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到莫斯科学习反省，他拒绝道：“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
（十九）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深夜，曾经被共产国际吹捧为“经过考验可靠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终于撕下了假面具，秘密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杀气腾腾地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刹那间，大江南北到处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陈独秀由友党领袖变成了标价１５００块大洋的通辑首犯。他不得不化妆成苦力，隐匿在武汉一家由中共秘密开设的纸行小阁楼上。
汪精卫这时急于想捉住陈独秀，以便向国民党右派表白，他已彻底和共产党划清界限，从而尽快摆脱被动局面，也好与蒋介石一争高低。不过，汪精卫万万不会想到，此时的陈独秀不但遭到国民党方面的严厉搜捕，同时也被共产国际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这段充满辩证法的至理名言此时用在陈独秀身上似乎让人啼笑皆非。蒋介石、汪精卫要在肉体上消灭他，共产国际要在政治上击垮他，同时遭到敌对双方的反对，这也算是千古奇闻。陈独秀走投无路，政治生涯跌入最低谷，陷入十分尬尴的境地。
就在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的前三天，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的召集下进行了大换血，组成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和张太雷五人临时中央局，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工作，并建议陈独秀赴莫斯科，美其名曰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陈独秀拒绝。七月十三日，陈独秀致函临时中央，以“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为由，提出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主动提出辞职，也算是陈独秀的明智之举。他心里清楚，早在五月份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共产国际就有撤换他的意思，只是没有物色到合适人选，这才暂且作罢。六月十七日，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罗易在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中就已明确提出：“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七月八日，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电令，指示中共“要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1）正是根据这一电令，鲍罗庭停止了他的领导工作。
七月十三日，实际上已经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和鲍罗庭，秘密地由武汉去庐山，商讨如何正式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并就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失败应承担的责任作了讨论，定下了基调。
据张国焘回忆，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自庐山回武汉后曾对他说：“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待。中共一切虽然事实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接着，瞿秋白进一步指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负担，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么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该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2）
时过境迁，张国焘回忆这段历史时已是在四十多年之后，他也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变成了可耻的叛徒和败类，因此，记忆的准确性可能值得怀疑，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动机难免失之偏颇。这段回忆到底有多少可信度，现在已无从考证，但当时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印证了他的说法。
七月二十三日，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抵达武汉的当天，马上会见了瞿秋白、张国焘。
罗明纳兹告诉瞿秋白、张国焘，他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纠正过去驻华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并指导中共目前的工作。罗明纳兹紧接着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主义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总书记，甚至还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理。他还表示，中共中央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党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盘踞。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地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的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负中央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3）
很显然，罗明纳兹所传达的国际指示与鲍罗庭、瞿秋白事先商量的意见是基本吻合的。
七月二十六日，罗明纳兹召开中共中央临时中央局会议，决定七月二十八日以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形式来批判陈独秀并对之作出组织处理。但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与会人员未到齐而将会议推迟。八月三日，罗明纳兹再次召开临时中央局会议，议题仍旧是进一步筹备中央紧急会议事宜。两次会议，均未通知当时尚未正式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的陈独秀参加。尽管陈独秀在七月底还写信给临时中央局，对党在近期内的工作提出过若干建议。（4）八月初，罗明纳兹去长沙，在苏联领事馆召集湖南临时省委会议时，再一次公开号召与会者签名打倒陈独秀。
可以看出，此时名义上仍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显然已经被完全排斥在即将召开的“八七”会议的中央领导之外。这同时也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首任领袖，作为共产国际指示在中共的具体执行者陈独秀，已完全不为共产国际所信任，并且被剥夺了正常陈述自己意见的权力。他已无法主宰自己的政治命运。
（二十）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安排，中共中央在汉口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及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彭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等２０余名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和中共地方组织代表。
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正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转战赣东，没有出席会议。
会前，张国焘提出通知陈独秀参加，因为陈独秀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人又在武昌，没有道理不来，但被罗明纳兹一口否决。（5）
“八七”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陈独秀以及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并对陈独秀作出组织处理。会上，罗明纳兹首先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八日的指示精神。接着，瞿秋白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党的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提出党的策略应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会议经过简单的讨论，即通过由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这篇告全党党员书，全面回顾了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完全回避了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工作方面的错误，而是把一切责任一古脑推给了陈独秀。最后，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李维汉、彭湃和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邓仲夏、周恩来、毛泽东、张太雷、张国焘和李立三等７人为候补委员。
八月九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瞿秋白、苏兆征和李维汉三人当选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工作。至此，陈独秀的中共政治领袖生涯正式宣告结束。
耐人寻味的是，“八七”会议在政治上、组织上、乃至文字上、口头上均未提及“陈独秀”的名字，文件中一律以“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代之“陈独秀”。按照中国传统“摇头不算点头算”的选择习惯，既然新选出的政治局没有陈独秀，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被排除在新的政治局之外，自然也就被撤销了以前的职务，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在文字上做出组织处理意见。不过，也正因为在文字上没有形成对陈独秀组织处理的决议，按照排除法的逻辑推理，只是将他排除在政治局之外，并没将他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所以，陈独秀在名义上还是中共“五大”选举的中共中央委员。这一点，被当时的中共中央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忽视了，更被后来编史者和读史人所遗忘。
应当说，陈独秀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对于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主要错误是：对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政治面目没有清醒的认识，过于相信国共合作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和领导权问题未能坚持，甚至为了维护国共合作而有意无意地对事实上的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以至在客观上“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6）同时也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势力的膨胀。在“四·一二”政变后，由于仍然如此，也就未能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而作出有效的努力，由此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遭受空前的挫折。
在大革命遭到失败、共产党人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八七”会议果断停止陈独秀总书记职务，对他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批判和清算，重新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诚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这种批判的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于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7）
周恩来后来说：“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人的人身攻击。”（8）“八七”会议的主持人李维汉则认为：“应该让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9）
事过境迁，史学界有人提出了为什么不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的新见解，认为，陈独秀当时被排除在“八七”会议之外，并受到缺席批判，其根源在于他对中国革命持有与共产国际不同的主张。（10）
早在大革命时期，面对国民党右派的一次次猖狂进攻，陈独秀就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当时陈独秀并不知道，远在莫斯科，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正是中共应不应该退出国民党。托洛茨基主张中共必须尽快退出国民党，而斯大林则坚决反对之，他在严厉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论之后，对中共何时退出国民党做了明确预测，斯大林说，中国革命“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联盟应当代之以在国民党外的联盟。”（11）然而，蒋介石、汪精卫们并没有按照斯大林为他们设计的轨道行事，而是没等你准备退出国民党，便突然毫不客气地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这一血淋淋的事实无情地证实了斯大林所预测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时间表纯属主观臆测。这使他在和托洛茨基的争斗中处于不利局面。
这个时候，如果让陈独秀参加了“八七”会议，并重弹早该退出国民党的老调，岂不是和托洛茨基遥相呼应，更会使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陷入被动。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陈独秀出席“八七”会议，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自然是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不到会的人自然也就不会提出反驳意见。这种不正常的组织处理，对于陈独秀来讲自然不会接受。这就为他此后总是对“八七”会议耿耿于怀埋下伏笔，也为他最终被开除出党种下祸根。
（二十一）
客观地看，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陈独秀的错误也绝非个人的错误，而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处于幼稚时期所犯的错误。如果追究责任的话，绝不应只是归结于陈独秀一个人，而应当看到这是一种思潮，一种倾向，从根本上讲，这种思潮和倾向，又都源于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瞿秋白都看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十年后在延安会见埃德加·斯诺时说：“看来共产国际主义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12）这就明确指出：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当然包括它的总书记陈独秀）都没有权力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
瞿秋白在中共“六大”的报告中，回答了大革命后期“最高政策是谁在执行”的问题，他认为是鲍罗延和罗易。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仅是三个领导之一，“动摇于鲍、罗之间”，而倾向于鲍罗延。（13）
看来，瞿秋白的内心深处根本也没有那种把一切失败责任归究于陈独秀一人的思想。
然而事实上，“八七”会议以及此后逐渐升级的一系列指责，则是将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一古脑推给了陈独秀，不仅把共产国际的错误加到了陈独秀的头上，而且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国民党内的苏联顾问—魏金斯基、鲍罗庭、罗易等等所做的错事也都一古脑儿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蔡和森在《论陈独秀主义》一文中，开门见山就说：“所有从中国近时革命运动中发生出来的各种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自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主义，以至鲍罗庭主义，都可以且应该归纳在这一中国孟塞维克的总路线之中——即陈独秀主义之中”。
蔡和森的上述归纳方法，显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而是来自共产国际和莫斯科。
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国的大革命失败了，总要有人负责，共产国际不能负，这样会影响它的威信，会影响世界革命，会助长托洛茨基攻击斯大林的气焰。因此，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承担这个责任。但这个责任如果由中央集体来承担，又会影响中国革命，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因此，只能由某一个人来承担。陈独秀是中共总书记，在大革命中又确有重大过失，对不起，这个责任就只能由他一个人来负了。于是就出现了避重就轻、丢卒保车、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可悲局面。
客观地讲，这一切在当时恶劣的革命斗争形势面前，也许是惟一的一种选择，但对于陈独秀个人来讲，显然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以至当“八七”会议结束后，瞿秋白、李维汉一起到他隐蔽的住处传达国际指示，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反省时，他马上干脆地拒绝了。
“不去，坚决不去。大革命失败了，我做为总书记，我是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是国际指示的一个忠实执行者而已。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现在要我到苏联学习，我去学什么？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14）
瞿秋白深知老头子的脾气，知道多劝也无用，只好说：“既然你实在不愿去苏联，也就算了。但是武汉是无论如何不能住了，你在这里名声太响，熟人太多，汪精卫又在四处搜捕你，实在太危险了。不如和中央一齐先到上海去，虽说上海的白色恐怖一点不亚于武汉，但毕竟城市大，有租界，易隐藏，古人讲，大隐隐于市，或许那里更安全一些。”
陈独秀冷静下来细想，知道武汉确实不是久留之地，又别无去处，只好答应了瞿秋白、李维汉的要求。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在中央的周密安排下，陈独秀乔装打扮，与秘书韩少宫、中央出版局局长汪原放等一行四人，登上英国“松和”号轮船，悄然离开武汉，到上海去了。
“八七”会议对于陈独秀的批判和处理，对他日后政治思想立场和政治生涯的重大变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对于撤销总书记职务的决定，他是能够平心静气接受的，但对于给他罗列的一系列“罪状”，他到死也没有认账，这为他今后和新一届中共中央产生矛盾埋下了无法消除的祸根，并且逐渐使这种矛盾的冲突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令人惋惜地出现了谁也不曾想到、谁也不愿意看到被自己亲手缔造的党中央所开除的可悲局面。
岁月如梭，“八七”会议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有人回过头来重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说：假如时光可以倒流，假如临时中央能坐下来从容的开三天会，假如罗明纳兹能够开明民主一些，假如瞿秋白、蔡和森们能够理智一些……或许陈独秀不会是这样一个结局。但历史就是历史，从来也不能假设，也无法改写，它留给后人的只能是说不尽的遗憾、深思和感叹。
但是静下心来再细细想想，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又只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再不会有第二种选择。汪精卫只给了共产党人半天的时间开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不允许像开学术研讨会一样一件事一件事分析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一个人一个人地讨论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当时需要的是一个能装进所有错误的筐，需要的是旗帜，需要的是前进的方向，需要有人一锤定音，而不是假设、可能、也许、但是……于是历史将太多的重负压倒了陈独秀身上。如果当时担任总书记的是王独秀、李独秀、瞿独秀，恐怕也只能是这个结局。
这就是陈独秀的悲剧。
这就是革命的代价。
（二十二）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的傍晚，武汉驶来的英国客轮“松和”号抵达上海码头，离别上海半年之久的陈独秀悄悄回来了。他先是被中央安排在江西北路福生里酱园弄，不久迁居法租界里一幢不起眼的三层楼房里，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租界人多复杂，鱼龙混杂。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共同缉捕共产党人，但是，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擅自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随便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抓到共产党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共产党进行地下活动提高了“安全系数”。建党初期，陈独秀一直住在上海租界里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到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再一次将上海租界作为自己理想的藏身之地。
应该说，陈独秀当时的生活待遇还是不错的，他虽然犯有严重的错误，被撤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又一再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要他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但中共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秘书韩少宫依然跟着他，生活上也很安逸。但他却因为大革命山崩似的失败，而陷入深深地自责和苦闷之中。
一九二二年八月，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及其后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文章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了详尽分析，认为“在产业幼稚的东方，......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形式及意识虽然都正在开始发展，而团结力量却十分幼稚，因此国家统治权仍旧完全掌握在封建阶级手中。”在这个大背景下，国共两党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从“封建阶级”（军阀政治）手中夺回国家统治权。他接着指出：“孤军奋斗的国民党，虽然有民主革命的历史，但是党员太少，还没有支配全国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由此，他对当时的中国提出一个著名的地缘性质的政治结论：“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分两段路程：第一段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建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之争斗。”而中共只有在帮助国民党完成“第一阶段民主主义的争斗”和荡平军阀统治中转向为本阶级利益争斗的第二阶段路程。在这里，陈独秀特别强调第一阶段斗争有着“双重意义”，即“不但能给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有发达的国家”，也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从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15）他认为，在打倒封建军阀，铲除殖民奴役的第一阶段，劳资双方是互为依存的，这就是国共合作的现实条件。应该说，“两段路程”的设想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
早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一个月，中共“二大”上就做出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和以国民党为主要联合对象的“民主联合阵线”决议案。此时无论是孙中山、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都十分清楚，国共合作北伐是“劳资两利”之举，所以自然一拍即和。陈独秀发表此文应该说只是对既定政策的一个理论注解。
然而陈独秀也深知劳资双方终究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共产党想利用第一阶段的成功向第二阶段发展，也就是按照党的决议把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这一点，国民党和他一样十分清楚。邓演达就曾说过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清道夫”，而共产国际代表鲁易在中共“五大”上所做的题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报告更是使国民党右派心惊肉跳。汪精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出席中共“五大”，并听了鲁易的报告，明白了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策略中，他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共产党联合的对象，而不是像迎汪复职时讲的那样请他出来领导，明白了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要力争领导权的。因而他得出“共产党绝对不可靠，国共迟早要分家”的结论。
对于国民党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无所谓新和旧，只有步骤的先和后。一九二七年初，国民革命军已经荡平了军阀封建割据势力，再没有什么可与中共合作的项目了。于是国共双方都在准备革命的第二步了。虽然一贯务实的毛泽东早已看出发生这种变故的可能，他也曾想抢先一步，可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和自以为是的共产国际就是不许，他们要按部就班的等到“第一步”完成之后再向国民党开刀，结果是在紧要的转折关头让蒋介石抢占了先机，不待北伐完全胜利，而是乘有胜利把握之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重创共产党，紧接着又逼迫汪精卫就范，实现了宁汉合流。奇迹般地实现了“两次革命”（北伐胜利摧毁军阀封建割据和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政治上实现一党专政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一次成功。
这是一步陈独秀甚至包括共产国际都未曾料到的死棋。可以说“四.一二”政变使陈独秀关于“两段路程”的设想产生了断层，此后共产国际一味推卸国共合作期间的政治责任，终于使陈独秀设想的“两段路程”或说是“两步走”理论，被后人逐渐概括为臭名昭彰的“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一直坚信“两段路程”设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可严酷的现实是，这个理论使共产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操作过程中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他实在搞不明白。苦恼彷徨之余，他以诗言志，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左派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罪行的满腔悲愤之情：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我们
有自己的觉醒。
……
然而，愤怒的诗人并不能改变残酷的现实。在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象一头受伤的雄狮，困在铁笼里，添着血淋淋的伤口，几乎天天彻夜难眠，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他终于承认，自己天生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想通了这一点，他的心才慢慢趋于平静，开始到纯学术领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
（二十三）
转眼到了深秋季节，这天晚上，瞿秋白和李维汉突然一起来到陈独秀的寓所。
见到接替自己的两位中央主要领导，陈独秀并不反感，似乎还有点高兴，彼此寒喧几句，显得十分亲热。李维汉见他桌上摆满字典词典之类的图书，感到奇怪，便问：“独秀同志，你这是.......？”
陈独秀道：“我这是在研究中国文字学和音韵学。”
他见瞿秋白和李维汉似乎没听明白，便解释道：“目前我们使用的文字是衍音象形字，它的缺点是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方便。再加上中国文字自古以来是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现在的文字，代表现在的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便不知如何写了，给人的感觉好象中国的文字已经破产了。文字是代表语言的符号，如果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岂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了。现在有很多人致力于平民识字扫盲运动，自然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但他们使用的所谓扫盲课本根本没有注意平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所以平民日常所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教他们识了这些八股字又有什么用处。”
陈独秀说到兴处，点燃一支烟，猛吸两口，也不管瞿秋白、李维汉是否有兴趣在听，又说道：“我国的文字改革运动始于新文化运动，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这期间遇到的阻力很大，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只是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既使是注音字母我看也不如日本的假名便当。注音字母之所以没有普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依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是其自身的缺点太多，尤其是制造注音字母的人们，既然没有把它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方法太简陋，不成其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有人肯用了。”
他见秋白、维汉听得似懂非懂，便又进一步解释道：“我写的这本书稿叫做《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共分自序、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和广州话五部分。可能你们会问，为什么不用国语而采用四种地方话做标准语？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的所谓国语，或曰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份，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能够叫做国语；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做标准，现在真正国语未成立之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标准语来过渡。于是我就采用了北京、汉口、上海、广州四个地方语。这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城市；因此这四个地方语，基本上能够代表我国大多数人的实际语言，并且它们都有相当影响的文学作品。”
说到这里，他显出坚毅的神情：“做这本书，是十分冒险的，但我不怕，任何一项创新的事业都会遇到相当的阻力，我要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的障碍，使最近的将来，中国真正有一种拼音文字出现。”
瞿秋白、李维汉听他云山雾诏地大侃了一番文字学，面面相觑，搞不清这老头子怎么突然对搞学问感起兴趣。
李维汉道：“独秀同志，你研究学术问题这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敬佩学习，但你是老革命，我们还是希望你能振作革命精神，为党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陈独秀突然沉默起来，好半天才两手一摊，苦笑道：“我原本就是一个教书匠，投身政治十几年，总结起来，多半是失败的，现在老了，重操旧业，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点学问有何不好？再说，以我现在的处境还能做什么呢？”
瞿秋白和李立三交换了一下眼色，试探地道：“你最好还是到苏联呆上一段时间，一则可以养养身体，二则那里比国内安全，三则可以好好总结一下中国革命的问题。”
一听到“苏联”两个字，陈独秀脸色马上变了，断然拒绝道：“谁让你来劝我的？是那个罗明纳兹？还是你们嫌我老头子在跟前碍事？我不去苏联，要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我在中国研究，为什么要到外国去。”
瞿秋白见他不高兴，知道多劝也没用，只好又说：“这个问题咱们从长计议。最近中央决定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由郑超麟同志负责，你就为刊物写一些文章如何？”
陈独秀面色这才缓和下来，点点头：“写文章我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我还要赶写我的书稿。”
李维汉笑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现在形势十分严峻，到处白色恐怖，写短文更适合。”
两人又聊了一会，见实在无话可说，便告辞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后的一段时间内，陈独秀基本上不和任何人来往，也没有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表任何评价，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到学术研究上。不管谁来看他，寒喧几句后，他就开始和你聊文字学。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么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么读，他还专门请邓颖超校核北京话，项英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倚国校核广州话，俨然成了一个大学教授。
郑超麟后来回忆道：
“陈独秀自从武汉退出领导机关以来，就未曾为了他的地位而斗争，未曾团结一部分同志在他周围。他甚至反对若飞和乔年的活动。到上海后，他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同志对此问题感兴趣。
我们对他这个文字工作有种种猜想。尹宽认为他这事情同《汗书》里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时，曹参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总之，当时没有人相信他认真重视这个文字工作的。”（16）
但是不管人们怎么猜测，陈独秀我行我素，依旧关起门来搞学问，到一九二九年三月，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
与此同时，陈独秀并没有忘记瞿秋白交给他的任务，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以“撒翁”为笔名，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专辟“寸铁”一栏，一口气发了１４０篇“寸铁”短文，猛烈抨击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丑恶嘴脸。
翟秋白有次问郑超麟：“你对仲甫的文章怎么看？”
郑超麟道：“仲甫的文章依旧是宝刀不老，豪情不减当年，但从署名上看，我想是喻意撒手不再过问党内事宜的意思。”
瞿秋白笑道：“你以为仲甫关在屋里埋头研究学问，写文章署名用‘撒翁’就表示他永远撒手不过问政治了？这说明你太不了解仲甫了，他这个人是永远不甘寂寞的，尤其是想不通的问题，谁也别想让他盲目服从。”
果然，时隔不久，陈独秀开始郑重其事给中央写信，阐发自己对时局、对中央政治路线的看法了。
注释
(1)《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1927年7月），收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2）张国焘：《我的回忆》
（3）张国焘：《我的回忆》
（4）唐宝林等：《陈独秀年谱》
（5）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6）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7）毛泽东：《学习与时局》
（8）《周恩来选集》（上）第172页
（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66页
（10）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438页
（11）《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文献的资料》（1919---1928）第317页
（1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9页
（13）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
（14）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15）《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第37页
（16）《郑超麟回忆录》，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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