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大”后，陈独秀一度信守着“如果‘六大’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的诺言。然而，江苏省委“独立事件”的发生，再一次使他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二十九）
就在陈独秀沉浸在儿子牺牲的噩耗中不可自拔时，中共中央的数十名精英通过不同渠道陆续聚集苏联首都莫斯科，在那里召开了中共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非常引人注目，它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人的第一次大聚会。它将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定未来中国革命向何处去。
中共“六大”的会址设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不远的一座三层别墅里。它原先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庄园，因为楼房外墙是白色，又称“银色别墅”。大会的秘书处设在底楼，二层是会议室以及周恩来和邓颖超、瞿秋白和杨之华、王若飞和李培芝夫妇的住房，三层是代表们的宿舍。这里远离城区，环境幽静，是一个理想的开会地点。
六月九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的一座大楼里，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
斯大林依旧是习惯地叼着那个乌黑发亮的大烟斗，精神显得非常好。面对着坐在眼前的一群心情激动、满脸虔诚的中国年青人，斯大林更象一个点化人生的神父。
斯大林开门见山就“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发表了意见。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革命的高潮与低潮问题，斯大林指出，现在中国的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低潮。
斯大林的结论语出惊人，使得中共的领袖们半天没回过味来。近一年的时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一直是高潮！高潮！高潮！今天斯大林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又说是低潮，大家还以为耳朵出了毛病。
向来胆大的李立三马上站起来反驳说：斯大林同志，中国革命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
斯大林对这个年青人的莽撞并没有生气，回答说：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
李立三再无话可说。
应该说，斯大林的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谈话，为“六大”确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
六月十八日，中共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了全国的4万多党员。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致祝词。十九日，共产国际第一书记布哈林发表了题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重要讲话。二十日，瞿秋白代表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然后，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焦点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
早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共产国际内部和苏共党内对于托洛茨基的斗争已见分晓：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别决议，谴责“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撤销了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十一月，联共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正式开除托、季等７５人的党籍，到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七日，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主要是为了纠正中共前一阶段的“左”倾盲动主义，但为了与批判托洛茨基的问题挂钩，又提升了批判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的温度。
于是，大会一开始，代表们就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过程中应负的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周恩来说：“这次大会讨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同志们回去不再发生错误和误解，在工作上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并不要重在个人的对与不对，我们并不以个人错误或误会为批评的重心。而是要使问题得到明白的解答，使大家都了解正确的路线。”（1）
王若飞在发言中首先对陈独秀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他认为：陈独秀的错误，应由中共中央集体负责，不能归之于他一人。党的“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上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不允许陈独秀参加会议是不对的，陈独秀据此不参加党的“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王若飞甚至还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王若飞的这个建议在大家看来，无疑是异想天开。于是马上有人指责他袒护陈独秀，甚至讥笑他是陈独秀的“尾巴”。年青气盛的王若飞自然不服，反驳道：“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一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象自己一贯正确，以布尔塞维克自居，请问你们在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2）王若飞的仗义执言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带来了极大麻烦。一九二九年末，正在列宁学院学习的王若飞被指控参加了所谓“陈独秀派别”活动，受到批判，下放劳动，几乎开除党籍。
事隔十八年后，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对王若飞说：你在六大时对陈独秀错误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3）算是对当年的一段冤案有了结论。
由于王若飞等其他一些同志的工作和斗争，瞿秋白在政治报告讨论后的总结发言中承认说，“大革命时期党的错误是否责任由他（指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4）
不仅如此，“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同时，“六大”在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时候，也批判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魏金斯基、罗易等人的错误指导，虽然共产国际并没有承担任何责任而作自我批评，但终究是认可了中国方面对其所派代表的批评，并在事实上也似乎多少吸取了一些教训，决定改变过去直接向中共派出由外国人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办法，而改为请中共中央派员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机构——中国代表团，以此来指导国内共产党的工作。这与“八七”会议相比稍稍有了些进步。
会上，翟秋白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张国焘也再次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自此，继中共老一代领袖陈独秀完全退居二线之后，翟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资格较老的领导人也各自退出历史前台，而时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王明、博古、王稼祥、沈泽民等人则由米夫安排，出任会议的翻译工作，他们不是正式代表，却咄咄逼人地屡屡向大会提出议案。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开始通过留欧、尤其是留苏的中国学生对中共中央发生影响力。
党的“六大”历时近一个月，至七月十一日正式闭幕。大会选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等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常务委员会主席。
陈独秀在新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中落选，仅仅保留了党籍。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并且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评论说，“总起来说，‘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由于这些决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它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从而在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六大”也有它的不足之处，首先，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的武装割据，因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其次，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排除在中国革命的动力之外，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
对此，周恩来后来也有评论：“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5）
应当说，中共“六大”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比较公道的，在当时那样的历史背景下，能说到那个程度已实属不易，而且，“六大”制定的路线，与陈独秀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致中央的信中的基本思想也是吻合的，虽然中央没有重新肯定他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但这也算是用另一种方式认可了他的正确。正因为如此，当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告诉陈独秀“六大”情况，劝他不要消极，要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时，他并没有表示反对。后来陈独秀还承认：“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6）
但是，陈独秀显然低估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忘记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道理。随后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再一次将他卷入政治纷争之中。
（三十）
“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周恩来、王若飞、苏兆征、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总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等人回国。但不到一个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蔡和森，因“六大”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职务，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员牺牲、叛变、消极，李立三很快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
当时，各地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党的“六大”本意是纠正翟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然而，就在“六大”刚刚结束，共产国际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却要求中共中央继续反右倾，并称右倾在中国“是现在情况下特别危险的倾向”，布哈林指出：“中国在愚蠢之极的右倾时期以后，又出现了‘左’倾。目前‘左’具有盲动情绪、盲动策略等形式，但是，一般说来，现在脱离正确路线的倾向‘右’比‘左’更甚。”这里，“愚蠢之极的右倾”，显然骂的是陈独秀主持的中央，“又出现了‘左’倾”，无疑是指瞿秋白临时中央，面对下一届的李立三中央呢？布哈林的忠告仍然是要防止“‘右’比‘左’更甚”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无疑使李立三坚定了欲将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心。于是，比瞿秋白更加“左”倾的新的“左”倾路线出现了，各地党组织再一次遭到一系列新的重大损失。
一九二八年间，湖北省委连续三次遭到摧毁性的大破坏，中心区域的工作几乎完全坍台。广州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省委被迫移往香港。湖南省委在省内难以存身，九月间不得不将省委机关远迁上海。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委在这年夏天事实上同中央断绝了联系。由于接连遭受挫折，不少党员对党中央和省委失去信任，组织内发生许多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甚至发展到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有些地方，党的组织生活陷于半停顿状态，其中最突出的是顺直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平（清朝曾设顺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隶省）。而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则远远超过这两个省市的地域范畴，包括了原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所领导的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和陕北等广大地区。李大钊遇难后，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工作就一直纠纷不断，党内的个人意气之争和派别成见越来越严重，到了使工作难以开展的地步。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央第一次对顺直省委进行改组，一部分党员不服，随即在正定地区组织了第二省委。七月再一次改组后，北平东部地区遵化、玉田等四县的党组织的一些人又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的省委。针对这种情况，十二月中旬，中央委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亲自到天津解决顺直问题。经过周恩来大量深入、细致、耐心的工作，原来像一团乱麻的问题，终于理出了头绪。一九二九年一月，新的顺直省委成立。
对周恩来这次顺直之行，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作了这样的评价：“在顺直党的历史上，已经酝酿着很复杂的纠纷，到了六次大会的前后更广大地爆发起来，使顺直党成为破碎零离的现象。中央经过极大的努力，派人巡视召集几次顺直的会议，特别与这一错误的倾向奋斗，最后得到了顺直全党的拥护，才把顺直的党挽救过来。”
顺直省委以及其他一些党组织之所以敢于公然对抗和藐视中央权威，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党内许多同志根本看不起工人出身的新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
向忠发一步登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缺乏深刻的理解，党内相当一部分人为某些表面现象或正在燃起的愤怒情绪所左右，致使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把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归罪于中央领导人是知识分子的缘故，因而从上到下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倾向。
一九二七年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整个党的领导做了错误的估计：“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片面地认为“这种组织成分，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的发源地”，并提出“彻底新造各级党的指导机关”的口号。为贯彻这一精神，中央还对各级党委组成人数的成分做了硬性规定：省委、县委委员中工人、贫农分子必须占半数；市委常委5人中工人分子至少需二人；省委常委5－7人中，至少需有工人、贫农分子2－3人。
广州起义失败后，部分干部群众更是把愤怒情绪完全发泄到知识分子领导头上，认为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把握领导机关”。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7）在这一错误认识的指导下，参加起义的主力军教导团的几百名学员撤退到海陆丰根据地后，没有当干部使用，而是统统编到第四师去当战士，后来绝大多数学员令人可惜地在作战中牺牲了。
而共产国际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创建，就对中共的组织成分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主要成分应该是工人。而中国共产党显然不符合这一“模式”，创建初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党的“一大”出席代表12人可以说是清一色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多数是农民，唯独缺少工人。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加强了他们的这一看法，认为中共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原因是“共产党领导的积极分子都不是工人出身”。布哈林甚至在党的“六大”会议上公开指责张国焘和瞿秋白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在这种全盘否定知识分子，以工农分子干部代替知识分子干部，实行大换班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六大”明确指出“两化”：“党的指导机关工人化”和“干部的工人化”，并认为这是“惟一正确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六大”选出的84名正代表中，工人44人，占51％；农民6人，占7％；知识分子34人，占42％。36名中央委员中，工人就占21人。５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人占3名。
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常委委员会主席。
向忠发，一八八零年生于湖北省汉川县的一个破产农家。14岁入汉阳兵工厂当工人，由于他颇为能干，又有点江湖义气，逐渐成为工人中有影响的人物。一九二二年他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以武汉地下党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他出任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兼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名声大振，成为武汉三镇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九二七年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赴共产国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向忠发虽然理论水平不高，头脑简单，缺乏上层政治斗争的经验，但也很注意自己的“金字招牌”，他的口头禅是：“我是一名普通工人”，“我只是想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发表一点我个人的看法，请同志们批评。”这一名言备受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赏识。布哈林就曾赞扬他说：“向忠发同志的讲话很有新意，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这与目前当政的一些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张国焘有明显的区别。”
米夫则在“六大”新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指出：“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担任总书记。”尽管当时政治局的“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但因中共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8）最终接受了米夫的提议。于是，向忠发一跃成为继陈独秀、瞿秋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任领袖，“我们党最不光彩的一届总书记”诞生了。
然而，反知识分子倾向和领导机关工人化、干部工人化实践的结果，非但没有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建设，反而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严重削弱。从中央领导班子看，一方面，把“五四”运动涌现出来的、经过大革命锻炼的、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一定经验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象毛泽东、刘少奇、恽代英等；另一方面，把工人当偶像，在实践过程中急于求成，拔苗助长，选上来的干部质量不高，甚至有些人品质不好。据统计，参加“六大”的代表，后来有16名叛变革命，其中14名是工人。像“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卢福坦，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敌人逮捕后，很快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和海员总工会等组织人员情况及秘密地址，一一出卖给敌人，并当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后，破坏作用就更大。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本人也成了出卖革命同志的可耻叛徙，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由于中央不信任、排斥知识分子甚至对工人也要求纯而又纯，结果全党的政治水平普遍降低。从全党的组织状况看，党内不团结，知识分子怠工，机关混乱，闹宗派等现象日增。中央后来不得不承认：“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的纠纷。”（9）
可笑的是，反知识分子反而导致知识分子的“秘书长专权”。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就专门提出党内存在秘书长专权问题：
“改造党的形式主义……且是机械地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地教育，或机械的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结果还不是由那些旧人—知识分子包办？甚至闹成秘书长专权的笑话。”
尽管中央几次批评党内存在以“秘书长专权”现象，但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克服。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央本身也存在这个问题。“六大”选出的中央领导班子一度很不健全，主要成员一部分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在国内的只有中央常委主席向忠发，常委兼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还有几个工人委员。而向忠发什么也不懂，这样，事实上就形成了李立三一个人说话算数，大权独揽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彭述之等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由于在“六大”前后失去了党内重要职务，自然看不起不学无术的傀儡总书记向忠发，自然看不惯大权独揽的实际指挥者李立三，于是，他们纷纷聚集到上海，密谋将老牌领袖陈独秀推出来，取李立三而代之。
（三十一）
“八七”会议之后，陈独秀实际在党内还有相当影响，从中央到地方有不少同情他的人掌握着大权。这些人主要是：先后担任过中央宣传部部长、北方区委副书记、顺直省委书记的彭述之，担任过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的彭述之妻子陈碧兰，担任过山东地委书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的尹宽，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的何资深，担任过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塞维克》负责人的郑超麟，担任过江苏省委委员的蔡振德，担任过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的马玉夫，担任过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顺直省委“前委”书记的刘伯庄，担任过湖北省委代理书记的任旭，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的陆沉、汪泽楷等。邓中夏虽然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但省委班底几乎全是陈独秀派，不听邓中夏的，只听王若飞的。这样湖南、湖北、江苏、北京等主要地区的实际掌权人都是陈独秀派，其中，郑超麟、彭述之资格很老，可以说是党的创始人。这些人对撤消陈独秀总书记职务有抵触情绪，不能不引起斯大林的深忧，于是，“六大”前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将他们陆续调离重要岗位或撤职，这就更加激起他们的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不满，于是便自发聚集一起，自称“陈独秀派”，开始进行反对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
首先是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他参加“六大”后一回国，就去看望陈独秀，报告了“六大”情况，然后鼓动陈独秀与他们一起起来反对中央。王若飞也“定了一个计划，要恢复陈独秀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并委托“六大”代表、云南省委书记王懋庭从莫斯科带回一封信请郑超麟转交陈独秀，劝他不要消极。此外，象政治局委员项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以及江苏省委的何孟雄、蔡振德、马玉夫等都支持陈独秀复出。他们也曾多次找到陈独秀，请他出来领导他们的派别行动。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陈独秀对上述情况却采取了“不鼓励，也不禁止”的态度。他要么以“研究文字学，不再过问政治”为由搪塞，要么明确表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他自信给中央信中的那些意见是正确的，“他是希望秋白、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的工作精神”。他甚至“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接受他的主张”。（10）应该说，陈独秀当时并没有创造“新党”的念头，更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
然而，共产国际却并没有因为陈独秀的消沉而放松对他的警惕，始终觉得陈独秀是一块心头之患，时刻担心他有朝一日成为中共党内的托洛茨基。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留在苏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和张国焘时，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言外之意，担心陈独秀会以办报乃至其他活动形式来反对共产国际。
张国焘断然回答：“没有可能。陈独秀做了这么多年著名的中共领袖，其他社会关系早已断绝，现在没有人敢出来资助他办报。”（11）
作为陈独秀的得意门生，张国焘太了解老师的做人准则了。
早在一九二八年的春天，张国焘就曾经找过陈独秀，劝说他“为了有效地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
那时候的张国焘正处在政治失意时期。南昌起义失败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十一月上旬作出了《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决议》指出，“应开除国焘同志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对这个处分，张国焘感到实在是冤枉，他本来就反对南昌起义，为了阻止起义，甚至在南昌惹火了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还差点让谭平山当反革命抓起来枪毙，最后起义失败了，国际不但不表扬他有先见之明，反而将他和周恩来各打五十大板，而周恩来虽然受了“警告”处分，但马上又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委员，同时兼任组织局主任，反而比“八七”会议升了官。而自己则靠边站，不再重用。在这种情况下，他心灰意冷，找到已经撤职正在闭门思过的陈独秀，提出重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设想。
陈独秀问：“工农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呢？”
张国焘解释道：“这个党仍然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遥控。”
陈独秀沉思了一下，说：“这是合情合理地改变党内现状的好办法。但这个办法不现实，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地考虑这个建议，必定给我们以无情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向来不重视东方问题，自然也不会给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
张国焘依旧不死心：“但我们可以依靠本国的力量啊。现在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同情你、拥护你，反对秋白推行盲动主义路线的。”
陈独秀摇头道：“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这件事以后再说吧。”（12）
对于陈独秀来说，虽然对“六大”没有纠正“八七”会议对他的某些不恰当的处理，但他毕竟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他对“六大”制定的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还是基本同意的。
应当说，陈独秀的个人品质是无可挑剔的，他光明磊落，从不搞阴谋诡计，有不同意见马上提到当面，从不背后搞小动作，他从任党的总书记时起，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党员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直到后来他加入托派，也是公开组织反对派。李维汉后来说，陈独秀是我党早期犯错误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鲁迅先生对他性格的描绘，更是入木三分：“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树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法提防。”（13）
但是，陈独秀并非生活在真空里，不久，党内发生了“江苏省委独立事件”，一下子把“陈独秀派”反对中央的活动由背后推到前台，致使他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三十二）
那时的中共江苏省委，在中央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江苏有着全国最大的产业区域经济中心上海和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南京，以及无锡、南通等工业城市，还因为上海党组织没有设立市委，一直是由江苏省委兼管，而全党产业工人的人数，仅江苏省就超过三分之一，况且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也设在上海，这使得江苏省委在各省省委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哥大”，江苏省委书记也就成为党内引人注目的人物。
大革命失败后，江苏省委书记由项英担任，一九二八年六月，由于项英以及王若飞、徐锡根等其他省委领导人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省委工作暂由李富春和何孟雄主持。在此期间，江苏省委对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公开抵制，通过了由省委农委书记何孟雄起草的《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决议案》在肯定了党的“八七”会议以来江苏农民运动发展成绩的前提下，指出农民暴动中出现的缺点、暴露出的问题。决议认为：江苏农民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客观上敌人力量太强，主观上受到“左”的影响，盲动主义作祟。为此，决议明确提出了“要极力洗刷以前盲动主义的错误”，甚至把反对盲动主义列入了“今年秋收斗争的任务之一”。决议还特别强调，“江苏不是总暴动时期，还是准备暴动时期，是秋收斗争，不是秋收暴动”。决议改变了一直使用的“秋收暴动”的提法，而采用了“秋收斗争”的新提法。这与瞿秋白“左”倾盲险主义路线有很大的差别。
党的“六大”之后，新的中央领导人向忠发、李立三则认为江苏省委贯彻中央路线不力，工作搞得四平八稳，没有斗争声势，没有暴动气氛，非常右倾。他们认为，江苏工作“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那些出身于知识分子的江苏省主要领导干部身上，于是作出了改组江苏省委的决定。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央通过了以工人出身的“六大”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为书记的新江苏省委人选名单，七名常委中，5人为工人出身。此时原省委书记项英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已调任全国总工会任党团书记委员长，江苏省委仍由李富春、何孟雄主持。因此，中央此决定一出台，立刻遭到江苏省委的抵制。
十月二十九日，遵照中央指示，在李富春的主持下，江苏省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此问题，并邀请向忠发出席会议。会上，江苏省委表示同意中央加强省委的意见，但反对中央派人来担任省委书记，认为罗登贤是广东人，语言不通，情况不熟，不便于开展工作。建议中央任命本省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徐锡根为江苏省委书记。
在江苏省委常委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向忠发只得暂时取消了关于改组江苏省委的决议。
十二月，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工委举行罢工。中央决定成立由党中央、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和江苏省委联合组成的“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罢工。不久，中央又将江苏省委和行委合并，统一由行委领导这次罢工。中央的这种做法再次起江苏省委的不满，江苏省委认为，“行动委员会妨碍了江苏省委的职权”，“简直中央可以代替省委”。
这次罢工失败后，向忠发、李立三非但不去检查中央在指导上的错误，反而把责任完全推到江苏省委身上，更加感到有必要必改组江苏省委。
中央和江苏省委的矛盾冲突开始升级，这时候，正是周恩来去天津解决顺直省委问题期间，于是，一九二九年一月三日，向忠发和李立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由中央兼江苏省委。理由是：一则中央可以得到现在江苏工作的实际经验，使对全国工作的指导能更切合实际；二则可以从原江苏省委中抽出一批干部去加强上海各区区委。会上，虽然项英提出反对意见，但政治局仍然以多数通过决定，只是没有通知江苏省委。
一月中旬，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他一回来，就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觉得这个决定不妥，马上找到向忠发和李立三，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
一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重新讨论江苏省委问题，会上，周恩来指出中央兼江苏省委将会产生的四个问题：首先，妨碍中央的政治领导，中央加强政治指导不单是与群众接头，而且还需要一个理论的涵养，如兼并省委必妨碍这一工作。其次，中央深入群众，不是每一个斗争都要去指导，这样反得不出中心，反不能提纲挈领。再次，兼省委会妨碍中央的本身工作。最后是秘密工作问题，如中央发生问题，影响中国革命是非常大的。
会上决定由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组成特别委员会，讨论后再向政治局提出意见。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原来坚持合并的向忠发、李立三都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接受了他的意见。
但这时，中央政治局原来“由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决定已通过小道传到江苏省委。他们认为这是中央对江苏省委的不信任，对此也采取了不正确的做法，马上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和各区会议，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省委将一概不接受，并宣传“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拒绝一切指示，拒绝中央巡视员巡视，并指示各区委转移，使中央找不到他们。同时，向在沪各省部代表进行宣传，企图联合反对中央。江苏省委独立的理由是：现在的中央被“广东派”及“旧中央派”把持，解决江苏各省问题是“抢地盘”；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仍是“盲动主义”，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中央经济不公开，中央委员生活奢华等。因为当时江苏省委的经济有独立的来源，不需依靠中央接济，他们还能单独与外省党组织通信，在当时各地党组织本来就对中央缺乏信任的情况下，极有可能联络某几个省委起来响应，壮大声势。
江苏省委的这种观点和行动，与“陈独秀派”基本一致。所以，此时担任江苏省委委员的“陈独秀派”成员蔡振德和马玉夫便竭力推动这个“独立”事件的发生，而且“独立”后，又找到更多的“陈独秀派”成员帮助，而当时江苏省委最需要的是宣传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缺乏摇笔杆的人”。于是，李富春亲自到郑超麟家，请他出山。于是，郑超麟、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蔡振德、马玉夫等几位主要的“陈独秀派”分子，就聚集到蔡振德家，奋战几天几夜，为江苏省委起草了几篇宣言和决议案。
面对党的组织就要分裂的严峻形势，一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一方面正式通过中央不兼省委的决定，另一方面也严厉批评了江苏省委。周恩来认为，江苏省委“独立”事件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的，只会造成党组织的涣散和分裂，在严酷的秘密环境中甚至会直接危及党的生存。他严肃指出：江苏不过是各地问题的积聚和反映，促成这次问题的大爆发。对此，中央必须要有坚决的态度。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全党的机会。
一月十六日，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出席江苏省委的会议，作了报告，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还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开了几次会，以全党的名义谴责江苏省委的行动，表示拥护中央，保证了外省党组织与中央采取一致的立场。同时，在政治局中，李立三、周恩来批评了暗中支持江苏省委行动的项英。项英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出来做省委的工作。经过耐心的教育，江苏省委于一月十九日召开省委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案，承认错误，放弃“独立”。接受中央关于“改组省委，加强区委的办法”。
一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原省委解散，省委常委分别给予警告处分，李富春改任上海法南区委书记，何孟雄为南通市委书记，新省委由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担任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参加省委工作，委员还有李维汉、徐锡根、康生三人。第二天，周恩来向江苏省委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一场轩然大波，终于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
“陈独秀派”参与江苏省委反中央的活动，终于被揭发出来，然而，蔡振德和马玉夫却拒不认错，最终宣布退出省委。
事隔五十年后，当事人李维汉曾对此事作了全面的评价，他说：
“江苏问题的解决，前后历时三个月。这个问题反映了当时党中央的领导水平不高，江苏省委的组织纪律性不强，有严重错误，但主要责任在中央。一是中央过分了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份，认为强调工人干部加强省委领导，才有助于贯彻六大决议。当时，省委和各区委的领导工作虽有缺点和错误。但还没有到不能继续工作的程度。二是处理问题简单。调整省委班子，不同省委同志商量，召开各省来沪代表会议时，不通知江苏省委派人参加，就简单地决定停止江苏省委的职权和工作。恩来当时不在上海，党中央虽由向忠发负责，但实际上是李立三说了算。立三听不进省委同志不同意见，以救世主的态度事处理这个问题，我当时是有感觉的。这些估法虽然主要出自立三的意见，但中央其他同志，包括我在内，都是有责任的。三是中央对省委问题的分析言过其实。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采取扣帽子、打棍子的方法，促使了矛盾的激化。江苏省委在未正式接到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兼省委的通知时，凭小道消息，不顾党的纪律，进行一系列违反组织原则的活动，甚至将‘六大’召开期间争论的一些问题不加区别地进行传达，进行反对中央的宣传。在这方面，也是极其错误的。”（14）
江苏省委“独立”事件后，陈独秀和中央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陈独秀此时仍然对“六大”没有纠正“八七”会议对他的评价耿耿于怀，但“六大”毕竟纠正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提出的路线方针和他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给中央致函中的政治观点基本吻合，因此，他本着服从大局的原则，一直压制着心中的不满，尽最大努力，信守着自己曾经讲过的“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的诺言。在江苏省委“独立”事件中，实事求是的说，他既没有鼓励，也没有阻止，采取的是不介入态度。而中央对问题的处理虽然自始至终没有提及陈独秀，但批评处分的同志却都是同情支持他的人。陈独秀几次想解释此事与己无关，又怕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彼此之间就这么相互猜测着，开始产生了新的隔阂。
此后的半年中，陈独秀一直和中央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直到“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他忍不住再一次跳出来，接连向党中央写了三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由此引发了一场他与党中央之间的重大争论,史称“三封信”问题。而这一次争执涉及到许多重大原则问题，双方各不相让，矛盾急剧升级，最终导致了陈独秀被开除党籍。
注释
（1）周恩来在中共六大政治报告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1928年6月27日
（2）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人民日报》，1982年1月8日
（3）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人民日报》，1982年1月8日
（4）瞿秋白：《政治报告讨论之结论》
（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页
（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66页
（7）引自《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1页
（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88页
（9）《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1928年11月1日）
（10）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1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67页
（1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67页
（13）鲁迅：
（14）曹英：《红色档案》，改革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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