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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系列书籍

卷三 通信·再答胡适之(文学革命)

  适之先生足下:

  惠书敬悉。鄙意区分中国文学之时代,不独已承钱玄同先生之教,以全宋属之近代,且觉中国文学,一变于魏,再变于唐(诗中之杜,文中之韩,均为变古开今之大枢纽),故拟区分上古迄建安为古代期,建安迄唐为中古期,唐、宋迄今为近代期。玄同先生颇然此说,不知足下以为如何?

  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渭之讨论也!率复不宣。

  独秀一九一七,五,一。

  附胡适书

  独秀先生左右: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幸何如之!此期内有通信数则,略及适所主张。惟此诸书,似皆根据适寄足下最初一书(见第二号),故未免多误会鄙意之处。今吾所主张之八事,已各有详论(见第五号),则此诸书,当不须一一答复。中惟钱玄同先生一书,乃已见第五号之文而作者,此后或尚有继钱先生而讨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顷见林琴南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

  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象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副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也。今试举一例以证之。林先生曰:

  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

  此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合文法,可谓“不通”。所以者何?古文凡否定动同之止词,若系代名词,皆位于“不”字与动词之间。如“不我与”,“不吾知也”,“未之有也”,“未之前闻也”,皆是其例。然“踣”字乃是内动词,其下不当有止词,故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踣”也。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踣”之不通,此则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

  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

  钱玄同先生论足下所分中国文学之时期,以为有宋之文学不独承前,尤在启后,此意适以为甚是。足下分北宋以承前,分南宋以启后,似尚有可议者;盖二程子之语录,苏、黄之诗与词,皆启后之文学,故不如直以全宋与元为一时期也。足下以为何如?总之,文学史与他种史同具一古今不断之迹,其承前启后之关系,最难截断。今之妄人论诗,往往极推盛唐,一若盛唐之诗,真从天而下者。不知六朝人如阴铿,其律诗多与摩诘工部相敌(工部屡言得力于阴铿。其赠李白诗,亦言“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则太白亦得力于此也),则六朝之诗与盛唐固不可截断也。此意甚微,非一书所能尽,且俟他日更为足下作文详言之耳。

  白话诗乃蒙选录,谢谢。适去秋因与友人讨论文学,颇受攻击,一时感奋,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私意欲借此实地试验,以观白活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实地证明,不容更辩;今惟有韵文一类,尚待吾人之实地试验耳。(古人非无以白话作诗词者。自杜工部以来,代代有之;但尚无人以全副精神专作白话诗词耳。)自立此誓以来,才六七月,课余所作,居然成集。因取放翁诗“尝试成功自古无”之语,名之日“尝试集”。尝试者,即吾所谓实地试验也。试验之效果,今尚不可知,本不当遽以之问世。所以不惮为足下言之者,以自信此尝试主义,颇有一试之价值,亦望足下以此意告国中之有志于文学革命者,请大家齐来尝试尝试耳。归国之期不远,相见有日,不尽所欲言。

  胡适白四月九日作于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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