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毛泽东都接受过很深的儒家文化熏陶，在性格爱好、价值观念、审美情趣、行为准则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使他们具备了伟人的气质和素质，从而在众多豪杰中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魅力型领袖。
（九十七）
陈独秀和毛泽东自少年时期就关心百姓疾苦，树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和抱负。一个认为改造旧社会必须“人民起来，直接解决”；一个确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自古以来，中国士人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一为出世，一为入世。前者只是为自清，后者却想清天下。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性格洋溢着鲜明的“入世”精神。面对“礼乐崩坏”、王道湮没、霸道横行的残酷现实，他们既不像庄子一样，彻底忘怀于人世间的一切，也不像道家一样，将拯救苦难视为徒劳无益和极不明智的妄举，而是始终把儒者的个人命运、生命价值同世道的变更、人间苦难的拯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将拯救平民的苦难视为儒者的天职。从孟子“拯民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感，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献身精神，“拯民于苦难”的价值情怀，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精神品格之一。他们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毅力，演出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殉道悲剧，从而孕育了中华民族的钢铁脊梁。这种意识从根本上铸定了陈独秀和毛泽东异常执着的“入世”精神品性。
对陈独秀来讲，置身于近现代中国这个多灾多难，饱受屈辱摧残的历史舞台，“出世”的选择根本就是难以想象的。早在一八九八年十九岁时，受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就写了一本小册子《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政府献策，望注重长江的整治，加强军事设施，以御外侮。书中表现了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一九0三年，陈独秀彻底抛弃“勤王革命”的改良主义思想，决心投入到推翻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去。他在一首诗中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志向，诗中写道：“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阙不平。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大声疾呼民主政治。一九一九年二月，陈独秀针对《东方》杂志记者认为“民视民听，民贵君轻，伊古以来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义为基础”的错误观点，第一次明确地把“人民”放到民主主义的主体地位。他极为尖锐地批评指出：“呜呼！是何言耶？夫西洋之民主主义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而非为民’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民轻，所谓民为帮本，皆以君主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乡——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主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1）“五四”运动开始后，他更是把“民主”的总方针解释为“民众的直接行动”，发出了“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号召。这种对“人民”重要地位清醒、理智的见解，在当时可谓是空谷足音。
陈独秀是个学者，他更适合于坐在在书斋里搞学问，而不是搞政治，他一点他自己心中比谁都清楚。但当国家命运、民族命运高于个人命运的时候，他能够毅然抛弃“小我”，投身于中国社会大变革中间，投身于革命洪流中间，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振兴、人民解放事业这个“大我”紧密联系在一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他的“殉道”精神。这一点在他孤独的晚年表现得尤为突出。
毛泽东从小就对“穷人”、“饥民”的悲惨遭遇寄予无限同情，在韶山冲阅读抱打不平、劫富济贫的造反故事，阅读儒家经典以及时人所著的一些救亡小册子时，心中就已朦胧地升腾起一种拯民救世的英雄主义的冲动。梁山好汉与三国英豪的丰功业绩令他心驰神往，历史传统的熏陶与西方新学的沐浴，更使他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拿破仑、华盛顿等西方英杰的创业神功憧憬满怀。在湘乡东山小学就读时，他写下一首《咏蛙》表达了自己的远大抱负：“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一九一三年，毛泽东在《讲堂录》曾抄录下宋代大儒张载的一段著名格言，最充分地表达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世所罕见的崇高历史使命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受陈独秀的影响，毛泽东殷切期盼着知识分子能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本着舍身忘我的精神挺身而出，去实现拯民救亡的历史使命。一九一七年八月，他在给蔡锦熙的一封信中，以标准的儒家语言概括了他的拯救意愿：“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天圣无域。……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2）在这里，毛泽东向往的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独享社会特权，高高在上的贵族派头，也不是厌世逃禅的现代隐士的洁身自好，而是小人借君子“援手”而得救，整个社会不分君子小人，济济一堂，共跻圣域的大同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毛泽东的确相当完美地继承了儒家文化关怀民族命运的优秀传统，并义无反顾地将它付诸现实的政治实践。特别是当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对民众疾苦的关怀，就不再是昔日君子对小人那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同情，而是完全同受压迫的人民大众站在了一起，同他们结成同呼吸共患难的一体关系。“五四”时期，他遵循陈独秀的指导思想，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不久，他进一步发挥陈独秀“民众直接行动”的思想，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这就使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得了极大的升华。
在这种朴素的“拯救”观念支配下，“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在社会历史观上牢固地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到“奴隶们创造历史”，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有关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的信念达到了异乎寻常的执着境地，并且和陈独秀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五四”运动的实践，使毛泽东认识到，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拯救中华、复兴民族的决定力量。于是发出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根本的一个方法”等热情呼声。
正是由于毛泽东相信人民有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他总是把自己融汇在人民群众当中，融于共产主义事业中。关于这一点，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显然认为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同我遇到的其他红军人员一样，他只倾心于谈论委员会，团结组织、军队、决议、战斗、战术、‘措施’，等等，而很少谈及个人的经历……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能够述说他青少年时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一旦他和红军融为一体后，他便失却了自我......他们可以无休止地谈论历次战争的日期和经过，以及来往于许许多多从未听说过的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情对他们之所以有着重大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地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在这一点的背后，正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全部活力。”
埃德加·斯诺的描述，正是毛泽东人格观的一个恰当的注脚。
（九十八）
陈独秀和毛泽东都具有反抗强暴的坚强性格，爱憎分明，敢于叛逆，一个是“终身反对派”，一个是千古难寻的“造反派”。
陈独秀和毛泽东的生存性格，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有着很大的差异。他们厌恶中庸和谐、温柔敦厚、明哲保身、行不逾矩的人生风格，内心里始终潜伏着骚动不安的心理冲动，渴望彻底打破温柔和谐而令人窒息的平衡。他们不欣赏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气质和“温良恭俭让”的生存风格，崇尚的是鲜明热烈、酣畅痛快的叛逆人生，他们无法容忍温顺谦卑和圆滑世故，推崇“头上长角”式的针芒毕露，反感道家文化熏陶出来的那种退避一隅，作壁上观的冷漠，也极少沉浸于“悠然见南山”的超然境界，而是始终执着于入世，执着于尘世间战天斗地的人生。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根本找不到臣服、屈从、退让之类的字眼。他们的生存意志就是大张旗鼓，不屈不挠地向整个不公正的旧世界挑战，而绝对不能容忍卑躬曲膝、甘受命运摆布，或者主张缴械投降的奴才性格。正是这种嫉世愤俗的“反叛”意识驱使陈独秀、毛泽东创造了开天辟地的辉煌业绩，取得了如日中天的显赫威望，同时也诱导他们在晚年走入了悲剧性的政治误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传统中国的叛逆勇士和造反战士形象，正是现代中国革命在人格精神上的象征。
陈独秀的第一次反叛是在童年。陈独秀从６岁开始就由祖父教读，由于他智商不凡，老人对他期望甚高，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让他读完，可偏偏陈独秀不喜欢这些经书，于是，每当书背不出来时，祖父就生气，而使他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的是，孙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也不讨饶。无奈之下，祖父只能恨恨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不成龙，便成蛇！”这种以“毒打”为手段的教育，引起了陈独秀的强烈反感，使他从小养成对儒家的叛逆性格，对他后来“离经叛道”个性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以至发展到公开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孝道”。
陈独秀的继父陈昔凡官至四品，在安庆也算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可他非但不看重继父给他的荣华富贵，视家产如敝屣，宁愿过着穷困的“寒士”生活，而且屡次公开宣布说自己是个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一九二0年陈独秀在广东任教育厅长时，陈炯明曾问过他：“言传陈先生在组织讨父团，可有此事？”陈独秀神态自若地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这一“不孝”举动令在座各位口瞠目呆。
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内容，是传统价值理念最后的精神庇护所之一。“五四”运动期间，“孔家店”遭到猛烈的攻击，儒家的一整套价值体系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作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核心，孝道却并没有因此而被瓦解，其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和情感取向依然深刻地积淀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包括像鲁迅、胡适这样的激进人物，在生活实践上几乎都称得上是恪守孝道的标准孝子，中共党内的领袖人物，如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这方面更是表现得相当突出。甚至连蒋介石这样一个少年时代即以骄横顽梗闻名乡里的“小瘪三”，飞黄腾达之后也要极力为自己树立一个浪子回头的孝子形象。在这样浓厚的礼教氛围中，陈独秀竟然公开拒绝承认自己没有“父亲”，怎能不“一石激起千层浪”呢。然而，正是具备了这样非同寻常的反叛性格，陈独秀才能够冲破几千年的封建礼教，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发出“打倒孔家店”呐喊，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
无独有偶，毛泽东自小也具有强烈的反叛性格。在现代中国众多的知名政治人物中，能够像陈独秀那样公开对自己早年的“不孝”举动津津乐道、谈笑风生的，恐怕只有毛泽东一人。
毛泽东一生从不忌讳给人留下“不孝”的印象，他小时候不仅公然抗议私塾教师的体罚，而且还长期与父亲作对。他经常以“父慈”在先，“子孝”在后为由反击父亲对他“不孝”的指责，这种“不孝”举动在少年时期的“投塘”事件中达到了顶点。当父亲当着众人的面责骂他懒惰时，他不仅顶嘴反驳，大扫其父的脸面，而且在父亲盛怒之下准备惩罚他时，竟然以投塘自尽相威胁，最终迫使父亲作出让步。正是这些“不孝”的反抗行为，在毛泽东的心头种下了反叛的种子；正是反抗的经历以及由此尝到的“甜头”，极大地强化了他对专制压迫义无反顾地选择反抗而不是屈服、退缩的行为取向。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3）
应当指出的是，陈独秀、毛泽东少年时期的这种“不孝”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天伦亲情。陈独秀生母去世后，他作诗《述哀》道：“慈母虑孤弱，一夕魂九迁”。“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一九三九年，他的养母谢氏在四川江津避难去世时，他披麻戴孝，无限悲痛。一九一九年十月，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病逝，他连夜从长沙赶回韶山冲，守在母亲灵前，写下了一篇哀恸感人的《祭母文》，思念之情跃然纸上。还要看到，陈独秀对祖父、毛泽东对父亲的所谓种种“不孝”举动，也不是出于对他们的憎恨心理，而是出于对他们的种种压制行为所代表的专制力量的反抗意志。确切地说，陈独秀、毛泽东的反抗举动针对的是他们的专制和意识到了这一社会秩序存在的诸多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这实际上正是他们少年时期希望改变这一不公平世界的莫名冲动的一种本能的体现。
陈独秀、毛泽东的叛逆性格一旦形成，马上转变为以强烈的英雄使命感为精神根基的坚韧卓绝、勇猛刚烈的自信意识和奋斗意志，使他们毕生的事业追求都表现出某种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品性。
“五四”时期，陈独秀针对国人在触目惊心的民族危亡面前的麻木不仁，号召国人鼓起“抵抗”的勇气，同一切腐朽的势力作决死的抗争，在激烈的“抵抗”中创造一种崭新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文明与生活。他认为：“审是人生行径，无时无事，不在剧烈战斗之中，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进化！”（4）落实到民族的兴衰存亡，陈独秀更是悲愤激昂地将专制制度造成的民族抵抗力的衰竭，称作为“亡国灭种之病根”，“吾国衰亡之现象，何止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5）受这种“抵抗”哲学的影响，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几次奋起，愈挫愈奋，两个儿子被蒋介石杀害，甚至被开除党籍之后，仍然不肯改变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宁可倍受欺辱，贫困交加，客死他乡，也要保持气节，而绝不到美国去当“寓公”，绝不当国民政府的大官，绝不要蒋介石施舍的钱财。
在这方面，毛泽东和陈独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深受陈独秀“抵抗”哲学思想的影响，以极大的热情赞美抵抗、斗争的宇宙的法则，“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开始猛烈攻击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以及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礼教秩序，激愤之中，这种反叛意识曾一度达到愤世嫉俗的地步。他明确提出：“中国什么‘师道严而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自由，郁郁做了二千年偶象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6）史沫特莱对他的印象是：“他的像骡子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7）。正是这种“骡子样的性格”使得毛泽东在作出某种抉择时，不仅具有虽九死而不惊的坚毅执着，而且时常表现出一种孤傲的品性。旁人的非议、咒骂始终不能让他在自己的抉择中后退半步，反而只会进一步强化他勇往直前，甚至一意孤行的意志。冲决整个旧秩序的网罗，把整个主流传统文化掀个底朝天，这便是青年毛泽东的反叛意志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具体体现。这一价值取向的确立，标志着他作为一个反叛者的文化性格已经基本定型。
正是依靠这种百折不回的意志支撑，这才有了他早在一九一七年和同学讨论以什么方式实现救国理想的时候，作出的“学梁山好汉”的答案；（8）这才有了八七会议上，当瞿秋白邀请他一起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却回答：“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的选择；这才有了秋收起义兵败浏阳的危急关头，果断地作出进军井冈山的决断，并由此逐步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才有了带领全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把蒋家王朝掀了个底朝天，取得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一生经历过各种曲折磨难，从降职削权，到自己倾注全部心血的晚年事业的受挫，经受过各种摧心裂腹的心灵痛苦，从忍痛别妻离子，到丧妻失友，但他从未因此而沮丧、颓唐、动摇，而是以顽强的意志，从失败与挫折中迎来了最后的胜利。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下的一段话，相当真切的道出了这种特立独行的英雄本性：“圣之所为，人不知之，曲弥高和弥寡也，人恒毁之，不合乎众也。然而，圣人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业而不惑，与乎无愧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愈益笃，所谓守死善道是也”。
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陈独秀和毛泽东的人格志趣都具有“狂者”的品格。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狂者有所不为也。”（9）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追求应该是“中行”，或者说“中庸”，退而求其次，才是“狂”。而在陈独秀、毛泽东眼里，无疑“狂”是第一位的，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冲决网罗，一往无前，而绝不能丝毫顾及自己的言行是否“中庸”，是否“过犹不及”，他们也绝不会因种种是非善恶的顾忌而“有所不为”。这一性格特点，注定了陈独秀必然是一个“终身反对派”，而毛泽东则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卓越、最彻底的“造反英雄”。
（九十九）
陈独秀和毛泽东是职业革命家，但同时又是学者、诗人、书法家。他们知识渊博，学识过人，其学术成就和非凡的文采可以说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足以笑傲江湖。
陈独秀是二十世纪中国鼎鼎有名的大学问家。
陈独秀当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次赴日，通晓日、法、英等国语言，在文字学、文学、书法、诗歌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至今无人比拟。他的学生傅斯年、王森然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学者大家。王森然一九三四年得知他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曾评论道：“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通；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祥；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称之一代之骄子，当然之怪王也。”（10）
陈独秀是一个文学家。
陈独秀开创了“杂文”这一文体，流传至今。一九一八年，他在《新青年》上首倡“随感录”专栏，自己写了185篇之多，之后许多刊物纷纷效仿，开辟“随感”专刊，一时成为时髦，为文人所喜爱。陈独秀的“随感”具有鲜明的杂文特点：首先，善于运用讽刺手法，语言又往往庄谐相同，有时正话反谈，或反话正说，由此强化了讽刺的力量。其次，着重哲理的阐发，同时又注重文采。再次，善于精心拟写标题，力求生动、形象、警策，引人注意。鲁迅后来追随他的“随感录”，改造这一文体，才逐渐发展成为鲁迅式的杂文。从这个意义上讲，陈独秀应该算是杂文的首创者和奠基者。
陈独秀是一个文字学家。
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和取得的成就，至今无人超越，直到一九八七年，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即《字义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引者）达到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11）
陈独秀是一个诗人。
他青年时代就热衷诗学，在杭州萧寺时能背诵杜诗全集而不遗一字。他一生中写出大量诗歌，其中许多传世之作，尤其是一九三四年在南京监狱中写下的56首《金粉泪》，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对于陈独秀的诗作，王森然先生称颂其“思想之高、气体之称，均有非时人士流所能窥者。”（12）胡适说他“对于旧文学极有根底。……诗学宋，有大胆之变化，其哭兄一首（指《述哀》—引者）是一种新的创造。”（13）陈独秀的诗流传很广，章士钊50年代见到周恩来“偶及旧事”，周恩来对《存殁六绝句》“犹能朗诵不误”。（14）
诗如其人。陈独秀的诗篇，其基调是孤傲与忧时愤世。这反映了他的傲骨和对革命的一片痴情，而其中孤独和彷徨的情绪，则是资产阶段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没有找到革命的依靠力量之前所共有的一种迷茫心情，陈独秀的诗作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
陈独秀又是一位书法家。
陈独秀的书法以小篆第一，古隶稍次。他少年时期便在书法上峥嵘初露，显现出卓尔不群的见地，他坚持不习馆阁体，而在碑贴上执着浸淫。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反叛精神。自古学书二王拘谨、固封者众，融会变通者寡，甚至一些“时代大家”也难摒其弊。而他学二王，不浮光掠影、浅涉辄止，而深深高取，直入风神，然后加以天马行空式的自由挥洒，确实已超越“必然王国”进境“自由王国”。他的小篆笔姿圆润，自然之间而不失规矩。古隶浑厚相质，如汉之瓦当屈铁成字。他的作品，草草逸逸，奇趣横生，风帜独标，骨雅神秀，时隐章章笔意，时现大篆骨格，但又绝非任意妄为，处处体现着一件难得的艺术个性和浓郁的文人气息。
陈独秀还是一位教育改革家。
他早年对国民教育提出大量独到见解。陈独秀学过师范，当过各类学校的教师，编过教科书，做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持过广东省的教育行政。一九二二年他称自己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应该说，他是一位见识卓越、锐意改革的教育家，他提出“补偏救弊，以求适应世界之生存。”方法上“取法西洋”，目的“重在改良社会”。他认识到旧教育重在个人不在社会。所以提出新教育应趋重社会，并要注意启发式，他希望通过教育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陈独秀对中国戏曲改革思想，更是有独到之处。一九0四年，他在《安徽俗话报》第11期发表《论戏曲》一文，第一个高度评价戏曲的宣传效果和教育作用。指出：与各处维新志士设计的开通风气的其他方法相比，惟有看戏这件事，“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他大胆地宣称：既然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看戏，那么戏曲当然应当“算是世界上第一个大教育家”。既然没有一个人看戏不受感化，那么，“依我说来，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这种见解，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震聋发聩之响。23年后，鲁迅也发表了类似见解：“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15）
毛泽东的才气比陈独秀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是一个善于创新的学者。
作为一位学问家，由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使他的学术风格与学术风度颇具有政治家的色彩。
特色之一，追求真理，勇于创新。早在毛泽东主持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就曾指出：“学术方面，要彻底研究，寻着什么是真理”。他认为做学问，主要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不能人云亦云，不以“贤者之言，奉而信之”，主张“学宜自造”。（16）他还说过：“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我们的迷信。”（17）正是由于他具有这种品格，所以他才能结合我国“山沟里”的实际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列主义论著中从未有过的“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新论断。
特色之二，高瞻远瞩，洞察秋毫。这种思维特点不仅体现在他力挽狂澜、砥柱中流的政治活动和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的军事活动中，同样，在他的理论研究中也可见端倪。在毛泽东关于学术理论的研究中，其立论、推论，无不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论证力量和说服力量。他往往善于深入浅出、层层剥笋，环环紧扣，由表及里，既能全面地分析问题，更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所有这些，充分表现了毛泽东那种优秀、高水平的思维品质。读他的论文，能使人感到一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令人信服、欲罢不可的逻辑力量。最有代表性的是他撰写的《论持久战》一文，文章围绕主要论述和回答的问题是，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个论点，开展了充分的论证。既从日本方面指出“根据”，又从中国方面指出“根据”；同时还与世界近代史上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进行比较说明；又与中国近代解放运动史的失败情况进行比较说明。论据客观全面，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它公开发表后，对于消除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影响，统一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战的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
特色之三，注重学术研究为现实实践服务。毛泽东还在求学时代，就接受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经世致用”的影响，认为“求学之道，不得不重现在”。当他成为一个革命者之后，很自然地要求一切文化工作（其中包括学术、理论研究工作），都能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他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为当前的政治服务。”（18）他明确提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19）他自己每篇文章，都是适应现实的需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而写的。
毛泽东是一位独领风骚的诗人。
毛泽东的诗词想象丰富、气魄宏大、寓意深刻，意境高远，具有潇洒倜傥，才气横溢的诗人气质，不仅使现代世界政治舞台上无数事务型的政治家黯然失色，而且使他足以堪称“一代风骚”，跻身中国一流诗人的行列，并有资格笑傲“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澎湃的浪漫激情与横溢的诗人气质，使毛泽东一生与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吟诵、书写古典诗词，寄寓着毛泽东无限的浪漫情愫，挥笔赋诗，更是充分展示着他对中国及整个人类未来蓝图的神奇想象。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作诗是他的一大雅兴。在他人生的各个重要阶段，几乎都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诗篇。和陈独秀不同，毛泽东的诗紧密和政治生涯相联。当他17岁走出韶山时，即抄录了“孩儿立志出乡关”一诗以言远大志向。一九二三年，辞别爱妻杨开慧，赠一阕《贺新郎》，那“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佳句，堪称儿女情服从救国志的绝唱。一九二五年写成了《沁园春·长沙》，那“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的忆旧，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外读者，充分显示了他青年时代潇洒倜傥的精神风貌。一九二七年五月，一首“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风。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表达了他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慨和对革命前任的担忧。长征途中，万水千山、艰难险阻，难以尽数，他的诗情却宛如潮涌，两年时间，一气写成十篇之多，人称这是“来自长征路上和秦晋高原的绝唱。”尤其是一道《七律·长征》，充分表达了他对困难、牺牲的蔑视和对胜利的喜悦。
诗如其人。毛泽东的诗文中经常流露出一种酣畅淋漓的“神气”和“霸气”，这正是他作为诗人的独到之处，也正是他的艺术个性所在。他的诗文多以气势胜，以气象胜。他平生的一些得意之作，包括一些政治文章，恣肆纵横，浑然一体，一泻千里，就气势与高度而言，确实达到一般的文人所难以企及的境界。早在青年时代的“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就已神气毕露了，特别是一九四五年赴重庆谈判期间，他的著名诗词《沁园春·雪》刊发后，一时山城轰动，万人争诵，立即形成了一股与之唱和的风潮，使得国共两党尖锐的政治斗争在文化领域里风雅化。许多报刊盛赞其“气魄之大乃不可及”，“睥睨六合，气雄万古”，“千古绝唱”。
毛泽东是一名特殊的诗人政治家。从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来讲，政治家与诗人的性格是背道而驰的。诗人，特别是浪漫主义诗人，崇尚的是神奇的想象和浪漫奇诡的艺术夸张，是奔放无羁的激情。相反，政治家角色规范的第一律令就是理智，他必须以绝对理智、现实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任何脱离实际的主观想象，任何不顾现实的感情冲动，都可能使政治家的事业遭受灭顶之灾。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在自己的政治事业中，非常理智地将自己的浪漫激情压抑下去，在政治家与诗人两种性格气质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平衡。当他全身心地投入残酷无情的现实政治、军事搏斗时，他会将内心汹涌的激情和想象冷静地压抑下去。而一旦他在现实斗争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在两次政治、军事搏击的间歇中，他又会不失时机地让自己的激情尽情地宣泄一番，借助于诗篇，让自己进入诗的王国，使自己性格的另一面得到纵情挥洒。因而，他最辉煌的政治生涯，同时也是浪漫主义诗篇创作的高峰时期。毛泽东在两种性格、两重世界之间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这是一种千古罕见的人生艺术。
毛泽东是一个大书法家。
毛泽东的书法别具一格，汪洋恣肆，挥洒自如，布局协调，自成妙趣，众口皆碑。他的书法艺术有三个巨大的支撑点：一个是创新精神，一个是天纵自然，一个是豪雄之气，这三个支撑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成功方略。
毛泽东善于采百家之长。他早年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谨严而又开拓。延安时期，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仍时常阅览法帖，那时他的书法已显示出用笔恣肆，大气磅礴，形成以后变化万千的风格。
毛泽东不仅临摹，还善于创新，在书法中创造了许多属于自己的东西，形成自己的风格。在临摹的基础上，形成了“飘逸”的书法风格，又使他的书法表现出深远的意境、超凡的气势、仙人振袂的美的多恣，这是一般人不能企及的。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在半个世纪里，毛泽东就有450多件书法作品面世，就书体而论，有楷书、行书、草书，书法作品之多，艺术成就之高，都是常人无法企及。翻开毛泽东的书法作品的历史册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书法世界里漫步，若游群玉之山，满目琳琅；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那飞走流注之势，惊竦峭绝之气，滔滔闲雅之容，卓荦调宕之志，不衫不履，浑然天成，将人带到一个极具魅力的世界中。他那气势磅礴、纵横驰骋、飞动超凡的书法艺术，那多变的章法，革命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往往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在人意料之中。那高妙的意境，入神入画的用笔，无不让人折服，令人惊叹！
毛泽东是一位文章大家。
毛泽东的文章，立意深远，逻辑严密，具有强大的理论震撼力。早在他读书的时候，就因为写出一笔好文章而受到老师的夸奖。投身革命后，他更是以犀利的笔调著文唤起人民的觉醒，鞭挞党内错误思想，笔伐敌人的罪恶。毛泽东一向重视文章的作用，在延安时，他曾写下《临江仙》一词送给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兵。”他把一枝笔的作用比喻三千毛瑟精兵，足以看出他何等重视文章的作用。
毛泽东的文章真实、生动，鲜明、活泼，通俗易懂，具有说服力。凡是读过他的名篇《反对党八股》的人，对于其中严肃批评有人在延安城墙上写的一条标语中，将“工”和“人”字画蛇添足的那句话，无不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大概他的意思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20）作家斯图尔特.施拉姆曾这样评价：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21）
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创造性地发扬了一种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即一种适合革命斗争需要的优良的文风。毛泽东的文风体现了毛泽东语言的“巨大威力”。那真实、生动、尖锐、亲切、说服力强的文风，使他的著作，他的言论乃至他的思想行为，构成一个无形的磁场，只要一走入这个磁场，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作为一位学者，毛泽东的每一篇文章，无论是皇皇大著，还是区区小篇，都是一扇可以窥视毛泽东个性与人格的窗子，都可以从中洞察他的思想、品格与精神风貌。像他这样一位革命的导师，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同时又能以一个学者的风度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或许是其他人无与伦比的。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
他的语言，熔铸了民族语言精华，他深沉、含蓄、幽默、风趣的谈话，令中外朋友折服，他的演讲能使人开怀大笑，也令人颌首称道，遐思无限。毛泽东在运用语言时，有时幽默风趣，有时亢奋激昂，有时像涓涓细流，滋润心田，有时又像黄河巨浪、气势磅礴、振奋人心，激人奋起，其感染力和鼓动性非常之强。他那富有生气、富有幽默、充满哲理，给人以智慧和力量的语言。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无论是战友、同志，还是初次见面的生人，他的语言都能紧紧抓住人们的注意力，让人终身难忘。他善于运用比喻，征服听众；为了宣传鼓动，他的语言总是那么回味无穷，通俗易懂；他还常用诙谐幽默的言谈，讲出严肃重要的道理，使气氛轻松愉快，在这种轻松中让别人接受意见，接受批评。
（一00）
陈独秀和毛泽东都是应运而生、众望所归推选出来而不是指定任命的领袖人物，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功绩。一个发起新文化运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在最困难的时期拯救了红军、拯救了党，缔造了新中国。
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证明，当传统型统治陷于崩溃的革命年代，奇理斯玛领袖就必然应运而生。
政治学家曾把政治统治分为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与魅力（奇理斯玛）三大类型统治。在奇理斯玛统治模式中，领袖人物“被视为（天分过人）具有超自然的或者超人的、或者特别非凡的、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或者被视为神灵差遣的，或者被视为楷模。”（22)正因为这种领袖人物具有非凡的魅力，对其追随者具有异乎寻常的精神感召力，因而当整个民族陷入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及文化价值秩序的空前混乱境地，旧有的权威价值信仰系统全面崩溃，传统型的权威运作系统已经丧失社会基础，而斩新的西方近代式的法理型权威信仰系统又远未确立时，奇理斯玛政治权威的出现也就成了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陈独秀、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危机最深重，社会秩序最混乱，民族苦难最深切的时期之一。面对无休止的社会混乱和民族灾难，驱除外强，结束战争，恢复秩序，让人过上平稳的正常生活，逐成为民众最深切、最普遍的心理饥渴。这是一个渴望和期待“救世主”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康熙皇帝等改朝换代，靠拼杀逐鹿中原建立新王朝的开国君主，几乎都是具有英雄魅力的领袖。因为只有英雄才能让人们看到希望，才能带领人们走出灾难的深渊。于是，当中华民族再一次走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奇理斯玛领袖再次降临了。先是产生了陈独秀，他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发动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新文化运动，把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进而以开天辟地的勇气，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发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中国革命领入一个崭新的领域。接着历史又推出毛泽东，他在革命的徘徊中，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陈独秀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无可争议、众望所归的领袖，主要取决于他的两大功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奠基人，他是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宗师；作为“五四”运动的领袖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是在中国社会最黑暗的时候盗取火种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他倡导科学、民主、社会主义，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基本取向，他用崭新的学理武装了整整一代精英分子。在引导中国走出封建愚昧落后的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赶是世界潮流步伐方面，他具有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历史贡献。
首先，陈独秀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他成为中国精英界的精神领袖。
陈独秀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给中国人民的思想震动以及留给后人的历史启示，远远胜于在此之前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和政治动乱。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适时地为一个行将衰亡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最深刻最严峻的问题：当闭关锁国主义再也无法抵挡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以坚船利炮为物质形态的猛烈冲击时，古老的中国要想避免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必须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欲达此目标，改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心态----即启迪中国人民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不能不是一个最迫切的前提。而陈独秀正是着眼于此，以《新青年》杂志为主阵地，发起了一场较戊戌维新更为深刻，也为辛亥革命作更切实的补课的思想启蒙运动。如果说，戊戌维新只是在客观上朦胧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辛亥革命又只是为追求这一目标从政治变革的形态上作了一次并不太成功的尝试，那么，陈独秀倡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寻找了一条虽非捷径但却是更为切实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视之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陈独秀则通过倡导并领导了这一运动，以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毫无愧色地成了当时中国的伟大著名且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精神领袖。
其次，陈独秀率先垂范，亲身体验反抗政府的“直接行动”，使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
当五四运动进入“六三”运动阶段之后，陈独秀发表了著名的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充满激情地宣称：“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23)他断言：“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24)首先实践这一掷地有声的正是陈独秀本人。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亲自到新世界商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这一事件的发生使他的声誉和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了知识文化界的范畴。如果说，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只是把他当作精神领袖来看待的话，那么，自他这次被捕后，不仅是知识文化界、几乎是全国各界人士都把他举为政治领袖了。果然，陈独秀出狱后，更加坚定了自己投身直接的政治斗争的决心，并且把自己先前所理解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具体内容扩展为政治上的“爱国心之觉悟”，“政治不良之觉悟”和“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要之，此等觉悟之进程，以系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者”。（25)很显然，这种思想主张的悄悄修正，意味着陈独秀本人的政治思想倾向因受被捕的刺激进而开始进入重大的转折和飞跃的酝酿阶段，与此相适应，这种情况又促使陈独秀彻底脱离教育界而完全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进入政治斗争领域。
第三，陈独秀为建党作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五四时期，陈独秀通过《新青年》等阵地，启蒙、培育了一代青年的革命觉悟，促使其中一批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从而在思想上、干部上为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一九一五年，由陈独秀一手创办的《青年创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它以其新颖的风格和鲜明的战斗精神，成为我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重要思想阵地，同时也标志着以陈独秀为总司令的新文化运动统帅部的建立。从此，新文化运动的统帅发出呼唤新世界的阵阵轰鸣，以其新颖的思想、饱满的热情和才华横溢的文采赢得了一代青年的尊敬和喝彩。正是由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对广大青年群众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而使他在先进分子和广大青年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被时人称之为“学界重镇”、“知识界领袖”、“社会精英”、“新思潮之首领”、“政治革命之前驱”。直到中共“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还坦诚地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26)在这里，毛泽东直接把陈独秀称为中共的创建者，李大钊则是排在陈独秀之后的“周围的人”，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袖们仅仅是陈独秀的学生而已。
陈独秀汲取了俄国及欧洲共产党屡犯修正主义错误的教训，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作了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认真思考和总结亲身的经验教训，逐步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一九二○年五月一日，他发表《劳动者的觉悟》一文，指出：“今日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据此出发，他认为，中国劳动者的觉悟可分为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劳动者应为夺取“政治、军事、产业”的管理权而斗争。谈到如何才能实现夺取管理权的任务？陈独秀明确表示，“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有产阶级的）政党，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27）“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取政权……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那样。”（28）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大胆预言：“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斗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底利器。”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29）陈独秀还多次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实行“主义”、“信仰”，实行集中、统一和纪律的必要。他说：“吾们欲改造社会，不可不先有至善的‘方法’和‘信仰’。”（30）他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集中、统一和纪律，鼓吹绝对自由的荒谬主张，指出：“自由平等虽是好名词，但不可当做万应丸到处乱用”，“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他进而指出：“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除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31）
陈独秀这些有关建党的思想和理论，对当时的先进分子曾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一批在五四时期就受他影响的先进分子较快地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较好的形成一支建党队伍。为“一大”通过的党纲奠定了坚实基础，直接推动了各地早期党组织的建设和党的正式建成。
陈独秀最早在上海创建了党的组织，并指导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成，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抵达北京，结识李大钊。李大钊告诉他，要想在中国建党，必须去找陈独秀。于是，维金斯基马不停蹄，一路南下，四月到达上海会见陈独秀，两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此后，陈独秀开始了有组织地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一九二○年八月，陈独秀首先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首批党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汉、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被选为书记。关于党的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叫共产党。上海“共产党”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在当时起了临时中央的作用。
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利用同志、朋友及师生关系，联络全国各地的激进派人物筹组共产党。这些相联系的同志，大都是陈独秀主持北大文科学长时的相识，或为朋友，如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教授；或为学生，如毛泽东、张国焘、刘静仁、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或为他的崇拜者，如包惠僧等，陈独秀以其特有的号召力，几乎吸引了全国各地“五四”学运的精英人物。
一九二○年九月，在陈独秀的推动下，李大钊、张国焘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随后，通过他的多方组织联络，董必武、陈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乐、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施存俊、周佛海在日本，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在法国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一条普通的红色游船上诞生了。因故滞留广州没有出席大会的陈独秀以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如日中天的声望和建党过程中无可比拟的作用，被十三名与会代表一致推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并连任五届党的总书记，成为中共党史上任届次数最多的领袖。
大革命后期，尽管他在对国民党的政策方面采取妥协，已经引起党内许多同志不满，共产国际也对他极为不满，准备以谭平山取而代之，但是，在党的“五大”上，他还是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声望、能力、资格可以超过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取代他的领导地位。直到大革命失败后，他才被共产国际撤消了总书记职务。
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室主任B·N·格卢宁认为：“陈独秀作为理论家和政治领导人还有一些明显的不足（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患有的一般病症），但是他不愧为二十年代中共队伍中最有威望的大人物。正是这一点使他在党内一直享有相当稳固的领导地位，这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是毫无疑义的。二十年代推举出一大批富有才华的年轻的组织者、党的理论家和领导人，后来他们成了中共的领导骨干，但是在当时他们还缺乏陈独秀所具有的那种政治理论和威望。就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出现危机局势，中共的策略明显不符合国内实际情况的时候，中共领导除个别人（瞿秋白、任弼时）外，也都还支持陈独秀的路线。”（32）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行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毛泽东是中共党史上第二个不被共产国际看好，而是凭借自身的英雄魅力和非凡才干被党内一致推选出来的领袖人物。
毛泽东所具有的其他竞争者无法匹敌的人格魅力，为他成为民族英雄，并最终走上神坛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资本。他深知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能够将异域的高深理论，转化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思想方法和斗争策略，这是言必称希腊、能够整段整段地背诵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却缺乏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根基的书生，如王明之流难以望其项背的。他不仅具有一般政治家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始终洋溢着高昂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其磅礴的气势，博大的胸怀，浪漫洒脱的气质及其华丽的词章，不仅令大批知识分子倾心折服，而且足以使民族领袖和救星自居的蒋介石相形见绌。这一切都使毛泽东在严酷的党内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无可取代的终身领袖。
大革命的失败，宣告了陈独秀时代的结束。土地革命的兴起，标志着毛泽东开始成为时代弄潮儿。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了同旧式军队有根本区别的工农红军，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找到了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大地上，犹如一阵振聋发聩的春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斗争信心。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摇篮。毛泽东成了中国土地革命的象征。
三十年代初，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否定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实践，甚至排斥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坚持照抄共产国际决议和照搬苏联经验，他们的“左”倾错误致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遭到巨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面对几百万大军压境，博古和李德机械照搬外国经验，先是搞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结果几次失利，完全陷于被动，继而又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造成重大损失，最后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路消极逃战，三个月便使中央红军由8万多人减少到3万人。中共党内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使白区工作损失几乎100%，苏区损失90%，全国红军从30万减少到长征结束时的3万人，中国共产党由30万减至几万。
血的教训和红军连连失败的事实，使广大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开始怀疑“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央，自觉或不自觉地又开始思念毛泽东，要求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而赢得了全党的一致拥护和爱戴。到了抗战初期，延安就开始出现了对毛泽东的崇拜。一九三八年，林彪称毛泽东“天才”，一九四一年肖三称毛泽东为“我们的救星”。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系统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了成熟，毛泽东不仅在延安家喻户晓，而且在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到军民的崇敬，甚至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几乎无人不晓，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
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和形成的，并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长期的历史考验，是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审慎选择的结果。正如周恩来指出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决不能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的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33）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时候，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得到全党的一致公认。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共计105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他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惟一正确的道路。”（34）
中国革命进程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通过从容不迫的理论论辩，来统一全党的认识，来协调全党的实际行动，以便同国民党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而是迫切需要产生一位英雄式的领袖，来集中全党的意志，以他的人格作为全党的凝聚力的核心，以及感召天下的旗帜。对于那个时代的民众来说，国共两党的斗争，两种中国命运之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人格之争。而毛泽东的豪杰、品性使他必然成为现代中国天然的革命领袖，成为整个民族破坏旧的社会秩序的人格象征。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豪杰气质使毛泽东纵横捭阖于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艰辛的土地革命，不朽的长征，伟大的八年抗战，气势磅礴的解放战争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使毛泽东卓越不凡的人格力量获得了充分的展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特殊的时代，凭借自身的英雄魅力和非凡才干以及创建新中国的惊天业绩，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大救星”。
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天才不是自封的。”英雄和领袖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在近现代中国这样一个激烈的大变动时代，领袖的产生既不可能通过传统方式产生，也不可能通过现代民主选举方式产生，只能由现实的历史进程来大浪淘沙式的选择。在这种选择中，个人的人格魅力远比高贵的血统、高深的理论造诣或口若悬河的辩才具有现实感召力。
陈独秀、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形成是独一无二，众望所归的。他们不同于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和王明、博古。那些领袖人物是被共产国际扶植上台的，根基不深，对中国革命没有什么重大贡献，其结果只能是昙花一现。而陈独秀、毛泽东都有旁人无可比拟的丰功伟绩。他们都具有叱咤风云，力扛千鼎，所向披靡的英雄气质，这使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类似理斯玛领袖人物的精神魅力。他们都是魅力型领袖，对其追随者具有异乎寻常的精神感召力。在这种统治类型中，人们服从的是领袖的个人魅力，而不是领袖的权力。
陈独秀和毛泽东的这些相似之处，最终决定了陈独秀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最终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
注释
（1）《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独秀文存》卷二
（2）《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9页，湘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西行漫记》第１０８页
（4）《独秀文存》卷一
（5）《独秀文存》卷一
（6）《毛泽东早期文稿》第１５２页，湖南出版社
（7）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第１７９页，作家出版社
（8）斯图亚特·施拉姆《毛泽东》第２４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9）《论语·子路》
（10）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3页，书目出版社1987年版
（11）文天谷：《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介》
（12）《民立报》1911年11月20日
（13）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56页
（14）（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96页
（15）《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16）《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第3期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第484页
（18）《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5页
（1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9页
（2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37页
（21）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第191页
(22)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6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3)陈独秀：《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24)《北京市民宣言》，《民国时报》1919年6月14日
(25)《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陈独秀讲话》，《国民杂志》，第2卷第1期1919年11月1日
(26)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摘自《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27）《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新青年》第9卷第3号
（28）《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
（29）《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
（30）《陈独秀在鄂之演说》，《晨报》1920年2月11日
（31）《讨论无政府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
（32）摘译自《2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81年第1期
（3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页
（34）《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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