争，南北美战争。
如蒋桂战争真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蒋介石讨伐桂系，如果真如你们所说是“为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而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三十号通告)不得不和你们所谓“更反动的，“尚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战争；那末，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还未完全丧失其革命性，我们便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够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战争，因为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这些也都是群众所要的。三十四号中央通告所谓：“同志中有以为‘蒋桂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拥护蒋介石的路线上去”。这些同志对于蒋桂战争性质所下的定义，和中央自己所说的一样，这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与策略，正是中央自己错误的分析之必然的结论，如何能够归咎于同志！于是你们又解释道。“阶级战争不一定都是革命的”〔许多同志都说中央有这样的解释)’[5]；如果真是这样，则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的战略基础，便根本倒台！“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及“阶级战争不一定都是革命的”这两个理论，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加了闻所未闻的修正，显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四、 蒋桂战争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对于他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战争，究竟取什么态度呢?我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很复杂的流变生长过程中，和欧洲己经能够和平发展而且已有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不同，它们的阶级来源太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之操纵，它们内部各派之间，政权及地盘的明争暗斗，以至爆发战争，这是必然的现象，而且是较长期的现象，蒋桂战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不但代表复杂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之国民党是如此，即在欧美先进的资产阶级，它们当中，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轻工业和重工业及财政资本之间，虽然很少国内战争，而冲突仍然不断，这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那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更有大的冲突。无产阶级对于它们的态度，只是分析出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为了经济上或政治上某种具体问题之利益矛盾而必然不可避免，我们只有利用它们之间每个冲突(不管它是经济的或政治的)，来扩大自已的运动，对于他们之间因利益不同而爆发的每个战争(不管它是大规模的或是小的)，都只有号召群众起来反对，不但是消极的反对，且须积极的转为阶级战争，此时不需要代他们分别那个是纯资产阶级的，那个是带封建性的，或者那个较进步较左些，那个更反动些，那个还有改良政策的企图或欺骗、那个连这些都没有，因为这决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当面的任务是推翻整个反革命势力之统治，因为我们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
对于它们之间采用不同的战略者，例如从前俄国的少数派，少数派总以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比代表封建势力的沙皇进步些，沙皇更反动些，它们之间的确还有冲突，无产阶级就该和资产阶级联盟扫除更反动更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多数派坚决的回答说：否。它们对我们已经是整个的了，我们对它们也必须是整个的。“我们正在反对封建，你们不要反对我们!”这是民主立先党所要的;少数党居然做了它的应声虫，多数派则断然拒绝之。“对桂战争是反封建势力”，这是蒋介石爪牙的宣传，我们共产党中央也这样说，这是何等痛心的事。
五、 因为不曾洞察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不曾看出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政纲中，对于富农取了犹豫态度。列宁说:“农民社会之分解，是为资本主义创造国内市场。，“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富农中农及农业无产阶级”)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展之初步形式，它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资产阶级取一致态度;是因为富裕的农民，蓄有余资的以营利为目的而购入或租入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雇用较多的雇农，生产商品，出卖于市场，或于农业之外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至包耕包佃，他已经走进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下层群众(贫农)站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了初步的民主革命之后，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下层群众起来均分土地，取消高利贷，富农反对革命是不会有丝毫犹像的。
每个革命斗争都首先要看清那些社会成分必然因革命所给予的利益不同而发生向背，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贫农(雇农，小佃农与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富农是反革命者，因为它所失于革命的农民的东西比所失于地主的要大得多。所以若是始终想和富农联盟来反对地主，和始终想和资产阶级联盟来反对帝国主义，是同样的机会主义。
并且中国的农民革命，不是简单的反对封建地主问题，中国的地主阶级中，根本就没有象法国、德国、俄国革命时封建领主那一特权等级。商业资产阶级，不但直接剥削农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业资产阶级，并且许多衰微的地主正因为商业资产阶级及富农的两种榨取，更要加紧剥削农民以自存。在垄断原料方面，城市商业买办阶级，使农民经济陷于极困苦不自由的奴隶地位。富农占有较多的土地剥削雇农;高利贷所剥削的，不用说多数是贫农;包佃者对农民所取租额，当然比较地主所取得还多，他才好于中取利。所以商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及富农和地主阶级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
六、 最令人不解的，你们不但在阶级比重上把封建势力看做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或者更强固些，最后更进一步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你们从前肯定的说桂系和冯玉祥都不代表资产阶级，随后又说，“蒋介石并不等于资产阶级”(三十四号通告及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七号红旗)，那末现在中国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及其领导势力是什么呢?国民党政权和他的一般政策之中心意义所表现的是什么呢?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政治代表呢?如说有，既非桂系，又非冯蒋，那末究竟是谁呢?如说没有，那末，以前所谓“阶级联盟”及所谓“资产阶级背叛革命”都成了弥天大谎，岂非滑稽之至!大约是你们看见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并未能排斥帝国主义，并未能改良农民生活，并且它战胜了桂系反而马上取消了已实行的二五减祖，你们对他很失望，所以说他不等于资产阶级。他们致河南省委的信上说：“假如冯玉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势力，必须解放农民等等”。如此说来所谓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并不是现在实有的这些冒牌的假的资产阶级，只有幻想着在你们头脑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才算是中国老牌的真正资产阶级。你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的观察，分明不是依照辩证法，在一切现象流变生长过程中，抓住现在实有的资产阶级，而是依照形式逻辑，虚构一个超时间性的一定模型的资产阶级。国际说你们“夸大资产阶级”，正确点说乃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
这样的幻想，决不能够领导群众向当面的资产阶级斗争，而是领导群众去寻找你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在事实上你们心目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带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期才会有，现在不但在中国寻找不着，即欧美各国也都已寻找不着了。各国革命史已教训我们，资产阶级一抬头，一看见下层阶级有独立的行动，马上开始反动，毫不犹豫的和封建的旧势力妥协，什么无耻的反革命举动都会做出来，这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历史的必然，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经济文化落后国的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例外。所以我们不能除开现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即是除开冯蒋等派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另外幻想会有某一派（如在野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或者是不反动的，我们对于整个的资产阶级及其各派代表不能有丝毫幻想，无形中帮助他们欺骗群众。
七、 不错，你们着实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宣传，可是你们说了千遍万遍反对资产阶级的话，都被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打销了。这是因为你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把所要反对之日的物(资产阶级)从地上引到空中去了，你们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之错误的分析，又把群众政治斗争的视线混乱了。因此，群众会向你们反问：诚然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但是蒋介石既不等于资产阶级，冯玉祥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桂系，阎锡山，张学良更不用说;那末，我们反对谁呢?我们的阶级斗争，是不是仅仅反对工厂主和公司老板们就算完了事呢?或者说:你们以为资产阶级还要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是否就是要反对干这事的人呢?更或者说：资产阶级多少还有点这些企图，虽然不彻底，总比封建阶级进步些，是否还要联合它，领导它，为实现这些企图而斗争呢?群众只认识简单明了的事实，对于许多“然而”“虽然”“可是”“但是”玄妙曲折不可捉摸的哲学，不大理会，你将怎样回答他们?党内同志因为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也会复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之幻想与希望，并且觉着更反动的封建阶级尚有这样的强固基础，遂至推论到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在理论上现时仍有客观的可能性，遂至怀疑工农单独起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这一政策，失了理论的根据，莫非真是谭平山所谓“超时代的政策”。诸如此类的右倾思想，都会跟着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发生出来。
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并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比国民党各派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衷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彻底完成这些任务的，只有列宁当年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
八、 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和盲动主义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第一，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群众的革命斗争逐渐发展，汇合达到最高点，而不是陡然可以到来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征象，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的)不断的经济斗争，有转向总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决不能把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都当做革命高潮的征象;至于因为资本进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革命高潮之反面。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众斗争本身而言，统治阶级之内哄及中间阶级之动摇，只是帮助革命运动易进于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势力是高涨或低落，是党决定政策时客观的估量，而不是向群众宣传鼓动的口号，我们固然不能向群众宣传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群众宣传什么“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使群众以为在他们自身斗争之外，另外一个什么革命高潮将从天上降下来帮助他们，一切问题都静候他到来解决，因为他就快要到来了。
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这种取消派的见解，自然是不正确；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也永不能把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消尽现实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说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前考茨基拿莫斯科一九O五年革命，比较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有四个不同点，决定俄国革命有再起之可能（见列宁“俄国革命与无产阶级的任务”）；多数派也曾指出俄国的一九O五年和德国的一八四八年不同，而决定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战略，这都非常正确。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宰制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孙中山及其党徒的梦想，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可能性，不但远不及经过毕士马克[6]时代由上而下大改革的德国，并且还不及斯特黑并[7]时代的俄国。中国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来之可能，至于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只可说不会快要到来，因为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他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
现在是一种什么时期呢?我们怎样工作呢?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现在还是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中，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工作路线，便应该和这个时期相适应，即列宁在一九O八年所说的:“过渡期之特殊任务是准备力量，集中力量。”我们要准备集中力量，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的精神，低下头来设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说的上推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够推动群众，不应该也决不能够站在群众外边，命令群众，我们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来推动群众的实际斗争;不应该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切实实推动群众不断的斗争，在客观上走向革命高潮的路线进行，不应夸大吹牛在主观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路线进行，夸大吹牛，不但要助长同志们的盲动主义，同时也要助长他们轻视日常琐细斗争的心理。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列宁在一九O八年，为此曾和多数派内排弃一切合法手段的“召还主义者”有过剧烈斗争。
当然，群众的力量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并且群众“自发的”斗争发展到愤激不可遏制的跑到街上示威，这更是走近革命高潮的倾向；但这决不是党以命令强迫少数群众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现一下，或者喊几声我们发下的口号可以冒充的，群众上街示威，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每次号召群众示威运动，也都要有严肃的精神与意义，不可常常随便把他们领到街上玩弄，至于根本就还没有群众，也要命令同志充当群众出来做示威运动，以便证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之说绝对正确，这种把戏更万分玩不得的。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夸大主义者(即盲动主义者)无可如何的这样的最后的手段，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
当然，我们领导群众做一切斗争，必须指出总的中国革命前途，方不至使群众感觉着一切斗争，好象是盲行大海中，丝毫也看不见彼岸的远景。并且，中国革命也不是没有很有希望的前途，他就是群众在不断的斗争中积聚下很好的力，直到武装暴动的力量，和宰制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国内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冲突所加于中国各下层阶级之榨取与痛苦及因此而发生绝大的经济及财政恐慌等事情结合起来，那时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那时我们的党在群众中如有强固的领导力量，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简单的急性的屡次预约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而事实上屡次没有到来，这种“打吗啡针”的办法，决不能使群众明确的认识革命前途，其结果只有使群众失望，减少了革命情绪。
九、 盲动主义在中央政策上依然存在，除国际所指出的事实外，在此次“五卅运动”中，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旧根性，由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完全暴露出来了。
不认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不认识统治者的阶级性之转变，以为现在国内战争的性质和从前是一样，统治阶级将因之崩溃;不认识现在还是革命两个波间过渡期，把群众斗争程度夸大得如何如何的高昂，虽然经过六次大会以后，不便公然说中国革命高潮仍旧是一直高涨，只好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索性更进一步，换一句更确定的话说:“革命复兴，;并且以为“各国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现在已是“世界革命的激剧”时期(四十号通告)，拿这样错误的政治认识与夸大的估量为前提，以为在这样好的革命环境，自然应该“动”，一点也不“盲”，从前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好夸大的人，永远是盲动主义者，永远自己不承认是盲动主义，永远不认识盲动主义，把它当做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把他当做革命的正确路线。
你们在此次“五卅”运动前政治的估汁，是统治阶级动摇，然而经过蒋桂及蒋冯冲突后，他动摇了没有?又说是改良派的势力缩小，然而对中东路事件各工会一致发反俄宣言，改良派的势力缩小没有?又说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进展，然而为什么你们还要用那断然用不得的办法，派几个同志到老怡和及恒丰纱厂去强自关车呢?你们在此次运动中所取政策，完全是从中央一直到支部一贯的命令主义，“可恨的只是这些自发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展的群众，在革命运动现在这样紧张的时期”(江苏省委委员的话)，不听命令去革命！从前盲动主义极盛时，有人说:“中央骂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骂区委不革命，区委又去骂支部不革命，支部去骂谁呢?只得骂群众不革命。”这样的怪现象，现在仍旧存留着，省委委员因为工厂罢工办不到，遂逼着下级党部下命令罢工，说:“在原则上必须罢工。”这是什么话？你们忘记了列宁“罢工与否，要依工人自己的意识和自由意志来决定”的遗教了吗?你们不是根据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意志来决定党的政策，而是拿党的政策来决定群众的情绪与意志。
“五卅运动”应该尽可能的努力去做;所得的成绩无论如何小，都有相当的意义，这都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根据你们盲动主义的精神，在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都给了党内党外群众很坏的影响，以至有了“强迫同志吹牛皮”的谑评。
在客观上看来，即以上海一隅而论，我们若有正确的估量(非夸大的)和切合群众实际需要与可能的政策(非夸大的)，群众斗争是能够逐渐开展的，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也能逐渐恢复的;可是下级党部同志们刻苦工作所得的一点效果，决敌不过中央机关盲动政策之摧毁(例如邮政工会及恒丰老怡和事件)，在这种状况之下令同志们如何能够安心努力工作！
十、 德漠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漠克拉西也根本取消，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这样的办法，为了操纵一切使盲动的命令能够顺利的施行，自然觉得很方便，其如毁坏了党的组织与力量何里倘若现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下，党内德漠克拉西势必缩小到连区委支部都不能行选举制;这根本上连少数人都不能集会，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党内的基础组织便已经不存在了，还说什么党已有相当的发展，还说什么革命复兴！倘若说他们的观念都不正确，只有中央政策是对的完全对的，他们盲动执行命令好了；那末，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线若有小小的不正确或大大的不正确，则是否需要“自我批评呢”?
列宁说过：“我们的机关报上，并不一般的排斥间志的争论，宁可说，为了说明现存之意见相差深到若何程度，为了争论诸问题的全而讨论，为了讨论诸种见解之代表者等，陷于偏狭性之斗争，在每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有意识的劳动者面前公然争论，都是必要的，既然有不同的见解，而缺乏公然的争论，把关于真实问题之不同的意见隐秘的搁置起来是现代运动缺陷之一”(《火花》发刊宣言)。他又说过:“一切团体员，选举代表者，同时独立的各自对团体全部利害的争论题目，都有陈述意见的必要，民主的组织之党也没有例外，征求所有党员的意见，不能视为原则上可以否拒的，至少在最重大的场合，例如罢工，选举，大规模的杯葛特（Boycott）于政治的行动”(《一九O七年彼得堡之分派》)，他又说过：“中央委员会知道党员大众之意识的意见，从而不是盲且的指导大众……，(同上)，他又说过：“在我们的报纸上，努力给关于理论问题的论文占了很多的篇幅，并且怂恿同志们对于争点无忌惮的发挥”(《我们的纲领》)。
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辩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俄国布尔塞维克党的理论，就是长期在这样的争辩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同志政治水平线一般的低，也只有不同意见的相互争辩中增高起来，决不能拿出陈套话什么“程度不够”[8]的理由，以为必须他们的政治水平增高了才好“恩赐”他们发表意见的理由，你们主张：党内民主化是要依着党员政治水平提高而扩大，党员政治水平低便应缩小;这正是因果倒置了。
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偏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漠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
公开的理论争辩尚未被容许开始，你们突然发生“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了，这是因为少数派的阶级联盟政策及经济主义取消主义，一贯的推翻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根本战略，目前在中国党内，如有人以为中国还是封建势力所领导的统治，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仍主张什么“四个阶级联盟”政策，又或者有人以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已消尽了中国革命之可能性，革命决不会再起，党当然要和这班人不顾党内和平的斗争，除此以外，其他或稍左或稍右的错误，我们可以用教育及争辩方法来矫正，用不着小题大做，拿“反对党内和平幼这种严重的口号来代替“团结党内争取群众”的口号(有人说这是六次大会喊出来的口号，又有人说是国际代表个人的意见，未知孰是？)至于同志们没有任何错误，只是“和中央意见不同”便是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便要拿“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来对付他们，这更是天大的笑话，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漠克拉西所容许的。(只有革命战争紧急时，这种德漠克拉西才应受限制，甚至于一点也不能有，然事后的自我批评仍须是德漠克拉西的。)
我会见过一些曾为党努力工作或现在正为党努力工作的同志，说他们在政治上，在工作方法上，有许多和中央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我曾很诚恳的指出他们的错误;有意见应该向中央陈述，或在党部开会时提出讨论，不应只在个人间谈。他们都很惨痛的回答说:“你的话在原则上是对的，可是在事实上，中央用了警察政策，派出心腹同志侦察一般同志的，差不多各机关都有，只要你一开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者调到万难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远地方去，甚至教你从党内滚出去;我们是不忍心离开工作的，你说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同志，都因为这样情形烦闷着没有出路，而灰心丧气，而取了消极态度，或是严守‘休谈国事’的教训，敷敷衍衍的做着工作再说，而没有一点兴奋精神，或者找个机会给敌人杀了完结，大家也都感觉到这不是好的现象，然而没有办法!”[9]
听说布哈林曾责备特立说：“你是个政治家，不是小孩子，为什么对于盲动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列宁常常说过：“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是有政治自觉的”，党教育党员，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马，不是要教成纯粹的雇佣劳动。只要不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者，便不能不承认“活的人究竟和死的人机器不同”，照你们现在的办法，你们偏狭性二致的团体即或造成了，而各个党员都有政治自觉，能够自动的奋斗活泼有生气的党在那里！？
十一、 综合上述的说明，可以看出你们有系统的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为改正这些错误之总的路线，我现在提议几个要点:一、在政治上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问题，对于革命高潮问题即目前在革命中是什么时期问题，对于富农政策问题，都需要重新有个正确的决定。二、在组织上，尽可能的扩大党内需要的德漠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评”的自由，各级党部开会有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的白由，党员间政治上意见不同的争辩，准其在党报上发表。三、更有一个根本而紧急的问题:六次大会对于党的全般政策并未充分讨论，七次大会又不能即开，应由中央及地方把党的全般政策之各个向题提出于全党党员之前，要求每个党员都充分发表意见，尽可能的在党报上陆续公布，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即真正党的一致，以便重新估定党的政策，以便决定党的一切工作之真正的正确路线，必如是才能统一整个党的意志，才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才能唤起全党党员对于工作自动的努力，对于铁的党纪自觉的服从，必如是才能使党复兴，使革命复兴!
十二、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们: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偏狭性，平心静气的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此致革命的敬礼！
独秀〔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中国革命与机会主》1929年10月上海民志书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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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9年8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认为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性的错误，批评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中央不容许公布这封信。(见10月10日陈独秀致中共中央信)。10月5日，《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认为“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分子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都走入了取消主义观点”。陈独秀的这封信“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号召全党“拥护中央决议，肃清党内取消全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
[2] 这是造谣，中央正反对认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见，参阅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与复江苏省委同志的信——编者。（此编者系《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书的编者，下同。）
[3] 又是造谣，中央只是说中国是农业落后国，农业生产还超过城市生产。在发展的方向上，当然是城市支配农村，这里没有争论，但农村总是比较城市落后，绝不能将中国农村看得如上海汉口一样——编者。
『有一次，向忠发和周恩来两人到陈独秀家里谈话，那时已离分裂不远。话题自然转到“红军”去。陈独秀问道：“照马克思主义说，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向忠发信口回答说：“当然是农村支配城市!”可是，周恩来修正说：“论理是城市支配农村，然而……。”』（《郑超麟回忆录》）——柴荣注
[4] 这是曲解，中央在反对向导式的唯心的分析的时候，指出每个战争每个政治事变都有他的经济的背景与阶级的意义。参阅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三十四号等—编者
[5] 中央只说中国的军阀战争虽然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可是主要的动力是帝国主义，所以没有一点革命或进步的意义。—编者
[6] 即俾斯麦，Bismarck
[7] 即斯托雷平，Stolypin,Pyotr Arkadyerich
[8] 又是造谣，中央只说在目前白色恐怖的严重环境中，党的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又薄弱，党的民主化是要相当缩小的。—编者
[9] 这些完全是谣言，是独秀阴谋破坏党分裂党之最无耻的煽动同志反中央的话—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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