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中共合作不成的情况下，陈独秀公开宣布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决心寻求“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的第三条路线。
（四十二）
往事不堪回首，八年时间，过眼云烟。
这一夜，陈独秀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这八年里，他四处出击，到处树敌，一方面，创建了中国的托派组织，不断向中共路线提出批评，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成为孤独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又将枪口对准国民政府，猛烈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被抓进大牢，度过了五年漫长的铁窗生活。这些许多年前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一下子涌到眼前，令他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要想在当今中国政坛有所作用，必须和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合作，这一点他心里十分清楚。而国民党杀害了他两个儿子，与他血海深仇，势不两立，自是不能为其效力！共产党虽然将他开除，但共产主义毕竟是他的追求，这也是他为什么一再让罗汉与中共联系的原因。
白天和董必武的接触，使陈独秀基本摸清了共产党的底牌。要想回到延安，必须写一份“悔过书”，这就是先决条件。不写是很难“过关”的。虽然当年他反对过的瞿秋白已经牺牲，李立三也被囚禁在莫斯科，失去了人身自由。可王明还在，这个在莫斯科受过正规训练的小个子留学生是反对托洛茨基的急先锋，中共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倡导者，共产国际路线在中共党内的忠实代表。尽管陈独秀知道，中共现在的实际领导者毛泽东与他有过师生之谊，但碍于王明站在一旁虎视眈眈地挥舞着共产国际的大棒，是不能轻易触托派这块雷区的，这是斯大林最敏感的一根神经。因此，陈独秀十分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他回党工作的前提条件是先写“悔过书”。这就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要接纳陈独秀，但又不能惹怒了斯大林。可陈独秀偏偏不是瞿秋白，也不是李立三，他是绝不会写什么“悔过书”的，在陈独秀看来，什么都可以和中共谈，唯独这一条不能谈！这是他必须坚守的最后阵地，退让的底线。
矛盾的焦点就在这里，要是悔过了，岂不是证明陈独秀坚持追求多年的“真理”原来是错误的？陈独秀肯定不会答应；可要是不悔过，就重新回到党内工作，岂不是证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处理是错误的？毛泽东肯定也不会答应。双方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都不会妥协。谈判由此陷入了僵局。
然而，陈独秀和董必武的这次接触，虽然没有达到什么明显效果，但他抛出的橄榄枝中共毕竟接了过去，并对他报以友好的微笑了，这使他稍有些安心。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陈独秀和中共的联系并没中断，更没有发生新的公开冲突。周恩来不久接见罗汉时说：“中国‘托派’可分为几派，而陈独秀一派是主张抗日的，也是赞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所以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使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也曾发表署名文章，称“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该文甚至还说，陈独秀在武汉所作的抗日演讲“与中国的托洛茨基的主张已大有差别。”（1）
中共和陈独秀似乎达成了一个默契，彼此保持着和平共处，都在小心翼翼地等待一个新的转机的到来。（四十三）
一九三七年底，南京失守之后，中国各政治党派云集武汉，同仇敌忾，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在这种热烈、激动人心的氛围下，陈独秀似乎重新焕发了“五四”时期的革命精神，他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抗日宣传上来，白天外出到大学、工厂演讲，晚上伏案写文章。面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陈独秀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微妙变化，他虽然没有明确承认过去加入托派组织的错误，但却在许多文章中公开驳斥托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特别是在有关抗战的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有意无意地和中共的政治主张达到了高度一致。
首先，关于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陈独秀认为，这次抗日战争的性质是近代中国继李鸿章改革、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以来的第五次（也是最尖锐的一次）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即民族解放运动，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仅是“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2），“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3）这次战争的意义，不仅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4）“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5）陈独秀还批判了托派认为中日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6），“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7），“两个帝国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的观点，（8）并且愤怒地痛斥了日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山川均、佐野学和铃木茂三郎等宣扬的“爱国主义”论调，指出：“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而山川均等“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的借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大众，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陈独秀断言：“此次中国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作南京政府与东京政府的战争，而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帝国主义战争”，抗战的胜利，将“不但使本国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并且使侵略的被压迫人民也得到解放的机会。”（9）
其次，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抗战之初，全国抗战气氛空前高涨，特别是“平型关”、“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挫败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陈独秀很受鼓舞，对抗战前途充满信心，他说：“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实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10）他在南京时，傅斯年曾很颓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独秀则说：“不然，从历史上看，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甚至自负地说：“既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傅斯年听了大为感动，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11）
其三，关于“主战”还是“主和”问题。陈独秀坚决反对妥协投降，他驳斥投降派说：“投降派惟一的理论及事实之根据，是中国在军事的经济的力量上都非日本之敌”，殊不知“中国政府中的军力和财力之弱点，是可以由全国民众之奋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国家、革命的民众（日本民众也在内）之援助来补充的”（12）。据此，陈独秀还接过国民党当局的话头而强调说：“今日而与日本言和，即为汉奸”，“中途妥协即是千古罪人。”（13）
第四，关于抗战的纲领问题。陈独秀提出了十条：①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②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③联合苏联及全世界（包括日本）的工农民众共同反对日帝国主义；④没收日帝国主义者财产和汉奸官吏的财产以救济伤兵和难民；⑤强迫富人认购国公债，征收财产累进税和加重因战事营业所得税，不把战费加在工人、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⑥解除人民痛苦，以提高民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⑦恢复由各业群众选举各类团体；⑧改组全国军队，直隶中央政府，加强军队中的政治教育、改良兵士待遇，实行军队和驻在地民众之亲密合作；⑨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以肃清汉奸，巩固后方，组织训练前线失业工人的特殊军队加入作战；⑩迅速召集国民大众，集中全国抗战力量，支持抗战大局。（14）此外，他明确表示赞同国共合作，称“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危机，停止多年的内战，在军事上合力抗日，这是无可非难的事。”（15）
第五，关于发动民众问题。陈独秀提出，应坚持全民抗战，作“人力的全国动员和财力的全国动员”，因为抗战的一切活动“无一不需要民众的力量”，即“急需发动广大的真正的民众------主要的是参加生产的工农民众”。至于如何发动民众，他认为必须切实做到三件事：一是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二是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三是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
第六，关于“游击战”和“持久战”问题。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抗战不可能“速胜”，而必须坚持“持久战”。他说：“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16）还说：“这种最后的胜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17）他还主张“全民抗战”：“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持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18）“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它，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19）
陈独秀的这些观点顺应了历史大潮，自然也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拥护和响应。随着他政治影响力的回升，不断有学校和民间组织请他去演讲，媒体对他的报道也开始增多，于是，他开始有些飘飘然，似乎又找到了“五四”时代驰骋风云、呼风唤雨的感觉。
然而，陈独秀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便被上海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寄来的一封信搅乱了。
（四十四）
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环境开始宽松，原来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组织成员纷纷聚集上海，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精神，谋划筹备正式的中国托派政党。
这时候的托洛茨基和他所建立的第四国际，对托派在中国抗战中的政策有着明确的指示。托洛茨基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但蒋介石的抗战，是违反自己意志进行的，是“被人推向前”的，“明天，他又要背叛”，鉴于此，托洛茨基明确指示中国托派：“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我们无需要存丝毫的幻想”；对于抗战，一面要“积极参加”，“一面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八月，第四国际通过的中日战争决议案，提出了两个“打倒”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国共合作”，托洛茨基更是竭尽污蔑之能事，他说，过去“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遵照着莫斯科命令，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反动的与学究气的‘孙文主义’，参加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致命的政策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国托派组织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选举陈其昌为托派临委书记，并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正式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决议认为，国民党抗战，一是“不能不以‘应战’来维护其统治权”，一是“以‘应战’作为达到它妥协投降目的的手段”。因此，托派的政策是，“全体民众立刻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对于国民党各派，“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中共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托派更是杯弓蛇影，歇斯底里大发作，攻击中共是“彻底投降”，“今天的‘国共合作’，不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斯大林党（指中共--引者）已经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并扬言：“必须无情地打击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政纲，去抵抗以斯大林党为首的欺骗虚伪的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的潮流”。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是破坏抗战。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托派组织发现陈独秀非但不反对“国共合作”，反而主动去和中共“合作”，自然是恼羞成怒，陈其昌立即给陈独秀写信，对他与中共的接触提出了严厉批评。
对于陈其昌的来信纠缠，陈独秀同样也是十分恼火。
一则，他现在十分希望与中共和解，共同合作抗战，而他们之间最难逾越的鸿沟就是敏感的“托派问题”，陈独秀虽难以低下高贵的头颅向中共写什么“悔过书”，但总算是公开表示自己和托派没有任何关系，这也说明他希望和中共合作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然而就在事情进展有些眉目之际，托派组织突然又像一个幽灵一样找到他，指责他不该和中共接触，就好像他一直是托派组织的一名成员，现在瞒着组织偷偷办了一件不该办的事情似的。这事要是传到中共方面，别说他不会低三下四向中共解释，就是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
二则，在他看来，现在的托派组织已今非昔比。他当年创建托派组织是为了反对中共党内的“左”倾路线和斯大林路线，而现在的托派组织根本不顾形势发生的变化，既反日，又反蒋，还反共，在社会上名声不佳，陈独秀从心底里也确实不愿与之为伍，惟恐躲之不及。
陈其昌哪知陈独秀此时心里的真实想法，居然以领导的口吻大模大样给他发来七封长信，又是教训，又是指责，真的以为陈独秀就是他的一位下属了。这使陈独秀愈发恼火，一怒之下，将陈其昌的来信统统扔进了纸篓。最倒霉的要算是潘兰珍，她莫名其妙连续几天挨骂，却不知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晚上反复深刻反省，还是不知为什么。最后只好佩服陈独秀思想太深奥，责怪自己文化水平太低，居然无法理解老头子为何发脾气。
（四十五）
转眼到了年底，武汉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陈独秀在监狱落下的心肺病又犯了，躲在屋里不出门，依旧是咳个不停，喘不上气来，便只好辞了近日的演讲和报馆约的文章，躺在床上养起病来。
这天中午，天空突然晴朗起来。潘兰珍见天气好，便搬来一把竹椅子放在院中，扶着陈独秀坐在太阳下晒着，那阳光毒辣辣的，照在脸上就像针刺的感觉，却又不痛，只是微微有些发麻，非常舒服，似乎有些夏天的味道。他的心情顿时好了许多，看了一会报纸，觉得有些困倦，便合上眼，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听见门响，朦胧中感觉进来几个人，睁开眼见是罗汉带来两个年轻人，仔细看时，原来是托派组织成员濮德志、王文元。他们五年前和陈独秀同时被捕，又押在同一个监牢里，可谓是患难弟兄，陈独秀八月出狱时，他们还没释放，这会儿见他们突然站在面前，自然十分高兴。
“原来是德志、文元，你们什么时候出狱的，前几天，我还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呢。”
王文元说：“你出去不久，我们也出来了。先是到傅斯年家找你，听人说你去了上海，又到了上海，见到了陈其昌，才知道你来了武汉。”
“我是不会去上海的。”陈独秀挥挥手，突然意识到什么，阴沉下脸问：“是陈其昌派你们来找我的？”
王文元摇摇头道：“我们可不是他派来的说客。说实话，我们对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也很有看法。” 陈独秀这才吐口气，又露出笑容：“那就好，我们还可以谈。”
王文元问道：“我看陈其昌对你和罗汉意见很大，说你向斯大林投降了。”
“妇人之见。”陈独秀不屑地说：“我从不向任何人投降，现在国难当头，各派力量必须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国家才有救亡之日。可他们在干什么？还抱着老一套不放，只会背诵老托的文章，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只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办报纸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吗？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现在看，因循守旧，墨守陈规，是没有出路的，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须抛弃，要开拓新的局面，必须采用新的方法。”
濮德志道：“仲老，你和上海关系搞得这么僵吗？连见面都不愿见。”
陈独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反对我提出的抗日主张，一连来了七封信，向我兴师问罪，口诛笔伐，我为什么要见他们。”
濮德志问道：“你怎么回复他们的？”
陈独秀心烦地皱着眉说：“本想置之不理，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你写信，前两天我便给陈其昌回了一封信。我告诉他，首先，你们近来乱骂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言论是不对的。尤其是骂斯大林，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但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向何处去！其实，你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都是彭述之的朋友，和我非永久之伴侣，对彭述之等人，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其次，关于我和中共合作之事，我觉得，现在各派联合抗日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了抗日救国，大家需要各自退让半步，捐弃前嫌，共同抗日，所以，我和中共合作在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至于说我们已经在事实上合作了，这完全是胡说，罗汉也并未向我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第三，关于我将来向何处去的问题。我既不会倒向中共，也会不回到托派中去，更不会到蒋介石那里去做客。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20）
濮德志用请教的口吻说：“仲老，依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陈独秀道：“现在我们绝对不能依靠上海方面干工作。应当看到，自从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被迫抗战了。共产党也以民族利益为重，改变了多年提出的‘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从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上海方面却仍然坚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反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起到了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再加上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宣称要利用这种作用，帮助托派发展，于是现在的托派几乎就成了汉奸的同义词，成了人人恶而远之的臭招牌，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这些人口里也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现在，在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共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这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使是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始一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你们说，陈其昌把组织搞成今天这样乌七八糟，我们谁还敢凑边？”
王文元连连点头：“仲老说的是，陈其昌是自己给自己戴紧箍咒，到上海是没有前途的。”
陈独秀又道：“再说国民党。我们要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炮声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一切幻想，为了他自身的利益，他现在也不得不站出来抗日，从淞沪战争来看，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蒋介石不久前信誓旦旦地昭告全中国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这一次是民族矛盾不同于两党之争，分不出高低他是不会出尔反尔的。出尔反尔，言和即亡国，他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况且日本人也不会给他留什么退路。抗日就自然需要统一的领导。我们的表态应该是，谁能领导这样的战争，我们就拥护谁，而目前看，除了国民党之外，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就是我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基本出发点。”
濮德志说：“可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实在相信不得。”
“我比你更了解老蒋，我的两个儿子死在他的手下，我在他的监狱里蹲了整整五年大牢，论私仇我和他不共戴天。可现在民族存亡之际，必须拥护他出来领导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
陈独秀接着说：“可拥护他抗日并不等于一切都依赖他、依附他。在其他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蒋介石要想真正成为全国各党派的抗日领袖，首先，就必须改变一党独裁的统治，实行民主政治，减轻人民负担。要真正地而不是假惺惺地容纳其他党派。他现在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思想信仰统一了，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因此，国民党必须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采取投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进行政治上的批评。为了全民抗战，在野各党派及人民群众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如果老蒋坚持要拿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条件，那只有先从事内战，肃清了异己，然后才来抗日。这也就是老蒋过去一贯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然而这对于党派，只是分散而不是团结，对于抗日救亡的力量，不是增加而是削弱，都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其次，国民党还必须解除人民痛苦，比如减少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的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等，以此博得人民之欢心，使人民能够自愿地与政府合作抗战到底。第三，要整顿国民党内部以适应抗战。政府应该下大决心，严惩从高级官吏一直到保甲长的贪污分子，代之以奋发有为的青年，以利抗敌而挽人心；任何达官贵人，凡生活豪华、狂嫖滥赌，此等毫无心脾的亡国大夫，应一律发往前线，参加开挖战壕工作，或编入运输队，以示薄惩。政府最高当局，应该下一决心，将政府阁员中妥协动摇分子立时除去，而代以坚决主战的人物。”（21）
王文元听到这里，忍不住哑然失笑：“仲老，你也太天真了，你以为老蒋会按着你开的药方治病，你这完全是对牛弹琴，缘木求鱼。”
陈独秀也笑了，说：“非如此中国便没有前途，抗战便没有希望。我也知道老蒋这个政治流氓一向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但做不做是他的事，说不说则是我们的事。所以，我们不能让老蒋牵着鼻子走。” 濮德志道：“仲老，你的意思是要和中共合作？”
陈独秀摇头道：“中共毕竟实力有限，只能打打游击，敲敲边鼓，这对战争的胜负起不了决定作用。当今世界，近代国家已经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敌人首先要占据的是我们的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他们占据这些城市便可支配全中国。因为他们懂得大城市在近代国家之重要。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乡村来作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事。过去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地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地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了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22）
濮德志又问：“依你所说，上海组织方面和国共两党都靠不住，那我们怎么办？”
陈独秀胸有成竹地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是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骨干作用，必须采取新方法，走进新的途径。这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的。列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和斗争的方法。”（23）
王文元敬佩地道：“仲老不愧是老革命，越是面临复杂的斗争环境，越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再不能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
濮德志道：“具体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
陈独秀道：“自从凇沪战役之后，武汉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以及群众运动新的策源地，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汇集到这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进行紧张的活动。而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不但工农群众，就是原来拥护国民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都日益对国民党失望，毛泽东正是充分利用这种形势，指示周恩来在武汉广交朋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中共的威望迅速提升。这样难得的机会我们决不能错过。现在看，谁主张民主和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谁就能领导民众抗战。因此，托派过去那套单纯靠文字宣传，借此组织工人实行革命的老想法，已经过时，必须抛弃。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组织一个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与中共争夺反国民党的民主人士；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
王文元想了想，心里虽不十分赞成陈独秀关于与“第三党”、“救国会”等民主政派“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战线”的方针，不过他也知道，在目前托派组织旧活动方式失灵的情况下，也只好按照陈独秀提出走“新的途径”试上一试。于是，他和濮德志决定留下来，跟着陈独秀，走一走“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的第三条路线。
（四十六）
陈独秀突然宣布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并决心要走一条“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的道路，与他自出狱以来主动寻求与中共合作，到处演讲撰文拥护国民党抗日的立场相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言语之间既带有一种埋怨的情绪，又包含一丝淡淡的无奈，其中内情，他无法对王文元、濮德治明说。其实，陈独秀的这种转变，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从国民党方面说，他刚出狱时，蒋介石曾对他有所笼络，又是封官又是许愿，但见他软硬不吃，不为所动，觉得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也就慢慢失去了兴趣。当时陈独秀在武汉发表的一系列抗日演讲，除了个别演讲见报外，其余绝大部分均遭国民党当局“暂缓登载”的禁令而未能及时发表，最大限度地消除他东山再起的可能和在社会上的政治影响。陈独秀本来就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现在看国民党对他不冷不热，明里一套，暗中一套，无论如何也不会靠向国民党。
从托派方面讲，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虽然派人来请他回上海，其实那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客套一番，决不是真心实意要把他请回去坐第一把交椅，这一点，陈独秀心里明镜似的，比谁都清楚，他太了解陈其昌他们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放在眼里的政治心态了。再说，托派在抗日问题上的政纲是：既反蒋，也反共，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陈独秀则主张拥蒋、联共，国共合作抗战。二者南辕北辙，相距甚远，自是坐不到一条板凳上来，为此，托派组织大骂陈独秀为“没有希望的”、“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甚至污蔑他“出狱是以政治上某种方式的投降换来的。”陈独秀自然再不愿和这等人为伍。
从中共方面看，陈独秀虽说早年气吞山河，如日中天，但时过境迁，这时候的政治影响已是微乎其微，毛泽东是不会为了收拢一个被开除党籍的“托派分子”而得罪顶头上司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所以，决不会在“三项条件”问题上对他作出让步，再加上十二月初王明自莫斯科回国后，马上在《解放》第26期上发表文章，斥责“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24）使他顿时有一种不祥之兆，再不敢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同中共的合作上面。
但陈独秀又不甘于从此在政坛上消沉下去，总想抓住机遇，再度辉煌一次。于是，便将目光盯到了国民党、共产党、托派之外的另一条独立自主的“第三条道路”上去。在中国历史上，寻求第三条道路可以说不乏其人，其探索真理的精神也无可非议，甚至应当得到鼓励。问题是，其他人在走不通的情况下势必最终靠向某一政治党派，或走阳光道，或走独木桥，大浪淘沙，总有自己的归宿，正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而陈独秀却非常人，他在走不通的情况下，则宁可退出政治舞台也绝不在思想上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愈到晚年，这一点他表现得越加明显，最终越来越如同一束孤独的小溪，远离革命洪流，默默流入荒无人烟的沙漠，渐渐干枯直至消失。
这就是陈独秀晚年的悲剧。
陈独秀“独树一帜”的第一步棋，就是计划与“第三党”、“救国会”及部分无党派人士接触，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战线，为政治上第三种势力的崛起夯实基础。
“第三党”的实际领导人是谭平山。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积极倡导者和坚决执行者，起义爆发后，他与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共同被选为起义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谭平山实际负责主要的工作。起义失败后，他与周恩来跟随兵败部队于九月底撤到汕头，随后与吴玉章到香港，躲藏3个多月后，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回到上海，才知道自己已被莫名其妙地开除出党。谭平山愤怒之极，便响应邓演达、宋庆龄的号召，联络一大批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于一九三○年八月在上海建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该组织以谋求建立一种既反对国民党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第三种政治势力”而得名。一九三一年，邓演达被蒋介石特务谋杀后，谭平山不得不亡命海外，并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宣布退出这个组织。一九三五年，该组织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后来的“农工民主党”前身）。一九三七年秋，抗战爆发后，谭平山返回武汉，恢复了与该组织的联系。
至于“救国会”全称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原是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建立的一个爱国救亡团体，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即为该组织的骨干。抗战初期，“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皱韬奋等人正在武汉进行活动。
这两个组织的负责人大都是陈独秀的多年老友、早年同事和昔日部下，私交甚好，渊源较深。并且这两个组织当时的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与陈独秀有共同语言。与他们搞联合，既有基础，也有可能，可以说，陈独秀目标选得还是很准的。
除此之外，陈独秀还专门派濮德志去请罗章龙、高语罕等一些早年在中国政坛上十分活跃而现在已经“金盆洗手”的“独行大侠”，希望他们能重出江湖，支持他的“复兴事业”。
陈独秀“独树一帜”的第二步棋，是通过“军运来发展力量，扩大影响”，目标就是卢沟桥事变中一夜成名的抗日英雄何基沣。
何基沣原为国民党陆军第七十七军宋哲元部一二○旅旅长。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即是他的所部吉星文团。一九三七年九月，已晋升为一七九师师长的何基沣参加大名府战役，因孤军无援，惨遭伤亡，愤而拔枪自戕，虽为卫兵所阻，但枪弹已中左肺，于是转来武汉治疗。陈独秀与何基沣早年相识，现在两人又在武汉朋友家中不期而遇，从此常有往来。何基沣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给陈独秀留下极好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何基沣与陈独秀交谈中，明确表示坚决抗日，并对国民党的指挥无能感到痛心疾首。半年来转战华北的作战，使他深感不将军队士兵的政治素养提高，明白为谁打仗的道理，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陈独秀和他多次促膝交谈，使他茅塞顿开，受益匪浅。经过反复思索，何基沣向陈独秀表示，希望从武汉邀请一些革命青年到他的部队去做政治教育工作。陈独秀闻之大喜，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在何基沣驻防的辖区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以此来发动群众，从而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25）同时，派王文元、濮德志等人到一七九师作政治工作，王文元任秘书长、濮德志任参谋。这一方案，实际上是将陈独秀抗战纲领中“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思想的实践和具体化。
但是，王文元、濮德志对“军运”工作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
陈独秀却坚持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他对王文元说：“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而且我们进入何基沣的军队，目的虽然不是‘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有过以前和军人打交道的经验，今后我们应该很清楚地懂得，我们在现在军队中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我认为何基沣本人不是冯玉祥式的狡猾之徒，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力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么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了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失。”
就在陈独秀信心十足地投身于“第三条道路”的艰辛开拓时，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几乎置他于死地的大阴谋正在悄悄地展开。
（四十七）
一九三八年新年过后，武汉天气渐渐转暖。陈独秀的心肺病也好了许多，再加上和几个民主党派的联席会议如期召开，与何基沣谈得也十分好，顿觉心情舒畅，身上也有了力气，于是便又开始外出演讲。
这一日下午，他应邀给武汉大学演讲，站在台上总感到下面的学生不像以前那样集中精力，而是时常有人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似乎在议论着什么。演讲完毕，掌声也不如以前热烈，就连师生目送他的眼光也露出一丝异样。他心里纳闷，却又不知为何。
回到家后，已是掌灯时分，正要吃晚饭，就见罗汉阴沉着脸急匆匆进来，将手中几本杂志扔在桌上，问道：“仲甫兄，可曾读过最近几期中共的刊物？”
陈独秀拿起一本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解放》杂志，如数家珍地道：“这篇是去年十二月四日，王明亲笔撰写的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形势》，文章称：在现在内战停止和全民族武装保卫斗争开始的条件之下，日寇侦探机关，必然更加设法安排自己的侦探、奸细、破坏者、暗杀者、凶手和暗害者等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们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罗汉气呼呼地说：“看看，同是这份杂志，十一月份还发表文章称你是‘老战士’，仅仅相隔半个月，你就变成‘匪徒’了。”
陈独秀满不在乎地道：“王明骂我七八年了，不足为奇，都是老调重弹.。”
罗汉见陈独秀并未生气，又拿起一份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说：“还有这里面，章汉夫写了一篇文件题为《肃清敌人奸细托洛茨基匪徒》，把你这个‘托洛茨基匪徒’‘破坏抗战’的言论骂了个狗头喷血。”
陈独秀不恼反喜：“看了，看了，这些我都看了。他们要骂我，我有什么办法，本来我就是‘托洛茨基匪徒’嘛。”
罗汉道：“可你不想想写文章的都是些什么来头。王明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中共长江局书记，眼下正虎视眈眈想取毛泽东而代之；章汉夫是《新华日报》的副总编辑，中共重要的宣传干部，他们的文章可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我当然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来头。”陈独秀依旧是不紧不慢地道：“这个王明当年从中山大学由米夫带到武汉，想向我讨个一官半职，我没答应，这些年一直对我耿耿于怀，中东路事件时，就是他发表文章说我给中央写信是反革命行为，把我开出党籍，他有一大功。现在是小人得志，自然不会放过我的，我还怕什么，他总不能再污蔑我是汉奸，说我吃里扒外，里通外国吧。”
“可他恰恰就是说你是汉奸，自己看看吧。”罗汉又从包中掏出两份《解放》刊物，扔到陈独秀面前。 陈独秀闻言猛地坐起，问道：“什么，什么，谁说我是汉奸？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他急忙从桌上拿起刊物，只见里面连载了康生撰写的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文章写道：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方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派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罗汉气得脸色发青：“说我们自‘九·一八’以后就开始领取日寇津贴了，可你我这几年一直被关押在蒋介石的大牢里，到哪里去领津贴？这简直是污蔑，凭空捏造。”
“沉住气，沉住气。”陈独秀定了定神，继续看道：
去年（指一九三七年--引者）六、七月间……上海日本报纸登载：‘托洛茨基亲自派了一个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到上海来担任东方托洛茨基组织的指导员’……这个美国的托匪格拉斯……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老的托洛茨基匪徒和收买诱惑的几个新的败类，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的组织……他们受着日冠的指示派人到各方面去进行侦探、欺骗、麻醉、破坏抗战的工作，特别是破坏八路军的抗战，破坏边区，成为他们最中心的任务。
陈独秀再也忍不住，骂道：“胡扯！去年六、七月间，我们还在蹲蒋介石的大狱，如何建立日探组织，如何去边区、破坏八路军？”
罗汉现在倒沉住气了，提醒陈独秀道：“接着看，接着看，还有精彩的呢。”
陈独秀低头再看：
可是很可惜，虽然陈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用‘中国抗战是为了发展工业科学’的烟幕来掩盖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也无怪日本侦探机关称赞他们为最能‘帮助有利帝国的活动’、‘破坏南京的统一’、麻醉群众最‘高明’的工具了。（26）
“可耻！卑鄙！”陈独秀没等看完文章，便气得两眼发花，血压升高，头晕目眩，嘴唇发紫，说不出话来。
罗汉问：“我们如何应对？”
陈独秀突然沉默了，半晌才说：“等等再说，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不要起哄的好。”
罗汉道：“仲甫，你是胆怯了吧。”
陈独秀一瞪眼：“我害怕什么，当年开除我的党籍，我也没胆怯，照样和他们辩论。”
“可现在你害怕了，你怕恢复不了党籍，你是一门心思想回到斯大林派去。”罗汉冷笑道：“你有顾虑，我没有，我是要声辩的，背上一个汉奸的骂名比没有党籍更可怕。”
罗汉走后，陈独秀一个人呆呆坐在窗前抽闷烟，潘兰珍小心翼翼地几次来叫他吃饭，只当没听见。直到夜深了，他才一声不吭地躺到床上。
这一夜，陈独秀怎么也睡不着，他和托派之间的恩恩怨怨象过电影般一幕幕又浮现在面前……
注释：
（1）冰：《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
（2）陈独秀：《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出版，1938年3月版，第5页
（3）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4）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5）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政论》第22期，1938年8月5日
（6）《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6页，1948年11月28日
（7）《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6页，1948年11月28日
（8）陈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28页
（9）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5页，华中图书公司出版，1938年3月
（10）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政论》第1卷第13期，1938年6月5日
（11）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抗战》周刊第1卷第6期，1937年10月16日
（12）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1937年11月6日
（13）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1937年12月
（14）陈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1938年2月
（15）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1938年2月
（16）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32页
（17）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宇宙风》第52期，1937年
（18）陈独秀：《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保卫胜利》，《我的抗战意见》
（19）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34页
（20）陈独秀：《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7）
（21）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1937年12月）
（22）陈独秀：《论游击队》（1938年7月21日）
（23）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24）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解放》第26期（1937年12月4日）
（25）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26）《解放》第29期，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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