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重返武汉，故地重游，不免感慨万千，此时他已今非昔比，从当年八面威风的一党之首变成了默默无闻的一介难民。
（十一）
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陈独秀、潘兰珍登上了开往武汉的客轮。历史惊人的相似，十年前的这一天，他因为大革命失败被共产国际撤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黯然离开武汉赴上海。十年后的这一天，他则因为抗战爆发被提前释放出狱，以难民身份重返武汉。个中辛酸滋味，恐怕只有陈独秀自己知道。
武汉位于南京上游，逆水行船，十分吃力。越往上行，越是惊涛骇浪，狂澜乱涌，那严重超载小客轮发出低沉的喘息声震耳欲聋，如同一只负重爬行的耕牛。
晚饭后，陈独秀一个人悄悄地来到甲板上，思绪也似这滔滔江水此起彼伏、难以平静。轮船明天就要经过他阔别多年的故乡安庆，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又是他开始革命生涯的摇篮。他多么想踏上故土，回去看看阔别多年的家，看看双目失明的养母，看看小儿松年及其家人，了却他那魂牵梦移思念故土之情。然而，令他烦恼的是，身边还有陪伴他度过那五年寂寞监狱生活、感情笃深的少妻。他与潘兰珍年龄相差近三十岁，进了家门，亲朋好友又将怎样看她？这些苦衷，他又无法对兰珍明讲。想到路过家门而不能归，他真是百感交集，愁肠百结……
潘兰珍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身后，小心地问：“阿拉听说侬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回过老家，阿拉问过，明天上午船到安庆，侬不想下去看看阿拉的婆婆？”
陈独秀沉默片刻道：“阿珍，你跟了我五年，从未问起过我以前的婚姻，你就不想知道？”
潘兰珍柔声道：“阿拉想知道，可侬不讲，就是不愿讲，阿拉不想惹侬生气。”
陈独秀握着潘兰珍的手道：“你真是一个善良的人。今天晚上，我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过去的两次婚姻……”
他点上一支烟，吸一口，慢慢陷入回忆……
（十二）
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清光绪五年已卯八月十四日乙丑，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府安庆城北的独秀山下，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四十年后，他竟然一鸣惊人，干出了翻江倒海、惊天动地的伟业功绩，成为民国之后中国最有政治影响的风云人物之一。
陈独秀祖上代代习儒，但功名却都未显，到了他父辈这一代，只有四叔陈昔凡中过举人，在外做个小官。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虽自幼读书用功，却始终没有中举，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外教书，陈独秀两岁时，因染上瘟疫，死于苏州怀宁会馆。
陈独秀小时候聪慧过人，《三字经》、《百家姓》一教就会，滚瓜烂熟，在同龄的小伙伴中，称得上是佼佼者。一八九六年，他参加县府考试，获得第一名秀才，一下子轰动了安庆城，人们均以奇才视之。
这时候，他的四叔陈昔凡也时来运转，由知县、知州、知府升到道员，被朝廷赏戴花翎，并且在外发了大财，这“双喜临门”的事，使原本家业贫寒的书香之家一跃成为安庆的名门望族。然而，陈昔凡虽然名利双收，个人生活却并不称心，他先后娶妻三房，却都没有生子，为了使家业后继有人，便将独秀过继为嗣子，于是，陈独秀摇身一变成了阔少爷，更加令人刮目相看，许多当地乡绅争先托人上门说媒。
一八九七年，18岁的陈独秀与安徽统帅副将高登科之女高晓岚结婚。陈独秀文科高中，洞房花烛，郎才女貌，文武联姻，自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新婚燕尔，小俩口相处得还可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思想裂痕越来越大，最终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高晓岚比陈独秀大三岁，目不识丁，一心希望丈夫安分守己，读书做官。而陈独秀年少得志，颇负才名，对政治日益关注，逐渐确立了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的志向，偏偏高晓岚对这一切不屑一顾。时间久了，夫妻之间的口争日渐增多。陈独秀多次劝她识些字，但她概不接受。独秀想留学日本，想借她的金手镯作为盘缠，而她却坚决不给，并骂道：“这是我娘家陪嫁的东西，你这个黑心肠的东西，休想打它的主意！”一次次的争吵使陈独秀渐渐变得心灰意冷。之后，两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形同陌路。
一九零三年，陈独秀从上海潜回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成立革命组织岳王会。高晓岚做梦也没想到，父亲替自己择配的郎君竟成了大逆不道的乱党、革命党，于是两人一见面，更加吵得不可开交。也许是出于对自己不幸婚姻的感触，不久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连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父母包办，强迫成婚”的封建婚姻制度，大声疾呼，主张学习西洋文明，男女自由恋爱。
就在陈独秀为自己的不幸婚姻而苦恼不已时，一个青春貌美的少女翩翩来到身边，她就是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
高君曼比陈独秀小七岁，与姐姐相反，她自小上学，聪明伶俐，活泼烂漫，十七八岁时，已能写一手像样的文章。高登科此时受时势影响，观念也有所更新，为了培养女儿，将她送到北京女子师范读书。
北京的读书生活把高君曼带入了全新的境地，使她由外而内地呈现出时代新女性特有的风采。在此期间，姐夫陈独秀的大名开始引起她的注意。
辛亥革命后的陈独秀，已经在知识界崭露头角，有了相当的名声。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文，不仅思想敏锐、感情充沛，而且文笔流畅，生动泼辣，这些诗文使得高君曼产生了与这位令人神往的姐夫交流思想的念头。于是，她便利用假期回安庆的时间，以探望姐姐为借口，寻机来到陈独秀家中。
在陈独秀的记忆中，他这个小姨子只不过是一个天真活泼、不谙世事的小姑娘。然而，时过境迁，现在站在他面前的高君曼不但身材高挑，明眸皓齿，而且打扮入时，摩登新潮，浑身散发着少女的青春气息。特别谈吐不凡，思想新颖，又爱好新文学，富于感情和想象，与过去简直判若两人。于是两人一见如故，打开话匣子，从古到今，畅所欲言，甚是投缘，大有乍遇知音，相见恨晚的感觉。
从此，高君曼借着各种理由，时常去和陈独秀见面、交谈，陈独秀优雅的谈吐、深刻的见解，渐渐使得高君曼对他的崇拜之情，达到了五体投地、不可自拔的程度，久而久之，他们的感情终于迸出爱的火花，由互相爱慕而终于堕入情网。
姐夫哥和小姨子相爱，对陈高两家无疑是晴天霹雳，武将高登科、文官陈昔凡两亲家联手反对，高登科逼迫女儿立刻出嫁，陈昔凡则扬言要将养子逐出家门。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对，陈独秀和高君曼没有屈服，要求婚姻自主的决心更加坚定。陈独秀这年３１岁，他自幼就倔强好胜，反抗精神甚强，又与结发妻子高晓岚没有感情，自然不会为外界舆论所动，高君曼是知识女性，既然找到深深相爱的人，自然也不会轻言放弃。为了摆脱家族的反对和歧视，一九零九年，陈独秀与高君曼毅然离家出走来到杭州，正式结为伉俪。
陈独秀经历了一场婚姻悲剧之后，忽然觅得了自己心中的佳偶，喜从悲来，自然对高君曼加倍怜爱。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能理解陈独秀的事业。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伉俪之间恩恩爱爱，情意浓浓，和睦相处。闲暇时，夫妻二人携好友二三，游西子湖，诗文唱和，纵谈天下，好不快活。
陈独秀和高君曼一起生活的这段日子，创办了影响一代青年人的《新青年》杂志，发起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创建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揭开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序幕。
可是，就在陈独秀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高君曼却突然离他而去。
陈独秀和高君曼的分手不能不说是一场爱情悲剧。导致他们最后分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陈独秀由于革命生涯所带来的颠沛流离和巨大风险，则是他们分手的最主要原因。
高君曼比较注重定宁谧的家庭生活，可陈独秀却天生是一个看轻家庭的人。自从结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便充满动荡，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从安庆逃往上海，途经芜湖被军阀逮捕，差点被枪毙。一九一九年六月，陈独秀在北京街头散发革命传单，被北洋军阀逮捕。虽然经过多方营救，于三个月后被释放，可高君曼却为此担惊受怕，惶惶然一天天度日如年。一九二一年中共创建不久，陈独秀再次被捕入狱，此次高君曼也被牵连坐牢。次年，他又一次被捕。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生活实在相距太远，只是凭着对独秀的崇仰苦苦支撑着。为了使丈夫能够专心致志从事事业，她把全部精力用在家务和孩子身上，包括照料独秀与前妻的儿子延年和乔年。可是这一片苦心偏偏又得不到独秀的体谅，两人终于开了口舌之争，继而又发展到出手相打，从此感情裂痕越来越深。一九二五年，两人又大闹一场，高君曼一气之下，带着幼子陈子美、陈鹤年从此离开陈独秀去了南京……
听完陈独秀的述说，潘兰珍半晌没有说话，沉默了许久，才问：“那后来呢？”
陈独秀说：“后来我就到了武汉，那时候正是大革命的危急关头，有许多大事要办，忙得连睡觉的功夫也没有，根本无心顾及儿女私情。”
“再后来呢？”
“再后来大革命失败了，我也被撤职了，在上海隐居了两年。因为看不下去李立三这些‘左’派糟蹋革命，就在党内成立了左派反对派，于是被共产国际开除出党了。”
“再再后来呢？”
“再再后来我就在上海遇到了你。”陈独秀笑了：“你这傻孩子，哪来的这么多后来。”
潘兰珍没有笑，轻声问：“那大夫人现在好吗？”
陈独秀的脸色一下子又阴沉下来，顿生悲戚之色，好半天才道：“死了。大革命失败后，松年的大哥延年，二哥乔年先后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我的大女儿筱秀到上海为哥哥奔丧，又猝死在那里。二子一女之死使她一病不起，就在咱们相识的那一年得肺结核病去世了。”
陈独秀深深吸口烟，又慢慢吐出，闭目沉默了许久，才又说：“她跟我没过一个安宁日子，没享一天福。虽说我们没什么感情，但她是一个善良而老实的人。这些年，我亡命在外，家里多亏了她。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先后有二子一女因我而死，现在只剩下松年一个孩子。”
“那……二夫人呢？”
陈独秀低下头，陷入极度悲伤的沉默中：“也死了。听说她在南京时带着子美和鹤年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苦，可从来不向我伸手要钱。我那时正忙于大革命事宜，也顾不上管她。松年他妈去世的时候，她还专门到安庆去奔丧，哭得死去活来。觉得对不起她的姐姐。可陈家人却始终不接纳她这个儿媳妇。这使本来就已极度悲痛的她，精神上又受到难以承受的刺激，回到南京后咯血病就复发了，又患上了子宫癌，贫困交加，终因无钱治病，第二年就死在南京，才46岁。死后还是我的旧友潘赞化、陈公博帮助安葬的，否则连收尸的也没有。她葬在何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子美、鹤年姐弟俩现在在哪，我也不知道。她有文化，又是将军的女儿，年青时是那样的聪慧、漂亮，充满活力，本来可以嫁一个富贵人家的子弟，过一辈子荣华富贵的生活，偏偏看上了我这个不安份的人，最后落到客死他乡的凄惨结局。总之，是我对不起她们姐妹俩，她们是为了我受苦受累，早早过世的……我心中有愧呀。”
潘兰珍坐在一旁默默抹了半天眼泪，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那明天船到安庆，我们要是下船，老太太见了阿拉……自然是不肯相认的啦？”
陈独秀为难地道：“我养母这辈子也不容易，松年他妈去世了，她又支撑着这么个家，还一天到晚为我担惊受怕，警察三天两头去搜查，连吓带累，双目就失明了。她的病会是为我愁出来、累出来的，我怎忍心再惹她老人家生气呢？”
潘兰珍道：“先生不用再说了，阿拉听明白了。婆婆连二夫人那样有身份的媳妇都不肯认，见了我这个地位低贱的女人更是不会认的。先生不必为我作难，明天我们不下船了。将来见到婆婆，阿拉一定不会惹她老人家生气，一定好好孝顺她老人家。”
陈独秀听了兰珍发自内心的话语，心中激起阵阵暖流，禁不住抓住她的手，深情地说： “难得你这么明白事理，阿珍，你跟了我这么一个老头子，后悔吗？”
“阿拉不后悔，阿拉没找错侬，阿拉原来就听别人讲过，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今天听先生讲起过去的事，阿拉心中更加崇敬侬，阿拉一定好好伺候先生，不让先生再受委屈。”
陈独秀久久凝视着这位心甘情愿受苦而又情深意厚的少妻，再也无话可说。
（十三）
第二天上午，一声汽笛长鸣，安庆到了。陈独秀和潘兰珍走出舱门，登上甲板，凭栏北望，只见江边一座巍然挺立的宝塔顿时映入眼帘。他默默望着，古塔依旧，江水滔滔，往事一幕幕，从他眼前闪过。许久，他才低声对潘兰珍说：
“阿珍，你看见江边那座宝塔没有，此塔叫振风塔，可是大有来历。我的家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战火频频，动荡不安，人既不杰，地也不灵，一直没有出过状元。后来有人说，安庆东边有条青龙，西面有一条卧虎，龙虎相斗，安庆颠簸不安，文采均随江水付诸东流了，哪能出什么状元呢？于是，这位先生说，须在江边建一座塔镇之。明代安庆知府王宗徐到任后，听到这个传说觉得有理，便四处筹款建造了这座塔，命名为振风塔，同时还特意在塔底座下的迎江寺刹门前左右，各拴了一只巨大的铁锚，以镇文采。于是人们又传说，振风塔像一支毛笔竖立在青龙的头上，两个铁锚锁住了白虎，从此安庆开始兴旺，出了很多有名的文人墨客。像明代大思想家方以智、清代书法家邓石如、清代著名的桐城派等等，于是，就有了过了安庆不说塔的说法。”
潘兰珍插言道：“还出了先生这样的大人物。”
陈独秀笑道：“我算什么大人物，现在一钱不值喽。”
潘兰珍认真地说：“我听说先生创建的共产党十分了不起，先生自然也就了不起。”
陈独秀摇摇头：“没有因果关系。阿珍，你不知道，当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大头的人要抓我，我连夜带着君曼离开安庆，坐着一只小船，顾不得江面上风高浪急，颠簸着顺流而下，到达芜湖后，又被叛军抓去，出了布告，要杀我的头。我说：要枪毙，就快点！……”
潘兰珍吓得脸色都变了：“侬怎么这么傻呀，快点找死呀。”
“后来幸亏地方名流相救，才死里逃生，到了上海。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被捕。”
“侬到底被抓了几次呀。”
陈独秀屈指一算道：“五次，算起来最后这一次蹲大牢时间最长，整整五年。”
潘兰珍听了满脸崇敬之色：“侬真是了不起。”
“阿珍，你不知道，我们安庆好玩着哪，那独秀山峻峭险要，小时候我常常去攀登。安庆城那狭窄的街道铺得都是石板条，很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安庆的小吃像墨子酥、顶雪贡糕、蚕豆辣酱都很有名的，还有安庆出的三宝，你知道是什么吗？其中余良卿膏药那是鼎鼎大名，相传是仙人铁拐李带来的鲫鱼熬制而成，拔毒镇痛，在江南和东南亚一带很有名气的……”
陈独秀滔滔不绝赞美着家乡，直到振风塔完全看不见了，才长长吁叹一声，慢慢走回船舱，躺在铺上，再不做声。
（十四）
客轮在长江上经过三天三夜颠簸，于九月十二日中午靠近了武汉码头。
陈独秀在潘兰珍的掺扶下，提着行李，随着逃难的人流好不容易走下客轮，望着熟悉的码头，他心中又是一阵隐隐作痛。
武汉这座城市陈独秀来过三次。一九二0年二月，刚刚从北洋军阀监狱里释放出来的陈独秀第一次来到武汉，先后在文华大学、汉口青年会、武汉高等师范进行演讲，引起巨大轰动。一九二七年四月，他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再次来到这里，更是名声鼎沸，八面威风。如今他又以一个难民的身份回到这里，已是孑然一生，政治身涯从高潮跌入低谷，当年曾经团结在他麾下的一批年轻的共产党精英蔡和森、翟秋白、邓中夏、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苏兆征、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等已经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而那时的陈独秀也已不复存在。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浮生若梦，命运如此大起大落，变化莫测，怎不令他感慨万端。
陈独秀正思忖着，几名军警簇拥着一位身着黑色中山装的男子迎面走来。
“这位可是从南京过来的陈先生？”
“正是鄙人，几位是……？”
那男子哈哈一笑自我介绍道：“鄙人蔡孟坚，奉何主席之命在此恭侯先生多时了。”
陈独秀来武汉前，包惠僧曾托人捎信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请他关照陈独秀，这样也好使他一到武汉，就能有个落脚之地，免受奔波之苦。可是，好心却未必办得成好事。何成浚那时整日忙于接待安顿从南京搬迁过来的政府机关、企业，哪有闲心去特别关照一个落难秀才，便吩咐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让他代为关照。
一听到“蔡孟坚”三字，陈独秀的脸顿时阴沉下来，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蔡孟坚是一个老牌的反共专家。一九三年一年，就是他逮捕诱降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等二十多人被捕，可以说他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为此曾得到蒋介石的当面嘉许，被破格晋升为少将参议。陈独秀自然不愿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便马上一口回绝：“陈某一介草民，不敢烦劳何主席和蔡先生关照。”
“既然如此，陈先生住下后，请到警察局打个招呼，我对何主席也好有个交待。”蔡孟坚碰了一个软钉子，心中不快，丢下几句场面话，便扬长而去。
蔡孟坚走后，陈独秀气得直跺脚，骂道：“这个包惠僧，办事不牢，别人不找，却找来警察局长来‘关照’，成心想气死我。”
潘兰珍赶忙劝他不要上火，陈独秀老大地不痛快，骂了半天才住嘴，看日落西山，好不容易在码头附近找了一个简陋的小旅社住下。
潘兰珍见房间条件太差，劝他换一间好点的，独秀摇摇头：“算了，手里这点钱都是朋友送的，将来还不知生活怎么样，花完了，怎好意思再向朋友张口，将就着住吧。”
坐了三天轮船，陈独秀感到十分疲倦，吃过晚饭，夫妻俩便早早睡了觉。
（十五）
第二天早上起来，陈独秀便要去武汉大学拜访王星拱校长。潘兰珍不放心他一人外出，非要一起去，独秀拧不过她，便同意了。于是，老夫少妻坐上一辆人力车，来到武汉大学。
王星拱，字抚伍，安微安庆人，生于一八八九年，早年曾留学英国伦敦理工大学，回国后到北大任教。他与陈独秀是同乡，又在同校任教，私交颇好。一九一九年六月，“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到北京新世界等处散发传单被捕，当时同去散发传单的就有王星拱。这次老友重逢，格外高兴，王星拱说：“前几日，段锡朋和陈钟凡一起向我推荐你来任教，你若能屈驾前来，武大定当蓬壁生辉。”独秀却婉言谢绝道：“我今天来一是特来拜访多年未见的老友，二是因我刚到武汉，尚有《宇宙风》给我写自传的稿费未到，我来之前，已请亚东汪老板寄武大请抚伍兄收转。”王星拱连连点头：“此事放心，当请汪老板照寄不误。”寒喧片刻，陈独秀便起身告辞。
回来的路上，潘兰珍问为何拒绝在武大教书。陈独秀说：“你不懂，当此国破家亡之际，我哪有心思讲那些脱离实际的老古董。”
两人说着话，回到码头已是正午时分。远远地，就看见旅馆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旁站着几个国民党士兵，他心一惊，以为是蔡孟坚又寻上门来找麻烦。走到近处，才看清为首的是一名文质彬彬的少将军官。那位少将看见他从人力车上下来，忙快步迎上前道：“陈先生我可找到你了。”
“恕老朽眼拙，这位将军是……？”陈独秀觉得来人面熟，却一下子想不起在哪见过。
少将摘下军帽：“先生真的不认识学生了？我是杨鹏升啊。”
陈独秀顿时眼睛一亮，又象是在做梦一般：“原来是蓬生？你不是在前线和日军作战，怎么到武汉来了？”
“一言难尽，先生先随我到家中，慢慢细说。”将军言罢，不由分说，将陈独秀夫妇让上汽车，离开了小旅馆。
此人姓杨名鹏升，别名蓬生，四川渠县人，原是北大学生。二十年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连续放重炮，以其新颖的思想、饱满的热情和才华横溢的文章赢得了青年的尊敬和喝彩，杨鹏升便是当时千千万万疯狂崇拜陈独秀的进步青年之一。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杨鹏升先是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又投笔从戎，征战在枪林弹雨之中。一九三二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时，杨鹏升已调任南京陆军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因军人身份不便前来探望，便经常委托章士钊带一些物品去看望他。后来，杨鹏升调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武汉防空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便与陈独秀失去了联系。抗战爆发后，他在报上看到陈独秀提前释放出狱的消息，十分高兴，听说陈独秀近日要到武汉来避难，便向蔡孟坚询问，才知住在码头附近，于是，他马上备车赶来，费劲周折，四处打听，终于找到陈独秀夫妇。
两天后，陈独秀夫妇移居武昌双柏庙街２６号一所桂系军人的旧式平房里，终于算是在武汉有了栖身之地，开始了他的难民生活。
九月十四日，陈独秀在给汪孟邹的信中写道：“弟已抵汉，暂寓旅社，日内即移居武昌。”
十六日，他又写信给汪孟邹：“弟日前由南京来汉口，兹已租定寓所，来信望寄武昌城里双柏庙后街２６号陈仲甫收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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