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友的相继去世和文稿印章的被窃，使陈独秀已是千疮百孔的心灵又遭重创，身体每况愈下，思想也日趋固执消沉。贫苦之中，他再次拒绝了蒋介石的诱惑利用和中共的善意援助，以此来保持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
（八十五）
陈独秀是应约到鹤山坪为清朝进士杨鲁承整理遗稿的。
一九三九年初夏的一天，陈独秀在街头一个旧书摊发现一本《皇清经解》手稿，署名为江津杨鲁承。他随手翻看，觉得文笔不错，便问作者是谁？
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是个清朝进士，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
陈独秀见再问不出什么，便花钱把书买下。隔日，邓燮康来探望他，两人闲聊之中提及此事。邓燮康道：“我倒是听说过杨鲁承，此人乃前清二甲进士拔贡，很有学问，在江津很有名望，写过不少书，家中有一箱子手稿，只可惜来不及整理就过世了。”
陈独秀道：“我看了这本《皇清经解》，写得不错，很有价值。”
邓燮康道：“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川时，杨鲁承曾把手稿拿去请教章太炎，但章太炎却不欣赏他的作品，批了‘杂乱无章’几个字，气得杨鲁承书未写完就一命呜呼了。”
陈独秀笑道：“章太炎未免也太主观，杂乱无章没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章可循了。”
邓燮康道：“你若有意为其整理，我就帮你打听一下杨家后人。”
杨鲁承有一孙叫杨宾淑在江津中学做教员，听说陈独秀愿代祖父整理遗稿，十分感动，专程跑来拜访陈独秀。
杨宾淑说：“我家祖宅在鹤山坪，那里夏天比县城凉快，又安静，房子又宽敞，先生若不嫌弃条件简陋，就搬到那里居住。”
这时，陈独秀已和邓太太闯翻，正想离开邓家，便满口答应下来。
鹤山坪离城30余里，属江津县五举乡辖区，这里到处高山丛林，地广人稀，远看似仙鹤挺立，故而得名，民间流传有“鹤山名不著，地僻人罕寻”的说法。通径县城只有一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山路。
前清进士杨鲁承的旧居“杨氏山庄”石墙院坐落在鹤山坪的最高处。它背山面水而立，青瓦石头高墙，石砌的八字门楼高大，院内绿树成林，院外景致幽美。杨家建造石墙院时，正是官运享通，家业兴旺的时候，这座山庄建成后，便成了山里人荣华富贵的象征。然而，随着杨鲁承的过世，后辈子孙大多在外读书谋职，谁也不愿回山沟来厮守这山庄，天长日久，便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因为久无人居住，两扇大门早已油漆斑驳，墙皮亦已多处脱落，院内正房、客厅、厨房二十余间，只住着杨鲁承的二孙媳杨二太太和几个女佣人，显得十分冷清。
陈独秀到来后，热情的杨二太太忙叫女佣让出一间正房和一大一小两间厢房。房子虽然宽敞，但毕竟年久失修，阴暗潮湿，顶上又没天花板，而且四处透风。屋内家具也很简单，仅有一大一小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把木椅以及几个装满书稿的旧箱子。然而，陈独秀已经感到很满意了，家虽破，但幽静安谧，与世隔绝，悠闲自得，深居简出，再不受世俗烦恼的干扰，可以潜心研究学问。潘兰珍是穷苦人出身，幼年过惯了贫困生活，这些年又随陈独秀四处飘泊无定，对生活条件更无挑剔。住下来后，陈独秀便静下心来整理杨鲁承的遗著，潘兰珍则在院内开了一块菜地，两人各得其所，倒也自在。
杨鲁承家藏书很多，开始，陈独秀整理杨鲁承的遗稿十分仔细，慢慢地便没有了兴趣。
一日，邓仲纯和邓燮康一起来看他。闲谈中，邓燮康问起书稿整理得怎样，陈独秀说：“开始看还不错，看多了，就不对胃口了，杨鲁承对群经的创见不如四川的廖李年，对诸子的阐述，不如胡适之。”
邓燮康笑道：“你这是以人之短比人之长，若是杨鲁承的见解达到廖、胡水平，还用你来整理？”
陈独秀听罢也笑了：“是我的要求太苛刻了。总之，比我想象的要差。”
邓仲纯掏出一封信递给陈独秀说：“我来时，松年托我带来一封信函，里面似乎还寄来的有钱。”
陈独秀拆开信一看，里面果然有300元汇票，道：“原来是蓬生寄来的钱。这怎么好，又让他破费了。”
邓燮康问：“这个蓬生是谁？”
陈独秀道：“此人叫杨鹏升，是你们四川渠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后在北大求学，也算是我的一个学生。”
接着，陈独秀将他和杨鹏升的交往讲述了一遍，又道：“我和蓬生自武汉一别，他调任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高参，我逃难到了重庆，他是步步高升，我是日渐穷困潦倒，可他总是牵挂着我的生活，几次给我寄钱，少则300元，多则上千元，其实蓬生一家经济上也并不宽裕，却总是想着我这个无用的老头子，真是让我不好意思。”
邓仲纯听罢，大为感动，无限感慨地说：“这年头物价飞涨，一个少将的薪金也不会太多，他能几年如一日在经济上帮助你，想来定是仗义之人。”
陈独秀道：“正如同二位一样，我陈独秀这辈子能交到你们这样的朋友，此生足矣。”
邓仲纯红着脸直摇头：“仲甫，你这是在骂我呢。”
其实，杨鹏升那时生活确实并不宽裕，一家老小二十余口，全靠他一人供养。但尽管家中开支紧张，但还是慷慨解囊，仗义救助隐居江津处境极其困难的陈独秀。杨夫人包和平对丈夫说：“蓬生，人在得势时，要想到落势的朋友，陈先生乃一代人杰，落得这样的凄凉结局，实在令人心酸。你过去在北大受教于他，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经济再紧张，再困难，总比他好过些。我们勒紧裤带，也要救助他。”
于是，杨鹏升每月发薪金后，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给陈独秀汇钱，数年没有间断。他深知陈独秀一向清高，不吃嗟来之食，便假借索取字条、字联、碑文、金石篆刻为由，分期分批给他寄钱，一直到陈独秀逝世。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杨鹏升在成都率部起义后，先是受聘任重庆西南美专任国画、雕刻教授，兼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等职，后调成都任市政协委员。一九五四年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有期徒刑20年，一九六六年病逝狱中。一九八三年平反恢复名誉，现北京图书馆收藏有他的篆刻精拓印谱七函28册。 几个人感叹了一番杨鹏升的义举，邓仲纯又道：“仲甫，你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我看不如到重庆去检查一下。几家大医院我都有朋友和同学，非常方便。”
陈独秀道：“谢谢仲纯兄的关心，行严兄前两天也来信邀我去重庆查病，并说已为我找好了名医，约我过了元旦就去。”
邓仲纯道：“这样更好，到时候我来接你。”
几个人说了会话，看看天色已晚，邓仲纯和邓燮康便告辞了。
（八十六）
一九四○年元月四日，陈独秀夫妇由鹤山坪来到江津县城，正准备乘船去重庆，不料又接到章士钊的来信，说约好为他看病的大夫临时去了歌乐山，要他推迟几天再去重庆。邓仲纯便力邀他在延年医院小住等候，陈独秀心中不愿，但又不便再回鹤山坪，特别是看到邓仲纯一副将功赎罪的样子，又不忍拂了他的好意，心想反正是临时住几日，便答应了。他原本担心邓太太再给他脸子看，不曾想，一进门，邓太太像是彼此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一般，热情得很。陈独秀暗叹女人变化就是快，若再拘谨，倒显得自己小气，便也拿出笑容，于是大家亲热得又像是一家人似的。
在邓家这一住就是一个月，到了年跟底下，章士钊才又捎信来，让他速来重庆。一九四○年二月六日（阴历腊月二十八日），何之瑜陪同陈独秀夫妇来到重庆，住进了仁和医院。自从罗汉去世后，北大同学会便将照顾陈独秀的担子交给了何之瑜。
陈独秀刚刚住进医院，章士钊便赶来看望，并请陈独秀夫妇到他家过春节。
陈独秀道：“现在乱哄哄的时候，哪有心思过春节，我也不去打扰你，再说外面一放鞭炮，我血压就高，就在医院过年，既安静还能养病。”
章士钊想想也对，也不勉强他，便道：“那你先安心养病，不要想得太多，出院后再到我家住一阵子。”
第二天，章士钊替他约的两位名医周纶、曾定天一起过来给陈独秀会诊。两位大夫非常认真地替他做了全面检查。
陈独秀问：“周先生，我的病很难治的吧。”
周大夫已从章士钊那里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因此对他十分客气，说：“不像你想象的这么严重，你的病，不在药好药孬，关键在多休养，多调理，生活要有规律，少生气，不要受刺激，尤其不要熬夜和抽烟喝酒，回去一定要安静休息，不要再过问政治。”
周大夫检查完病情，临出门时，对何之瑜使了个眼色，何之瑜心领神会，便跟了出来。
何之瑜问：“周先生，你看陈先生的病很严重吗。”
周大夫说：“何先生，你是他的学生，可以告诉你，陈先生恐怕活不了三年。”
何之瑜大吃一惊：“有这么严重？”
周大夫说：“陈先生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了。”
何之瑜呆了半晌说：“当年陈先生的身体好得很，都是这几年坐牢把身体坐坏了。周先生，陈先生是名人，请你多多想想办法给他治疗。”
陈独秀到鹤山坪是应杨学洲先生之约，前来为其前辈清朝进士杨鲁承整理遗稿成书的。 今年初夏的一天，陈独秀在街头一个旧书摊发现一本《皇清经解》手稿，署名为江津杨鲁承。他随手翻看，觉得文笔不错，便问作者是谁？
何之瑜呆了半晌说：“当年陈先生的身体好得很，都是这几年坐牢把身体坐坏了。周先生，陈先生是名人，请你多多想想办法给他治疗。”
周大夫道：“我也久仰陈先生大名，对他很是佩服。不过，这病确实……我只能尽力而为。”
何之瑜沉重地点点头，说：“那请周先生千万不要告诉陈先生和陈太太。”
过了春节，包惠僧听说陈独秀在重庆治病，便赶到医院看望，说：“先生来重庆一趟不容易，出院后，务必到我家住几天。”
陈独秀摇摇头：“不去了，本来打算到行严家住几天，也不想去了。”
包惠僧问：“为何不去了？”
潘兰珍插嘴道：“重庆太吵，乱糟糟的，再加上日本飞机三番五次来轰炸，先生烦躁得很，天天吵着要回去。”
包惠僧仔细端详陈独秀的面色，果然是满脸通红，心浮气躁，的确需要静养，便道：“回去休养也好，到时候我来送你。”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正月十二的上午，陈独秀办理了出院手续，没有到朋友家住，章士钊、包惠僧一直把他送到码头，何之瑜陪同着他夫妇，坐船回了江津。
陈独秀回到江津，邓仲纯早在码头等候，邀请他到家中再居住一段时间，邓仲纯道：“你刚刚出院，需要调整，住在我的医院，治疗起来的较方便，也省得我隔几日爬三十里山路到鹤山坪去看你。”
陈独秀想想也是，反正是临时小住，想走随时都可以，便没再推辞，在邓仲纯家住了下来。
这一住，便是三个多月。
（八十七）
一九四○年春天后，陈独秀从重庆看病回来身体一直时好时坏，心情也不好，令他不愉快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这次陈独秀从重庆看病回来后，身体一直时好时坏，心情也不好，令他不愉快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三月的一天，何之瑜来看他，带来了蔡元培先生去世的消息，这使陈独秀郁郁寡欢了许多日子。
何之瑜说：“先生当年与蔡校长情同手足，我临来时，北大同学们托我捎个口信，希望先生有空能为蔡校长写篇纪念文章，以寄哀思。”
陈独秀道：“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援救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蒙蔡先生照顾。今蔡先生先我而死，是心中无数伤疤又多一伤痕。请转告同学们，我一定要写纪念文章的。”
何之瑜走后，陈独秀坐到桌前，铺开稿纸，沏了杯浓茶，又点了根烟，写下标题《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便再也写不下去，和蔡元培交往的往事一幕幕又涌上心间……
蔡元培生于一八六八年，清光绪年间（一八九二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谁也想不到，这位深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旗帜，于一九○四年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并任会长，第二年，又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袁世凯篡权后，他愤而弃职，游学欧洲，一九一六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封建余孽颇猖獗，有的教授言必称孔孟，有的老夫子居然拖着长辫子去上讲坛。蔡元培为了改造和振兴北大，思贤若渴，广纳贤才，而此时的陈独秀因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已是名声鹊起。于是蔡元培决定聘任他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事有凑巧，就在蔡元培急于见到陈独秀的时候，陈独秀为了给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离开上海来到北京。蔡元培听说后，几次登门，都未遇见，最后索性冒着寒风，一大早来到陈独秀下榻的中西旅馆，坐在门口等候。
陈独秀早上起床，看见年长他十一岁的蔡元培等候在门外，大为感动，便答应到北大任教。
消息传出，北大震动，青年学生无不欢欣鼓舞。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陈独秀将原来设在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搬进北大校园，自此，《新青年》更加红火，一时成为中国思想界最耀目、最炫烂的明星杂志，全国进步青年必读的精典。同时，在北大，陈独秀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蔡元培生于一八六八年，清光绪年间（一八九二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谁也想不到，这位深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旗帜，于一九○四年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并任会长，第二年，又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袁业凯篡权后，他愤而弃职，游学欧洲，一九一六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封建余孽颇猖獗，有的教授言必称孔孟，有的老夫子居然拖着长辫子去上讲坛。蔡元培为了改造和振兴北大，思贤若渴，广纳贤才，而此时的陈独秀因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已是名声鹊起。于是蔡元培决定聘任他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事有凑巧，就在蔡元培急于见到陈独秀的时候，陈独秀为了给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离开上海来到北京。蔡元培听说后，几次登门，都未遇见。最后索性冒着寒风，一大早来到陈独秀下榻的中西旅馆，坐在门口等候。
陈独秀早上起床，看见年长他十一岁的蔡元培等候在门外，大为感动，便答应到北大任教。
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三日，蔡元培向陈独秀发出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的“教育部令第三号”：
“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一月十五日，蔡元培签署的布告，张贴在北京大学：
“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琪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与陈独秀同时进入北京大学的校园的还有《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消息传出，北大震动，青年学生无不欢欣鼓舞。自此，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更加红火，一时成为中国思志界最耀目、最炫烂的明星杂志，全国进步青年必读的精典。同时，在北大，陈独秀高举“民主”、“科学”两位大旗，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后，虽然和蔡元培政见不同，但友谊并未间断。陈独秀几次被捕，蔡元培都四处呼吁，积极搭救。可以说，在陈独秀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上，蔡元培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对陈独秀是有知遇之恩的。如今，挚友先他而去，陈独秀怎不痛彻心肺。想到此，先下笔歌颂了蔡元培坚持大节和容纳异己这两点美德后，又写道：
“我对于蔡孑民先生之死，于公义，于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文中还回顾了蔡元培、胡适之和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文章不长，仅两千多字，但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同时，陈独秀或许是从蔡元培的死联想到自己，文中悲观地用了“后死的我”四个字，读后令人伤感无限。
蔡元培死后不久，五月，又传来大姐突发脑溢血病逝于江津油溪镇的消息。这令他再一次陷入痛苦之中。
陈独秀小时候大姐对他最好，他参加革命离家后，虽几十年与大姐没有见面，但大姐的儿子吴秀严这些年都一直跟随自己从事革命活动。自前年到江津后，因为姐夫经商，生活条件稍好些，便时常挂念他，给他一些接济。不久前，大姐还专程来江津看他，没想到当时一别竟成了永别。想到自己兄弟姐妹四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陈独秀不觉悲从中来，写下挽诗一首，寄托哀思： 姊意愿偕住，临行复迟疑。
送我西廊外，木立无言释。
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
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
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
挽诗缠绵悱恻，感人至深。
陈独秀小时候大姐对他最好，他参加革命离家后，虽几十年与大姐没有见面，但大姐的儿子吴秀严这些年都一直跟随自己从事革命活动。自前年到江津后，因为姐夫经商，生活条件稍好些，便时常挂念他，给他一些接济。不久前，大姐还专程来江津看他，没想到当时一别竟成了永别。想到自己兄弟姐妹四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陈独秀不觉悲从中来，写下挽诗一首，寄托哀思：
亲友的相继去世，使陈独秀沉湎于无限的悲痛和一个又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之中，不能自拔，一种万念俱灰的念头悄悄钻进他的头脑中，过去常挂在嘴边和别人共勉的一句口头禅“不进则退”不再讲了，在事业上，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也消失了。七月间，他听说周光年、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在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之事后，作诗一首赠魏建功曰：“诗人枉向汩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魏建功看罢此词，对朋友道：“仲甫早年有诗自比忧国忧民的屈原，现在居然羡慕起西晋皖人刘伶醉生梦死的隐士生活，看来已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使得陈独秀的心灵再遭重创。
一九四○年八月的一天，谁也不会想到，一贫如洗的陈独秀寓所竟遭到偷窃。当时，陈独秀正住在县城邓仲纯家中看病，听到消息后，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潘兰珍更是急得不知所措，本来就穷得要命，再被偷了，日子还怎么过呢？于是，他们病也不治了，急匆匆连夜赶回鹤山坪，一进石墙院寓所，见窗门大开，东西被翻得七零八落，几只装着换洗衣服的旧皮箱被窃，尤其使他最为痛心的是，几年来呕心沥血写成的文字学手稿和一枚杨鹏升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玉印章也不翼而飞，不久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写道：
“窃去衣物等十余件。唯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难出版书之草稿，殊为可惜也。”
潘赞化和何之瑜闻讯忙赶来安慰，他苦笑着自嘲道： “这窃贼想来也是风雅之士，专偷我的印章和书稿。”
何之瑜道：“我前两天听县长黄鹏基说，这次失窃绝非偶然，是有政治背景的，你原是中共总书记，现在放着省城、县城不住，却要隐居深山老林，来看你的大人物又这么多，弄得神神密密的，国民党这是对你不放心，便暗中派人监视，见你整日闭门写作，又不知写些什么，写给何人，于是便蓄意制造一个盗窃的假象，借以检查你的书信，你今后还是小心好。”
陈独秀听了不以为然地道：“我有什么可小心的，国民党派人监视我，我自然清楚。他们监视我无外乎三件事，一是看我和中共还有没有联系；二是看我还是否搞组织活动；三是看我有无反对政府的行动。我现在一件也没有，他能探听到什么呢？”
话虽这么讲，但陈独秀对国民党特务时刻监视他还是十分恼火的，但又无奈。
不久，警察局将此案破获，失窃衣物大半归还，但文稿和印章却再无下落。这使他心情极度抑郁，很长时间没有再写作，见了朋友就叨念这两件东西。那文稿是他在病中一字一句抠出来的，可以说是他晚年生活的精神支柱，这个打击对他实在是太残酷了。
这起盗窃案究竟是何人所为，现在已成历史悬案，无从查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陈独秀自从搬进鹤山坪的杨家石墙院，便时常有许多神秘的人物光顾，这无论对国民党特务还是普通家贼来说无疑都是大感兴趣的。
（八十八）
鹤山坪本是个不出名的经济落后、生活贫苦的地方，少有名人、要人光顾这里。但自从陈独秀这个神秘人物隐居在石墙院破屋后，这里似乎一下子也出了名，造访者纷至沓来，从此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鹤山坪本是个不出名的经济落后、生活贫苦的地方，少有名人、要人光顾。但自从陈独秀这个神秘人物隐居在石墙院破屋后，这里似乎一下子也出了名，造访者纷至沓来，从此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直到现在，鹤山坪年过古稀的老人仍然清楚地记得六十多年前江津县长第一次进山的情景。
那天一大早，五举乡乡长突然带着几个乡丁来到鹤山坪，四处通知农户打扫街道卫生。乡亲们谁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只是感到似乎是要迎接什么大人物的到来。
那天一大早，五举乡乡长突然带着几个乡丁来到鹤山坪，四处通知集市和农户打扫街道卫生。乡亲们谁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只是感到似乎是要迎接什么大人物的到来。
果然，接近中午时分，一顶官轿在几名随行人员的陪伴下，来到杨家石墙大院门口停下，从轿子里走出一位身着中山装、神气十足的中年人。随行人员敲门通报道：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江津县新任县长罗宗文先生前来拜访。”
县长拜访陈独秀，这一下轰动了僻静的鹤山坪，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更觉得石墙院内这位深入简出的老先生深不可测，居然连县太爷都恭恭敬敬的来拜访他。
陈独秀本想“息影鹤山心自闲”，与世隔绝，远离喧闹的城市，远离人间是非，做一个“隐士”安度残年，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要人们一个接一个前来拜访，打搅了他似已平静的生活，只不过他们不像县太爷那样兴师动众，打扫街道，而是微服私访，无人知晓罢了。
首先登门拜访的是戴笠和胡宗南。
张国焘投靠蒋介石后，在戴笠手下主持“特种问题研究室”，他向蒋介石建议，鉴于目前是国共合作时期，不易公开反共，而陈独秀曾是中共创始人，又连任过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是被中共开除，必定怨气冲天。因此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挑拨他发表反共言论，然后编辑成册，扩大对付延安的宣传，是有力的武器之一，这比戴季陶等人所写的反共理论文章，分量要重的多。蒋介石听了觉得有理，便指派戴笠、胡宗南专程前来拜访陈独秀。
陈独秀见到这两位不速之客，吃了一惊，宾主客气一番后，陈独秀就开门见山问道：
“两位屈尊寒舍，想必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吧？”
戴笠也毫不隐讳：“正是，蒋先生忙于抗战事务，抽不出时间来看你，但一直挂记陈先生，特叫学生和胡司令代劳。”
“谢谢蒋先生的关照。”陈独秀冷冷读道：“鄙人逃难入川，现隐居僻静山村，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不知二位来此，有何指教？”
胡宗南从卫兵手中接过一份剪报递给陈独秀，一付同情的模样：“陈先生还记得前年在武汉受到中共诬陷一事么？大家至今谈起都甚感不平。”
陈独秀展开剪报一看，乃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傅斯年、段锡朋、高一涵等９人在重庆《大公报》上，为康生诬陷他为“日本侦探”而发表的辩护词启事，这一下子勾起他心中愤怒，恨恨地说：“此诬陷之事，虽经特立先生和之瑜调解，但陈某受到的人生攻击和人格污辱，至今仍未忘怀。”
胡宗南道：“世人皆知陈先生你为人坦诚，虚怀若谷，怎能充当那万人咒骂的汉奸，蒋先生首先就万万不信，党国的有识之士也都不会相信。傅先生等为你恢复名誉的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 陈独秀感动地说：“非常感谢诸位先生主持公道，为陈某鸣不平。”
“陈先生，事已过去，就不要再提了。”胡宗南安慰道：“今天宗南和戴主任特来请教，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陈先生高瞻远瞩，对此有何高见？”
胡宗南的意思很清楚，目前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形势由于国共两党时合时斗，前途实堪隐忧，陈独秀过去受到过中共开除党籍的严惩，何不借机大骂一通共产党，以泄心头之愤。
殊不知，陈独秀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他对中共满腹怨气，但他一直坚持国共之间的中立立场，决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于是，他沉默良久后，慢慢放下手中的剪报，慢条斯理地说：“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弱国强敌，速战困难，但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本人近来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位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
胡宗南、戴笠见套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只得又胡扯了几句，便匆匆离去。
时隔不久，又有两位神秘的人物来到鹤山坪。
这一天，陈独秀胃病发作，正躺在床上呻吟。突然，有两位重庆来的客人前来拜访，当客人走进屋内，陈独秀顿时惊喜交加，他万万没有想到，来客原来是周恩来和朱蕴山。
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朱蕴山是安徽六安人，青年时期加入陈独秀领导的岳王会，后来参加同盟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一九二四年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参加南昌起义，后脱党辗转避居上海，参加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抗战爆发后，积极为国共合作奔走，宣传联合抗日，是陈独秀的老朋友。
周恩来走进屋内，只见陈独秀双手捂胃，半躺在一张木床上，身上盖着一床破旧的棉被，床边还放着一些发了黄的书籍，满屋充满养凄凉、萧索之气，想到当年陈独秀英姿飒爽，不觉一阵心酸，急忙走上前，握住他的手，亲切地道：“仲老，久违了，你还好吗？”
朱蕴山说：“仲甫兄，恩来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
“恩来、蕴山，你们这么忙，还记得来看我这无用之人，不胜感激。”陈独秀握着周恩来的手，心里一阵潮涌，往事禁不住涌上心头。
周恩来和他的大儿子陈延年同岁，又是他当年的下级，早在大革命时期，这位政治老练、办事果断却又从不张扬的年青人就给他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他清楚的记得，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解除党内总书记的职务，是周恩来在临赴南昌领导起义之前，亲自安排好他的住所，使他免遭汪精卫的逮捕；在上海，很多同志冷落他，又是恩来经常去看望他，从不歧视他。当他发出三封信和中央矛盾异常尖锐的时刻，还是恩来几次找到他，苦口婆心劝他放弃和中央的对立。就连这次提前出狱，周恩来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现在中共如星火燎原，日益兴旺，共产国际和王明对延安的控制影响也日渐削弱，周恩来在党内为毛泽东助手的地位已不可动摇，而自己穷愁潦倒，英雄末路，他还能专程从重庆跑到这偏僻的山沟来看望自己，想到此，凄凉的心不禁涌出一股暖流。
“仲老，恕我冒昧，你身居山中，不知日后有何打算？”周恩来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问道。
“恩来，我已病成这个样子，还能有什么期望和打算呢？只想远离尘世和是非，在这僻静的地方，研究研究文字学罢了。”
朱蕴山说：“仲甫兄，恩来这次特来江津，除探望你外，还是想劝你去延安，那里的条件比这里总好些，还有外国的医生，你可以边工作边治病。”
“什么？请我回延安？”陈独秀大感震动，望着周恩来：“恩来，你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衮衮诸公容不得我，反倒将我骂得狗血淋头，污我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如今怎么又想起我这无用之人了。”
周恩来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解释。此时中央六中全会已开过，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王明企图篡权的阴谋已经破灭，但他三言两语又无法将党内矛盾向陈独秀讲清，只得说：“历史的旧帐，我们都不必再纠缠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次我来请你回延安，也是润之的意见。现在大敌当前，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民众竭力支前。仲老，你毕竟当过几届党的总书记，绝非闲云野鹤，隐士悠民，希望你能拿出老战士的胸怀和气度，抛弃个人成见和固执，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吧。”
“恩来，请你谢谢润之和其他同志，但我还是那个主张，回党工作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不能写。”陈独秀固执地摇摇头，停了一会，又伤感地道：“守常死了，延年死了，现在除了润之、恩来，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何必弄得大家不欢而散呢，与其去延安做摆设，我还不如就呆在江津，实实在在地做点学问。”
“仲老，中央绝无勉强之意，请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什么时愿意去延安，中央都欢迎。希望你多保重身体，如果想去重庆看病，可随时去重庆找我，一定为你提供方便。”周恩来说着，吩咐身后的警卫人员拿出一百块银元，放到了桌子上。
陈独秀大惊，问：“恩来，你这是为何？”
“仲老，我们知道你现在生活并不宽裕，这是中央从互助会里拿出的一点心意，请你务必收下。”
陈独秀大为感动，眼中滚出两滴老泪，激动地说：“互助会是我当年提议所创，专门救济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家属，我何德何能，怎能收下互助会的钱，请你带回去，这钱我无论如何不会收的！”
朱蕴山道：“即使不论你为党做过的贡献，单从延年、乔年哪儿讲，你也是烈士家属吧，你就收下吧。”
提到两个牺牲的儿子，陈独秀言语哽咽：“延年、乔年为革命牺牲，自是死得其所，和他们相比，我现在苟延残喘，实在是惭愧，这钱无论如何不能收。恩来，我知道你们也很困难，还是拿给更需要的同志吧。”
周恩来见他实在不要，只好把钱收了起来，站起身，与他握手告别。
“仲老，那我们就告辞了，有时间，我们再来看你。”
建国后曾担任第一届民革中央主席的朱蕴山，回忆说：“那时王明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对陈独秀是宽容的，但陈的思想还停留在抗战初期受王明排斥打击的状态中，总认为是中央打击排挤他。……当时中央想把陈独秀弄到延安去养起来，因为他毕竟当过几届共产党的总书记，对党还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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