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但他过于迷信自己的“独立思考”，听不进不同意见，尤其是晚年更加固执，没有将自己融入火热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而是闭门造车，思考出所谓“最后的政治意见”，最终为那些曾经是他的支持者、拥护者所抛弃。
（八十九）
一九四○年九月的一天，陈独秀正在破屋里专心致志的撰写《小学识字课本》，何之瑜突然陪着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以及王文元、濮德志三位不速之客来到鹤山坪。（1）
尽管这三个人的到来是陈独秀万万没有想到的，但见到久别老友尤其是曾经一同度过五年狱中岁月的难友，陈独秀十分高兴，然而，陈独秀的高兴只维持了很短时间，便被他们带来的一个坏消息破坏。
陈其昌告诉他，一九四○八月二十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人谋杀了。
托洛茨基自从被斯大林逐出苏联国境之后，一直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先是在土耳其，后又到过丹麦、挪威、法国，最后来到墨西哥定居下来，他不管走到那里，总是不停地工作，一天也未间断撰写文章猛烈抨击斯大林。为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首先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索科洛夫斯卡娅流放西伯利亚，惨死在集中营里。他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也先后死去，小女儿尼娜在父亲流放阿拉木图家时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大女儿季娜伊达则被驱逐出苏联，一九三三年在德国自杀。他与第二任妻子谢多娃所生的两个儿子列夫和谢尔盖同样没有脱逃厄运。谢尔盖先是被流放到克拉斯诺雅克边疆区，后被进集中营死在里面。一九三八年二月，列夫在巴聚做了阑尾炎手术，第二天便神秘地不明不白地去世了。
一九四○年五月二十日，一伙身着军装的武装分子潜入托洛茨基居住在墨西哥的别墅，他们径直扑向卧室，自动步枪射出了交叉火力，同时从三个点向着托洛茨基平时睡觉的床上发射子弹。幸好他与妻子及时躲在屋角的地板上一动不动，这才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八日二十日，第二次谋杀开始了。当时托洛茨基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读别人送来的一篇文章，一名刺客潜入书房，用一把登山用的冰镐，对准他头部猛烈一击。托洛茨基惨叫一声，随即向刺客猛扑过来，警卫们闻声冲进书房，抓住了刺客。托洛茨基很快送到医院，墨西哥最好的医生们马上进行了会诊，对颅骨做了手术，然而由于大脑受伤过重，终于于八月二十一日十九点二十分去世。
陈独秀听完托洛茨基遇害经过，呆了半响，才从牙缝里恨恨地挤出几个字：“谋杀，政治谋杀！这完全是斯大林在消灭异己，搞顺我则昌，逆我则亡。”
何之瑜担心道：“仲老，你也要注意安全，现在江津也出现了国民党特务，你最近还是少写政治文章，免得国共两党都不高兴。”
陈独秀暴躁地道：“我怕什么？我自投身革命以来，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杀了我，便成全了我。”
他在屋里不停的转圈，又道：“就因为一个基洛夫被杀，斯大林对苏联刑法作了修改，荒谬的规定侦察恐怖活动案件不得超过十天，被告结论于开庭前一天交给庭长；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极刑立即执行，你们看清楚没有，这就是独裁。列宁逝世时留下的7名政治局成员除了他自己以外，都枪决了，都是反革命，这岂不是荒唐之极！”
他点上一只烟，猛吸两口，平静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又道：“最近这段日子我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苏联，本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握，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制度来代替民主。须知独裁制如一把双刃剑，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但实际上，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已经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2）其中原因之一，在于从政治理论上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均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上之真价值，而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3）
濮德志道；“仲老你这样讲未免有些失之偏颇。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对无产阶级民主有过论述嘛。”
陈独秀冷笑一声，讲出一段使后人至今争论不休的理论：“列宁虽然讲过‘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但终究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至于托洛茨基，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惟其如此，这才导致今天苏联社会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总之，由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并且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斯大林，才出现独裁局面，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是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而在于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藉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现、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现在看，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现在德俄两国社会主义是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的格柏鸟政治。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4）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5）所以现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莫斯科、柏林、罗马三大反动堡垒。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6）
王文元道：“仲老，你这是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陈独秀道：“我想请你首先分清这样一个问题，反对斯大林政权并不等于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治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7）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8）对于苏联，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9）
濮德志道：“那么你认为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呢？”
县长拜访陈独秀，自然引得好奇的山民围观，这一下轰动了僻静的鹤山坪，一传十，十传百，更觉得石墙院内这位深入简出的老先生深不可测，居然连县太爷都恭恭敬敬的来拜访他。
建国后曾担任第一届民革中央主席的朱蕴山，回忆说：“那时王明问题已经解决，毛泽、周恩来对陈独秀是宽容的，但陈的思想还停留在抗战初期受王明排斥打击的状态中，总认为是中央打击排挤他。……当时中央想把陈独秀弄到延安去养起来，因为他毕竟当过几届共产党的总书记，对党还是有贡献的。”
76）75）其中原因之一，在于从政治理论上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均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上之真价值，而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调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16576）
陈独秀脱口而出：“必须实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有效的防止独裁的产生。现在人们对民主主义，还有不少的误解，而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制品。其实，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化之一种动力，因为人类社会，自有政治的组织及其消灭，在此过程中，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唯其如此，无产阶级不应把解决民主任务及夺取政权分开，不能认为民主主义在取得政权后便用不着了，而应该认识到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采用民主主义的政纲与口号，是目的并不是手段，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如果谁不懂得这一点，谁便是抛弃了民主主义。（10）应该看到，民主和科学是人类历史长期的要求，决非权宜之计，临渴凿井的对策。如果用公式表达，就是原始社会里，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两大支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推倒和埋葬了这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社会，发掘了民主，发展了科学，人类大跨步前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与科学无限发展，人类走向大同。”
濮德志不以为然地道：“你把民主和科学提到贯穿历史的高度，显然是违反了阶级分析的原则。”
陈独秀道：“我从来不反对阶级分析原则，我认为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就是最好的阶级立场。成天大叫无产阶级万岁的人，未见得有利于大多数人民，也未见得有利于无产阶级。”（11）
陈其昌道：“你这是修正主义论调。”
陈独秀轻蔑地瞥了他一眼：“你懂什么？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从古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各个时代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12）而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根本规律之一，则是每个时代民主制度向前发展之先，都经过一专制黑暗时期。我曾经专门描图了一幅展示民主发展进程的示意图，上古世界是氏族社会民主制；古代世界也就是希腊罗马，是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制→城市市民的民主制；近代世界是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制；未来世界是法西斯帝专制→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虽然未来世界要经过一个法西斯帝专制阶段，但民主制总是要战胜反民主的独裁制，在当代使人类近代的进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不经过整个黑暗时期的法西斯帝专制，而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走向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即会不可能，也应积极追求，至少要努力缩短将来法西斯帝黑暗时期，至可能的极限。”（13）
陈其昌指责道：“你这是为资产阶级民主大唱赞歌。”
陈独秀高声道：“资产阶级民主有什么不好？我看资产阶级民主就有很多优点：首先，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权，而各党仍然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区，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其次，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第三，政府的反对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第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第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反过来再看苏俄：苏维埃或国令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等等。分清了这个区别，你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14）尤其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独裁存在尖锐的对立的情况下，就更加需要资产阶级民主。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之真实内容同时也是大众所需要的。（15）其实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16）所以说，对于民主制度，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把它当做可有可无的东西，尤其是在东方落后国家，长期受封建制度束缚，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更应该把它当做战斗的目标而奋斗。（17）年轻人，看问题要用脑子，不能人云亦云。”
濮德志道：“你这种见解，是否混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目标呢？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呢？无产阶级革命目的，难道是为了民主主义而不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吗？”
陈独秀以教训的口吻道：“所以我说，你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相当片面，相当机械而且幼稚，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没有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裂开来，他们多次教导从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到无产阶级实质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民主，而苏维埃民主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民主，后者是比前者广泛得多扩大得多。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恩格斯还健在，他并没有指责这个党名称要不得，列宁也没有摒弃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可见他们并不轻视民主而是重视民主的。”
濮德志道：“可马克思、列宁明明说过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对此你如何解释呢？”
陈独秀道：“不错，他们是说过这样的话，但他们也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最广泛的民主，只对极少数反抗新政权的人实行专政，难道这还明白吗，你们总是把专政这个名词奉为神灵，而把民主视为妖魔，岂不怪哉。现在苏联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对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18） ”
濮德志道：“那你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实行怎样的民主？”
陈独秀胸有成竹地道：“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而是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如无产阶级民主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钱不值。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又亦反对之，则必然出现独裁制、官僚制，而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19）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20）
王文元又道：”那你怎样看待现在的苏联？”
陈独秀道：“斯大林的苏联已非列宁的苏联，它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是世界列强之一（21），甚至是与德意一样的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垒之一，尤其是苏联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从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出发，实际上并未艰苦地守着当年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如果苏联继续采取以向法西斯帝妥协代替了向法西斯帝进攻的政策，其结果，明天日本仍会协同希特勒夹攻俄国，陷俄国民族于不很安全的地位，那时将不能得到中国有力的声援，因为它已坐视中国被日本削弱了，要知道俄国在欧洲，毕竟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22）
濮德志道：“那你认为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应该采用什么制度？”
陈独秀道：“现在还没有实现的东西难以预料，不过如果革命胜利，我设想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府，实行名副其实的自由、平等、博爱。”
濮德志道：“林肯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吗？法兰西共和国实行了自由、平等、博爱吗？”
陈独秀道：“正因为他们没有名副其实地实行他们的口号，所以我们要认真地实行起来。须知上述口号鲜明响亮，通俗易懂，人民心向往之。若不拘泥于名词偏见，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应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和自由、平等、博爱。”
濮德志道：“那是虚假民主，资产阶级是在欺骗人民。”
陈独秀道：“所以我们要做真实的，我们不需要欺骗人民。”
王文元问道：“难道巴黎公社的教训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你都忘记了吗。”
陈独秀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并不在于过于实行了民主，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也不在于实行了专政。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统治多数，他们都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政权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真是焉有此理！现在斯大林那人造成一个模型，不容有别的模式，还自称为马列主义。我看马克思、列宁地下有知，想必会慨叹呜呼的。”
何之瑜见王文元还要反驳，忙阻拦道：“好了好了，今天就争论到这里吧。其昌，你不要忘记此行的目的。”
陈独秀警惕地问：“什么目的？是不是又要拉我去上海？我和托派已没有关系了，上海我是坚决不会去的。”
陈其昌陪着笑脸道：“我们看到了你在报上发表脱离托派的声明，知道你当时是为了应付武汉那场笔墨官司，只能出此下策。你是我们的总书记，怎能说和我们没有关系了呢。”
一提武汉“汉奸案”，陈独秀心里就来气：“全是你们干的好事，发表的观点到处攻击国共合作，自然让人以为是破坏抗日，是汉奸言论。其实我是一直反对你们这种做法的，这倒好，你们批判我是机会主义，他们又说我是汉奸，结果两头不讨好，让我跟着你们背黑锅。现在又来找我干什么？我再声明一遍，上海我是绝对不会去的，我和托派没有关系了。”
陈其昌道：“您老是我们反对派的中流砥柱，你不干了怎么行。老托生前一直惦记着你，特别是武汉官司发生后，他多次来信关心你的人身安全，他一直在怀疑斯大林会在战争期间暗算你，现在好了，你躲到山里隐居起来，他远离苏联，还是给斯大林暗算了。”
王文元道：“我们这次来，不是让你去上海，而是邀你去美国。老托生前一再来信表示，希望你到美国去，他认为你如到美国，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会比莫斯科的代理人所发生的要大到一千倍。老托现在虽然不在了，但第四国际更加需要你，你考虑一下，最好到美国去，一是安全，二是对身体有好处，三是生活有保障，四是能更好地发挥你的政治作用。”
陈独秀摇摇头：“美国我更不会去。前年胡适之邀我去，我没答应，现在身体大不如从前，哪里都不愿去，再说国民党特务监视得我很严，也绝不会允许我出去的。生活问题，还过得去，《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朋友们也常接济我。”
陈其昌说：“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生活舒适，还能再轰轰烈烈干一下。”
“不管你们怎么说，总之我是不去的。”陈独秀停顿了一会，缓和了一下口气问：“你们在上海、香港的组织还有多少人？”
“上海、香港加上其他地方约有百十余人。”
陈独秀道：“人少还在其次，我当年创建中共时，全国各地的党员只有五十多人，谁能想到现在发展成了可以和国民党抗衡的第二大党。关键是路线要对头，现在国家民族危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当务之急，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你们不把心思用在抗日上，却到处攻击国共合作政策，从彭述之到格拉斯个个左得出奇，这就难免为斯大林派抓住把柄，说托派是汉奸组织，从而陷入被动，你们这是在自掘坟墓。我若不和你们划清界线，怎么和群众见面？”
陈其昌问：“依你看来，中国托派已经没有前途？”
陈独秀毫不客气地指出：“何止是没有前途，简直是糟糕透顶！格拉斯这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臭架子，关起门来，自立为天，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之外，别的将无所成就，这些人如果能发展起来，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23）
陈其昌有些不高兴地道：“你这种观点，在组织内是找不到一个拥护者的。”
陈独秀毫不在乎地说：“我不怕没有拥护者。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后来又反斯大林，现在又反你们，都是少数派，我的一生都是在孤军奋战，但我从不怕孤立。”
话不投机半句多，陈其昌见和陈独秀的思想观点实在相距甚远，根本谈不到一块，便匆匆告辞了。
本来陈独秀到四川之后，和托派组织少有往来，而是忙于生计和治病，稍有空闲，便投入文字学的研究，基本上达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的境界，但这次陈其昌在江津与陈独秀会晤后，便不断写信寄到江津，批判陈独秀“自‘八一三’以来所发表的一切文字”是从“超党”即“超阶级”立场出发的，“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陈独秀忍无可忍，便于一九四0年九月写了《给西流的信》一文，寄给上海的濮德治。时隔不久，上海的托派组织通过《关于Ｄ·Ｓ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Ｄ·Ｓ即陈独秀在托派内的代号——引者），指责陈独秀的错误“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
陈独秀看后，火冒三丈，致函朋友说：“近接到一些托派文件，见解颇荒谬，故写一文驳斥之”。（24）便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写了《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寄给上海，此后他又陆续写了一些致托派朋友的信，继续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就这样，以《我的根本意见》等书信文稿绝笔为标志，陈独秀经过认真反思，终于形成了自己与以往政治观点相距甚远的“最后的政治意见”。6584）便写下了《我的根本意见》一文，此后他又陆续写了一些致“托派”朋友的信，继续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就这样，以《我的根本意见》等书信文稿绝笔为标志，陈独秀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政治思想家经过认真的反思，终于形成了他“最后的政治意见”。
（九十）
陈独秀叙述自己“最后的政治意见”，之所以和以往的政治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着主观和客观上的深刻原因。
首先，德意日法西斯在欧亚战场上的暂时领先，使陈独秀对大战前途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德军进攻波兰，英法即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接着，希特勒开始全面进攻西欧，先后侵占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一九四○年六月，占领法国，并开始轰炸英伦三岛。到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希特勒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九月，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正式形成法西斯轴心国。
一九四0年六月二十二日，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出动了一百九十个师，五百多万人，三千五百辆坦克，五千一百架飞机，五万门以上大炮，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很快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广大地区。一九四一年十月，希特勒对莫斯科发动了代号为“台风”的大规模攻势，坚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开始了。
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中国和其他地区侵略步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此时的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投敌，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国民党投降派诡称“曲线救国”，文武官员大批投敌叛国，高级将领五十多人，军队五十多万，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与此同时，日寇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则趁火打劫，制造“皖南事变”，掀起了震惊中外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由于日蒋勾结，共同反共，到一九四二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减少到三十多万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这使陈独秀对大战前途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其次，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及外交政策使陈独秀对苏联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
一九三六年八月，苏联审判‘托季分子恐怖中心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枪决；一九三七年，审判‘反苏托派中心案’，皮达可夫、拉狭克等15人被枪决；一九三八年三月，审判‘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布哈林、李可夫等18人被处死。肃反期间，一九三四年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中，有70%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和枪毙。最后，连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也被人暗杀了。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一九三八年八月，苏联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八月三十一日，德军进攻波兰，这使斯大林感到苏联的安全面临严重威助，于是，斯大林决定建立一条从波罗地海到黑海的“东方战线”，加强西部边界，以应付未来必然要发生的苏德战争。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苏联红军进入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十月底，这两地分别成为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的一部分；一九四○年六月间，苏联对波罗地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实行了军事占领，八月，这三国正式变成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一九三九年十月，苏芬战争爆发，经过三个日夜，芬兰政府被迫签订《苏芬和约》，同意将部分国土割让给苏联；一九四○年六月，苏联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这样，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年八月，苏联先后把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二三百公里，这些领土一直占领到一九八九年苏联解体。
为了避免同日本对峙，苏联政府竟然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同日本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不顾中华民族领土主权完整，承认日本对中国的占领。条约规定：苏俄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这个条约的签定，自然对苏联有利，但同时也为日本解除了北方压力，能够腾出手来为侵略中国其他地方提供了条件。日本外相在同德国大使谈话时就曾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个条约的签定对我们非常重要，它将是加给国民政府的极大压力。”
这一切都使陈独秀认定苏联已经改变了社会主义性质，变成了和德意并列的世界“三大反动堡垒。” 6人被枪决。接着是一九三七年，苏联审判所谓‘反苏托派中心案’，皮达可夫、拉狭克等155人被枪决。最后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审判‘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布哈林、李可夫等18人被处死。一九三四年选出的13434名党中央委员中，有70%0%的在肃反期间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和枪毙。最后，连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也不放过。同时，苏联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德国签订合作条约，并出兵侵占芬兰，这使陈独秀认为苏联已经改变了社会主义性质，变成了和德意并列的世界”三大反动堡垒。”
第三，从客观上来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托派组织，在认识与实践“民主”与“独裁”的问题上，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时事作分析时，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缺点错误，这也就为陈独秀就上述问题提出“最后的政治意见”提供了可以作为对立面、乃至据此而向极端发展的材料。比如当时人们的确未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资产阶级民主”，斯大林搞的“党内斗争”的确造成了许多冤案，中共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而发起的反“托匪汉奸”运动的确有扩大化倾向，瞿秋白、李立三尤其是王明“左”倾路线压制不同意见，其前提的合理性都是值得怀疑的，至于中国托派组织信奉的托洛茨基理论，其在“民主”、“独裁”问题上也的确充满极“左”的色彩。同样，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如陈独秀所指出的那样，“大战开始以来，重庆的《新华日报》，大声疾呼根据列宁上次大战的理论，指斥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虚伪，反对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声称两边也都是侵略的强盗”，（25），中国托派在当时的宣传上也“竟放过法西斯，去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战芬兰辩护”，由此形成“反对民主国的英、美”，“不攻击法西斯”和“拥护苏联”三个政纲。（26）共产国际、中共以及托派组织对陈独秀的攻击，自然不能说服和压倒他，反而更加把他推向极端。
第四，从主观上讲，由于陈独秀与斯大林、共产国际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与宿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尤其是经受“托匪汉奸”案的刺激，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从这种敌对情绪出发，加上政治偏见，就必然过多地怀疑、指责对方，夸大对方的缺点错误，而缺乏客观冷静的态度。
（九十一）
客观地说，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非是复杂的。自“见解”产生至今六十多年的历史表明：它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见；既有主观妄测，又有英明预见。有些意见的价值，现在也说不清楚，还有待后人去评说，有待将来的事实去检验。
关于民主问题。
陈独秀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较早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并且提出“大众民主”这一概念，认为“如果不实行大众民主，......必然沦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然，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由此得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的进步的”结论。（27）不难看出他所提出的大众民主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民主，它意味着由工人实行自我管理的民主制去替代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马克思一向认为，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实现了人们的“政治解放”，但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作保证，仅仅靠“政治解放”是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的，因此他认为必须走向“人类解放”。马克思确信当人们把自己“组织成为社会力量”时，才能克服“政治解放”的局限而实现“人类解放”。（28）很显然，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用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民主的办法去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所达到的民主，它是对“政治解放”的超越而不是消极的否定。沿着这个思路前进，马克思一生从未怀疑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应当是高度的民主制，换句话说，只有民主制才能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相适应，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是不言自明的。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马克思明确表示，工人阶级自治的非官僚政治组织是社会主义的适宜形式，而这种形式正是陈独秀所说的“大众民主”。陈独秀认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29）这与马克思是毫无矛盾的。这个思想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过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近百年来，由于马恩列斯毛始终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对敌人专政的职能，提出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十分丰富，而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则极端贫乏。应该说，这是斯大林乃至后来的毛泽东等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设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为了克服失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及东欧国家相继开展了改革，其中政治民主化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陈独秀关于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是极其深刻的。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中，他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也不是不可取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正确的。
然而，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制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意见，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为人们所误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人士都认为他这一理论是“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老路上去了”。一九四九年四月，胡适在离开大陆的时候，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了“序言”，竭力吹捧陈独秀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直到一九七七年五月，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召开的“陈独秀先生座谈会”，还吹捧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建议“编印更完备的陈氏的‘最后见解’，并译成外文，广为流传（包括空投或邮寄共党统治区），使国人与世人认识这位曾是共产党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经过沉思熟虑的痛苦经验，彻底否定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制度”。（30）这显然是歪曲和误解了陈独秀思想的原意，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他“最后见解”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其实关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争论，早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便开始了。首先对苏俄社会主义方式提出批评的是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是第二国际时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著名的左派，她不仅在批判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时站在最前列，而且后来也激烈批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十月革命后她对布尔什维克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和支持。但却对列宁制定的党的集中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列宁的集中制计划是企图用一个“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去代替工人阶级“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同时她对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控制言论、禁绝反对派的政策提出了异议，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但它“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因此民主必不可少。如果取消了出版、集会自由，取消了不同意见，那时“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卢森堡预言，“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变化......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31）
平心而论，卢森堡的看法是深刻的，但却无法适用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革命。因为它要求以无产阶级的成熟为前提，而这个前提在资本主义未发展起来的俄国是不存在的。因此卢森堡的主张在经济落后的俄国便显得富有理想主义而缺乏实用性。就十月革命后的情况而论，如果列宁不解散立宪会议，那么他们刚刚用枪杆子夺来的政权就会被众多反对党合法地再拿过去！实际需要从来比理论考虑更强大。所以列宁不可能接受卢森堡的意见，相反，列宁认为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退一步讲，列宁十分清楚知道社会主义只能以民主为基础，但是在特定条件下政权就是一切，为此必须允许用非民主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理想。于是在内战的环境下，苏俄党和国家始终是在不断地走向高度集权。不但外部的反对党派被取缔和严厉镇压，而且党内的民主也越来越受到限制，直至禁绝一切自由争论和派别活动，而这些在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本是天经地义地合法的。应当说，在颁布这些措施时列宁是心怀歉疚的，他总是要加上这样一些声明：同志们，别争了，现在不是时候！我们的措施是暂时的，一旦局势允许，立刻解禁！等等。正是靠着这些措施，布尔什维克党才奇迹般地战胜了各种敌人，保住了政权。然而事情的复杂性在于，政治的绝对权力哪怕是“暂时的”，一旦在运作中固定下来，就不那么好改变了，列宁晚年不得不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对他深恶痛绝、却又眼看着不断蔓延的官僚化、特权现象做斗争。在他去世后，经过持续多年的党内斗争，终于发展出了斯大林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陈独秀晚年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与卢森堡是一脉相承的。同样道理，斯大林集权化的原因，既有个人因素的一面，也有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反对希特勒德国的一面，关键是怎么辨证地看待他。
陈独秀依据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采取的某些不得已的措施，特别是抓住斯大林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而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把“无产阶级民主制”“与所谓的“独裁制”的“无产阶级专政”截然对立，甚至把后者视之为德意法西斯改制的始作俑者，这些都是原则上的严重错误。陈独秀还认为“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东与布尔塞维克之混合物”，（32）这显然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否定了二十世纪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应当承认，斯大林晚年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苏联通过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农业全盘集体化、大清洗等一次次政治运动，从肉体上消灭了大批忠诚的革命者和无辜的人民，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斯大林个人专政独裁制。在这个体制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高度一体化，领袖高居社会之上，用他个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不但不允许发表任何不同意见，也不允许有任何个人的思想。
当然，这些错误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他个人，也不能说与制度无关。但是，需要弄清的是，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的原因，还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后果。如果是前者，就要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是后者，则是加强民主、加强法制，从而改善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问题。而陈独秀采取了前一种立场，他把当时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颠覆破坏活动中，由于没有经验、国家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所造成的错误，看成是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罪恶，把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的专政甚至法西斯专政等同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对立起来，从而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其实，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本来是并不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广泛的人民民主，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损害人民民主。在阶级消亡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消除以前，国家的专政职能是不能取消的。它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
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认识。
陈独秀多次表示：自己最后的政治意见是根据苏俄二十多年来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成长的，（33）或者说自己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内）之价值，及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34）陈独秀还说：“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布朗基主义”，“布尔什维克的摸索、欺诈等罪恶”，“与马恩之不同，”（35）所以“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意见，彻底推翻”。（36）
这里所谓“以前的意见”，是指陈独秀自一九二○年建党以来信仰和为之奋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陈独秀突然宣布要将它“彻底推翻”，并称是“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这表明他在世界观上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陈独秀当年批驳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谓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的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具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是怎样。……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37）而他的“最后的政治意见”则是明确地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
即使在他被开除党籍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没有否认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十月革命，只是表明自己是站在恢复列宁主义的国际、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来“反对斯大林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只是认为斯大林是“以攻击托洛茨基为名，实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38）而“最后的政治意见”则把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概否定，又显然是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由此看来，陈独秀“最后的政治意见”，从政治理论和思想体系上来说，其实质是接近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即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崇尚的“社会民主主义”，同时也衔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兴起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欧国家信奉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抽象地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他说过，他的“自来之论，是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而不是空谈主义，更不是引用前人之言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董’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换言之，陈独秀“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在于反对“迷信与成见”两端，“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39）。
应当说，作为一个“终身反对派”，陈独秀在前半生作为“康党”分子而反对满清顽固派、作为“乱党”分子而反对改良主义者、作为革命派而反对袁世凯复辟、作为“五四”运动的旗手而反对一切封建主义卫道士和守旧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反对假社会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者，最终成为时代精神的指导者，都是依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而反对“迷信与成见”，这一独立思考的思想方法是可取的。包括他晚年思索并指出的“最后的政治意见”因为他并未接受过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思想影响。应该说也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
晚年陈独秀在思想上仍与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批判精神是相通的。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40）恩格斯也指出，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就愈是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41）在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确贯穿了这一精神。当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探寻事物本质的真诚态度，有追求真理的忘我境界，他们不怕直率地说出对自己对别人都残酷的事实。然而当斯大林模式确立以后，这种无私精神在研究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正是马克思所鄙视的那种“有益还是无益，便利还是不便利，违背誓章唤是不违背誓章”的卑下考虑了。（42）陈独秀晚年直言不讳地说出他所“独立思考”的问题，人们可以不同意他，但没有理由责备他的这种求实精神。
问题在于，陈独秀过于迷信自己的“独立思考”，尤其是在对自己的某些政治偏见没有认识并抛弃的前提下坚持所谓的“独立思考”，实际上就是迷信自己的成见，这与他自己所说的“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就不能不是一种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叛。尤其是他的晚年，自己将自己封闭起来，没有将自己融入火热的抗日战争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闭门造车，自己关起门来思考出一种观点，便孤芳自赏，自以为正确得不得了，便越发迷信、越发固执，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终为那些曾是他的支持者、拥护者的追随者所抛弃，这就是陈独秀的悲剧原因所在。
注释
（1）注：陈其昌实际上是1939年初到江津见到陈独秀的
（2）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3月）
（3）陈独秀：《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1日）
（4）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5）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6）《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7）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8）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3月）
（9）陈独秀：《被压迫民族之前途》（1942年5月13日）
（10）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
（11）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12）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3月）
（13）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14）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15）陈独秀：《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1日）
（16）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
（17）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18）《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刊《火花》第３卷第１期（1936年3月10日）
（19）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20）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21）陈独秀：《被压迫民族之前途》（1942年5月13日）
（22）陈独秀：《被压迫民族之前途》（1942年5月13日）
（23）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1939年1月）
（24）郑学稼《陈独秀年谱》
（25）陈独秀：《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1日）
（26）陈独秀：《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1日）
（27）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43页
（29）《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60页
（30）《传记文学》编者：《关于陈独秀先生座谈会的几句话》，该杂志第３０卷第５期，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6月出版
（31）《卢森堡文选》第503页
（32）郑学稼《陈独秀传》
（33）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34）陈独秀：《给Ｓ和Ｈ的信》（1942年1月19日）
（35）陈独秀：致××的信（1941年12月7日）收入《保卫马克思主义》
（36）郑学稼：《陈独秀传》
（37）陈独秀：《谈政治》
（38）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39）陈独秀：《给Ｓ和Ｈ的信》（1942年1月19日）
（40）《马恩全集》第1卷，第416页
（41）《马恩全集》第4卷，第258页
（42）《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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