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白色恐怖和“革命低潮”，陈独秀得出了革命应该全面退却的结论；毛泽东则从中看到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二十四）
“八七”会议之后，不屈不挠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尤其是大中城市及其近邻，发动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起义、暴动，终使一度陷于低谷的热潮又呈星星之火之势。然而，中共党内蕴藏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复仇心理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不满情绪也迅速爆发出来，从而助长了“左”倾思想的发展。在湖北，暴动的队伍中出现了“杀尽土豪劣绅”，“不用一切钞票”的激进口号；在湖南，愤怒的群众自发起来对付反革命恐怖，捉到地主就杀，地主跑了就烧他的房屋；江苏省委更是进一步把部分群众的盲目行动上升到方针高度，提出“厉行红色恐怖”的错误口号。于是，在党内形成一种舆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左”比右好，从而在批判右的倾向时掩盖了“左”的倾向的存在，并且为“左”的东西披上了“最革命”的外衣。
瞿秋白终于无法驾驭这种极端情绪化的局面，令人遗憾地走向另一个极端，犯下了“左”倾盲动错误。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开始，中央连续下命令在各地搞武装暴动。十一月间，江苏省委发动宜兴、无锡一带农村暴动时，要求所有群众必须参加，“不来者以反革命纪律制裁”。（1）同时脱离实际地规定，“暴动一起，即应取攻势，不得有丝毫准备退后或准备失败的心理，譬如暴动起时只一千人，然而到第二天至少要增为五千人，第三天至少要增为二、三万人。”（2）结果，起义不到一天，即被镇压。城市工作更是“左”得出奇，中央决定武汉工人总暴动时，武汉市只有200个党员，而国民党军队有10个师，起义结果可想而知。这样，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各地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共产党员由近六万人锐减至一万人，革命进入了低潮。
但是，公正地讲，对中共党史上出现的第一次“左”的盲动主义，虽然是以瞿秋白的名字认定的，罗明纳兹的错误指导却是形成这次盲动的直接原因。当各地武装暴动失败的消息陆续传到上海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不但不从指导方针上寻找原因，反而变本加厉，加大了推行力度。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指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重要的省委或中央分局代表，共十几个人。南昌起义失败后辗转到香港的周恩来接到中央的指示，于十一月上旬，也从九龙乘船赶赴上海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共进行了两天，由瞿秋白主持，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在革命性质上，罗明纳兹认为，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的“不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从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明显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无产阶级在领导人民大众夺取政权后，还需要经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纲领领导的过渡时期。
在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上，罗明纳兹认为，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到历史挫折，但它始终继续不断地发展，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地到处暴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关于中国形势一直高涨的说法，否认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总的来说处于低潮，否认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现时总策略”上，罗明纳兹提出了“左”倾盲动主义方针：“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进行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由此可见，这个总策略的核心是武装暴动，是城市加农村暴动的汇合。罗明纳滋并不认识在中国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而是强行按照俄国模式搞城市中心论。
当各武装暴动遭到失败后，罗明纳兹不仅不从指导方针上寻找原因，反而提出了专门处罚领导起义失败同志的“政治纪律”。十一月会议上，根据他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策。
谭平山首当其冲遭到了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
谭平山是广东高明县人，生于一八八六年，一九0九年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时期是北大学生领袖，后受陈独秀委托组建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秘书长，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又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共“五大”时，曾一度被斯大林看好顶替陈独秀任总书记。就是这么一个老资格的革命者，竟然在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兵败之后，突然被开除了党籍，实在另人费解。
关于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原因，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南昌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个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
毛泽东的处境也非常不妙。
秋收起义爆发后，毛泽东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没有按照中央指示，盲目攻打长沙，而是带着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这种做法就连一向自以为是且对毛泽东颇有成见的张国焘也赞叹不已，他说：“由于毛泽东的老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来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毛泽东“所凑起来的队伍，以农民武装为骨干，来不及与南昌暴动的主力相会合，乃向湘鄂赣边境的山区单独行动。当这些队伍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因此受到接二连三的处分。但他掌握了这支一千人的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3）
张国焘这里所提到的“受到接二连三的处分”，即是指十一月会议上，罗明纳兹开除了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更为倒霉的是，这个处分决定传到井冈山时不知怎么走了样，竟然变成了开除党籍，这使毛泽东过了一段十分难熬的日子，直到次年误传才得到纠正。
同时，罗明纳兹还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的“警告”处分；张国焘被撤消临时政治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只是因为周恩来具有公认的卓越才干，同一次会议上又被增补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
至于陈独秀的问题，尽管会前王若飞提议，按照组织原则，应该通知名义上仍是中央委员的陈独秀参加会议，但马上遭到罗明纳兹的拒绝。同时，会议再一次决定，陈独秀要去莫斯科领命。
十一月会议结束的第二天，陈独秀便见到了这次会议中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看过之后，他拍着桌子直摇头：“胡闹！完全是胡闹，典型的左倾盲动！”倔强的陈独秀终于忍耐不住，晚上彻夜不眠，奋笔疾书，给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封带有鲜明政治观点的信，公开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方针，提出一整套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
他不同意中共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他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据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目前“不可有‘以暴动夺得政权’的幻想”，“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斗争”，“我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明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4）
十一月十二日，意犹未尽的陈独秀再一次上书党中央，批评党中央十一月会议精神通过的“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且明言是“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这与共产国际屡次屡次案中说的“民族革命”不同，由此要求中央迅速确定现在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5)
（二十五）
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常委在对陈独秀的来信沉默了一个月之后，终于给他发出第一封回信。回信回避“革命实质及吾党政纲”问题，着重对陈独秀关于形势分析和放弃武装暴动而主张偏重经济斗争的意见作了驳斥。指出：“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惟一的方针”。至于陈独秀指出的“四不”意见，虽然对于“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的”，但由于“农民群众在现在的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的与政治的”，所以“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如今经济上改良的可能非常之少……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可能得着改良的”。（6）
十二月十三日，陈独秀得知广州起义爆发后，又致函中共中央，对广州起义采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提出疑义，其理由是“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无特殊意义”。这些意见表明，他当时仍然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然而对于中央提出的武装暴动政策，他不再坚持反对，甚至赞成举行广州起义：“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对广州暴动提出了五点建议，以求防止“一旦失败，我们什么也得不到”的最悲惨结局：
（一）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迁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
（二）不要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和“苏维埃政府”，改用“工农兵平民（贫民亦不妥）代议政府”。
（三）放弃国民党旗帜，国民党各级党部如有赞成土地革命者，可与之党外合作……即谭平山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也不可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
（四）广州离香港太近，反帝行动要慎重。
（五）共产国际代表不要参加广州事变。
毫无疑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一次英勇尝试。那种把无产阶级反抗统治者的英勇斗争看作为盲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群众的英勇斗争也绝不能掩盖“左”倾盲动主义所带来的危害。就在起义爆发的同一天，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站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满怀信心地预测着中国革命的未来，“只有瞎子和懦夫才会怀疑中国工人和农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布哈林则乐观的估计说：“在广州，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就有五个县由农民苏维埃控制的，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发动了真正的消灭地主的斗争。在那里大约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在这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经被从肉体上消灭了。”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指引下，罗明纳兹头脑发涨地估计了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精神力量，不是把广州起义看作革命高潮渐趋低落的一场掩护战，而是看作是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开端，一味强调进攻，反对必要的有计划的退却，终究导致了广州起义的失败。
多年后，周恩来深刻总结了广州起义的教训。他认为，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的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人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惶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由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惶，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7）
而陈独秀提出的五点建议，相当一部分与周恩来的反思完全一致，这也说明陈独秀当时的预测是正确的。
就在党中央收到陈独秀来信的同时，传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因此，中央给陈独秀的回信口气就显得较前一封信缓和得多。对他提出的五点建议，中央也做了耐心的解释和回答。
对第一条建议，中央解释道：“广州暴动没有大规模农民暴动配合”。对第二条建议，中央予以否决，“广州暴动时已提出了‘工农代表会’，我们不要怕说‘独裁’，独裁是任何革命中都需要的”。第三条建议，中央回答“召开的两党联席会议恐是不能实现的”。对于第四条建议，中央表示“同意”。对第五条建议，中央答复是“已不是问题”。（8）
虽然在对待广州起义问题上，陈独秀和党中央多少有了些共同语言，因而双方的关系一时也有所改善。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央并没有采纳他提出的意见。同时，中央对他的处理意见，也未见任何更改的意思。这使陈独秀一直耿耿于怀。
应该说，陈独秀在当时整个党内普遍认为中国革命处于继续高涨时期的形势下，能够清醒地看到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并且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向中央提出自己的看法，实属难能可贵，体现了一个老党员的政治觉悟和人品。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陈独秀站出来与中央路线唱反调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偏僻山沟里的毛泽东也和他遥相呼应，同样也认为革命形势目前处于低潮。
毛泽东曾对大革命失败后的敌后态势作过如下详细的概括：说：“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红军的敌人国民党“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高潮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恢复起来……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9）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领导秋收起义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而且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看到了“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看到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希望和可能。
毛泽东认为，红色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和发展，就是因为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几个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他清醒的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各国间相互对立和中国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下，在同一个国家里可以同时存在着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这样两种类型的国家。这些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所预想不到的。另一方面，这种根据地为帝国主义各国的动向所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据地的存在是流动的、可变的，为了长期维持这种根据地，必须适应政治动向的变化，具有既可扩大又可缩小的机动灵活性。对于毛泽东来说，保证其政治上的现实主义的，便是军队。
日本史学家永野英身先生认为：“在革命斗争中，把军队的作用摆在前面提及的位置上这一点，是毛泽东与托洛茨基、斯大林或列宁的又一区别。正如施拉姆指出的那样，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三个人在群众的起义中看到了革命的决定因素，而毛泽东将群众和军队的关系比作水和鱼的关系，只赋予群众以水的作用，他在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过程中学到了这样一点：象中国这样权力完全集中在军队手中的国家里，群众的力量必须与军事力量相结合。”
由此他得出结论：“毛泽东的以军队----根据地-----土地革命为基轴，采用革命暴力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在自一九二五年的‘五卅’事件到北伐的革命高潮时期和一九二七年八月后的革命低潮时期这一中国革命的巨浪中形成的。而且，又是毛泽东-----既是干中国革命的永不满足的冲动家，又是正视冷酷现实的现实主义者这种具有两重个性的人身上形成的。”（10）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现实有着如此入木三分的认识，他才能在革命处于最低潮时期满怀信心地预见说：“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
陈独秀则与毛泽东有着截然相反的判断和结论。
陈独秀此时毕竟居住在大城市，并且已经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对敌我双方形势的变化情况知之不多，只能根据他视野所及的一些现象和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来判断革命形势，在他眼中，过多地看到的是革命力量和各地武装暴动在城市中的失败，对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这股新生的革命武装力量的作用和意义估计不足，对整个形势的看法不免失之偏颇，流于肤浅和表面。
陈独秀认为军人总是压制人权和自由，是和贤明政治不相容的。他把红军看作是游民无产者和土匪的组织。他认为这些人只会在乡下制造动乱，对无产阶级革命毫无益处。在陈独秀看来，只有在革命快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完全控制了局势时，才能够建立红军，红军引不起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和掌握苏维埃。甚至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还顽固地坚持这一观点。
陈独秀的悲剧就在于他不理解这样一个真理：革命运动取得胜利，通常都是通过军事行动。他也没有从历史上吸取重要的教训：从秦朝至当代共产主义政权，每个朝代都是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上的，或者是靠掌握了兵权。
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和他同样弱智。托洛茨基甚至嘲笑毛泽东说：“认为农民可以独立地建立苏维埃，是在相信奇迹；认为可以组织农民的红军，也是奇迹。”在他看来，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农村建立苏维埃和由农民组建红军等，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谈。
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在这一问题看法上的不谋而和，成为他后来接受托派观点的重要思想基础。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同时指出革命处于低潮的中央委员当时都不得志。毛泽东刚刚受到了撤销中央委员的处分，甚至被误传开除了党籍；陈独秀则只是一个被剥夺参加任何党内会议资格的挂名中央委员，他们关于中国革命“低潮论”的看法无一例外的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和讥笑。
所不同的是，由于毛泽东处于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因此对这个问题看得显然比陈独秀要高出一筹，更加真切，更加深刻。陈独秀从“革命低潮”中得出了革命应该全面退却的结论，最终滑向取消主义的泥坑。而毛泽东则从“革命低潮”中看到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这就是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对待“革命低潮”问题上的本质区别。
（二十六）
这天晚上，陈独秀正趴在桌前赶写一篇短文，秘书韩少宫悄悄走进来，有些兴奋地说：“独秀同志，你看是谁来了？”
陈独秀抬起头，见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站在他的面前，后面还跟着一位剪短发、穿旗袍的年轻女子，不觉眼前一亮：“乔年，静仪，你们从哪里来，我可有日子没见你们了。”
来人是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和他的夫人史静仪。陈乔年生于一九0二年，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经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介绍，和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一起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三年转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八七”会议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史静仪是湖北应城人，留苏学生，两人一九二六年结婚，次年五月在武汉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红五。
陈乔年道：“前段时间我在武汉得了伤寒，躺了两个月，最近中央调我到江苏省委担任组织部长，刚到上海没几日。”
陈独秀关切地问：“我还在武汉时就知道你得了伤寒，可那时候汪精卫已经叛变革命，正在到处抓我，中央不允许我到医院去看你，我是干着急没办法。你从小身体就不如你哥好，自己要多加注意。”
提到大儿子陈延年，陈独秀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半年前，陈延年在上海被捕，不久，便被残害在龙华监狱。
陈乔年见父亲伤心，忙叉开话头问：“爸爸，听秋白同志讲，你最近正在研究拼音文字，进展怎样？”
一提起拼音文字，陈独秀又来了精神，兴致勃勃地对儿子说：“我写的这本《草案》，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共４３个，采用的字母形体大致是比较最完备的国际音标，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这是因为中国结合声母的语言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尽适用，于是，我就依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九个结合声母及三个单声母。”
陈乔年道：“看来你是不打算过问政治了。”
陈独秀道：“不过问了，不过问了，我已经老了，革命是你们年青人的事情喽。”
“可你在中央机关刊物上却不停地发表文章，评论时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撒翁一定是你的笔名吧。”
陈独秀笑道：“不亏是我的儿子，一眼就看出是老子的文章，不过我那都是为了消遣，秋白一再找我约稿，不好推辞，撒翁撒翁，自然是撒手从此不再过问党内的事情。”
“你要是能从此撒手不再过问党内的事情，那你就不是我的父亲了。这是你刚写的诗吧？”陈乔年从桌上拿起独秀刚写的文章轻声念道：
“苏维埃的列宁永生，孙中山的精灵不冥；
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11）
史静仪听罢，连声赞道：“好诗，好诗，字里行间充满革命激情，这等激情就连我们这些年青人也自叹不如呀。”
陈独秀有些尴尬：“一时诗兴发作，偶尔为之，不足为奇。”
陈乔年又问：“可你接二连三地给中央写信又是什么意思？”
陈独秀道：“我见到了于革命于党有害的事情，不能不说，我不会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再说，我对中央路线有看法不能提吗？起码我还是中央委员嘛。”
陈乔年苦笑道：“你这个中央委员现在还不是有其名无其实。中央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你参加了吗？”
陈独秀不满地说：“他们不让一个中央委员出席中央会议，这恰恰说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民主作风发扬的不够，这更需要党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他们总不能剥夺一个普通党员向中央反映个人意见的权力吧。”
陈乔年劝道：“爸爸，你这个人的脾气就是固执，大革命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你的错误，不去莫斯科反省，在家搞点文字学也很好嘛。为什么非要提意见？这不是自找难堪吗？别人会以为你对中央的处理决定不满。”
陈独秀有些生气：“我就是不满！大革命失败了，我比谁都难过，对此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我一个人身上。斯大林天天坐在那里遥控指挥，事事都要经过他们的批准同意，稍有不从就说你反对共产国际，这叫我如何工作？”
史静仪见父子俩吵了起来，忙道：“乔年，你和爸爸难得见面，还是不谈政治得好。”
陈乔年不听妻子的劝说，又指责父亲说：“不管你怎么辩解，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都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该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陈独秀见陈乔年振振有词地对他一番“说教”，十分恼火，一时又无法反驳，便转脸对史静仪说：“静仪，你看看，这还了得，儿子竟然教训起老子来，简直是岂有此事！”
史静仪说：“爸爸，乔年也是为你着想，您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不好，借这个机会激流勇退，毕竟是我们党的创始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到莫斯科去搞点学问多么好，省得在这里担惊受怕的。”
“莫斯科我不去，我要在这里和同志们一同战斗。”
陈乔年忍不住道：“爸爸，你也应该有点自知之明，你以为你现在是谁。你以为地球离开你就不转了？你好心好意为中国革命前途着想，一封接一封给中央写信，可换来的是什么？大家都拿你的意见当笑料到处宣传，一边看，一边骂，根本没有人理解你的意见。现在，从国际到中央再到地方，整个党内都说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都在准备暴动，武装反抗反革命。只有你一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革命处于低潮，要我们大家不要武装暴动。别人怎么看你？你何必自讨没趣，我都替你脸红。”
陈独秀没想到乔年会说出这番话来，呆了半晌才说：“中央真的拿我的信当笑料宣传？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尽一个普通党员义务，我是真心实意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担忧，他们怎么能这样？”
陈乔年突然又有点可怜父亲，轻声说：“爸爸，我从小就崇拜你，觉得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现在我长大了，我有我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了。你是一个大学问者，但不会成为大政治家。还是听儿子一句劝，离开残酷的政治斗争，搞点学问吧，你一定会大有成就的。”
陈独秀像是没有听见儿子的安慰，自语道：“现在国家一片黑暗，需要的是行动和斗争，而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研究理论。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总之我不再给中央写信就是了……”
陈乔年不敢再说什么，一时大家都沉默起来。乔年又坐了一会，见实在无话可说，便和史静仪双双告辞。陈独秀将儿子送到房门口，默默地望着乔年夫妇消失在黑幕里，好半天才关上屋门。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乔年见得最后一面。
（二十七）
陈独秀虽然不同意陈乔年对他的批评，但乔年提到“党内一些同志却拿他的信当笑料”对他刺激颇深，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再给中央写信。
转眼冬去春来，到了一九二八年的春天，陈独秀无所事事，便继续闷在屋里写他的文字学书稿。这天晚上，忽听得有人敲门，开门一看，走进两个年青人，原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和江苏省常委、农民运动部长兼宣传部长王若飞。
“稀客，稀客，恩来，若飞，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你们了。”
周恩来、王若飞和陈延年、陈乔年早年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共同发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王若飞又和延年、乔年同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周恩来和延年同在广东省委工作，王若飞则在陈独秀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又与乔年同在江苏省委工作。
周恩来一向十尊重陈独秀，即使是他被撤消总书记职务后，还经常看望他，照顾他的生活，而王若飞与陈乔年私交颇好，大革命失败后，曾经因为反对采用整人的方法对待陈独秀，受到十一月会议的“警告处分”。陈独秀看见他们两人自然心中高兴。
周恩来道：“上个月，我受中央委托，去了一趟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立三同志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中的‘左’的错误，这不刚刚回到上海。”
陈独秀问：“立三同志什么时候去了广州？”
王若飞说：“立三同志是春节后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去的广州，主要是去处理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善后事宜。结果他到了广州之后，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并且指责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候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广东省委有许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采取惩办的办法，处分了很多起义领导同志，搞得影响很不好，广东的工作也无法开展。”
“广州起义还是有必要的，失败了需要总结教训，单纯采用整人的办法不好。”陈独秀连连摇头：“立三同志毕竟年轻，头脑简单，容易发热。”
王若飞又说：“恩来同志也认为不妥，所以中央专门派他去重新处理这件事。”
周恩来道：“广州起义是必需的，它在中共革命史上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起义之所以失败，关键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的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立三同志确定的处分决定是不对的。”
陈独秀连连点头：“恩来处理得对。我在起义之初就给中央写过信，专门指出要有农民暴动进行配合，可秋白不听，怎么样？起义失败后连退路也没有了。”
周恩来接着说：“这次到广州，我对广东的地方党领导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目前党的组织确实已到了极严重的时期，党的力量极弱，决难以发动暴动。上到省委，下到广州、汕头市委，直至农村支部，都被全部破坏。有的党员只知表示个人勇敢，称匹夫之勇，反对秘密工作，结果做出了无谓牺牲，有的被反革命气焰吓破了胆，躲藏起来，甚至退党叛党的也有，在这种情况下，一味搞暴动，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已给中央打了报告，建议好好研究一下下一步的方针。”（12）
陈独秀关切地问：“中央怎样答复？”
周恩来说：“中央在四月二十八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纠正了中央前一阶段提出的‘中国已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目前城市工作受到挫折，农村工作却又不被重视，而毛泽东却在偏僻的井冈山居然站稳了脚跟，并且领导的红军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这值得我们对应该走什么道路进行很好的反思。当前要紧的是农村和城市工作相互配合，二者不可偏废。”
陈独秀笑道：“恩来，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批评罗明纳兹的‘不间断革命论’。” 王若飞解释道：“独秀同志，你还不知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在今年二月二十五日作出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央也是前两天刚刚收到。这个决议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认为罗明纳兹提出的现阶段中国革命已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关于中国革命是‘不间断的革命’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决议提出，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目前全国还未出现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国际同时还决定调罗明纳兹回国，秋白同志也到莫斯科汇报工作去了。”
王若飞这里所提到的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纠正翟秋白“左”倾盲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八日，翟秋白根据这次会议指示，离开中共领导岗位，赴莫斯科汇报工作。罗明纳兹也奉调回国，不久，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一九三四年，他经不住打击，自杀身亡，随后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
陈独秀道：“共产国际这次还算明智，我早就说现在是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你看看最近上海的外国驻军大部分都撤退回国了，如果是革命还在高潮的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因此，要保存革命力量，千万不要轻易暴动，不能拿同志们的生命开玩笑。”
周恩来道：“共产国际只是谈高潮没有到来，并没有说现在就是低潮时期。我们现在如何一味强调革命低潮，致必会使党内滋长一种灰心、沮丧的情绪，对革命的推进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中央的意思是，革命潮仍是高涨的，但不是一个最高潮。”（13）
陈独秀道：“高潮就是高潮，低潮就是低潮。中央现在定的调是‘不是最高潮’，到底是高还是低？下边的同志怎么干？无所适从嘛。这样很容易再犯路线错误的。”
周恩来一时无语。说实在话，周恩来此时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在南昌起义后，转战途中，患上恶性症疾，几乎丢了性命，辗转到香港只养了半个月的病，稍一好转，便被中央催促着从九龙乘船来上海参加十一月会议。会上，罗明纳兹对南昌起义提出严厉的批评，指责周恩来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给他以“警告”处分，但当时中央工作又离不开他，结果他在“八七”会议上刚刚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兼任组织局主任，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十一月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和瞿秋白的观点基本相似，认为目前中国革命并没有低落，而是继续在高涨。但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是危险的，会招致重大的损失。于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针对江苏省委计划明年元旦在大江南北同时发动全省暴动提出了不同意见，提出：日期不应如此定，要看预备的程度来定。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又代表中央给湖北省委写信，指出：“中央认为你们有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的倾向，即是认为一切的斗争都是暴动，无往而不暴动，一切解决于暴动。”（14）
党史专家金冲及这样描绘过周恩来当时的政治态度：
“自然，周恩来当时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有限，主要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来问题的，他对革命潮流高涨这一估计并没有怀疑。对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暴动问题上也没有反对。区别只是主张发动暴动必须考虑到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必须做好周密的准备，不能不顾一切地蛮干，这自然是远远不够的，仍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5）
直到共产国际来信纠正了罗明纳兹的错误主张，中共中央仍然认为：“革命潮仍是高涨的，但不是一个最高潮”。这就说明，“左”倾盲动主义在当时不仅仅是罗明纳滋一人的看法，在整个中共中央内部已经形成共识，并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错误。
陈独秀本来对周恩来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做法十分赞赏，但见他又转了一圈，仍认为革命处于“高潮”，便有些不高兴，于是转了话头问：“恩来，你们今天来，肯定有什么事情吧。”
周恩来和王若飞对视一下，说：“根据国际的指示，中央决定六月间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检讨中央现行政策，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
陈独秀说：“是应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一下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周恩来又道：“国际还专门来了指示，特邀你和国焘、和森、章龙、中夏五人直接出席，不必经过中共中央推荐选举。”
陈独秀马上回绝道：“莫斯科我是不会去的。”
王若飞道：“国际现在已经意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正在纠正，说明他们同意了你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这对你应该是一个改善同国际关系的机会，不如借此机会到苏联，彼此将问题讨论透，这对中国革命前途对你个人的政治前途都有好处。”
陈独秀冷笑一声：“我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推到我的头上，足见早有牺牲我一人的决心。共产国际这是文过饰非，拿我当替罪羊，大革命失败了，作为总书记，我自然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是国际指示的一个忠实执行者而已，我不会做违心的检讨，也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现在要我去苏联计论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我这个人性子直，不会讲奉承话，不会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但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如果到了那里争吵起来，于谁都不好。再说，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在中国就不能研究？”
王若飞又道：“听说国际还考虑让你当东方部长，这说明他们对你还是有诚意的。”
陈独秀说：“他们不要老指着我的后脊梁骂我是老右倾机会主义、骂我叛变革命就阿弥陀佛了。我现在再不愿当官，更不能当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蠢牛。恩来你是好意，我心中有数，感激不尽。我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是你帮助了我，我不会忘记的。”
他见周恩来还要说什么，又道：“恩来，你不要说了，我心里明白，中央知道你和若飞与我私交不错，所以委托你们来劝我，秋白也来劝过我多次，无非是怕我和党的路线唱反调。我可以告诉你们，假如‘六大’成绩不错，我今后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让他到莫斯科复命的指令，长期以来一直被史学界认为是离党越走越远的叛逆行为，岂不知陈独秀做此决定自有他的考虑和苦衷。
首先，陈独秀此时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已经产生强烈的抵制情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感到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16）而党内却没有人怀疑、也不敢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陈独秀斗胆包天，第一个站出来对国际的瞎指挥提出了质疑，可惜的是，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然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找不到“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的途径，同时他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以他宁折不弯的性格，只能用不从来表示抗议。
其次，陈独秀对到莫斯科之后的下场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从后来一些犯了错误的中共领导人赴苏之后的处境可以得到印证。一九三0年十一月，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命令，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没想到，一呆就是15年，饱尝“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一九三八年二月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被诬为“日本特务”，逮捕入狱，坐了一年牢，出狱后，王明竟向苏共中央提出要将他流放西伯利亚，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幸亏正在苏联疗伤的周恩来听说后，为他说话，这才留在莫斯科，直到党的“七大”前，毛泽东亲自向苏共中央发电报要人，李立三才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回到祖国。这期间，瞿秋白、王若飞等同志也都在莫斯科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现在看，陈独秀坚决不去莫斯科也算是有先见之明。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陈独秀有着同样的机警。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便提出让他到莫斯科去休养。毛泽东自然明白李德的用意，坚决不离开苏区，宁可到条件很差的粤赣山区去养病，这才避免了李立三悲剧的重演，这才有了毛泽东的随军长征，这才有了扭转乾坤的遵义会议。
这是后话。
周恩来见他态度十分坚决，知道再劝也无益，便只好转了话题：“独秀同志，还有一件事情本不想告诉你，考虑再三，觉得你是老革命，会挺得住的，所以……”
陈独秀见周恩来说的吞吞吐吐，马上有种不祥的预感：“怎么回事？是不是乔年出事了，他已经有三个月没来看我了。”
王若飞道：“是的，乔年同志二月份被捕了，不过现在组织正在积极营救，你不要太着急。”
陈独秀一阵头晕：“其他同志怎么样？”
“都及时转移了。”
“那就好。”陈独秀轻声说：“你们放心，乔年象他哥哥一样，宁死也不会出卖同志。”
周恩来一时也无话可劝陈独秀，默默站了一会，便和王若飞离去了。
（二十八）
陈乔年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这一天被捕的，当时他正在上海英租界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则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各区总主任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租界巡捕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议的会场。结果，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等１１名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机关负责同志被捕。这是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继一九二七年六月陈延年、赵世炎等人被捕之后，遭到的第二次大破坏。
唐瑞林当时担任中共浦东区委书记，他的舅父就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要干将缪斌，此人实际上早就和缪斌勾结叛变了，但一直隐藏在党内伺机给中共机关一个大的打击。由于他的告密，不仅使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机关和浦东区委遭到破坏，不久，罗亦农等中共主要领导干部也遭到不幸。
陈乔年等人被捕后，当日被押在英租界新闸拘留所，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国民党淞沪警备区司令部龙华看守所，拘押在天字监一号牢房。
起初，国民党当局只知道捕到了陈乔年，却不知道哪一个是，因为唐瑞林并不认识他，为此，狱中地下党组织经过周密研究，决定由同时被捕的周之楚顶替陈乔年。等陈乔年保释出狱后，再讲明真实身份，到那时敌人也就无可奈何了，这样虽然周之楚有生命危险，但这是营救乔年的唯一办法。
周之楚出身商人家庭，父亲是华侨大商人，家财万贯，周之楚被捕后虽屡遭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暴露身份。当组织上将要他顶替陈乔年身份的决定告诉他时，他完全赞成。所以当法官再次审讯时，周之楚便承认自己是陈乔年，法官信以为真，便判了周之楚、郑复他、许白昊死刑。
正当营救陈乔年的计划顺利实施时，突然节外生枝。周之楚的父亲得知儿子被捕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于是火速赶回国内，四处奔走，打通关节，用重金营救儿子。这样一来，国民党便知道了周之楚的真实身份。陈乔年的身份也就不问自明，而狱内外党组织的任何营救措施都不起作用了。
陈乔年身份暴露后，国民党并没有立即杀害他。因为敌人知道他他担任党的重要职务，又是陈独秀的儿子，于是，多次对他进行审讯，使用了各种残酷的刑罚，企图逼迫他招供。但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宁死不屈，虽然被打得体无完肤，却从不泄露一点党的机密。
一九二八年六月六日，陈乔年与郑复地、许白昊一起，在自己的胞兄陈延年牺牲的地方，龙华的枫林桥畔，英勇就义，时年２６岁。
乔年牺牲的那段日子，陈独秀再也无心写“寸铁”文章，整日坐在桌前发呆。自从他被撤销党的总书记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连续失去了４位亲人。先是去年六月大儿子延年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接着，大女儿筱秀前来奔丧，悲伤过度，暴死于上海医院；今年六月二儿子乔年被杀，史静仪忙于营救，不满周岁的孙子小红五因无人照料又不幸夭折。
陈乔年去世后，史静仪生下一个遗腹女取名陈鸿。一九二八年底，史静仪奉命去苏联留学，行前将女儿交由党组织托人代养，从此便不知生死，再无下落。
这一连串的打击，令陈独秀痛不欲生，不到５０岁的年纪，顿时苍老了许多。在同志们面前，他强撑着不肯流泪，身边又没有一个可以倾吐的亲朋好友，只能将对蒋介石的满腔仇恨和对亲人的无限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从此便越发沉默不语。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后，陈独秀在南京监狱中获悉此消息，以为蒋介石肯定性命难保，高兴得像孩童一样，托人打酒买菜。他对人说，生平滴酒不沾，今天为国仇家恨，为大革命以来死难烈士要痛饮。当他斟第二杯酒时，鸣咽起来：“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
说罢，老泪纵横，痛哭流涕，积压了多年的悲愤终于得到了渲泄。
注释
（1）《暴动须知》，《江苏省委通讯》第2期，1927年11月20日
（2）《江苏省委紧急决议案》（1927年11月9日）
（3）张国焘：《我的回忆》
（4）《中央政治通讯》第１４期（1927年12月）
（5）《中央政治通讯》第１４期（1927年12月）
（6）《中央政治通讯》第１４期（1927年12月）
（7） 〈周恩来选集〉（上），第174页
（8）《中央政治通讯》第１４期（1927年12月）
（9）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83页
（10）《中共党史译丛》第1辑求实出版社，1984年第1版
（11）孙文光辑《陈独秀遗诗辑存》，《安徽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12）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报告，1928年4月4日，手稿
（13）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8年4月28日
（14）《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96--197页
（15）金冲及主编：《周恩来》
（1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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