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已把世界弄好了。
罗素离中国最后的演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面说，“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底发达，而于有高等智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不彻底，更要责备他和从前热心主张的世界主义反背了。我独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他又说：“希望在极短促的期间，把精神分播到民间去，实是痴想。但是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生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提倡少数人专政。
我也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
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似不必再进以高论了。
一国中担任国家责任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将这重大的责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中国此时不但全民政治是无用的高论，就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若照中国多数人底意思，还应该男子拖下辫子，女子包起小脚，吃鸦片，打麻雀，万事都由真命天子做主。这种事实决不是高论能够掩住使我们可以不承认的。
吴稚晖先生说：“现在只好令列宁杀了我们，然后我们再杀列宁。”我想吴先生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论调，不专为老腐败而发，也并为一般自命为觉悟的青年而发。
可怜我们中国幼稚的产业和幼稚的教育逼迫着我不得不鼓起勇气说句实话：“卑之无甚高论。”我希望不愿意民族的自杀之人，勿闭起眼睛妄发不认事实、自欺欺人的高论！
原载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新青年》９卷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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