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春夏之交，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完成了向托派的转变，中共中央在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将他开除出党。
（三十七）
一九二九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陈独秀的寓所里来了一位年轻人，进门就冲着他直叫舅舅，陈独秀看了半天，才认出是大姐的儿子吴季严。
吴季严道：“我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
陈独秀一听外甥是从苏联回来，忙说：“坐下，坐下，我正想了解苏联现在的情况。”
吴季严介绍说：“列宁去世前曾留下一份遗嘱，说斯大林性情暴躁，处事专横，不适合于当党的总书记，应另选一个适当的人。列宁在遗嘱中还说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这就使托洛茨基成为斯大林的眼中钉，一九二六年七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斯大林路线，今年二月，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到土耳其去了.......”
陈独秀打断外甥话头，道：“说说斯大林想怎样决定中国革命的未来，我和托洛茨基没有关系。”
吴季严道：“太有关系了，您可能并不知道，您之所以被斯大林撤消总书记职务，就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您的许多政治观点和托洛茨基完全一致的缘故。”
陈独秀瞪大了眼睛：“真的，还有这样的事情。”
一九二四年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之后，党内分歧便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
当时的俄共（布）政治局由总书记斯大林，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主席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真理报》主编布哈林，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以及全苏共工会主席托姆斯基7人组成。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年生于乌克兰赫尔森地区一个犹太农民家庭。他十九岁参加革命，一九0二年被列宁邀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但不久与列宁分裂，动摇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一九0五年参加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后流放国外，一九一七年二月回国，参加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先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和国防人民委员，党内地位仅居斯大林之后。托洛茨基精力充沛，爱好写作，善于演出，学识渊博，深受列宁器重，传说是列宁遗嘱中的接班人，这就为他和斯大林的斗争埋下了祸根。
一九二五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第一次斗争爆发了，结果是托洛斯基遭到彻底失败，被撤消了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随后，俄共（布）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清党”，共将九万二千余名“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开除出党。
一九二六年四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合起来，同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就党的理论和改革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斯大林主张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号召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托洛茨基则举起“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的旗号，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简称为“左派反对派”，提出一整套政纲，反对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政纲的理论依据，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认为，农民从来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经济技术落后的苏联若得不到其他发达国家的援助，决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挽救苏联。另一方面，他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也都用“不断革命”来概括。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阶段，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都必须用十月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换言之，就是要用社会主义革命来代替民族民主革命。 以上这些问题，起先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争论，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后，转变为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国革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一九二六年四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先后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建议，遭到斯大林的拒绝，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讲，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1)会议严厉批评了反对派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强调要巩固和加强国共联合战线，并要求中共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武汉政府时期，托洛茨基又提出共产党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像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策略那样，逐步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到一个政权，但也被斯大林否定，斯大林当时把全部希望寄托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身上。一九二七年三月，托洛茨基再次提出：“由共产党公开坦白地提议，以两党底独立及协定为基础，重新考虑组织问题。”(2)斯大林则认为：“主张退出国民党的说教，就是取消中国革命的说教。”(3)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乘机发起猛烈进攻，攻击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
第二，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斯大林认为，武汉政权虽然现在还不是工农兵政权，但发展下去会成为这种机关；反对派认为，武汉政权是个“空架子”，把它说成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是不正确的，要求立即组织苏维埃。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斯大林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农民土地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发展为土地革命；反对派则断言中国革命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开始进入紧急时期，全国形势急剧恶化，出现了以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在新的形势下，反对派更加猛烈地抨击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政策和策略。季诺维也夫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中，认为国民党就其实际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决不是什么“四个阶级的联盟”。为此，他提出，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如果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那就会导致迷失方向，并且认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时刻已经到来，“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保证和准备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才会给整个运动以必要的推动力量”。斯大林则断然拒绝了反对派关于成立苏维埃和退出国民党的两项主张，提出“在目前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4）这种争论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上达到了高潮。
应该说，就双方的论点来看，托洛茨基提出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当时中国还不具备这种客观条件，而斯大林等过分强调国民党左派和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也是不妥的。两派的激烈争论，针锋相对，并通过他们各自的代言人鲍罗庭和罗易具体在中国贯彻，就使得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难免无所适从，不知听谁的为好了。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先从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争到土地革命兴起，又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高层，争到联共（布）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中山大学的群众集会上，最终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进行。有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因此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等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导致了使他们的分裂。中山大学当时的校长拉狄克是托派中有名的人物，而且他请来的教授和教员大多数也是托派。他们在课堂内外，引经据典，在马恩列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公开为托派宣传和辩护。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渐渐受到了托派宣传的影响，他们从苏联托派那儿接受托洛茨基的文件，然后互相传阅，对托洛茨基从好感而而同情，由同情而钦佩，由钦佩而信仰，由信仰最终加入托派组织。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并撤消了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改由布哈林接任。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参加了苏联军民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红场游行。当他们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苏联两派群众也发生了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由此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要求托洛茨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被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拒绝。一月十四日，联共中央将他们开除出党。
一九二八年一月，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流放到距莫期科4000公里之遥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顽固不化的托洛茨基在流放地继续撰写文章攻击斯大林的政策，于是，一九二九年一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将托洛茨基驱除出境。布哈林投了反对票，但这已无济于事，反而为自己日后被清除埋下了祸根。
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活动开始转入地下。中国留学生梁干乔、史唐等人，也于一九二七年底被遣送回国。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被遣送回国的梁干乔、区芳、陈亦谋、张特四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同时，仿照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言论》，也创办了一个油印刊物《我们的话》作为机关报，这一组织被称之为“我们的话派”。
“我们的话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
由于“我们的话派”人数较少，所以未及在党内大肆活动，对党组织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他们却能够将从托洛茨基的文章连篇累牍、源源不断地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到了一九二年秋，开始逐渐在党内产生影响，最终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分裂。
其实早在一九二八年秋天，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从苏联回来，向陈独秀汇报“六大”情况时，就曾劝他接受托洛茨基思想，反对中央的路线，那时候，由于陈独秀一点也不了解托洛茨基的思想观点，因此，对老托毫无兴趣，当场就拒绝了汪泽楷的建议。
时隔半年，外甥吴季严的到来，为他留下了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读完之后，他才惊喜地发现，原来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洛茨基的许多观点与自己有着惊人相似之处。他原来只听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斗，最后托洛茨基被打败，驱逐出境，可并不了解因为什么，一直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看了托洛茨基的文章，才知道，原来他和老托“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是反对斯大林路线，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顿时有了亲近之感。
但陈独秀向来不是盲从之人，他在接受托洛茨基思想之前，必须了解托洛茨基的全部理论，他需要自己的判断。
（三十八）
一九二八年秋，党的“六大”之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会前，流放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党籍。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专门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共产国际“六大”只译了这个文件的第一、三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但是，参加大会工作的中共党员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是中国留学生中隐蔽下来的托派分子，他们看到此文件后被深深打动。于是，他们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在苏联留学生中正式建立托派秘密组织“干事会”。安福任书记、王文元任宣传部长、范金标任组织部长，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到一九二八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不久，托洛茨基又写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详细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此文件和《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组织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
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国内“陈独秀派”的人，从归国留学生托派分子手中，首先接触到了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推行国共合作是孟什维克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材料；后来，不久又看到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并立即找到陈独秀，向他介绍这些文件。
这时候，陈独秀刚刚从外甥吴季严那里初步接触到一些托派文章，这次又读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他马上被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他特别注意到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5）；“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的。”（6）这些文章使陈独秀明白了，他过去主要错误，就是“忠实地执行了由斯大林决定的命令”。同时，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指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这一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这使陈独秀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至于托洛茨基目前的处境，更使他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这使他更加坚定了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从此，陈独秀不仅巩固了他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坚定了他对立三路线的怀疑和否定。他后来回顾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的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我虽未能及时彻底认清这个失败的教训而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着我亲历的经验，深深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及一些苏联问题之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在中国革命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之真正的根源所在。”（7）
这时，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做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 但是，陈独秀毕竟已不是仅凭满腔热血就会一时冲动的青年，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牌政治家。尽管他同意托洛茨基的结论，但他要严密的逻辑论证，要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他从不盲从任何权威和理论，他需要自己的判断和分析。所以说，从原来基本拥护“六大”路线，到彻底否定“六大”路线，对于陈独秀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他认定了是“真理”，就会义无反顾地去悍卫。
一九二九年春夏之交，陈独秀走出闷了一年多的小屋，开始频频出没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的一幢不引人注意的楼房。那里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人就经常聚集在此阅读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每次去，都会提出不同意见，然后就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每次辩论完毕，他并不能全部接受。但下次来时，他就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而是以尹宽他们阐述的托洛茨基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这样一层一层讨论下来，他一边学习思考，一边写了七八篇书面意见和个人见解，到一九二九年夏天，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他在八月五日给中央写的第二封信中，其观点不知不觉渗透了大量的托洛茨基理论。中央没有公开将他的文章登在党的刊物上，也是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他关于中东路事件三封信的批评，措辞之所以一封比一封严厉，皆出于此。
（三十九）
这天深夜，陈独秀从彭述之家回来，一进门，便见有三个人坐在客厅里，定神一看，原来是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
陈独秀一怔，随后笑道：“稀客、稀客，今天三巨头同时驾临寒舍，真是蓬壁生辉呀，是不是要在我这里开常委会呀。”
周恩来站起身道：“独秀同志，最近身体怎么样，今天有点空闲，我们三个便一起过来看看您。”
李立三道：“你到哪里去了？这么晚才回来，你可是蒋介石通辑的要犯，若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可担待不起。”
“难得你们还挂念着这个无用之人，就算是被老蒋抓去，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陈独秀感叹了两句，又道：“我到老彭那里去坐坐，聊聊天，这段路熟，又很僻静，不会有问题的。”
向忠发道：“独秀同志，听说你最近经常去彭述之那里？”
陈独秀道：“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向忠发一时语塞，半天才道：“独秀同志，我是工人出身，说话喜欢直来直去,开门见山，不像你们知识分子这么拐弯含蓄，半天不入主题。彭述之最近和苏联回国的托派分子打得火热，你最好少和他来往，免得天常日久，中了托洛茨基的毒。”
陈独秀毫不隐瞒地回答：“彭述之还是中央委员吧，我为什么就不能和自己的同志来往。再说，我也没觉得托洛茨基的思想有什么不对，我看过他的几篇文章，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向忠发有些着急：“独秀同志，你怎么能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呢，那是很危险的，里面完全是反共产国际和反斯大林同志的东西。”
陈独秀坦然地道：‘老向，你不要瞪眼，我看了之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相反，关于对中国革命的论述，我觉得十分精彩，看后顿觉眼前一亮。”
向忠发道：“托洛茨基那是一派胡言。”
陈独秀反问：“老向，你看过托洛茨斯基的文章吗？”
向忠发说：“那都是毒品，我可不敢看。”
陈独秀又道：‘既然你没有看过，又怎知他是一派胡言呢？”
向忠发无话可答，只好把求援的目光转向周恩来。
周恩来诚恳地道：“独秀同志，自中东路事件发生之后，你给中央写了几封信，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都为你能为党献计献策感到高兴，不过里面有些观点，中央是不同意的，特别是你八月五日那封信，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明显带有托派思想，中央认为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我和忠发、立三同志一起来，就是想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陈独秀冷笑道：“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共产党应当退出国民党的建议我看就非常正确，若是斯大林早听了他的话，中国大革命就不会是失败的结局。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执行了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以统一战线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的政策，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了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政策之错误。”
周恩来说：“独秀同志，你这个观点未免过于偏激。众所周知，中国的大革命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国际的倡议和支持，这才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阶级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深入开展，我们的党也才能从‘三大’时只有几百名党员，迅速发展到‘五大’时拥有近六万党员的大党。共产国际在指导大革命过程中是有错误，但因此全盘否定国际在大革命中的作用则是不公正的。”
陈独秀道：“若是不搞国共合作，我们党就不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及领导权，就不会让蒋介石、汪精卫他们牵着鼻子走，大革命就不会失败。”
周恩来道：“独秀同志，你这个逻辑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国共合作过程中，是否一定要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不是不可以探讨，但采取‘党内合作’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和党没有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独立性及领导权，并没有必然联系，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陈独秀一时无话可说，便冷笑一声道：“愿闻其详。”
周恩来接着说：“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更有利于发展工农运动，更有利于壮大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力量，这是一条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争取领导权。而独秀同志，你在大革命时期就一再坚持认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并且一再强调：‘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还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显然，在这种‘二次革命论’思想的指导下，你根本就没有在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的打算，即使当时国共合作采取了托洛茨基主张的‘党外联合’形式，独秀同志你同样会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革命的领导权，大革命又怎能不失败呢？”
陈独秀听了有些恼怒，道：“恩来，你说了半天，还是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在我，难道共产国际就没有一点责任了？”
周恩来耐心地说：“我并没有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你头上的意思。说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是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既要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回避它的缺点错误。但是，统一路线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错误，相反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功绩，至于它在国共合作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确实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条件之一，回顾过去，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你，是不足取的，这一点，党的‘六大’已有所纠正。但是，独秀同志，你做为当时党的总书记，反过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说你个人的错误都是来自国际，是遵守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的结果，这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向忠发连连点头：“我看恩来说得对，独秀同志你在大革命时期执行国际指示比谁都卖力，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你懂什么？”陈独秀不屑一顾地瞥了一眼向忠发：“你那时候不过是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中央的事情复杂得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有什么发言权。”
周恩来严肃地道：“独秀同志，不管怎么说，做为一个党员，首先要服从组织原则。应该说，党的‘六大’对大革命失败责任的界定是公道的。做为老同志，我们不应该总是纠缠过去，而是要多向前看，更不能搞小团体，散布和中央相反的言论。”
（四十）
陈独秀道：“恩来，我知道你是个公道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能够一如既往对待我，我很感激。但我也要声明一点，我从不迷信什么党派组织和权威，我崇尚的是真理。只要我认为对的，我是会坚持到底的，这也是对党的责任。既然你说到向前看，我就再谈谈对目前党的方针政策的看法，我认为，我们的党如果再不纠正目前的方针政策，就有再次走上‘左’倾盲动主义的危险。”
李立三闻言马上阴下脸来，问：“你认为中央目前政策有哪些不妥？”
陈独秀振振有词地说：“首先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中央的看法显然是超历史阶段的。大革命失败之后，资产阶级关系在中国已经是无条件占优势和直接统治地位，封建残余在这一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去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去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8）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坚持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的判断，把反封建的任务放在重要位置，把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是不对的。毛泽东甚至跑到山沟里去当李自成、山大王，还说什么这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真是堂吉柯德式的笑话，翻遍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哪一条哪一句写着在农村可以取得全国革命的成功？
第二点，关于蒋介石南京政权的性质。大革命失败后，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无论是蒋介石也好，汪精卫、张学良也好，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为中心的领导政权。因此，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对象，而中央却仍然认为革命的基本任务反帝反封建，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革命，提什么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长期的革命联合战线。蔡元培、杨杏佛这些进步的资产阶级都投靠了蒋介石，跑到南京政府当部长骂我们去了，试问，我们怎么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
第三点，关于革命形势的策略。不可否认，目前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而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中国革命高潮几时到来，谁也无法预言。在革命高潮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党应该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们提出‘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以此推动群众向前斗争，动摇统治阶级的权威。像毛泽东那样在偏僻的山沟里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是绝不能消灭军阀战争的，也根本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而中央却天真地提出要‘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等口号，这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至地下，一声也不会响。
第四点，关于革命性质的任务。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看的出，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得多，而正是因为这落后得多，决定了中国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所以，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将被逼于一开始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所以，应该用‘无产阶级贫农专政’来代替‘六大’确定的‘工农民主专政’。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但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地站在领导地位，坚决地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的成百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9）
陈独秀话音刚落，周恩来马上反驳道： “独秀同志能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认真反思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我很敬佩。但对你所得出的结论，却不敢苟同。
首先，我不同意独秀同志认为目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而封建经济已是残余之残余的说法。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鸦片战争之后又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一个皇帝，却丝毫未触动这个经济基础。北伐战争时期，广大农民刚刚起来向封建势力进攻，就被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镇压下去了。这两次革命，独秀同志都是亲身参加的，尤其是大革命，你是我党的主要领导，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和党的‘五大’上，你亲自参与制订了反对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以制裁‘过火’行为，怎么因此而失败的大革命，竟成了‘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封建残余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呢？这无论在事实上或逻辑中，都是说不过去的。试问，这和托洛茨基所说的‘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又有什么两样呢？
其次，我也不同意独秀同志关于‘国民党政权已成为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的判断。独秀同志这个提法与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有异曲同工之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确实一度依附了大资产阶级，但他们很快就醒悟过来，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建立长期的革命联合战线，反对和孤立蒋介石政权。
第三，独秀同志说目前‘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与托洛茨基提出的‘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如同一辙。并且你们为中国革命设计的这种从议会斗争的合法运动，过渡到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完全是闭门造车和自欺欺人。中国目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根本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毛泽东在井岗山领导了工农武装根据，正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之所在，相反，说什么国民会议的主张，实质上是取消革命的主张。
第四，独秀同志认为中国革命应当以‘无产阶级贫民专政’来取代党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更是荒谬绝伦，这同托洛茨基提出的下次中国革命将‘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其实这种‘一次革命论’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机会主义理论。而独秀同志一方面把民主革命混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进行，似乎极‘左’；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革命高潮几时到来，没有人能够预言’，这实际上又回到取消当前革命的立场上来了。”
陈独秀道：“恩来，你说我的政治观点和托洛茨基如同一辙，我不否认受了他的影响和启发；但你说我是取消主义者，我是不能接受的，我再一次请求把我八月五日写给中央的信公开发表，谁对谁错，让同志们评说。”
李立三断然否决道：“这种典型的托派观点，中央是不会公开发表的。”
周恩来诚恳地道：“独秀同志，你对‘八七’会议对你个人的评价有意见，我们理解，但千万不要因为有点情绪，看到托洛茨基在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为你开脱，就接受他的思想，这是条走不通的路。你在大革命失败时说过，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托洛茨基同样是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外国人，言犹在耳，南辕北辙，凭着一时感情用事，会走入歧途的。”
陈独秀道：“谢谢你的提醒，我有脑子，从不盲从别人和权威，提出的都是自己的观点或经过消化自认为是对的观点，我觉得，这是对革命对党的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你们不让我说，我也是要说的，我会用自己的方式说的。”
李立三似乎预感到什么：“独秀同志，最近党内已经发现了一个自称叫‘我们的话派’的托派小组织，他们很有可能会和党内一些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中央的党员相结合，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对托派问题的性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已经定性，‘它是帝国主义破坏者，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是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中央知道你没有介入江苏省委独立事件，更希望你能在未来的这场和托派斗争中，站稳立场，洁身自爱，保持晚节。”
陈独秀冷冷地道：“谢谢关照，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互相望望，露出一丝苦笑，再也无话可说。
他们已明显感到，陈独秀已经彻底转向托派，和陈独秀之间的斗争即将升级，谁也不愿看到的结果就要出现。
陈独秀和周恩来的这次谈话是有史料记载的，它表明，一九二九年八、九月间，陈独秀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已完成了向托派的转变。或许人们可以认为，既然如此，中共中央后来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也就顺理成章了。但历史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在陈独秀的政治思想转变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必须搞清楚，这对后人为他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定性至关重要。
第一，就托派思想而言，本是共产国际和苏共党内的正常的意见分歧，并不如斯大林后来所批判指责的那样，而托派思想又是一分为二的，既有正确方面，也有错误之处。由于斯大林以特殊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并对托洛茨基等人作出了错误处理，由此导致共产国际内部的分裂并波及各国共产党。
第二，陈独秀虽然在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上倾向托派，当时却并没有在主观上要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及中共中央的想法，也并非有意在中共党内搞分裂闹宗派，应该说还是属于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有意见分歧，所以并不具有反革命的目的，相反，这里面还含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期待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真汲取教训的意图。
第三，陈独秀当时因接受托派思想而强化了自己的反对派思想，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即从指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文过饰非这一点来说是符合事实的，从反对中共中央当时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这一点来说也有合理性，但他过于强调中国革命的“失败”而竭力主张搞“议会斗争”，却不是对“左”倾路线的一种正确的积极的纠正，其中既反映了他“二次革命论”的痕迹，又带有“一次革命论”的色彩，理论上和逻辑上是混乱的。另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以及中共中央在感情上还有对立情绪，自然也不十分健康。
第四，由于此时陈独秀尚未有行动上的宗派主义活动，所以与党中央的关系仍未带有敌对的性质，至于党内有一批人集结在他的周围，甚至有些人早已在莫斯科加入了托派组织，但这些人并非是陈独秀主动召集而来，而且这些人加入托派组织的直接原因正是在于斯大林错误处理了托洛茨基，即这种情况的出现乃是由斯大林的错误而在中共党内所造成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混乱的必然结果。对此，尽管中央对他给予了严厉谴责，但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在当时是没有责任的。
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加剧了陈独秀的自以为是以及与党中央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中央也因此把他转向托派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随着矛盾的升级，一帮与他意志相投的人迅速聚集到他的周围，名副其实的“陈独秀派”于是应运而生。
接下来，随着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冲突的升级，问题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
（四十一）
一九二九年九月，陈独秀在政坛上沉默了二年之后，终于耐不住寂寞，开始主动出击，用他自己的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在他的指挥下，一部分政治上不得志的领导干部分头活动，他们一面对上海本地的党员和外地来上海的党员进行宣传，一面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影响来的人编成小组，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在支部会上，还就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江苏省委和中央组织部派来的代表进行辩论，有的支部由此与党宣告脱离。
由于陈独秀在党内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而中共虽然此时已召开“六大”并制定了基本路线，但一些基层支部并不了解，再加上当时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的确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面对陈独秀等人的挑战，立即在党内引起混乱，尤其在中上层干部中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至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将解决中国托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首先着手解决陈独秀的得力干将彭述之等人的问题，意在敲山震虎，对陈独秀作一明确警告。没想到，会上，彭述之三次发言，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展开激烈辩论。
彭述之认为：陈独秀对过去机会主义路线是承认的，现在已不是机会主义者；而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则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继续，是根本错误的。并指责党的“铁的纪律”是“废话”和“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在谈到托派问题时彭述之最后表示，“如果我是赞成反对派的主张，我便要公开地站在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上奋斗。”（10）显然，彭述之坚持了陈独秀给党中央三封信中的政治观点。
彭述之公开支持陈独秀的行动，进一步激怒了中央。十月六日，中央撇开彭述之直接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了措辞强硬的“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还申明：已决定不公布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致中央的第二封信，因为若公布将“有妨害于对敌人的斗争”。中央在信中发出最后通牒：“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月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中参加党的生活。”（11）
陈独秀收到这封信，同样是愤怒至极。在陈独秀看来，中央这封信实际上是对他关于“中东路事件”致中央三封信的否定性的总回答，而且对他施以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这表明中央“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已深到无可挽救的地步”；至于中央要求他写一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如同当年要求他写“悔过书”一样，是“发狂闹的笑话”，根本不可能接受。于是，陈独秀于十月十日随即写信给中央，针锋相对地对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如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12）
陈独秀在信中使用了“开除”一词，并非没有由来，因为早在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代表中央与他谈话不久，中央就在九月二日出版的《红旗》第43期第44号通告中严厉训斥反对派道：“党除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不留恋地开除出去。”在这里，一意孤行的陈独秀为他所捍卫的“真理”做了最坏的打算。
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陈独秀八月五日致中央的信，是“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也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而陈独秀“在未经中央决定以前，把他写给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间宣传”，这是“一种小组织活动”，为此，中央决定：各级党组织凡发现类似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并对参加者予以组织上的制裁，经过讨论之后，仍然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至于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十月二十五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作出决议，正式决定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和蔡振德四人的党籍。决议认为，彭述之等人一贯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六次大会的决议、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完全是出卖阶级的。他们完全推翻了列宁主义的路线而走到取消主义的泥坑。决议强调：党的全国大会的决议，同志必须服从，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基本原则……在目前党的任务加紧的时候，他们提出反对大会的决议的意见，且煽起同志对党的怀疑，经过党几次的解释，不仅不能接受，并且连省委限期要他们把意见写出交来，不能在下边自由的宣传的决议，他们都认为是“命令主义”，他们完全违反了列宁党根本的原则，取消了党的纪律，他们并且积极的进行小组织的活动，企图使党分裂。决议最后指出：“中央所指陈独秀致中央信中的一切错误”即是上述四人的“共同观点”，上述四人的主要错误正是“拿独秀的信来向党内作过宣传与活动”，所以“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13）很显然，这是中央借江苏省委之口对陈独秀发出了最后警告。
然而，中央低估了陈独秀对高压政策的承受能力，这一杀鸡给猴看的办法只能激起陈独秀更加过激的反抗。
十月二十六日，陈独秀和彭述之联名致函中央，再一次表示了他们坚定的反对派立场。信中说，近年来中央执行的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的政策，而“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信中最后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宣布：“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14）
这种情况表明，陈独秀等人与党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对抗，矛盾已无法调和。
是否开除陈独秀的党籍，斯大林一直在犹豫，因为陈独秀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山鼻祖，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于是斯大林充分发扬民主，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
王若飞坚决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他主张应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真理越争辩越明，是非自有公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然而，他的意见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判。为此，他被停止了参加中共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送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紧接着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到莫斯科镰刀厂做铁工。
瞿秋白则坚决主张开除陈独秀党籍，尽管他本人因犯“左”倾盲动主义还在深刻反省，并已经开始受到米夫、王明的打击，其三弟瞿景白在莫斯科还因退出联共（布）而“失踪”，但他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和托派言行却深恶痛绝。于是，他专门写出一篇批判陈独秀文章，在俄文刊物《中国问题》上发表，痛斥陈独秀的反党行为。
斯大林经过权衡利弊，终于将天平偏向了瞿秋白，说实话，斯大林从心底不能容忍有人支持他的政敌托洛茨基。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谁支持和同情托洛茨基，谁就必然得以与之相同的下场。
于是，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出了最高指示：“在一切斗争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15）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于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揩、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决议指出：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成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定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16）
郑超麟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出党，但已属螳螂挡车，毫无用处。
自此，陈独秀在被停止党的领导工作、撤退党书记之职和剥夺中央委员之后，最终被开除出党，在组织上割断了与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联系。
其实，开除陈独秀党籍并非偶然，而是共产国际在世界范围内反托洛茨基斗争的必然结果。
早在一九二九年八月，共产国际“六大”就根据苏共“十五大”的决定，明确宣布，“凡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人，都不能留在布尔塞维克党内”，“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对反对派的观点一再提出最坚决谴责的情况下，跟共产国际的敌人就托派的反革命政纲的内容进行辩论，是多余的。”（17）尤其是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马上作出决议，认为“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进攻，是主要的危险”。（18）“不粉碎右的和‘左’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取消派分子，不坚决克服调和主义态度，就不能完成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在新高潮的条件下所面临的任务，就不能完成防止战争的危险和保卫苏联的任务。”（19）
可见，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陈独秀就中东路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三封信，无论性质是右还是“左”，无论动机是好还是坏，无论观点是对还是错，其结果都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陈独秀没有想到，中央当真会做出将他开除出党的决定。更令他气愤的是，党的机关刊物《红旗》紧接着发表了一篇王明的文章《论陈独秀》，把他说成是无产阶级叛徒。对此，他做出了更加强烈的反映。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写出了洋洋万言的《告全党同志书》，针对中共中央开除他的党籍的决议案里所列举的理由逐一进行了驳斥和申辩。
中央决议案称：陈独秀“根本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不可避免地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
陈独秀答辩说：“其实我正因为根本的诚意的认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真正错误所在，就决心反对现在及将来继续过去的错误而被开除了。”
中央决议案称：陈独秀“不满共产国际的意见”，“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
陈独秀辩解道：“我们受国际机会主义路线的训练已经够多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因为不满意国际意见而被开除了。”
中央决议案指出：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致中央的信中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还“主张采取‘合法的方式’……”。他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致中央的信和十月二十六日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央的信，“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陈独秀答辩说：“同上面一样，也是对我的原文的歪曲性引用。”
中央决议案指出，陈独秀“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表‘拥护苏联’的口号。” 陈独秀答辩道：我的意见其实“正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群众。”
中央决议案指出：陈独秀“在行动上，更于中央未决定与答复之前，便将他写给中央的信，作公开宣传，经过彭述之……等极力煽动同志起来反党。”
陈独秀答辩答：我给中央的几封信，“中央延搁起来久不发表，而且国际代表及中央向我明白宣告以不能公布党内不同政治意见为原则”，“由党员群众合法讨论以纠正中央错误这一方法，既已绝望，我不应再为寻常的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
中央决议案指出：陈独秀“完全不接受中央的警告，并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还“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
陈独秀答辩道：“‘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直至本年十月六日，……才突然来信说‘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月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而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
中央决议案指出：陈独秀称托派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于是，根据上述理由，决定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陈独秀答辩道：“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坚决地反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我们不能听斯大林派的造谣，便相信和列宁携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真有反革命的事实。” 总之，我承认“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地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然而“中央的这些无理由的理由剥夺我的党籍，这一切都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其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在党内发表各种意见，批评他们继续执行盲动主义和破产路线，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之故。”
一个政党的创始人被他所缔造的党的中央开除出党，不管原因如何，这一事实本身就极具戏剧性，它必然会带给人们深深的震撼和惋惜。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已经七十多年了，但有关这一事件处理的是是非非，仍在史学界无休无止的争论着。
有人说，陈独秀曾创建中国共产党并连任五届总书记，中央在处理他的问题上过于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流于草率。
应当说，中央在处理他的问题上还是比较慎重的，周恩来曾多次找他谈话，做了大量工作。就在一九二九年阶级斗争那样异常复杂激烈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在处理陈独秀党籍问题上，不能说是仁至义尽，也是在做了教育和挽救之后，才不得已采取的组织措施。即使是这样，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一九三○年二月，共产国际在审批中央这一决议案时，还出面对他作了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20）但遭到了陈独秀的再次拒绝。
也有人说，陈独秀在对中央提出的意见中，是打着反对中央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旗帜进行的，却落到如此下场，实在是党的悲剧。
毋庸讳言，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央连续经历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而且一次比一次“左”，陈独秀对此是提出了批评意见，但他的主要锋芒不是落在那些真正的“左”倾错误上，而是指向“八七”会议、“六大”决议的基本路线，他的这种所谓反“左”，与当时毛泽东进行的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做法，是根本不同的。
还有人说，陈独秀的开除与他不成熟的个人政治心态和倔强的个性有关。
从政治心态来说，陈独秀作为中共的创建人，又担任中共总书记长达七年之久，因而自负得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这种政治心态又与他素来吃软不吃硬的个性有关。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大学教授，或许还是长处；但作为政治领袖，这一个性便成为致命的毛病。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当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够公正合理的批评指责时，他就不懂得也绝不会像瞿秋白、李立三那样，或毫不争辩地承担与实际不相符的错误责任，或在承认错误责任后，又心悦诚服地服从上级安排的工作。纵观中共党史，在政治生涯中将其性格毫不掩饰发挥到淋漓尽致，登峰造极者，惟陈独秀一人。历史证明，在党派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旋涡中，陈独秀的“泳技”是劣等的，其思维方式乃至其性格都是直线型的，易于冲动、奋进、摧枯拉朽，却难于周旋、把握、刚柔相济。这使他“五四”时期所向披靡；大革命时期则捉襟见肘；走上托派道路后就执迷不悟了，最后，等待他的只能是行动越来越“非党派”、“超党派”，思想则愈来愈陷入“终身反对派”的泥潭。这就决定了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决定了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必然被开除党籍。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对此都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不能期望陈独秀不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并且在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情况下，不进行小组织活动，因为这条路线确实存在着缺陷和错误；也不能设想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能容忍陈独秀在党内进行反对派活动，而不加以制止，因为在白色恐怖之后，党的团结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必须加强组织纪律，甚至不惜矫枉过正。
绝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待过去的历史。
陈独秀最大的悲剧在于，当别人都认为他是分裂党、破坏党，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时候，他还自以为是在真诚地、坚持不懈地寻求救国救民和继续革命的光明大道，并且自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这种中共党史上特有的主客观矛盾的强烈冲突所酿成的悲剧，是最值得后人深思的。
每一个党员需要反思。党的组织同样需要反思。
历史的长河已经静静地流淌了七十多年，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平心静气的坐下来，更加客观地换一个角度去审视陈独秀当年所坚持的政治立场，就不难发现他的内心里深深印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思想烙印。
能否在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的复杂社会环境和悲喜无常的人生境地中，始终不渝地坚守某种终极性的价值理念，是评价一个人人生境界高低的重要依据。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种对终极性价值理念的坚守，正是其政治气节和操守的体现，是其区别于无耻政客的根本所在。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传统中，这种终极性的价值理念既是所谓的“道”。“士志于道”，闻道、从道、守道、弘道，乃至殉道，是儒者的天职所在，是儒者社会价值的最高体现。这种价值理念反映到政治生活中，便要求政治权力的运作必须接受“道”的导引和规范。失“道”者，最终必失“势”。然而，在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道”却一再遭到“势”的肆意践踏，为此，以守“道”为职的志士仁人，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就不能不肩负起“以道易天下”的悲剧性的历史使命。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末闻与道殉乎人者也。”本着这样一种坚毅执著的理想主义信念，许多古代优秀知识分子高扬“道”的旗帜，同昏庸之“势”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演出了一幕幕令人肃然起敬的悲壮的历史活剧。从屈原投江、司马迁受宫刑做《史记》，到阮籍反司马昭被杀、陈天华投海自尽，许许多多数不清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其所作所为演绎着从道不从势、甚至不惜以身殉道的光荣传统。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陈独秀，可以发现，一向反孔、尊崇西学的他，骨子深处还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秉性和风范，他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古代文人守“道”的精神品质，特别是当陈独秀晚年成为一个孤独的反抗者的时候，这种“殉道”的牺牲精神尤其表现的淋漓尽致。
因此，抛开政治因素来说，陈独秀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只能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这样认识问题，或许可以为他晚年的悲剧另辟蹊径地找到一种崭新的解释。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专门论述。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2)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上卷，第2页，世界文化研究出版部1930年版
(3)《中国革命与国民党》，《真理报》1927年3月16日
（4）《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6页
（5）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6）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
（7）《热潮》第７期，1932年1月23日出版
（8）《热潮》第７期，1932年1月23日出版
（9）转引自唐宝林等：《陈独秀年谱》
（10）收入《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
（11）收入《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
（12）收入《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
（13）中共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
（14）收入《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
（15）收入《中国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16）此决议刊《红旗》第５７期，1929年11月27日
（17）《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
（18）《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
（19）《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
（20）陈独秀：《答国际的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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