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欧洲和会要求由德国直接交还青岛、胶州湾和胶济路；现在所以要失败的缘故，一是受了英、法、意、日四国用强权拥护那伦敦密约的束缚，二是受了我们政府和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及胶济换文济顺、高徐合同的束缚。有这层层束缚，所以日本人敢于高视阔步，目无公理，目无世界各国的非难，要夺取我们的山东。
我国民眼见这种失败，自然应该愤恨，自然应该责备日本，自然应该抵制日本唤起他们不要侵略中国的觉悟。但是我们仅仅为了山东问题的刺激，才知道愤恨，才知道责备日本，才知道抵制日本，而且仅仅知道愤恨仅仅知道责备日本抵制日本，而且眼光仅仅不出一个山东问题，我以为这种观察很浅薄，这种觉悟很不彻底，简直算得没有觉悟。
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
（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
（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
这回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种种不讲公理的举动，不但我们心中不平，就是威尔逊总统也未免有些纳闷。但是经了这番教训，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纠纠的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他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邦称强称霸吗？袁世凯想做皇帝，若不是护国军用强力将他打倒，恐怕如今述坐在金銮殿上孤孤道寡哩。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做去，你把他们怎样？所以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我们不可不承认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我们不可不承认尼采（Nietzsche）、斯特勒（Stinor）诸人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我们国民的生存权利，被历来政府当局断送的已不知有多少，又何止山东的一个青岛、几条铁路。这些权利当中，因为国力不能抵抗明白断送的至多不过一半。其余一多半都是因为交换私人利益和保全私人地位秘密断送的。（曹汝霖辞职呈文中已明白说出）这种秘密断送的黑暗外交，不但现在的政府当局不能免，若让少数人垄断政权，就是再换一班人来组织政府也是半斤等于八两。因为人性恶的方面人人都是一样，若没有社会制裁，那自专利己贪得心，谁也不免，这就是一人或少数人专制政治所以不能存在的根本。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一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一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各种平民团体以外，不必有什么政党），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至于那“妄干政治”“妨害公安”“破坏秩序”“凌蔑法纪”“希图扰乱”“荧惑众听”“破坏国家”“弁髦命令”“纠众滋事”“政府自有权衡”等等废话，一概免开尊口。倘不能照这样征服他们，凭空想他们拿出良心对外不秘密断送国民的生存权利，对内不违法侵害国民的自由权利，真算是望梅止渴了。
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原载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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