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把囚室当研究室，潜心著书，取得了令人瞩目学术成就，但由于他拿出相当的精力协调狱外的托派组织活动，这使他最终没能实现最初拟定的写作计划。
（六十三）
陈独秀判刑后，被关押到江苏第一监狱服刑。由于陈独秀身份特殊，一个人住一间牢房，其他同案犯则住普通牢房，监狱专门为他申请了一大笔款，特意将他住的牢房翻修一新。开始管制较严，不准亲友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完全失去人生自由。而他本人被捕时正值胃病复发，一度不能进食，身边又无人照顾，真的感到生不如死。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不像此时在看守所中尚有随时在室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之自由，狱中购买药品和食物当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为还是大辟爽快一点。”（1）
由于陈独秀原来在社会上的影响太大，虽被判刑入狱，但探视关心他的朋友一直络绎不绝，这些朋友除了早年的共产党或现在的托派成员外，多为国民党上层人士和社会各界名流。他们对陈独秀的帮助也各有侧重，像蔡元培一直致力于对他的政治营救；高语罕主要是帮助他处理上海的家庭事务；章士钊除了苦心孤诣地为他出庭辩护外，还十分关心他的身体健康，经常介绍医生到狱中为他看病；汪原放则主要是为他寻找和寄送所需的各种书籍。另外，陈独秀北大时的学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处长段锡朋，对他的帮助更大，段锡朋是最早前来探监的人，在陈独秀正式判刑后，他又一度成为陈独秀与其他友人书信往还的代转人，平时，他还经常去探监，多次赠送衣物食品。由于他们的这种关心帮助不含有任何政治目的，纯粹是私人友情，陈独秀也就都坦然受之了。
这期间，蒋介石还专门派夫人宋美龄以及国民政府铁道部长顾孟余、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前来劝降陈独秀，但都碰了软钉子，无功而返。顾孟余大发牢骚：“这老头子，给脸不要脸，他以为他是谁呀，都当了囚犯了，还充好汉。”徐恩曾则感慨道：“我原以为经过这几年的变故，可以使陈独秀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交谈之后，我才发现，他的态度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倔犟，不可救药了。”
这一日，刚从欧洲回国的国画大师刘海粟到狱中看望陈独秀，他刚刚走进牢房，便紧紧握住陈独秀的手大声说：“仲甫先生，我在国外就听说了你在法庭上精彩的自辩状，身处险境，还敢和恶势力斗，真是宝刀不老，你伟大。”
“还是你伟大，敢画模特，和封建势力斗。”
陈独秀说完，两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仰慕敬佩之情尽在不言之中。
刘海粟与陈独秀相识于“五四”运动中，他对独秀高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十分敬佩；陈独秀则对刘海粟在上海艺校不顾社会封建守旧势力的攻击，大胆指导学生画模特儿、搞画展，也给予很高评价。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成为挚友。一九二二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刘海粟马上找到当时上海滩的头面人物李征五，将陈独秀从法捕房保释出来。
此时，刘海粟向陈独秀讲述了他在法国举办画展的情况后，拿出一幅册页请陈独秀题签，道：“我去黄山时，遇雨躲到文殊院，天气寒冷，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看到院前有孤松十余株联想到自己孤身一人在此，借景生情，即兴画了这幅古松图。”
陈独秀见画上树干龟裂，簇叶盘丫，满纸荫浓，也不觉触景生情，大发感慨道：“大有茂叶风声瑟瑟，紧枝月影重重的意境，好松！好松！”
说话间，摆开纸墨，不假思索，提笔挥毫，已题好了款，那题词是：“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刘海粟点点头：“好，有哲理，突破了我所画所题的意境。”
陈独秀观赏了一会，又提笔补了几个字：“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独秀。”
刘海粟见陈独秀行书流畅，便请他写幅字作纪念。陈独秀略一思索，疾笔写了一副对联：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刘海粟大加赞赏道：“文如其人，表现了仲甫兄坦荡的胸襟和昂扬的情绪。有骨气，有胆魄，这字我一定好好珍藏。”
典狱长见这么多国民党要人和社会名流来看望陈独秀，才知道老头子余威尚在，再不敢小瞧，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陈独秀身体不好，典狱长便破例同意濮德志和罗世藩每周去作一次看护，发病时则可以守在身边。另外，还允许他的房间里放置两个大书架，也允许他从狱外带进书籍，从此他有了看书、写信、甚至每日接见亲友的自由。慢慢地，陈独秀的两个书架堆满了诗、书、史、学，狱室几乎成了书房。有了书读，他的心情渐渐趋向平静，身体也康复了许多，到了一九三四年之后，他开始将狱中生活的重点转到写作上面。
（六十四）
入狱之初，陈独秀犹如一头惯于驰骋在原野的猛兽，突然囚于铁笼之中，心情抑压，难以适应，他对被捕、审讯、判决不服，不断进行抗争，心烦意乱，根本无心写书。一年之后，他的心绪慢慢平静下来，便根据自己所学之长，拟订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准备在二三年内，撰写《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念》、《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和《我的回忆录》等书稿，他扬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自诩欲“制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2）
陈独秀博学多才，治学严谨，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他还通晓日、美、法、德、拉丁语。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就誉满天下，但他从不傲才恃物，固步自封，他深知三人行，必有我师和学无止境的道理，于是，充分利用在狱中的时间读了很多书。
非常有趣的是，陈独秀在学术上是个天才，可他偏偏对此不感兴趣；他对政治十分投入，可在政治运动中却屡屡失败。而他每次政治上受挫，便会把精力全部集中到非政治的纯学术领域中去，潜心进行研究和著述，并且总是硕果累累。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曾一度陷入低潮，陈独秀心情十分烦闷，写出了第一篇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党内遭到冷落，又躲在上海写出了颇有学术价值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这次入狱判刑较长，他更是打了长谱，准备深入研究。他甚至不断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和他一起进行研究。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致函胡适，说胡适“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为胡适因从政而中断了文学革命而可惜。并赠以“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相勉励，望其从著不从政，重新焕发“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青春。他还建议胡适可从推广拼音文字入手。他致函胡适道：“坑人的中国文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掀起中国文字拼音的运动。（3）
陈独秀哪里想到，此时的胡适已非彼时的胡适。他既要从著，更要从政，二者兼得。胡适心里十分明白，虽然人们在提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常将他与陈独秀齐名，其实这是对他的溢美之言，真正的旗手当之无愧的是陈独秀，自己那时只是留美的学生，充其量只是坐“第二把交椅”。对陈独秀提出的曲高和寡、吃力不讨好的“拼音文字”，他并不感兴趣。他也清楚陈独秀在这方面的才能远甚自己，两人合作，最终结果还是陈独秀的头功，再说今非昔比，自己已是身居高位的大学问家，而陈独秀学问再大，也不过是囚犯身份，他岂能自贬身份再干为陈独秀“抬轿子”的傻事。
陈独秀一再为胡适弃文从政痛心，而胡适和陈独秀的学生傅斯年、王森然等，也时常为他弃文从政而惋惜。认为他若是专心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王森然在一九三四年得知陈独秀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评论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4）
（六十五）
陈独秀在狱中的研究成功主要体现在音韵学和文字学领域。
在音韵学方面，他撰写了一批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文章、书稿，主要有：
《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一文。这是一篇有独特见解的音韵学论文。陈独秀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语音后认为：“人类语言之起源，或由于惊呼感叹，或由于拟物之音，日渐演变孳乳，遂成语言，惊呼感叹多演为韵及韵母，拟物之音多演为复声母。”论文对音韵学研究中传统的“叶韵”（即“押韵”）和“通转”之说表示异议，提出以“复声母说”取代之。在他看来，三百年来，中国音韵学者，知古韵读音不同今韵，无所谓叶韵，然仍为广韵韵目所拘，对许多字的读音不能解释，并以一字一声为天经地义而无可疑，于一字具有数声不得其解，乃造为通转之说。他指出这些都是荒谬的，“正确之解释，惟依古音有复声母之说，一字之音本有数声母；古代文字声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通转，犹之古代文字韵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叶韵。”陈独秀最后强调：“笃守成说者，或目复声母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此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夷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5）
《连语类编》一文。这是为其“古代有复声母说”提供证据的一篇文章，里面汇编了古籍中遗留有复声母痕迹的连语（即转语、连绵词），“辟华语单音节之说。”陈独秀在自序中说，作“此书非徒以考古”，乃为推动中国拼音文字的推广，“中国拼音文字之难行，单音及方言为二大障碍，古今语皆多复音之义明，拼音文字之障碍去其一矣。”（6）此稿在狱中时未出版，随陈独秀转辗涉徒到江津，因北大同学会资助其晚年生活费，一九四一年春陈独秀取出此稿，作短序赠北大的报答，但因战时困难，一直没有出版。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一书。此书将古音分成四类十系，将《说文》、《至篇》、《广韵》、《集韵》所收之字，依类录入，见古音阴阳入三声之互相通转，其条理至为明晰。此表在狱中写成初稿，一九四一年初重订，作自序，油印25份。陈独秀的学生、文字学家魏建功、陈钟凡、顾飒刚等看后大加赞赏，均认为“此作开古音学界一新纪元。”（7）
此外他撰写的《荀子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和《广韵东冬种江中之古韵考》等书稿均弥补了前人在这方面的缺陷、失误和不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陈独秀逝世后，他的北大学生何资深将这些音韵学论著汇编成第一本《陈独秀遗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得以传世。
在文字学方面，陈独秀取得的成就，更是前无古人，至今无人超越。
文字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历代学者甚多，归纳起来大致分三派。一是以字形为主，如许慎的《说文》；二是以字音为主，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三是音形结合起来，如近代有些文字学家。陈独秀对这三派，各取所长，形音义均作全面的研究，融以己意，独成一家，他的文字学著作最大的特色就是独创性。陈独秀认为汉字存在着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但只要找到汉字的规律，也就不那么难了。因此，他一生探索汉字规律，每有政治活动的余暇，就孜孜以求。一九一三年他撰写了第一篇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着重以“分析字义的渊源”，探寻字义产生、发展的规律。不少地方也是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但未能探寻到整个汉字的发展规律。陈独秀入狱后，有了充分时间研究问题，先是写出了《干支为字母说》一文，接着写出《实庵字说》一书，该书在进一步解剖麻雀，逐个解析汉字，比之《字义类例》有了大大进步。这部文字学著作在《东方杂志》连载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人评价说：“《实庵字说》于金石甲骨文字，多所发明”。又说：“其书最大成就，即在将有关联谊之字，分别释例，而所举间附以英语学名，于九经文字，鼎彝刻词，及音韵诸书，均有捃拾……此较孙诒让所著《名原》，仅录古文者有别”。（8）最后，在狱中完成中国文字学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识字初阶》一书初稿，出狱以后，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更是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重订，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此书找到了汉字的整个发展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成为空前绝后的文字学巨著。
《识字初阶》（《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其内容汇毕生文字音韵学研究之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是陈独秀竭力鼓吹汉字拼音的运动一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另觅蹊径之为。此稿分上下两编，上偏解字根及半字根共５４４个字，共分十大类；下清是字根孳乳之字，目录上列了两章，第一章为字根并合者共366字，第二章为字根或字根并合字之附加偏旁者。第一章又分为（甲）复体字；（乙）合体字；（丙）象声字。其中甲、丙两种在书稿中已完成，（乙）合体字写到“抛”字，未来得及注释，便去世了，乃成绝笔。因此，实际上下编第二章只留下了目录。
即使这样，陈独秀在临终前几天说过：“本书之体系业已完成，即上编亦可单独问世。”（9）当时有人提议请他人代写，以完成书稿。他坚持不允，说：“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写也。”于是，这本书稿就这样残留人间。
陈独秀晚年对这本书倾注了大量心血，花费了相当精力。书稿吸收了前人成果，他在自序中说：“本书解字颇采黄生、顾炎武以来诸人之说”，但他却不是亦步亦趋，随声附和，更不是拾人牙慧，而是经过长期系统深入地研究后，大胆地突破了传统，建立了一套科学的体系。尤其是他提出的“字根说”，虽然古已有之，但最终使之组成一个相当完整科学体系的，后人评价说“他却是第一人，这也是他最大的创见。”（10）
尤为可贵的是，陈独秀的独创性，绝非故逞臆说，以示特异，而是始终坚持以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来从事文字的研究。他没有把眼光盯在一文一字上，而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视野，从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习俗，自然科学成果等等方面的联系上来进行深入地探讨、博大乃至精深，从而得出不一般的结论。更可贵的是，他并非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着眼于实用。因此，他的著作，不仅对古文字学研究，而且对文字改革、识字教育以至整个文化教育，都有颇高的学术价值。
陈钟凡评论这部书稿时说，“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上有价值之著作”。魏建功则评价：“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末弃本，抱残守阙，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直到一九八七年，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即《字议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引者）达到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11）
可惜的是，陈独秀这部文字学巨著《小学识字教本》的命运同他本人一样坎坷。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曾约陈独秀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5000元稿费。陈独秀便把《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编译馆，嘱先行出版。但是，为了书名问题、陈独秀与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生了争执。“小学”本是“文字学”的古称，后来又广义为“语言文字学”。陈独秀这部著作，特点就是形、声、义合一，集一生音韵学、文字学研究之大成，因此无论从狭义或广义上说，称此稿为《小学识字教本》是最确切不过的。但陈立夫怕引起读者误会是“小学生”用的识字课本，主张把“小学”二字改掉，陈独秀坚决不肯，并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别谋印行。”结果，直到他逝世，该书也未出版，预支的稿费，也按他的嘱咐，未动一分，后来为了缓和矛盾，编译馆将此稿油印了50册，分赠学术界人士，从而使此稿得以流传下来。一九七一年由台北文字研究中心正式出版，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序，形式堂皇。这本是一件幸事，但此书出版却不记作者是谁，也没登陈独秀写的序，成了一本无作者的书。也算是出版史上一大怪事。
勤奋的读书，潜心的著书，“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一个又一个被他在囚室里创造出来。一个身陷铁窗的囚徒，精神上受着各种折磨，把囚室当作研究室，写出旷世之作，这怕在世界监狱史中，也属罕见。短短几年的潜心研究与写作，胜过他几十年的政治生涯。陈独秀没有成为革命理论家，却成了一名负有盛名的文字学家。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就连蒋介石对此也不得不表示赞叹，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督战第五次围剿获胜“回朝”，问及陈独秀在狱中的情况，说：“鄙人历来赞识独秀先生之才华，要不是他误入共产歧途，在中国文化史上可是一大怪杰。”
（六十六）
陈独秀不仅对文字学有研究，而且对古代诗词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喜欢写五言诗、七言诗和对联，不喜欢规矩严格的词，就是写五言、七言格律诗，有时对仗也不工整。“七绝”中还会突然冒出一个八字句来，只要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诗如其人，这与他本人放荡不羁的性格相符。诗言志，就其狱中所写而言，不管是送人的，还是自存的，所写的内容都不是风花雪月，卖弄文采，也不是无病呻吟，顾影自怜，而是鲜明地表示他积极向上、坚持革命的志向，刚直不阿、威武不屈的风骨，同时也表现了他泼辣尖锐、生动幽默的文笔。
最有名的，是陈独秀一九三四年所写的一组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金粉泪》五十六首。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华北形势已万分危机，而这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达官贵人仍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在六朝金粉之中，歌舞升平，纸醉金迷。陈独秀对此感慨万千，愤然写出大型组诗《金粉泪》，针对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政策，不拘一格，或咏史，或纪实，或写人，或议事，或批驳，或讥评时政，或冷嘲热讽国民党要员，嘻笑怒骂，淋漓尽致地揭露、讽刺、痛斥、控诉了国民党的罪恶统治和必然灭亡的前途。全诗感时伤事，倾吐了陈独秀胸中的感愤，抒发了他抗日反蒋、忧国忧民的情思。
由于《金粉泪》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及其蒋介石之流，自然不能让人看到。陈独秀便今日有感今日吟，有时一天一首，有时几天一首，写完之后便深藏抽屉之中，连照顾他的濮德志、罗世藩也不知他这些日子遮遮掩掩在写些什么。
一次汪孟邹来看他，两位老友寒暄几句后，陈独秀突发奇想，道：“请你给行严捎信，请他找四个朋友各写一幅字，拼成一小屏。我也好朝夕瞻对，以释消愁。”
这年冬天，汪孟邹又来探监时，果然捎来了章士钊新近写的一首诗，并且已经裱好，陈独秀十分高兴，急忙挂起来欣赏，诗中写道：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找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物。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
红叶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
陈独秀感慨地道：“行严这是在回忆与我三十年的友谊。”
汪孟邹道：“行严先生的诗有些像你的‘存殁六绝句’，尽谈人世沧桑，读起来有些悲凉。”
陈独秀道：“这诗倒合我现在的心境。行严和曼殊不同，曼殊是个隐士，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他眼见举世污浊，看透了世间百态，厌世的心肠很强烈，于是便装作疯疯癫癫的样子，抛开荣华富贵，出家去了，以佯狂免祸罢了，别人还真以为他是个傻子。只可惜这么一个奇才死得太早。行严虽才高八斗，但致力于政法，涉政太频，是个十足的官迷。”
汪孟邹笑道：“世人皆知仲甫兄与章行严、苏曼殊最好，我看你们三人性格各异，唯一相同的就是才气过人。”
陈独秀抬抬头道：“我与他们二人又有所不同。曼殊是厌恶尘世，行严是热衷尘世，而我是以拯救尘世人的苦难为己任，活得最苦，也最没成就，一生奋斗基本是失败的。”
汪孟邹见他说着又有些伤感，忙引开话头，环顾着他的书架道：“你现在闲居斗室，可真把监狱当成研究室了，写出了这么多著作，令人赞佩。”
陈独秀叹口气道：“孟邹兄，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我这些年奔波革命，特别是现在身陷大牢，家中之事多亏你照料，我知道已欠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心里也是十分过意不去。这些书稿你看看能不能出版？如可以，版税还你的债。”
汪孟邹见陈独秀提到“钱”字，有些尴尬，说：“仲甫兄，你我兄弟几十年了，亚东能有今天，全仗当初你的支持。过去的钱，我一文不要，朋友有难只当相助。只是你这些书稿实在是……”
陈独秀见汪孟邹为难，忙说：“孟邹，你也不要太为难，我也知道我目前的囚犯身份出版社都不敢出我的书。你回去留心，向其他出版社推荐一下也可。”
汪孟邹这才松口气：“你放心，我回沪后一定极力向有实力同仁推荐。”停了一会，又道：“仲甫，最近可还写诗？”
“诗倒是写了一些，不过怕是发不出去。”陈独秀说着向室外瞅瞅，见并无人影，便打开抽屉，拿出厚厚一迭文稿，又道：
“近来眼看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企图之我中华，东北沦亡，华北危机，人民在痛苦中挣扎，而南京的达官贵人们却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在六朝金粉之中，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历史不能忘记，南京本来就是亡国之都，再不警醒，当亡国奴的日子我看不远了。这是我近几个月有感而发写的56首诗，命名为《金粉泪》，孟邹，你给提提意见。”
（六十七）
汪孟邹接过文稿，翻开第一页，见上面写道：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汪孟邹一惊，轻声道：“仲甫，你这诗明明是在嘲讽政府和老蒋呀，要是被人发现了要坐牢的。”
陈独秀笑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我这诗就是在牢里写成的，他老蒋还能把我怎样，往下看，好诗还在后头呢。”
汪孟邹一想也对，陈独秀在法庭上也没有隐瞒反对政府的动机，老蒋也奈他无何，便暗嘲自己胆子未免太小了，低下头看去：
苏马幽居蒋蔡逃，胡儿拍手汉号啕；儿皇忠悃应无失，母事皇军汗马劳。
陈独秀见汪孟邹面露疑惑，便解释道：“‘苏马幽居’是说东北义勇军的将领苏炳文、马占山因举旗抗日被罢贬官职，投闲置散。‘蒋蔡逃’是指二十九军的蒋光鼎、蔡廷锴在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主张抗日，被蒋介石赶跑了。”
汪孟邹不再吱声，接着往下看：
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车邮。
汪孟邹问：“这庆车邮做何解释？”
陈独秀道：“蒋介石表面上不承认‘伪满洲国’，实际上又指使北平当局派代表和‘伪满洲国签订与关内通车运邮。这不是变相地承认吗。”
汪孟邹又低下头，下面一首写道：
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
他又有些不解道：“海底又是何意？”
陈独秀道：“你忘记了去年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装模作样地对热河抗日将士说：‘诸君打倒哪里，子文跟到那里，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九·一八’一枪不放就丢失了东北，若是这样‘抵抗’，恐怕宋子文真得要被日本人赶到南海去办公了。”
汪孟邹再看：
关东少师如兄弟，淮上勋臣师道尊；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
虏民夺地数千里，使节依然笑语迎；无力复仇应报恨，如何握手进香苹。
健儿委弃古疆场，百姓流离半死伤；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
汪孟邹道：“‘回銮’在这里可是指老蒋在‘一二八’战起第三天宣布迁都洛阳，直到《淞沪协定》签字后才又回到南京？”
陈独秀道：“正是，比当年慈禧太后弃京西逃有过之而无不及。”
汪孟邹不敢肆意评论蒋介石，便低头再看：
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衫吴秀才。
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
木鞋踏破黄河北，救国三民有万能；革命推新皆反动，祭陵保墓建中兴。
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国削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忏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
汪孟邹心里明白，诗中“孙联帅投壶”是引用孙传芳当年在北伐军挺进韶关时还在南京邀集社会名流搞投箭入壶的古礼，不知灭亡将至。暗喻国民党达官要人们面对日本人进关仍然麻木不仁。“祭陵保墓”是讽刺国民党官僚戴季陶指责考古学家发掘古墓，以为祭陵保墓就可以挡住日寇铁蹄，保全中华。“金刚法会”则是指戴季陶在北京雍和宫举行“时轮金刚法会”，邀请班禅主坛念经，祈求上天保佑平安的闹剧。陈独秀这几首诗分明是借古喻今，讽刺国民党丧失革命意志，复古、倒退的行为。
他心中暗赞陈独秀文笔的锋利，嘴上又不敢赞扬，再往下看时，见下面几首是指责蒋介石不要民主，实行独裁统治的，诗中写道：
世事由来似弈棋，黄龙青白要斯梯；红袍不及蓝袍好，行酒青衣古有之。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消沉受品弹；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
关门闭户两争执，佝偻主人佯不知；幸有雄兵过百万，威加百姓不迟疑。
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百人；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汪孟邹问：“仲甫，这首诗中‘博浪狙张良’是引用的古代张良曾遣人用铁锥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的典故，你用在此处，不知是何用意？”
陈独秀咬牙切齿地道：“秦始皇的暴政历史有名，依我看，现代秦始皇蒋介石集卖国、独裁、复古、腐败于一身，暴虐更是千古少有，却没有听到有像张良这样的壮士去刺杀这个独夫民贼。”
汪孟邹知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先后死在蒋介石手中，心中恨极，又不便安慰，只好装作没听见，低头再往下看，只见下面这些诗几乎把国民党所有重要军政要员都揪出来示众，蒋介石自不必说，是全诗集中攻击的目标，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何应钦、胡汉民、戴季陶、吴敬恒、孙科、陈公博、张人杰、陈济棠、李石曾、邵元冲、杨永泰等都在其中，一个个骂得活灵活现。首先是汪精卫，诗中写道：
姗姗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谓汪兆铭也。
汪孟邹笑道：“仲甫，汪兆铭一向与你私交不薄，你这样损他，不怕他日后知道怪你。”
陈独秀哼了一声：“正因为我与兆铭相交数十载，才对他有着入木三分的了解，他这个人华而不实，一身媚骨，日本人真来了早晚会当汉奸。”
汪孟邹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再看下去，原来是为宋子文、孔祥熙画相，诗曰：
一门亲贵人称羡，宋玉高唐结主欢；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谓宋孔相继为财长。
下一首诗描写的是陈立夫：
专制难期政令宽，每因功业震人寰；未闻辱国儿皇帝，亦欲伊周一例看。陈立夫谓国民党为伊尹周公。
写戴季陶的诗云：
宝华山上暗生春，春满书斋不二门；妒病难医今有药，老僧同榻尔何能。戴传贤有惧内癖，营金屋于宝华山僧舍，颜曰不二书斋，以与僧同宿诳其妻。
关于吴稚晖，诗云：
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吴敬恒以子有恶疾绕室长叹，曰吴氏之祀斩矣！
汪孟邹知道，陈独秀早年在拒俄运动中，与吴稚晖并肩战斗，同为反帝战友。可是，曾几何时，吴稚晖参与策训“四·一二”政变，力主清共，杀害了独秀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可现在他的儿子染上了花柳病，断了吴家烟火，陈独秀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关于早年跛足的张静江，大革命时期，与蒋介石一起挤走汪精卫后，一度任国民党主席，但不久也被挤下台。在南京政府分赃中，争监察院长而不可得，为此大发雷霆。陈独秀对这个老气横秋的腐败分子极为不齿：
分肥不及暗生填，蹩脚先生老气横；唯一辉煌新建设，前朝灯火万家明。张人杰长建设委员会，所建设者，李纯遗留之电灯公司而已。
再往下几首是描写在国民党贪官污吏残酷压榨下，民族经济凋敝，人民家破人亡的诗：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雅片专营陆海军，明严烟禁暗销行；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
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
汪孟邹看罢组诗，禁不住拍案叫绝：“好诗，好诗！尤其是这第一首，‘放弃燕云战马豪，朝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还有最末这首，‘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两个‘骨’字，首尾相顾、遥相呼应，把五十六首诗组成一个整体，一气呵成，整组诗虽然这样的自我表白只有两句两‘骨’，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他五十四首诗，都为这两首诗两字铺垫。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确是好诗，不仅内容深刻，而且形式新颖，别具风格，嬉笑怒骂皆成诗，这种风格的诗文，可以说开风气、开先河。”
陈独秀道：“过奖，过奖。孟邹兄若是觉得还有点价值，就拜托你就把它带走收藏好，或许将来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汪孟邹与陈独秀是世交，但他历来胆小怕事，从商不从政，在白色恐怖下，对陈独秀创建的共产党及后来的托派，从不问津。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四处通缉陈独秀，他与陈独秀交往都很害怕，然而，这次他见了独秀的《金粉泪》，却爱不释手，胆子不知从何而来，听到陈独秀的托嘱，一口应允下来道：“仲甫兄，你这组诗是绝世之作，无价之宝，拼了老命我也要给你带出去收藏起来，待你出狱后，我再完璧归赵。”
陈独秀苦笑一声：“我不敢奢望有出狱那一天，只要它不随我老死狱中，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组“反诗”《金粉泪》就这样被胆小怕事的汪孟邹神秘地携出监狱，收藏起来。一九五二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边倒政策指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托运动，上海军管会在亚东图书馆搜出陈独秀的《金粉泪》手迹。汪孟邹在检查中回忆道：
一九三六年或一九三七年，我因事来到南京，便到监狱里看托匪独秀，他拿这《金粉泪》五十六首给我看。后来我对他说：‘你给我拿去，让我的侄辈和同事都去看看罢。他便给了我了这个册页，有一个时期，很不容易收藏，有时东收西收的，有时连自己也记不得是藏在哪里了。今天拣出十分难得，故把来历写下。独秀不曾署名，也无印章，我也应该为之证明。（12）
汪孟邹将这份检查交上去后，马上便后悔自己对已故老友违心地骂为“托匪”。此后，整日唉声叹气，身体每况愈下。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忠厚老实一生的汪孟邹郁郁而终，享年77岁。
后人对这组诗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全诗是感时伤事之作”，“诗中涉及的面颇广，有军政大事，有生民命脉，有要人隐私，探幽阐微，言之有物有据，可以当史诗读。就诗的内容来说，反映了陈独秀虽历经艰险，失去自由，但字里行间似流露着早年爱国革命的豪情。组诗宣示了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华北、国民党反动派毫不抵抗的危险局势；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厉行法西斯的倒行逆施，斥责了其对革命人民的迫害的压榨，揭露了国民党要员的无耻行径。全诗所陈者，皆国家民族的安危所系，无一个人的失意呻吟，语不求工，娓娓道来，发自内心，不难窥见作者自诩‘依然白发老书生”的意志。”
陈独秀这组诗包含的意义其实远不止于此，最值得指出的是：以陈独秀的革命经历和政治活动的体验，加上对于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独有的认识，通过对现实局势的审视，客观上揭示了政治斗争的一般规律，也总结了某种类型的政治斗争的特点和经验，从而突破了中国文学史上一般的“咏史”之作的樊篱，而具有更普遍的意义。诗中或是反语正说，或是正语反说，嬉笑怒骂皆成诗，其弦外之音更是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风格的诗文，是陈独秀所开创，后来由鲁迅继承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这样的作品陈独秀“五四”时代是写不出来的，直到逾“知天命”的年纪他才以南冠之身吟出这样的诗句，足以表明这组诗篇确是陈独秀以几十年来的社会政治活动的体验而换得的。
（六十八）
陈独秀虽然在狱中潜心钻研学问，在文字学和文学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仍然拿出相当的精力协调联系狱外的“托派”组织活动，这使他最终没能实现最初计划要写的全部书稿。
一九三二年冬，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到南京军人监狱探望郑超麟，此后，陈独秀就指定刘静贞为交通员，与狱外的托派组织恢复了联系。
陈独秀等原托派临委成员全部被捕之后，中国托派顿时群龙无首，一片混乱。于是上海托派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宣布重组托派“临时委员会”，成员有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陈其昌、任曙、刘伯庄，刘仁静任书记。这就是中国托派史上的“第二个临委”。然而第二个“临委”并不积极参与营救陈独秀，而是依然象以前那样热衷于内部的权力和“路线”之争。不久，内部又发生严重分裂，刘仁静和陈岱青退出，任曙接任书记，他上任后，便擅自将“上海临委”改名为“全国临委”，这一做法立刻遭到陈其昌等人的坚决反对，任曙无法，只好弃职。一九三三年十月，托派再次改组，成立了由陈其昌任书记的托派临委，不久，尹宽出狱加入，由此形成了中国托派史上的第三个“临委”。
陈独秀对第三个“临委”是支持的。这时候，他已被初步判定刑期，于是与狱外托派组织的联系也就加强了。刘静贞基本上一两个月来一次监狱，传达临委的文件、刊物和书信，带出陈独秀的文章、意见和信函。这年九月二十九日，陈独秀致函“临委”，并附上他为“临委”起草的《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不曾想，这篇文章立即遭到刘仁静、鼓述之等人的强烈反对，由此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旷日持久、毫无意义的理论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四年春。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
关于形势问题。陈独秀认为，“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国家，如果没有意外的大的事变发生，这两三年中还只能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的时期，在此革命低落期间，不应该采用过高的自欺的口号，如‘苏维埃’等，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三月国民大会的斗争”。刘仁静则致函反对他的说法。讽刺陈独秀对形势的估量常常是“动摇的”，“一时轻浮乐观的认为苏维埃革命快要到来，一时又改变成沮丧的悲观，认为革命无抬头的可能，叫人们如何对他发生信仰”。（13）
关于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认为，在中国，国民会议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在国民会议口号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与革命高潮时“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并不对立，二者结合，才是托洛茨基真正的“不断革命论”。他以此反复批判彭述之把国民会议口号只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把国民会议和苏维埃对立起来”，“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等观点，是“用左的辞句掩饰阶段路线的本质”，是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令人惊异的背叛。”（14）
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刘仁静认为，托派“应当负起肃清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责任”；他还认为，必须经济复兴到同先进国家接近的程度，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革命任务；陈独秀严厉批判刘仁静的观点“纯然是改良派和阶段论者的路线”，他认为，不管经济状况如何，“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同盟军，那里便有了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能通过民主运动——国民会议道路，比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15）
关于“共同行动”问题。陈独秀认为，“在阶级斗争未达到最后决胜负以前，资产阶级中之自由主义者，往往因外国的侵略或国内的军事独裁之专横，而表示所谓‘左倾’”；“当他们向左盘旋时，我们可以和他们共同行动，以打击共同的敌人，例如抗日与倒蒋”，同时，陈独秀也批评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对群众的欺骗。刘仁静则说他这种主张是抹杀两个阶级之间的“鸿沟”，是“偷运过去的革命资产阶级的理论。”对此，陈独秀生气地说“笼统的对于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共同行动以全盘的否定，这简直是胡道八道！”（16）
这次争论一直延续到陈独秀支持的陈其昌、尹宽“临委”，与格拉斯、刘仁静等支持的北方区委史朝生等人之间又发生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冲突，才暂时告一段落。
（六十九）
一九三三年春，托洛茨基开始筹备独立的托派国际——第四国际，以示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在这种背景下，他十分关心中国托派的命运，便委派美国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党成员格拉斯（中文名字李福仁）来到中国，帮助重振托派组织。
格拉斯在中国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的副主编，实际上充当托派国际与中国托派组织的联络员。当时刘仁静虽然早已离开“临委”，但因与格拉斯的关系密切，取得了格拉斯的信任，因而两人合为一体，对陈其昌、尹宽主持的第三个“临委”横加责难，他们以“临委”太保守、应增加年轻成员为理由，将托派统一组织北方区委的史朝生调来上海，加入了“临委”，任宣传委员。一九三四年四月，史朝生在格拉斯的怂恿下致函狱中的陈独秀，先是批评陈其昌主持下的“临委”工作不力，继而建议推举“特别委员会”，担负过渡时期的全国性指导工作。一九三四年五月，史朝生列席“临委”常委会议时，突然提出改组“临委”，公开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猛烈攻击，引发了又一场理论上的混战。这年六月，他又擅自将托派统一组织北方区委负责人刘家良调到上海任沪西区委书记，加大了牵制陈其昌、尹宽的力度。
一九三五年一月，史朝生和刘家良在格拉斯、刘仁静的支持下，背着陈其昌发出《临委紧急通知》，要求各支部十天内派出一名代表参加“上海代表会议”，并向陈独秀、陈其昌、尹宽发出最后通牌，要他们放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主张。
一月五日，陈独秀复函史朝生，企图阻止他的分裂行为。他说：“整纪和清党，应该‘行之以渐’和‘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会后举行之，目前万不可操切！！！”他还针对格拉斯在背后鼓动分裂的行为严肃指出：“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
就在陈独秀苦口婆心地劝说史朝生要团结、不要分裂的时候。史朝生等人已于一月十三日按计划匆匆忙忙召开了“上海代表会议”。会议认为，必须向“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作“无情的斗争”。会议还宣布将中国托派组织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选举了史朝生、刘家良、胡文章和格拉斯等10人为中央委员会，史朝生、胡文章、刘家良为常委，刘家良为书记。
一月二十五日，“同盟”中央委员会致函陈独秀，系统列举批判了陈独秀关于“共同行动”、放弃“保卫苏联”及“联合苏联”的口号、把“红军”看做“流寇土匪”及组织问题上“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四大机会主义错误，并说“或者纠正错误，或者马上分裂，任何拖延的办法都是有害的形式主义！”二月四日，中央委员会“同盟”宣布开除陈其昌、尹宽的党籍，并要求陈独秀对此表态。陈独秀当然表示反对，于是史朝生“又贸然决定开除陈独秀”。至此，陈独秀支持的由陈其昌、尹宽主持的第三个托派“临委”，彻底为格拉斯、刘仁静支持的以史朝生为首的“同盟”所取代。这就是党史研究上称之为的第四个“临委”。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新的托派中央又被国民党破获。刘家良、史朝生等人在上海被捕，旋即格拉斯和刘仁静也在北平被捕，于是“同盟”又被陈其昌接手。
不久，格拉斯由于是美国人所以很快被保释出狱，他来到上海找到陈其昌和尹宽，表示愿意合作，以重建托派组织，为表示诚意，格拉斯还打算去南京拜访正在服刑的陈独秀。但此时陈独秀对格拉斯成见已深，坚决拒绝会见格拉斯，并几次致函陈其昌告诫他不要和格拉斯合作，主张由陈其昌、王文元和赵济组成新的领导机构。不过此时陈其昌有意重组“第四国际中国支部”，需要借重格拉斯这位与托洛茨基有联系的外国人，于是多次去信向陈独秀解释。而此时远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听说格拉斯支持的“同盟”开除陈独秀党籍一事，马上致函格拉斯说：“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忠于革命，而且仍旧忠于我们的倾向”。托洛茨基坚决认为，“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大分歧，”陈独秀“可以而且必须有其位置在第四国际领导机关之中”，他强调说：“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17）可以说，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他，并给予他最高的评价和“荣誉”，这使陈独秀大有知遇之恩的感觉，因此也就谅解了托洛茨基派驻中国的联络员格拉斯。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托派统一组织又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选出陈其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和格拉斯5人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即第五个“临委”。
陈其昌领导的第五个“临委”是在陈独秀的协调指导下产生的，然而陈其昌一旦被扶上“第一把交椅”，又开始忘乎所以起来。先是以胜利者自居，逼着史朝生等人承认错误，接着又将斗争矛头对准陈独秀，对陈独秀从狱中发出的指示横挑鼻子竖挑眼，目的就是想淡化他对新临委的影响，这使陈独秀对陈其昌大为失望。而此时，陈独秀已服刑多年，名义上已不是托派组织的首领，客观上对托派活动的指导也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面对陈其昌等人不断地进行派性斗争，他也只能干瞪眼没办法，再看看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空前团结，相比之下，陈独秀不免有些灰心丧气，简直对托派失去信心，干脆便不再过问托派之事，由他们折腾去了。
这也就是陈独秀出狱之后，坚决拒绝陈其昌派人请他回上海重振旗鼓的原因。
注释
（1）陈独秀致胡适信（1932年12月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
（2）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3）《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44页
（4）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3、22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5）《东方杂志》第34卷第20、21号
（6）《连语类编》手稿
（7）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2年1月）未刊稿
（8）梅：《实庵字说》，《新民报》（晚刊）1942年6月9日
（9）陈独秀致魏建功、台静农的信（1942年5月1日）
（10）文天谷：《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11）文天谷：《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12）《党史资料》总第十六期，第1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3）陈独秀：《我们走哪条路》
（14）陈独秀：《国民会议与苏维埃》
（15）陈独秀：《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校内生活》第９期
（16）《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林集团的策略》，《校内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出版
（17）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收入《中国革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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