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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论文·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

  迷顽可怜的国故党,看见《新青年》杂志里面,有几篇大学教习做的文章,他们因为反对《新青年》,便对大学造了种种谣言,其实连影儿也没有。这种谣言传的很远,大家都信以为真,因此北京、上海各报,也就加了许多批评。

  上海《时事新报》说道:“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国学术精华所萃之学府,无端遭此侮辱,吾不遑为陈、胡诸君惜,吾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以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

  上海《中华新报》说道:“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等创文学革命之论,那般老腐败怕威信失坠,饭碗打破,遂拚命为轨道外的反对,利用他狗屁不值人家一钱的权力,要想用‘驱逐’二字吓人。这本来是他们的人格问题,真不值污我这枝笔。”

  《中华新报》又说道:“北京非首善之区乎?大学校非所谓神圣之学府乎?今之当局者非以文治号召中外者乎?其待士也如此。呜呼!我有以知其前途矣。”

  《中华新报》又说道:“自此事之起,舆论界及一般新教育界,当然义愤之极,以为这是辱没了学者,四君等当然不能受此奇耻。惟记者以为究竟是谁的耻辱?与其曰受者之耻辱,毋宁曰施者之耻辱,与其曰四君等之耻辱,毋宁曰中国全体民族之耻辱。”

  上海《民国日报》说道:“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残清腐败,始扫地以尽..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举世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挥光大,培国家之大本,立学术之宏基,不图发轫方始,主其事者之数人,竟为恶政治势力所摈,而遂弃此大学以去也。”

  北京《晨报》说道:“思想自由,讲学自由,尤属神圣不可侵犯之事,安得以强力遏抑?稍文明之国家,当不至有此怪谬之事实。故连日每有所闻,未敢据以登载。嗣经详细调查,知此说实绝无影响。不过因顽旧者流,疾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聊且快意而已。”

  北京《国民公报》说道:“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过抑之潜势力。必欲逆此势力而与之抗,徒然增一番新旧之冲突而已。..昧者不察,对于新者,嫉之若仇。果使旧思想在今日有可以存之理由,记者亦将是认之,而无如其否也。记者往常读书,常怀一疑问,即孔、孟之言,何以不许人有是否于其间?昔日之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

  对于新思想存在的价值,和政府不当干涉言论思想的理由,上海、北京各报都说得很痛快,无须我再说。而且政府并没有干涉,更不必“无的放矢”了。但是对于国故党造谣的心理,我却有点感想。

  这感想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有“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恶根性。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民国八年以来的政象,除了这两种恶根性流行以外,还有别样正当的政治活动吗?此次迷顽可怜的国故党,对于大学创造谣言,也就是这两种恶根性的表现。

  这班国故党中,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新申报》里“荆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报》的通信记者张厚载两人。林琴南怀恨《新青年》,就因为他们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他所崇拜所希望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这两件事,要请林先生拿出良心来仔细思量!

  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反对,这事尽可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若说是无心传播,试问身为大学学生,对于本校的新闻,还要闭着眼睛说梦话,做那“无聊的通信”(这是张厚载对胡适君谢罪信里的话,见十日《北京大学日刊》),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说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

  《新青年》所讨论的,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我盼望大家只可据理争辩,不用那“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才好。

  一九一九,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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