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言与学术
印度因明学家言，尽论辩之则，统依三量：一曰自心现量，一曰比较量，一曰圣教量。夫现量乃玄妙难言之境，以之立正破邪，将何以喻众？比量乃取众象以求通则，远西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是其类也。圣教量者，乃取前代圣贤之言，以为是非之标准也。圣贤之智慧，固加乎并世之常人；能谓其所言无一不周万类而无遗，历百世而不易，有是理乎？倘日未能，则取其言以为演绎论法之前提，保无断论之陷于巨谬乎？吾国历代论家，多重圣言而轻比量，学术不进，此亦一大原因也。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
基督教与迷信鬼神
吾友某君与余言：吾辈虽不赞成基督教，然吾国人若信基督教，岂不愈于迷信鬼神，崇拜动物乎？一日，余以此语李石曾先生。李先生则云：“宁任其迷信鬼神，崇拜动物，勿希望其信基督教，因鬼神动物之迷信，较基督教之迷信，浅薄而易解悟也。中国人种种邪说迷信，固极可笑；然当以科学真理扫荡之，不当以基督教之迷信代替之。”斯言也，吾无以难之。
社会裁制力
世间事物，皆有善恶两面，社会裁制力亦然。易卜生所攻击者，乃社会裁制力之恶面，若彼贪鄙无耻辈，亦恒为社会所不容，此其善面也。吾中华之社会裁制力则只有恶面而无善面；故特立独行之士罕若凤毛，贪鄙无耻之人盈天下也。中国社会之不及欧西也以此。
伪善的基督教国民
《兴华杂志》第三十一册录载《美以美会韦会督关于时局之伟论》一文，并附以感言，余读之不得不愤恨基督教国民之伪言欺世也。当吾国与德意志决裂之初，余以正义故，以自由故，以反对武力专制故，固与汪精卫、蔡孑民、张溥泉、王亮畴、王儒堂诸先生热心赞成与德宣战；不惜与吾友马君武、徐季龙诸先生立于反对之地位。君武先生且以余在本志（《新青年》）宣布赞成绝德之论文，怒而取消其投稿之约；当时颇以君武为迂怪。及今思之，殊自惭悔也。据《兴华》记者之言，曾热心从事反对对德宣战之运动，使当时与余相见，必有剧烈之争论；今日对于《兴华》记者之言，不得不洒同情之泪矣。余责韦会督之言为伪言欺世。《兴华》记者即或以为过激，然亦必未绝对不表同情也。彼信奉基督教之协约国，动以尊重自由人道，反对德意志之武力专制为旗帜；——“韦会督有言曰：‘为世界自由而战。’德国激起此次大战争，毁坏人类自由，强制他国服从其命令，狂暴无理，自私自利，以致行不顾言，不履行所订条约，不守人类公共法则，蹂躏妇女，虐待残杀无助之孩童，惨杀非战斗无辜之人民，只求得胜，无恶不为，如此之国，是为妖孽。”——却直接间接扶助德意志式之妖孽横行远东，吾力争自由正义者伏地呻吟可怜之声，尔伪善之基督教国民，其亦闻之否耶？
信神与保存国粹
印度某妇人，孪生二子，其一则生而瞽目者也。妇病濒危，乃许愿于神，献以一子；其后病愈果以一子弃置河中，饱噩鱼之腹。由是妇人出入，辄抱其瞽目之子。他人见而异之曰：“何不以此瞽子献神乎？”妇人曰：“是乌可乎？献神之物，为选精良佳品，况一子乎？”（录兴华杂志第三十一册，第十六页。）印度人信神之愚如此。德国普鲁克、陀尔福女士，初欲皈依佛教以安心立命，见印度之一喇嘛僧，问改宗佛教之可否。喇嘛僧正襟言曰：“女士莫如学基督教。宗教如言语，弃国语者妄，弃己国之宗教者亦妄。”（见第十五卷第六号东方杂志译载之《中西文明之评判》文中。）呜呼！此喇嘛僧可为保存国粹大家也矣。诚如其言，则一民族之思想，永应恪守生民之典型，绝无革新之理，此印度人笃旧之念至深，而其国所以日益削弱也。
一九一八，八，十五。
“笼统”与“以耳代目”
头脑不清的人评论事，每每好犯“笼统”和“以耳代目”两样毛病；这两样毛病的根源，用新术语说起来，就是缺乏“实验观念”，用陈语说起来，就是“不求甚解”。这种不求甚解的脾气，和我们中国人思想学术不发达的关系很大，详细说起来，不但太长，而且要惹出许多无谓的是非和可笑的辩论，现在且举一个极浅显的例：
几十年前，毫无教育脑筋极简单的蠢男女，对于一切学堂都叫做武备学堂，一切报纸都叫做《申报》，一切新派的人都叫做吃洋教的，象这样不求甚解，象这样“笼统”，这样“以耳代目”，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真想不到现在北京竟有一班士大夫，攻击蔡孑民先生说他是耶稣教徒，又有一班留美学生，攻击胡适之先生，也说他是一个耶稣教徒。蔡、胡两先生是不是耶稣教徒，他们曾在本志（《新青年》）发表的文章可以证明，硬相信他们是耶稣教徒，未免犯了“以耳代目”的毛病；即令他们的确是耶稣教徒，也不算什么错处，拿这个来做攻击的材料，未免犯了“笼统”的毛病。
我并不是替蔡、胡二人辩护，他们也用不着我辩护，我所伤感的是中国现在的士大夫，留学生，还是和几十年前毫无教育脑筋极简单的蠢男女一样！
法律与言论自由
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好象祖孙父子一样；最奇怪的是旧言论自由造成了现在的法律文明，每每不喜欢想创造将来法律文明的新言论自由出现；好象一个儿子，他从前并不孝顺父母，到了他做父母的时候，他的儿子稍有点意思不和他一样，他便要办他儿子忤逆不孝的罪；认真严办起来，岂不要断绝后代！
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背法律的言论，我们现在不去论他，我们要记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象这种保守停滞的国家社会，不但自己不能独立创造文明，就是跟着别人的文明一同进步，也不容易。
一九一九，十二，一。
过激派与世界和平
俄国Lenin 一派的Bolsheviki 的由来，乃是从前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瑞典都城Stockholm 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因为要不要和Bourgeoisie（工商社会）谋妥协的问题，党中分为两派，Lenin 一班人不主张妥协的竟占了多数，因此叫做Bolsheviki 英文叫做Majorgroup（多数派），乃是对于少数派（英文叫做Lessergroup）Men-sheviki 的名称，并非是什么过激不过激的意思。日本人硬叫Bolsheviki 做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世界和平。Bolsheviki 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暂且不去论他，痛恨Bolsheviki 的各强国，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利权，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我们暂且也不去论他；那第一叫我们觉悟，叫我们注意的，有两件事：
（一）反对Bolsheviki 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无理拿大炮来打我们的军舰，又拿中、俄、蒙条约来抗议蒙古取消自治。
（二）反对李普克内希所创斯巴达苦司党——他们的主张，和Bolsheviki 相同，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农政府。——的德国的现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又在那里讨论扩充海军预算等。
扰乱世界和平，自然是极大的罪恶，Bolsheviki 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Bolsheviki 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换一方面说：Bolshevikism 的内容，和他们如果得志思想上有无变迁，能不能叫世界和平，固然没有人能够断定；但是现在反对他们的人，还仍旧抱着军国侵略主义，去不掉个人的一阶级的一国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压迫朝鲜，想强占青岛的土地和山东的经济利权，就是一个显例），如何能够造成世界和平呢？
调和论与旧道德
现在社会上有两种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弱点。（一）是不比较新的和旧的实质上的是非，只管空说太新也不好，太旧也不好，总要新旧调和才好，见识稍高的人，又说没有新旧截然分离的境界，只有新旧调和递变的境界，因此要把“新旧调和论”号召天下。（二）是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这两层意见，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很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现在姑且简单说几句。
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无显明的界线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旧比较的实质。这种现象是文化史上不幸的现象，是人类惰性的作用；这种现象不但在时间上不能截然分离，即在空间上也实际同时存在：同一人数中，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新旧不能用时代划分，同一民族中，各社会各分子思想文化的新旧，也不能用时代划分，这等万有不齐新旧杂糅的社会现象，乃是因为人类社会中惰性较深的劣等分子，不能和优级民族优级分子同时革新进化的缘故；我们抱着改良社会志愿的人，固然可以据进化史上不幸的事实，叙述他悲悯他实在是如此，不忍心幸灾乐祸得意扬扬的主张他应该如此。譬如人类本能上，有侵略，独占，利己，忌妒，争杀，虚伪，欺诈，等等恶德，也没有人能不承认是实在如此。然断乎没有人肯主张应该如此。惰性也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现象，正是这种恶德这种障碍造成的；所以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纣为虐，把他当做指导社会应该如此的一种主义主张，那便误尽苍生了。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所以调和论只能看做客观的自然现象，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
再说到道德问题。这是人类进化上重要的一件事。现在人类社会种种不幸的现象，大半因为道德不进步，这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却不限于西洋、东洋。近几百年，西洋物质的科学进步很快，而道德的进步却跟他不上，这不是因为西洋人只重科学不重道德，乃因为道德是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象知识那样容易进步。根于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的相爱，互助，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等道德，不容易发达，乃是因为受了本能上黑暗方面的虚伪，忌妒，侵夺，争杀，独占心，利己心，私有心等不道德难以减少的牵制；这是人类普通的现象，各民族都是一样，却不限于东洋、西洋。
我们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为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不但不彻底，而且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所以东西洋自古到今的历史，每页都写满了社会上政治上悲惨不安的状态，我们不懂得旧道德的功效在那里；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旧道德是我们不能满足的了。所以若说道德是旧的好，是中国固有的好，简直是梦话。
旧的中国固有的道德是什么，好处在哪里？勤俭二字用在道德的行为上，自然是新旧道德都有的，不算旧道德的特色，若是用在不道德的行为上，象那刻薄成家的守财奴，勤俭都是他做恶的工具，如何算是道德的标准呢？忠，孝，贞节，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闲，是礼教的大精神），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丧礼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现象（君对于臣的绝对权，政府官吏对于人民的绝对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夫对于妻男对于女的绝对权，主人对于奴婢的绝对权），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
章行严先生说，“中国人之思想，动欲为圣贤，为王者，为天吏，作君，作师，不肯自降其身，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尽我一分子之义务，与其余分子同心戮力，共齐其家，共治其国，共平天下。”这种偏枯专制，没有人已平等的思想，也正是旧道德造成的。这种道德就是达到他“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也只是分裂的生活，利己的社会；去那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相爱互助全社会公同生活的理想，还远的很，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不能满足。
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现在他们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将战争，罢工，好利，卖淫等等悲惨不安的事止住；倘若他们主张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岂不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
留学生
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派遣留学生的事：一次是古代派到中国，一次是现代派到西洋。这两次的留学生，在日本文化史上，都有重大的位置，简直可以说日本全部文化史，都是这两次留学生造成的。我们中国派遣学生出洋的时间人数都不算很少，东洋留学生和中国文化史未必有什么关系，和中国卖国史却是关系很深了。西洋留学生除马眉叔、严几道、王亮畴、章行严、胡适之几个人以外，和中国文化史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班留学生对于近来的新文化运动，他们的成绩，恐怕还要在国内大学学生中学学生的底下（至于那反对新文化的老少留学生，自然又当别论）。这是什么缘故？各部里每月用几百张纸钱，可怜裹住了多少英雄！我奉劝已回国未回国的留学生诸君，别抛弃你自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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