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否认有精神生活这回事，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离开物质生活而存在，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质生活。
我们不是迷信欧洲文化以为极则，我们是说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比欧洲文化更为幼稚。
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二万万人不能由正当手段得着衣、食、住的物质生活资料，还有何心肝来高谈什么精神生活！
我们四万万人中，至少总有三万万人不认识我们这倒运的象形字，还有何脸面来高谈什么东方文化！
我们若把精神生活当作神圣，把物质生活当作鄙陋，个人贫苦事小，一群贫苦事大；不但贫苦而已，而且因此辜鸿铭一班人，硬说中国人不爱清洁正是重精神轻物质的美德。我们若把东方文化当作特别优异的东西，保守着不思改进；其实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许多人所论列的中国、印度、欧洲文化之异同，多半是民族性之异同，不尽是文化之异同）。
东方现有的农业的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所产生之一切思想、道德、教育、礼俗、文字不解放的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什么好东西，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如此提倡精神生活，如此提倡东方文化，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了！
我虽不认识张君劢，大约总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梁任公本是我们新知识的先觉者；章行严是我的廿年老友；梁漱溪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但是他们提倡那些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
梁漱溪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对不能承认。
他要拉国人向幽谷走，我要拉国人向康庄大道（不用说这康庄大道也有许多荆棘须我们努力砍伐）走，如何是一条路，又如何是同志？
更有一位浑沌不过的浑沌先生他在《东西文化到底能够融合吗》那篇论文（见民国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民国日报》“觉悟”栏）
里说：“梁先生不知道中国化是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世界未来之文化即是中国化，而中国化成为世界文化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变迁了。”“虽然在大都市里与知识阶级里有禁不起西方化的诱惑而投降的，但在大部分的农民，仍旧勤恳地种着田，纯朴而且自然，仍旧无思无虑的过那孔老的生活，一些儿没有变动，只待西方化、印度化来到他们的中国化面前低头。”他又分析东西文化不同之点是：西方人全靠自己的力满足欲求，印度人全靠神的力满足欲求，中国人没有欲求。
这位浑沌先生真算名称其实了！他有何证据断定中国人没有欲求？
由古之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一直到今之饮食、衣裘、车马、客室，不是欲求是什么？他怀着西方化来到农村向中国化低头的幻想，他不看见西方化来到中国农村驱遣无数农民去而为匪为兵的事实！可怜我们东方化的农业与手工业，已被西方化打的零落不堪；因此，建筑在东方化的农业手工业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随着摇动起来，这位浑沌先生还做着梦说：“一些儿没有变动”。
我不知道梁漱溪先生也认他是走一条路的同志吗？
原载１９２４年２月１日《前锋》第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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