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三面出击，既严厉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现行政策，又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同时拿出相当精力协调解决托派内部矛盾，表现出十足的“反对派”风格。
（五十三）
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至三日，中国各托派组织统一大会在上海大连湾路一座新盖的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这里是“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委员王芝槐的住室。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大会组委会规定，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后才能出去。
根据事先协商，各派按每20人出一代表。“无产者派”的代表为陈独秀、郑超麟、汪常师、蒋振东、王芝槐；“十月派”的代表为王文元、宋逢春、罗汉、濮德志；“我们的话派”的代表为梁干乔、陈亦谋、宋景修、张九；“战斗派”的代表为赵济、来燕堂。彭述之起先不是代表，临开会时补选上，第二天参加大会。
刘仁静没有被选为代表。刘仁静在一九三○年与“无产者派”和“我们的话派”闹翻后，创建了“十月社”，不久又被“十月社”开除。当他看到托洛茨基来信有意推荐陈独秀为托派领袖时，觉得形势不妙，便马上写信给陈独秀，承认错误，要求加入“无产者派”。他说：过去反对陈独秀，“完全是基于误会”；“我以为我们中间已经没有重要争论，使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工作，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请你们提出讨论”。
不料，“无产者派”讨论的结果，却拒绝了他。陈独秀回信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出讨论过，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离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同时指出，“我们之间”并不是“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
刘仁静见遭到拒绝，恼羞成怒，一个人出版《明天》杂志，自称“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又称“明天社”，以此要求作为独立的一派，参加托派组织协商统一会议，但又遭到鄙视和拒绝，无奈，最后只好要求准许列席托派统一大会，也被拒绝。就这样，这位有点像中国托派运动鼻祖式的人物，竟然没有资格参加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一气之下，便进行多种捣乱行为，被称为“反对派中的反对派”。
统一大会进行的比较顺利，决定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以示他们仍是共产国际及中共内部的一派。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陈独秀、郑超麟、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志等９人组成托派中央。并在五月五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出陈独秀、陈亦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为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陈亦谋为组织部长，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王文元为机关报主编，宋逢春为秘书长。
选举前，陈独秀并没有要大家协商。他为了表示“民主”，让人自由选举。他说我们既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也要反对第三国际的包办选举。可没想到，选举结果却完全出人意料。
首先，“战斗派”中没有一人入选中央委员会。刘仁静和梁干乔两个重量级的托派人物也名落孙山。罗汉和濮德志为了顾全大局，便于内部团结，以免日后纷争，提出“退避让贤”，改由“战斗派”赵济占一名，刘仁静或梁干乔占一名。然而陈独秀此时书生意气，说：“你俩的诚意是可嘉的，但是既然委员是大会选出，就不能随便更改。大会不能搞两次选举。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没有当选就要重新选择，那我们这个大会岂不变成分赃会议了吗？所以我主张不能盲动，大会选举合法有效。”拒绝了罗汉和濮德志的建议。
陈独秀这种公事公办的态度自然引起“战斗派”以及梁干乔、刘仁静等人的不满，因为从资格和代表性方面说，赵济毕竟是一派的领导人，梁干乔则是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的发起人，而刘仁静不仅在党内资格老，而且与托洛茨基又有直接联系。此外，其他一些人也对选举结果深感不满。彭述之仅仅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与他坐上第二把交椅的愿望相距甚远，而马玉夫虽然最早追随陈独秀参加“托派”活动，并且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此次非但没能入选中央委员会，连会议也没有资格参加。这表明，托派组织从建立那天起，内部便埋下滋生新的矛盾和冲突的祸根。
当时，全国托派人数约有五百人左右，其组织有沪东、阐北兼沪中、沪西与法南四个区委。另有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委，华南区委主要在工人中活动；华北区委则在一些大学活动，这就是陈独秀领导下的全部人马。
即使是这样，陈独秀还是满怀信心地憧憬未来，他在托派统一大会的闭幕词中，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并在给托洛茨基报喜的电报中称：“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
就这样，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大讽刺。
（五十四）
正当陈独秀兴奋地写信向托洛茨基汇报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成果时，足以导致这一托派组织瓦解的内部分化开始了。统一后的托派组织，非但没有如陈独秀想像的那样兴旺起来，反而迅速地重新陷入不断的背叛、瓦解和衰败之中，原来隐藏着的那些矛盾，又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迸发出来了。
先是在中央委员会中，“少壮派”成员对陈独秀并不买账，开会时争吵得很厉害。他们认为，陈独秀现在是托派的“总书记”，发表的文章的观点不应该仅仅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整个托派观点，因此要求他写的文章在发表前，最好先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独秀对此大发脾气，说：“文如其人，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
一些托派大将，因为自己没有选上中委也大为不满。刘仁静大骂陈独秀：“你把我放在一边，看你们以后怎么办？你们不过是半托洛茨基主义者，我和老托的关系，你们没有足够的认识，对我的作用一点也不认识。我只要写一封信给老托，就叫你们垮台，你们等着瞧吧。”
尹宽由于向陈独秀告过彭述之的状，一直为彭述之所嫉恨。在这次大会上，由于彭述之做了手脚，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于是就纠集几个人，控制了几个支部，搞起独立王国。
梁干乔因为什么也没捞着，于是统一大会一结束，就跑到南京，以广州黄埔军校同学的身份，投靠戴笠，加入了军统特务组织，成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并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他在特务组织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称，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处的书记长。
更为严重的是，“无产者派”的原四大金刚之一马玉夫，自认为是陈独秀的一根铁柱，满以为陈独秀会念他劳苦功高，在统一大会上提他为中委，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于是一气之下，干脆跑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去告密，致使统一大会后不到一个月------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托派中央即遭破坏。郑超麟和妻子刘静贞，何资深和妻子张以森，以及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志、江常师、楼国华等被捕。因为马玉夫不知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的住址，他们三人才得以幸免。郑超麟等人被捕后，除刘静贞、张以森押了几周被释放外，其余一概引渡到上海龙华司令部受军法审判。国民党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郑超麟有期徒刑十五年，何资深十二年，陈亦谋、宋逢春、王文元、江常师、楼国华各六年，濮德志因马玉夫不认识，摸不清身份，判了两年半。全案人犯押解到漕河泾监狱执行判刑。这次破获，托派九个执委，被捕了五个，五个常委去掉四个，只剩下陈独秀一人，整个托派组织一时陷入混乱，濒于瓦解的边缘。史称中国托派第一次大破获。
马玉夫的叛变引起陈独秀的极大震动和痛苦，颇有寇准错用丁渭之悔，哀叹道：“我不识人！”
然而，陈独秀并未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振作精神，吸收尹宽、蒋振东、宋景修为中央委员，企图重振旗鼓。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八月的一天夜里，尹宽受他之托正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召集会议，巡捕突然包围了会场，尹宽、蒋振东、宋景修等人当场被捕，托派中央再度遭受重创。
这样，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捕的托派领导人只剩下陈独秀和彭述之，而他们两个却根本闹不到一起。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期间，由于陈独秀果断地采取坚决措施，粉碎了彭述之破坏统一的阴谋，两人关系遂发生破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再存在了。陈独秀是意气之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去。此时，他对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于是两个人便不断争吵，相互攻击，闹个不休。统一大会前夕，彭述之因未当上代表，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认”。可临开会时，彭述之又被补选上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选举时当上“候补中委”。陈独秀便当着大伙的面，拿出彭述之写的信，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吗。”问得彭述之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后两人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决裂。陈独秀去世后，彭述之还不肯罢休，写文章骂他“晚节不保”。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陈独秀仍然努力开展托派中央的工作。一九三一年下半年，他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和托派内部理论机关报《校内生活》，在这两个刊物上，陈独秀几乎每期都要以个人或托派“常委”的名义起草发表文章、宣言、决议、通告，协调内部关系，维护班子团结，指导各地开展工作，希望尽快振兴托派组织。与此同时，他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现行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一九三0年七月，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题为《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首先对红军运动进行了猛烈抨击。
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要靠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发展和胜利，而中国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如果利用穷乡僻壤的农民去搞革命，则不会成功。换言之，“全世界几十国的共产党，一向都遵守恩格斯的遗训，不敢采用利用游民无产阶级的政策”，而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此种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为支柱，简直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力。企图扩大、凭借在游民无产阶级基础上的所谓红军，来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除被统治阶级击溃和收买或自己内哄而溃散，或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外，不能有别的前途”。（1）这一观点与托洛茨基曾经讲过的：“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是不懂得革命”的论断大有异曲同工之处。（2）
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在大骂部分红军为“土匪”与“溃兵”的同时，唯独“忽略”了朱毛领导的第四军。红四军的家底是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的农民军，陈独秀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政治会议上是举手赞成“上山”的。在这里，他显然是有意回避了对红四军的攻击，可见其在深处多少还有一点“恻隐”之心。
陈独秀对红军的污蔑，非常不得人心，在党内引起了共愤。一九三○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专门组织了一批文章进行反驳斥。就连托洛茨基也不得不表示，“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而蒋介石对此却大加赞赏，他在江西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时，将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到处散发，产生极坏影响。
不管陈独秀动机如何，这篇文章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帮助国民党政府镇压红色政权的效果，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此后不久，他不得不修正自己完全排斥“红军”的观点，说：“革命的农民武装，自然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3）显然，陈独秀对于红军运动的看法，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只认定“十月革命”的形式），又是政治上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而且带有污蔑的口吻，是完全错误的。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他和中共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接着，陈独秀将更大的精力用在了对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上面。
（五十五）
一九三○年前，正是立三路线最为猖獗的时候。在革命性质上，立三路线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不承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马上起义，以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主张中心城市要首先发动起义，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反对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
一九三0年五月，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发动了中原大战，李立三欣喜若狂，认为“毕其功于一役”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他在六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中断言：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在全世界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
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行动委员会，两天后正式下达决定举行武汉、南昌暴动和上海大罢工，结果可想而知，此次暴动给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写下了极其沉重的一笔。红二军攻打武汉，部队由1.6万人减少到0.5万人，丢掉了洪湖根据地；红七军攻打柳州，6000部队减员4000人，丢失右江根据地；红十军攻打九江，损失更惨重，精兵两万人败退只剩下不足3000人；红三军攻占长沙后，鼓德怀认为守不住，决意退出，受到了严厉批评，令朱毛红一军团再战长沙。屡攻不克，朱毛不得不擅自决定撤回江西，总算没有全军覆灭。白区损失更为严重，上海的地下党员由2000人锐减至不足千人；江苏和南京的暴动计划尚未实施，便被国民党侦破，牺牲了200名党员干部；武汉地区牺牲了包括多位省级干部在内的几十名党员；天津500位地下党员只剩下二三十人。
当李立三在他的全国武装起义计划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及共产国际反对时，却公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又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4）这使共产国际大为恼火，在后来领导中共批判立三路线时，明确指出，立三路线是“半托洛茨基主义”。
对于国际的这个结论，陈独秀则另有一番高见，他认为，“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甚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站在言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主义’”，“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一言以毕之，立三路线就是国际路线。（5）
时隔不久，这一切不幸被陈独秀而言中。借着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更加“左”倾的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上台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年仅25岁的王明在莫斯科学成回国。对王明的回国，米夫竭尽全力推荐，他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中共中央对其委以重任。然而，一向目中无人的李立三并未将米夫的指示放在眼里，只安排王明到上海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七月，周恩来又将他调到中共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并兼任《红旗》报通讯员。这使王明大有怀才不遇之感，相当一个时期，情绪非常低落。
一九三0年六月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达到鼎盛时期。王明感到时机已到，于是又振奋精神，披挂上阵，写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动的文章，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摇旗纳喊，这使李立三对他的印象有了转变，便将他调到中宣部任秘书，但不久，由于王明得知共产国际并不满意李立三的领导，便在七月九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何孟雄、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等，公开向李立三叫板，指责他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陈独秀主义及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李立三一怒之下，撤消了王明中宣部秘书职务，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了他6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
七月十六日，共产国际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于二十三日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中共犯了严重错误，并指派周恩来、瞿秋白迅速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错误。
九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周恩来、瞿秋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上一方面批评“立三路线”，一方面对何孟雄点名批判，王明虽然是因为反对立三路线受了处分，不但没加以褒奖和重用，而且连处分都没撤掉，这使他对瞿秋白耿耿于怀，气愤在心。
不料，共产国际在收到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后，很不满意，认为三中全会“抹煞两条路线原则上的区别”，批评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这使王明喜出望外，马上精神起来。接连发表文章，攻击三中全会。
就在中央和王明之间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一九三0年十二月十日，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中国。早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已经宣布，今后不再向中国派驻代表，这次破例，完全和共产国际及米夫支持王明上台有关。米夫下车伊始，马上单独会见王明，并在王明的安排下，接见了罗章龙、徐锡根等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方面的人。之后，才同瞿秋白、周恩来见面。
十二月十六日，米夫亲自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他的高压之下，瞿秋白不得不检讨自己犯“调和主义”严重错误，并同意公开向全党承认。会上，中共中央被迫发出了第96号通告，夸大立三路线的危害，并将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会议同时撤消了对何孟雄的处分。
十二月二十五日，米夫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原省委书记李维汉被派到苏联学习。江苏省委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数省，地位显赫，这一职务使王明立刻一跃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实权派人物。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米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期前一天，为把王明扶上中共最高领导的宝座，米夫事先找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个谈谈，要他们选王明，虽然如此，米夫还不放心，因为王明既不是中委，又不是代表，没资格参加四中全会。于是，他又采用高压手段，强迫中共增加15名非中央委员参会。
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列席代表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米夫利用其权力，强行决定：王明等15名列席代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开创了中共党内组织原则凭借手中权力可随意摆弄的先例。为了增加王明当选的概率，米夫采取事先尽量不通知反对王明的中央委员参加的策略，尤其是罗章龙派的中委和候补委员，大都被米夫拒绝在外，许多代表在开会前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进了会场还不知开什么会。
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了激烈争论。当向忠发宣布“今天召开的会议是六届四中全会”时，许多代表都目瞪口呆。罗章龙坚决要求解散中央，重新改组中共，何孟雄马上响应支持。当会议拿出米夫事先拟好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名单时，全场又乱套了。罗章龙道：“政治局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立三路线执行者，应当彻底改选！”当听说所有参会人员都有表决权时，罗章龙气得站起来便要拂袖而去。
最终，在米夫的压迫下，四中全会终于通过了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名单，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根锡、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政治局委员七人，分别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于是，原本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连跃两个台阶，直接进入了政治局。
一月十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中央常委。瞿秋白被罢免。半年后，向忠发被捕叛变被杀，王明代理党的总书记，从此，逐步确定了王明对全党的政治地位。
六届四中全会闭会第三天，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王克全等13名四中全会代表，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会议”，公开发表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并通过了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这次会议，还推选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王凤飞等五人组成了临时中央干事会，即“中央非常委员会”，也即是后来人们称道的“第二中央”。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一九年参加发起新民学会，后进北大哲学系学习，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参加发起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是北大支部负责人。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时担任中共湖南省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党的“五大”中央委员，“六大”中央候补委员，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党团书记。这样一位“元老级”人物带头反对四中全会，马上在党内产生了连锁反应，党内反对米夫、王明的浪头接踵而来，全总党团、海总党团、上海工党团、上海沪中区委都相继发表了反四中全会决议案及声明。
米夫见势不妙，立即召集罗章龙、何孟雄等人开会，希望他们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但罗、何二人仍固执己见。米夫恼羞成怒，道：“此之后，谁反对四中全会，谁反对王明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受处分，以至开除党籍。”
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定》。几天后，又将王克全、王凤飞等人开除党籍，中央各省、市、各区委也纷纷将罗章龙分子开除党籍。
二月二十二日，米夫、王明正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了四中全会的经过。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把王明夸了个天花乱坠，说王明是伟大的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同李立三作斗争的首屈一指的英雄，是中共的希望。第二部分，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一个半月斗垮了瞿秋白、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派，取得了斗争的“伟大胜利”。
共产国际对此十分满意，八月二十六日，专门发表决议，高度评价中共四中全会，“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中前进了一大步，修正了政治路线，更新了党的领导，从而使党的全部工作有了转折，这有利于实际而彻底解决党所面临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
数十年后，罗章龙在谈到关于分裂中共及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事宜时说：“因为我们都是受过处分、被开除党籍的人，当革命工作停顿，大家很着急，为了把工作进行下去，才成立了‘临时中央非常委员会’。”
罗章龙被开除党籍后，便不再过问政治，以后便到河南大学、西北大学任教，解放后，又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任教。一九九五年去世，终年99岁。
王明上台后，马上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他已从中央特科得到消息，知道国民党就要抓捕何孟雄时，却不让特科去通知何孟雄。致使何被捕，随后他又把在狱中的何孟雄开除了党籍。何孟雄英勇就义后，王明还说人虽然牺牲了，但对他们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彻底清剿。
对瞿秋白王明也也采取了决不相容的态度。当时瞿秋白身患肺病，心力交瘁，已无力再与王明争高低，便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写了《声明书》，将自己骂了一番，但仍不能过关，他自知落入小人手中，只得听天由命，于一月二十八日，写下了第二份《声明书》，再次往自己脸抹黑，表示“今后一定要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为党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但王明依然对瞿秋白不依不饶，不但在政治上将其打倒，还在经济上进行制裁。当时瞿秋白重病缠身，王明却停发了他的生活费。每月仅象征性的给十几元钱，这些钱只能糊口，根本无法治病。后来，当瞿秋白意识到由于他的“不争”，使王明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夺了权，给革命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时，内疚万分。这一重负，一直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多余的话》中坦诚地表露了当时的心态：“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尔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了。”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发言权，在这种境遇下继续抗争、反击都是不现实的。
一九三四年一日，瞿秋白奉命到江西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瞿秋白要求随队西行，但被博古拒绝。一九三五年，瞿秋白被捕，牺牲，时年36岁。
中共四中全会同样也引起陈独秀的强烈不满。
一九三一年三月，陈独秀撰写了题为《告全党同志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的长篇宣言。宣言彻底否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和纠正，强烈谴责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小组织在米夫的帮助下，把“立三派”和“秋白派”打下了台，把罗章龙开除了党籍，“这是共产国际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陈独秀认为，立三路线“只是作为国际路线的替身，与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时内宣布中共中央的模范领袖为孟什维克，作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并无二致”。“我们有权利向全体党员同志宣布：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立三路线’的错误，根本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
接着，陈独秀把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逐条进行了比较。
关于形势。立三路线说“中国已有了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高潮”，这与共产国际说的“在两个浪潮之间”一样，“在政策上说，完全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极左倾”。
关于革命道路。李立三不承认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认为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直接就是全国暴动的形势，而斯大林承认“不平衡”，却又把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视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已经胜利的标志”，“显然是极无根据的一种官僚的观点”。
关于革命性质。李立三强调“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开始”。共产国际说这是“立三路线”之“托洛茨基主义”的翻版。而陈独秀认为，“其实与托洛茨基对于革命的观点，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称这种说法是共产国际路线受到打击之后，又不敢公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的“一种诡辩的释全”。
陈独秀接着对党的“六大”以来的路线进行了全面抨击。他认为，“六大”以来，党的领导之所以无出路的“基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政策几乎完全依靠农民”，“斯大林派企图在农民身上打开一条出路，由农村转向城市发展，甚至根本企图在农村中建立政权的意识，完全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标志”。他断言：“在工业城市中，工人尚未起来的条件下，希望在农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图而思有所成就，这简直是幻想”。他认为这就是共产国际“陷中国党于冒险盲动主义错误的真正根源”；其结果，“我们很早就预言并警告过：单纯的军事投机，只有更加损害党的基础，使工人运动更加难于恢复”。陈独秀甚至说什么：“一贯的重视农民作用的路线，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是国际机会主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在内）的典型思想。”
陈独秀没有也不会把农村武装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与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他的洞察力和李立三、王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很不敏锐，几乎等于零。
不过，这时候，他对自己过去完全否定红军，称红军是“土匪”的观点，稍稍进行了一点修正。他说：“虽然我们仍是要说明中国南部存在着农民游击战争，不问是否有流浪无产阶级分子、职业的土匪及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中叛变出来的官兵参加在内，但它确是被欺骗的、被打溃的及流尽了血的中国革命依然存在的具体表现，其内部力量有伟大的可能及深厚的根基”，因此，在毫不留情地攻击斯大林派的“官僚冒险主义的领导”同时，“对于农民游击队本身，是持绝对友谊的态度，旁观与仇视都不是共产主义的立场”。 陈独秀最后强调“现在改造党的政策及党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了”。为此，他建议：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在大会之前，把一切主要问题在一切会议上及机关报纸上发动党员群众之讨论，不能拿任何罪状作开除的理由，以保护讨论正确的进行；一切事实及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路线的完全正确，没有理由把我们排斥于党外，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党籍问题，使我们得立刻回到党内来；公布历来为领导机关隐藏的左派反对派文件，及对于大会的提案。
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是陈独秀以托派观点批判“立三路线”（包括以前的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作，也是他要求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又一篇代表作。
不可否认，王明的上台，给中共及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是不可弥补的，他在米夫的支持下对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主义的瞿秋白的斗争也是错误的，因此陈独秀的批判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是，这些批判，其实也是从另一种形态的“左”倾立场和“左”倾观念出发的，等于是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它与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并纠正王明路线，清算历史上一、二、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总结历史经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陈独秀采取的对抗方式根本无补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他提出的建议，更是近乎天真、浪漫的荒唐。
就在陈独秀和中共关系越来越僵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迫使陈独秀将斗争的矛头由中共转向蒋介石，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上。
（五十六）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期间，由日本侵华引起的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日本妄想独霸中国与欧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政策之间的矛盾；英美等国为了怂恿日本侵苏而牺牲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军事和对日妥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外交，及其对抗日军民的高压政策；东北抗日人民义勇军及马占山等一部分官兵的自发抗战；以爱国学生为先锋的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其独裁统治的抗日民主运动汹涌澎湃；国民党反蒋派、地方实力派乘机进行的倒蒋运动，以及蒋介石在此浪潮冲击下被迫下野，等等，这一切，都引起陈独秀极大关注。
为了给抗日救亡运动以更大更直接的影响。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陈独秀创办了一个类似《每周评论》的刊物-----《热潮》周刊，并自任主编。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自办刊物。他在《发刊词》中宣称：“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个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帐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有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薰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的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他最后表示：“本期发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
《热潮》共出了七期，到“一二.八”抗战停刊。这期间，陈独秀在上面发了大量文章，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英美等国操纵国联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了明确的爱国立场。
陈独秀在文章中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英、美帝国主义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行径，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幻想。（6）
陈独秀猛烈抨击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在日本侵略面前，蒋介石不仅令数十万东北军“严禁抵抗”，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还进一步指使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提出了中国军队从锦州撤兵，设立中立区，国际共管天津等卖国方案。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政府怕激起民愤，放出空气是“日方向国联要求”的。陈独秀立即在《热潮》上发表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此案的真相，并在第二期封面上，以大标题的形式提出《警告》：“大家还不醒觉吗？政府为避免和日军冲突，不惜提出中立区和锦州撤兵这件卖国政策”。后来，在美国谕旨下，中国政府与日本就“满洲中立区问题”直接谈判时，陈独秀又撰文抨击：“牺牲东北的政策实现了！”“城下之盟实现了！”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汪精卫上台打出“民主政治”的招牌，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欺骗群众。陈独秀马上指出，在对日避战求和的偷安政策和对民众反日运动的高压手段上，“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将没有什么不同”。
果然，汪精卫上台后第三天就制造了屠杀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陈独秀立即接连撰文从各方面报道评论这个事件，猛烈抨击汪精卫国民党政府。揭露汪精卫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他只是替蒋介石做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签订卖国条约”。他指出爱国学生的血将宣告“政府死刑！”（7）
在抨击揭露国民党卖国行径的同时，陈独秀还特别关注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驳国民党反动派加在爱国学生头上的“越轨行动”罪名。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学生捣毁国民党党部，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干其‘越轨行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为’。可以说，没有‘越轨行为’便没有人类进化”。因此，“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8）
当学生斗争发展到捣毁国民党党部的暴力斗争后，陈独秀的态度大为转变，热情称赞“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9）随着运动汹涌发展，冲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及黄色工会头目的束缚时，陈独秀禁不住大声喝彩，发出了“挤他们到后台去”的号召，指出这些动摇和妥协的分子“必然会被前进分子挤到斗争的后台去；同时也必须把他们挤到后台去，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10）并进一步指出，只是“向政府示威，捣毁阻碍反日运动的（国民党）党部，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还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要自觉地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才能使反日运动进行更高的阶段”。（11）
在如何抗日问题上，陈独秀也有其独特的政治主张。
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前，陈独秀认为抗日主要依靠两点：一是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奋起自救”。他认为“千万不要依赖现在的统治者”。并且强调“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12）他以为，“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救！我认为这才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之真正危机！也就是中国民族之真正危机”！因此，“解决问题的道路，在现状看来，只有由反日的学生与市民，把对付政府和党部的力量，转到工人和兵士中去，‘越轨’的学生市民和‘越轨’的工人兵士结合起来，再和‘越轨’的农民结合起来，随地驱逐暴日势力和袒护暴日的势力”。（13）二是依靠国民会议。他主张必须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14）
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陈独秀极为振奋。他在事变爆发的第二天、第三天，接连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和《第二次告民众书》、称“现在的事实已显然证明，中国的士兵及一部分下级军官，在民众反日的激烈空气下，在违反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之下，是可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军队的”。文件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破坏十九路军抗日的种种活动，号召“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一切巡捕义勇军及各地的士兵自动起来参战！十九路军的士兵及下级军官们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无抵抗主义，防止上级军官的妥协，作战到底”！并大声疾呼“全中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的召集会权的国民会议。”（15） “九.一八”之后，陈独秀对形势进行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估计，他认为“九.一八”后的形势同他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党籍到一九三一年五月任托派总书记的形势完全不一样了。那时，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统治日趋稳定，经济也会随之而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所以他反对党采取武装斗争的策略，主张开展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现在，他则认为“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尤其当全国的反日运动发展到反国民党，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政府发生统治危机时，他更进一步认为：“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目前是国民党资产阶级的统治由动摇而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造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会……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与机会，鼓动工人民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指“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引者）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16）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则更加明确地指出：目前形势与列宁描绘的俄国一九○五年时的革命形势相似，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新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17）从这样的估计出发，陈独秀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日起草了《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地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18）
为了实现其“反日反国民党”的政治纲领。这期间，陈独秀主动缓和了与中共中央的对立情绪，呼吁与中共合作领导抗日运动。他在“决议案”中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犯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并说：“红军一与某一工业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党斗争之总机关”。“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为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作”。（19）
在《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更加明确地表示：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组织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之联合起来行动，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与破坏以便统一我们的力量，向阶级敌人进攻。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携手前进！”当托派组织内部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主张缓和与中共的关系时，他进一步解释说：“共产党是全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并且是全民族的领袖，革命的民众不应该因为党的领导者之错误而根本反对她，而是应该积极纠正党的领导机关之错误，甚至于改造党，以除我们道路上的困难，这正是我们左派反对派的立场。”（20）
不仅如此，他还和彭述之、罗汉三人联合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说“任何同志，谁还固执教派精神，拒绝合作，他将会在革命之前铸成莫大的罪恶。因此，我们向党提议，马上召开一个联席会议，以决定在群众行动中一致步骤问题。希望你们不要使革命的群众失望。”（21）陈独秀能够毅然挣脱“教派精神”的束缚，不记将他开除出党之辱，主动提出与中共联合行动的倡议，实属不易。这种立场和态度，与他当年开始转向托派，与党决裂，直到“九一八”前的情景，形成显明的对比。
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他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他要求中共党员“纠正党的领导机关的错误，甚至于改造党”的说法，多少带有“策反”的性质，王明认为：托陈派和国民党改组派、江苏耆老和第三党一样，“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所以，他要求与党合作抗日的呼吁，中共非但不响应，还对他痛加斥责。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报告这件事时说：“取消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向被取消派欺骗的少数工厂中的群众的回答是：号召他们了解取消派破坏反帝运动的罪恶，党愿意与他们在全上海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战线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22）
在当时那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陈独秀又是这样复杂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拒绝他提出的“合作抗日”的意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对陈独秀的抗日主张却批驳的有些过头。比如，称陈独秀主张“对日宣战”的口号其实“是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别——从国家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拥护的”。（23）又称陈独秀主张“由工农商学联合起来”抗日，“是在幻想第二个五卅的民族统一战线”，事实上是要和资产阶级妥协，要引诱工人去投靠资产阶级，屈服于反革命和资产阶级的豪绅地主，（24）应当说，这样的批判指责，既不符合事实，也歪曲了陈独秀的原意。
（五十七）
客观地说，陈独秀搞托派时，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托派组织并非一开始就是反革命性质的。毛泽东后来曾经说过：“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的反革命的匪帮”。（25）
一九二七年以前，托派是党内问题。由于他们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节组织示威游行，遂使矛盾转化，成为党外问题。在同年十二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他托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大会闭幕后，一些被开除出党的人呈递脱离反对派的声明书，要求恢复党籍。对此，联共（布）中央提出包括公开指斥托洛茨基主义，承认党的改革、服从党的决议等在内的恢复党籍的四项条件。在做到这四项条件下的情况下，包括季诺维也夫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党籍。这表明，那时的托派问题虽属党外问题，但还不是敌我问题。真正把托洛茨基定为敌我矛盾，是在一九三六年以后的事情。
现在回过头来考察陈独秀的托派问题时，也应做具体分析。从时间上看，他从事托派活动时，托洛茨基集团只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列宁主义的政治派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托派还没有放弃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他们虽然反对共产国际、反对中共中央，但打的是路线斗争的旗。陈独秀从来都没有承认自己不是共产党了。即使是在一九三二年被捕之后，在法庭上，他也毫不掩示自己的政治身份和立场，他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者斯大林派的错误政策，是以延缓革命甚至绞杀革命，……但共产党是全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并且是全民族的领袖，革命的民众不应该因为党的领导者的错误而根本反对它，而是应该积极纠正党的领导机关的错误，甚至于改造党，以除我们道路上的困难，这正是我们左派反对派的立场”。（26）
可以看出，陈独秀一直把托派和所谓斯大林派都视为共产党人，明确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江西红军。应该说在敌我这个根本立场问题上，陈独秀还是站对的。说陈独秀加入托派后是反革命确实言重了。
几十年过去了，陈独秀因为走上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被定为取消派、反党、反共产国际、反革命、叛徒五项罪名，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声令下，全国一致行动，将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接着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从一切角落中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被严格管理起来。托派问题成了无人敢触的“雷区”。
一九八一年，党史专家唐宝林先生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一文，文章首次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原始资料，叙述了陈独秀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二年逝世，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从而得出了不能称其为取消革命的“取消派”，更不能视为“反革命”的结论。这个结论象一颗炸雷顿时震惊了史学界。
唐先生的理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衡量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只能是一个，那就是看是否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统治。而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毫无疑问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派，至于他与中共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不能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象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所以，中国革命也应该像欧洲那样走城市暴动之路。后来实践已经证明，陈独秀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唐先生认为，这个错误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不应定为“反革命”。
一九八九年，唐先生在《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上，再次发表了《简论中国托派》一文，进一步指出，不仅陈独秀任总书记时的托派是“反帝反国民党”的，而且在他一九三二年十月被捕后，直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垮台前，中国托派也是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的，他们与中共的分歧也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虽然他们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是反革命。
一九九一年新版《毛泽东选集》对“托派”一词作出了新的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这个注释，在指出托派错误的同时，第一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并指出了所谓近半个世纪以来说托派“汉奸、反革命”的来源，这无疑等于为“陈独秀反革命”做了最彻底的平反。实际上也是非正式地为托派平了反，既然托派不再是反革命组织，那么当年因为“与托派相结合”而定为反革命的陈独秀，自然也就不是“反革命”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由此可以认为，这是对陈独秀“反革命”罪名最彻底的平反。
（五十八）
就在陈独秀被王明骂为反革命的时候，他也遭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猛烈攻击。托派组织内部对他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提出的要求与中共“合作抗日”等一系列方针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在攻击陈独秀方针政策的同时，甚至在组织上搞起分裂。陈独秀不得不耗费相当的精力回过头来解决内部问题。
首先是理论上的争执。当时托派内部有一些人以“工人无祖国”等漂亮词藻，反对陈独秀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州告民众书》中提出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反对陈独秀提出的“对日宣战”口号。指责他的观点违背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宣扬的是“机会主义路线”。
反对陈独秀主张最厉害的是上海最有影响的托派区委——法南区委领导成员陈岱青、陈其昌、赵济、王平一，以及自称是托派理论权威的刘仁静。他们认为，陈独秀对形势“陷入了幼稚的过份的估计”，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指责他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他们特别猛烈地抨击所谓“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的“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斯大林派的主张”。
对于这些批判，陈独秀撰文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和回击。他认为拿什么“大同主义”、“打破国界”、“不要祖国”、“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反对对日宣战，“实际是反动的”。（27）他还详细分析严厉批判了这种反动的极“左”思潮，指出主张什么“工人无祖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救资产阶级的国”，“不是我们的阶级立场”等等，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地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28）同时，他以“常委”的名义，“警告法南区委扩大会议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反对斯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斯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他解释说：所谓“共同行动”，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时的协作，而不是长期的政治联盟；所共同行动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次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对两党利害一时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于拒绝任何共同的行动”。最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岱青、刘仁静等人曲解和反对常委决议案，反对“共同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而反对与苏维埃红军“汇合”，则是“走到等待主义的道路”。
但是，法南区委仍然坚持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和政策，甚至发展到拒绝执行常委的指令，在屡次“警告”不灵的情况下，陈独秀最后不得不采取组织手段，先是撤销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后又解散了法南区委。
托派组织北方最大的“北方区委”，也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并因此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汪泽楷为书记的“旧临委”，一派是以任曙为书记的“临时工作委员会”。陈独秀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三次作出决议，一面批评原北方区委执行的是“取消主义和等待主义的路线”，另一面又批评“新临委”“极左”及分裂组织的错误，要二者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立即合并统一，但却遭到双方的共同抵制。陈独秀一看无法，便干脆取消“北方区委”，成立“北方特委”；但还是受到抵制，只好又两度改组“北方特委”，仍无法平息两派的隔阂，最后他不得不提出，对于常委的决议，“必须绝对执行，……否则即以违反纪律论”。（29）甚至说：“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十二道金牌”迅速坚决地处理这个纠纷，压平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估计北方的政治形势“在最近将来很有剧变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热河，甚至进攻平津之可能”。所以他要求北方组织要迅速健全起来开展工作，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在这里，陈独秀再次显示了他对政治形势观察敏锐的卓越才能。不久，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就侵入热河，冯玉祥即组织察北同盟军进行长城抗战，而国民党政府则屈辱地订下塘河协定。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又制造了华北事变，想夺取平津，学生奋起救亡，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
然而，可惜的是虽然他满怀激情，渴望乘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再次大干一场，但由于托派内部四分五裂，相互攻击，各自为政，令行不止，使得陈独秀的政治主张无法顺利贯彻实施，眼睁睁看着革命时机白白错过，他所起草发表的那些闪烁着远见卓识的文章、观点也都被革命洪流席卷而去，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半点痕迹。
说来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当年他以分裂的形式向中共中央提出抗议，所以当他担任托派组织总书记后，尽管一再强调组织纪律，但没想到他的部下也以类似他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他本人了，这对他简直是一个大讽刺。
而中国共产党，尽管正受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党的工作也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出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等高级干部叛变的情况，尤其是在王明以不正常的手段篡夺党的领导权的时候，李立三和瞿秋白被撤职，罗章龙被开除党籍。尽管出现了这样严重的政治路线分歧和党内斗争，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严肃了政治组织纪律，不但没有造成党组织的分裂，从整体上说，反而越来越发展壮大，坚强有力。特别是在苏区，各路红军接连粉碎了蒋介石三次“围剿”，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等根据地迅猛发展，已成燎原之势。尤其是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范围扩大到二十八个县，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选出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至此，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具体结合，终于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为中国共产党日后的发展壮大乃至最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干部上和军事实力上的坚定基础。这和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托派组织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对于陈独秀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
一九三二年五月，由于狱中流行传染病，原托派“中委”濮德志、宋逢春等人保外就医。于是，陈独秀几经催促，又把二人拉回来，加上自己和彭述之、罗世藩共５人，重新组织起托派中央临时委员会，陈独秀仍任总书记，谢德盘为秘书长，准备重振旗鼓，东山再起。
六月十五日，陈独秀致函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重整组织的情况，以及“九.一八”后采取的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红军、义勇军“建立联合战线”的策略，并请求对今后工作的指示。
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三日，托洛茨基两次给陈独秀回信，坚决反对和阻止陈独秀与中共“合作”的策略。但是，上述信件陈独秀已经无法收到。十月十五日，陈独秀因为叛徒出卖，突然在上海家中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托派临时中央委员会常委的其他成员彭述之、宋逢春、罗世藩、濮德志和秘书长谢德盘。至此，陈独秀苦心经营的“临委”，第二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这是陈独秀革命生涯中的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前几次被捕，经过多方营救，都很快获释，这一次他却被判刑，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年之久的铁窗生活。
注释
（1）《所谓红军问题》，刊《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2）托洛茨基：《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
（3）托洛茨基：《一九三○年一月八日给中国托派的来信》
（4）《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930年10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
（5）《国民党与统一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火花》第１期，1931年9月5日出版
（6）《直接谈判之途径》，《热潮》第1期
（7）《热潮》第４期
（8）《谈论越轨行动》，《热潮》第5期，1932年1月7日出版
（9）《热潮》第４期，1931年12月29日出版
（10）《热潮》第７期，1932年1月23日出版
（11）《热潮》第７期，1932年1月23日出版
（12）《发刊词》，《热潮》第1期
（13）《热潮》第6期
（14）《热潮》第3期
（15）油印传单
（16）《火花》第7期，1932年1月28日出版
（17）《火花》第7期，1932年1月28日出版
（18）《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出版
（19）刊《火花》第7期（1932年1月1日）
（20）陈独秀：《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刊《先锋》第4期（1932年11月17日）
（21）引自《上海事变中的取消派》
（22）《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第208、20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23）《红旗周报》第21期（1931年10月25日）
（24）《红旗周报》第22期（1931年10月30日）
（25）《毛泽东选集》，第152页
（26）陈独秀：《辩诉状》，（1933年2月20日）
（27）《论对日宣战与排贷》，《热潮》第１期
（28）《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应不应该领导爱国运动》，（1931年11月28日），《校内生活》，第3期
（29）《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1932年6月27日），《校内生活》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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