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只看到他和毛泽东相似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两人不同的另一面，恐怕他永远也搞不明白，正是这些差异，最终导致了陈独秀的失败以及毛泽东的成功。
（一0一）
陈独秀和毛泽东虽然较早就在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共同志向以及个人性格、领袖地位的形成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陈独秀只看到他和毛泽东相似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和毛泽东不同的另一面，这个不同从表面上来看，不难理解，也一目了然，所有人都能马上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可是把这种不同放到文化层面上讲，则非同寻常，而正是这种文化层面上的差异，导致他们最终走上不同发展之路。
陈独秀和毛泽东的成长环境的不同。陈独秀出身大家，五次出国，从未接触过农村，这使他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上总是脱离实际；而毛泽东则出身农村，土生土长，这使他领导中国革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陈独秀从小在城市长大，后来也一直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期间五次赴日，长期的教授、文人生活，使他虽然有着渊博的书本知识，却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缺乏深刻的了解和体验，所以他很少接触农村和农民，更没有亲身经历过农民斗争，对中国下层社会生活缺乏长期的亲身体验，自然也就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为了安全起见，又一直在大城市过着隐居的生活，他从未亲自到最基层革命实践中去锻炼，却又肩负着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因此，他的思想往往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考虑和处理问题往往表现出书生气，尤其是对中国农民的看法，更是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色彩。
一方面，他也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加入，终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众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他对农民问题有了更高的认识。在他主持下的中共中央作出了若干关于重视农民运动、保护农民利益、建立农民自卫武装等方面的决议。他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成功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农民是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强大动力。”（1）他大胆预测“农民推翻乡绅政权的暴动，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的形式。”（2）他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六年上半年的一系列文章中，一再赞扬“最下层的劳动阶级，最有革命的战斗力。”（3）另一方面，陈独秀又对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持一种悲观怀疑的态度。在他看来，“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徒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甚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他同时还认为中国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私有的心理之上。”（4）因此，只有国民革命完全成功，通过农业资本化，农业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才能参加无产阶级革命。
应当说，陈独秀对中国农民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农民的实际情况，但由于他本人没有深入实际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所以，对农民由于饱受压迫剥削而潜藏着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对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伟大影响也估计不足，这一思想基础，导致他在大革命后期，在对待农民运动态度上一直处在一种左右摇摆、极端矛盾之中。当南方数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他也感到欢欣鼓舞，甚至亲笔致函各极党部，指出：“最大部分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这些省份，都已经有了农民运动，我们的党在这些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党到农民中去！’”但是当国民党起来攻击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时，他却不知所措，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维护国共合作的路线，又来限制农民运动。最典型的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中央特别会议，陈独秀、鲍罗庭和维金斯基一致否决了毛泽东提出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并通过决议，再次强调为了改善国共关系，中共对于农民运动的指导，只能“向政府要求帮助农民斗争”；规定党在农民问题的策略是：限制农民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妄想以此取得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欢心，从而达到制约蒋介石派军事势力的目的，而最终结果是葬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陈独秀否定农民运动的思想一直继续到大革命失败后，当毛泽东在农村开辟农村根据地，建立工农红军时，他极力反对。这成为他和毛泽东的主要政治分歧之一。
毛泽东则不然。
毛泽东出生在韶山农村一个农民家庭里，祖辈务农，而且他从６岁开始就下地干活，种田、放牛、养猪什么活都干，他结交很广泛，既有达官贵人又有社会名流，还有工人、农民、绿林好汉以致落第秀才、师爷。不仅如此，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经历了多次农民斗争事件，亲眼目睹了一九一0年长沙饥民抢粮风波和韶山哥老会起义，他特别欣赏农民斗争的“造反”精神。毛泽东说：“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正是由于如此，毛泽东对中国农民有着深刻的了解，不仅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艰辛和苦难，而且了解他们的愿望、要求。特别是从反映农民起义的旧小说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所具有的伟大的阶级力量和革命积极性，了解他们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了解他们的阶级局限；另外他认识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农民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摆脱“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悲剧。他的这种广博的社会阅历，使他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有最真切的直感，为他分析和处理革命事业中碰到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中也不乏农民出身者，在政治家和理论家中或生长在农村或从事过农民运动者亦有之。但在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中，像毛泽东这样的经历者几乎没有。这个身世对他日后研究中国问题，善于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极大影响。因为中国是以农为主体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解决农民问题，诚如他后来所指出的：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就是农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中国革命说到底是解放农民。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可谓是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宣传农民、解放农民的理论。毛泽东作为农家子弟在家乡生活17年的这一特殊经历，使他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最真切的直感，这为他实现理论认识飞跃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农家生活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以及思想情感上同中国农民的息息相通，不仅给毛泽东毕生的思想性格烙上鲜明的农家烙印，而且使毛泽东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的国度里从事革命实践显得比别人更为得心应手。
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心理具有非常细致入微的洞察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最迫切的愿望作了集中的表达。这种能力，斯诺曾惊呼为“天命的力量”。他写道：“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5）备受压榨、奴役而又苦于找不到改变自身命运的道路的中国农民，有理由把这样一位有“天命的力量”的人称作为“救星”。
从农家的社会文化背景里走出来的毛泽东，与中国农民的心理却一直有深刻而强烈的共鸣。这使他分析起农民心理，总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这正是毛泽东的政治天才所在，正是他的最大的政治“资本”所在，正是凭着这一“资本”，毛泽东在中国这个农民的国度从事革命，才达到了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境地。毛泽东之所以比党内其他一些出身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更能适应中国革命的客观环境，其中的奥妙往往也就在这些地方。
掌握了这样的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毛泽东就能将中国农民世代积聚起来的反抗激情，最大限度地调动和释放出来，并将它引导和汇聚成现代中国革命的洪流。
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更应是民主革命胜利果实的最大受益者。农民是决定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决定中国各阶级的关键砝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对斯诺明确说过，谁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谁就得到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为了提醒中共高级干部，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农民革命，甚至提出：“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6）农民小生产者在毛泽东这里，得到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从未有过的崇高的历史评价。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如此深刻，就连一向对他有成见的张国焘后来叛变投敌后，也忍不住称赞道：“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一0二）
陈独秀和毛泽东的知识结构的不同。陈独秀思维敏捷，思想超前，但总是非此即彼、矫枉过正，不合时宜；而毛泽东中西贯通，不教条，不死板，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文章写得精彩至极。
陈独秀出生书香门弟，18岁参加县、库、院三级考试，得了第一名，成为秀才，后接受维新运动影响，一度信仰改良主义，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侵华，使他的心灵受到很大刺激，用他的话说：“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于是乎，从一九零一年开始，他先后五次去日本留学，大量阅读研究西方国家实强的政治学说——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受到刻骨铭心的影响，成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人生指南。
陈独秀在思考“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时，首先想到的是“便去各国，查看一番”，学习西方来救国，他虽然并不主张全盘西化，但在猛烈抨击儒家纲常伦理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保守面看得较重，有否定过多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导致他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总是不能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终由一个时代的弄潮儿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
陈独秀敏锐、犀利、勇敢、坚毅、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精神与不调和的革命斗争精神，使他对于事物的正面意义或反面意义，都能发挥到极限的地步，因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与感染力。但是，陈独秀思想一向超前，曲高和寡，不为人理解甚至容易为人误解，这使他心灵深处总有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他总是在不恰当的时机指出正确的观点，他在极端强调某方面重要性的同时，对其他相关条件或因素则相应注意不够，这种非此即彼、矫枉过正、绝对化的或者说超前的表述方式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现，比如：
在无产阶级民主和专政面前，过分强调民主而忽略专政的作用；在比较中西文化时，过多强调传统文化的弊端，过高估价西洋文化的作用；在革命性质上，忽略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过于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的作用；在革命的依靠力量上，他否认红军和游击队的作用，坚持城市中心论；在国共合作的策略上，把联合和斗争对立起来，非此即彼，等等。同毛泽东相比，陈独秀更象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实践者。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时期，他发表了大量文章，从道德、人生观、民主和科学等方面反封建、反礼教，进行思想启蒙，从与自由主义者等形形色色错误观点的斗争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事实上陈独秀也确实是一个出色学者，他的纯学术理论成绩裴然，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他更是把大量的精力用到学术研究上。尽管他密切关心着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但躲在上海的阁楼里，关在蒋介石的大狱里来研究热火朝天的中国革命实践，得出的结论自然没有战斗在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来得生动和一针见血。
陈独秀自己也承认，“吾从讲学，以发明真理为第一义，与施政造法不同，但求别是非，明真伪而已，收效之迟速难易，不容计及也。”（7）这段话，最能说明他的文化品格的特点，按他的特点，他最适合于文化及启蒙运动，而用于“施政造法”，启蒙者的文化品格就未免太不适应了。这一点，瞿秋白与他相近，毛泽东和他则恰恰相反。他以后的政治悲剧，不能说与此无关。
毛泽东则不然。
毛泽东既读“有字的书”，又读“无字的书”，很少死扣书本而能融会贯通，为其所用。
毛泽东进过私塾，读过洋学堂，即受过国学灌输，又受过西学教育，学贯中西，通融古今。他读过大量的历史书籍，熟读四书五经，博览史籍杂书，潜心研读世界名著及各种流行的新思潮，有着渊博的历史常识，这为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奠定了浑厚的学问基础。他对书一贯不死读，既注重读“有字的书”，又注重读“无字的书”，很少死扣书本而能融会贯通，他不做书的奴隶，而让书为其所用，而且有批判意识，这样的读书方法，逐渐培育了他对以往文化知识实行改造制作去粹取精的能力，并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他读过的古今中外书籍，同时代的青年学子一般都可能涉猎，但像他这样去驾驭和运用作知识，则不多见，这又是他的过人之处。这使他后来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后，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分清精华和糟粕，做到新旧结合，中西合璧。他认为在寻找中国落后的病因和拯救的药方时，不是象陈独秀那样“先到国外看一看”，而是首先应“在国内研究”中国，然后再到外国研究西洋，这种见解，在陈独秀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崇拜西方思想成为一种时髦的情况下，确实难能可贵。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算很早，功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最初也不是最多，根本无法与瞿秋白、王明、张闻天他们相比，但他学马列理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学得刻苦但不死板，没有学理主义，教条主义习气。一九二0年他在初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说：“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8）在这里，毛泽东准确抓住了认识中国问题的根本，并能从中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说明他把书读得极活，这正是他优于和高于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的一个突出品格。
毛泽东并不关心纯学术的理论，他看重的是能直接服务于现实斗争实践的理论。
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与他已前的革命导师都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的突出贡献是建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列宁虽然亲自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初期的工作，但他不幸过早地去世了；陈独秀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搞党的建设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一生则独具风格，他的主要精力和主要活动是在实践方面，而不是理论方面，他首先是革命实践家，其次才是革命理论家、哲学家。他研究理论是为革命实践服务的，这一经历决定了毛泽东不能不更加注重思想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的这种现实性的思想性格早在青年时代就已初露端倪。在第一师范就读期间，他就深受中国传统实践理性精神，尤其是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学术思潮的影响，立下过“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誓言，并提出了“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的”主张，（9）同书斋里的学者不同，毛泽东更看重的是理论对于实践的实际功效，他所热衷的理论是能直接服务于现实斗争实践的理论，在他眼中，实践远比理论更有价值，特别是救亡已迫在眉睫，客观环境已不容许人们从容不迫地坐下来从事纯理论的思考时，理论本身的价值需要由它同实践的关系来评判。他之所以同曾国藩一样立下“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誓言，就在于在他看来，“心知不过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10）他并不关心、看重理论的纯学术价值，也无意于对他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没有直接意义、不能直接应用的问题进行冥思苦想，他的全部理论，从政治、军事，到文学、史学，都具有浓厚的应用性色彩。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毛泽东凡事注重调查研究，这使他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瞎指挥的束缚。
毛泽东酷爱读书，但他始终认为，研究中国不能停留在书本上，应该实地调查研究，注重社会考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把做事的根基牢牢扎在脚下。在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领袖群体中，从未出洋留学过的，毛泽东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一九一八年，当中国再度掀起以赴法勤工俭学为中心的出国留学热潮时，他亲自组织了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但自己却坚决不去。这一选择对于毛泽东一生的思想性格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九二0年三月十四日，他在给周士钊的信中，对自己不出国原因解释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会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因此，“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11）基于此，当出国已成为有志青年的共同选择，甚至流变为一种社会时髦时，毛泽东却一头扎进了对中国工厂、农村实际状况的深入研究及现实的社会斗争实践之中。对“中国这一地盘”各方面情形获得了远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这就为他日后一系列成功的斗争策略选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以及现实性的依据。
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三四年长征之前的13年间，他先后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的时候，几乎每年都抽出时间或到工人群众或到农民群众、或到红军战士中间进行调查研究。他考察过湖南、广东、福建、江西等省的几十个县的农村。他写下了调查报告等材料仅保存下来的就有10多篇，达20多万字，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还没有另一个人能像毛泽东进行了时间如此长久、次数如此频繁，规模如此宏大、内容如此广泛的社会调查。
每当重大关头，特别是政治主张受挫，他更是要做一次社会调查，以论证来丰实自己的观点，为东山再起打好基础。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要求全党大力纠正所谓的“左”倾，抛弃“耕地农有”的幻想。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随即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５个县，做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调查，历时32天，徒步行走700公里，仅用几天时间就完成了著名的《湘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在进一步肯定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战略思想。这个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这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运用。这次调查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同寻常的。八七会议时，毛泽东曾对此有过一个总结性地回顾：“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中共必须举着国民党的旗帜去搞武装斗争，并且秋收起义要在全湖南境内同时举行。对此毛泽东当时是赞成的。然而，当他以中共特派员身份离开武汉来到长沙时，先是到城外清泰乡和韶山农村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此后便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从实际中提出了关于秋收起义要抛弃国民党旗帜，没收大中地主和小地主土地，缩小暴动地区等正确主张，当这些主张全部遭到中央否定之后，他并没有盲从中央的指示，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果断地发动了秋收起义，并将起义部队带上井岗山，建立了第一个工农武装割据政权。为此，他受到了撤消中共中央委员的严厉处分。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到达井冈山之后，思考的首要问题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怎样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政权？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不曾遇见过新问题，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也找不到理论根据。于是毛泽东调查了井冈山长期占山为王的“土匪”的生存方式，他了解到王佐有一个师傅叫朱孔阳，绰号朱聋子，地方武装围剿他几十年，也没法打垮他。朱孔阳的经验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对毛泽东启发很大，他认为，打圈圈就是避实就虚，于是提出：“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迷惑敌人，摆脱敌人的追击，并使敌人的弱点暴露无遗；打仗是为了战胜敌人，消灭敌人，由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游击战术“十六字令”，由此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并在革命实践斗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仍然一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认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怕，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12）
（一0三）
陈独秀和毛泽东接受的地域文化影响不同。皖文化的潜移默化使得陈独秀更多地带有文人气质，而湖湘文化则孕育了毛泽东热情奔放的豪杰气概。
文化熏陶个性，文化养育人格。陈独秀、毛泽东的人格培育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其中尤以安徽和湖南两省的地域文化，对他们人格个性产生的影响和熏陶最为直接。
陈独秀深受皖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安徽襟江带淮，地处南北要冲，历来为兵家所重，是南北冲突的大舞台，而陈独秀的家乡安徽省府安庆市地处长江中下游，上接赣鄂，下连吴越，是长江沿岸十大港口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工业重要发源地之一，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庆行办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新兴民族工业企业。安庆两千多年前是古皖国所在地，安徽省简称“皖”即由此而来，自一七六0年到一九三六年，其间170多年，安庆一直是省府所在地，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皖文化对陈独秀思想与人格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论述：
一是“兼容性”特征对陈独秀开放思想的影响。
安徽古时主要是夷族与越族居住地区，长江以北称淮或东夷，长江以南居民属于山越。秦未农民战争造成的大震荡，促进了安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融合，“淮泗诸夷散为民户”，于是，淮夷之族开始在安徽历史上消失了，三国鼎立时期，孙吴经营皖南地区，越族也慢慢被同化了。正是历史上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融合，才使得安徽人同时兼有中国各地人的文化心理，他们既有北方人的豪迈，又有南方人的灵巧，既有华东人的勤劳，也有中西部人的淳朴，具有很强的“兼容”特征和开放意识。象安徽黄梅戏原本起源于湖北黄梅县的采茶调，清道光年间，黄梅戏向东流传到怀宁一带，被当地民间音乐吸收，并且进一步发扬光大，逐渐形成了独具安徽地方特色的民戏剧，不仅风靡全国，经久不衰，而且斐声海外。
陈独秀深受皖文化“兼容性”特征的影响，年轻时就旗帜鲜明地反对锁国，强调开放，大力推崇西方西方优秀文化，“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他认为：“各国之制度，形式虽不属同，但不忍驱其国于危殆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13）他当时特别看重西方文化点，即：“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人格独立，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而皆为袁世凯一世、二世之所不许。”（14）在这里，他更强调和重视历史的主体——人的解放的意义与作用。他把“伦理之觉悟”做为“国民之最后觉悟”对待，实在是抓住了“西学”的根本。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之所以不惜余力地鼓吹“西化”，这和他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皖文化“兼容”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是温文尔雅的文化氛围对陈独秀学术思想的影响。
安徽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极为丰厚，孕育了馨香的文化韵味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建安文学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掀起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词的高潮，从而第一次把安徽文化事业推上了顶峰。清朝中期，安庆又出现历时二百余年、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在中国文坛独领风骚200多年，享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称誉，为中国文化史上所罕见。安庆还是著名的戏剧之乡，开京剧先河的“四大徽班”的发源地，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程长庚的故乡，黄梅戏的发祥地；同时也是中国佛教禅宗的重要发祥地，不少高僧法祖先后在此传道布法，形成许多佛教建筑，迎江寺为沿江名刹，振风塔被人们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塔”，岳西二祖寿，潜山三祖寿为禅宗圣地。
浓郁的文化氛围决定了陈独秀从骨子里就是一个纯文人，对他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大师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文人气质使他在复杂的政治生涯中，始终不忘自己的爱好，学术研究，一有时间，就钻进去，即使身陷囹圄之中，或穷困潦倒之时，仍为此而奋笔撰述。一九二九年他被撤消总书记后，一年时间，专心研究文字学，被人误解是故意回避政治，等待东山再起时机，其实他是真心在研究学术，只是后来因为出现立三“左”倾路线，才忍不住跳出来，对党发表个人意见。他曾对包惠僧讲过：“其实我不过是反对现状而己。我何尝是一个Communist呢？大家一定要黄袍加身，我也只好干。”（15）一九三二年被捕后，他更是集中精力在狱中坚持潜心读书著述写《识字初阶》，写作不辍。他的同乡程演生探监时以明朝人名言“读书闭户第一，闭户狱中第一”勉励他，而他则表示“不但闭户，并且闭口，惟不能闭心耳。”即使是晚年在贫病交煎的情况下，仍又孜孜不倦地从事他的文字学撰述，可谓是真文人也。
三是崇尚政治的价值观念对陈独秀从政思想的影响。
自古安徽人对“入仕进爵”、“光宗耀祖”情有独钟，对政治达到崇拜、痴迷地步，他们以“政治作为”、“政治才干”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和前途是风靡全省的统一标准，整个封建社会，安徽政治家数不胜数，有汉高祖著名贤臣张良，有宋朝执法如山、为官清廉的“包清天”，有从“乞丐到皇帝”的朱元璋，有明朝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近代史更是出现了多位直接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政治家，最有名的当数李鸿章，以他为首的洋务派，以“自强”各“求实”为目标，兴起洋务运动，对于引进西方比较发达的科学技术，促进我国近现代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重新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混乱状态，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需要“圣人明哲”的指引，在这生死危急关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安徽人又一次站在历史潮流前面，崇尚政治的特征使陈独秀终于弃文从政，于是新文化的统帅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横空出世。
毛泽东则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湖湘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并对整个湖南乃至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地域文化。它的渊源有两个：一是南下的中原文化，一是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性格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物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相互渗透，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本身就是岳麓书院的弟子，也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自己则多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在这里主编过《湘江评论》和《新湖南》，一九三七年他在延安曾仿岳麓书院，书“实事求是”作为抗日军政大学校训，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他进一步发展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毛泽东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湖湘文化推陈出新的典范，他的身上，既体现出了湖湘文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又凝聚了湖湘文化智慧灵动的大智慧。湖湘文化对毛泽东思想与人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是精神主观律人格的影响。
湖湘文化中所蕴藏的辩证法思想给青年毛泽东的人生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王夫之认为，宇宙万事万物运动变化是一个不断更新发展的过程，“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16）由于杨昌济先生讲课时经常间取“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说”，（17）所以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受此影响，他曾多次阐述事物不断运动变化的思想。认为“天下事物，万变不穷”。“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18）他还指出事物的这种运动变化是一个发展更新过程：“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知。”（19）并且认为对立着的事物经常在相互转化：“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在人生思想的道路上，毛泽东与青年马克思所走过的路程颇为似：青年马克思曾是黑格尔的信徒，但他后来抛弃了黑格尔学说中的糟粕——唯心主义，而保留了其中合理的内核——辩证方法，从而创立了唯物辩证法这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而青年毛泽东则从师于湖湘文化代表人物。但他后来也抛弃了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而保留了其中颇有价值的辩证法观点，等他有机会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对我国古代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加以研究整理时，便写出了不朽的名著——《矛盾论》。
二是重民思想对毛泽东政治人格的影响。
“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是湖湘文化中政治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王夫之曾总结明亡的教训，提出“民之视听明威，皆天之神也，故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而吉凶应之”。（20）把民心的好恶、向背看成是统治者政治统治兴衰存亡的根本。青年毛泽东继承了湖湘文化中的这种“民本”思想，认为“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21）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已察觉到人民群众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他这种民心向背起决定作用的思想即源于湖湘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众所周知，在毛泽东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反帝”一直是他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以至现在不少国内外学者都不约而同地称他为典型的“民族英雄”。同时，我们还看到，强调“造反有理”、强调“武装夺取政权”、强调“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以及“破旧立新”等革命思想，一直是后来毛泽东政治人格追求的主线。所有这些，与他早年受到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社会变革”以及“民本”等思想的影响有着直接关系。
三是湖湘文化学术思想对毛泽东治学态度的影响。
湖湘文化中有两个重要的学术思想：一个是崇尚实学、不喜空谈的学风。王夫之曾经提出过“行先知后”的著名论断，魏源则认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知者乎”。（22）“夫士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23）不仅阐明了行对于知的决定意义，而且明确提出了调查访问对于知识分子产生正确认识的重要作用。杨昌济对此完全赞同，他认为：“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而力行尤要。”（24）湖湘文化这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实干传统，使得湖南人有一种改造天下的冲动，他们不仅指点江山，而且亲自到中流击水，是真正的实干派。梁启超就曾感叹湖湘之地到处是人杰，老翁小孩尚通政事。左宗棠常自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世南阳一卧龙。”以懂经济而傲立于世。湖湘文化中这种务实学风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响。在知行观上，他特别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在学习方法上，强调从实践中学习，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在学习目的上，强调为现实服务，认为“为学之道不得不重现在”。
湖湘文化中的另一个重要学术思想是取众家之长，不偏一说的学风。南宋时期理学派别繁多，而湖湘学派则打破门户之见，对各派的观点采取了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的态度，到明末清初，岳麓书院终于培养出王夫之这样一位我国古代思想学说的集大成者。毛泽东正是在这种不偏一说，兼取众家之长的学风影响下，从湖湘文化入门，几乎涉及了我国古代所有重要学派的文化和思想，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而使毛泽东的思想与人格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四是湖南人性格对毛泽人格个性的影响。
民风强悍、刚烈、勇于任事，具有不甘沦落，不屈不挠的开拓精神，是湖南人的一大性格特点。正如毛泽东说的：“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25）他们“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26）楚文化中的这种“死不足畏”的传统被近代湖南湘潭才子扬度进一步阐释放大。“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扬度一九0三年写了《湘南少年歌》中的一句诗，弘扬的是一种更高境界的“死士精神”。所谓死士精神，就是不怕死、不惜死，舍生取义，敢于杀身成仁，拼命苦干，至死方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死士精神是楚人不怕死精神发展到了极至的再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这句豪气干云的诗道出了湖南人死士精神的内核。
湖南人的性格刚是其内核，韧是其灵魂，灵是其气质，它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大凡湖南人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有了一种思想主张，就总是以“虽百死人军中，吾往矣”的无畏气概，为这种目标、主张的实现进行不折不挠的搏击，即使断头洒血，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因此，后世人们经常以“石头”、“骡子”、“辣椒”称湖南人。毛泽东乳名“石三伢子”，一个“石”字概括了他性格中刚毅、坚毅的一面。一九二三年国共合作时，他又用过“毛石山”的化名，表明他坚强的革命意志。辣椒这种辛辣的食物则象征着食者那种生龙活虎、坚强有力的性格，毛泽东说过，他几乎从学走路开始就吃极其辛辣的尖辣椒。爱上这种食品，天下便再没有任何更辣的东西能难倒他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为什么能在秋收起义失败后，毫不服输，带领队伍上井冈山的性格因素。
尚武任侠是湖南士风的另一大特色，近代湘军的崛起，更是极大地刺激了尚武精神发展。故康有为有“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之说。毛泽东家族自元朝至正年间到民国十六年共２１代，几乎与科举绝缘，绝大多数是农民，同时有不少人从军打仗，有的还因军功而获得官职，毛泽东的祖父毛思毅就曾获得清朝提督军门的重要职务。毛泽东尽管读文史诗书，但一生都鄙视文人，欣赏“老粗”，也许正与家族传统的影响有关。
毛泽东25岁以前，一直生活在芙蓉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他的身上流淌着湖湘文化的精神血液。地域文化的特殊精神氛围，以及对中国传统的豪杰精神传统的自觉认同，造就了毛泽东极为典型的勇猛豪放的英雄气质。这种气质使得他在党内知识分子领袖群体中独具个性魅力，这种气质无疑更适合于担任领袖的角色，其冲破一切网罗的反抗精神，浪漫奇谲的气质，雄浑奔放的豪迈气概，非党内其他人物可以比拟。
（一0四）
陈独秀和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同。陈独秀性格倔强，认死理，认准得事，一条道走到底，不怕碰得头破血流，具有强烈的“殉道”意识；毛泽东则办事灵活，善于变不利为有利，两人在斗争方式上，有着天壤之别。
陈独秀性格耿直，不拐弯，坚持真理，认准的事儿，不撞南墙不回头，属“狂狷之士”，类似晋朝的嵇康，不识时务，高低之下不会检讨，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斗争不讲策略，办事非此即彼，要么抵抗，要么盲从。他凡事爱走极端，为了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不惜触犯组织原则和纪律，容易让别人抓把柄，在服从组织原则和坚持实事求是之间，选择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具有强列的“殉道”意识。
陈独秀不注意斗争策略，固执已见认死理。
陈独秀对待自己的信仰和所追求的事业，有着异常的执著精神，不达目的势不罢休。当他遇到困难或受到攻击时，他不仅不会退缩，反而以高昂的激情去迎接挑战。当他在发动新文化运动时，不怕北洋军阀政论的压迫，社会的攻击与讥讽，即使断头流血也在所不辞，这种刚强坚毅的性格表现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当政治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时候，他也曾一时辩别不清，态度不坚决，举措失当，以致姑息养奸。
他在《自传》中首对自己的性格的优缺点作过深刻剖析，并指出其形成的原因。他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燥，其实我性情暴燥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然，在这方面，我和我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大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刚烈，使他见义勇为，疾恶如仇；而温情有时却使他优柔寡断，上当受骗。他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统一，但基本的一面是刚烈，这种个性的内在本质是独立自主性。
党的“六大”后，陈独秀开始表示服从“六大”决议，后来因为发生“中东路事件”，立三路线，才出来给中央提意见，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将他的信在党刊上公布，进行讨论，中央没同意，就竭力攻击党内没有民主，是“官僚集权制”，激化矛盾，声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在遭到中央压制之后，走上极端，和罗章龙一样，成立了小组织，最终被中央开除出党。
陈独秀认死理还表现在学术研究上。他写《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冠以“小学”，其本意是从文字学的角度，给中小学教师提供一本有体系的能正确阐释汉字构成规律与字义的进修教材，并不是直接写给小学生读的，某稿本于书名后括号注明“教师用”三字，足以说明，（“小学”一词，传统上指的就是语言文学之学）可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却以为“小学”二字欠妥，而刚直耿介的陈独秀坚持书名一个字不能改，宁可受贫，２万元稿费一分未动，出版计划遂致搁浅。
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一文中对他的评价：“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树一面大棋，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陈独秀绝少放弃自己的主张去服从别人，不懂能屈能伸。
陈独秀自小挨祖父打，打了只会一声不吭，从不讨饶，这样的结果只会将祖父气疯，从而招至更狠的毒打。这使他后来形成严重的家长制作风，不为寻常的纪律所拘囚埋下了伏笔。这一性格特征直接影响到他所从事的政党活动时，极易出现走极端。他做人的原则是，“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27）这类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和行为，自信、自负、固执、偏见一旦和“暴躁”掺杂起来，企图驾驭政党政治，最终只能断送自己。
陈独秀意志坚定，看准的问题，就为它奋斗，绝少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去服从别人，章士钊说他：“天生是领袖，一旦决定的事，就要干到底”。晚年他写了这样一首诗：“悠悠道途上，百发污红尘，沦溟何辽阔，龙性岂能训”。（28）他的这种性格，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无关大局，而历史却把他这样一位缺乏政治韬略的人推上政治舞台，并让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中，充当“舵手”的角色，最后，难免被激流冲刷到岸边。正如他晚年所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29）陈独秀的悲剧正在于此。
陈独秀性格刚烈，嫉恶如仇，很容易伤人。
陈独秀待人接物，坦诚爽直，但脾气暴燥，细行不检。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30）他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来起身来拂袖而去”。（31）但他从不玩手段耍诡计。他认为“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张国焘“做过的大买卖，而是我所深恶痛绝的。”（32）郑超麟说：“陈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份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去。”
不可否认，陈独秀作为革命家，对人生对社会始终抱着积极进取，义无反顾，甚至激进偏颇的精神。“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正如胡适所说，就因为有陈独秀“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才“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但是政治运动和政党政治不同，前者对封建政府反动而呼唤自由与民主，后者进行团体的活动，则强调集中和纪律。陈独秀的理想、人生哲学和性情气质本身所存在的内在不协调性，决定其长于前者而拙于后者。因此，尽管他“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明知“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却还“不承认失败”，强辩“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屡败，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在陈独秀的哲学逻辑里，承认失败等同于屈服，所以要保持自己的完整人格和固执意志，只有心理上不屈服，回避失败。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他执意与共产国际对抗的心理基础。经过30年代的长期牢狱生活他认识到“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是自己政治生涯失败的“主要原因”，（33）“所谓实际工作一困扰，就没有清醒的头脑观察政治局势”，（34）道出了他一生从政的真切感受，也表明他自认缺乏驾驭政党政治的素质，“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35）他把政治运动和实际政治工作作了如是区分，衡量了自己的适应能力，其实，个性仅仅是导致陈政治生涯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不是唯一原因。陈独秀自始至终没有领悟现代政党政治的真谛及策略、手腕、纪律等，这是他最终只能游离于各政党之间而以终身反对派自居的首要原因。
实际上，陈独秀更多的成分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政治家。他的学生傅斯年、王森然都为他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面而惋惜，“惜仍似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36）
毛泽东则不然。
毛泽东性格虽然和陈独秀一样倔强，但办事灵活机动，处理问题讲究策略，这与陈独秀教条、固执的工作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毛泽东善于运用思想方法论分析和解决问题，这与他本人的文化性格和理论思路有密切关系。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毛泽东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救亡意识，与政治上的激进意识相适应，在思想理论方面，他强调探求“大本大源”和改造哲学，对于顾炎武等人的“经业致用”的“实学”特别赞赏，从他早期著作《讲堂录》中，可以看出他所受的思想熏陶。无论对于国学还是西学，他都强调以分析批判的态度对待，反对简单地照抄照搬。
毛泽东自小反抗父亲的毒打就非常讲究策略。他不但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懂得运用策略来实现自己的计划，毛泽东后来说：“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责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的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家分成两个“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他与父亲斗争尽量利用“统一战线”，每次却能大获全胜，这一从小养成的性格对他将来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后来提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原则的最初源头。
毛泽东是有名的“钢琴大师”，该着力的重点音符上，他会尽全力突出重点。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在发言中，只讲军事问题，只字不提及政治路线问题。通过激烈争论，大家都认为博古、李德缺乏指挥能力，因此，决定取消他们的指挥权，把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同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解决了中共中央的军事指挥权问题。遵义会议为什么不提政治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考虑，他很清楚军事和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军事上有决策权的人在政治上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当时的军事斗争是重心，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毛泽东就是要抓住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
毛泽东还认为，现在还不是彻底清算他们的政治错误的时候。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有着共产国际的背景，在中共党内也不乏“左”的传统，而博古、李德都有来头，个个熟读马列，句句不离经典，他们还能欺骗许多人，这个时候与他们摊牌，可能导致党的分裂。这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要在政治上根本清除“左”倾的影响，条件还不成熟，当务之急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所以当有人要求毛泽东当中央总书记时，被他拒绝了。毛泽东后来明确讲：遵义会议上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战胜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最重要的是张闻天、王稼祥两人能够分化出来。毛泽东的对手李德在许多年后，仍然认为这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他抱怨遵义会议没有提苏联和世界政治问题，如果提出这些问题，也许对他有利。但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的毛泽东没有授人以柄。
毛泽东的另一杰作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蒋介石的策略运用得如火纯青。
中国的统一战线，从阶级关系上说，最根本的是无产阶级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从政党关系方面说，最主要的是共产党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党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关系，在历史上有着深刻的教训，大革命后期发生过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土地革命后期又发生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毛泽东确定同国民党的关系是：又联合又斗争，既不是绝对的联合，也不是绝对的斗争，而是综合联合与斗争两方面来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时指出：统一里有斗争，天下万物皆然，同志们如果能找得到只讲团结，没有斗争，那我就不姓毛。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团结没有斗争的，那他还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联合与斗争是统一战争的原则问题，但两者既不是半斤与八两，也不是斗争大于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便是联合、统一、团结，但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斗争，这是不可缺少的。谁都不能也不应忘记的。……斗争不是仅有一种形式，而是多种多样的。
在打退蒋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围绕又团结又斗争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总结，提出众所周知的那段名言：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从而透彻地揭示了两者关系的辩证法。
针对蒋介石在抗战中既抗日又反共的政策，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他在延安后方留守兵团的军事会议上指出：巩固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条方针，就是“一步不让”，对于他们的捣乱给予无情的打击，决不让步。两条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他讲亲爱，讲团结；要是他对我们不客气，我们就来第二条，就是”人要凡我，我必犯人“，这叫磨擦，人家磨擦来，我们磨擦去，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否则不叫“礼尚往来”，这是圣人之言，天经地义，我们一定要磨擦去。
同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磨而不裂”的“有节”思想，他说：对于国民党的破坏性磨擦和武装冲突必须给以坚决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磨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磨而不裂”。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首次将上述思想概括为“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他指出：“有理”是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有节”是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坚持这三个原则，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毛泽东的“三有”原则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得到了充分运用，是我党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发展华中军事战略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做事非常讲究策略。
在无产阶级领袖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吸纳“土匪”参加革命的理论和先例，毛泽东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游民无产阶级”，即流浪无产者（包括土匪、士兵、强盗、乞丐、妓女等）所蕴含着的革命热情。他认为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受压迫者一无所有，具有很强的反抗不平等的社会秩序的愿望，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等，“这些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一九二七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编“土匪”袁文才和王佐参加红军，并且毛泽东从未把此举当作只是争地盘的权宜之计，他从未挑剔过袁文才、王佐的“匪气”，而是打心眼里把他们当作红军的兄弟。
直到一九三六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为了站稳脚跟，壮大革命队伍，毛泽东还起草了一份《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文中对哥老会和红军相近的革命要求做了一番颇有意思的比较。他指出：哥老会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大众的组织，始终受到压迫，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在是大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贫济富，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完全相同。我们要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我们设有哥老会接待处，以接待在白区站不住脚的英雄好汉，豪爽尚义之士……（37）在毛泽东笔下，红军与哥老会犹如分处不同山头的英雄好汉，有着共同的理想和道义。文中“共抱义气，共赴国难”，以及本军招待在白区站不脚的“英雄好汉，豪爽尚义之士”之类的文字，更是有着相当浓厚的梁山英雄号召天下豪杰共举义旗，替天行道的意味。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直受到托洛茨基、陈独秀以及斯大林、王明的攻击和诋毁，被视为是打家劫舍的“草寇”行为。
毛泽东在处理和斯大林的关系上也十分讲究策略。
一九三七年当毛泽东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原则和共产国际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指示发生矛盾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上，专门作了题为《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针对如何处理坚持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的关系作了具体明确的说明，他说：“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征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先奏后斩。有些则暂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叫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即统一，又独立。”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指示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的材料是《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季米特洛夫文选》、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维病》以及有关苏共决议和文章，他一面强调反对唯书唯上，却又提出要以莫斯科的文章和著作作为武器和理论依据。毛泽东在谈到对整风目的以及对党的干部的要求的时候，每每也是用斯大林的话来作为标准，即使在几个月后，他极其情绪化地批判王明、博古“左”倾路线期间，也没有忘记把王明同共产国际区别开来：
“王明、博古、洛甫的路线并不是共产国际路线，共产国际并没有叫我们举行上海暴动，又没有叫我们号召罢操，抢劫军粮与举行飞行集会，又没有叫我们强迫示威与强迫罢工，又没有叫我们率领灾民在武汉、九江、芜湖、江北成立苏维埃，又没有叫我们在广东、江苏、山东组织义勇军，又没有叫我们指挥红军打大城市，又没有叫我们成天地说什么兵变潮流普及全国，又没有叫我们不顾实际地实行那些错误的脱离群众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肃反政策与文化政策，又没有叫我们指定几个毫无经验的新党员成立临时中央这样一件大事，也不告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一声就大摇大摆地垄断一切、命令一切……，又没有叫我们幼维得像个三岁小孩子，蠢笨得像个陕北的驴狗子，滑稽得像个鲁迅的阿Q，与狂妄得像个塞万提斯的堂·吉柯德，一切这些，共产国际都没有叫我们做过，都是我们这批坚决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老爷们自造自卖的地道货色，这一点是断乎不可以不辩的。“（38）
毛泽东后来曾解释说，当时的“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因为，我们不愿在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引起不愉快。”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毛泽东有着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特别是在逆境之中，从不颓废，而且能屈能伸。
毛泽东在十年内战时期，政治生涯极不顺利。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可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政治生涯几经沉浮，但他面对挫折，从不消沉，总是以革命大局为重，不搞无原则的纠纷，不搞非组织活动，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不断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逆境中坚持真理，耐心等待，一有机会就顽强抗争，终于使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将认识统一到他主张的正确路线上来，毛泽东本人也终于从无数打击和冤屈中挺了过来，经受住常人难以想象的严峻考验。
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说：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20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消一切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期）、前委书记等。
能容乃大，能忍则善。陈毅曾评价毛泽东时说过：“毛主席就是最能受住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十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相比之下，陈独秀在这方面则显得政治上十分幼稚，当他和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中央意见相佐时，吃不得半点委屈，马上就会拍案而起，毫不留情地公开提意见，并且不惜违反顾组织原则，四处串联，对抗上级，最终结果是激化矛盾，落了个被开除党籍的可悲下场。
（一0五）
陈独秀和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不同。陈独秀当政时被严格控制在共产国际手中，毫无自主权而言；而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毫无关系的前提下举行的，这使毛泽东有了相对施展自己意图的空间。
共产国际成立于一九一五年三月二日，列宁被选为大会的三名常务主席之一。同第一、二国际相比，第三国际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第一，第三国际是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组织各政党一律称为“某某共产党（共产国际的支部）。”（39）各国党的重大决策和主要领导人都必须由它决定。国际有权修改各国党的决议，有权开除违反国际决议和原则的支部或个人，有权派出代表参加各国支队的一切会议等等。第二，第三国际及其所属政党都是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建立并开展活动的。它以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在组织上强调高度集中、严格的纪律，同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直至把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第三，第三国际是联共（布）独占领导的组织。共产国际章程明确规定：“执行委员会的主要工作，由世界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该国共产党承担。该国共产党在执行委员会内应指派享有充分表决权的代表五人。”共产国际和国际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执委会工作人员，大都由俄国人或外籍联共（布）党员担任。共产国际利用特派员制度直接控制各国支部，联共（布）则通过执行会派联共（布）中央负责人提出并先经联共（布）政治局批准再提交国际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联共（布）在代表大会上拥有50票表决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进一步把俄国经验绝对化、神圣化，并使执委会权力进一步扩大，使共产国际成为联共（布）独占领导的高度集权的指挥中心。
共产国际的这些特点，无疑对中国革命的成败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有其特殊性，它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任何一届总书记是要违背了国际的指令，随时都有被免职的危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几任领袖人物，除了陈独秀、毛泽东是凭借个人魅力成为党的领袖，其他如翟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向忠发等都是被共产国际直接任命的。陈独秀、翟秋白、李立三是被共产国际直接罢免的，而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也面临王明的挑战，只是凭借他非凡的政治手段和既成事实的领袖地位，才最终击败了王明，被共产国际所认可。可以这么说，共产国际的好恶直接决定了中共领袖的政治命运。
陈独秀当政的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是共产国际控制下中共最严密的时期之一。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五年中，联共中央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作出过738个决议，还不包括同一时期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名义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的许许多多的决议和决定。这许多“决议”像雪片一样从遥远的莫斯科飞到上海和广州，指挥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方针，北伐战略的制订，小到如何结束省港大罢工，何时发动上海工人暴动，如该派遣在苏留学的中国学生，甚至什么时候找蒋石谈话，就该找谁一起去谈，谈时要注意什么等等，可以说无所不包。”例：大革命时十一点政治声明是共产国际起草；张太雷出席国际会议，陈独秀根本不知道；罢免陈独秀会议不许他参加等等。在如此事无巨细而且必须的遥控下，陈独秀只能服从服从再服从，别无选择。中央党史研究室新近推出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一改中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提出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导，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传统观念的说法，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地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作为一部最高当局认可的权威著作，能作出这样的论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室郭成棠教授认为：“陈独秀自认为他在政治上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果断以及他所具有的宽大为怀的性格。陈多次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国的政治现实之间进退两难。陈曾试图使共产国际改变其中国政策，使之符合现实，但是无能为力。他不是中共有职有权的领袖。他不同同意鲍罗庭处理国共合作的办法，但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的悲惨结局告终以前，他并不公开反对共产国际。自陈建立中国共产党并接受苏联的援助和领导时起，至他下台时止，如果他能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他本可以做到他没有为中国做到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完成了历史使命。他是极其艰难曲折而复杂的中国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巨人。”（40）
一九二二年陈独秀从广州回上海任职路上，包惠僧曾问：”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独秀答：“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潮流，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
早在建党初期，陈独秀就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了冲突。马林要求按照共产国际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要求中共送交工作计划和预算，并按期报告工作。根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指导，中共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该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参加，但“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而且也未出现过困难。”（41）陈独秀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因此中共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绝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他对共产国际的监督作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并大声疾呼：“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42）他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中国的革命要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来推动。”（43）此后陈独秀也曾多次抵制共产国际的指示，但都失败。
张国焘《我的回忆》的一段话，表明了陈独秀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瞿秋白和鲍罗庭大革命失败前夕在庐山“冷静地研讨过”，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斯基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时过境迁，张国焘的话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但从当时情况看，这番话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后来的事态发展也印证了就是这么做的。不管是他也好，或者任何一个人当担此任，其结果在一九二七年那样的背景下必然是撤职，这是历史悲剧，不可避免的。至于撤职后，如何处理和国际、中共中央的关系则和他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陈独秀被撤消中共总书记职务后，共产国际几次让他去莫斯科，同时让他出席党的“六大”，均被拒绝，不去莫斯科也对，去了绝无好下场，同时，他从未要求到基层去，到农村去的愿望。而是一个人躲在上海的小阁楼里冥思苦索，失去了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
毛泽东则不同。
毛泽东一生中遭受多次重大政治挫，均集中在共产国际的代言人王明路线、立三路线和翟秋白“左”倾盲动路线统治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同陈独秀一样遭受了共产国际的打击。
第一次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率领秋收起义的败兵撤退到井岗山建立了一个工农革命根据地后，翟秋白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授旨下，反而给他他严厉的处分，撤消其中央临时政治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特委代表周鲁抵达井岗山后中，又将此决议误传为开除党籍，致使毛泽东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改任第一师师长。
第二次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和坚持党的集权制的领导原则等正确意见遭到否决后，不再担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只被选为委员，会后，离开了他亲手编造的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抵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第三次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随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根据地的加强，中央取消了毛泽东一方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被排除在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
第四次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泽东同志回后方负责中府（央）政府工作责任”和“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他再次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离开了军事领导岗位，到闽西长汀福音医院休养，这一次时间竟长达两年零三个月之久，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最低谷，其到遵义会议，方才重返政坛。
但毛泽东每次遭受政治挫折，既没有象陈独秀那样与中央和国际死顶硬抗，也没有从此消沉，一蹶不振，而是保持沉默，积极地干好中央分配给自己的任务，让时间和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为自己留有翻身的机会。这一点邓小平与他十分相似，三次被打倒，都奇迹般地重新出山，这也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
相反，毛泽东每次独立按照自己意志行使职权，都是在中共和国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办到的。
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留毛泽东在上海工作，他拒绝；派他去四川，他也拒绝了，他要到农村去交绿林朋友，到“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时的通讯条件，国际指令几个月到不了手中，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决定不向各国派代表，这使斯大林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程度大大降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以实力赢得了莫斯科和中共中央的认可。
一九三三年十月，由于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管理电台的负责人和译报员被捕，电台和大量通讯器材被劫，工作近4年之久的上海地下电台被迫停止工作，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遵义会议正是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中断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是共产国际批准的，遵义会议未经国际同意就组成了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5人书记处，这在当时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决议的，弄得不好很容易引起党的分裂，李德就曾策动博古起来反对党、分裂党，但博古没有同意，使其阴谋没有得逞。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有人提议他当总书记，坚决不当的原因之一。会议是在拥护共产国际的大前提下解决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表现了对国际组织领导的尊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会议是我党正确处理同共产国际关系的典范，之后，共产国际之所以默认遵义会议，没有否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就在这里。
严格地讲，遵义会议只是确认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才能，还远远谈不上对他领袖身份的公认。长征途上，他乘中共和国际断绝任何联系的机遇，大展其军政的政治才能，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粉碎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阴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凭着自己的卓越才干和人格魅力为全党所公认，树立起他在党内空前绝后牢不可破的权威。这期间，他将各个“山头”的力量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的组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才干，以及未雨绸缪地筹划未来的胸襟与目光，已经得到充分展示，取得全党高层干部的一致信任。
遵义会议之所以最终能够被共产国际认可，还和当时国际内部的变化有着直接关系。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季末特洛夫当选为国际书记处总书记后，为实现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作出重大贡献。季米特洛夫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要在一切问题上有效地领导处于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共产国际的65个支部（有些党在宗主国，有些党在殖民地；有些党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有些党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内；有些党是合法的，有些党是非法的；等等）是不可能的。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他在提交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讨论的报告提纲中正式指出：“必须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他认为，共产国际“必须集中注意力于：对共产主义运动实行总的政治上的领导。”他还强调“必须大力开展布尔什维克式的自我批评”，以便认真总结和吸取必要的教训。（44）他批评和纠正了共产国际素来存在的“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和粗暴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的不正常现象，强调了各国党的自身建设和各国党对本国革命的独立自主的正确领导。这是对共产国际传统领导方法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的一个勇敢挑战。
开始，斯大林对此执有异意，令人可喜的是，不久他便改变了看法，斯大林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致季末特洛夫的信中，明确表示同意关于改变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和因制定了新的方针而逐步改组共产国际等一系列建议，他写道：“我肯定，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是支持你的”。（45）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共产国际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决定，并且要求国际执行会今后应将主要精力集中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一般不再干涉各国党员组织上的事宜，这就为毛泽东实施自己的主张和延安整风提供了便利条件。
遵义会议结束后，为了打通同国际联系，中共马上派陈云于一九三五年五月离开队伍，取道上海赴国际汇报，陈到达上海后，于八月初秘密乘坐苏联客轮到达海参威，而后转乘火车于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当天才辗转到达莫斯科，可以想象，这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擅自改组中央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注释
（1）《中国农民问题》《前锋》第１期，1923年7月1日
（2）《向导》第180期
（3）《新青年》（季刊）第４期，1924年12月20日
（4）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
（5）毛泽东：《七大报告》
（6）《斯诺文集》第２卷，第63页
（7）《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8页
（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页
（9）《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7页
（10）《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页
（11）《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
（1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
（13）《敬告青年》《新青年》第１卷第１号
（14）《袁世凯复活》、《新青年》第２卷第１号
（15）包惠僧：《思想总结》（第一部分）1930年
（16）〈轴问录〉
（17）杨昌济：《达化斋日记》
（18）《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9页
（19）《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7页
（20）《读通鉴论》
（21）《默觚下》
（23）《默觚下》
（24）《杨昌济文集》，第365页
（25）《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83页
（26）《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08页
（27）《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431页
（28）《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405页
（29）《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434页
（30）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30号
（31）静尘：《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古今月刊》1947.7，第5期
（32）《无产者》1931.2，第11期
（33）《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第556页
（34）《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第556页
（35）《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第554页
（36）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3页，书日出版社1987年做
（37）施拉姆：《毛泽东》第1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38）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
（39）《共产国际章程》、《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章程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40）摘译自《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1915年出版
（41）《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42）《包惠僧回忆录》第43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3）《包惠僧回忆录》第419页
（44）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
（45）引自《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苏）B·M·莱布索恩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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