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川后，陈独秀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政治上不断遭到打击，思想上找不到知音，几乎到了无人理睬、被人抛弃的地步，而周围的亲朋好友一个个“先我而死”，这使他的心灵刻上了难以拂去的“无数伤痕”。
（九十二）
陈独秀隐居鹤山坪后，曾经几次赴渝就医，但身体未有好转。邓仲纯是个忠厚之人，尽管邓太太对陈独秀夫妇无礼，但他一直和陈独秀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每隔几天便上山免费给陈独秀看一次病，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从不间断。无奈陈独秀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邓仲纯费尽心机，精心照料，也无明显效果，反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潘兰珍几次悄悄问他怎么办，邓仲纯只能叹气摇头道：“仲甫英雄一世，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心情忧郁，又不愿对人讲，积聚在心，这样的环境不改变，就是华佗再世，也无回天之力。”
陈独秀自一九一三年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背井离乡，除了在北大任教时比较安逸外，其余几十年一直是反动政府通缉的对象，过的是颠簸流离、提心吊胆的亡命生活，期间先后五次被捕入狱，尤其是最后一次被捕，经受了五年牢狱之灾，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和高血压，这严重摧残他的身心健康。
入川后，陈独秀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政治上不断遭到打击，思想上又找不到一个知音，虽自称“不怕孤立”，但真正到了无人理睬、被人抛弃的地步，心中却总有一种深深的孤独和悲哀；再看看周围的亲朋好友：养母、大姐、罗汉、蔡元培等一个个“先我而死”，心灵刻上难以拂去的“无数伤痕”，怎不使他的精神倍受折磨。
生活上更是陷入困境。他搬进鹤山坪除了和邓太太闹翻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低生活费用。然而，由于物价猛涨，他的生活还是十分窘困，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他除了偶尔为《东方杂志》和编译局写稿，每月领取一点少得可怜的稿费，主要靠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邓仲纯等朋友的接济，再就是由当年北京大学毕业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官僚组成的“北大同学会”定期给他资助生活费，这成为陈独秀晚年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这种迫于生活、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的生活，极大地伤害了他一贯自恃清高、洁身自爱的自尊心。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又不得不如此。在他不得不接受赠款后的一些复信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字句：“既感且惭”，“且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屡承厚赐何以报之”等等，字里行间，包含着这位末路英雄难以言表的辛酸和羞辱。
但即使是到了如此穷苦潦倒的地步，他也并非什么人送的赠款都接受。他为自己规定了三条原则：第一，“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第二，国民党著名的官僚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钱物，即使出于同情而非政治拉拢，他也是坚决拒绝。叛徒任单宣（叶青）汇给他200元，不久便被退回；朱家骅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被他拒绝拒；张国焘寄赠五千元，也请郑学稼代为退还。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小学识字课本》原定由国民党教育部出版，为此出版社已经提前预支给他一万元稿费。但是由于他与教育部长陈立夫为改书名发生了争执，书没出成，稿费出版社也没要回，但陈独秀到死这一万元钱也没动一下。
一九四一年春节临近，虽是战乱期间，但山里的百姓仍然忙着置办年货，家家吹烟袅袅，带出一丝节日的气息，惟独陈独秀家中冷冷清清，看不出有半点过年的味道。
这天早上，北风呼啸，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来到鹤山坪。他一踏进陈独秀家，就觉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屋里没点炉子，陈独秀穿着单薄破旧的棉衣，冷得瑟瑟颤抖，半躺在床上，戴着老花镜，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字帖。联想到陈独秀当年气吞山河的英姿，朱蕴山不觉一阵悲酸涌上心头。
看见朱蕴山到来，陈独秀忙放下手中的字帖，吃力地想站起。朱蕴山见状，紧步向前，抓住他的手劝阻道：“仲甫兄，你躺着别动，我又不是什么客人。”
陈独秀无限感慨地道：“如今，能常来看我的除了你和仲纯，实在是不多了。”
“现在国难当头，朋友们都忙着抗日大事，你躲在这偏僻的山村，交通不便，大家想来看你也挺不方便，其实都挺掂记你的。”朱蕴山安慰着，又道：“快过年了，我给你带来几只鸭子。”
陈独秀高兴地说：“不瞒你说，我这个年还真是难过。有这几只鸭子，就有年味了。”
朱蕴山又问：“天这么冷，你穿这么少怎么行，我下次来给你带件新棉袍来。”
陈独秀忙阻挡道：“不用，上次柏文蔚来看我，送了我一件灰鼠皮袍。”
朱蕴山问：“老将军这么大年纪了，也来看过你？”
陈独秀道：“我与柏文蔚在辛亥革命前便是生死与共的老朋友，早年一起创办藏书楼，组织励志社，共同发起岳王会，两人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到处宣传爱国，鼓吹革命。二次革命时，他在安徽当都督，我当秘书长，情义深重呀。虽然他现在做了大官，却决非薄情寡义之人。”
朱蕴山又问：“既然他赠你皮袍，为何天气这么冷，不见你穿上。”
陈独秀一时语塞，潘兰珍道：“让他给当了。”
朱蕴山瞪大眼睛，埋怨道：“仲甫兄，这就是你的不是，生活有困难跟大家说，都是患难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
陈独秀笑道：“过几天就赎回来了，这点小事，不值得一提。”
朱蕴山又道：“我看你还是搬到县城里去住，无论看病，还是生活，城里总比这里方便，朋友也好有随时有个照应。恩来上次提出让你回延安的建议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陈独秀摇摇头道：“蕴山，山村有山村的乐趣，空气好，又安静，耳目闭塞，什么事见不到，什么话听不到，心里不会烦，对我的高血压大有好处，所以，县城我不会去，重庆也不想去，延安更不能去，我到延安怎么办，都是我过去的部下，他们开会，我往哪里摆？大家理你不是，不理你也不是，彼此都别扭。除非抗日胜利后，回故土安庆。”
“你这固执脾气，真拿你没办法。其实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人各有志，主意还是你自己拿。咱们不说这些，仲甫兄，这么多年来，你还没送过我一个字，今天能否赏个光。”
陈独秀见推辞不掉，想了一下，摊纸写下一首词：
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贯休是五代名僧，当年在四川修炼时曾经一度生活窘迫。《武荣碑》是帖全名为《汉执金吾荣碑》，为恒帝末年的稀实珍品。朱蕴山明白陈独秀是在词中自比贯休，但不知他把《武荣碑》用在词中是何用意，便问：“仲甫兄，前三句好懂，但不知后一句怎么讲？”
陈独秀笑道：“欧阳竟无大师收藏有《武荣碑》帖，这欧阳虽然早年与我相识，但我多次向他借之，他总是再三推脱，不肯借我，弄得我也无可奈何。前几日我想反正今年难得清闲，无论如何也要将此帖借来欣赏，便写了这首诗送他。欧阳兄大概为我的心情所动，不得不忍痛割爱，将此帖破例借给了我。”
说罢，陈独秀拿起正在翻看的那本字帖，得意地晃了晃：“这就是我最好的年夜饭，精神食粮。”
朱蕴山听了道：“这么说，你是用诗换帖，我是用鸭换诗了。”
这一年春节，陈独秀有了欧阳竟无大师的《武荣碑》帖和朱蕴山赠送的几只鸭子，高兴得不得了。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都在放着鞭炮热热闹闹吃年饭时，他让潘兰珍煮了鸭子，热上一壶酒，挑着油灯，饮一口酒，然后细细品味着《武荣碑》帖，时而默默吟诵，时而比划着隶书的笔锋，手舞足蹈，像一个孩子。
潘兰珍却望着他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背过脸去偷偷抹眼泪。
陈独秀去世后，朱蕴山回想起他晚年窘困的生活，曾写诗一首道：
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定论老书生。
随着时光的推移，鹤山坪人虽然并不知道住在石墙破屋这位神秘老人曾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但觉得他并不神秘，和蔼可亲，没有架子，还喜欢接济穷人，又知道这位老人很有学问，字写得很好。于是周围山里人，只要有红白喜事，或逢年过节，便纷纷上门请他书写对联。陈独秀则有求必应，凡是穷人，便分文不收为之书写，其联文大多摘录古诗词，有时也当场即兴写来。山里人纯朴情真，见他分文不收，觉得过意不去，有时便拎点农产品，或者送点烧柴之类的东西。天长日久，山里人对他们夫妇也很尊敬，只要他和夫人站在门口或者早晚散步，邻人见了，总会亲热地向他们夫妇打招呼。
转眼间到了一九四二年春节。这次过年，他不像上一年那样冷清得只有《武荣碑》帖了。上门请他写对联的山里人特别多，只要来的大都拎着一些年货送给他，因为过年，他又不好固执不收，只好贴纸贴墨，书写对联回赠人家。一来二去，今年的年货特别丰盛，鸡鸭鱼肉都不用花钱买了。于是，他便和潘兰珍商量，托人下山叫松年一家上山过个团圆年。
陈松年这几年过得也不宽裕，一家四口只靠他那微薄的薪水养活，有时还要给父亲看病抓药，可以说欠了一屁股债。有时潘赞化看不过去，便卖点珍藏的字画接济他。所以，自从陈独秀搬进鹤山坪后，一家人没有在一起过个团圆年。
陈独松年有心想跟父亲过个团圆年，可是经济拮据使得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父亲托人捎信叫他一家上山过年时，起初并不想来，心想待过了年三十，初一早上上山给父亲拜个年就行了。父亲生活也很困难，一家人在一起过年，哪来那么多钱置办年货。可陈独秀一再捎信催促，这样，到了年三十年下午，一家四口才赶上山去。
陈独秀见到松年一家来到，十分高兴。除夕夜，陈独秀按照家乡安庆的风俗，叫儿子在院里鸣放鞭炮，鞭炮在山间空旷的夜空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全家人围在小桌前，欢欢喜喜地吃了顿团圆饭。陈独秀喜笑颜开，一手抱着大孙女，一手抱着刚出世后不久的小孙女，在屋里不停地转来转去，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 然而，谁也想不到，这竟是他在人世间过的最后一个团圆年。
（九十三）
一九四二年春天的江津，雨天多于晴天，那连绵的细雨，总会使陈独秀生出无限的愁思，刚刚开郎的心空又如死灰一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每当雾蒙蒙的，空气潮湿，气压较低，正是百病皆发的时节。陈独秀住的石墙破屋，顶漏地湿，这使得他整天感到胸口憋闷，头昏目眩。
陈独秀早有胃病，几次狱中铁窗生活的折磨，又使他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自从流落江津，息影鹤山，更是贫困交加，穷困潦倒，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已到风烛残年。一九四○年他到重庆治疗，医生便说他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否则活不了三年。这虽然瞒着陈独秀，但他心中对自己的病情也基本明白。他看西医没有什么好的效果，便找一些中医偏方自己治疗。当地人说，玉米缨可以治心脏病，于是就常托人从乡间弄些玉米缨煎水喝。隐居鹤山坪后，又听说，用蚕豆花泡水服，可以治疗高血压，于是，每年春暖花开时，他都要到田间采摘些蚕豆花，晒干泡服，虽无什么明显效果，对身体也无什么损害。
一九四二年三月，陈独秀接到杨鹏升的来信，说想请他为其印谱叙文，此时他心绪不佳，根本不想做任何事情，便强支病体，给杨鹏升回函，说自己对印章过于外行，推脱了叙文之事，同时，对杨鹏升多年来为他寄钱、寄笔墨、寄稿纸信封等表示感谢，并要求杨鹏升以后“勿如此也”。
这一日，又下起蒙蒙细雨，陈独秀想起最近听到外界对他撰写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廊》一文评论太悲观，于是强撑着起来准备再写一篇文章阐叙他的政治观点。
正写着，何之瑜和陈松年打着雨伞进来。陈独秀见到他们，只是欠了欠屁股，算是打了招呼。
何之瑜道：“仲老近来身体怎么样？我带来了杨鹏升将军给你的一封信。”
陈独秀拆开信，见里面又寄来1000元钱的汇单，感到十分不安，道：“总是让蓬生破费，怎么好意思呢。”
潘兰珍说：“以后有机会再感谢人家吧。”
陈松年看到父亲桌上一叠摊开的《再论世界大势》文章，劝道：“听邓叔叔讲，您近来总是头晕，还是少写一点。”
陈独秀道：“不要紧的，年龄大了，血压有点高，慢慢就适应了。”
何之瑜道：“听说为了出版您写的《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国立编译馆已寄来２万元预支稿费，可陈立夫让你换书名，你坚持宁可书不出，也不换书名。何必这么认真，换就换吧，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提起此事，陈独秀气就不打一处来，道：“陈立夫说我用‘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淆，他懂什么？‘小学’是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2万元稿费可以不要，但我的文章别说两字，就是一个字也不能改。”
何之瑜又道：“我还听说张国焘给你寄来五千元，也让你退回了？国焘不管怎么说曾经是你的学生和老部下，你这样一概拒绝，似乎也太不近人情来了。”
陈独秀用蔑视的口吻说：“张国焘是什么东西，卖身投靠的一个叛徒而已，我陈独秀没有这样的学生。古人尚知不吃嗟来之食，我现在虽然一无所有，但这把硬骨头还是有的，我宁愿穷死，饿死，这种人的钱也不能收！”
何之瑜敬佩道：“仲老，你真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真英雄也，我算服了你了。”
“你也不用拍我的马屁，我是什么我心里最清楚，我现在行事不管他人怎么想，只求对得起天地良心而已。”陈独秀感叹了一番后转了话题，问道：“最近有什么新闻？我现在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知，和瞎子、聋子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何之瑜道：“前不久，我在重庆见到董必武，听他说毛泽东正在延安开展一个什么整风运动，很是热闹。”
陈独秀饶有兴趣地问：“什么叫整风运动？”
何之瑜道：“我也不太清楚，好象是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什么的，每个人都要对照这几条，反省自己。”
陈独秀听了，点点头道：“这是毛泽东要拿王明开刀了。那王明怎样？”
何之瑜道：“王明自然不服，可又没有办法。听说毛泽东办事很有策略，这次整风，明明是要整斯大林的马前卒王明，可他却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口口声声说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精神办，整风用的学习文件都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文章和著作，弄得斯大林也拿他没有办法，看看王明大势已去，只好默认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
陈独秀感叹道：“这就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我是自叹不如呀。”
何之瑜见他说得伤感，忙安慰道：“其实毛泽东当年也是你老的学生，这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陈独秀点点头道：“这倒也是，毛泽东当年对我还是十分尊重的，我对他也无什么恶感，我始终认为他是搞农运的实干家。王明可不同，他是个根本不懂中国国情、只会瞎指挥的卑鄙小人。”
何之瑜又道：“我听董必武讲，毛泽东最近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还提到过您呢。”
陈独秀道：“噢？我这个无用的老头子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必要？”
何之瑜道：“毛泽东说，将来写党史还是要写你的，说你对中共是有贡献的。”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党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陈独秀听罢何之瑜这一席话，一时无语，内心却涌上许多往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想去延安，毛泽东回答必须先公开承认错误，他自然不干，后来王明指使康生发表文章，诬陷他是汉奸，他一气之下，和中共打了一场笔墨官司，最终堵死了回到党内的路子。开始，他将此事迁怒于毛泽东，所以，周恩来几次请他去延安，都被他拒绝，现在看，毛泽东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虽然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之后，他实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他一直不放心，一九三七年底派王明回国，很明显就是要将他取而代之，如同大革命失败后用瞿秋白替换自己一样。可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却能够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面在国共合作中和蒋介石周旋，一面抗击日本侵略，最终搬开了王明这块绊脚石，说出了“将来我们修党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这样的话。这恐怕是自陈独秀一九二七年下台以来十五年间，中共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党内这样客观评价他，他怎么能不感慨万端：
“润之确实有高招呀，我在十五年前就说过，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人办。过去在斯大林的高压下，我办不到，可润之办到了。且不管他搞的那一套我是否同意，就冲摆脱斯大林这一招，我就佩服之极。”
何之瑜道：“其实我看，毛泽东和您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只是您生不逢时罢了。上天派先生来创建共产党，派毛泽东来发扬光大共产党。”
陈独秀一愣：“是吗，生不逢时？你说的对，这就是命呀。”
何之瑜乘机劝道：“依我看，毛泽东对你不错，不如到延安去养老，条件总比这里好的多。”
陈独秀摇摇头：“你不懂，条件再好也不能去。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陈某人一辈子从未屈服过任何势力和个人，临死了不能丧失人格和操守，我现在剩下的只有人格了。”
何之瑜见他愈说愈伤感，不敢再深谈，又劝了几句，便和松年离去了。
（九十四）
陈独秀当时并不知道，这时候的延安已非一九三八年他要求回中共时的延安。那时候，王明踌躇满志，以“钦差大臣”身份从莫斯科回来，大有准备取毛泽东而代之的架势。而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毛泽东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领袖，并且有准备地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从思想上、组织上肃清共产国际、斯大林在中共党内的影响。
自从一九三八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毛泽东的工作可谓是得心应手。但是“皖南事变”的发生，却又给他敲了一个警钟。
在此之前，毛泽东不是没有看破国民党蒋介石反共的本质，不是没有预见到可能到来的反共摩擦，也不是没有提醒过新四军领导人准备应付突然袭击，为此，他亲自制定了非常具体的先发制人的方案。但是，就在蒋介石大规模进攻即将到来的一瞬间，他受到了共产国际连续发来的电报，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还看不出有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故中共无论如何“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
毛泽东并不赞同莫斯科的意见，但没有莫斯科的支持，先发制人根本不可能实行，因此，他只能设法采取其他办法来缓和目前的严重危机，几乎就在“皖南事变”发生的同时，他又收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严厉批评他“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而此时，破裂已经到来了，蒋介石先发制人，毫不客气地一举吃掉了项英率领的近万人的新四军队伍。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毛泽东震惊了，他愤然致电周恩来，要他质问刚刚到国民政府上任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致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1）联想到自建党以来共产国际多次对中共的粗暴干涉、瞎指挥，特别是一九三八年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以共产国际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指示，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的抗日主张，险些将中共再次引如歧途，毛泽东不能不开始考虑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他要寻找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皖南事变”。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专门讨论皖南新四军失败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项英的错误是怎么来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讲这一番话时，不知是不是话中有话，但肯定会使在座的王明如坐针毡。
博古犯错误，乃至项英犯错误，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理论不联系实际，说到底就是不能依照中国革命的利益和需要来考虑问题，一味地照搬、照抄莫斯科的指示或苏联的模式。外国人考虑问题不从中国实际出发也就罢了，如果中国党内一些人也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决定政策，而是“言必称希腊”、“钦差大臣满天飞”，习惯于唯莫斯科是从，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即使共产国际不干涉，党内也势必出现严重问题。
抗战以来，毛泽东写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章并没有得到重视，《新华日报》竟然拒绝发表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也“只当作中央的一般政策文件看待”，而弥漫延安的都是“空洞的理论研究”，“言必称希腊”，“钦差大臣满天飞”。王明则被许多人视为难得的“理论家”，名躁延安，甚至被一些女青年奉为偶像。
当然，类似的问题，毛泽东并不是没有看出来，问题是，在中共的力量还相当弱小的时候，毛泽东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注意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以免惹恼莫斯科。“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得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党内这种唯莫斯科是从的风气发展下去。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发来电报，直截了当地要周恩来转告崔可夫：中共怎么做自有中共的道理，要他“不要随便乱说”。毛泽东同时告诫周恩来等一定要明白：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全听”。（2）
几天后，毛泽东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公开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大谈“很多留学生”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对中国的问题无兴趣，对自己党的指示不重视，“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报告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觉到的”。但许多人仍没有理解这个报告的深刻含意。《解放日报》也是在一年后才发表这篇报告的。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但这更加坚定了他要整风的决心。很明显，毛泽东是话中有话，有备而发。
在毛泽东看来，改造那些习惯于拿着教条来唬人的“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的领导人，肃清党内对莫斯科的盲目迷信心理，就不仅是机不可失的问题，而且更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七月一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约束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决定明确提出：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反对任何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坚决杜绝任何小组织和派别活动。（3）
紧接着，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进一步通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为名，要求全党树立立足中国革命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4）
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举行的党风学习专题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开宗明义地宣布：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但是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现在延安的学风就是主观主义的，党风则是宗派主义的。粉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法，首先要认清其严重性，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其次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面提倡把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一面提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提议，取消过去的所谓理论家头衔，今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才算得上是理论家。
几天后，毛泽东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先花半年时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此后，他接连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掀起了在党的历史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决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着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与此同时，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前者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四同志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后者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八同志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
这一决定，使名正言顺的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一元化领导权威。这意味着，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经牢不可破，他再不必担心来自党内或莫斯科的任何挑战和威胁。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这一天距陈独秀逝世仅有两个月的时间。
（九十五）
这天晚上，陈独秀胸口阵阵作痛，头也涨得厉害，怎么也睡不着觉。白天和何之瑜的一番谈话，勾起他对往事的许多回忆，特别是毛泽东的影子总是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挥之不去。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和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最杰出的两个人物。他俩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使几千年来一向逆来顺受的中国人第一次冲破思想解放的牢笼，他领导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他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但是他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提出“二次革命”的理论，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从而也令人可惜的结束了自己一度辉煌的政治生命。
毛泽东从陈独秀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又随同陈独秀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当革命进展到紧急关头，他和陈独秀发生了分歧，最终分道扬镳。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标新立异，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历经艰辛，打败了蒋家王朝，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
陈独秀和毛泽东既是中共历史上两个不同阶段的领袖人物，但又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应该说，陈独秀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个人，而青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崇拜也超过任何一个历史伟人。可以说，毛泽东的成长、发展和后来开辟中国革命道路、领导革命成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都与陈独秀早年的启迪培养以及吸取他的经验教训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多少年后，毛泽东仍然对陈独秀有着极高的赞誉，才会冒着得罪共产国际的风险，作出“将来我们修党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的郑重许诺。
陈独秀和毛泽东相识于一九一八年。那时候，毛泽东不过是北大图书馆一个默默无闻的管理员，而陈独秀已是北大赫赫有名的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主编。共同的宏图大志和相似的性格脾气使他们自相识之日起，就结下了不结之缘。
毛泽东对陈独秀一直十分尊重。他早年曾经把康梁视为“楷模”，但自从一九一五年阅读了《新青年》之后，就把便把最大的崇拜转移到了陈独秀身上。他说：“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了我的楷模。”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陈独秀改造中国、特别是改造国民性的革命思想。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在日记中记录了当天下午毛泽东的一段谈话，表达了毛泽东崇拜陈独秀的激动心情：“毛君润之云：......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以比拟。”（5）
一九一八年十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此期间，他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从过去的神交变为直接接触，终于产生出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感受。
一九一九年三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长沙后，立即仿效陈独秀的《每周评论》，创办了湖南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并公开宣称该刊以陈独秀指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为方针，”以宣传新思潮为宗旨“。
一九一九年六月，陈独秀在北京散发《北京市市民宣言》传单时被捕，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毛泽东马上响应，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度评价了陈独秀的革命精神。文章在盛赞陈独秀的功绩之后甚至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的精神万岁!”
一九二0年夏天，毛泽东由北京回长沙途经上海，在那里再次拜访了陈独秀。这次见面，对毛泽东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六年后，毛泽东与斯诺这么谈及：
“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6)那时候的毛泽东，确实处于一生的“关键性”时期，就在这次去北京之前，他的思想尚处于困惑之中，如他自己所言，是“睡在鼓里”：
“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7)“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的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都很少。”（8)“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很是可叹。”（9)
“睡在鼓里”的毛泽东，在第二次去北京的时候，读到三本使他顿开茅塞的书。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0)
这三本书以及同陈独秀的谈话，促使毛泽东从鼓里睡醒了，最终使他完成了由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成为一个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到了一九二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1)
（九十六）
一九二一年，毛泽东接受陈独秀的委托，在湖南建党，并参加了党的“一大”。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陈独秀在上海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第一个中央“通告”，布置明年七月以前党在发展组织、青年团、工人运动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四方面的任务，从此正式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序幕。对此，毛泽东积极响应，并以极大的热情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高质量地完成了一切任务，受到了陈独秀的高度评价。在发展党组织方面，毛泽东努力突破新民学会的范围，在学生和工人中发展党员，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底，提前完成中央计划发展30名党员的任务，到一九二三年初，湖南党员达到40多名，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在发展青年团方面，中央“通告”要求全国团员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前达到2000人。而在毛泽东的积极贯彻下，仅湖南小小的衡阳县就发展团员50余人，长沙市索要团章的青年达到“千份”，成为全国青年运动工作的一面旗帜。在发展工人运动方面，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初，毛泽东就在湖南建立了20多个工会组织，会员四五万人，大大超过了中央要求“各区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的目标。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罢工运动，最著名的有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长沙笔业工人大罢工等等。在罢工中，毛泽东使用了巧妙的有节制的斗争策略，提出了有理有利的罢工口号和工人要求，取得了胜利，成为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中的模范。
毛泽东在湖南出色的工作业绩，引起了陈独秀的特别注意。一九二三年一月，陈独秀将毛泽东调往中央工作，在紧接着召开的党的“三大”上，陈独秀在工作总结报告中，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唯独表扬了湖南，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与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一起被选入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任中央局秘书，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当时的中央局秘书权力非常之大，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本党一切事件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这标志着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
党的“三大”结束后，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第十四号(关于一致戮力申讨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第十五号(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号(关于一致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第二十一号(关于加强党内组织工作)等一系列文件。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尤其是一九二四年五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他与陈独秀的关系更是密切。这年八九月份，毛泽东又多次代表中央签发了关于筹备中央四大的文件。
在中共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中，陈独秀和毛泽东配合默契，二人几乎在所有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都达到了高度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指导，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坚决维护国共合作，打击右派的破坏活动；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
关于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一九二三年九月，毛泽东按照陈独秀的指示，回到长沙，筹建国民党，到十月初，就在原本是一片空白的湖南，建立起国民党长沙、宁乡、安源分部和总支部，不久，湖南就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又受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委派，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科代理主任(主任是邵元冲)和组织部秘书(部长是胡汉民)，他在陈独秀和孙中山的直接指导下，为国民党重点地区上海的组织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十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通过，毛泽东又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部长汪精卫因是国民政府主席，不能兼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共合作和国民党发展史上，毛泽东都占有重要的一页。
关于打击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以谢持、邹鲁、汉泽如等人为首的国民党老右派，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十一月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进行反苏反共活动。陈独秀执行共产国际指示，领导全党对右派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发表文章，批判右派言论。毛泽东则与陈独秀保持完全一致。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与陈独秀联署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提出了“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与党对民众活动的领导权”的正确方针，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健康发展。所不同的是，陈独秀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违背了这个方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而毛泽东则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个方针，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关于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毛泽东完全赞成陈独秀反对孙中山历来只依靠南方军阀军事北伐的方针，主张应依靠民众、搞民众运动的方针。中共三大后的第五天，陈独秀、毛泽东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一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致函孙中山，表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七月二日，毛泽东和陈独秀又联名致函共产国际，抵制共产国际要求把中央机关定在广州的指示，建议仍迁回上海。信中说：“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达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陈独秀之所以对毛泽东情有独钟，除了欣赏他的卓绝才干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彼此都接受过很深的儒家文化熏陶，这使他们的性格气质、价值观念、审美情趣、行为准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难割难舍的精神联系。正是具备了这些相似的气质和素质，陈独秀和毛泽东才能在众多豪杰中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
注释
（1）《毛泽东关于将皖南事变告崔可夫并征询意见致周、叶电》1941年1月15日
（2）《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5月14日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144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176页
（5）《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2页
(6)斯诺：《西行漫记》第132页
(7)《毛泽东致章士钊》1920年3月14日
(8)《毛泽东致陶毅》1920年2月
(9)《毛泽东致陶毅》1920年2月
(10)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11)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