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请陈独秀担任劳动部长并再建一个新共产党，他一口回绝：“不可，不可，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让我与老蒋为伍，我是宁死不从的。”
（七）
陈独秀出狱之后，夫妇二人便住进了傅斯年家中。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因崇拜陈独秀，主编《新潮》杂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被誉为《新青年》之再现。五四运动时期，被推举为北大学生会主席，一举成为名震南北的学生领袖。傅斯年虽然长得文质彬彬，骨子里却如同陈独秀一般透着狂傲。胡适当年从美国归来，他的课堂一时间听众如云，有人便对傅斯年说，那个胡博士真有学问，你也去听听吧。于是，傅斯年便去听了，不仅听还询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从此两人便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胡适后来说，他当时就发现，傅斯年的国学根底比他还好，所以他常常提心吊胆，激励自己，要加倍努力。傅斯年虽然傲气，但在陈独秀面前却恭敬得很。或许是性格相近的缘故，陈独秀在北大时就十分器重这个学生，傅斯年对待这位老师也是几十年如一日，不管是陈独秀得志时还是失意时，他始终不忘遵师之道，保持着亲密的师生友情。傅斯年的妻子俞大彩是俞大维的妹妹，早年毕业于泸江大学，对陈独秀这位学府巨匠自然也是十分尊重。所以这次出狱，傅斯年几次邀他到家中居住，陈独秀便一口答应下来。
陈独秀出狱不几日，收到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二人联名的请柬，邀请去赴家宴，说是要为他压惊洗尘叙旧云云。傅斯年也同在被邀之列。
陈独秀接到请柬，感到十分突然。他和二陈虽是旧识，但政见不同，交往并不多。再加上这几年陈独秀做了蒋介石的“阶下囚”，陈氏兄弟却是青云直上，身居高位。陈独秀知道，蒋介石当年曾是陈其美的门人，而陈氏兄弟则是陈其美的亲侄儿，靠着这层特殊关系，蒋介石当政后，对他二人格外关照，如今陈果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陈立夫担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二陈又是中统特务组织的创始人，一直党权在握，并且根深蒂固，此时社会上已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提起陈氏兄弟，谁不退让三分。
傅斯年有些担心：“仲老，是不是前几天出狱时你回绝了丁默村，惹恼了陈家兄弟，设了鸿门宴，要算计你。我看就说身体不好，辞掉不去，免得招惹是非。”
陈独秀虽然对请客的用意也是百思不解，但却没这许多顾虑，反倒劝起傅斯年来：“管他想干什么，去了再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老头子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总不能再把我抓进去吧。若不去倒显得我小气了。”
这天晚上，陈公馆布置得富丽堂皇，典雅气派，到来的大都是陈独秀当年的旧友和学生。其中有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教育部长朱家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包惠僧，还有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金陵大学文学系主任陈钟凡等。陈立夫见宾客到齐，便举杯道：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大都是仲甫先生多年的老友、学生和同乡，今天鄙人和家兄略备薄酒，希望诸位开怀畅饮，不醉不休。”
诸位宾客异口同声称好，纷纷举起酒杯，一同与陈独秀碰杯。陈独秀见此情景，心里十分感动，端杯一饮而尽，然而双手抱拳，向诸位一拜道：
“谢谢陈先生和诸位对鄙人的盛情款待！谢谢各位多年对鄙人在狱中时的热情关照。鄙人无罪坐牢，吃了五年白饭，还要多谢蒋先生了。”说得诸位笑了起来。
笑声中，陈果夫从座位上站起来，笑声朗朗地说：“诸位，我还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委员长十分赞赏仲甫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爱国精神，特委托鄙人请仲甫先生担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一职。”
陈果夫话音未落，全场便响起热烈掌声。
不料，陈独秀却站起来，大声说：“陈先生，请你转告鄙人对蒋先生的谢意。只是鄙人一向独往独来惯了，如今年事已高，思想落伍，恐难以胜任。”
陈果夫没想到陈独秀会当场拒绝，十分尴尬，只好道：“当年先生也曾是一党领袖，丰功伟绩，有目共睹，若是先生以为劳动部长一职难以施展报国之志，咱们还可以从长计议，……来，来，来，大家先喝酒。”
朱家骅把陈独秀拉到一边，低声道：“鄙人也受委员长委托，想请先生出面再组建一个新的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５个名额。中共是你当年一手所创，到头来却被斯大林一脚踢开，这可是你重振旗鼓的大好时机，先生意下如何？”
陈独秀听了摇头道：“我创建中共至今不悔。现在要我再组建什么新的共产党，岂不是证明我过去所作所为是错了？再说让我看老蒋的脸色行事，我陈某人也绝干不出这种低三下四的事情。”
胡适过来道：“仲甫一向清高傲气得很，为政府做事肯定是不会的，不过进国防参议会我看也未尝不可，一则现在国难当头，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委员长也有此意；二则也可解决仲甫今后的民生大计，何乐而不为？”
陈独秀听了还是摇头：“不可，不可，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让我与老蒋为伍，我是宁死不从的。”
陈独秀见朱家骅面色难堪，便缓和了一下口气又说：“不过请你转告蒋先生，至此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既然国家需要国共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我定以大局为重，抗战期间，决不反蒋就是了。”
胡适见他态度如此固执，提到延年、乔年之死，闪闪发光的眼睛马上黯淡下来，知道他心中对蒋介石痛恨之极，强拧着叫他和蒋汪共事，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想了想，又道：“我看这样，美国有一家图书公司看中了你在狱中写的自传，不如我给你安排一下，到美国去写续写自传，这样既可躲避一下国内的环境，又可重操旧业，著书立说。你为政治奔波大半辈子，现在身体又不好，晚年应该过几年安逸生活了。”
陈独秀依旧是摇头：“美国我是不去的！现在国难当头，我应尽自己微薄之力，与大家同甘共苦，共同抗日。再说，我是一个中国人，若是真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何必跑到美国去。过去一些大军阀官僚垮台后，都跑到国外当寓公，其实这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我一向反对退隐，此时若是出去了，别人便真的以为这次做牢是犯了什么罪了，倒让我说不清楚了。”
包惠僧见大家话不投机，便岔开话头说：“听说仲老这几年一手狂草练得越发洒脱，什么时候有空，给我也写一幅？”
陈独秀道：“好哇，到时我就给你写一幅岳飞的《满江红》如何？”
陈钟凡见陈独秀虽刚刚出狱，却依旧是铁骨铮铮、不媚权贵的性格，心中感叹万分，不禁诗兴大发，说道：“仲老真是英雄不减当年，不怕各位见笑，我这里即兴赋诗一首，献给仲老。”说罢，沉思片刻，慢腾腾地吟道：
“荒芜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使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风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听了心中技痒，说：“觉元有此雅兴，我也和一首献丑。”略一思索，高声朗诵道：
“莫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
“好一个‘龙性启能驯’，活脱脱是仲老的个性。”傅斯年忍不住拍手称赞道。
包惠僧听了也感叹不已，对站在身边的周佛海道：“这就是仲甫的性格，不媚权贵，愈挫愈奋，从不向黑暗和失败低头。”
周佛海却有些不以为然：“物极必反，不媚权贵过了就是恃才自傲，目中无人；愈挫愈奋过了便是不识时务，固执己见。仲老这一辈子在这方面吃亏甚多，可总是不接受教训，蹲了五年大牢，性格非但没有半点改变，反而越发固执，我看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包惠僧想反驳，可琢磨着这话不无道理，于是苦笑一声道：“这老头子一根肠子通到底，死不改悔了。”
（八）
这一晚直闹到深夜才散。陈独秀平时就不胜酒力，可架不住老友重逢，心中高兴，你一杯我一杯，七喝八喝，便醉了，走出陈公馆时，被晚风一吹，就有些天旋地转的感觉。被潘兰珍挽扶着勉强上了车，一路上，也不知傅斯年在埋怨他什么，只是傻笑，回到寓所，一头倒在床上便睡着了。
傅斯年这一晚也觉十分疲倦，可第二天一大早，还未起床，陈独秀便来敲门，他以为出了什么事，慌忙穿衣起床，将独秀让进客厅。
陈独秀未坐稳，便说：“孟真，昨晚我思前想后，觉得有必要发表一个声明，进行辟谣，《国府明令》中说我‘爱国情殷’可以默认，‘深知悔悟’则纯属无中生有。这是我写的一份声明，你看可否登出？”说着，将一份声明书递给傅斯年。
傅斯年接过信，打开一看，信虽不长，但写得极佳，全文如下：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知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思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为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盖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陈独秀（章）八月二十五日（1）
傅斯年看罢，沉吟片刻道：“发表个声明表明态度，倒也有此必要。不过你看现在哪家报社敢登你这篇声明呢，这可是犯忌呀。”
陈独秀道：“我也知道这样的文章很难登出，但总觉得不吐不快。你觉《申报》如何？”
傅斯年说：“《申报》报道比较公正客观，且对你入狱之事一向同情，记得当年你被捕入狱公开审判时，各报都慑于政府高压，只字不敢刊载你自撰的《辩诉状》，唯独《申报》别出心裁，在《地方通讯》栏内用‘苏州通讯’的形式，发表了《辩诉状》的要点。这次《申报》或许还能刊登也说不定。”
陈独秀道：“那就拜托孟真将此稿送去如何？”
傅斯年笑道：“这没问题，举手之劳，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时过境迁，到底敢不敢登也说不准呀。” 陈独秀叹口气：“也只能碰一下运气，实在不登，也是无奈，问心无愧就是了。”
两人议论了一番时政，陈独秀突然又想起一事，道：“孟真，还有一事要拜托你。我的几个难友王文元、濮德志、罗世潘还都在狱中，你能否设法通融一下，争取让他们早日出狱。”
傅斯年道：“我看问题不大，现在国共正在合作，周恩来一再催促蒋介石释放政治犯，听说开出的名单就包括你们托派人员，估计也就是早晚的问题。”
陈独秀感叹道：“恩来就是恩来，不计前嫌呀。”
傅斯年笑道：“恐怕还是毛泽东说了算吧。”
陈独秀道：“润之早年和我有师生之谊，此人海纳百川，气度非凡，我相信这点度量还是有的。”
说话间，周佛海登门来访，邀他到家中作客。周佛海原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脱党，投靠了蒋介石，陈独秀对他看法一向不好，本不愿去，可见他一片热情，又不忍推辞，便随他去了。
一连几日，陈独秀每天都到周公馆去聊天。可几天后，突然又不去了。不管周佛海怎样来约，总是找个借口辞掉。傅斯年感到奇怪，便问：“仲老，佛海怕你闲在家里烦闷，让你出去散散心，也是一片好心，何必这么不给面子？”
“不要提了。”陈独秀心烦地摆摆手：“一世清白差点毁于一旦。”
傅斯年忙问：“此话怎讲？”
陈独秀道：“佛海家中现在每天都有不少文人政客聚在一起谈论时政，这本无可厚非。我久别社会，也需要多接触些人，可我去了两次，慢慢听出一些门道，原来都是些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一类的汉奸论调，佛海当年随我创建共产党，也算是个有功之臣，后来觉得清苦，没有出头之日，便投靠了老蒋。按说老蒋对他也不薄，他却自恃有些才气，仍不满足，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又和汪精卫搅在一起，这个汪兆铭现在到处散布汉奸言论，他们在一起呆久了，还能有好事？依我看，再这样下去，早晚会投靠日本人。”
周佛海与陈独秀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周海佛一八九七年出生于湖南沅陵，一九一七年考入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九二O年回国到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赴日本，和施存统共同组建了日本共产主义小组，是党的“一大”代表，一九二四年脱党。一九三七年八月初，蒋介石召集社会各界人士讨论抗日问题的“庐山谈话会”，周佛海是主持人之一，后来谈话会由庐山移至南京继续进行。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人是主张对日妥协的，他们所召集来的一批人在讨论对日方针时，也大都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中日冲突，由此时人戏称这一经常在周氏官邸举行的座谈讨论会为“低调俱乐部”。陈独秀被周海佛拉着去了几次，待看清真相后，十分感慨，自然是不屑与他们为伍，便说什么也不去了。
两人感慨了一番之后，陈独秀又问：“孟真，我的声明为何还没登出，《申报》方面有解释吗?”
傅斯年说：“《申报》馆编辑部主持言论的胡仲持先生和总经理马荫良先生都与我通过电话，他们二人意见倒是一致，认为国民党当年以‘危害民国’判你的罪，本身就是一件冤案，应予赔偿，现在迫于形势，将你释放，却仍在对你造谣污蔑，说什么‘深知悔悟’，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你在信中表明的两点态度，无不言之成理，在《申报》发表，应该不成问题，但采取什么形式发表，用‘书面谈话’，还是用‘读者来信’，一时不能作出决定。他们怕处理不当，或是国民党新闻检查室通不过，或为读者所忽略，都不能达到先生的目的，所以迟疑不决，拖到现在未登。”
陈独秀也知《申报》的难处，不便过于催促，只好说：“总之能登出就行。”
其实《申报》没有刊登陈独秀的声明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但陈独秀不知道，傅斯年也并不清楚。那就是陈独秀入狱时的身份是中国托派的首领，虽说他已为中共开除，但到底托派和中共目前是什么关系，胡仲持、马荫良也搞不清楚，为了慎重起见，他们便托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征求中共方面对这封信的意见。谁知中共方面反馈过来的信息比较冷淡，认为是否发表此文，可由《申报》自己决定，中共不予干涉。这下子胡、马二人就更加弄不清共产党的态度，若贸然登出，既得罪国民党，又得罪共产党，那就太得不偿失了。于是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决定“暂不发表”。再加上受战争影响，当时各报都缩小了篇幅，《申报》也由五、六大张改为一张半，又多为军事报道所占，陈独秀出狱的消息和淞沪战事相比，已不是什么重大新闻。这样耽误到十二月十五日，《申报》终因拒不接受日军检查自动停刊。陈独秀的这封信，也就再也没有发表的机会了。
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陈独秀当时一再坚持发表这个声明是非常有远见的。不然，人们果真以为当时陈独秀已经默认“深知悔悟”了。这是后话。
(九)
转眼进入九月，淞沪战事进入白热化，日军集结上海的兵力越来越多，日机开始还有所顾忌南京守军的炮火，只是夜间出动空袭，后来简直肆无忌惮，大白天也三五成群飞过来狂轰滥炸。国民政府已正式宣布迁都重庆，整个石头城人心惶惶，扶老携幼，纷纷逃难他乡。
傅斯年的母亲有病在身，听见飞机嗡嗡叫声就心惊肉跳，非逼着儿子搬家，傅斯年只好将老母亲送到一位安徽朋友的老家暂居，又让妻子俞大彩携幼子到江西岳父家避难，自己则整日忙着中央研究院的内迁事宜再也无暇顾及陈独秀，包惠僧和陈钟凡见此状况，便劝他到自己寓所居住，独秀见陈钟凡家比包惠僧家宽敞，便搬到陈钟凡家中。包惠僧住在莫愁路一家独院，两家相距不是太远，于是便经常过来陪他聊聊天，这样过得倒也不闷。
这天晚饭后，陈独秀正躺在床上休息，潘兰珍进屋小声说：“有位外地客人想见你，说是你过去的部下。”
陈独秀猛地从床上坐起：“可是罗汉？”
潘兰珍摇摇头：“说是上海来的。”
陈独秀脸上马上露出失望神色，自语道：“这时候，上海正打得火热，谁来见我？”暗自思忖着，来到客厅，见是一位戴眼镜穿西装的年青人，看着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便问道：“这位先生是........？”
那位年青人见到陈独秀，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恭敬地道：“总书记，我姓吴，你不记得我了？你在上海时我给把过风。”
陈独秀依稀有点印象，这才知道是上海托派组织派来的人，心里就有点不痛快，便阴沉着脸道：“原来是吴先生，找我有何事？”
吴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过来，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得知总书记出狱后，非常高兴，都希望你能重振党的组织，再掀反蒋斗争新高潮。我们已在租界为你找好寓所，陈其昌同志专门派我来接你。别看上海现在打得热火朝天，但租界里却要比南京安全得多。”
陈独秀生气地道：“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各党派联合抗日，乃是头等大事，再提反蒋是没有出路的。日前我听到有人说托派是汉奸，我还不相信，现在看你们若不及时悬崖勒马，离汉奸也不远了。你回去告诉陈其昌，上海我决不会去，日后你们也不要再来找我！”
吴先生道：“总书记，你何必把界限划得这么清，莫斯科已经把你开除了，听说你又不愿到蒋介石那里去做官，你不回上海，还能到哪去？再说，不管你怎么和我们划清界限，在别人看来，特别是在斯大林眼里，你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听说前几天你还托人保释王文元、濮德志、罗世潘等同志出狱，这能说你和组织没关系吗。”
陈独秀冷冷地说：“我那是尽朋友之情，和组织没有丝毫关系。”
吴先生苦苦相劝道：“总书记，自古乱世出英雄，不如乘现在时局混乱，你领着我们再干一番事业吧。”
“不去！不去！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互不干涉。”陈独秀越发听着冒火，索性大声喊道：“阿珍，送客！”
吴先生被陈独秀这厉声拒绝弄得狼狈不堪，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告辞。
说话间，包惠僧走了进来，见陈独秀气乎乎的样子，便问：“仲老，刚才出去的是什么人？是他惹你生气了？”
包惠僧原名包道亨，是湖北黄岗县人，生于一八九四年，一九一七年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一九二O年二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武汉，他前去采访，从此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先是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后又代表广东出席了中共党的“一大”。大革命时期，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后，参加南昌起义，因生病与组织失去联系，从此脱党。一九三一年起，历任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参议、蒋介石的军委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现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
陈独秀长叹一声：“惠僧，你也不是外人，不瞒你说，刚才那个年青人是托派临委陈其昌派来请我回去重新领导组织的。现在的托派不比从前，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有些年青人自傲得很，无组织无纪律，我行我素，根本管不得，社会上名声不好。你说我能再趟这个浑水吗？”
包惠僧试探地问：“仲老是怕延安方面不高兴吧？”
陈独秀一瞪眼：“胡扯！我陈某人这辈子怕过谁？算了，不提这事，提起来就心烦。你来的正好，我答应过你，给你写一幅字的。”说罢，在桌上铺开宣纸，挥毫写道：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包惠僧笑道：“仲老墨法刚劲，尤其是‘莫等闲’三个字，看得出仲老依旧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啊。”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今非昔比，廉颇老矣。”陈独秀苦笑道：“纵有满腔报国之志，老蒋也不会理睬的。”
包惠僧乘机劝道：“现在时局越来越紧，南京绝非久留之地，依我看不如溯江而上，先去武汉避避，那里抗日气氛浓，又是仲老故地，回旋余地大。你若同意，我就给了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写封信，他是我的老乡旧友，关照一下不成问题。”
陈独秀道：“我想再等两天。”
包惠僧有些着急：“你到底还要等什么，难道你看不出，觉元夫妇也急着搬家，只是见你不走，不好意思像孟真那样弃你而去，过两天我也要去武汉了，到时候谁在这里照顾你？”
陈独秀沉默片刻，终于叹口气：“好罢，那就依了你，先去武汉吧。”
包惠僧见他同意了，心中松口气，忙回去准备给何成浚写信。陈钟凡听说此事，自然十分高兴，原来他早就想离开南京，只是见陈独秀没有走的意思，碍于面子，拖到现在，现在见独秀终于同意去武汉，夫妻两个一刻也不耽搁，连夜收拾行李，恨不能马上长上双翅离开这个鬼地方。
（十）
陈独秀冒着生命危险，滞留南京的真正原因是在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北大时的学生罗汉。
罗汉是湖南人，早年与周恩来、陈延年、李立三等一起留学法国，在巴黎入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第四军政治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回国后随陈独秀加入托派组织。一九三二年陈独秀在上海突然被捕时，罗汉侥幸逃脱，此后便隐名埋姓躲到苏州一家漆染厂做事，抗战爆发后，他经上海来到南京，见到了刚刚出狱的陈独秀。
陈独秀是在一个偏僻的小饭馆里秘密会见的罗汉。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还在和托派人物交往。虽然罗汉这五年没有参与托派的任何活动，但陈独秀还是觉得小心一些为好，免得授人以柄。
罗汉说：“我在上海见到了临委负责人陈其昌，他托我捎信给你，希望你回去重新领导组织的工作。” 陈独秀摇摇头：“现在全国各党派团结一心，共同抗日，而陈其昌却仍然坚持反蒋方针，到处攻击国共合作，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这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我可不愿和他们来往。”
罗汉压低嗓音又道：“这次我到南京后，还见到了先生的一个故友，先生猜一猜是谁？”
陈独秀漫不经心地说：“你说的是彭述之吧？听说他出狱后，马上到上海投靠陈其昌去了，我对他早已没有兴趣。”
罗汉摇摇头：“这个人你肯定感兴趣。”
陈独秀无精打采地道：“我现在还能对谁感兴趣。”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叶剑英。”
陈独秀一听“叶剑英”三个字，顿时睁大眼睛：“什么？你见到叶剑英了？”
罗汉说：“大革命期间我在四军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是参谋长，彼此私交不错。这次我与他见面时，他和周恩来正在督促蒋介石尽快释放政治犯，我便请他设法帮助将托派政治犯也解救出狱，他欣然答应，并叫我根据知道的情况，开个保释名单，还专门询问了你和彭述之、郑超麟、何资深等老党员在狱中的表现，看样子你这次被提前释放，其中还有周恩来、叶剑英的作用。”
“周恩来一向胸怀宽广，以德报怨。当年我在武汉被停止中央领导工作时，是他亲自安排了我的住处，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家当，照顾我的生活，一九二七年底我到上海后，很少有人来看我，还是他看望我的次数最多。这就是恩来呀。若党内多几个恩来，我何至于此呢？”陈独秀感慨了一番，又问：“叶剑英对我怎么看？”
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不然怎么会积极地保释你呢？我还向叶剑英提起王文元尚未出狱，请他帮忙，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尽管我们跑了两天没有找到文元，但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对托派还是十分友好的。此外，他们对你拒绝当劳动部长和重组新共产党之事也非常赞许。”
陈独秀点点头，沉吟半晌说：“你再和叶剑英谈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
话一出口，他又怕罗汉误解他急于和中共接触的用意，便解释道：“我知道，延安是不会欢迎我的，我也犯不着巴结他们。只不过现在日军入侵，需要各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中共是目前最大的在野党，国共合作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充分发挥这一战线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此民族危亡的关头，一切个人恩怨都要抛弃，现在重要的是精诚团结，各党派应以全力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如果有可能，咱们有必要和中共就抗日的问题建立合作关系，这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和妥协，而是符合列宁精神的，列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和斗争的方法。”（2）
第二天，罗汉再次来到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向叶剑英转达了陈独秀希望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意愿。在罗汉的安排下，八月底的一个夜晚，陈独秀秘密会见了叶剑英、博古，初步探讨了合作抗日的可行性。叶剑英等人鉴于此事重大，不敢擅自做主，“应与中共中央商量决定，故嘱罗汉赴陕”。（3）于是，罗汉从叶剑英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后，便马不停蹄连夜赶往延安。
陈独秀之所以迫切希望尽快与延安接触，是因为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共确实也有着与陈独秀合作的良好愿望。托派重要成员王文元二十年后在回忆中，谈到了他对叶剑英在南京营救他出狱之事的看法，他说：
“今天我提起这段故事，丝毫不是为了夸示我的重要性，仿佛目今中共的一位元帅，曾经为我的出狱奔走过的，绝对不是，我不会如此无聊。所以要提及者，只想说明我以前屡次说过的一个看法，即：中共党员对于托派关系，并非一贯反对，亦非一致反对的。站在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他们当然要反对托派，但只有少数人弄清楚双方意见，因而自觉地站在斯方。只有极少数人如陈绍禹一派，才把反托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很多人并不着重这斗争，当它主要是苏联内部的事，在老一辈的共产党人中，多数还不会认真相信斯大林一手捏造的加于托派的荒唐罪名，他们始终相信托派仍是共产主义营垒中的革命者。叶剑英当时仍对罗汉以老友相待，并偕同着去营救另一个托派，我们不能不如是解释的。”（4）
这也就是陈独秀一再滞留南京等候罗汉的原因。只是在罗汉赴延安多日毫无音信，和叶剑英接触又无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陈独秀才下决心离开南京到武汉去。他心想，如果中共真有合作的诚意，就一定会再派人到武汉和自己晤谈。如不派人联系，武汉此时已成全国政治中心，再做其他打算也不迟。
晚上，陈独秀躺在床上，对潘兰珍说：“阿珍，我知道你想去上海。其实我何尝不想去上海呢？可是上海虽好，但不能去，那里有日本人，还有一些我实在不愿见的人。南京是不能呆了，现在就很危险，恐怕也守不住多久。安庆老家也不能回，安庆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若是沦陷，安庆就会成为日寇下一个侵略的目标，安徽省府现在就在忙着搬迁六安，松年来信说，他们现在已经在准备避难离乡了。这样我们只能溯江而上，到武汉去避难，好不好？”
潘兰珍将脸庞依偎在独秀的胸膛上，轻声道：“阿拉听侬的，侬去哪里，阿拉就去哪里。”
陈独秀轻声叹口气，抚摸着潘兰珍的柔发，内疚地道：“阿珍，让你跟着我这个老头子受苦了。”
潘兰珍咕喃着：“阿拉不苦，阿拉情愿……
注释
(1)《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
(2)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3）罗汉：《给周恩来等公开信》。
（4）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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