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匪汉奸”案使得陈独秀声誉大损，寄予厚望的“独树一帜”政治活动也付诸东流，无奈之中，他不得不离汉入川，隐居小城，苟渡余生。
（七十三）
王明、康生诬蔑陈独秀为“汉奸”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两方面的。既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也使陈独秀的声誉大大受损，它给陈独秀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就是“独树一帜”政治活动的流产。
首先，组建联合战线的努力失败。一九三八年初，陈独秀在武汉和谭平山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及沈均儒、邹韬奋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进行了接触。由于这两个组织的政治立场在很在程度上介于国共两党之间，陈独秀和谭平山、沈均儒、邹韬奋又是几十年的朋友，因此商议之初，一拍即合，决定三派联合，组成“联合会议”，共同抗日。但是，此时王文元、濮德志对他的计划不理解也不支持，陈独秀让他们去出席“联席会议”，均表示拒绝，陈独秀只好又请罗汉去参加会议，罗汉也没有兴趣，应付了两次便不再去了。到了“托匪汉奸案”突然发生，虽然“第三党”和“救国会”并不相信陈独秀是汉奸，沈均儒就曾发表声明，不同意中共的指控，但无奈他们深知此案绝非空穴来风，政治压力太大，得罪不起王明等人。邹韬奋在跟陈独秀谈及此案时，就意味深长地暗示说：“这是政治问题”。于是，不得不割断与陈独秀的交往联系。
其次，联络民主人士也毫无结果。陈独秀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想拉拢部分无党派人士加入自己的联合战线行列。他曾经派濮德志专程到郑州，找到现在河南大学教书的罗章龙。罗章龙、何孟雄当年曾经因为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最终和王明、李立三闹翻，另立中央，被开除党籍。陈独秀原以为请罗章龙出山不成问题。不曾想，罗章龙对濮德志说：“陈先生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不过我现在正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运动。”濮德志回来后把罗章龙的话告诉了陈独秀，并说：“我看他房间有一个摩登女士，两人像是谈恋爱。”陈独秀回想起罗章龙当年冲锋陷阵的英姿，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会变成怎样的夫子形象，只好无可奈何地道：“人各有志，随他去吧。”他接着让濮德志到长沙去找同样被中共开除党籍的老朋友高语罕，又碰了软钉子。那些原来跟他来往密切的民主人士，碍于政治斗争的微妙，纷纷对他敬而远之。
其三，“军运”活动中途夭折。陈独秀“独树一帜”政治活动寄予希望最大的是策反国民党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本来事情进展的十分顺利，双方已达成协议，由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等人到一七九师做政治工作。可就在王文元等人已经买好火车票临动身的前夜，何基沣突然接到“着毋庸回任”的调令，不久，国民党政府将七十七军与张自忠的五十九军组成三十三集团军，何基沣被任命为七十七军副军长。这使陈独秀的“军事图谋”也就半途而废了。至于何基沣的情况为何突然发生变故。原因有二：一是陈独秀虽然被释放，但仍受着国民党特务严密的监视，而且这个监视任务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布置给当时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因此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国民党特务的眼睛，这样，蒋介石十分严密地掌握着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联络，终于在关键时刻掐断了这种联系。二是中国共产党得到类似情报后有意做了相应的工作。这期间，周恩来几次亲自找何基沣谈话，并安排他于一九三八年二月间秘密赴延安，一九三九年一月，何基沣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独树一帜”政治活动的流产，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小的刺激。这时的陈独秀，可以说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限怅惘。再加上此时抗战形势趋紧，国民党正面抗战的主战场节节败退。这使陈独秀对国民党抗战的希望完全破灭，哀叹“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率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1）对共产党则是满腹怨恨，他认为，若不是王明、康生凭空来一场“托匪汉奸”案，他的“第三条道路”绝不会中途夭折。对民主党派他则哀其不争，太容易动摇，软弱无能。6262）对共产党则是满肚子的怨恨，他认为，若不是王明、康生凭空来一场“汉奸案”，他的“第三条道路”绝不会中途夭折。对民主党派他则哀其不争，太容易动摇，政治立场动摇，软弱无能。
然而，既使是在遭受如此严重失败和从未有过的孤独时候，陈独秀也没有放弃做人的原则，绝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
不久，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大事情，使他大受刺激。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阴历三月三，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经西安跑到武汉隐藏起来。
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其中讲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在党外寻找反党的同盟者。
陈独秀听到这种说法后嗤之以鼻，给长沙的何之瑜写信说：“张特立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我并未遇见他，有人造谣他已来看我，真可笑。”
然而几天后，张国焘在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帮助下，果真找到了已搬到汉口德润里居住的陈独秀。
张国焘又名张特立，和陈独秀的关系非同一般。北大时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五四运动时，一个是总舵手，一个是学生领袖，党的“一大”时，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组织部长，一直到大革命失败，他都是陈独秀班子中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张国焘也因南昌起义失败受到处分，不同的是，陈独秀因为反对党的“六大”路线，最终被开除出党，而张国焘则几经沉浮，一度成为中共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长征时期，他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西进失败，被迫回到陕北，受到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和处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心中不满，终于背叛了中共，当了可耻的叛徒。
这次两人十多年未见，今非昔比，都是被中共开除党籍之人，见面时不免唏嘘一番。
陈独秀问：“你不是在那边一直干得很好吗？”
张国焘唉声叹气，将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之事说了一遍，接着说：“一个毛泽东我就不是对手，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
陈独秀问：“王明又能把你怎么样？”
张国焘道：“你可不要小瞧这个王明。他回来就说我长征途中另立中央是受托派利用。斯大林最恨托派，王明把我和托派挂上钩，明摆着是要将我置于死地。他在新疆迫害俞秀松定的罪名就是托派，再这样下去，我只有死路一条。”
陈独秀又问：“王明不是正和润之争权吗？”
张国焘冷笑道：“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哪里是毛泽东的对手，别看他现在张牙舞爪的，早晚是老毛的手下败将。我连王明这小子都斗不过，那里还敢再和老毛过招，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
陈独秀从张国焘自叹不如、甘拜下风的态度上，感到了毛泽东政治地位的稳定，同时，又联想到当年自己如果是和毛泽东唱对台戏，会是什么结局？想到此，不免心灰意懒起来，又不得不暗赞毛泽东的高明，他愣了半晌才问：“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办，前两天去见了蒋先生，只好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张国焘说着，见陈独秀阴沉下脸，知道他十分反感蒋介石，忙解释说：“走老蒋这条路子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陈独秀道：“走投无路也不能投靠老蒋。”
张国焘没注意陈独秀的冷淡，又兴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党”的事情，他说：“我还是十年前那个意见，由你出山再发起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党，我们从头再来。”
陈独秀摇摇头，淡淡地说：“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成立一个党谈何容易，我们当年费了多么大的劲，几起几落，牺牲了多少同志，才有今天的局面。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更好吗？”
张国焘见陈独秀提到毛泽东，心里不好受。他发现，和以前相比，陈独秀不但衰老了许多，思想上似乎也更加消极，便问：“你好象没有信心？”
陈独秀冷冷地说：“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话不投机半句多，张国焘又说了一会闲话，便扫兴地告辞了。
张国焘走后不几日，刘仁静突然登门拜访。刘仁静一九三五年被托派“临委”开除“党籍”之后，一直单枪匹马，独往独来。此时两人寒暄一番之后，陈独秀便听出刘仁静的来意，他是想乘陈独秀目前政治设想失败之机，拉他一起重返托派工作。
刘仁静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彭述之他们十分生气，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
陈独秀自然听得出话外之音。刘仁静单指“老彭他们”，是说此事与他无关，显然是要和陈独秀套近乎。
陈独秀不冷不热地道：“我知道。老彭不是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们骂去，我和老彭到此为止，再不会一起共事的。”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今天没有达到目的，明天还会来的，我不想见他，明天到外面去看朋友。”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今天没有达到目的，明天还会来的，我不想见他，明天到外面去看朋友。”
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那可怎么办呢？”
陈独秀略一思索，写下一张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他若不走，你就把条子给他，他就不会再等我了。”
第二天一大早，陈独秀便出了门。不一会，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看了他留下的条子，上面写道：
“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
刘仁静明白陈独秀是有意避他，怅然无言，便没有进屋，转身离去了。
（七十四）
何去何从？自从蒙受“汉奸”冤屈大耻之后，陈独秀一片茫然，心如火燎，思绪紊乱，经常茶饭不香，甚至彻夜难眠。
潘兰珍见状，焦急不安，她不知道陈独秀为何如此愁恼，但她眼看丈夫日渐消瘦，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心疼得不行，便安慰道：“老先生，侬已是一个自由的人，现在住的地方也蛮好的，侬还有啥么子不开心？”
陈独秀被问得无言以对，知道跟她又说不清楚，便不吱声，问烦了，就瞪着眼训斥道：“你一个妇道人家晓得什么！社会之复杂，各方均不容我，尤其那日本‘间谍’案，使我蒙受多大耻辱，一生都难以洗刷清白。武汉是个是非之地，再也不能呆下去了。”
陈独秀出狱之后，一直在考虑自己晚年的生活基地问题。作为一个政活动治家，他仍然想借举国抗日之机，重振棋鼓，再干一番事业，因此，他对落脚地的选择，首先是以最能适应自己政治活动的地域为原则，而没有过多的考虑生活舒适、安度晚年的问题。
陈独秀自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之后，一直在考虑自己晚年的生活基地问题。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出狱后他仍然想借举国抗日之机再干一番事业，因此，他对落脚地的选择，首先是以最能适应自己政治活动的地域为原则，而没有过多地考虑安度晚年，生活舒适一些。
胡适曾邀请他去美国，到大学谋一个客座教授，被他拒绝。王文元等人建议他去香港，以摆脱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他也未同意。他曾经想去延安，可突如其来的日本“间谍”案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一九三八年三月间，何之瑜从长沙赶到武汉调解他与中共关系时，邀请他到长沙去专心研究文字学，他看到国民党节节败退，战局变化不可预测，便谢绝了何之瑜的邀请，说：“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害，故决计入川。”
不久，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交锋，在武汉和重庆引起一阵风波。由于事件间接涉及到陈独秀，使他的自尊再次受到伤害，这直接导致了陈独秀最终“决计入川”的去留意向。
一九三八年六月三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第14次常委会，形成决议，决定恢复中共党员毛泽东、周恩来、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以及被中共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张国焘等26人的国民党党籍。当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即发出这一决议的电讯，重庆各大报纸马上在显著位置转载。
国民党之所以有此举，是因为蒋介石并不满意目前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式，他的真实打算是通过国共合作形式使国民党吞并共产党，从而突出他一贯推崇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策。故而想出其不意，采取既成事实的做法，给中共施压。
周恩来在武汉得知这一决议后，立即致电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同时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抗议其强加于人的单方面做法。六月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起草《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人紧急声明》，拒绝承认国民党监委恢复他们党籍的决议，同时派吴玉章专程赴重庆与有关报馆交涉，公开发表《声明》。
吴玉章飞抵重庆后，立刻在山城举行记者招待会，应邀到会的有《新蜀报》主编周钦岳等重庆数家报馆负责人及记者。面对重庆新闻界，吴玉章神情严肃地郑重声明：国民党恢复我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我党不能接受，其理由有三：
第一，两党合作关系是否恢复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
第二，事先未通知与征求我党中央及我们的意见。
第三，这恢复党籍的名单中，有张国焘、陈独秀等为我党开除了的人，和我们同类相待，未免滑稽，更不能容忍。
鉴于以上理由，吴玉章告知报界，针对国民党这一武断决议，中共毛泽东等七人决定公开发表《紧急声明》。
当日晚，国民党监委张继闻知此事，立刻打电话请各报缓登《声明》，并紧急求见吴玉章。他对吴玉章苦苦相求，称《声明》万万不可刊登，否则将会影响国共两党合作。吴玉章回答说：“重庆各报既已公布决议，我们不能不表示态度。”张继道：“好在监委决议必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批准才能生效，尚可补救。”
于是，吴玉章、张继分别致电周恩来、蒋介石，经过一番磋商交涉，中共方面终于同意缓登《紧急声明》，作为条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此后间接声明取消监委决议。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这次交锋的最终胜利者是毛泽东，而蒋介石自作聪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自然在背后又骂了不少娘西匹。陈独秀则是这一事件的间接受害者。在拒绝恢复国民党党籍的态度上，陈独秀和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蒋介石的尴尬和窘态更使他感到痛快至极。但他没有想到，中共会以蔑视的态度，公开声称“不能容忍”与他和张国焘“同类相待”，这就如同在打了蒋介石一记响亮耳光之后，又狠狠在他的屁股上猛踹了一脚，不免使他感到大大丢了面子，对和中共的合作也因此彻底丧失了信心。遂最后坚定了陈独秀入川的决心。
（七十五）
一九三八年六月，华中日军沿长江水路从东部发动了强大攻势，芜湖、安庆接连失守，北部日军攻占开封之后，从陇海路继续向西推进，郑州岌岌可危。武汉以北千里大平原已无险可守，而国民党主力部队经过台儿庄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拼搏消耗，已经疲惫不堪。蒋介石知道，日军目前正处在锋芒锐利阶段，往往利用中国军队死守城池，而将其聚歼，因此死守武汉是对日军有利。但蒋介石心里更清楚，武汉之战必须要打，而且要狠打，武汉三镇必须要守，而且要高喊死守，这不仅是为了从战术战略吸引日军，消耗其战斗力，更是为了向国人和世界证明，他蒋介石对抗击侵略者是尽心尽力了。
六月初，日机开始轮番轰炸武汉三镇，中国空军起飞迎击，规模空前的武汉空战拉开了序幕。在武汉空战中，中国空军将日军有名的木梗津轰炸机联队几乎全歼，而本来就很弱小的中国空军，也在空战中消耗贻尽，无力再战。华中平原似已成日军囊中之物。
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再也无计可施的蒋介石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在河南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以遏止日军的进攻势头。瞬间，黄河之水天上来，似万马奔腾，汹涌咆哮，一泻千里。第二天，不知是天公震怒，还是雷神助战，突然雷霆大作，暴雨倾盆，整整一天，暴雨不住，河水猛涨，浪高三尺，远远望去，一片汪洋。猛兽似的洪水，见人吞人，遇村毁村，豫东皖北四十四个县市，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顿成泽国，民众死伤者和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
黄河决口前，日军之第1军的四个师团各一队人马，已切断郑州以南的平汉路线，决口后，这两路日军没有了退路，被中国军队围而歼之。而日军第2军主力师团此时正好推进到开封以南地区，突被黄河拦住去路，只好望洋兴叹。
老奸巨滑的蒋介石自然不会承认使出了此等殃民的“损”招，于是马上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日军飞机轰炸我黄河堤坝，残害我无辜生灵，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气疯了的日军陆路被阻，便加大了空中力量。七月初，大批轰炸机连续两次轰炸武昌军事委员会驻地，转眼之间，蒋介石的宅所、客厅、会议室都被炸成废墟。最近的一颗炸弹离蒋介石不过3英尺。宋美龄被震昏倒地，半天才苏醒过来。
蒋介石完全明白了，敌人突然出动这么多飞机，集中轰炸这小小的地方，是要将他置于死地，不由得怒火中烧，大骂日本鬼子娘西匹。但骂归骂，打是打不过的，只好强压怒火，加紧将国民政府从武汉迁移重庆。
陈独秀正好住在武昌被炸区附近，一家人每天东躲西藏，过着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此时，他的故乡安庆已经沦陷，养母谢氏和三子松年一家也逃到武汉，与他住在一起。六月六日，包惠僧费尽周折，好不容易为陈独秀弄到去重庆的船票，一家人正要离去，然而，阔别三十年没见面的大姐突然携家带口，出现在他的面前。姐弟相见，悲喜交加，三年后，陈独秀在《挽大姐》一诗中还历历在目地描写了此时此刻的心情：“三十未见姊，见姊在颠危。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陈独秀为难地对包惠僧说：“我怎忍心撇开三十年未见的老姐姐，自己先行。”
包惠僧焦急地说：“可是形势愈来愈紧，再拖下去，怕走不了啦。”
陈独秀道：“我自有分寸，只好拜托你受累，照顾我母亲先走一步，我安排就绪，马上去赶你们，我们在宜昌会合。”
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唯一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又十分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吨以上的轮船根本不能沿江而上，所以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必须去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沿江进川。宜昌成了进川的必经之路。
于是，只有十万人口的宜昌城一下子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质撑得炸满，滞留人员最多时达到3万。人多船少，许多人为等船票一等就是半个月一个月，从城区到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能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
七月初二，陈独秀将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后，在北大同学会的帮助下，携夫人潘兰珍，告别生活将近一年的武汉，搭乘“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包的专轮入川了。罗汉、夏松云夫妇为了照顾陈独秀，也随船同行。
沿途险滩多达数百处，敌机还不间断地在峡江一带轮番轰炸，然而这艘轮船是四大银行所包，虽是逆水行舟，却比其他轮船航速快了许多，一路上危机四伏，终究是有惊无险，不日就到了重庆。只是因为沿途码头均没停靠，便错过了和包惠僧他们商定好在宜昌会面的机会。
陈独秀到达重庆朝天码头时，周钦岳、张恨水、高语罕等人早已等候多时，见船靠岸，一起登船迎接。下船后，一行人乘坐滑竿拾级而上高低落差几十米的码头台阶，坐上停在新华路上的汽车，进入市区，在上石街15号川源公司楼前停下。这里是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陈独秀夫妇被安排居在楼上。
次日晚，张恨水设宴为陈独秀夫妇接风洗尘。张恨水有四十多岁，脑门宽阔，梳着大背头，长相不俗。他的祖籍是安徽潜山，与安庆接壤，说起来和陈独秀还是老乡。陈独秀在金陵监狱中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对他不藏书于名山大有同感，而张恨水对陈独秀更是仰慕已久，因此两人虽是初次见面，却谈得甚是投机。
陪同做客的有高语罕、周钦岳等人。这高语罕也是安徽人，早年赴日留学，回国后受陈独秀的影响，一直在安庆从事秘密反清活动。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九年由于同情陈独秀被开除出党，随后参加托派活动。周钦岳则是陈延年的留法同学，早年是四川省共青团组织的筹建人之一。说起来两人既是陈独秀的老友，又都曾是他的部下。
陈独秀一辈子浪迹天涯，唯独没有进过天府之国，因此对于重庆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和亲切，张恨水便热情地将他所知的有关重庆风土人情讲给他听。
张恨水道：“重庆有三绝，山多为一绝。开门见山，抬头见山，走路见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它四周青山环抱，城下绿水围绕，南有滚滚东去的长江，北有滔滔不息的嘉陵江，两江汇流，重庆便成了一个弯月形的半岛，好似两条长龙托起一座变化多姿的海市蜃楼。雾多为二绝。重庆又称为‘雾都’，寒暑易季，江雾缭绕，天水一色，山城又时隐时现在一片神秘飘渺的雾海苍茫之中。燥热为三绝。大雾过后，红日高照，炎热夏季，气温可达摄氏40度以上，号称是长江流域‘三大火炉’之首。”
陈独秀问：“重庆之名从何而来，可有典故？”
张恨水道：“重庆是个历史古城，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相传禹生于四川，娶于江州涂山，就是今日的重庆。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时代，这里曾称为江州、渝州，唐朝诗人李白在《峨嵋山月歌》中吟唱的‘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指的即是重庆，重庆简称渝即来源于此。南宋赵淳受封恭王，镇守这里，后来他当了皇帝，将恭州升为重庆府，取其双重喜庆之意，这就是重庆名字由来。”
陈独秀赞道：“巴渝文化渊源流长，有时间我一定多向张先生多多请教。”
张恨水道：“请教不敢当，不过陈先生既已到了重庆，有时间研究已经巴渝文化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重庆不同于中原，这里地域闭塞，道路坎坷，气候湿热，使四川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像春节拜年、十五观灯、清明祭祖、仲秋赏月以及悬酒幌、赶庙会、坐花轿、放风筝等民俗，还有重庆川江号子、铜梁龙灯、秀山花灯等都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处处反映出巴渝特色。”
高语罕道：“重庆人古怪的事情多着那，爽直中带几分卤莽，热情中带几分狡猾，幽默中带几分土俗，认真中带几分滑稽，闲逸中带几分急燥，宽容中带几分排外，民间将其归纳为‘重庆十八怪’，很有意思的。”
陈独秀饶有兴趣地问：“哪十八怪？快快道来。”
高语罕不紧不慢地道：“七十岁叫‘女娃儿’不为怪，八十岁喊‘崽儿’很自在，说话着急像比赛，方言又多又古怪，火锅越热越要卖，女人的肚脐眼露在外，等等，其他我也记不住了，总之，怪得很呢。”
周钦岳也插嘴道：“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真正了解重庆，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饮食着手。重庆的川菜博采全国各大菜系之长，兼收并蓄，妙味无穷，到重庆领略巴渝饮食文化，必须品尝堪称独秀天下的重庆火锅，今天便要让仲老开开眼界。”
陈独秀担心地说：“这么热的天还能吃火锅？”
张恨水笑道：“火锅越热越要卖嘛，辣得冒汗，那才够味过瘾哪。”
陈独秀本来不爱吃辣，但被张恨水一番话，鼓动得动了心，先小心得尝了尝，虽然辣得舌头发麻，但果真是美味无穷，便放开胆子吃起来。这一顿饭直吃到月上树梢才散。
（七十六）
陈独秀的生活暂时倒还无恙安然。北大同学会和一些老朋友时常接济他，他自己应《时事新报》之邀担任主笔，一篇稿子三四十元，他便隔几日写一篇文章，无非是团结抗日之类。七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他去演讲，他就把四川军队歌颂了一番，临了劝同胞戒掉鸦片烟。他时刻不忘记周钦岳对他的告诫，在公开场合不发表自己的观点，要写文章发表演讲无非是大路货，大家都愿听，谁也不得罪的内容。
但重庆这三绝，对于患有高血压、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来说，却是三大不适应，七月的酷暑闷热，令他头晕恶心，浑身无力，难以忍受。日本飞机则连连空袭，四处轰炸，白天黑夜不得安宁。再加上这里的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虽然陈独秀已脱离中共，并公开表示以抗日为重，不反对蒋介石，但国民党显然对他仍不放心，处处监视他的行动，使他总有一种如梗在喉、如芒刺背的感觉。他真有些后悔当初到重庆来的决定，但现在后悔又有何用，如今半个中国都已被日本人占领，哪里又有太平之处。每每想到这里，他就叹息不已。
但重庆这三绝，对于患有高血压、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来说，却是三大不适应，尤其是那七月的酷暑闷热，更令他难以忍受，加上潘兰珍一到重庆便热得中了暑，头晕恶心，浑身无力，他心中更觉不安。日本飞机则连连空袭，四处轰炸、白天黑夜不得安宁，大后方也成了不安全的地方。再加上险都重庆、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虽然陈独秀已脱离共产党，并公开表示以抗日为重，不反对蒋介石，但国民党对他仍不放心，处处监视他的行动，使他感到非常沮丧、气愤却又无奈。他最痛恨的则是特务的跟踪监视，让他总有一种如梗在喉，如芒刺背的感觉。
一天他在夫人潘兰珍的搀扶下，去医院看病，明显感觉有几个便衣特务盯梢，气得他连病也不看了，半途返回，躺在床上生闷气。他真有些后悔当初到重庆来的决策，但现在后悔也无用，如今中国半壁河山已被日本人占领，象他这样能到重庆，不愁吃穿已属万幸，而且眼下举目无亲，乱哄哄的时代，哪里又有太平之处，离开这里，他又能到哪里居住？每每想到这里，他就叹息不已。
陈松年在宜昌滞留了半月，好不容易也到了重庆，虽然没有和他住在一起，但却经常过来看望他，这使他的烦躁的心多少得到一丝欣慰。
这一日，陈松年又来看他，闲谈之中，陈独秀又提到不愿在重庆居住之事。陈松年突然想到一人，道：“我们这次从宜昌到重庆，正巧和葛康瑜同行，听说他的舅舅邓仲纯在江津开了一家医院，混得还不错，要不我们到那里去。”
这一日，陈松年又来看他，闲谈之中，陈独秀又提到不愿在重庆居住。陈松年突然想起一事道：“我们从宜昌到重庆的船上，葛康瑜说他舅舅在江津，看看我们能不能到那里去住。”
陈松年提到的葛康瑜是陈独秀二姐的小女婿，他是大户人家出身，舅舅邓仲纯是清代书法家怀宁人氏邓石如的后裔邓绳侯。那边邓仲纯是葛康瑜的亲舅，这边陈独秀是葛夫人的亲舅，算起来这门亲戚也不算太远，但陈独秀并不认识邓仲纯，更不愿意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便摇摇头说：“我们过去和邓家少有往来，怎能冒然前去打扰，再说江津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一无所知，去了之后，万一再不行，悔之晚矣。”
陈松年见父亲并不想去，便不再多说。
父子俩正说着话，一位戴着眼镜，身穿长衫的老先生推门进来。此人姓沈名尹默，浙江湖州人氏，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大文科教授，五四时期是《新青年》编委，现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
陈独秀和沈尹默的友谊始于三十年前，那时候陈独秀刚刚和高君曼结婚，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一日无意之中在朋友家看到沈尹默写的一幅五言古诗，便找上门去，张口就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朋友家看到你写得诗，诗做得极好，其字俗入骨。”沈尹默被当头棒喝，傲气尽去，从此每日闭门发愤临摹汉碑，三年之后转而临摹北魏唐体，直到俗气全无，风骨挺立，才研习行草，最终创出自己俊逸典雅的书法风格，成为一代大师，自此也与陈独秀结下深厚友谊。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就是他向蔡元培力荐的结果。
此时陈独秀看到多年未见的老友，自然十分高兴，顿感病情好了许多，沈尹默看他憔悴的样子，劝道：“仲甫兄，你英雄一世，现在老了，身体又不太好，就不要过多参与政治，计较声名，还是安心养病为好。重庆太热，对你身体不利，若是能找一凉爽的山中居住，过一段世外桃源生活，对你是有益处。”
陈独秀连连点头说：“尹默兄言之有理，这几天我也一直在考虑换个环境，好好调养身体。蹲了几年老蒋的大牢，弄了一身病，什么高血压，胃肠炎、心脏病，非常讨厌。我现在已是无用之人，还能跟谁计较声名，保住老命就不错了。”
沈尹默开玩笑道：“仲甫兄一辈子争强好胜，现在有了与世无争的境界，我看离大彻大悟不远了。”临别，他即兴作诗一首赠给陈独秀，诗曰：
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
时乘遂入市，曲尽宜归山。
沈尹默的来访，使得陈独秀远离重庆的念头越发强烈起来，只是一时不知何处是理想的归隐之地。
（七十七）
说来也巧，正当陈独秀在山城不知何去何从之时，邓仲纯突然登门拜访。陈独秀见到邓仲纯大喜。他原来一直以为不认识邓仲纯，没想到这个邓仲纯就是当年与他一同留学日本的朋友邓初，只是回国之后，他改了名字。一晃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两人叙起旧谊，回想当年意气风发，青春年少，而今都已双鬓发白，年过花甲，便感叹光阴如梭，年华似水。
邓仲纯道：“仲甫兄，你我这些年虽然未曾见面，但你的丰功伟业却是响彻神州，如雷贯耳。小弟不才，行医一生，碌碌无为，但每每和人谈起，却是一向以与兄为同乡同学而自豪。”
陈独秀听罢直摇头：“仲纯兄你这样说真是折杀我也，我不务正业，从政一辈子，多以失败而告终，如今已成孤家寡人，流落他乡，无颜见江东父老，惭愧得很那。”
邓仲纯道：“非也，仲甫兄早年反清抗俄，发起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名垂千史，后又创建中共，更是石破天惊，何谓多以失败而告终，太过谦虚。如今激流勇退，远离政界，乃是上上之策。我这次来就是专门请仲甫兄到江津居住，也好安心养病做学术。仲甫兄真正的才华还是做学问，如有几年时间潜心著书，定成不朽之作，留传后世。”
陈独秀道：“我正不想住重庆了，只是不知江津情况怎样？” （七十四）
邓仲纯介绍道：“江津距重庆只有一百八十里，水陆都通，交通便利。国府迁都重庆后，到江津避难的安徽文教人员和学生也日益增多，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还专门在江津县德咸坝为安徽的流亡师生设立了国立第二安徽中学，由我三弟邓季宣任校长。”
陈独秀插嘴道，“季宣我记得，当年与我也有同窗之谊。”
邓仲纯又道：“潘赞化先生则在那里任总务处主任。”
陈独秀闻之大喜，道：“原来赞化也在江津，我们可是多年的生死之交。一九○二年，我从日本回到安庆和潘赞化、柏文蔚一起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社，创办《安徽俗话报》，鼓吹革命，遭到清政府通辑，只好再赴日本，又和他一起发起组织青年会。辛亥革命后，文蔚任安徽省都督，我任都督府秘书长，赞化在芜湖任海关监督，二次革命失败，我俩又再次结伴逃亡日本。赞化就是在芜湖任职期间，邂逅名妓陈秀清，并纳为小妾，这件事在社会和他的家庭都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当时有许多人借机大肆攻击赞化，只有我是坚决支持他的，我觉得他是将陈秀清从火炕中赎出，是正义和同情之举，无可指责，后来他们二人在上海结婚时，我与夫人君曼是唯一的来宾和证婚人。当时陈秀清为感激赞化再造之恩要改姓潘名遇良，还是我给她改为潘玉良，后来又是我建议赞化送她进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到法国深造。民国二十五年，潘玉良从法国回南京举办画展，听说我被判刑的消息，不怕惹祸上身，坚持展出了我的一幅油画肖像，并且注明是非卖品，可见她果真是个知恩图报的奇女子。咳，年轻的时候，书生意气，总觉得振兴中华，舍我其谁。没想到，几十年后，又和赞化同时避难来到江津，这世界真是太小了。”
俩人感叹了一番世事难料，人生苦短，邓仲纯又道：“我在江津县城开了一个‘延年医院’，行医治病，在当地还算小有名气。仲甫兄若是能来，我和季宣不甚荣幸，住所和生活费用不用担心，均由我们兄弟承担，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担，待抗战胜利，再同返故乡如何？”
陈独秀听了十分高兴，但又有些担心，问：“江津比重庆怎么样，也这么热吗？”
邓仲纯道：“江津是小城，比重庆凉快，目标小，敌机轰击也少，比较安全。”
陈独秀又犹豫着道：“若是犯病怎么办？”
邓仲纯笑道：“仲甫兄真是骑马找马，我就是开医院的，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行医三十余年，小病小灾尚能对付，若是大病，我送你来重庆，坐船半天就可到达。”
陈独秀不好意思地也笑了起来：“真是老糊涂了，神医在此，还愁生病之事。谢谢仲纯兄的热情邀请，这样吧，晚上我与夫人商议一下，明天一定答复你。”
是否去江津，陈独秀心中多少也有点犹豫。他原来以为，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朋友多、报刊多，信息传播快，便于从事抗日宣传。但来到之后才发现，政治和生活条件都不宽松，甚至比武汉还不如。现在看，虽然江津地方小，消息闭塞，但有故友热情邀请，而且老乡甚多，能够互相照应。再加上自己近来身体确实每况愈下，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调养一下，于是，他便下了去江津的决心。
晚上，他躺在床上问潘兰珍：“阿珍，邓先生邀请我们去江津，那儿安徽同乡很多，生活比较方便，你说去是不去？”
潘兰珍一向对陈独秀言听计从，这几年她随陈独秀辗转飘离，多少也见过些世面，接触过不少社会名流，她越来越感到老先生是个神秘的大人物，他到哪儿，哪儿都有做大官的朋友帮助他，衣食住行都不用担心，既使是蹲监狱的时候，就连蒋总统的夫人也亲自去看望他。这使她更加从内心深处崇敬陈独秀，对他的情爱，也越来越笃深。她知道，他虽然平时对她大多板着面孔、少言寡语，但内心是很爱她的。眼下见独秀征求她的意见，便道：
“阿拉自嫁罢先生，就与先生相依为命。阿拉想，既然侬的好朋友一番好心相邀，重庆这个地方侬又不习惯，别的地方又无处可去，到江津去避难，也是蛮好的嘛。”
陈独秀点点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那就这样定了，你看行吗？”
潘兰珍道：“侬已拿定了主意，何必还问阿拉？”
陈独秀深情地道：“这事关咱俩今后生计的大事，岂能我一人说了算？”
潘兰珍顿时露出幸福的笑容，孩子似地依偎在陈独秀怀中。
（七十八）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陈独秀和潘兰珍这对患难夫妻，终于告别山城重庆，再度溯江而上，乘上自重庆到江津的“民惠”轮船。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陈独秀和潘兰珍告别山城重庆，乘“民惠”号轮船，再度溯江而上。
八月的天气，正是重庆最热的时候，“民惠”轮的客舱里挤满逃难的难民，更是空气污浊，燥热难忍。陈独秀站在甲板上，默默凭舷凝视着那滚滚流逝的江水，想到此去江津，或许可以避开日机轰炸和无休止的政治纷争，恢复昔日那挥毫写作、安逸平静的生活……，他的脸上不禁浮现出一丝饱含希望的微笑，抬头眺望，只盼望那江津城早点跃入眼帘，早一刻踏上那陌生的异乡之地，开始他隐居的田园生活。
江津县紧依长江，建于汉献帝建安六年，有八十余万人口。一条形如“几”字的江水，把它一隔两开，北为德咸坝，南为县城几江镇。山峰峭拔，形如金鼎的“鼎山”，高耸江畔，成了它的标志。江津山水映衬，景色壮丽，江水滔滔，水势奔涌，水天辽阔，飞舟直下，气势磅礴。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淳熙三年在成都任知府，因病回家乡江苏休养，在泸州上船顺江而下，路过江津城时，曾写了一首赞美江津的风景诗： 西风扶橹似乘槎，水阔滩沉浪不花；
梦里竹间喧急雪，觉来船底滚鸣沙。
江津县城距重庆仅九十公里，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只是抗日以来，川黔公路忙于支前，加之燃料紧张，汽车少有客运，来往重庆江津之间的人们，主要是乘坐轮船。江津的物价也比重庆便宜，市场繁荣，文化发达。因此自去年，疏散到这座僻静小山城的机关、学校、难民以及知名人士特别多，素有“小重庆”之称，俨然成为陪都的小后方。
正午时分，“民惠”轮汽笛长鸣，缓缓停靠在江津通泰门外的几江码头，陈独秀在潘兰珍的搀扶下，小心翼翼地走过摇晃的木跳板，好不容易登上岸来。
早已迎候在码头的同乡好友潘赞化、邓仲纯、邓季宣、方孝远等，穿过拥挤杂乱的人群，疾步走上前，多年不见的同窗好友热烈握手相拥，相互寒喧一番之后，向江津城里走去。
邓仲纯的妻子早已迎候在门前，可是当陈独秀领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跳进她的眼帘，她原本笑吟吟的面庞顿时阴沉下来，她原来听丈夫说陈独秀的妻子年少，原以为顶多年龄相差十来岁罢了，谁知一见，一个六十多岁，一个才二十多岁，做女儿都太小，这成何体统。邓氏是个大家族，虽逃难客乡，但在江津也是很有名望的，今天若让这等老夫少妻住进家门岂不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想到此，厌恶情绪陡生，感到街房邻居指指点点都好象是在嘲笑她。
当陈独秀夫妇在邓仲纯等人的簇拥下，有说有笑地来到黄荆街83号邓氏“延年医院”门前，正要上前与邓夫人说话时，邓夫人突然脸色骤变，一转身进大门，“咚”一声把大门紧闭，将大伙都关在门外。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大伙都惊呆了。陈独秀不知邓夫人火从何来，站在门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十分尴尬。潘兰珍窘得脸色涨红，似乎觉得背后看热闹的女人们都在讥笑她，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忠厚老实的邓仲纯不知所措。陈独秀来住，夫人明明是同意的，可不知一下子为什么突然翻脸，这般无礼，让人下不来台？他虽说是留日名医，在江津人品医德有口皆碑，但惟独惧内。面对此状，虽然气得浑身发抖，恨不能把夫人拖出来打两个耳光，但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心里想想而已。此时只能不住地向陈独秀连赔不是，表示歉意。
陈独秀毕竟是九死一生，闯过世面，见多识广的人，虽当众吃了邓夫人的“闭门羹”，十分难堪，但还是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连声对邓仲纯说：
“仲纯兄，我们都是同乡好友，这也算不了什么，嫂夫人一定有自己的难处，你也不必太自责。”
方孝远见此尴尬窘状，忙上前解围道： “大家都不是外人，不要为了一点小事伤了感情。我看，还是先找一个客栈让仲甫先生暂时歇息，再从长计议。”
“我看也好。”潘赞化表示同意。
邓仲纯面带愧色，连声道：“那就拜托孝远兄了。”
此时，各地来江津避难的人蜂拥而至，达数万人，县城内本来有数的几家客栈，早已挤得满满的，又大多为包房，很少有流动。许多本地住户，都将空房租给了难民，但仍有不少人露宿街头。
方孝远领着陈独秀夫妇一连找了几家客栈，总算在东门城内郭家公馆暂时安顿下来，有了流亡的家。陈独秀对此感慨万端，他万万没有想到，向来呼风唤雨的他，一踏上江津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却是当头一棒，吃了一个女人的“闭门羹”，让他当众出丑，人格上受到莫大耻辱。幸亏危难之时，能得到朋友相助，不然的话，即使马上重返回重庆，当日恐怕也要露宿街头了。
他在给重庆的三子松年信中写道：
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方太太（即方孝远之妻——引者）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中午甚热），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即养母谢氏——引者）未同来也。
……
这一整天，潘兰珍几乎默默无言，心事重重。到了晚上安歇之时，突然幽幽地道：“老先生，阿拉看得出来，白天那女人分明是冲我发的火。是阿拉拖累了侬，阿拉让侬丢了面子……” 陈独秀捂住妻子的嘴：“千万不要这样说，我们是患难夫妻，这些年你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感激还来不及呢。”
这天夜里，陈独秀突然心脏病和胃病一起发作，心闷、胃痛交加，脸色苍白，双目紧闭，满头大汗，嘴里不住地呻吟，潘兰珍吓得不知所措。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又不知医院在那里，虽然知道邓仲纯是医生，但一想到他老婆凶巴巴的样子，心里就打怵，可不去又不行，只好硬着头皮跑到邓仲纯家报信。邓仲纯一听陈独秀病了，知道和昨日吃了妻子“闭门羹”有关，心中万分内疚，急忙背着药箱赶到郭家公馆。他给陈独秀看过病后，对潘兰珍说：“仲甫兄主要是劳累过度，天热烦躁，血压有些高，心律不齐，腹部发胀。没什么大的关系。我给他打一针，再吃点药，明天就会好转的。”潘兰珍听了这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一早，邓仲纯又背着药箱来到郭家公馆，顺便还带来了一些生活用品。潘赞化听说独秀病了，也赶来探望。此时陈独秀已经好了许多，见到两位朋友来了，心中高兴，便坐了起来。
邓仲纯道：“仲甫兄，你这次发病，全由内人引起，真是惭愧得很。”
陈独秀笑道：“你我兄弟肝胆相照，仲纯兄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嫂夫人自有她的难处，我们并无责怪之意。”
陈独秀笑道：“仲纯兄这么说就见外了，你我兄弟肝胆相照。嫂夫人自有她的难处，我们并无责怪的意思。”
说话间，潘赞化看潘兰珍出去买菜，便悄声问道：
潘赞化见潘兰珍出去卖菜，便悄悄问道：“仲甫，邓夫人那天显然是冲着嫂夫人耍的脾气。你什么时候又找了这位，君曼呢，又离婚了？”
陈独秀听了面色黯然，半晌道：“君曼早已去世了。兰珍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来到我身边的，我们是患难夫妻。我在南京坐了五年监狱，她侍候了我五年，默默为我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我一生三次婚姻，原配妻子高晓兰是父母包办，没有共同语言，她不理解，不支持我的事业，终究分手。后娶的夫人高君曼是自由恋爱，她对我的事业确实给予了很大支持，但她是想过一种安逸的教授太太生活，而我不会满足她这一切的，我们只能同甘苦，不能共患难，最终还是分手了。阿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她是苦出身，心地善良，温柔贤淑，是真正的患难夫妻。如果说我一生所求大都是失败的，到了晚年，能娶这位太太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成功。”
说着，陈独秀慢慢向邓仲纯、潘赞化讲述了一段情意绵绵的爱情故事……
陈独秀问：“重庆之名从何而来，可有典故？”
张恨水道：“重庆是个历史古城，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相传禹生于四川，娶于江州涂山，就是今日的重庆。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时代，这里曾称为江州、渝州，唐朝诗人李白在《峨嵋山月歌》中吟唱的‘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指的即是这里，重庆简称渝即来源于此。南宋赵淳受封恭王，镇守这里，后来他当了皇帝，将恭州升为重庆府，取其双重喜庆之意，这就是重庆名字由来。”
陈独秀称道：“巴渝文化源渊流长，有时间我一定多向恨水兄多多请教”。
张恨水道：“请教不敢当，不过仲甫兄既到了重庆，有时间还是值得研究研究的。重庆不同中原，这里地域闭塞，道路坎坷，气候湿热，因此巴渝人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在婚丧嫁娶、文娱游戏、崇拜禁忌、岁时节令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与中原文化有着明显而有趣的差异，比如说，春节拜年、十五观灯、清明祭祖、中秋赏月以及悬酒幌、赶庙会、坐花轿、放风筝等民风民俗，还有重庆川江号子、乡间吹打、铜梁龙灯、秀山花灯戏等都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处处反映出巴渝特色。”
高语罕道：“重庆人古怪的事情多的很，爽直中带几分鲁莽，热情中带几分狡黠，幽默中带几分土俗，认真中带几分滑稽，闲逸中带几分急燥，宽容中带几分排外，民间将其归纳为‘重庆十八怪’，很有意思的。”
陈独秀绕有兴趣地忙问：“哪十八怪，快快道来？”
高语罕不紧不慢地道：“七十岁叫‘女娃儿’不为怪，八十岁喊‘崽儿’很自在，男人染发装‘老外’，女人的肚脐眼露在外，说话着急像比赛，方言又多又古怪，火锅越热越要卖，不吃小面不自在，爬坡上坎当小菜，坐车没有走路快，路边打望好愉快，棒棒满街找买卖，其他我也记不住了，总之，怪得很呢。”
张恨水又道：“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真正了解重庆，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饮食着手。重庆的川菜博采全国各大菜系之长，兼收并蓄，妙味无穷，到重庆领略巴渝饮食文化，必须品尝堪称独秀天下的重庆火锅，今天便要让仲甫兄你开开眼界。”
陈独秀担心道：“这么热的天还能吃火锅？”
张恨水笑道：“火锅越热越要卖嘛，辣得冒汗，那才够味，过隐哪。”
陈独秀本来不爱吃辣，但被张恨水一番话，鼓动得动了心，先尝一尝，虽辣得舌头发麻，但果真是美味无穷，便放开胆子吃起来。这一顿饭直吃到月上树梢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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