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悳先生：
读来书不厌详求，好学精思，至佩，至佩！
行文本不必禁止用典，惟彼古典主义，乃为典所用，非用典也，是以薄之耳。
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说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人间万事，恒以相竞而兴，专占而萎败。不独学术一端如此也。）
足下谓叔孙通、刘歆等依托儒家，乃投世主之好，以为进身之途。足下当思世主于九流百家中，何以独好儒家也？足下既谓近世儒者以唐、虞禅让为今之民选为非，何以又言《礼运》所载大道之行一节，非今日共和政体所能跻及耶？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乃指君主禅让而言，与民主共和，绝非一物。足下岂谓贵族共和制度，有加于民之共和耶？
以行政言，仁政自优于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伤损国民自动自治之人格，固与虐政无殊；以治乱言，王政之治乃一时的而非永久的，乃表面的而非里面的。共和之治，乃永久的而非一时的，乃里面的而非徒表面的也。若共和之乱，乃过渡时代一时之现象，且为专制余波所酿成，决非真共和自身之罪恶。足下有云：“其所谓乱，专制之乱，而非共和之乱也”，可谓一语破的矣。吾人于上陈理由，未能彻底了解，故于共和立宪政体，遂无信仰。无信仰遂无决心。口共和而脑专制，此政象之所以不宁也。若夫图一时之苟安，昧百年之大计，重现象而轻理想，大非青年之所宜，至为足下不取焉。
独秀一九一七，二，一。
附常乃悳书
独秀先生大鉴：
年假满来都，购《新青年》第四号读之，知曩者狂妄之言，已蒙登录，且加以指正矣，欣感何极！虽然，犹有未喻于怀者，故敢卒陈其所见，幸垂教焉。
以史概应用之文，定名自是不当，前书不过假定，取便行文耳。然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究不可以不分，则先生固是其言矣。文学美文，虽不专在骈体与用典，然骈体与用典之文，不能谓为非美文也。骈文不过体裁之异，尚不足道，若古典之为物，则窃以为不善用之，固足以束缚性情，牵强失真，善用之，却可以助文章之省简。譬如叙一事，状一物，以常文说之，累累数十言未必能尽且肖，取相类之古典一二语代之足矣。盖古典之为用，颇似专门名词。名词括物之德，古典状事之情，一也。特是苟专恃古典为生活而成之文，则诚有如先生所言，易伤文学之天才者，惟因此遂全禁古典，似不必耳。二十世纪虽为物质文明之时代，然精神生活，究不能全然抛弃。则文学美术之文，亦何可少乎？
至仆对于孔学之观念，有数语可以概括之。即仆信孔学之实质，与宗教之实质，全然殊科；又信孔子之言，未尝专主于专制政体。至孔子之道，果适于现在生活与否，仆未尝取孔氏之书尽读而晓其义，不敢断言。然私心窃以为世界过去之圣哲，无论何人所称道之学说，未有能与后世之生活完全适合者，亦未有完全不能适合者。孔子亦其中一人也，则何能外此公例哉？
先生以为汉、唐诸儒，可以不依托道法杨、墨，而独依托孔子。仆谓此当分两等人观之。如叔孙、刘歆之属，此辈心志，不过假学问为干禄之具，值所师为儒者，或世主好儒，遂因缘以为进身之途耳。是孔道自孔道，此辈自此辈，不足论也。乃若韩愈以及唐、宋诸儒，其必目所期，未尝不以继道统者自命，独惜所得为孔道之一部而非全体，所见为孔子之雅言而非微言。是故谓唐、宋诸儒所学与孔道之一部适相吻合可也，谓孔道之一部与帝制有关亦犹可也，遂谓孔道即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是以分概全，未为可也。若谓汉、唐诸儒独依孔道，遂谓孔道即帝制之证，则张道陵未尝不依托老子，摩门教未尝不依托耶稣，将谓老子、耶稣亦尝言符咒之术，善多妻之风耶？若谓孔子尝称帝制，与二氏之凭空依托不同，则孔子又尝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矣。今使有人衣狐貉之衣，食必姜酱，自以为是孔子之道，又以是教人焉，则亦遂谓孔子为口腹之鄙夫，可乎？
窃见孔子虽尝言专制，而未尝不言大同。如《礼运》所载“大道之行”一节，或有非今日共和政体所能跻及者。孔子生未开化之世，一言一动，胥以救时为亟，故不得不常言专制。如《诗》《书》与《礼》皆所雅言，而《诗》《书》与《礼》则皆专制之法，不可行于后世者也。（礼运一节，虽首称大同之美，而其究归于小康。盖亦对证发药之言也。）宋儒学行，诚有卓绝者。仆谓不第宋儒，即如韩昌黎者，吾人虽不是其《原道》之说，而其品行文章，亦实非后人之所及。特是品行自品行，学术自学术，不能以持躬之正，遂许其见道之笃，亦犹不能见道之笃，遂许其持躬之正。此理至明，无足赘也。
孔子生于二千年之前，其思想言论，不能以后世眼光论之，吾人固不必强为装点，如近世儒者所为，甚至有以周、召共和为今之共和，以唐、虞禅让为今之民选者。惟孔子未尝专以君主专制为是，则证据凿然，未可抹杀也。昔孟子以继孔自命，迹其言行诚不必尽似孔子，独其谓孔子为圣之时，则可谓深得孔子之奥。孔子之道可推行于后世者，一时字而已。其他一切则皆是枝枝叶叶，适于古者未必遂适于今也。
仆见本期论文中，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篇。其中所言，仆几无一语不五体投地。尝谓今之尊孔者，其病在明知孔子非宗教家，又既知孔子之道，未必全适于后世，然因误认今日社会道德之堕落，为亡弃旧学之故，思以孔道为补偏救敝之方，故不得不曲为之说，而以孔子为宗教，以孔教为国教之议遂兴。此其数皆不明道德之真相，不通论理之思辩有以致之。故先生谓孔子不必尊，仆亦谓孔子不必尊。然谓孔子不必尊则可，谓孔学为纯然专制之学，则犹未敢以为信也。
至于众人专制一语，不过沿用俗称。其实一人为暴，不过专制；众人为暴，乃成乱治。专制之暴，为力尚微；乱治之暴，遂不可救。得失之数，盖较然也。必谓一人可以为暴，众人即不可为暴，窃谓所谓众人者，不过较一人为众而已，持较群氓，犹是少数。以少制多，虽谓非专制焉不可也。矧孔子所值之时，乃是众人各自于其势力范围之中，而施其专制。此则确然为专制而非乱治也。
先生谓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此言蕴理至精，仆宁取妄有訾议？惟是国之施政，不第当问其欲不欲，尤当问其能不能。使国情而适于共和也，则从吾所欲，取共和可也；使国情而不足语此，吾人虽甚欲，其如不能何？（仆此言颇与筹安会人表面所持理由相同。然彼辈谓中国不能行共和，仆则谓吾民既能有辛亥倒清室之战，复能有去岁争人格之战，则吾民非不能行共和者也。至开国艰屯，何国能免？要在吾民有以自奋而已。）
抑又闻之，共和民政无乱也。（真正之共和民政，亦未尝无乱。其乱在挟多数之意以临少数。穆勒“群己权界论”论之详矣。然今日所谓共和民政云者，既不足以语于真正大多数之民意，则为治为乱，固无系乎此耳。故可以不论。）其所谓乱者，必其邻于专制者也。盖今所谓共和民政之乱者，有二端焉耳。其一则蒙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如近世民贼大盗之所为，其为专制易见也。又其一则势均力敌，莫能相下，或树党以互攻，或恣戮以快意，驯至如法国大革命后之恐怖时代，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虞，此固世俗所尝目为共和民政之乱者。虽然，苟即其事而一审之，则知此皮相之见，未可据以为共和民政之罪符也。盖其恣睢暴戾之现于外者，固若以大多数之民意行之，而其实则内幕之中发纵指示者，别有人焉。杀人者一人，被杀者又一人，此亦变象之专制耳。其所谓乱，专制之乱，而非共和之乱也。夫共和民政，固足以导吾人于能力发展之途，而共和民政之出乎轨道以外者，其不足以语此，抑亦明甚。
是故苟以共和与王政较，则去取之间，固人情所同；而以共和之乱，与王政之治相较，则仆宁取其治者以苟安旦夕耳。何则？既同有专制之实，同非自动之制，则除以治乱判去取外，尚有何法以轩轻于其间乎？此则愚见所及不敢苟为从同者山。为是为否，尚祈有以教之为幸。
即颂撰安。
常乃悳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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