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陈独秀将全部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王明却无中生有地挑起了轰动一时的陈独秀“托匪汉奸”案，最终导致他与中共关系彻底破裂。
（七十）
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这天晚上，陈独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入眠，十年来和托派的关系渊源、是是非非一下子涌到眼前，一遍遍像过筛子一样磨损着他的心，使他感到一阵阵发痛。他知道，托派近来在社会中的形象非常不好，在一些人眼中托派即“汉奸”，这实际上也是他出狱后否认和托派还有关系的重要原因。而在要不要抗日、如何抗日问题上，他和托派实际上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这也是托派组织不断批判他甚至一度将他开除出党的重要原因。
应该说，陈独秀组织中国托派的历史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尽管他的主观愿望是想纠正中共所谓的“错误”，尽管他自始至终从不承认自己脱离共产党，尽管他一以贯之的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并且为此而被捕判刑入狱。但是，不管动机如何，他成立托派小组织并不断攻击中共的行为，毕竟为党的组织原则所不许，客观上起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用飞机大炮无法达到的效果，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然而，公平地说，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陈独秀一直是积极的、坚定的、毫不动摇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了第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他积极响应，发表了大量文章，支持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和对日宣战的要求，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说：“在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中，只有排货和对日宣战这两个主张，不但是多数人民的意志，而且比较的正当。”（1）5050）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陈独秀专门致函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但那时中央正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对他的意见未予理睬。
被捕之后，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理由就是：“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救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2）5151）身陷囹圄的陈独秀能在国民党法庭上斥责卖国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足见其抗日立场是鲜明的。
他对汉奸行为恨之入骨，在《辩诉状》中，驳斥国民党强加给他的“叛国”罪时，质问道：“国民党竭全国人民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无诚意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组织，钳制人民口舌，使之‘镇静’，使之‘沉着应付’，即使之驯羊般在国民党指挥之下，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3）5252）在这里，他不仅继续强烈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而且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抗日主张。
他出狱后，更是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发表了大量抗日的演讲和文章，甚至为了联合抗日，他宁可低下“高贵”的头颅，主动向中共中央伸出友好之手.......
陈独秀前思后想，实在想不出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有过和日本人亲近的事情。可为有人突然一口咬定他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的汉奸？他越想越觉得事出有因。便干脆从床上爬起来，坐到桌前，拿起《解放》杂志，仔细读起来……
“康生”。好熟悉的名字，陈独秀皱起眉头在大脑中搜索着和这位作者在什么地方见过。突然，他想起来了，大革命时期，他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时，康生是上海总工会一名不起眼的小干事，没想到今非昔比，到莫斯科喝了几年洋墨水，摇身一变居然成了中共要员。可是陈独秀还是不明白，当年自己与康生共事时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何来的矛盾？何来的恩怨？看来，康生只不过是一个马前卒，他的背后肯定有唆使者。那么，是谁对自己有如此深仇大恨？竟然想拿一顶“汉奸”的大帽子将他置于死地。
陈独秀苦苦思索着，慢慢地，一个梳着小分头的青年形象在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他恍然大悟，真正的后台老板是王明。
陈独秀清楚地记得，一九二七年初，米夫率联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将当时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王明推荐给陈独秀，希望安排他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对此，陈独秀十分反感，可又不便推辞，于是就让王明在中宣部当了个干事。王明对此大为不满，耿耿于怀，从此便和陈独秀记了仇。进入七月后，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汪精卫开始磨刀霍霍，王明见势不妙，又跟着米夫返回了苏联。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王明第二次回到中国，他落井下石，多次发表文章，攻击陈独秀，直到顾顺章、向忠发叛变，白区形势空前紧张，王明便又返回了莫斯科。这次王明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便得知了中共中央曾与罗汉秘密联系意欲和陈独秀合作抗日之事，大为恼火，于是便要抢先一步，借斯大林反托派这把刀，置陈独秀于死地而后快，让他在国人面前永世不得翻身。
陈独秀的判断是正确的。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始作俑者的确是王明。王明在这件事情上之所以大做文章，里面自然有他心胸狭窄、公报私仇的成份，但还有更加重要的原因和深层次的政治背景，则是陈独秀万万想不到的了。
首先是联共党内斗争以及第三国际指示的影响。
在联共党内，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等人后，为进一步巩固现实的政治局面，继续奉行坚决“清洗”的方针，以期把党内一切不满于斯大林的所谓托派分子肃清，以绝后患。一九三六年八月，苏联先是审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16人处以死刑；一九三七年一月，苏联又审判“反苏托派中心案”（或称“托洛茨基派危害苏联案”）皮达可夫与拉狄克等15人又被枪决。紧接着，苏联在国内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成千上万的异已分子被逮捕流放、失踪、枪毙。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全会报告中正式宣布，托洛茨基派“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在其进行反共产主义、反苏维埃政权、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斗争中的先锋队”，现在它“已不是工人阶级中一个政治派别了，现在已变成外国侦探机关所雇佣的匪徒侦探、破坏者、危害者和杀人犯的卑污的无原则的匪帮了”。（4）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共产国际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决议指出：“共产国际各支部在会场上以及报章上开展有系统的斗争，以反对法西斯的走狗-------托洛茨基主义”，“各支部在党的各组织中，从党的高级机关起，至党的初级组织止，讨论并研究本决议，同时须顾及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5）出席这一会议的有17个国家的共产党（支部），代表中共出席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和康生。会议结束不久，王明、康生就受命回国贯彻上述指示精神，把矛头直指陈独秀，也就十分自然了。5353）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共产国际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决议指出：“共产国际各支部须在会场上以及报章上开展有系统的斗争，以反对法西斯的走狗——托洛茨基主义”，“各支部在党的各组织中，从党的高级机关起，至党的初级组织止，讨论并研究本决议，同时须顾及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15454）出席这一会议的有１７个国家的共产党（支部），代表中共出席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和康生。既然如此，王明、康生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回国贯彻上述指示，矛头直指陈独秀，也就十分自然了。
其次是中共内部的矛盾斗争。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王明、康生制造“陈独秀托匪汉奸案”，打击陈独秀还在其次，主要矛头却是指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一九三一年初，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升任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王明成了惊弓之鸟，于是函谒米夫，要求到共产国际任职。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几乎就在陈独秀被捕的同时，王明离开上海，乘日本客轮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鉴于此时周恩来此时已决定前往中央苏区任书记，张国焘、陈昌浩也受派到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局，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所剩无几，王明离别前召开会议，成立了由博古、张闻天、李竹声、卢福坦、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任常委，博古负总责。这6人中，除卢福坦、陈云外，其他4人均不是中委和候补中委。
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组成常委，由博古负总责。这6人中，除卢福坦、陈云外，其他4人均不是中委和候补中委。
博古在一九四三年谈到这一任命时说：那是在向忠发被捕后，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到一个酒店开会，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决定博古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
王明走前再三叮嘱博古，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这样，实际上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王明一直遥控着国内中共的政治走势。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在博古的把持下丢失了中央苏区，后来党史上却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命名的缘由。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才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长征过后，经过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到洛川会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基本完成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策略的转变，表明这一代中共中央已经在政治、思想上成熟，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地位也随时间的推移为历史的逐渐证明。对此，王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无奈远在莫斯科，鞭长莫及，再无法遥控指挥国内局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再度合作，王明躲在苏联长达6年之久受命回国，终于等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王明与康生一起从莫斯科取道乌鲁木齐回国。这次回国，王明踌躇满志，得意洋洋。在苏期间，王明一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一九三五年当为共产国际“七大”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而在此次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仅被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很显然，从中共隶属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看，毛泽东还是王明的下级。更何况，行前国际共运的最高领袖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均接见了王明，对中共中央的对内对外改革均作出了明确指示。因此，王明是身揣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回国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乘飞机抵达延安，他野心勃勃，拉开架式准备再次篡夺中央大权。毛泽东、朱德等党政军要员均往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更是在机场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但是王明这位“国际神仙”并没有让延安高兴多久，他将从苏联带回来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路线的右倾路线马上倾注到中共方针、政策中。他先是在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抛出一个“七大”“准备委员会”的名单，把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列在第六位，自己却列在第二位，只在毛泽东之下，但这他还不甘心，于是就抓住毛泽东、张闻天与陈独秀、罗汉联合抗日问题大做文章。
延安整风时，博古回忆过这一任命的产生过程：那是在向忠发被捕后，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到一个酒店开会，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决定博古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上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
王明临行前再三叮嘱博古，万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此后王明一直遥控着国内的政治走势达4年之久。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在博古的把持下丢失了中央苏区，党史上却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命名的缘由。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才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的纲领》，决定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方针，以转变军事战略，这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人民胜利结局奠定了基础。不久，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飞机场，东渡黄河，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这些战斗和战略举措，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符合中国抗战实际的，是行之有效的，因而也是可行的。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随之而逐渐为全党认可。对此，王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无奈身处异乡，鞭长莫及，再无法遥控指挥国内局势，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王明受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终于盼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次回国，王明踌躇满志，得意洋洋。在苏期间，王明一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一九三五年又当选为共产国际“七大”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而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在这次大会上仅被选为执委会委员，很显然，从中共隶属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看，毛泽东又变成了王明的下级。而且，王明清楚地知道，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实行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政自主的原则并不同意。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共产国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明。
王明和季米特洛夫关系非同一般。王明在共产国际待了整整六年，同季米特洛夫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季米特洛夫唯一的儿子当时已在战争中牺牲，因而十分喜欢王明的大女儿王芳妮，常常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王明夫妇临回国时，就把王芳妮留给季米特洛夫作养女，这使他大感欣慰。王明认为，如果毛泽东和他发生了争执，从感情上讲，季米特洛夫的天平无疑会偏向自己。其实王明在这一点上显然低估了季米特洛夫的政治觉悟，六年的相处使得季米特洛夫十分了解王明喜欢“争权”的性格，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绝不会无原则地帮助王明。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的师哲后来回忆说：“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专门提醒过他说：‘虽然你在国际工作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共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6）然而王明此时已被喜悦冲昏了头脑，季米特洛夫的提醒根本听不进去。况且，行前就连斯大林都专门接见了王明，对如何纠正中共现行的政策作了明确指示。因此，王明可以说是怀揣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回国的，他就是认为自己代表共产国际，他就是要回去和毛泽东争领袖地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和康生乘飞机从莫斯科取道乌鲁木齐抵达延安，他野心勃勃，拉开架势准备向毛泽东发起进攻，再次篡夺中共大权。心胸坦荡的毛泽东亲自率全体中共党政要员冒着严寒到机场欢迎，并当即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热情抑扬的讲话：“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但是王明这位“国际神仙”并没有让毛泽东高兴多久，便将从苏联带回来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马上倾注到中共方针、政策中，接着，抓住毛泽东、张闻天与陈独秀、罗汉商议联合抗日之事开始大做文章。
十二月四日，王明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一方面大肆诬称陈独秀为“土匪”，一方面在党中央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前，擅自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透露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以敲山震虎的手段向毛泽东、张闻天施加政治压力，意图在于表示自己具有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特殊身份，唯有自己能够先得国际指示又最有资格来传达乃至贯彻国际的指示。
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王明以《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为题作了报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否定毛泽东过去制定的许多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公然与同年八月毛泽东、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洛川会议精神唱起“对台戏”。在王明的“高压”之下，多数领导人对以往的工作作了检讨，认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的太高”，“夸大了对右倾的危险”，“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张闻天甚至承认说：这些错误，我与毛泽东要负责的。会上，王明没和任何人商量，私自提出一个“七大准备委员会”名单，把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下降到第六位，把自己上升到第二位，只在毛泽东之后，企图取张闻天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与毛泽东党、政分权。鉴于王明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政治身份，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处书记，连同以前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5位书记，使中央书记处书记达到8位。同时接受王明的提议，决定成立党的“七大准备委员会”，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5人组成秘书处，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会议还决定王明兼任新设置的长江局书记，并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公开身份驻武汉，而在王明赴武汉后，又出任新创刊的《新华日报》董事长，掌握了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宣传大权。很显然，刚刚回国的王明一跃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
会上，王明还就毛泽东、张闻天与陈独秀商议合作抗日之事大发雷霆：“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本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接着，王明以斯大林提出托派“已变成外国侦探机关所雇佣的匪徒侦探、破坏者、危害者和杀人犯的卑污的无原则的匪帮”为依据，对陈独秀恶毒进行人身攻击，大骂陈独秀是“杀人犯”、“汉奸”、“每日领取300元津贴的日寇间谍”。
当有人忍不住提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并非事实。”王明更加蛮不讲理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得了！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联共党内有许多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必然隐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和陈独秀恢复合作，而是加紧反托派。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7）
话至如此，与会者无不“为之默然”。的确，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共中央自然不能为了陈独秀的问题而得罪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则后果绝非王明所说的危言耸听，确实是会“不堪设想”。
为了把陈独秀彻底搞臭，王明在会后立刻加大了宣传攻势。一九三八年一月，罗汉在武汉见到周恩来，曾提出章汉夫的文章称陈独秀为“匪徒”不妥，周恩来解释说，原稿中的“匪徒”两字，是他亲笔勾去的，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又被误植上去了。“误植”是不可能的，显然是编辑背着周恩来贯彻王明指示的结果。同时，王明回国后发现美国作家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译本，书中记载了毛泽东对于陈独秀早年活动（建党前后）的客观评价等，认为这不符合反“托匪汉奸”运动的政治形势，马上命令各地禁售。几天后，王明抛出了杀伤陈独秀的重磅炸弹，康生那篇文章迅速发表，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接下来，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向全党作了开展“反托匪汉奸”运动的动员，发布党内通告，公布“中国托匪”名单，首当其冲的就是陈独秀，（8）这无疑对正在兴致勃勃忙于抗日宣传的陈独秀当头一棒，最终导致中共中央与陈独秀的合作谈判从此告吹。 56）
应该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使得王明暂居上风，此后，王明变本加厉，公然在武汉另立“第二中央”，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向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发出挑战。他拒绝在武汉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经毛泽东同意就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并以王明、周恩来、博古的名义直接向各地及八路军总部发布指示性意见；当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王明应留在延安时，政治局却出人意料地否决了毛泽东的提议；更让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变，朱德、彭德怀、项英经常去武汉，王稼祥、任弼时常驻莫斯科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理性的问题，指责毛泽东、张闻天等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后来毛泽东曾感慨地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我的意见出不了我的窑洞”。“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好在中共党内矛盾很快就被反映到莫斯科。一九三八年六月，季米特洛夫在听取了任弼时关于中共党的情况介绍后，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吵了”，王明“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在莫斯科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
季米特洛夫这时对王明态度的转变，有着一个微妙的政治背景。不久前，王明的后台老板米夫已经在斯大林“肃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清洗，米夫的倒台不仅使王明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伞，而且也促使斯大林对米夫一手扶持起来的干部表现出严重的不信任。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紧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康生、陈云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就连王明自己也意识到大势已去，不得不急忙见风使舵，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捧月一样拱卫在毛泽东的周围。王明争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权的企图就这样彻底失败了，此后王明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而此时身受王明迫害的陈独秀已黯然离开武汉，迁居四川江津，远离现实政治斗争的漩涡了。
其三是中共与托派组织之间对立斗争的影响。
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居住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多次发表文章，指责中共搞第二次国共合作，是“要把中国工人运动在政治上交给蒋介石及国民党，这是一种更可怕的罪恶”。中国托派第五个“临委”马上贯彻托洛茨基的指示，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再次攻击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一种“彻底投降”，“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是依附于一派资产阶级以反对另一派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针对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的污蔑陈独秀是“匪徒”的文章，一些托派成员也在武汉《大美晚报》上发表文章，称王明的言论“显然是斯大林指令的”，“他从莫斯科回来的重大任务，就是......用捏造、罗织、绑架、暗杀等一切惯用的手段来有组织的杀害一切异己。”
托派的这些言行，在中共党内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对于其他进步人士，则产生了一定的欺骗性和煽动性，也给中共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政治影响。于是，为了反击托派攻击中共的言行，中共中央最终默许了王明等人对陈独秀采取的过火行动。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那番话，之所以使得“举座默然”，原因正这这里。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托匪汉奸运动”，康生这篇文章的发表更是为这一运动起到了火上加油、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地方“肃托”扩大化，产生了极坏影响。
一九三八年秋，湖西（江苏、山东、河南、安徽）边区根据地在“肃托”过程中，发现了所谓“托派暴动计划”，有600多名党政军干部被捕受审，300多人被杀，整个苏鲁豫皖边区根据地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损失极其严重。直到次年十一月，一一五师挺进湖西，罗荣桓政委采取了紧急措施，才制止了这一事件的蔓延和发展。
一九八三年，中央组织部下发17号文件，对湖西根据地“托派暴动”案正式进行了平反昭雪，指出：“这一次以肃清‘托派分子’和‘托派组织’为目的的肃托运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因此，这一事件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一起严重的冤假错案。”（9）二00二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发的电视连续剧《罗荣桓元帅》，以较长的篇幅再现了罗帅处理这一事件的始末。
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注定了陈独秀必定再一次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七十一）
第二天一早，罗汉便领着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国民党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前来探望陈独秀。
王星拱道：“仲甫兄，我们从报上看到诬蔑你是日本间谍的文章，甚感吃惊。众所周知，你为人一向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你的生平事业和抗战言行，国人尽知。罗先生说你不想出来辩解，那是你心胸豁达，可朋友们会为你站出来主持公道的，这件事总有水落石出之时。”
段锡朋道：“所谓汉奸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诬陷，完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仲老清高一辈子，蒋委员长诺政府部长职位，仲老都不为所动，岂能为区区300元收买，捏造的手法也太拙劣。”
罗汉道：“康生的文章说我从‘九一·八’之后便开始领取日寇津贴，我那时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住在上海连饭都吃不上，这种情况中共党内有许多同志亲眼目睹，他们可以出来作证。还说我和仲甫兄在三七年六、七月间勾结美国侦探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事实上那时候仲甫兄尚在南京狱中，我则早已脱离托派，在上海工厂做工，从未去过南京，也未见到仲甫兄，如何‘勾结’？”
陈独秀恨恨地说：“他们提到的那个美国侦探肯定是指格拉斯，这个外国佬一向和我合不来，就是他将我开除出托派的，说我与他合作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罗汉又道：“每月接受‘三百元津贴’说法更是荒唐。半个月前，王明发表文章还说，托派分子张慕陶、徐继烈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津贴。（10）收买一般分子每月尚需五万元，而收买他们的领袖却只花区区300元，岂不怪哉？仲甫兄也太廉价了吧。众所周知，仲甫兄一篇论文的稿酬就可得三百元，他又怎能为区区三百元出卖人格，完全是胡说八道。”
段锡朋道：“文章说仲老和唐有壬谈判更是荒唐。唐有壬早在一九三五年就被刺身亡，现在又突然说他和仲老谈判，来一个死无对证，让你有口难辩，其用心甚奸。康生其人实在歹毒，将来必成大奸。”
5757）收买一般分子每月花五万元，而收买他们的领袖却只花三百元，岂不怪哉？仲甫也太‘价廉物美’了吧。众所周知，仲甫一篇论文的稿酬就可得三百元，怎能为区区三百元钱去当汉奸，完全是胡诌瞎说。” 段锡朋道：“文章说仲老和唐有壬谈判更是捕风捉影。唐有壬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以来，成为有名的亲日派不假，可他早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被刺身亡，现在突然说他和仲老谈判，来一个‘死无对证’，让你有口难辩，其用心甚奸。康生其人实在歹毒，将来必成大奸。”
陈独秀道：“非常感谢各位这么信任我，我是不准备声辩的，也没什么好声辩的，说多了倒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当年中共让我声明退出托派，我没声明；现在说我是‘汉奸’，我同样不准备声明，随他去吧，自有公论。”
王星拱道：“仲甫，我看你气色也不太好，千万不要上火，要注意保重身体。这件事我们会为你作主的。”
陈独秀感动地道：“疾风知劲草，日久见人心。每逢我遇难，各位总是站出来为我奔波，独秀真是感激不尽，无以回报，只能倾甚全力，宣传抗日，以报答各位相互知遇之恩。”
康生这篇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发表后，顿时，舆论大哗。一时间，武汉三镇恶浪滚滚，大有将陈独秀一口吞噬下去之势。然而，他们又拿不出陈独秀是“日本汉奸”的证据，这就使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共及其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莫大的怀疑和动摇，也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们提供了口实，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搅浑水，唯恐天下不乱，这就使得事件更加复杂，矛盾愈加升级。
首先站出来为陈独秀辩诬的是国民党上层人士和无党派进步人士。他们均是陈独秀多年好友或当年的学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汉口《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等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教授傅汝霖、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梁寒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张西曼、国防参议会参议员陶希圣、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段锡朋九人联名的公开信。信中指责说：
“中国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彼此各一是非，党外人士自无过问之必要。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默缄，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立刻在武汉三镇引起强烈反响。王明控制的《新华日报》迅速做出反应。
三月十六日，《新华日报》即针对上述联名信发表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称：“陈独秀是否汉奸，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行动以为段”。“由别人越俎代庖，均是无济于事”。短评还说：“陈独秀虽然声明了他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结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的”。短评甚至武断地说：“陈独秀自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以后，随着整个托派的堕落发动而走人完全反革命的道路。”（11）
这篇短文有三点地方在明显的强词夺理。
首先，悄悄地把“托匪”改称为“托派”，但又把“托派”与“汉奸”混为一谈，概称之“托派汉奸组织”，模棱两可。同时，将思想认识问题变成政治上的敌我问题，偷换概念。
次其，文章因为无法提供陈独秀的“汉奸”证据，便强调证明正伪的方法不在于证据，而在于当事人的言论态度，这显然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其三，暗示别人无权为陈独秀辩诬，否则便是越俎代庖，多管闲事。
同时《新华日报》还刊登了另一篇短评，说：“当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的时候，国民党同志不应把反对托派汉奸的斗争视作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而应“视作是全国人民的责任，同时也是国民党同志的责任”。
三月十七日，《新华日报》又一次发表短评《再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但依旧是老调重弹，以攻击为主，并未拿出事实证据。
王明、康生这种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蛮横行径，更加引起公愤。民主人士沈均儒对此愤而不平，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帽子。接着，张西曼又给《新华日报》写信声明他为什么敢负责地为陈独秀辩护。他说：“因为他出狱后，作过数度的访问。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对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大难日殷，我们一般许身国事的志士，应该痛定思痛，互相谅解，......万不能稍存意气，重蹈覆辙，骨肉相残，殃民祸国。这是我频年最诚恳的希望和努力之点。”
此时，性格倔强、不怕打、不怕压的陈独秀，见到朋友们在他蒙受如此之大的不白之冤时，敢于站出来为他进行辩护，主持公道，心中大感欣慰，更觉友情之重。然而，当他看到《新华日报》一而再、再而三，变本加厉连篇累牍地刊登短评，对他进行恶毒攻击诬蔑，越发愤怒，终于不再沉默，他决定自己出来辩诬。
(七十二）
6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主要是将国内的有关领导人位置作重新变动，企图取张闻天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与毛泽东党、军分掌，遭到与会者的抵制。
不过，会议仍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处书记，连同以前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5位书记，便中央书记处书记达到8位。这次会议还决定，中央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由毛泽东、张闻天、王明、陈云、康生5人组成秘书处，毛为主席，王为书记。很显然，刚刚回国的王明一跃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
在此种情况下，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背景，王明的意见一度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最明显的是，鉴于王明到达武汉后一再凌驾中央之上在公开场合发表与中央不相一致的言论，毛泽东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王明留在延安，然而在进行表决时，是以5票赞成3票反对否决了毛的提议。后来毛泽东曾感慨地说，他的意见出不他了的窑洞。
会上，毛泽东和张闻天顺便提出了陈独秀的问题。据张国焘后来回忆说，会前毛泽东曾对他谈起过陈独秀的问题，毛泽东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他也怀念与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15555）
三月十八日，陈独秀奋笔疾书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但《新华日报》拒绝发表。三月十九日，《武汉日报》全文发表了此信。
（七十）
三月十八日，陈独秀奋笔疾书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但《新华日报》拒绝发表。三月十九日，《武汉日报》发表了此信。
信的开头叙述了他出狱初期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地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顷见本月贵报短评，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评可以看出，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的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的问题”。
接着他满腔激愤地说：
“你们造谣诬蔑的苦心，我及别人都可以明白了。你们对我的要求是：‘他如果不甘与汉奸匪徒为伍，他应该公开坦白地宣言他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并在实际上反对托派汉奸行动’。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第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
他又反驳道：
“受敌人的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决不应该如你们所说，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除开真实的证据而外，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呵！……在政府机关未断定是否汉奸以前，任何私人无权决定他们为汉奸，更不容许人人相互指他人为汉奸，以为政治斗争的宣传手段。”
信中还说：“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来武汉后……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
他又说：“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
信的最后，他言词极为激烈地斥问王明、康生：
“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被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
应该说，陈独秀这一自辩，至少在否认自己为“汉奸”的问题上，是理由充足，逻辑严密，富有驳斥力的。
三月二十日，《新华日报》针对陈独秀这封公开信，又发表题为《关于陈独秀来信》的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接着又指责陈独秀要求拿出证据，是“无赖的口吻”，“装腔作势佯作不知道。”又狡辩道：“陈独秀虽然声明了他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把陈独秀和托派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种依据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来强行指控陈独秀为“汉奸”的说法，更加引起公愤。不久，罗汉发表了一封很长的致周恩来的公开信，详细叙述了一九三七年八月至十月间他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很融洽”的会见情况，驳斥了王明、康生对陈独秀和他本人的诬陷。这时，不仅陈独秀与中共已是剑拔弩张，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对共产党发起围攻，事态日趋扩大与严重。
后人在评价这段历史时写道：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王明等人以中共负责干部的身份把陈独秀打成“汉奸”，“使广大有正义感的人们十分费解和不满，从而对我党及其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们提供了口实，致使我们党的威信蒙受严重的损失”。（12）59）
在这种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形势面前，时任中共长江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和军事部长的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对各方面人士做了大量的调停工作，以求事态的缩小乃至平息。他几次托陈独秀的老友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去看望陈独秀，希望他“不要行动，不要发表文章”。另外，又专门派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从长沙请来一位神秘人物调解纠纷。此人便是陈独秀当年的学生、部下何之瑜。何之瑜的出现，最终对事态的平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何之瑜原名何资深，生于一八九八年，湖南安乡人，是刘少奇前妻何宝珍的哥哥。他早在北大上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做过湘潭县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是党的“五大”代表。秋收起义时任湖北特派员，后参加党的“六大”，历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山东省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等职。
何之瑜对陈独秀可谓是忠心耿耿。当年陈独秀公开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时，何之瑜和夫人张以森是81个签名者之一，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中共中央为了挽救他们，曾在一九三0年三月出版的第86期《红旗》上刊登致签名者的一封信，希望他们在“一星期内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限一星期内必须交到中央”。但何之瑜、张以森拒绝发表反陈文章，便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便跟随陈独秀从事托派活动，曾任托派“临委”秘书长，一九三一年五月被捕，直到一九三七年才获释，出狱后厌倦了政治，便隐名埋姓，将何资深改名为何之瑜，躲到长沙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去了。但不久，何之瑜又和陈独秀走到一起，从四川重庆到偏僻小城江津，始终照顾陈独秀的生活，直到陈独秀病逝为他送葬。
何之瑜和毛泽东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大革命时期他和毛泽东同在湖南省委工作，何之瑜任省委组织部长，毛泽东任省委书记，马日事变后，他接任毛泽东出任湖南省委书记。他们又同是秋收起义的负责人，毛泽东是中共中央特派员，主持整个湘鄂赣边区起义工作，何之瑜是湖北省委特派员，在岳州负责湘北暴动工作。分别时，何之瑜还专门送给毛泽东两样礼物，一本《水浒传》，一张湖南农村的“邮政图”，后来这张图对毛泽东在井冈山打游击帮了大忙。何之瑜的妻子张以森和毛泽东也非常熟悉，大革命前她曾与母亲一起在长沙掩护过做地下工作的毛泽东，后来又在武汉为毛泽东抄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由此可见，在陈独秀和中共闹的不可开交的紧要关头，周恩来想到把何之瑜请出来调解纠纷，可以说是费尽苦心，其意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这种真心解决问题的态度，使陈独秀深受感动。陈独秀一向对周恩来印象不错，认为他是有政治头脑、善于处理问题的人。所以，他听了周恩来的话，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不再就此事公开发表言论，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后，公开的论争渐渐趋于平息。
但是平息只是暂时的，由于事情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无论是中共还是陈独秀，都耿耿于怀，心存芥蒂，并不时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而周恩来就当时所处位置也只能将事态控制在不公开化的程度，其他的，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了。
不久，新中国出版社出版了陈绍禹（王明）、徐特立等人所著的《托派在中国》一书，书中收入了宣传反“托匪汉奸”运动的文稿十篇，其中即有陈绍禹的《托洛茨基是什么》，也有康生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其他文章也大多贯穿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谓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派不仅是共产党的敌人，而且也是国民党的“敌人”，说陈独秀“现在一切的言论和行动，完全是于日寇有利的，完全是为日寇服务”，由此要求国民党方面把陈独秀的文章“作为汉奸的东西”来加以查禁。（13）60）
陈独秀马上反唇相讥，在《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一文中，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讥讽《新华日报》：“凡是攻击法西斯特的人们，便应该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和法西斯特同样的行为，不要在别人是‘暴行’、‘横行’、‘钳制’、‘封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自己便是政治斗争的正当手段，说什么‘只问目的，不择手段’！”（14）
一九三八年四月八日，陈独秀余怒未消地给何之瑜写信说：“徐老先生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明其妙！罗汉的事，有他自己与你们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是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虽然此后，陈独秀信守了对周恩来的承诺，不再在公开场合就此事发表言论，但他在以后的有关抗日文章中，却明显增加了攻击中共路线政策的言论。
这一曾经轰动一时的“托匪汉奸”案，在陈独秀早已千疮百孔的心灵又划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对于他晚年的思想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案虽然主要是由王明、康生等人挑起，但因为当时王明的地位决定了他的言行客观上是代表中共中央的，因而陈独秀也就完全把这看作是中共对于自己的诬陷。这就彻底粉粹了他原想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愿望，加深了对中共的敌对情绪，同时，这也加剧了他对指使王明发起反“托匪汉奸”运动的后台老板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促使他形成了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和共产党民主集中集组织原则为核心内容的“最后的政治意见”，从此，他与党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地破裂了。而托洛茨基则乘机加紧拉拢他，也就在客观上再一次使他靠近了本来不想再发生联系的中国托派组织，最终使他离党越走越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托匪汉奸”案给了他晚年政治生涯以致命一击。
然而，陈独秀究竟是不是汉奸呢？有人说他是，有人说他不是，重说纷纭，没有准确答案。首先挑起事端的《新华日报》也没有说他不是了，于是，陈独秀就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不明不白人。实际上，陈独秀头上这顶“汉奸”帽子，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摘掉。
水有源，债有主，评论陈独秀不能不涉及到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一九八八年八月四日，苏联塔斯社公布了《苏共中央政治局重新研究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被迫害事件材料委员会公报》，对托洛茨基反革命案宣布“彻底平反”。当时的苏共中央认为，托洛茨基早年不是混入革命，不是投机革命，而是主动积极地参加革命，并且在俄国十月革命中担任了“组织宣传者”的角色，明显有功于革命。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对其采取的全盘否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分歧（包括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属于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而且托洛茨基的若干意见，也是正确合理的，相反斯大林在这方面存有许多错误。后来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及共产国际之间矛盾斗争愈演愈烈。迫使托洛茨基最后逃离苏联作政治流亡，其主要责任亦在于斯大林，苏联当时对托洛茨基有关的几个政治案件的处理，纯属冤案。
既然托洛茨基已经不是大革命，那么，当年共产国际《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以及中共按这一决议精神开展的“反‘托匪汉奸’运动”均失去理论依据，自然应该予以否定。据此，陈独秀“托匪”问题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何况，在一九三八年初此案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宣布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了，并且在政治上是坚决主张抗战的，没有任何叛国投敌的“匪徒”行为。“汉奸”一说更是无中生有，以陈独秀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拿区区三百元钱就可以收买，捏造的手法可以说太过拙劣。因此，从逻辑上推论，陈独秀案纯属政治陷害，千古奇冤。
于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首先发表大量文章，对陈独秀“汉奸”论提出置疑。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中国托派放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一起的说法，专门注释道：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托派和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这条注释，可以说为陈独秀“托匪汉奸”案非正式平了反。
注释
（1）《火花》第3期
（2）《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17期
（3）陈独秀《辩诉状》，单行本1933年版
（4）斯大林1937年3月3日日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5）此决议后刊《解放》第32期（1938年3月5日）
（6）《红管家----回忆任弼时同志》，载《中共党史六十周年纪念文选》，第363页
（7）张国焘：《我的回忆》
（8）此文件为国民党方面所收藏，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
（9）中组发（1983）17号文件转发山东省委《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10）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解放》第26期
（11）《新华日报》，1938年3月17日
（12）唐宝林：《旧案新考》
（13）普丁：《彻底肃清托洛茨基匪徒》，《托派在中国》，（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5月出版
（14）此文刊《政论》第１卷第29期（1938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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