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穷困潦倒、世态炎凉、丧母失友等一系列打击之后，倔强的陈独秀为了维护仅存的一点尊严和人格，躲进深山僻壤。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情深意重的潘兰珍始终与他患难与共、相互支撑。
（七十九）
一九三○年下半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政治上便逐渐走下坡路。尤其是一九二九年，他因为与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争执，后来又参与托派活动，被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他的政治生涯便更加一蹶不振。在此之前，他虽然被撤消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但每月还是按中央领导人的待遇领取生活补助，现在则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而且由于他身份特殊，虽脱离了共产党，但国民党仍悬赏３万元四处缉拿他，他不得不隐名埋姓，东躲西藏，生活十分窘困。
一九三○年后，陈独秀的政治环境每况愈下，先是因为“中东路事件”，与中共中央发生了争执，后又参加托派活动，被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在此之前，他虽然被撤消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但每月还是按中央领导人的待遇领取生活补助，现在则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而且，由于他身份特殊，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国民党仍然悬赏3万元大洋四处通缉他，他不得不隐名埋姓，东藏西躲，生活十分窘困。
一九三○年秋，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陈独秀搬进了上海提篮桥附近的熙华德路一幢石库门房子隐居下来。在这里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岁月的纺织女工潘兰珍。
当时陈独秀住前楼，潘兰珍住后楼，两人隔门相望，开门相见。起先两人并不相识，所以虽然同住一层楼，碰面时也只是出于礼貌打一声招呼而已，并没来往。
在陈独秀印象里，这个姑娘单身一人，二十出头，身材丰满，亭亭玉立，梳着入时的短发，脸庞浑圆，大大的眼睛，尽管衣着朴素，但剪裁得体，倒也有几分摩登。每天早出晚归，见人只是腼腆地抿嘴一笑，像个良家妇女。而在潘兰珍眼里，这位新搬来的邻居虽年过半百，胡子拉碴，脸色苍白，像是有病的样子，但气度非凡，一看便知是个有学问的先生。一来二往，两人朝夕相见，慢慢地也就熟识了，彼此交谈也多了起来。
原来这潘兰珍也是苦命人。她生于江苏南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４岁那年，南通遭受一场来势凶猛的台风和暴雨的袭击，庄稼和房屋都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人们被迫携儿带女，背井离乡，外出逃荒，潘兰珍的父母也不得不抱着她来到举目无亲的上海滩，寻求一条活路。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根本没有穷人的立足之地。为了养家糊口。潘兰珍的父亲不得不在外滩码头上当挑夫，为上下轮船的旅客运送行李、货物，赚点脚力钱，后来经人介绍，进了英美烟草公司仓库当装卸工。不久，母亲又为她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仅靠父亲一个人做工更加难以维持生活，于是，母亲不得不带着她四处拣破烂，拾煤渣。
为减轻父母的负担，潘兰珍十三岁时便去一家纺织厂当了“包身工”，每天做工十几个小时，稍有不慎，就要遭到工头的毒打，小小年纪就饱尝了人间痛苦。过了几年，又来到父亲做工的英美烟草公司当女工，境遇才稍有好转。
这时候，潘兰珍已由一个瘦小的女孩长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且颇有几分姿色。然而，美貌又给她带来了新的不幸和灾难。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成天纠缠着她，想讨她的便宜，潘兰珍谁也不敢得罪，只能在眼泪和屈辱中默默忍受着。有一个流氓工头为了得到她，经常甜言蜜语装出一付关心她的样子，天真善良的她于是轻率地与这个流氓同居了，以为从此后便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不久她怀了孕，生下一个孩子，但很快便夭折了。这时候，那个流氓工头已对她不感兴趣，经常非打即骂，任意践踏。最后，她实在无法忍受，一个人搬到熙华德路独居，从此与那个流氓一刀两断。潘兰珍没有想到，正是在这所新居里，她这个普通的女工邂逅了曾经在中国政坛上赫赫有名的陈独秀，并最终将自己的命运和他紧密地连结在了一起。
听完潘兰珍的那痛苦的经历，陈独秀深感同情。但他却不能将自己的身世以实情相告，只能编了一套假话告诉潘兰珍，自己姓李，是南京人，夫妻离异后独居于此，以卖文为生。潘兰珍天真烂漫，涉世不深，大字不识一个，自然不会怀疑这位邻居有什么需要隐瞒她。接触多了，潘兰珍对这个她从未遇见过的读书人 产生了敬意，对他的孤苦和清贫也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这两个身份和年龄相距甚远，遭遇却相近的人，彼此渐渐产生了好感，并开始互相帮助。陈独秀教她读书识字，她则帮陈独秀烧饭洗衣，两个人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一来二去，两颗孤独的心越靠越近，最后终于贴到了一起。
当时陈独秀已年过半百且穷苦潦倒，而潘兰珍还不到二十，正是青春年华。潘兰珍不顾彼此年龄悬殊，对陈独秀以身相许，显然是看中了他有知识有学问，是个可以依靠的读书人。而陈独秀则认为潘兰珍忠厚朴实，虽无文化，却天资聪颖，勤快能干，因此两人同居之后，倒也相处得十分融洽。虽然物质生活上十分清贫，但精神上充实，彼此都不再感到孤独。潘兰珍精心照料着陈独秀，使他身体渐渐的恢复，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馨，而陈独秀经常教她识字讲道理，使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重新点燃起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潘兰珍万万想不到，这个她所信赖的老头子此时跟她却是同床异梦。陈独秀虽然对潘兰珍有一定的感情，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和身份，他所从事的反蒋事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们两人的同居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可能成为长久夫妻。正因为如此，他始终没有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潘兰珍，他以为，一旦潘兰珍知道了实情，即使不向国民党政府告发他，也不敢再和他这个危险的通缉犯生活在一起的。尽管他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但他还是希望尽可能地晚一点到来。
有一天，潘兰珍下班回来无意中对陈独秀说，听邻居讲他们楼上住着一个共产党，陈独秀马上警觉起来，第二天就借口房子漏雨，托郑超麟找房子搬家。他们先是换了一个地方不理想，不久又搬到岳州路永兴里11号楼上住下来。
潘兰珍自然不了解陈独秀反复搬家的真正原因，她对他向来是百依百顺，从不违背他的意愿，只是觉得老头子的脾气有点古怪而已。
直到陈独秀第五次被捕，潘兰珍才知道了陈独秀的真实身份。
（八十）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六日，报童的叫卖声打破了上海滩清晨的寂静：
“特大新闻，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等，昨天在上海被捕……”
刚刚下夜班的潘兰珍听到这个新闻，马上挤进人群，抢购了一张《申报》。为陈独秀购买报纸，已成为她每天必办的事情。
潘兰珍前几天和陈独秀拌了两句嘴，一赌气跑回浦东娘家，住了两天没回来，心里又惦记着陈独秀，今天早上下了夜班，便匆匆往回赶。当她卖好报纸，无意中瞅了一眼，照片上那熟悉的面孔跃入她的眼帘，她一下子惊呆了。此刻潘兰珍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老头子的行为有时候古古怪怪，遮遮掩掩，原来这个和她朝夕相处、同床共眠的男人就是国民党政府悬赏3万大洋通缉的“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出事那天，如果不是阴阳差错，她正巧回了娘家，否则也要受到株连，枉受牢狱之苦了。
潘兰珍前两天和陈独秀拌了几句嘴，一赌气跑回浦东娘家，住了两天没回家，心里又惦记着陈独秀，今天早上下了夜班，便匆匆往回赶。当她买好报纸，无意中瞅了一眼，报纸上大幅照片上那熟悉的面孔跃入她的眼帘。她一下子惊呆了。“这不是我家老头子吗？”此刻潘兰珍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老头子的行为有时候古古怪怪，遮遮掩掩，原来他这个同她朝夕相处、同床共眠的男人就是国民党当局悬赏３万元一直在通缉的“共党首领”陈独秀。出事那天，她正巧回了娘家，否则也要受到株连，枉受牢狱之苦了。
这一惊可非同小可，震惊过后潘兰珍又变得出奇的冷静，她必须做出一个重大抉择：或者畏缩回避，就此与陈独秀断绝关系，免得受到牵连；或者自找麻烦，与他共渡患难，至死不渝。这一天，潘兰珍站在黄浦江边，望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回想着两年来与陈独秀共同生活的一幕幕情景，心中似江水波涛翻腾不息。直到日落西山，她终于下定决心，爱情战胜了恐惧，她要与陈独秀共渡难关。
拿定了主意，她心中反而轻松了许多。回到家中，见房门大开，人走屋空，一片狼藉，她又是一阵心酸，便强忍着眼泪，收拾好残存的衣物，书籍，到处托人打听陈独秀的确切下落。
陈独秀这次被捕，自知与前四次性质不同，蒋介石将他恨之入骨，绝不会轻易放过他，恐怕是凶多吉少，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被押往南京的列车上，处危不惊，毫无惧色，竟鼾然大睡，如此胆量和气魄，连押送他的军警也深表佩服。陈独秀在狱中唯一牵挂的，倒是与他朝夕相伴两年的女人潘兰珍。
被捕以后，陈独秀一直对以前未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知潘兰珍感到十分内疚，也对自己给潘兰珍带来的损失深感不安。在南京狱中，他曾多次写信给老友高语罕谈及此事，并要求高语罕就近照应潘兰珍。在被捕的当年十一月三十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写道：
“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
十二月七日，陈独秀又在信中同高语罕谈及潘兰珍，他说：“潘女士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敢受我们帮助也。”十二月十三日，陈独秀再次要求高语罕转告潘兰珍“鄙人生活情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次年四月十四日，陈独秀又致函高语罕，托他转告潘兰珍，将原先他们送入当铺典当的羊皮袍、驼绒被的当票捡出，以备赎取，并询问高语罕：“她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当他得知潘兰珍要来南京探监时，再一次致函高语罕，嘱咐“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陈独秀并非对潘兰珍没有感情，而是怕连累潘兰珍，他这样做，完全是为潘兰珍着想。
然而，陈独秀显然低估了潘兰珍对他的爱情，也低估了潘兰珍的胆识。潘兰珍在得知了陈独秀的确切消息之后，毅然辞去了在上海的工作，只身一人来到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几经周折，她终于以亲友身份见到了分别数月的陈独秀。
潘兰珍的到来，使陈独秀十分感动，也十分高兴。但激动过后，他还是劝说她回到上海好好过日子，以后不要再来看他。陈独秀认为，他的年岁已大，又被判了13年徒刑，前途未卜，而潘兰珍正当妙龄，日子还长，他不能只顾自己而连累她。谁知潘兰珍却铁了心，坚持要留下来照顾陈独秀，与他共患难，她说：“阿拉已辞去上海的工作。阿拉决定在监狱附近租一间房子，陪伴侬，照顾侬，阿拉和侬既然是夫妻，阿拉就要伺候侬，和侬同生死！”
人之至诚，金石为开。陈独秀见潘兰珍如此情真志坚，不由得老泪纵横，他做梦也想不到，在自己不幸的晚年会遇到这样一个知已女伴，他再也找不到拒绝潘兰珍的理由，只好同意她留在南京。
就这样，潘兰珍留了下来。起初，她住在陈独秀的北大学生、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家里，但她总觉得自己是穷人家出生，住在大官家里，颇感不便，于是不久便搬了出来，在老虎桥监狱附近租了一间破旧房子住下。每日她都要到监狱送饭，整理房间，缝洗衣服，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陈独秀之所以能够在几年的监狱生活里进行艰巨的学术研究和繁重的著述工作，与潘兰珍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
在照料陈独秀的过程中，潘兰珍也看到以往从未见到的情景：众多的亲友宾客，包括许多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不断地来监狱探监陈独秀，并馈赠各种衣物和钱财，这使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潘兰珍大开眼界，再加认识到陈独秀的声望和地位绝非一般“犯人”可比。也正因此，她对陈独秀更加敬重，照料的也更加体贴入微。这一待就是五年，直到“七·七”事变之后，陈独秀提前释放出狱。
潘赞化、邓仲纯听完陈独秀这段奇特的老少黄昏恋，都感叹不已，赞扬潘兰珍对爱情的坚贞不渝。邓仲纯回想起妻子对她的偏见，耳根阵阵发红，两人又聊了一会闲话，见独秀有些疲倦了，便都告辞了。
回到家中，邓仲纯将陈独秀犯病的事情以及潘兰珍的经历对夫人讲了。邓夫人听了，沉默半晌，道：“原来她的身世这么可怜，而且对爱情如此坚贞，倒是我错怪她了。其实我也并不是有意为难她，只是看街坊邻居都在指手划脚，觉得有伤风化，面子上过不去，一时急躁，就关了门。我知道你和陈先生是多年的交情，不会让你为难的，等明天你再去看陈先生时，多带些礼品就是了。”
邓仲纯听了妻子这番话，甚感欣慰，半悬的心才落了地。
（八十一）
陈独秀住在郭家公馆的日子里，邓仲纯几乎每天都来为他看病。邓夫人虽然碍于面子没有来，但每次都让丈夫捎过一些米面、水果之类，也算是变相地和陈独秀缓和了关系。这样，经过邓仲纯的精心治疗，他的病渐渐好转。但是，这一场病，却勾起了他思念家人的情结，而且这种情结一天比一天强烈，直搅得他食不能安，夜不能寐。
陈独秀自一九一三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离开安庆，在外风风雨雨飘泊了几十年，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也没有见过养母谢氏，更没有见过孙子的面。只是最后这次被捕判刑后，三子陈松年和儿媳窦珩光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去探望过他。一九三八年五月底，日本开始进攻安庆，养母谢氏及儿子松年一家逃至武汉终于和他相逢，然而就在一家人准备一起离汉赴川的时候，他的大姐一家突然又逃难到武汉，陈独秀只好让母亲儿子先行入川在宜昌等候他，可没想到陈独秀后来乘坐的是四大银行的包船，一路不停直达重庆，等到母亲好不容易从宜昌赶到重庆和他见面时，陈独秀又到了搬到了江津，这样一家人始终没有团聚在一起。这场病后，陈独秀的儿女情长比任何时候都强烈，总盼望着一家老小团聚在一起，安安稳稳过日子，不想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便几次捎信到重庆，让松年一家到江津定居。
这一天，陈独秀突然接到松年的来信，说他们明日便到江津。陈独秀看了信，悲喜交加。喜的是，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日，一家人尚能侥幸在大后方团圆，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悲的是，想当年他离家出走时，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有着鸿鹄之志，而如今穷途末路，病魔缠身，好端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也因受他连累，迅速败落，自己有何颜面再见江东父老。养母和松年一家三口果真要是来了，恐怕连安身之地也没有。想到此，心中十分难过，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次日中午，陈独秀的养母谢氏和儿子松年一家三口在罗汉护送下，乘船来到江津。早已在码头等候多时的陈独秀迎上前，扑通跪倒在谢氏面前哽咽着说：“母亲大人，请受孩儿一拜。”话音未落，潘兰珍也忙着叩头道：“阿婆，受儿媳一拜。”
双目失明的谢氏，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儿子的头和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庆同，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说着，又摸着兰珍的手道：“兰珍，我听说了，这些年多亏了你照顾庆同，跟他吃了不少苦，别看我眼睛看不见，可心里头明白，你心眼好，知道疼人，我们陈家要感谢你。”
听到婆母的夸奖，原本还担心婆婆不肯与她相认的潘兰珍顿时泪如雨下：“阿婆，侬老人家别这么说，能侍候先生是阿拉前世修来的福气。”
当日，陈家喜气洋洋，热热闹闹吃了一顿团圆饭。
到了晚上，松年一家在郭家公馆的客栈住下，兰珍在楼房里为婆母搭了一个铺，一家人这就算安顿下来了。
陈独秀的生活本来就十分贫寒，现在一下子增添了四张嘴，日常生活就更加难以维持了。陈松年从安庆逃难出来时带出的一点积蓄，也早已花销干净，幸亏罗汉时常从重庆带来北大同学会和朋友们的接济，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
转眼到了一九三八年秋，江津暴雨成灾，大片农田受淹，产量锐减，粮荒像洪水猛兽似地扑来，谷价飞起咬人，军粮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用粮四处断源，而大批外来难民蜂拥而至，使本已紧张的粮食，更加紧张，一些粮商则囤积居夺，闭门不售，引起民愤，甚至发生了抢米风潮。不断飞涨的物价，使得依靠朋友资助度日的陈独秀生活更加窘迫，常常吃了早餐无中餐，凡是能当的东西，大都进了当铺。
日子最艰难的时候，潘兰珍不声不响地连手上的两只金戒指和一副耳环也送进当铺了。陈独秀知道后，心中难受，却也无奈，只能叹着气安慰道：“待我稿费来了，再把它赎回来吧。”
这番话被儿媳珩光无意中听到，心里也十分难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使她对潘兰珍的为人有了深刻的了解。虽然婆婆年龄和自己相仿，但为人忠厚，尊老爱幼，能干勤快，眼看着潘兰珍日渐削瘦的脸庞，珩光心中也暗暗思忖，如何为她分担忧愁，减轻家庭负担。
陈松年来江津不久，就通过潘赞化推荐，到江津德咸坝九中当了一名教师，由于九中与县城隔江，所以陈松年每天早出晚归，中午不回来。这天晚上他下班回家，珩光便悄悄对他说：“松年，家里人口多，开销大，日子实在难过，婆婆连戒指耳环都当了。我看，你明天同潘叔叔说说，能否在学校弄一间房子，我们自食其力吧，也好减轻家中的负担。”
不久，窦珩光在德咸坝附近一所小学找到一份代课教师的差使，于是，小两口便告别父亲，搬到德咸坝九中居住，从此开始了艰难的独立生活。
陈独秀这时已穷得买不起报纸，只好常常到一家小书店，站在书架边看免费书，店老板心中十分不快，但碍于他是知名人士，也不好意思下逐客令，只是时常对他翻白眼。陈独秀心中自然知道自己不受欢迎，但囊中羞涩，书又不可不读，只好厚着脸皮装作不知。
这一日陈独秀照常来到书店看书，由于几天没吃饱肚皮，体弱无力，站得时间久了，看着看着，突然昏倒在书店里。这可吓坏了书店老板，忙叫伙伴把邓仲纯喊来抢救。邓仲纯一见陈独秀躺在地上，嘴吐白沫，脸色惨白，如死人一般，想到当年风云一时的挚友，英雄气概，震天撼地，今天竟沦落如此穷困潦倒的地步，不禁阵阵心酸。一番抢救之后，陈独秀才渐渐苏醒过来。
有了解他底细的人便悄悄说：“看见没有，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中共领袖陈独秀，如今成了这副落魄样子。”
于是围观的人们便不住摇头晃脑，感叹人生多幻和无常。
晚上，一向惧内的邓仲纯鼓起勇气对夫人说：“看样子仲甫活不了多久了。我们邓陈两家是世交，我和仲甫又是同窗好友，现在又都流亡在外，他现在穷困潦倒，如果我们不帮他一把，于心何忍。”
邓夫人叹口气道：“是怪可怜的，以后你勤跑着点，再多给他送些钱去。”
邓仲纯摇摇头道：‘你不了解仲甫，他一向自恃清高，洁身自爱，若总是送钱去，他宁愿饿死，也不会收的。”
“那你说怎么办？”
邓仲纯吞吞吐吐地道：“我想还是请他们一家三口住到医院来，照顾起来也方便些，也省得他犯起病来，我黑灯瞎火，刮风下雨往郭家公馆跑。”
邓夫人迟疑一下说：“我倒不是心疼吃喝，就是看见他那小老婆，心里别扭。”
邓仲纯一看有希望，忙哄着说：“气量放大一点嘛，别说人家是明媒正娶，就是二房、三房，这年头也不足为奇。再说，仲甫这些年也多亏了那个小潘，人家又没招你惹你，就只当是为了仲甫，你菩萨心肠行行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邓夫人昵怪道：“反正好人都是你来做，我当黄脸婆。”
邓仲纯见夫人同意了，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笑道：“哪能呢，我就说是你请他们过来的，人情自然是你的喽。”
就这样，在邓仲纯的再次热情邀请下，陈独秀勉强搬进了邓仲纯开办的延年医院，与邓氏兄弟生活在一起，不再为一日三餐而担忧发愁了。陈独秀虽然心里并不愿意，但为了母亲妻子，眼下也只能寄人篱下屈辱而生。潘兰珍手脚勤快经常帮着邓夫人做些家务，两个女人虽然心中有鬼，但总算维系着面子上的关系，外人看来，倒也显得十分亲热。
陈独秀的生活有了着落，病情也大有起色。于是，又铺开笔墨，重新开始撰写文字学巨著《小学识字课本》一书。
（八十二）
这一天是星期日，包惠僧从重庆来看陈独秀。见到昔日的得意门生，独秀十分高兴，便放下书稿，与包惠僧说起话来。正聊在兴头上，邓仲纯领着一老一少两位陌生客人走进书房。那老者年近七旬，气宇轩昂，白发苍苍，脸色慈祥，身着布衣长袍；少者有三十出头的年纪，西服革履，风度翩翩，一表人材。陈独秀见此，忙站起相迎。未等他开口，邓仲纯便向客人介绍道：
“蟾老，这位就是我常同你谈起的同乡好友陈独秀先生。”
“陈先生，久仰大名。”
“不敢当，请问老先生是……”
邓仲纯又介绍道：“仲甫兄，这位是重庆洪顺祥盐号经理、江津工商银行董事邓蟾秋老先生。这位公子是蟾老的贤侄、江津工商银行经理邓燮康先生。”
陈独秀忙拱手道：“幸会，幸会。”
邓蟾秋道：“陈先生，鄙人和侄儿虽然从商，不问政治，但仰慕你陈先生大名已久，当年先生发起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影响巨大；抗战爆发后，你又积极宣传抗日主张，爱国精神有目共睹，令人敬佩。如今你偕家人来到老朽的家乡，日后若有什么需要我们叔侄效力的地方，直说不妨，千万不要客气，老朽定当鼎力资助。”
陈独秀听罢，十分感动，道：“独秀乃一介无用书生，如今逃难到此，能得到蟾老这样热心关照，实在是不胜感谢。”
邓仲纯说：“仲甫你不要客气，蟾老叔侄一贯乐于急人之难，十分开明，得到过他接济的数不胜数，我的延年医院也曾得到过蟾老的扶持，我们还相识同宗，结为金兰。大家都是自家人，不必太客气。”
邓燮康道：“陈先生，说起来，当年我还得到过你的教诲，做过你的部下呢。”
陈独秀有些奇怪，问：“此话怎讲？”
邓燮康又道：“小辈早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曾亲耳聆听过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讲，深受鼓舞。北伐时期，经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介绍，加入过C.Y，大革命失败后，邵志刚去了苏联，我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回到家乡经商。”·Y，大革命失败后，邵志刚去了苏联，我就和组织失去联系，回到了家乡。论起来，先生当年还是我的领导呢。”
陈独秀听说邓燮康加入过共青团，顿觉关系又近了一层，同时又联想到自己眼下的处境，不住地摇头道：“民国十年我在上海创建共产党时，邵力子是《民国时报》经理兼总编，那时我常在他主办的副刊《觉悟》上刊登文章，他也常坐着黄包车到我家中探讨马克思主义。邵志刚那时还是毛头小伙子，如今二十年过去，大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惭愧，惭愧，不提当年，不提当年，后人可畏，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靠你们年青人了。”
邓氏叔侄在江津赫赫有名，无人不晓。邓蟾秋，字鹤年，江津白沙镇人，能诗善文，一生经商，却能出淤泥而不染，不嫖不赌，衣着俭朴，为人正派，在重庆商界有着极高的声誉，被工商界尊称为“蟾老”，他虽有万贯财富，却十分开明，并不吝啬，而是博施济众，散其财而不留，把钱用于发展当地教育，先后资助由其父邓在泉所创办的“聚奎学校”15万元，出钱筹建江津救济院，并担任首届院长，同时在故乡白沙举办“石泉义仓”，储备稻谷200石，以赈济受灾群众；储备货款2000元，以无息贷给生活急需的贫苦群众。老先生还十分爱国，冯玉祥将军到江津宣传节约献金购机抗日，他带头捐献巨款，还经常宣传抗日，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
邓燮康一九二九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北伐时期，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因和组织失去联系，回到江津，任石泉中学校长兼新本女中董事长。一九三二年，他与叔父邓蟾秋等征股集资10万元，创办了江津农工银行，任经理，旨在使工农群众免受地主及高利贷者的盘剥之苦。抗战爆发后，江津农工银行发展为四川商业银行，分支行遍及国内各大商埠，邓燮康任总经理，在金融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后又与人筹划合众轮船公司，任常务理事，以适应当时运输的需要。他还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竭力为外省迁移到江津的文化机构和公私立大中学校解决生活和住地等实际困难，像佛学家欧阳竞无，文学家台静农、翻译家曹靖华，延年医院院长邓仲纯兄弟等名流学者，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陈独秀自从和邓氏叔侄相识后过从甚密，友情日渐加深，进而得到过他的多方面的照顾。甚至陈独秀逝后的丧事，都是邓氏叔侄出资操办，可以说，他们二人成为陈独秀晚年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这是后话。
正说话间，潘兰珍进来道，傅斯年和罗家伦专程从重庆前来看望陈独秀，正在客厅等候。陈独秀闻之大喜，忙将两位弟子迎进书房，介绍给邓氏叔侄。
罗家伦与傅斯年同是陈独秀北大时的得意门生。罗家伦是浙江绍兴人，一九一七年入北大文科，新文化运动时与傅斯年共同发起成立《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又与傅斯年同被选为北大学生代表，到各国驻华使馆递交意见书。一九二0年赴美、英、法、德四国留学，一九二八年，他刚过而立之年便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四年后又担任中央大学校长。
邓蟾秋一听原来是中国学术界两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十分高兴，就道：“仲甫先生，今日包先生、傅先生和罗先生专程前来看你，是个大喜的日子，不如你将江津县城的其他好友一同邀来，咱们到假东门外欧阳竞无大师的支那内学院一聚，让老朽尽一次地主之谊。那里靠近江边，风景宜人，是个饮酒作诗的优雅之初，大家正可叙旧尽兴。”
陈独秀稍一犹豫，见邓蟾秋满脸真诚，确是豪爽之人，便道：“也好，今日便将流落到此的名流叫到一起聚一聚。”说罢，写了几封短信，邓蟾秋便派家丁速去送信。江津县城本就不大，半个时辰之后，高语罕、梁漱溟、曹靖华、何之瑜、潘赞化先后赶来支那内学院。邓蟾秋一下子见到这许多鼎鼎大名的人物，大喜过望，忙吩咐管家将江津名厨周涛云请来主厨,邓蟾秋道：“周师傅，只管拿出绝活，不要考虑本钱，让各位吃遍了中西大菜的名流学者、高官要员开开眼界，味一味我们巴渝饮食文化。”
不多时，临江亭里已摆好酒菜，于是，邓蟾秋做主陪，欧阳竞无坐副陪，陈独秀坐了主宾之位，然后其他几位好友，依次坐好。
酒过三旬，菜过五味，周清云的看家本领“青筒鱼”端上来了。罗家伦尝了一尝，好奇地道：“这青筒鱼没有竹笋，怎么会有满口鲜笋的清香？”
邓蟾秋笑道：“这道菜，我略知一点门道，先要找几根刚由竹笋长成的新竹，连节把砍成筒状，然后把二三两重的大河鲫鱼剖腹洗净后，加上调料剪一下，便和发好的海味一起塞入竹筒内，密封后，一节一节地拿到板炭火上慢慢转动，一直烤到竹筒蔫萎皱皮，然后倒出上席，竹笋味香四溢，鱼肉也鲜嫩可口了。”
刚吃罢“青筒鱼”，周清云又端上一道“白水豆腐”。只见青花瓷碗里，满盛着雪白的豆腐墩儿，还漂着些碧绿的嫩木耳菜叶子，清汤寡水的，连一点油花花也没有。
邓蟾秋又道：“这‘白水豆腐’，你们莫看它貌不惊人，实在是用一只鸡，一只鸭经过十几道手续，沥了又熬，熬了又沥，才吊出来的精汤。豆腐虽不值钱，但鲢鱼贵，要用几斤重的大鲢鱼开成薄片子，仔细地贴在每一块豆腐上，用小蒸笼垫上新鲜荷叶，蒸上一段时间，然后弃去鱼片不用。这时鱼肉的鲜味已经被豆腐吸收了，尔后再加入高汤，细火煨一下，配上木耳菜叶子，就可上桌了。”
潘赞化道：“蟾老，这道菜，怕是不便宜吧。”
邓蟾秋道：“不贵，不贵，只需2块大洋，法币嘛，哈哈，就不好说了。”0块大洋，法币嘛，哈哈，就一大好说了。”
一听价格，满座愕然，随既叹道：“贵是贵了些，但确是值。”
喝罢‘白水豆腐’，周清云又端上“三巴汤”。只见那汤，看上去清清亮亮，间以无数红玛瑙珠珠似的宁夏枸杞子，以及许多炖得极软和极糍糯的肉段肉块。用银勺轻轻一搅，方知那汤稠得粘勺，那香味，也浓烈无比，妙不可言。接着，又送上来几个盛有用本地泡红海椒舂成稀状物的调料碟子。
傅斯年尝了一久汤，连声叫好，遂对邓蟾秋道：“此物如此美妙，为何却取了个土俗名字？”
邓蟾秋又道：“这三巴汤，乃是一道极宜滋补的药膳。至于这‘三巴’名字的由来嘛，是指牛尾巴、牛下巴，还有一‘巴’指牛鞭，这物件四川人称它也带一个‘巴’字，哈哈，此种高雅场合，便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了。”
众人闻言，哄堂大笑。
说笑间，傅斯年掏出几百块钱，暗中递到陈独秀手中，低声道：“仲老，这是我和家伦的一点心意，务必收下。”
陈独秀见状脸色顿变，本要发作，碍于学生大老远专程来看自己，便又忍了回去，只是冷冷地道：“孟真，你们来看我，我心里高兴，你这是干什么，把我当成要饭的啦？你们做你们的大官，我当我的难民，钱我是绝不能收的。”
罗家伦忙道：“仲老，我和孟真没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你现在生活窘困一些，当学生的心里不好受。”
陈独秀道：“你们拿这几个钱来打发我，我心里就好受了？快收起来，不然休怪我无礼！”
傅斯年无奈，深知老师脾气，只好又把钱收了起来。
这动作均在暗中进行，别人没有发现，却被一直默然无言的梁漱溟瞅在眼里。梁漱溟和陈独秀一样个性刚烈，最看不惯附炎趋势之人。这次来本是想和朋友们见见面、说说话的，可席间见罗家伦这位近来在蒋介石面前走红的学生言谈之间总掩饰不住得意之态，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此时二人拿钱无疑是有辱于独秀，更不高兴，见独秀坚决不收，这才有些解气。于是，酒宴未罢，便拿定主意，要挫挫罗家伦的骄气。
包惠僧哪知梁漱溟此时的心情，偏偏把话头扯到他的身上，说起了笑话：“当年我们那班从北大毕业时，请仲老和梁老来照集体像，仲老将一条腿横撇伸到了梁老面前，相片印出来后，同学们见了都大笑不止，我拿上相片，给两位老师各送一张，谁知仲老看了后还说，照得不错，只是这个梁漱溟也太霸道，把腿伸得太远了嘛。”
众人一听，乐不可支，问：“仲甫，果有其事吗？”
陈独秀也笑道：“那日惠僧说，陈先生，你看清楚了，这是你的腿，可不是梁先生的腿。我再细看，连连大呼，啊，是我的腿吗，难道真是我的腿吗？”
潘赞化笑道：“梁兄，这是真的吗？”
众人便将目光转到梁漱溟身上，没想到梁漱溟却答非所问地说道：“鄙人教了一辈子书，教出的学生做官的也不少了。过去以为学者入仕的角色，总喜欢把帽翅儿抖得哗哗响，惟恐别人忽视了他头上的那顶乌沙。这次就到重庆，方知天下乌鸦也并非一般黑，这个中也有极个别例外。蒋延黼就算得一位刚直之士。那天我去找他聊天，恰巧是星期天，蒋兄是行政院政务司司长，其位也算是不低了吧。傍晚他送我出门，刚走到庭院上，就见几辆轿车开了进来，车停下，蒋委员长从车上下来了，见了蒋兄就说：‘你来得正好，我有事和你商量。’谁知蒋兄却回答他：‘对不起，你没看见我正在陪客人吗，今天我休息，有事明天我到侍从室找你。’说完，就陪着我出了大门，连蒋介石也拿他无可奈何，看看当今党国中那帮高官要员，还有谁敢像他一样，心底无私天地宽。”
陈独秀听罢，拍案赞道：“这个蒋延黼有骨气。”
梁漱溟转脸又对陈独秀道：“我梁某人一辈子清高，从不服人，仲甫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我当年就是爱和他争论，他认为西优中劣，我只承认中西有别，他主张移植西方文化，我倾向于中国旧文化的自我更新，那时候，我们经常争吵，甚至吵翻了天，但我始终佩服你老兄的为人和品德，仲甫从政数十年，其中成败我不敢妄以评论，单就作了老蒋五年大牢，却矢志不移，宁可到这江津小城来喝西北风，也不到老蒋那里当什么部长，我就敬佩得五体投地。不象有些人，骨子轻得四两重，做了官就浑身轻飘飘，找不到东西南北！”
梁漱溟这话来得突然，几近于当众骂人了，但毕竟是老师对学生，罗家伦满脸通红，尴尬万分，也无话可说。
邓蟾秋一见大家都满脸尴尬，忙圆场道：“仲甫先生的为人自然无话可说，正因为此，老朽才慕名前来结交，各位都是为了仲甫先生聚到一起，来来来，各位同喝三杯，为仲甫先生的为人干杯。”
众人都忙举杯，这才冲淡了刚才的尴尬。
这个梁漱溟性格耿直，说话从不怕得罪人，为此后来吃尽了苦头。
梁漱溟和毛泽东同庚，一九一八年在北大时就相识，而且一向私交颇好。一九五三年，毛泽东邀请众多民主人士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梁漱溟当场提出，现在“工农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要求对农民实行仁政，为此，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他。
梁漱溟于是马上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你所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次日，他在怀仁堂与毛泽东一起看戏时，又忍不住要求毛泽东收回这个话，毛泽东还是没有理会他。几天后，在一次正式会议上，固执的梁漱溟第三次要求毛泽东收回他的话，说“要看毛主席有无雅量”。这次毛泽东生气了。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梁运动，从此梁漱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三十多年后，当有人问他对这段公案的看法时，已是九十高龄的梁漱溟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漱溟的性格和陈独秀惊人的相似，刚直不阿，铮铮铁骨，不识时务，敢于犯颜直谏，两人的命运也都十分坎坷。不同的是，梁漱溟有生之年盼到了平反的一天，也算是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八十三）
一九三九年开春之后，天气渐暖，邓蟾秋和其弟聚奎中学董事主任邓缡仙专程派人给陈独秀送信，邀请他到白沙镇小住。这已是邓老先生多次恳请，陈独秀实在不便推辞，便将松年夫妇临时叫来照看母亲。这一日清晨，偕夫人兴致勃勃登上西去的客轮。
白沙镇位于长江上游南岸，离县城约90华里，它靠山面水，沿江而建，上接叙泸，下通渝涪，南驰黔滇，北走永壁，交通方便，经济繁荣，是四川著名大镇。抗战爆发后，这里又变成文化重镇，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辑馆、审计部、战区教师服务团以及大中小20多所学校疏散到这里，原本不过２万人的镇子，骤然增加了一倍多人口，仅学生就有近万人。宋美龄为了解决来川抗战将士亲属的生活，还亲自在此创办了“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新运动纺织厂。”
接近正午时分，陈独秀乘坐的客轮到达白沙镇。邓蟾秋、邓缡仙及侄儿邓燮康等人亲自到江边码头恭候。大家在码头上寒暄了几句，便各自坐上备好的轿子，在一队乡丁的护送下，悠悠荡荡地穿过白沙镇，惹得人们纷纷驻足而观，不知又来了什么大人物。
当晚邓蟾秋举行家宴为陈独秀夫妇洗尘，席间气氛热烈，宾主频频举杯，酒兴盎然，直到深夜方才散去。
第二天一早，邓蟾秋约陈独秀一起出走散步，两人有说有笑，信步走到一片桃林，但见这里背依青山、面临大江，四周万树桃花，遍地桔林，风景十分幽美，陈独秀赞道：“这么优美的景色，真正让人流连忘返。”
邓蟾秋笑道：“先生既然喜欢这里，干脆搬过来定居如何？”
陈独秀道：“将来我死后，蟾老给我三尺地皮，能葬于此，也就死得其所了。”
陈独秀小住白沙镇的消息不久便不胫而走，不少当地或避难于此的社会名流纷纷慕名来访，但他大都谢绝不见。可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邀约他前去给学生演讲，他却欣然同意。一来聚奎中学是邓家所办，二来请他前去是宣传抗日，并非和沽名钓誉之辈清谈，三则他一见学生便天然产生一种亲近感，所以，答应得非常痛快。
聚奎中学坐落在白沙镇南部约三公里处的黑石山上。到了约定之日，周光年一大早就带着轿子来请他进山。
这一日春光明媚，天气甚好，正是踏青的好时候。一路上，但见黑石山上林木郁郁，绿荫如盖，楼堂亭宇，隐约其间，平畴之中，一峰崛起，犹如一个巨大的绿球。一条羊肠小道从山角蜿蜒山巅，沿途但见满山石头皆黑，大小不一，千姿百态，形状各异，星罗棋布，与碧水绿树相衬，煞是好看。山石中挺立着高大繁茂的林木，以樟树最多，也最古老，樟树丛中，松、柏、杉等间杂，山花怒放，色彩斑阑，幽香四散，数千只洁白的鹳鹤以树为巢，在林中飞翔。
陈独秀赞道：“巴蜀美景，真是名不虚传。”
周光年道：“黑石山以石奇景美佳誉巴蜀，幽谷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二郎石传说是二郎神为了驱石填东海沱，把石头变为羊群赶跑，路过此山休息时天渐亮，羊群还原为石，再不能动，二郎神大怒，用力一坐，高石上便留下了二郎神的屁股印。”
不多时一行人到了黑石山顶。陈独秀抬头望去，一座高楼展现在眼前，这就是聚奎中学的礼堂。这座仿罗马歌舞剧院的礼堂是邓蟾秋一九二九年捐资一万多银元修建的，故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鹤年堂”，堂匾是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佑任先生所书。此时陈独秀登上鹤年堂高楼，俯览长江及四周群山景色，但见山间小溪环绕，两岸翠行幽幽，绿草如茵，溯溪而上不远处有瀑布三重，飞流直下，白练腾空，颇为壮观，令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不觉赞叹道：“贵校校园如此优美雅静，真是难得的教书育人好地方。”
周光年道：“这是蟾老先父邓石泉老先生有远见，是他创办本校前身聚奎书院时便选址于此。”
说话间上课铃声响起，周光年便陪同陈独秀走进鹤年堂，顿时全体师生起立，鼓掌欢迎。
周光年说：“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先生，陈先生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是北大文科学长，教育界的老前辈，下面我们请陈先生给大家演讲。”
陈独秀这天特意刮了胡子，理了发，虽然面容清瘦，但显得十分精神，他身穿蓝布长衫，外套一件马褂，讲话慢条斯理，依稀可见当年教授学者的大家风范。他操着浓重的安庆普通话，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讲起，引劝青年学生要惜时如宝，努力学习，为民族作贡献。然后，又讲到抗日中要一致团结对外，反对卖国投降。他的演讲像拉家常一样，通俗易懂，引经据典，旁证博引，风趣幽默，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还发出阵阵笑声。演讲完毕，师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临走时，周光年握着他的手一再说：“过几天就是鄙校６０周年校庆日，陈先生一定要赏光前来。” 这次演讲使陈独秀一时成为白沙镇议论的话题。
又过了几日，到了邓蟾秋70大寿。这天晚上，邓氏别墅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高朋满座，陈独秀、方孝远、周光年、邓仲纯、高语罕、欧阳竞无、台静农等各界名流都应邀前来参加祝寿晚宴，邓家仅收到的寿礼现金即达35000多元。邓蟾秋大悦，当场慷慨表示道：“所接受祝寿礼金，悉数捐赠聚奎中学。”
蟾老此举，立刻博得众人热烈鼓掌。
陈独秀感慨地对邓蟾秋说：“一个人集财非难，散财非易。蟾老能将大半家产赠与办学及各种公益，如此胸襟气度，真是令人钦佩。”说罢借着酒兴，挥毫写下两行篆字条幅，一是“大德必寿”，一是“寿考作仁。”
邓蟾秋见了这两行条幅，喜笑颜开，觉得为他70寿庆大为添色，连声赞道：“陈先生一手好字，功底浑厚，苍劲有力，独具风格。明天老朽就请石工把这两行篆字条幅勒刻在黑石山风景最好的鹰嘴石和团石包上，以留传后世。”
陈独秀书写篆幅后，又和欧阳竞无、邓仲纯、方孝远、台静农等5人具名，由欧阳竞无执笔写了一篇《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以赞扬他疏财办学之义举。
时光过的飞快，转眼到了夏天，不知不觉陈独秀在邓氏别野悠闲自得已住了两个多月，他不好意思再住下去。松年这时又捎信来说祖母近来身体不好，他心中掂念着母亲的病情，便提出要回江津，邓蟾秋一再挽留不成，只好将他送到码头，临行时又赠送了一些钱物。
这次白沙镇之行，使潘兰珍又一次大开眼界，备感陈独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如果不是沾他的光，她这个普通女工，哪有机会接触这些社会名流。
（八十四）
陈独秀自白沙镇回到江津县城之后，便很少出门，整日和妻子在家中守候卧床不起的母亲，虽然邓仲纯免费精心为母亲治疗，无奈病入膏盲，纵然是医术高超，也无力回天，眼看着母亲病情日渐加重，直急得陈独秀茶饭不香，夜不能寝。
78岁的谢氏，是陈氏家族中“贾母”式的人物。早年陈家家境贫寒，为安庆绅士们瞧不起，自从陈独秀养父陈昔凡升官之后，一跃成为安庆名门望族，才为人们另眼看待。一九一三年陈昔凡病逝后，家中重担就完全落在谢氏身上，她虽是妇道人家，却通情达理，心地善良，善于疏财，乐于公益，因此陈家虽是五世同堂，却被她打理的井井有条，上下和睦。老太太说一不二，讲出去的的话就是“圣旨”，在族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陈氏家谱》上赞曰：“妣居巾帼，而识大义，能继公（即陈昔凡——引者）未了之愿，慷慨捐资，重建祠宇，族人怀德。”
陈独秀反袁失败及随后大革命的失败，祸及家门，一个兴旺的大家族转眼之间衰败下来，儿子亡命在外，家里只能由谢氏支撑残局，过度的操劳和焦愁使她很快就双目失明，特别是安庆沦陷后，她流离失所，寄人篱下，如同乞丐，更是使她这样一个名门望族的老太太倍受穷愁和心灵的折磨。在赴重庆的途中，她便患病在身，到江津后，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随着时局的紧张，敌机在频频轰炸陪都重庆的同时，也多次空袭江津，过度的惊吓，使她精神极度紧张，从此一病不起。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阴历二月初二），历经陈家由破屋发家、兴旺衰落的谢氏，走完了她那喜悲参半的人生旅途，凄凉地客死异乡。弥留之中，用尽全力留给了儿子最后一句话：“你们要带我回家。” 顿时，陈独秀一家嚎啕大哭，悲声震天动地。
噩耗传出，邓仲纯夫妇忙过来安慰独秀,他知道独秀现在家境贫寒，便出资为老人买了寿材。潘赞化、方孝远、邓蟾秋、邓燮康等人也纷纷慷慨解囊，罗汉听说后，专程从重庆赶来，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资助他办理丧事。
邓蟾秋见他说得伤感，便引开话头，说起诗文。
母亲的去世对陈独秀打击很大。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他整日呆坐在桌前，没精打采，更无心意著书。他在给友人杨鹏升的信中，深沉地表述了当时的悲痛心情：
“弟遭丧母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废矣。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
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当年是以反封建礼教著称于世，几十年后，母亲谢氏去世，居然也披麻戴孝，遵守中国人传统的“丧制”，以尽孝道，寄托对母亲的怀念和哀思。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又道：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阴历二月初二），历经陈家由破屋发家兴旺衰落的谢氏，走完了她那喜悲参半的人生旅途，凄凉地客死异乡。弥留之中，用尽全力留给了儿子最后一句话：“你们要带我回家。”
“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应酬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
祸不单行，陈独秀尚未从丧母的悲痛中恢复，紧接着，又一次沉重打击袭击了他。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数千人丧生于大隧洞倒塌，罗汉在此空袭中不幸遇难。这使陈独秀遭受了更大的刺激。
母亲的去世给陈独秀打击很大，整日呆坐在桌前，没精打采，也无心意著书。他在给友人扬鹏升的信中，深沉地表述了他当时的悲痛心情：
罗汉是他北大时的学生，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失败后，随他参加托派组织，因不肯与他划清界限，被开除党籍，一九三八年，又和他共同经受了武汉“汉奸案”的磨难，直到他穷途末路之时，仍然代表北大同学会照顾他的生活，可以说，一生忠心耿耿追求他革命，是他晚年患难与共的挚友。这次出事前几天，罗汉还来江津看望陈独秀，问他住在邓仲纯家中是否习惯。他说：“恐怕不是久留之地，邓太太和潘兰珍相处不好。”罗汉当即表示，尽快想办法找一处住宅。没想到，事未办，人先去。回想起罗汉这些年对他的关照，陈独秀禁不住心中阵阵隐痛。
罗汉的不幸遇难使得陈独秀顿时又衰老了许多，更加沉默寡言。
高语罕见他心绪一直不好，便几次过来拉他出去散散心，陈独秀拂不过朋友好心相劝，这一日便随同高语罕到江津公园，见欧阳竞无、邓燮康等老友早已在一亭子内等候他一起打牌，陈独秀推辞道：“谢谢各位好意，弟遭丧在身，玩牌应酬必在百日之后，你们玩吧，我随便走走。”
邓燮康等人听了，也不再勉强，便随他去了。陈独秀独自在公园内游览一番，看见前面围着一群人，便凑过去，原来是一个唱小曲小姑娘，只听那小姑娘婉委唱道：
世事茫茫，光阴有限，算来何必奔忙？人生碌碌竟短论长，却不道荣枯有数，得失难量。看那秋风金谷，夜色乌江，阿房宫冷，铜雀台荒。荣华花上露，富贵草头霜，机关参透，不虎皆忘，夸甚么龙楼凤阁！说什么利锁各疆！闲来静处，且将诗酒猖狂。唱一曲归来未晚，歌一调湖海茫茫。逢时遇景，拾翠寻芳，约几个知心密友到野外溪傍，或棋琴适兴，或曲水流觞，或说些善淫果板，或论些今古兴亡。看花枝堆锦绣，听鸟语弄笙簧。一任他人情反复，世态炎凉，优游延岁月，潇洒好时光。
他听着听着，觉得曲中词句可谓参透历史玄机，勘破人生红尘，再联想到自己一生大起大落、浮如梦幻的身世，一时呆了，再无兴趣游玩，便提前告退。
高语罕道：“仲甫自老太太去世后，消沉了许多。”
转眼到了七月，天气渐渐炎热。重庆是全国闻名的“三大火炉”之一，更是热得使人难以忍受，尤其是到了正午，骄阳似火。烤得大地生烟一般，陈独秀尽管足不出户，扇不离手，仍然是汗流浃背，胸口发闷，只得经常光个大膀子，下身只穿一条大裤衩，如此这般，三家男女老少十几口人挤在一起，确实既不方便，又不雅观。邓太太虽然对陈独秀一家在吃喝治病上从不吝啬，毫无怨言，但她毕竟是旧式的妇道人家，总是看不惯陈独秀老夫少妻在一起亲亲热热的样子，觉得有损邓家声誉，只是看在丈夫的面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只盼抗日早一天胜利，各自返回家园也就是了。入夏以来，看到陈独秀赤身露体，觉得实在是丢人现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这天午后，天气燥热异常，一丝风儿也没有。陈独秀光着头，打赤膊，穿着裤衩躺在竹楼上，一手摇着扇子，一手不时用夫人递来的毛巾擦汗，还是止不住的大汗淋淋。邓季宣的小儿子只有六七岁，十分顽皮，看到他这副样子，觉得有趣，便跑到陈独秀身后，用手摸着他的屁股，连说“好玩。”
陈独秀本来就心烦气躁，小孩子这一摸更是火冒三丈，用力挪开孩子的手，瞪着眼大声斥责道：‘走开，没有教养的伢子！”
小孩被这突如其来的训斥吓得呜呜大哭。邓大太闻声跑了出来，一看这情景，再也忍不住，指着陈独秀的鼻子，破口骂道：
“你说别人没教养，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都六十多的老头子，还骗娶人家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是什么教养？三家十几口人挤在一起，男女老少一大屋子。你一个老头子赤身裸体在中间转来转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被邓太太这一顿抢白闹得狼狈不堪，无声以对。潘兰珍见丈夫被她如此辱骂，真想上前舌战一场，把平日的怨气，统统发泄出来。但想想自己寄人篱下，又怕给老先生添乱，只得忍气吞声，泪流满面。邓仲纯闻声赶来，还未开口，便又被太太骂得狗血喷头：“你当大爷一样白吃白喝供养着人家，倒落得个‘没教养’的名声，你真是个窝囊废！”
邓仲纯被骂得脸面通红，不敢吭一声，只是望着陈独秀不住地摇头叹气。
这次风波，陈独秀的精神和人格受到从未有过的刺激，血压升高，一病不起。邓仲纯给他看病时，一再向他表示歉意：“仲甫，真是对不起，请你看在我们兄弟面子上，千万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陈独秀只是听着，一言不发，闹得邓仲纯十分尴尬。邓仲纯心里明白，太太这次伤透了陈独秀的心，将他彻底得罪了。
果然，时隔不久，陈独秀便搬出了邓仲纯的延年医院，来到离江津县城30余里的鹤山坪隐居下来，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四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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