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悔过”才能出狱的条件，陈独秀坚决地说：“我宁愿炸死在监狱中，实在无过可悔！想让我低头认罪，简直是白天做梦！痴心妄想！我要无条件出狱！”
（一）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秋高气爽，天空晴朗，六朝古都南京城在连日遭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之后，出现了少有的宁静。
位于总统府附近的江苏省第一监狱始建于清末，规模并不大，占地只有两亩左右，因靠近老虎桥，故又被人们称为“老虎桥监狱。”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改为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这里一年到头铁门紧闭，戒备森严，向来少有人光顾，今天却不知为何突然热闹起来，一大早，监狱门口就挤满了新闻记者，他们脖子上挂着照像机，手里拿着采访本，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左顾右盼，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重要人物的出现。
临近中午时分，狱门被打开，里面先是跑出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接着走出一位老先生，有六旬左右的年纪，身穿长袍马褂，头戴黑色礼帽，举止优雅，气度不凡。他姓陈名独秀，字仲甫，安徽省安庆市人，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统帅、五四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此时，在众多亲朋好友的簇拥下，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监狱大门。
守候多时的新闻记者们立刻将他围个水泄不透，抢着拍照、采访：
“请问陈先生，你今天获得自由，将来有何打算？”
“陈先生对政府的明令减刑，有何感想？”
“听说蒋总统有意邀请先生到政府任职，是否有此事？”
“陈先生对目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有何评价？”
...........
陈独秀是五年前在上海因叛徒告密而突然被捕的。
在此之前，他虽然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已经被共产国际毫不留情地撤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接着又受到开除出党的严厉处分，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首领。但是，在蒋介石看来，无论是共产党的左派“反对派”也好，“赞成派”也罢，都是中共内部的派系之争，陈独秀的身份地位无论怎么变化，仍然是“危害民国”的“赤党”头目，绝无姑息养奸之可能。因此，当蒋介石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欣喜若狂，立刻命令连夜将他用专列秘密押解南京，经过一番闹剧般的公开审判之后，最终以“危害国民罪”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后减刑为8年，从此打进大牢，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
对于这次突然提前减刑释放，陈独秀是始料不及的。他与蒋介石以往打交道甚多，实在太了解老蒋的为人。蒋介石向来心狠手辣，与共产党水火不容，早在十年前，他的两个儿子著名的共产党人陈延年、陈乔年就是惨死于老蒋之手，而自己则是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通辑的头号共产党要犯，如今虎落平阳，龙陷浅滩，老蒋岂能轻易放过他？因此，从被捕之日起，陈独秀便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押赴南京的火车上，从容不迫，酣睡达旦。判刑之后，他更是从未幻想过有出头之日，而是充分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以致当国民政府突然在一夜之间为他办完了出狱手续，走出阴森森的监狱大门，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再次获得人身自由的时候，他竟然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但有一点陈独秀是清楚的。那就是，如果不是今年入夏以来国内形势发生骤变，蒋介石是绝不会发此善心的。
（二）
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是不寻常的。
七月七日深夜，驻扎北平市宛平县附近的日本军队，借口一名士兵失踪，突然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开始向华北地区大举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219团在旅长何基沣的率领下当即奋起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了。
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率先向全国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接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７位中共领导人联名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芦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有丧失。敬恳严令29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七月九日，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将领率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人以虚怀若谷的博大胸襟，不计前嫌，向国民党政府抛出了化敌为友的橄榄枝。
实际上，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自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就拉开了序幕。这期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频繁穿梭于延安、庐山、杭州、南京和西安之间，力促国共两党实现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由于蒋介石当时并未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因此在谈判中不断节外生枝，致使和谈一直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无形中对国共谈判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七月十七日，蒋介石终于以“最后关头”为题，在庐山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谈话，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
七月二十八日深夜，日军开始向我平、津两市大举进犯，29军虽英勇抵抗，终因备战不足导致失利。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战场上壮烈殉国。至三十一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平、津失守后，举国上下一片哗然，蒋介石不得不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其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进行辩解：“……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2）
然而，蒋介石虽然认为抗日已到“最后关头”，但他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仍是迟迟下不了最后决心。他一方面电邀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到庐山商谈合作事宜，一方面又对中共代表提交的和谈议案束之高阁，一拖再拖，不做具体解决。
八月十三日，日军调集20万兵力，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并扬言三个月即可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皆在上海，蒋介石这才不得不下定最后抗战之决心。在国共谈判中，也开始由消极应付改为主动合作。
八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阐述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协议。
八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全军共3万多人。主要任务是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红军改编后，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十月二日，国共两党谈判又达成协议，将原在南方坚持革命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随后，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展开了神出鬼没的敌后游击战争。
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自此掀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大背景下，周恩来在谈判中反复提到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也很快得以解决。毫无疑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客观上促成了国民党当局提前释放陈独秀。
（三）
八月十五日这天夜里，石头城里异常安静，天刮起徐徐凉风，饱受夏日炎热和战争之苦的人们，颇感凉爽惬意，家家户户早早关灯就寝，整个城里没有一丝光亮，一点声音，像是一座死城。
已是深夜，陈独秀仍然就着昏暗的小油灯在伏案写作。淞沪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开始频繁空袭南京。老虎桥监狱靠近国民政府总统府，无形中也就成了日机轰炸的目标，尽管数次空袭监狱侥幸躲过，但从此晚上再不准使用电灯，这给他的写作带来了极大不便。
陈独秀近来受《宇宙风》杂志主编陶元德先生之约正在赶写自传。他本意是不愿写自传的，可众多朋友一再劝他将过去的经历写出来。
替陶元德先生来当说客的是原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汪原放。汪原放与陈独秀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的父亲汪希颜是陈独秀早年的反清战友，可惜英年早逝，他的叔叔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更是与陈独秀有几十年的交情。然而就是这样的关系，最初也被陈独秀婉言谢绝了。他对汪原放说：“我根本没有写文章的兴趣和欲望，尤其没有写文学性文章的激情。自传要有观点，弄得不好，又碍党禁，惹出麻烦，我现在毕竟还是狱中之人。”
可是陶元德锲而不舍，几年来始终不放弃，不断催汪原放向他约稿，直到“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开始恢复谈判，陈独秀的心情也随之开朗了许多，便勉强答应下来，他对汪原放解释道：“我之所以迟迟不写，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既然非让我写，就只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只略略写出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一九三七年八月，《宇宙风》杂志第５０期，冲破国民党的禁忌，隆重推出传记文学《实庵自传》的前两章。然而陈独秀所用的“实庵”笔名实在不如真名来得惊天动地，于是聪明的编辑随后巧妙地作了注脚：
“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50期起）刊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本也。”
这一说明实际上等于变相地告诉读者，作者“实庵”便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统帅、中共早期领袖陈独秀。于是自传一经登出，立刻轰动文坛，大受欢迎，不少报刊争相评论，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陈独秀也就只好身不由已地接着写下去了。
半夜时分，万籁俱静，陈独秀突然觉得远处传来“嗡嗡”的声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颗重磅炸弹落在囚院外爆炸了，霎时“轰”地一声巨响，眼前从黑暗中冒出一片火海，房子猛地震动起来。向外跑已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陈独秀连滚带爬，钻到书桌底下，紧接着屋顶便塌了下来，玻璃窗“哗哗”成了碎片，书桌顿时被埋在砖瓦泥土之中……
（四）
第二天一早，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主任陈钟凡便急匆匆来到监狱探望陈独秀。
陈钟凡是江苏建湖人，字觉元，生于一八八八年，早年曾加入光复会，后入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与张国焘、段锡朋、邓中夏、许德衍等北大同学创办《国民杂志》，鼓吹进步思想，深得陈独秀喜爱和信任。陈独秀被捕判刑后，陈钟凡时常到监狱探望老师。七七事变发生后，他马上与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龄联名向南京政府递交保释书，为营救陈独秀出狱四处奔波。昨夜日机空袭之后，他心中惦念老师安危，一夜未眠，天不亮，便向监狱赶来。
一路上，到处浓烟滚滚，一片废墟，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陈钟凡见此惨状，不住摇头叹息。当他来到老虎桥监狱门前，见这里比往日更加戒备森严，高墙内还在冒着烟火，便知定是遭了轰炸，只是不知陈独秀生死如何，心中一急，额上便冒出了一层汗来。
陈钟凡办完探监手续，走进囚禁陈独秀的独院，看见一位年轻女子和两位小伙子正在废墟中扒着书籍，忙个不停。他认得这女子是陈独秀的后妻潘兰珍，另外二人叫濮德志、罗世潘，曾是托派组织成员，和陈独秀一同被捕判刑，后经与狱方交涉，专门照顾老头子的生活。陈独秀这时穿着脏兮兮粘的裤头背心，坐在院内树荫底下的藤椅上，正悠然自得地看报纸，他一颗悬在半空的心这才放下，便走过去问道：
“仲老，没炸伤吧，听说这里挨了炸弹，我可是一夜未合眼。”
陈独秀见他进来，合上报纸笑道：“死了几个犯人，我的命大，房子被炸塌了，我躲到桌下却安然无恙。看样子日本飞机也奈何我不得。”
潘兰珍搬来一把椅子，道：“别人都吓煞了，他还有心开玩笑，差点就丢了性命。”
陈钟凡皱着眉道：“这个地方一刻也不能待了！日本人再来空袭，我看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陈独秀两手一摊道：“你以为我愿待在这鬼地方？老蒋不放我，我又能去哪里，他巴不得借日本人之手将我炸死在这里呢，这倒显得与他无关。”
陈钟凡沉吟片刻，道：“仲老，前几天我与胡适、张伯龄先生联名上送政府的保释书，昨日已有了回音。”
陈独秀问：“老蒋怎么说？”
“保释可以，但你必须写一份‘悔过书’。”
陈独秀闻言猛地从藤椅上站起，把手中的烟卷狠狠甩在地上，态度坚决地说：“我宁愿炸死在监狱中，实在无过可悔！想让我低头认罪，简直是白天做梦！痴心妄想！”他在院子里转了两圈，又意犹未尽地高声强调：“我陈独秀拒绝人保，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我要无条件出狱！”
陈钟凡与陈独秀交往二十余年，太了解老学长的脾气与人格，让他低头认罪，实在是不可能，但还是小心地劝道：“仲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老千万不要太固执，还是先出去再说。听说在押的中共党员也要写了悔过书才能出狱。”
陈独秀把脖子一拧：“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陈独秀就是这么个犟脾气，违心的事，一件也不做。再说，中共党员写悔过书是奉命行事，到时候组织上顶着。将来若是有人向我身上泼脏水，谁替我担待？我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不写，坚决不写！”
陈钟凡苦劝半天，也不起作用，只好告辞。
陈钟凡刚走，潘兰珍便忍不住抱怨道：“侬这个人也真是死心眼，有人保释不是很好吗？管他什么条件不条件的，早出去一天都好。”
陈独秀摸着山羊胡须，胸有成竹地说：“阿珍，你不用急，形势所迫，老蒋很快就会放我出去的。”
濮德志不相信地问：“总书记，你认为老蒋真的会释放政治犯吗？”
陈独秀冷笑一声：“这次可由不得他。若依他，当然恨不得杀了我们才好，可小日本打过来了，为了收买人心，他总得做一做抗日的样子。”
转眼几天过去了，日本飞机照旧天天来轰炸，政府却没有任何释放政治犯的迹象。小道消息倒是不少，有的说蒋介石已下令悉数释放政治犯；又有的说要把政治犯押解到抗日前线去打仗；更有的传说要对全部政治犯重新进行审判或枪决……不过传说中，也有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有人说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到南京反省院和西安行营监守所看望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大批红军西路军被俘干部及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已于近日释放出狱。濮德志和罗世潘天天为这些传闻的真伪争辩不休，争执不下时，便求陈独秀裁判，可他从不做评论，只是一笑了之，依旧是闷头看报纸，喝大茶。
自传是不能再写了，自从上次敌机轰炸之后，监狱晚上过了八点连油灯也不让点了，生怕招来日本飞机，于是，天一黑陈独秀便蒙头睡大觉。只是急得潘兰珍团团转，整日心神不宁地盼着。
（五）
八月二十日上午，一辆高级轿车突然来到老虎桥监狱门口。一位戴着眼镜，留着短须，梳着背头的男子走进陈独秀囚住的小院。
陈独秀一见来人，大喜过望，抢过去，握住他的手喊道：“适之兄，你终于还是来了，我还以为这辈子与你再无相见之日。”
来人姓胡名适，字适之，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此刻，他脸上带着微笑，幽默地道：“仲甫兄说哪里话，上次来京，确因公务繁忙，没有来得及看望老兄，这次再不来拜访，岂不真要和我断交了吗？”
陈独秀听了，面呈内疚之色，连连摇头：“惭愧，惭愧。是我的肚量小了，还望老兄海涵，独秀如有出头之日，一定专门设宴陪罪！”
陈独秀与胡适相交已久，可以说，陈独秀对他有过知遇之恩。
胡适原籍安徽绩溪，一八九一年生于上海，二十岁时赴美留学，先在康乃尔大学学农，后又改学文学。一九一五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早在《新青年》杂志创刊伊始，胡适的旧友汪孟邹便经常将杂志寄给他，而他则频频从美国寄回文稿，并与陈独秀信函交驰，联络频繁，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两人见解相同，虽未见面，但惺惺相惜，神交已久。
蔡元培聘任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陈独秀曾极力推荐当时尚在美国学习的胡适，并给他去函道：“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信使胡适下定回国之心。
一九一七年七月，胡适学成归国，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同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中国平静的文坛上卷起一阵狂澜，迅速成为新文化阵营中锋头最劲的人物，被陈独秀誉为“今日中国文界雷音”。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帅，胡适则是当之无愧的急先锋。
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新青年》开始分化，陈独秀和胡适之间在思想上开始出现了难以弥合的鸿沟。他们两人虽然都鼓吹新文化、新思想，但陈独秀只讲新文化不讲旧道德，只讲新思想不讲旧伦理；而胡适则是既讲新文化又讲旧道德，既讲新思想又讲旧伦理。一九六三年，胡适去世时，蒋介石曾写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以说一语道出了新文化运动两位巨子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这也是陈胡二人两种文化人格的区别所在。
“五四”运动后，胡适在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陈独秀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此，陈独秀针锋相对，发表《论政治》一文，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公开与胡适决裂。两个昔日的“亲密战友”不仅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也是争个没完。一九二五年冬，胡适来上海治痔疮，借住亚东图书馆，时常和陈独秀见面。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可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再来看望胡适时，又会重新挑起一场新的争论。
但是，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私交尚在。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胡适都极力营救。最后这次被捕判刑后，陈独秀曾多次去信胡适，希望来看他。有一次胡适来南京办事实在没空探望他，只是捎来书信一封，说“此次来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陈独秀一气之下，马上致函汪原放，赌气道：“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表示要与胡适绝交。不曾想，到了生死关头，还是胡适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想到此，心中内疚不已……
胡适见状，忙避开话头道：“仲甫兄，前几天听觉元说你拒绝保释后，我马上致函汪精卫，要他亲自向蒋先生求情，破例开释你。今日接到兆铭的亲笔复函，兄弟一刻也不敢耽误，便赶来向你报喜。”
陈独秀接过汪精卫致胡适函，只见一手熟悉的毛笔字跃入眼帘：
适之先生惠鉴：
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收复，并转著安。
弟·汪兆铭顿首
八月十九日（3）
陈独秀看罢，清癯露出一丝欣慰的笑纹，半晌才说：“适之兄，我每次被捕，你都为我奔走说情，真是患难见真情呀……”
胡适见陈独秀动了真情，也十分感慨：“仲甫兄，你乃旷世奇才，若是埋没于囚牢之中，实在是国之不幸。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劝你不要过多涉猎政治，你若是专心做学问，我敢打赌，定成文学泰斗。”
陈独秀笑道：“彼此，彼此，我也一直认为适之兄做官实在可惜。可是你我都弃文从了政，这也许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所不同的，我从政数十年，屡屡受挫，失败多于成功，老兄你倒是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前途不可限量呀！”
胡适不愿过多争辩这个问题，弄不好双方都会尴尬，于是避开刚才话题说：“仲甫兄，估计这两日你即可出狱。如果那时小弟尚在京城的话，一定前来接你出狱……”
两位老友又寒喧一番，胡适道还有公务要办，便告辞了。
胡适所说要忙的公务，是马上就要到大洋彼岸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全权特命大使，他此时没有对老友明说，是因为陈独秀向来反对他从政。他怕看到老友那张失望的脸，若再发起脾气，劈头盖脸数落他一番，弄个自讨没趣，只得悄悄而别。不过，胡适临别之时，还能不计前嫌，上书汪精卫要求开释陈独秀，也算是对得起这位相识几十年恩恩怨怨说不清的老朋友了。
陈独秀不知道胡适要走，更不知道蒋介石在如何释放他的问题上也是左右作难，费尽心机。
一九三七年夏秋的形势对国民党已是万分紧迫。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事进攻，严重威胁着南京；另一方面，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特别是释放像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政治犯。蒋介石开始是想让陈独秀写一纸“悔过书”，给共产党一个下马威。没想到弄巧成拙，倔强的陈独秀宁可炸死在大牢也不悔过，这反而搞得蒋介石下不了台。在押的共产党员不写悔过书，可以要求他们的上级去做工作；可陈独秀的上级是谁呢？他目中无人，唯我独尊，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谁也奈何不了他。正好此时胡适给汪精卫写信，使老蒋给自己找到了无条件释放陈独秀的台阶。他马上下令国民政府“设法开释陈独秀。”于是先由司法院长居正呈文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刹有介事地谓陈独秀：“入监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盖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接着国民政府即下达陈独秀减刑的指令：“兹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八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执行之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随后司法院又训令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国民政府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
从“呈文”到“指令”、“训令”，以及见报的“明令”，一向以腐败和低效著称的国民党政府，竟奇迹般地在一天之中就完成了。可见当时时局之“紧迫”，也看出蒋介石急于想甩掉陈独秀这个“烫手山芋”的狼狈心情。
于是一夜之间，陈独秀有了自由身。
（六）
八月二十三日，身陷狱中五载的陈独秀终于获得了自由。
上午九时，探监时间一到，潘兰珍和陈松年便走进囚居陈独秀整整五年的小院。一进门，见濮德志、罗世潘已经来到，潘兰珍便赶忙收拾东西，陈松年则扶着父亲在藤椅上坐下，小心地问:
“父亲，昨日《中央日报》刊登出您老减刑释放的消息，我已经给安庆发了加急电报，把这个喜讯告诉家里，让祖母高兴放心。不知您老人家是否准备随我一同回安庆老家？”
陈独秀沉默片刻，道：“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出狱后何去何从的问题。按说我与阿珍回安庆与家人团聚，是为最好，我离家几十年也应该好好孝敬一下你祖母。但安庆地处长江要塞，是通向武汉及内地的必经之路，南京一旦失守，日本人首当其冲便要占领。听说安徽省府现在已是人心惶惶，正忙于搬迁六安。因此即使回安庆，也是住不了多久的。其他地方，一时尚无合适去处。近日傅斯年几次邀我居住他的寓所，我看也好，一来可以感谢南京的老朋友这些年对我的关照，二来我的身体也不太好，想在京城请名医检查治疗一些日子，至于日后，再看形势而定。松年，你明日就回安庆，照顾好你祖母，一旦安庆吃紧，好做打算。”
这时，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主任陈钟凡夫妇以及国民党中统局三处处长丁默村等，也陆续来到陈独秀房间，顿时室内热情洋溢，笑声朗朗。
说话间，典狱长进来。他走到陈独秀面前，煞有介事地说：“陈先生，奉上级之命，我现在宣读准你出狱的国府令。”他拿出公文，干咳一声，拉着长腔念道：
“查陈独秀前因危害国民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省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
典狱长宣读完后，满脸堆着媚笑：“祝贺你，陈先生，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自由地走出监狱大门。”
话音刚落，室内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时，濮德志、罗世潘实在忍不住，上前拉住陈独秀的手道：“总书记，你出去了，千万要设法营救我们。”
陈独秀见状，想起一同蹲狱五年，两个年青人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照，不觉一阵心酸，道：“德志、世潘，不要难过，你们放心，我陈独秀绝非无情无义之人，出去以后，一定尽快营救你们出狱。”
众人正要离去，丁默村突然说道：“陈先生，陈果夫部长已为你在中央党部招待所安排好了下榻处，外面有车子在等候，请陈先生务必赏光。”
听完此话陈独秀皱起眉头。丁默村曾是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后来叛变革命，投靠陈果夫当了国民党中统局处长。陈独秀向来厌恶变节之人，更不愿同中统局打交道。于是冷冷地说：“丁先生，请你转告陈果夫先生，说我谢谢他的美意，但中央党部可不是我一个山野村夫能够住的地方，鄙人已接受傅先生之邀，暂到他府上安身，恕不能从命。”
丁默村被弄得十分尴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心里暗骂这老头子不识抬举。
此时，当陈独秀走出监狱大门，面对记者连珠炮式的提问，胸中有太多的话想说。他本是一个天生的演讲家，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五年漫长的铁窗生活，寂寞得令人发疯窒息，尤其是当他听到《国府明令》上说他“深知悔悟”之类的不实之词，更是火冒三丈，如梗在喉。本来无罪，何来“悔悟”？如若保持沉默，岂不是承认自己有罪。他恨不能立刻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反驳声明。但陈独秀毕竟是久经沙场的政治家，他长期与世隔绝，对外面的世界知之不多，知之不全，知之不透，出狱前就发表声明批驳《国府明令》，弄不好会适得其反。于是，此刻他只是微笑着向记者们挥动着礼帽致意，却始终缄口不言。
潘兰珍、陈松年见状，急忙护着他挤出包围圈，钻进一辆黑色小轿车，随着一阵喇叭声响，飞也似地离开监狱。
汽车开出很远，陈独秀突然扭过头来，隔着玻璃窗，久久地望着这座曾经关押了他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的高墙大院，眼神中流露出无限感慨，似是在做最后的告别。
注释
(1)《先总统蒋公全集》第１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第1064页。
(2)《蒋氏家族》，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71页。
(3)见汪精卫致胡适函（1937年8月19日），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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