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夔先生：
承示深为感佩。
仆等主张以国语为文，意不独在普及教育；盖文字之用有二方面：一为应用之文，国语体自较古文体易解；一为文学之文，用今人语法，自较古人语法表情亲切也。
今世之人，用古代文体语法为文以应用，以表情者，恐只有我中国人耳。尊意吾辈重在一意创造新文学，不必破坏旧文学，以免唇舌；鄙意却以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犹之欲兴学校，必废科举，否则才力聪明之士不肯出此途也。方之虫鸟，新文学乃欲叫于春啼于秋者，旧文学不过啼叫于严冬之虫鸟耳，安得不取而代之耶？
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先生以为如何？率复不备。
胡适之陈独秀一九一八，十，十五。
附易宗夔书
适之、独秀两位先生大鉴：
我国数千年来，文化毫无进步，虽有种种的原因，而言文不能一致，却是一个最大的原因。鄙人在十余年前，即有这个议论，主张言文一致的道理。彼时寡调独弹，竟没有一个人能明白这个理由，鄙人也就不往下说了。前月鄙人请蔡先生吃饭，席间偶然谈及此事，听蔡先生说两位极力提倡文学革新的道理，发行一种杂志，发挥的很透彻。鄙人就破费几文，买《新青年》回家一看，才晓得两位见解的高超，实在佩服得很。但是鄙人对于这个道理，所见微有不同的地方，不能不向两位上一个条陈。
独秀先生主张推翻孔学，改革伦理。鄙人以为见解太高了，不适宜于现在社会的情形。我们因为中国不懂文字的人太多，非以白话为文章，教育便不能普及，我们尽可用白话编国民小学的教科书，用白话写信，编成尺牍便览，发行几种白话报，廉价出售。办事的时间惟恐不够，那里有闲工夫推翻什么孔学？改革什么伦理？惹起那班不三不四的乡学究村夫子，惟恐砸破他的饭碗，不得不起而反对之。倒是我们主张言文一致的障碍物了。
适之先生谓“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这个道理很对的。惟欲破坏什么桐城派的古文，什么文选派的文学，什么江西派的诗，且欲取而代之。据鄙人看来，却可不必。我们但办我们言文一致的事业，看他们的古文骈文诗句，恍惚是春天的鸟叫，秋日的虫啼，既不能禁止他不叫不啼，又何必取虫鸟而代之？如此办法，省却许多的唇舌，保存许多的精神，拚命的向言文一致的前途进行，庶可以达我们改革新文学的目的。
鄙见如此，不知两位新文学家以为然？尚祈赐教。
即颂大安。
弟易宗夔谨启再者，鄙人著有《新世说》一书，却完全是文言书。呈上自序及例言广告，两位尽可作鸟叫虫啼之悦耳。内有一则，与两位有关系，写上一阅。
近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傅斯年诸君，发刊《新青年》，创为文学革命之义，主张以白话为文章。胡之言曰：“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陈则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为根本上之解决。钱并主张废去汉文，另采用一种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傅则欲铲除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谓吾国数千年来，所有学术，为阴阳学术，所有文学，为偈咒文学，若非去此误谬，自与西洋文明，扦格不入。观诸君之绪论，类皆以旧文学为死文学，须一律扫除，主张言文一致，于新文学界放一异彩。若能去激去偏，推行以渐，未始非吾国文化进步之一转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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