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１８７９——１９４２），安徽怀宁县（今安庆市）人，字仲甫，号实庵。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重要人物，他又是一位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探索研究上有过重大贡献又提供巨大教训的复杂人物。他一生著作丰富，这里只是从他一千六百多篇文章中精选出来的一小部分，集中代表了陈独秀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上有影响的思考成果和学术意见。
陈独秀的一生积极参与社会科学探索和社会政治实践。他曾苦读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而考上秀才，还参加过江南乡试。
１８９７年他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由于反清言论文章而被官厅追捕。
１９０３年８月他在上海与章士钊、苏曼殊创办《民国日日报》，鼓吹推翻满清王朝，建立立宪政府。
１９０４年他在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１９１４年在日本东京与章士钊、谷钟秀等创办《甲寅》月刊。
１９１５年回国后创办赫赫有名的《新青年》。
“五四”前夕他又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１９２０年５至８月他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继而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５日创办《劳动界》，在工人阶级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组织工人运动。
１１月７日又创办《共产党人月刊》，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内部刊物，宣传共产主义，介绍共产党知识。他四次东渡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民主的洗礼，他在他创办、主办的报刊上积极提倡科学进步、民主自由、人权尊严、社会进化，为反对黑暗的社会制度，宣传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严肃的理论探索和勇猛的实践斗争，这为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进而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奠定了坚厚的基础。
陈独秀的一生在思想哲学、理论宗旨上有过多次变化，对他学术成就的全面估价不很容易，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陈独秀在思想学术界影响最大、成就最辉煌、贡献最积极的便是五四时期主办《新青年》杂志。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就办起了《新青年》（第一卷称《青年杂志》），在当时死气沉沉、风雨如晦的社会政治空气下开始了开创性而富于成效的启蒙工作，在前一辈思想大师章太炎、梁启超等沉寂之后异军突起，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一颗“明星”。
陈独秀在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舞台一出场就把两只眼睛盯住了中国的青年，他满怀热情地把改造中国、更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作为《新青年》的第一卷第一期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他开宗明义指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要实践这社会改革的所谓“三事”，关键在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为新青年的“新”定出六条标准：“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亟盼青年一代在新的时代标准前勇敢地做出抉择，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改造中国的大事业中去。二卷一号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做了一篇叫做《新青年》的文章，又以“新”为号召，号召青年都奋发做“新”青年，而不要停留和追骛已经透出阵阵尸臭的“旧”青年的尾列。并为“新”青年提出两点忠告：“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人生数十年寒暑耳，乐天者荡，厌世者偷，唯知于此可贵之数十寒暑中，量力以求成相当之人物为归宿者得之。准此以行，则不得不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岁不我与，时不再来，计功之期，屈指可俟。一切未来之责任，毕生之光荣，又皆又于此数十寒暑中之青年时代十数寒暑间植其大本。”追求人生幸福乃当然之天则，但“吾青年之于人生幸福问题，应有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最重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信能识此五者，则幸福之追求，未尝非青年正当之信仰。
若夫沉迷于社会家庭之恶习，以发财与幸福并为一谈，则异日立身处世，奢以贼己，贪以贼人，其为害于个人及社会国家者，宁有纪极！“陈独秀又进而指出：”夫发财本非恶事，个人及社会生存与发展且以生产殖业为重要之条件。
唯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唯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
国将由此灭，种将由此削。——吾可敬可爱之青年！倘留此龌龊思想些微于头脑，则新青年之资格丧失无余。因其精神上之龌龊下流，与彼腐败堕落之旧青年无以异也。“这一篇话可以说是他办《新青年》的原本宗旨。这些言论在当时无疑是一声春雷，对举国青年之心发生了狂飙作用。
《新青年》以后的种种思想、哲学、文学、伦理、道德、教育、美术的讨论文字几乎都本着震醒青年，呼唤青年的目标。也正由于此，《新青年》几乎受到全国知识青年的一致赞誉与拥戴，风靡人心，照耀一代，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上壮丽巍峨的第一块丰碑。
《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章都是从思想革新、文学革新、教育革新三个大方向下手的。十九世纪末起西学东渐，从声光电化的科学技艺、坚船利炮的工业军事到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西洋政体一一传入中国。
从思想文化的历史积淀考察中学西学的同异优劣成为当时社会科学探索最重要的内容。陈独秀顺着冯桂芬、郑观应、张之洞、梁启超等人的目光也注意到了中西民族性和思想文化差异的问题。他在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以法制、以实利为本位，而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以感情、以虚文为本位。这里“战争”指竞争、开拓的意识（政治之战、商业之战），“安息”则指知足常乐、安土重迁的中国传统。
《敬告青年》一文中他也曾指出：“欧俗以横方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原因，斯其一也。“这里他又强调”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有了个结论性的意见：”欧洲输入之文化，与我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这里陈独秀把“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的所谓”宪政实行“列为”吾人最后之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而阻碍这个“最后之觉悟”的便正是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国粹意识形态——孔教。
“五四”前夕从学术到政治，孔教已成为抵抗西方新思潮、新文化进入的主要堡垒，“打倒孔家店”的理论斗争刻不容缓了。陈独秀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宪法与孔教》）。为之陈独秀提出两条根本建议：输入西洋社会国家的学说，废止孔教的政治思想；推行民主平等、充满活力的教育精神，改造孔教僵化停滞，不切时用的教育政策。又把科学提到十分隆重的地位，而把孔教放回到一般宗教哲学的地位。他的《再论孔教问题》说：“余辈对于科学之信仰，以为将来人类达于觉悟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尤为吾国目前所急需，真应提倡尊重之也，当然在孔教、孔道及其他宗教哲学之上。”他在答“打倒孔家店”猛将吴虞的一信中又明确指出，不攻破孔教，“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答吴又陵》）。反孔教是这个时期陈独秀阐述哲学思想最重要的课题，《答俞颂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答佩剑青年》、《答傅桂馨》、《答常乃德》、《答刘竞天》、《复辟与尊孔》、《孔教研究》等文字都是围绕着这个课题而发议论的。
这里陈独秀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对孔教作猛烈抨击，而对孔子学说本身尚持一个冷静的尊重态度，更不曾因批判旧思想、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而根本否定道德、伦理本身。
《答淮山逸民》一文言之甚明：“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应于今之世也。”又说：“愚固深信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精神作用，维持群益之最大利器，顺进化之潮流，革故更新之则可，根本取消之则不可也。”非唯有此认识，他还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标榜的“治本的爱国主义”正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所谓“笃行自好”，在污俗的社会中谋卓然自立，谋“救出自己”。其具体条目便是勤、俭、廉、洁、诚、信六字诀。当然他对此六字都已赋予了新的时代意识、新的社会内容了。
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的《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注意力很快转到了文学革命上来。在紧接着的一期《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更为彻底的《文学革命论》，其最为精彩的一段云：“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章末尾又发出极富诱惑力的鼓动：”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雨果、左拉、歌德、卜特曼、狄更斯、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的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躯！“平心说，这一篇文章的力量确有”四十二生大炮“轰鸣之威。胡适与陈独秀两人文学革命舞台上的风云际会，才胆识力的聚合，又卷裹了一批猛将斗士，终于开出了一个”新文化“的新天地、新气象，奠定了七十年来我国现代新文学的基石。这期间陈独秀的一些重要文章如《答陈丹崖》、《答钱玄同》、《答曾毅》、《答胡适之》、《答沈藻墀》、《答张护兰》等都是讨论文学革命这个主题的，对新文学运动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
陈独秀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他从小厌憎八股文，爱读《昭明文选》，对旧文学的虚文俗套、窒息性灵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他在日本留学时曾专攻过西洋文学，他的老同学章士钊、苏曼殊的文章小说都要请他作序。他的旧体诗存世的约一百三十多首，风格气体大抵是学宋诗的，不仅感情丰满而且形式大胆，其中还有一首《哭亡兄》的，完全是白话。他也崇拜白话小说，曾说《红楼梦》、《水浒》比归有光的《姚姬传》的古文高明得多，他更大胆赞美《金瓶梅》，清健自然，“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这一点他比胡适、钱玄同的目光还深了一层）。他称赞马致远的剧本可以与沙士比亚媲美。
他曾写过一篇《欧洲文艺谈》，精细地探讨了法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胡适曾说“把法国文学上各种主义详细地介绍到中国来，陈先生算是最早的一个”。
胡适一次在北京大学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归纳了陈氏对文学革命的三大贡献：一，把文学改良变成了文学革命，立出三大主义；二，把新文学运动与政治伦理、道德的革命结合成一个大运动；三，他的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的精神使文学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大成功。许多年后他们俩个经历了不同的命运分道又相会时，胡适说，没有你的《文学革命论》，白话文学难达今日之成就；陈独秀说，没有你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还会停在八股的牢笼中。陈独秀在“五四”前已十分注意中国的教育问题，并发表了许多有关教育改良方面的意见。
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陈独秀在给安徽著名教育家胡晋接（号止澄）先生的信中说：“吾国今日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为科举之变相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观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东洋式之伪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竞进，乌可得哉？”（《答胡子承》）。两个月后他发表了在天津南开学校的演讲稿《近代西洋教育》，把此信的提纲主要几条作了充实发挥，又强调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他认为这是一个严正的“道理的是非问题”，是具体教育方法的技术性改良的根本保证。
１９２０年２月７日发表的《新教育的精神》中陈独秀归纳出三条：一，教育必须趋重社会，紧密联系社会；二，教育结合实际，努力学以致用；三，以启发性教育为主，能力培养为上。提倡这三条新精神又必须要反对两个主要障碍，即他在《教育缺点》一文中指出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这两种主义不破，中国教育决不会有进步的希望。”他十分赞同杜威的教育理论，敬佩杜威的教育思想。他对以上两种主义的攻击正是来自杜威的指导。他强调杜威来中国最精彩的演讲便在教育学，“可惜我国人对于他所讲的最精要的教育，不十分注意。”陈独秀不但在教育改革上而且在许多其他方面都是信仰杜威的，《新青年宣言》中他宣称“尊重实验哲学”，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中他赞赏杜威的民治主义，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范畴都提倡以西洋人为榜样，从民治主义的政治到自由主义的学术都“应当拿英美做榜样”，他甚至还说过，“我们中国若免不了将亡国的命运，宁肯亡在欧美列强手里，也不要亡在日本手里。”他四次去日本留学，却持这种观点倒是很耐人寻味的。
陈独秀在以英美为榜样，积极鼓吹社会改革的理论宣传中又强调个人先知先觉的作用而对广大的民众则始终抱着轻视蔑视的态度。在东西方哲人中他在精神情绪上崇拜尼采，但在理智意识上却更乐意接受易卜生哲学。易卜生说少数人永远是对的，多数人永远是错的。陈独秀说，这是“至理名言”。从先知先觉，思想启蒙这一点来说，他与易卜生灵犀相通，也与积极宣传易卜生主义的胡适灵犀相通，《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并非胡适一人的主意。陈独秀还到处劝人深读《国民公敌》、《社会栋梁》、《娜拉》。
“五四”后期，陈独秀虽开始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他思想的立足点仍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他常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百科全书派自比，赞赏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的巨大思想贡献，肯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的极则。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仍不能不说具有强烈的进步意义，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社会改革的大潮流中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当然，陈独秀和《新青年》因而也遭到全部旧势力的咒骂和攻击，在反动派的眼中犯了“滔天的大罪”。
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将《新青年》的“罪行”或者说功勋归结为两点：民主与科学。他说追本溯源，《新青年》只因为拥护了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滔天的大罪。”他明确表示为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是何等的识见和胸襟啊！
１９１６年６月陈独秀因亲自撰拟和散发传单遭到官厅逮捕，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号（１９１９．７．１４）上著文道：“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欲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
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于社会，社会居然就把他逮捕和禁锢报给他“（《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由之可见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发生前夜的思想地位——他在那个时代的形象是一位屹立在反帝反封建最前沿阵地的大刀阔斧勇猛拚杀的斗士。毛泽东称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李大钊称他为“光明的化身”，都不是一时的溢誉。
“五四”前后是陈独秀一生学术思想、文章形象最辉煌的时期。１９２０年９月陈独秀在《新青年》８卷１号上发表了《说政治》一文，标志着他的思想哲学与政治态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他在文章中批判了《新青年》同人中的多数“向来主张绝口不说政治”的错误，明确表示了谈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浓烈兴趣，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的面貌出现于《新青年》和以后的《向导》周刊上。《对于时局之我见》已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国家、社会、阶级、政党、权力、法律诸上层建筑的政治实质。
１９２１年５月发表的《社会主义批评》是这一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章，陈独秀在此文章中集中谈了他对马克思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他宣称，从前一切的社会主义，“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贫富弄得绝对平均或相对的平均”，他认为这种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绝对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蓝图。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来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制度，他预言资本主义已经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的危机，等待着它的必然是崩溃的命运，代之而起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分配原则，庶能克服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剩余生产”等弊病。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的《〈共产党〉短言》不仅是一本刊物的创刊宣言，而且是一篇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的政治革命宣言，他号召中国的劳动者：“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这期间（１９２０——１９２４）他陆续写出了《劳工神圣与罢工》、《告劳工》、《革命与制度》、《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答蔡和森》、《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的教训》、《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马克思学说》、《答黄凌霜》、《告做劳工运动的人》等文章，满怀激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有的文章如《为自由而战》、《怎么打倒军阀》、《统一的国民运动》、《青年们应当怎样做》、《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等几乎就是直接鼓动斗争的檄文。这时的陈独秀已经走在了实际阶级斗争的前列，思想学术上也沉浸在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中，尤其是唯物史观中。
不过这个时期陈独秀的激进的革命文字中也时而露出思想深层的意识，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型态仍是法兰西、美利坚式的民主制度。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更多的情况下他是一个坐在书斋里大做其共产主义文章的愤激的书生，还没有上升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在教育观念上，这一时期的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仍与“五四”时期一样，资产阶级“新教育”的观念甚而更深了一层。
在《新教育是什么》一文中，他细心地论述了新旧两种教育观念的深刻差异，进一步肯定了资产阶级“新教育”的方向，并为这个“新教育”画了一幅理想的、完美的蓝图，这个“新教育”的蓝图的底色仍是杜威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他在教育科学上对杜威思想的传播是不遗余力的。——陈独秀的教育观虽然自始至终停留在资产阶级“新教育”和杜威的教育思想中，但在当时无论对教育科学这门学科来说还是对旧中国的教育改革的实践来说还是具有明显的进步、积极意义的。
在文化领域里，这一时期陈独秀对所谓国学、国粹、东方文明进行了更为猛烈地抨击。他指责那些热衷于提倡东方文化精神生活的旧势力为“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精神生活、东方文化》），他认为只有彻底摧毁所谓“国粹”和“东方文化”才是中国人解放思想，阔步前进的一条“康庄大道”。
尽管这样，陈独秀对文学尤其是他曾发誓要推倒的“古典文学”（正是一种“国粹”）却没有多少深恶痛绝的表示，他在《做旧诗》一文中娓娓而谈旧诗（不少是典型的“贵族文学”、“山林文学”）的种种妙处、种种难处，讨论青年人该不该、能不能做旧诗的问题时，心平气和，津津有滋味，不时露出过来人深沉、高远、老到的神态。尤其是在胡适考证小说、整理国故的同时，他也赶时髦写了《〈儒林外史〉新叙》、《〈红楼梦〉新叙》、《〈西游记〉新叙》三个“新叙”，用以批评、研究、讨论这三部古典小说的新观点、新理论、新哲学。这与他热切地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文艺观风马牛不相及。从这几个方面的局限来看，陈独秀一直在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觉悟了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间动摇徘徊，不仅没有转化上升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由于内因的主要作用，不由自主地后退了！
１９２４年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迫在眉睫，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几乎把他的全部精力与目光放到了大革命的实践上，这个时期他发表了大量的政治时事评论，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动国民革命。重要文章有《列宁与中国》、《十月革命与东方》、《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如何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等，又以“实庵”（或“实”）的名义写了不少随感录，如《帝国主义者不可无走狗》、《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等。
这期间他有很大一部分文章是以党的总书记或政策发言人的名义撰写的，如《对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希望》、《我们目前的奋斗》、《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这一时期陈独秀在实际政治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被撤销了总书记的职务，以后陈独秀坚持错误立场，鼓吹取消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咒为“军事投机”，攻击六大路线，进行分裂党的小组织宗派活动，终于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被清除出党。
开除出党后的陈独秀公开亮出托洛茨基的旗帜，组织托派小集团。他先纠集了一批人成立“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撰写张扬托派观点的文章，继而又与其他三个托派小组织联合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自任“书记”，成为统一的中国托派的首领。这期间他在《无产者》、《火花》、《热潮》等托派刊物上撰写了一批反党文章。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６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经多方营救，乃免军法处决，移江宁地方法院看管候审。
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６日由江苏高等法院派员赴南京审结，以“文字为判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战爆发，陈独秀于８月２７日获释。他在南京狱中五年撰写了一些文字音韵和考证类著作，如《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实庵字说及其他》、《老子考略》等，个别篇章曾在公开刊物发表，大部分没有公开披露，故尔在学术界影响甚小。这期间他还以化名为一些托派小刊物，如《嘤鸣》、《动向》等撰写过一些小文章，影响更微。
陈独秀出狱后，虽然不再公开参加政治党派活动，但以个人身份对政治尤其是抗战前途发表过许多文字，也做过多次演讲，社会活动一度甚为频繁。陈独秀后期主要文章有《孔子与中国》、《抗日战争之意义》、《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我的根本意见》、《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这些文章反映了陈独秀后期的根本立场和政治态度。他站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一厢情愿地要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吹捧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事业百般嘲讽与诋毁。
他对抗战前途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发展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政治命运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明显错误的观点。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声称他的政治信仰、社会哲学观点仍是这样一个公式：“民主、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科学→共产主义”。毫无疑义，陈独秀生命后期的学术主旨从曾经有过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退了下来，自我否定了他自己曾执著追求的政治宗旨和奋斗目标。
为了对陈独秀有完整的认识，我们也选收了一些他的后期代表文章，借以观照其思想形态演变之迹以及晚年的观念意识和哲学立场，为我们今天历史地全面地评价陈独秀一生功过提供重要的第一手材料。陈独秀一生走过的道路，与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生着十分紧密而错综的联系，也客观地映照出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段行迹。但愿这一册选集为我们科学地总结我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经验、合理地阐明我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积储一份富有认识价值的新鲜材料，把我国社会科学的探索进程推向到一个新的高度。
胡明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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