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要求陈独秀“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他却答非所问地道：“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十六）
陈独秀租住的这座宅院，古色古香，幽静清雅，颇有几分庭院风味。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一些，好在杨鹏升经常携夫人来拜访，总算给他寂寞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
杨鹏升早在大学时期就酷爱书画、国画、金石及园艺，并且在这些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他与齐白石、徐悲鸿、刘开渠、张大千、郭沫若等诸多大师都有深厚的友谊，谦称是他们的“门人”。这几年他的作品多次在北京、上海以及日本等地展出，受到广泛的注意。章太炎先生为他选编过数集《杨鹏升印谱》，郭沫若写诗赞他是“蜀派印圣一世雄”。陈独秀对他的精湛艺术很是欣赏，因此，陈独秀居汉期间，两人互赠往来频繁，杨鹏升曾为陈独秀精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陈独秀一直视之珍宝。杨夫人擅长国画，陈独秀便常写条幅，请她作画；或者她作画，请陈独秀题字。但他们在一起时从不谈论政治，只谈艺术和友谊，颇有古人遗风。
这样过了一段日子，杨夫人终于忍不住，悄悄问杨鹏升：“蓬生，仲甫先生来汉半个多月了，也不寻个正当职业，听说王星拱先生聘他去武大任教，被他拒绝，这老头子葫芦里到底买得什么药？不然你通过关系，给他谋个职位。”
杨鹏升听了直摇头：“仲甫先生乃当今奇人，他是新文化的统帅，五四运动的灵魂，中共党的缔造者，想当年提起他的大名，无人不晓，如雷贯耳，尽管现在廉颇老矣，生活艰难，却仍不失大家风范，根本不会将名利放在眼中，蒋委员长给他部长之职都瞧不上眼，我若随便给他找个差使，岂不是污辱了老先生的人格。依我看，他绝不是一个自甘寂寞的人，眼下不谋职业，自有他的打算。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照顾好他的生活，做一点雪中送炭的事情。”
杨夫人奇怪地问：“他能有什么打算，依他那心直口快的脾气和与你的交情，有什么心事不能说呢？” 杨鹏升道：“不说自有不说的道理，正因为仲甫先生心胸坦荡，光明磊落，才说明他对未来的设想确有难言之隐呀。”
（十七）
杨鹏升判断得一点也没错，陈独秀之所以谢绝朋友为他推荐的工作，是因为早在胸中计划好了未来。他目前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最后决定他何去何从的关键人物。这个人就是受他之命前去延安会见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罗汉。
九月底的一天，被陈独秀望眼欲穿的罗汉终于风尘仆仆地来到武汉。
原来罗汉离开南京赶到西安后，很快就找到驻在七贤庄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与中共代表陕甘宁地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取得了联系，但不巧的是由于山洪暴发，道路中断，一时不能去延安。
林伯渠是湖南临沣人，老同盟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的参议，一九二0年十二月由陈独秀、李大钊介绍参加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罗汉是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攻打南昌时，四军、六军曾协同作战，所以两人早就熟悉。提起陈独秀，林伯渠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我和仲甫一晃已经有十年没见面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有着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只是仲甫脾气太倔，若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1）
罗汉笑道：“林主席这样一说，我的心就踏实多了。仲甫先生这次是非常有诚意的，否则就不会派我千里迢迢到西安来。只是现在山洪暴发，我一时去不了延安，仲甫又等着我的消息，你看如何是好？”
林伯渠略一思索，道：“这样吧，我马上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你在这里耐心住几天，等我的消息。”
安顿好罗汉，林伯渠马上给延安发报，说明缘由，请求指示。
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听说罗汉到了办事处，便前来拜访。王若飞大革命时期和陈独秀关系非同一般，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主张客观对待陈独秀的领导人之一，他在莫斯科时，曾经因为替陈独秀说了好话，而受过严厉处分。一九三一年，王若飞从苏联回国，便被国民党逮捕，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党组织营救获释，现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他对罗汉说：“我过去与仲甫共事较久，深知他倔强个性。但是中央看重组织问题，这也是共产党一贯的原则，并非针对哪一个设立。因此希望罗汉兄能劝说仲甫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一切向前看，不争论，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2）
九月十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联名给林伯渠发来回电：
请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
（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个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作考虑。（3）
罗汉马上从西安返回南京，而此时陈独秀已启程赴汉，于是他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又见到了博古、叶剑英。这时博古、叶剑英已接到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对中共中央指出的三项条件，博古、叶剑英都认为关键是第一条。
博古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陈先生过去又没有私人接触，恐怕难以谈出任何具体结果。”
罗汉问：“可否由润之先生亲自与仲甫谈？”
叶剑英摇头道：“润之谈怕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最合适的人选是恩来，他谈结果或者会圆满些，但他现在不在武汉，眼下不如让董必武同志先去和仲甫交换一下意见。他们年龄相仿，又都是党的创始人。”
罗汉与中共中央当年秘密接触的详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至今没有过多的党史资料公开佐证。不过后来叛变投敌的张国焘对此事倒有过一段专门回忆：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汉是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得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日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陈先生等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以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运动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4）
张国焘是至今为止唯一公开回忆罗汉到过延安的见证人，其他材料都只是说罗汉到了西安。也许是张国焘将西安错记成了延安。现在看，罗汉当时到没到过延安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张国焘的回忆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是积极的，就是允许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同意陈独秀回延安工作。
听了罗汉的陈述，陈独秀仔细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对于陈独秀来说，第二项是能够接受的，他在南京与叶剑英等人晤谈时对此事其实已有明确表示，而第三项因为是建立在第一、二项的基础上，目前还是虚的，暂时可以不论。关键是第一项，又被中共中央称之为“先于一切的条件”。（5）罗汉心里直打点，如果陈独秀断然拒绝，双方合作事宜恐怕就没有回旋余地了。
没想到陈独秀却说：“第一条我已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了。”
罗汉忙问：“何时声明的？我怎么不知道。”
陈独秀从抽屈里找出一份手稿，说：“你到西安后，我在南京通过包惠僧给《中央日报》总编辑程沧波发表了这个声明。”
罗汉接过来，见上面写到：
“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6）
这个声明写得很有意思，既不说自己过去是否干过托派，也不提自己什么时候脱离了托派，而是用了“我不是托派”这样的含糊词，什么时候开始不是托派了没讲，潜台词是说，如果说我过去是托派的话我现在已经脱离了，总之现在不是托派了。这也算一种不失体面地承认了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对于像他这样宁折不弯性格的人来说，能把话讲到这个程度，也算是“委屈求全”，难能可贵了。
罗汉长吁一口气：“这下好了，我就担心你不同意这一条，那事情就难办了。可是我在《中央日报》也没见到这个声明呀。”
陈独秀说：“那我就不知道了，总之我声明了，他不发是他的事情了。”
罗汉道：“这不要紧，有这份手稿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我马上再回南京去找叶剑英、博古，趁热打铁，把这件事办妥。”
陈独秀也同意，他从桌上又拿出一封信：“这是我给中共写的一封信，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七条纲领，表明我的抗战态度，以示我的诚意，你把这个一起交给叶剑英。”（7）
两人又闲聊了几句，罗汉便匆匆离开。
（十八）
此时的南京已是危在旦夕，国民党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各党派陆续搬到这武汉，一时间，武汉成为全国救日救亡的政治中心。陈独秀开始是想利用等待罗汉去南京的时机将《实庵自传》写完，因为近来《宇宙风》杂志主编陶亢德再三来信催促。但他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政治热情又一次点次点燃，再也无暇旁顾。陶亢德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出狱“到武汉以后，他的全部精神就放在抗战文章上了，自传已无心续写。我呢，虽然要的是自传，但也不能强人所难，更不是不知缓重轻急，况且在烽火漫天之际，《宇宙风》这刊物能否支持得下去，惟天知道。”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陈独秀开始频频在报刊上发表抗日文章，自传一直到他去世也未完成。
十月二日，陈独秀在《宇宙风》杂志发表短文《从第一双十到第二十六双十》，文中指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号召全国人民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8）
陈独秀本来是悄悄来到武汉避难的，知者甚少，但这一文章的发表立刻泄露了他的行踪，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他往日辉煌的回忆。十月六日，陈独秀应邀到武昌华中大学作了题为《抗日战争之意义》的著名讲演，这是他出狱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参加政治活动。次日出版的《大公报》记录下了当时的热烈场面：
“华中大学的礼堂已经挤满了青年群众。大门外站着两个黑衣警察，执着枪，阻止一片黑压压的群众进门。.........台上台下，到处都有人在密密地集聚着，连风也难透过。”陈独秀“从猛烈的掌声中，由华中大学学生抗敌工作团的同人陪伴着步上讲台。”
“群众的狂热使他微微有点兴奋，枯干的面色返着红。他老了，头顶秃了半个，发已斑白，留着短须。......倔强的风骨随时表露着，一件灰色袍子，失去了光的皮鞋，依然是寒士风度。”
陈独秀演讲完毕，“六百个座位的礼堂里，三千只手作了一度雷声似的鼓掌。”
此后数日，陈独秀又连续被邀请到各处发表抗日演说，再次成为公众瞩目的风云人物，引得许多新闻记者和社会名流，纷纷前来求见和拜访。然而，时隔不久，他又以身体不适为由，突然闭门谢客，从武汉各大报刊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独秀闭门谢客确有“身体不适”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因素。从表面上看，他现在似乎已经获得自由，门庭若市，四处演讲，十分风光，实际上，国民党特务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盯梢跟踪，他的宅院周围常有不三不四的人转来转去，后虽经杨鹏升多方斡旋，安全状况才有好转，但他此后便提高警惕，不得不加倍小心，免生是非。
这天早上，天淅淅沥沥下起小雨，陈独秀感到无聊，正躺在床上看书，突听有人敲门，以为又是记者来访，就对潘兰珍说：“不管是什么人，就说我病了，一律不见。”
不一会，有人在院子里高喊：“仲甫先生，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话音未落，潘兰珍已领着两个人走进客厅，陈独秀正要发火，抬头看时，见其中一人是罗汉，另一位男子有五十多岁，身着长袍，精神焕发，前额稍秃，一双细长的眼睛透着神采。陈独秀一愣，喜出望外地说：“原来是壁伍兄，一别十年不见，你是越发神采奕奕，老当益壮了。”
来人姓董名必武，号壁伍，湖北黄安县人，他生于一八八六年，十七岁中秀才，二十八岁时，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在湖北创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并参加了党的“一大”。大革命时期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长江局委员兼民运部长。此刻两人久别重逢，心情都十分激动。彼此寒暄客气一番之后，渐渐转入正题。
董必武道：“我这次是受润之之托，专程前来拜访。”
陈独秀感慨地说：“谢谢润之还记得我这位老朽。”
董必武又道：“不知仲甫兄对今后有何打算？”
陈独秀不加思索地说：“鄙人一生所求，大半失败，还能有何新的打算？这次出狱后，本想效仿陶渊明，找处山野陋室，隐居起来做些学问，从此再不过问政治。无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只能尽我所能，倾我所力，投身抗日救亡之运动，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仲甫兄的赤子之情，国人皆知。你托罗汉先生带给中央的抗战七条纲领我已拜读，受益匪浅，觉得和中共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说明我们在抗战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目前，我四万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是仲甫兄的看法，也是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眼下，抗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润之和恩来都希望仲甫兄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过去的固执和偏见，共同完成我们当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宏图大志。”
陈独秀听了十分感动：“我也正有此意，所以才不计前嫌，托罗汉和你们联系，共商抗日大计。”
董必武呷口茶，又诚恳地说道：“你我都是开诚相见的老朋友，有话也就直说了。依弟之见，你写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吧，中央是欢迎你的，润之、恩来也是欢迎你的。”
陈独秀一听“检讨”二字，马上皱起眉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里不住地来回走着，半响才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不过唯书面检讨，恐难从命。”
董必武劝道：“仲甫兄，你还是那个老脾气，你拒绝当国民党的劳动部长和组织‘新的共产党’，难道你还拒绝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吗？”
陈独秀认真地说：“壁伍兄，中共是我们当年共同所创，我对他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八年前，我因为反对共产国际路线，被莫斯科开除出党，现在大敌当前，我不计较过去的是是非非，主动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可你们非要我陈某人写了书面检讨，才能回党工作。这岂不是证明我过去坚持的主张都是错了吗？我绝不能做无原则的让步。”
罗汉也劝道：“仲甫先生，我看你也别太认死理。中共毕竟是共产国际一个下属支部，润之对莫斯科也要有一个交待，依我看，你就凑合写一个检讨也未尝不可。”
陈独秀摇摇手，急燥地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数，不写，有什么好写的。”（9）
董必武见陈独秀态度坚决，毫无回旋余地，只好道：“仲甫兄，中央并无强行之意，我们只是希望你能站在大时代的前面，以抗日大局为重，拿出革命家的气魄，放弃某些个人成见，不要错过回党工作的机会。希望你一定三思。”说罢，与陈独秀握手告别。
这天晚上，陈独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董必武的来访打开了他记忆深处的闸门，十年前他与中共之间的恩恩怨怨一下子浮现在眼前……
注释
(1）罗汉：《给周恩来等公开信》。
（2）罗汉：《给周恩来等公开信》。
(3)叶剑英等人《致〈新华日报〉的信》（1938年3月19日）
（4）张国焘：《我的回忆》
(5)叶剑英等人《致〈新华日报〉的信》（1938年3月19日）
(6)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7)《终身的反对派》，青岛出版社，第340页
(8)陈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宇宙风》第49期
(9)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