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是亡了国，只要丧失了煤、铁、棉花等重要原料的区域而不能恢复，工业也很难发展。在抗战中，工厂被破坏，海口被封锁，更谈不上工业，因此也谈不上什么主义。如果我们一面高唱抗战建国，一面却因为回避意见纠纷，主张不谈主义，即不谈究竟采用何种主义的经济制来建设工业，那便有点莫名其妙了！
因为铁的事实之教训，即便向来迷信东方精神文化的人们，现在也很少公然反对发展工业，这是中国的幸事。然而采用何种经济制度来发展工业呢？资本主义制还是社会主义制，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在进步的青年心中，成了火热的希望着解答的问题。对于一般本来头脑不清又怀着成见的半老人，我们值不得跟着他们缠夹，而对于纯洁的青年，却不能放弃指导的责任，不抹杀他们前进的心理，也不因为顾忌他们的幻想，而造出莫名其妙的理论，来迎合他们，欺骗他们，以图拉拢。
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封建经济制的特质是土地附著于封主，农民附著于土地，工人附著于行会；世界各国所行过的封建制度，虽不尽同，而这三个根本特质是相同的。
有些人把中国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现象，都称为封建，这不是科学的说法。聪明的人类，能够修改自己的缺点，为适应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打破封建制对于生产力之束缚，使土地有买卖自由，农民有迁移自由，工人有劳动自由。
经过长期奋斗，由前资本主义时代以至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制代替了封建经济制，人类社会生产力乃得到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的特质是“财产私有，自由竞争和生产集中”，这本是打破束缚和补救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落后性，自然发展的结果。
在资本主义制之下，生产力是大大的发展了，生产也集中了，惟以财产私有之故，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制造贩卖的商品增加少数私人资本而生产，不是直接为大众消费而生产。生产物之分配，以财产大小有无为标准，不以大众需要为标准。因此发生了生产力与购买力不平衡即伪生产过剩的问题。于是限制生产，毁坏生产物，为争夺市场与原料争夺殖民地的战争，都缘此而生。为战争而不得不扩张军备，于是人类一大部分力量，不用在生产养人的生活品而用在杀人的工具上面。这便是资本主义制自身的缺点。聪明的人类，乃企图设法再修改自己的缺点，即是废除束缚生产力的财产私有制，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至于生产集中和技术增高，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和资本主义是相同的。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为取法乎上计，我们为什么不应该采用社会主义制来发展工业？
诚然，社会主义制好过资本主义制；并且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和资本主义制同时发生。世界各国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发生，也几乎紧接着都有社会主义运动。它们的成败，都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使然，并非人类主观上故意要先采用较坏的资本主义制，后采用较好的社会主义制。
远在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中，南方各省的大层居民，要求在革命期间没收的土地及财产无报酬的分给贫民，而为三级会议所拒绝。
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由国会多数党（独立派）分出了约翰李尔波恩所领导的“平均派”，他们的理论家乌伊可吞利主张共同耕种土地，共同消费，废止买卖，废止货币，废止雇佣，政府指他们为共产主义者。
在十八、十九世纪间法国革命中，有巴黎公社代表者苏美时派、许伯派及被人称为“疯人”的甲格龙，华来等，要求向富人征收所得税及财产税，组织公共作场，把国家一部分财产出租给无产人民，严惩高利贷者，由城市政府廉价售粮食给人民，并且企图掀起反抗富人的新革命。有巴贝夫、达尔脱等组织的“平等社”准备以暴动的手段，来实现平等者的共和国以代替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那是建立劳动者革命专政的政权，主张共和国国民财富之分配，必须用在保证共产主义公社每个社员（即六十岁以下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在里昂工人暴动中，有布南克巴尔比士领导于一八三六年成立的“四季社”反对人剥削人，反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平等，主张用革命建立独裁政府，实现平等的原则。这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暴动，都相继失败了，只是为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路。
这并非证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好过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之历史发展上，资产者、小有产者以及工农平民为生活的需要，一致急迫的要求生产力增高。同时在旧社会的母胎内，已经由高利资本、商业资本和手工业资本，造成了资产阶级的优势，当时还没有集中的大产业，因此也没有能够领导一般平民执行社会主义任务的产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沉醉在阻碍生产集中和生产力增高的“均产”、“平等”之幻梦。他们的失败命运，本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他们的失败，正是社会之进步，虽然他们的英勇斗争，至今还值得令人钦佩，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日渐巩固，资本主义的罪恶日渐暴露出来。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各派别，乃如雨后春笋普遍的发达起来，特别在法国，主要的，如圣西门派、傅立叶派、路易·勃朗派、蒲鲁东派、卡贝派、勃兰克派，一时风靡了欧洲。这些派别，痛恨资本主义是一致的，他们当中，除了勃兰克派和以前的巴贝夫一样主张由少数革命家的秘密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外，其余都是和平宣传者，希望统治者或慈善的资本家，接受他们的主义主张，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斗争，甚至反对工人运动。他们除了做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科学的社会主义先驱外，自然不能有所成就。
现在的中国，也有许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我们必须向他们指出不根据经济发展，不根据政治斗争，只满怀着厌恶资本主义感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区别。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根据俄国的特别国情，来否认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制，直接走到社会主义，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免得受它的毒害。
其实俄国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反动思想，加以严厉的抨击，因为这种思想没有一点现实性，只有阻碍俄国社会跳跃的进化。列宁曾劝俄国的民粹派学习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计划是革命的。我希望历史不至重演，希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至于倒过来学习俄国的民粹派！
此时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缠夹意见，我们不需要加以讨论。因为他们并非真心反对资本主义，更非因为爱好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口中所说和手中所做的是两件东西。我只提出老经济学者马寅初先生的意见讨论一下就够了。马先生的大意是：中国不能走俄国的路，走美国的路，又流弊很大，很危险；于是马先生感觉得没有出路，仍旧只有提出发展国家工业，同时容私人经营工业而加以节制的主张，这正是罗斯福经济复兴计划的骨干；然而却没有人认为罗斯福的计划已经走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马先生也不曾否认资本主义。不过马先生要注意，今日的中国，并非美国可比，且以世界大势而论，来得太晚的中国资本主义，即将来也不会有他的十九世纪的末期一个饥寒交迫的人，而日夕彷徨为预防将来发财时子孙滥用是谋，这和马先生同样是杞人忧天。并且这一杞忧，便会和张之洞“中学为体”的意见一样，又要阻碍中国工业发展数十年，岂非中国民族活该倒霉！由国家来发展工业中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须局部的采用。
可是由中国过去的经验，由日本明治初年，国营工业的经验，由中国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绩对比的经验，都同样警告我们不要对国家经营工业的办法渲染得乐观过分。
即使国营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范畴，就人们所歆羡的苏俄国家工业说罢，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在别的国家，如果有人一提到国家工业便以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又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那更是轻浮之见。
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
我们不象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有丝毫虚矫之气！
原载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４日《政论》（旬刊）第１卷第２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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