潦倒的穷困书生(1)
1940年3月2日，陈独秀给上海的“西流”们的信转寄给濮德志寄出后，他稍稍嘘了一口气，当他想再提起笔来向托派们书写政见时，却传来了足以令他笔落墨洒的噩耗：
３月5日，蔡元培逝世于香港！
生命之易逝若此！预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可毕竟太突然了，在这本应互相话别的残岁中，竟没有彼此的哪怕是满含凄凉的问候！失去后才顿觉需要，需要时常痛呼事已晚矣！
就是那个曾经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并聘自己为文科学长的人！如今不复存在了！
就是那个能将守旧的陈汉章、主张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的刘师培与主张革新的胡适、钱玄同、陈独秀熔为北大一炉的蔡孑民，就是那个在北大校园与自己并肩推行改革的蔡校长，永远地去了！
暗杀团，北大，进德会，《新青年》，“五四”，北京工读互助团，第四次被捕，第五次被捕，南京狱中……这每一个壮烈或者落魄的故事里，都有那位老先生忠厚、温和而又不乏睿智与凝重的帮助。纵书千万言，也诉不尽无限的缅怀与悲戚！
故友的离去，使他又一次展开了沉重而又尘封着的历史画卷，反刍着沧桑往岁。
一个文人，一介书生，痛定之后唯有以文字来表达与寄托，哀思了，为自己，为他人，更为后人。
“‘人生自古谁无死’，原来算不了什么，然而我对于蔡孑民先生之死，于公义，于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
提笔便是慨伤，他接着回忆了与蔡先生初次相识的情形，从暗杀团到北京大学，并赞扬了蔡元培的两种个性特点，“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者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念！”
3月24日，这篇题为《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的追念文章，发表在了《中央日报》上。
蔡元培的死，令陈独秀备感伤心、凄凉与孤独，许久，他的精神都难以振作起来。２０日那天，他又接到了杨鹏升的信，那时他刚刚为《中央日报》写过纪念蔡元培的约稿，写时尚有一种精神支撑，写过之后，却是一阵不可恢复的颓然。他几乎没有精力再去想什么，写什么，故一直也没有复信，始终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与痛惜之中。与杨鹏升信一起收到的，还有他要杨为他印制的一些信封和信笺，二者均为特制，信封上印有“仲甫手缄”，信纸左下方印有“独秀用笺”。这是他的必备品，也是常用品，他拜托老友为他印制一批信封信笺，的确又节省了一项不小的支出。这些，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资助，不禁又让他生出“屡承厚赐，何以报之！”的感慨。信中杨鹏升还要求陈独秀能为其已故高堂撰写墓志铭文，这又无形地勾起了他的感伤，这段时间以来，他总是在与生命的终结发生着或隐或显的联系，母亲，蔡元培，纪念文，墓志铭，……风雨飘摇一孤舟，他力图寻找书生的情趣，却总被这一切冲击得支离破碎。在重庆疗养时，即让白寿良为自己刻制了一枚文字生动的印章，想激起蛰伏的书生雅兴，却又常常被失意沉沉笼罩。
杨鹏升给他邮来的信及信封信笺给他带来了一丝安慰，4月7日，他勉强振作精神给他写了一封回信。时间是疗救一切感情创痕的良药，然而对陈独秀来说却是越久远越沉重。距蔡元培的死已一个多月了，他依然掩饰不住地流露出失去故友的痛惜与悲伤：
“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潦倒的穷困书生(2)
由死而生的凄凉，似乎对于年老者最易受创，三年前在南京狱中，当他听说“中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莲”（寒君的妻子）咯血而死时，曾满怀悲伤地在给赵济的信中说：“……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
革命的志同道合，生活的互相依存，都足以使一个后死者万般留恋，在反观中有一种独立黄昏的孤凄！这是一种生命的怅望！
时至五月，江津的气温又逐渐升高，暑气渐显的县城给陈独秀带来了“人留天不留的”惋惜与无奈。他愿意留在江津，留在“延年医院”，一来可由邓仲纯随时关照病体，二来通讯比较方便，但乡村的相对宁静与清爽也让他向往。毕竟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县城的漫漫暑期让他望而止步，况且，有邓医生的经常下乡，诊病与通讯问题随即解决，只是有些间接，不像在黄荆街这样随便罢了。另外，尚有国民党教育部紧催的书稿等着他完成，国立编译馆已预付了五千元稿酬，又怎能将其一拖再拖呢？前些天，国民党编译馆馆长陈可忠又请陈独秀编写学生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一书，陈独秀答应了这份要求，这样一个由政府部门支持的学术研究的条件，怕不是大多数纯粹的知识分子乐之不疲的事情。对于这个书生之情已经开始回归的陈独秀，能借此机会展开自己倾心的文字学研究，未尝不是一件很有诱惑力的事情，同时，对于也食人间烟火的他在生活极端困顿中还能获取一份稿酬，未尝不是一种生存本能的需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靠这份辛劳换取的报酬，或许会让自己少一些受人救济的“行乞之辱”。回到乡下，这或许是“三全其美”的办法，同时也是迫不得己而为之的办法。主意已定，陈独秀便在邓仲纯的帮助下回到了鹤山坪石墙院。
５月１３日，陈独秀回到鹤山坪不久，编译馆馆长陈可忠报请教育部再预支给陈独秀五千元稿酬。第二天，教育部长陈立夫批示：“前稿已否交来？照发。”最后决定，这笔款项将在该年度高等教育救济费下动支。教师用书尚未编写完毕，一连串的事故，令陈独秀自己也不能保证圆满完成，所得到的教育部上次预支的稿酬无论在何种困难下都未动分文。在这种存款备变的潜意识里，他流露了对人世多变、难卜前路的力不从心。
大量流亡民众仍在不断地涌往江津，物资的紧缺也渐渐突现出来，本来就靠别人接济过活的陈独秀夫妇更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他们已开始了典当、变卖。柏文蔚送给他的灰鼠皮袍，以及他在狱中收到的十多件皮袍都已进了当铺，曾经“正苦无法遣送”的衣物也实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
生活的窘迫使吃菜也成了奢侈的消费，为了节约开支，手脚勤快的潘兰珍便在后院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处小园，种上了菠菜、辣椒、洋芋等陈独秀平时最爱吃的蔬菜。在空闲时，陈独秀也常常给菜圃浇水，施肥，捉虫，以排遣心中的忧郁。
沉默，几欲令他消沉，一个多月过去了，他依旧沉浸在悲痛与无聊之中。长久不能写作令他十分烦闷。
老姐姐死后，陈独秀的病况一直下滑，少有恢复，邓仲纯仍一如既往地穿梭于县乡之间，调理着老友的病体。但有一次，邓仲纯因急事缠身未到，陈独秀病情加重，便在潘兰珍的帮助下到“延年医院”找邓仲纯看病，在邓家，他又收到了６月３０日杨鹏升写来的信，信中不乏家常之语，给病中的陈独秀带来了一丝丝安慰。
真是祸不单行，待病情稍有控制，他们回到石墙院时却惊讶地发现家中一片狼藉，窗户大开：住所被盗了！
夫妇二人赶快查点财物，发现几只装有换洗衣服、书籍和手稿的箱子不见了。最后统计，一共丢失了衣服和被褥等十多样。衣物等的丢失陈独秀倒不可惜，贫家不惧盗劫，而让他痛心的是，他所写的《小学识字教本》书稿及其他尚未出版的书稿也被盗贼窃走了。另外，还有他的心爱之物――在武昌时杨鹏升为他所刻的 “独秀山民”四字阳文篆书印章也被掠去。
潦倒的穷困书生(3)
或许是陈独秀的名气和与他来往的人引诱了窃贼的胃口，他所按触的人有邓鹤年等一类富户名绅，又兼其与县长一类的官员密切往来，窃贼便断定这位行踪诡异的老人也同样富庶，家中定有许多金银，洗劫一次必有惊人的收获；或许是整日闭门不出的陈独秀诡异的行止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猜疑，不知道他整日写些什么，便再版了“长沙纵火案”，借以检查陈独秀的作为：在共党力行统战蛊惑之时，这位共党的老人怕也做了他们的思想俘虏。
危急的国际形势，多舛的身家命运，一次次冲击着这注暮秋中的老人。寓所失窃，使贫困的生活更加贫困，这于他并不算什么，但一种生存的不安却笼上了心头。
家中被盗的第二天，他给杨鹏升写了回信，信中告诉了失盗一事，并对变幻无常的时事家情发出了沉重的喟叹：
“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见势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乡间又属土匪世界，无军队或秘密会党势力，亦不能生存，兄为川人定无大碍，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
西欧的局势，成都的空战，又使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近在咫尺的战争，这位多难的老者对抗战已没有了太大的把握，自己这个“老病之异乡人”还能再经得住几次颠簸？“举目无亲”的孤单，旦夕不保的病体，不能不令人发出“坐以待命”的无助的空叹！
接踵而来的变故使陈独秀思考了许多，物价暴涨使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正如他后来于１０月１９日给杨鹏升的信中所说：“谷物之暴涨，则全属人为。封锁时代又加以奸商横行，此事无法解决也”。失窃一事不仅给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更让他失去了安全感。听别人说，江津西南的赤水县及江津上游的江安县物价尚低，治安较好，他便打算到那里居住，以便脱离这艰难的生存之地。
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又让他有所顾虑，为此，他决定先到重庆治疗好自己的病，待身体康复，能远行并足以作较长支撑，然后再到赤水或者新安定居。考虑成熟后，他又在已经落款的信后追加了自己的打算：“此间已势不可居，拟九月初赴渝治病，在渝南岸至多住一个月，即拟移居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不审此二城中兄有知友否？”
他希望能得到杨鹏升对他迁居的帮助，信发出后，杨鹏升爱莫能助的回答令他十分失望，他也反视自己，虽然能摆脱眼前的困境，谁又晓得赤水与江安不久是否也会成为现在的江津？再则，离开了江津，也就意味着离开了好友邓仲纯，那里有随时为自己诊病的好医生吗？既使有，自已肯定又多了一项更加昂贵的药费开支，不像邓仲纯这样免除自己的所有医费。思前想后，迁居赤水或江安的打算只得放弃。
自从大姐去世，寓所被窃后，万事俱废的伤感使他寻求书生雅兴的激情更为强烈了，这是一种生存理念遭受危机后向另一种生存意义转借的心理动机。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曾流露出了一个书生的本色与雅致：
“弟拟求四个好友各写一小斗方，四个女画家各画一小斗方，装成四条屏以为纪念，近已各得其三，想求为兄写一小幅（纵横皆写），嫂夫人倘喜作画，更为画一小幅，则或为完璧矣。尚蒙许可，得书即将纸寄上（纸幅大小一致，故以由弟寄上）”。
这仿佛是一种巧合，但这种巧合中不能不让人感受到潜藏着的一种书生雅致的“苦涩”。五年前他在南京狱中时，也曾对章士钊作过类似的请求，并向其表达了此举的心迹：“拟择朋友中能书者四人，各书一幅，合为一小屏，朝夕瞻对，以释消愁”。如今这种“书画活动”的方式与当年几乎雷同，也未尝不是一种与狱中孤凄之情的暗合，在这惊人的相似里，如今无奈而为书生之事的苦痛昭然于众。１９４０年年底，他又致函杨鹏升，催促他将纸与稿速转交于在重庆的章士钊，因为章士钊已答应陈独秀“纸到必写”，并嘱咐杨鹏升说：“纸及稿倘尚未寄，盼即寄去，惟稿必钞付，恐其失去或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向兄索稿之事，因此人疏懒生活无秩序，自幼即如此，去来更习名士派，不可治矣。至于写，弟可担保其终必践约也。”并告“其旧居已毁于轰炸，方在修理中，暂居‘通远门外两路口重庆村八号’，信件可案此处”。
潦倒的穷困书生(4)
《小学识字教本》书稿的被窃遗失，使他更觉偿还这笔债务的紧迫。从９日下旬开始，他便凭借残稿和记忆重写该书，并在研究文字学的间隙里涉猎些中国古代史著作，并偶然涉笔成篇。1940年１１月１６日，他的一篇《中国古史表》发表在了《东方杂志》上，后来他又根据《史记》“王帝纪”重订“古史系统表”，并将其寄给陈钟凡以征求意见。陈钟凡回信与其商榷，认为此表缺乏考古学上的根据，难成定论，但陈独秀不以为然，“依然固执己见”。
书法是陈独秀一直执迷的爱好，因病而迫处闲暇时，他常常用心炼笔，并与欧阳竟无、台静农等研讨书法艺术，并自有许多心得意领。这年９月，新任县长罗宗文慕名到陈独秀家作了礼节性的拜访，他来到石墙院，见到陈独秀，看他已经颇显衰老了，从他这副老态龙钟的情状里，他几乎看不出陈独秀曾经是那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与陈独秀在书法方面有了共同语言，在罗宗文的感觉里，陈独秀的书法颇有功力。陈独秀在与他谈书法时认为：“写字既要有天分，又要有功夫，天分表现在外秀，也要下功夫锻炼内劲。”他认为陈独秀的书法也的确达到了“内劲外秀”的境界。后来陈独秀也作过回访，并给罗宗文写了一个条幅，内容是杜工部的七律《曲江对酌》第二首的后四句：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在思想的苦痛中，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付出了常人难以达到的艰辛，11月28日，他终于完成《小学识字教本》上篇，交稿于江津白沙镇的国立编译馆。但是，这部分书稿送审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却认为书名命为“小学”二字十分不妥，易与“中学”、“小学”之意相混淆，让陈独秀修改或另择书名。但陈独秀却认为陈立夫无知，不解“小学”之意，拒不同意，并坚持说：“一字都不能动”。书名的争执搁浅了该书上篇的出版，若为别人，或许会作出无条件的让步，但对于陈独秀来说，退这一步实在是“挟泰山以超北海”。无奈，编译馆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只将该稿油印五十册，分赠给了学术界人士。直到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９日，他还在致函询问魏建功：“此书迟迟不能付印，其症结究何在耶？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请问问陈馆长，如有此事，嘱他直言勿隐，以便弟早日筹备退还稿费）。如何，希有以示知！”
对于衰老的陈独秀来说，无论从事于学术研究还是政事的活动都难免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似乎只能是对生命里程的裁减。长期的积劳与营养不良，使他更加不耐寒暑。１１月底，他又被迫迁居江津县城中黄荆街８３号延年医院，原因是“乡下天寒，盗风又大炽”。
本来，在陈独秀的心灵深处，他出狱后的第一选择还是想重操旧业——研究学问。毕竟，年龄已经将他逼到这样一个平静的角落；二来他也想借此过一段稳定安静的生活。当年他从南京模范监狱刚刚出来时就到了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家，后来他又拒绝很多外界人士的邀请，在傅家遭受飞机轰炸的情况下专门来到陈钟凡家。对书香的向往与文人积习一直潜藏心中，只是碍于身份和面子他不便张口。在南京的逗留并没有给他带来运气，而武汉的寻求业务未能满足他的要求。因此，在外在形势与内在需求的双重压力下，陈独秀决意离开。其实，早在1938年2月陈独秀就已经失望。陈钟凡推荐他到武汉大学的路子被封死，他在信中曾婉转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不是陈独秀本人不愿去，而是形势已经不允许校方这样做。这里的形势不是政治形势，而是民族抗战在即，人人自危，哪里还有空缺的岗位让贤！
在他的脑海里，托洛茨基派成员的极力劝告，以及国民党要职的诱惑都统统象浮云一样悬着，惟有请写传记与聘为教授的话让他激动。当时，胡适也曾为他的生路尽力，但是赴美离乡的代价让他望而却步。在政治与战争的漩涡中，陈独秀颇为激动的事情不是没有，而是寥寥无几。远在美国做大使的胡适之老友为自己赴美的奔波令他感慨万千，身处逆境的托洛茨基的关怀也让他心潮起伏。
潦倒的穷困书生(5)
自从“日特汉奸”事件发生以来，他几乎是孤注一掷地要去拣起“学问”。此时的他心里也十分清楚：“学问”的事情单纯雅静多了！
南京四年多的牢狱生活，研究文字学几乎成了主要内容，老书生的形象诚然隐蔽了他与托派的联系，也的确让他抵御了几多失去自由的孤独与凄清，但是，那时毕竟是他怀着对出狱后太多的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而如今，回归自由后对文字学研究的向往又说明着什么，这是希望破灭后同样无奈的选择么？这一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过程实在令他自己也慨叹不已！他似乎不属于自己，不经意的活动似乎都因为政治而引发出身不由己的纷争。
往事不堪回首！叹今日之事多烦忧!
他急需找到一个清净的环境。这一时期，他的言谈举止中无不充满对“读书”生活的关切。即使是在“日特汉奸”事件发生以后，当何之瑜陪徐特立来到武汉调节时，陈独秀对何提的建议十分感兴趣：愿意去岳麓山下从事千古之事,潜心学术生涯。只是后来他从长计议，才有了新的归宿：“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害，故决计如川也”。在他看来，抗战中的主要作为就是学术大业了。
做学问，写诗书，这是他一贯的书生情怀。他总是以书生之心处世，然而他所处之世，又往往冲击着醉心研求的雅致心境，使他常常换掉手中的笔，而撰写为国为政的文章。对学术的执著与对政治的敏感，贯穿了他整个一生。每当心有所静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研究学问，而当他将欲着手时，又往往遭受着政治的触动。学者的秉性，政治家的激情，使他总在二者之中不断地变换着角色。但是，这二者并非在均衡的变换之中，较多、较长的时期内他都是以一个政治家的思维在深虑着，在这种深虑之中，又暗潜着一个书生的精神脉线。在他这种对政治的偏向里，任何一个不含党派偏见、不带个人情恨的人，都能从中看出，一个思想的烈士、一个民族的精英分子那颗深沉的为民族与民主而忘却自我的恋恋情结。
狱中五年，不幸而有幸，高墙隔断了他对敏感着的神经，虽然也曾有政治思想的外溢，但毕竟大多时间他都无奈地去做学术的研究了。政治生涯的断然沉寂终于唤起了学术研究的热情，那是他文字学研究硕果丰收的五年，他沉醉其间，自得其乐，曾决意要做一个老书生终至天年。然而，当那颗对政治敏感的身心突然裸露在笼罩着民族危机的世界里时，他又一下子改变了心力的方向。此时，他虽然也常有书生情怀的萌动，但已无那种心思落笔，终于不得不拿出那些狱中的积蓄来聊以弥补现实中的失落。
1937年11月1日，他拿出了著于狱中的音韵学论文《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就连他11月至12月间在《宇宙风》上发表的两章《实庵自传》也还是在狱中完成的。出狱以后，虽多次被陶亢德、汪孟邹等人催促，也再没有续写下去。陶、汪二人为使他能竭力完成自传，竟不约而同地都用了“斫木成舟”的催逼方法。陶亢德用的是在《宇宙风》上登“广告”的形式，给读者以“每期都有”的许诺。而汪孟邹则在1938年3月7日年将它印成单行本时，在文前加了一个《〈实庵自传〉刊者词》：
一个时代权威的自传，会道出他自己的生活变迁，他的活动背景，他的经验，以及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的历史事实。尤其有意义的是，他会告诉后人，他并不是什么天纵的超人，而是从平时生活中奋斗出来，可以模仿而跂及的。因此，这种自传，实包含有无限的历史的与教育的重要性。陈独秀先生在中国文化与政治史上的功业，不仅照耀着近代的中国，且早已照耀到世界，这久已成为历史定评，无须在此多说。
那么《实庵自传》的刊行，对于近代史学尤其对于青年人的意义之重大，已可不言而喻了。后之来者，从这个领导时代的人物的自叙中，定能懂得些什么并能学得些什么！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然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先为刊出不是无有意义的。现在独秀先生正在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已允许续成各章归我们刊印单行本。这当是读者所乐闻的。
潦倒的穷困书生(6)
陈独秀也常觉欠了陶、孟二人的债，书信的往返中提及此事总是深致歉意。现实的生活，使他总不能去照拂自传，忙于政治时，他无暇也无心去写，而当他真的沉入到学术研究中时，他又将自传排除在了学术研究之外。1940年5月5日他在《实庵自传》原稿上又写了一个短跋：“此稿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至二十五日中，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由此可见，他已把写自传归结到娱乐的不太严肃的圈子中去了。从“遣闷”一词，就足以想见《实庵自传》命运的归宿。
自从他到江津后，汪孟邹就多次催促他，有一次他却回信说，自己正在写《小学识字教本》，它比自传更为重要，等到此书写完再说。其实，这并非是谁更重要，而是他所写的《小学识字教本》乃官方允许的，而若写自传，对于他这个革命一生的人则必难避免大是大非的政治一词，不仅在出版上会有周折，难免还会在各党派间招致许多非难。
自传“别人难以代写”，自已又不愿违心地不负责任地写，因此，他在去世前三个月给郑学稼写信说：“弟之自传，真不能不写，但写亦不能出版，为之奈何？”这个一贯弘扬言论出版自由的人，却又偏偏与这种自由无缘，也许，他是这个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惟一没有言论自由的人了，这不仅仅是陈独秀一人的悲剧，也更是时代的一大悲剧。最终，只有前两章的自传也真正成了绝唱――一个永远没有高潮和结局的故事。
1939年2月16日、3月16日，他在南京狱中就已完成的《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陆续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著作的问世，似乎应是对书生之心的安慰，然而，于他似乎又挑起了一丝伤痛：那种狱中生活已不再续写，而那种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却不得不重新捡起。难以自持，也难以想象，羸老之躯何时竟受染了如许的多愁善感。
从此以后，在艰难的生活中，他开始努力将现实的生活与南京狱中潜心于学术的生活接轨。
1939年春，他又寻出了在南京狱中尚未完成的文字学研究初稿《识字初阶》，他将书名更改为《小学识字教本》，并为该书作了序言。这里的“小学”有双关之意：一是指古人童年时初学习识字为“小学”；二是指汉代以后以研究文字学为“小学”。巧合的是，当他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时，国民党教育部拟编一套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籍，该教育部设在江津白沙，是一个出版机构，其所属的编译馆馆长陈可忠知陈独秀在江津，便约他编写此稿，鉴于陈独秀的生活境况，陈可忠向教育部写了申请预支五千元稿酬的呈文，得到批准，但因继母去世，以及后来文稿失盗等变故，该书终未完成。
1939年春，他将《小学识字教本》的序言写好后寄给了陈钟凡，并附有一信，信中说：“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又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学，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义，义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并说：“明知此事甚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之文字也。”“上篇已成半数以上，暑期前拟上下篇全部完成，在暑期或开班教授一次试验之。”他的自序中还这样叙道：“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习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
从此以后，他一边帮助整理杨鲁承的文字学遗著手稿，一边用心推究写作《小学识字教本》。在整理杨进士的遗稿前，他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当知道章太炎曾对《读〈皇清经典〉》做过“杂乱无章的批杀后，他则说：“杂乱无章没有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理有章了。”可是，在整理的过程中，他失望地对龚灿滨说：“《群经大义》很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不及四川的廖季平，《杨氏扈林》评价诸子，则远逊胡适之先生，但杨先生在‘小学’方面倒是有点成就的。”
潦倒的穷困书生(7)
这种失望，使他将更多的精力都用到自己的文字与音韵学研究上去了。
在研究文字学之余，他又捡起了自己的书法爱好，然而此时并不常为人题字，既使有之，也并不是太刻意用心。这年秋天，邓仲纯的外甥葛康素久仰陈独秀之名，幼年时期就常常听他的祖母谈到陈独秀，并从陈独秀与外祖父邓艺荪的信中见到了他的书法，一直非常仰敬。他听舅舅说陈独秀在江津，便经常到他那里求教书法要领。这对于陈独秀来说又在闲暇之时多了一种精神寄托。
葛康素的外祖父邓艺荪（1858－1913）字绳侯，与陈独秀同乡，早年皖籍维新人士，曾与陈独秀有过长期的密切交往，是办新学、图救国的教育家，安徽新学的主要奠基人，他还是清代艺术家邓石如之孙。邓艺荪有五个儿子，邓仲纯、邓叔存（字以蜇）分别是他的次子、三子。葛康素的父亲葛循叔是邓绳侯的快婿，早年与陈独秀、苏曼殊也曾是密友，不幸早逝。在江津，邓仲纯只所以像尊重长辈一样倾力对待陈独秀，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和父亲的交情有关，再则，陈独秀的磊落个性也着实让他敬仰。
1938年春，日军进逼皖城，葛康素也乘船到达汉口，他听说陈独秀在汉口，便在一天晚上去拜访他。当时陈独秀住在旅馆的小楼上，室内非常空寥，只有几件箱箧。葛康素见陈独秀已经老了，身穿布衣，须发斑白，但是精神却非常饱满，还没有失掉少年英豪气魄。陈独秀见到葛康素说他十分像仿他的父亲葛循叔，勾起了他早年丧父的伤痛，令他一阵凄怆。那天晚上，他与陈独秀谈及家乡事到二鼓时分方回到了自己租住的旅店。不久，葛康素也逃难到了江津，在江津得到了舅舅的很大帮助。他居住在江津德感场，终日苦练书法，以至于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在葛康素与陈独秀相处期间，陈独秀曾给他写了三条书法论：
一、作隶宜勤学古，姑能免俗。
二、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
三、初学书者，须使粗笔有骨而不臃肿，细笔有肉而不轻拖，然后笔笔有字而小成矣。笔划拖长宜严戒，犹之大枪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
陈独秀给别人写字多作草书，信笔挥洒，或精神贯注气势磅礴，或任手勾勒拖沓笔画，情之所指，尽显率真，淡泊名利，超凡入圣。他用笔遒劲，墨气盎然直追古人，又为葛康素作了一笔书成的屈原《哀郢》，具有书法全新格调。他还赠给葛康素的五兄葛康瑜一条小幅，上写赠友人诗：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该书卓荦肆姿，风格独到，堪为心书。
在书体方面，陈独秀的书法小篆最佳，古隶次之，但是，求其书法的人得到篆隶二体的较少。邓仲纯即得过“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的篆联，该书笔姿圆润，自然之间而不失规矩。
自从迁到鹤山坪石墙院，陈独秀拖着虚弱的病体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整理遗稿和撰写《小学识字教本》一书上。他没有了为其他报刊写文章的时间和精力，《教本》的稿酬虽已获批，但又不能现支，因此，也就基本上断绝了经济来源。所幸，因代人整稿换得了免付房费的待遇。夫妇二人所住的房屋年久也无人整修，雨天常常进水。室内只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衣箱和书箱：这些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了。
在极端困顿时，一向拒受施舍的他也开始极其尴尬而又矜持地接受好友真诚的周济，但那毕竟使他付出了巨大的心理自我争斗的代价。他觉得既使是这样的迫不得己，也难以自我安慰；既使还去这所有的赠予，也难以寻回已被如此削去的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自尊。1939年10月19日，他在给杨鹏升的回信中说：“承转寄某先生所赠陆百圆，如数收到”，对于这些热心的资助者，他似乎常常这样的无颜以对。
潦倒的穷困书生(8)
清苦的生活使本就衰弱的身体长久得不到营养的补给，而渐渐地令他难以支撑了。虽然邓仲纯常来诊病，效果却总是不太显著。邓仲纯说重庆有名医周伦、曾定天二人在治疗高血压病上有独到之处，并建议陪他去一趟。陈独秀同意了，
12月30日，他便给杨鹏升写了一封回信，告诉他日内打算到渝就医，可能要在重庆住两三个星期，并将《告少年》一诗抄寄一份，附于信后。
1940年元月4日，便与邓仲纯一起到了黄荆街83号，准备再由江津前往重庆。但听说该医生将于下个月到达重庆坐诊，重回鹤山坪不是不可，若下个月往重庆去，又徒增了颠来倒去的麻烦，况且，与邓仲纯住在一起，可随时照顾自己的病情。于是，在邓仲纯的挽留下，陈独秀留住在了“延年医院”，以待下月前往重庆。
杨鹏升得知生活困苦的陈独秀病重且须住院，当即给他回信询问详细情况，以便资助其住院诊疗。
十天后，江津城里的陈独秀又接连收到了由章士钊转寄来的两封信，对陈独秀去渝治病一事及其费用问题寄予很大的关切。
由于陈独秀曾给杨鹏升写信说过要去重庆，而迟迟将近一月未去，到了月底，他在欲去重庆之时提笔给他又写了一封信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并对杨氏的关怀致以感谢：
朋升先生左右：
由行严兄转来十五月、廿二日两次惠书均读悉。弟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承公垂念，感何如之！本月四日即移居城中，惟以医生下月初始由歌乐山抵渝市开诊，故至今迟迟未行，兹己决于三五日内由此赴渝，抵渝即直住宽仁医院，住一二星期仍回江津。 至于医药费，曾与编译馆约过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友好皆贫如我。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吾兄盛意，心感之而已。此祝健康，夫人均此
弟独秀手启
〔一九四Ｏ年〕一月卅日
信末还附言嘱告两事：“公为行严所刻印章样本已为转去。行严兄已移居中三路聚兴新村五号”。
2月6日，陈独秀离开江津前往重庆住进了宽仁医院２号病房。住院期间，他静心养病，很少走动，不想会晤政界中人。在医生的精心护理和潘兰珍的细心照顾下，病情有所好转。
但是，重庆的中共党人，还是没放弃这次与其接触的机会。他们仍欲借视病之机来探询陈独秀对中共及政局时事的看法。有一天，施复亮在高语罕的陪同下来到了宽仁医院2号病室探望，交谈中施复亮征求对抗战时局的看法。陈独秀对延安已不想再有所置言，但鉴于对方前来探望，又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他给施复亮简单笼统地写了一张字条，表示自己为民族存亡计，尊重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自己多病缠身，又住在医院，无能为力，望大家共同努力，以求抗战的最后胜利。
经过两个周的治疗，陈独秀的病况有所减轻，住惯了清静的乡村，他却对重庆的喧嚣、杂乱感到异常烦躁，他更感到住在鹤山坪的清静来。听医生讲，若要完全根治其病达到完全康复，需要长期静养。对于陈独秀来说，他更感到了来自医院住院费的压力，再加日机不断进城骚扰，又无书可以消遣，便决定离开重庆重返乡下。邓仲纯也建议他到延年医院住一段，这与住在宽仁医院一样的效果，况且，还可以省去许多住院费，既有重庆的方便，又有乡下的清静。
陈独秀接受了邓仲纯的安排，于2月20日乘船又回到了江津县城，住进了延年医院，准备观察一段病情后再回石墙院。刚刚住下，他便给那个诚直热心的军人杨鹏升写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已回江津及暂住延年医院的情况，望其莫烦牵挂。但信发不久，他便又接到了章士钊转寄黄荆街83号的杨鹏升的信及汇款。他当即于2月26日满怀感激地写了回信：
鹏升先生左右：
回江津后即上一函，谅已收到，顷接行严史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亦不敢出囗也。
潦倒的穷困书生(9)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 嫂夫人同此问安
〔一九四○年〕二月廿六日
收到汇款，他的确感觉到了来自老友的温暖，钱，此刻于他是一种莫大的需要，然而，他同样有着知识分子那种特有的自尊，他也曾有过那种将金钱称为“阿堵物”的超然物外的心理。如今这种绝对自洁的心理不是没有，而是被困顿的生活现实长期压抑了，但这种压抑，又从未曾让他饥不择食，来者不拒。“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是他接受帮助的第一准则，再则，凡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僚或者中共叛徒的赠予，他都不会接受。在南京时，他的学生罗家伦、傅斯年曾亲自送钱给他，但他执意不收，驳得二人很失情面。端茶送客时还对二人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入川后，叛徒任卓宣曾因陈独秀生计艰难而汇给他二百元钱，也被他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这些人，虽然完全出于私人的同情而没有丝毫的政治目的和党派用心，但他仍以独立的革命者的人格予以拒绝。
如今，他没有了当初那种“我不要你们的救济”的刚强武断，那种对资助挥之不惜的潇洒，换之而来的却是受之有愧的“不胜惶恐之至”，这种转变，其间包含着多少难以言说的艰辛！“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惭惑无既”的“两难”，实在是一种万般无奈中的托辞，用于掩饰生活中的捉襟见肘与尴尬万状！拒绝，失去了解除困境的机会和依托，而在如今经济来源四面楚歌之时，接受资助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路径。他毕竟要努力生存下去！那就要面对不可逃避的现实！
他曾是不愿拿自尊与别人做任何交易的，如今也不会，他同样坚信赠者的诚意，与过去相比，只不不过更现实一些罢了。但这种现实的心理，难以从“无奈”中寻找聊以慰藉的理由。“辱在行乞”，一种多么苍凉的慨叹！这一种无偿收受的羞辱，不是来自别人，而是一种“自辱”、一种心理自我厮杀后的汗颜。
他不敢言“谢”，对于好友挚诚的关爱，自己的感激之情又怎一个“谢”字了得！“谢”字不敢出口，若一出口，不就是表示已经接受了别人的施舍么！若一出口，不正如一个叫化子伸手向别人“行乞”了么？！
他曾接受过“北大同学会”的资助，但那毕竟是一个集体，有众人拾柴般的轻松。如今受取个人的支援，他总难也以心安理得，这大概是没有还期的债务了，“夫债妇还”、“父债子还”于人于己似乎都未曾考虑过。
在这段休养的时间里，他不能看书，写作，书都在石墙院，纵有书生之情，也难以如愿。再则，医生嘱咐他要静养，不可操劳过度。《小学识字教本》是不能进行了，去写抗战文章，也难有积极性，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表主张抗战的文章已成了令他愤怒的困难！实质是自己失去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连贡献利国利民的抗战主张也不受欢迎了！这些主张，是作用于现实的抗战的，写出而不能公诸民众，无异于过期的失去价值的新闻！他还曾经大加责备《时事新报》老友薛农山不发表自己的《告日本社会主义者》等文章是在对自己“耍手段”。如今，他似乎仍不清楚，曾经“十分抗战”的国民党已转变风向，努力和日本进行谈判妥协了，在这段需要谈判双方“平心静气”的时光里，哪里还会需要他大喊抗战的言论？！他想把发表与出版的希望寄托在亚东图书馆，但亚东在广州失陷以后，经营也几乎濒于停顿，希望之大，失望之大。
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６日，《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他忍寒撰写的《禹治九河考》一文。所得稿费固然不能支撑生活，但能让空落的心绪有所依托，也未尝不是打发光阴、苟延残喘的方式。在写作的间隙里，他又不忘与老友们互通联系。他曾让老友章士钊为自己写一个“小斗方”，也不断与老友汪孟邹通信，与杨鹏升也一直未间断书信往来。远在上海的汪孟邹此时与陈独秀一样处于“环境艰危，生活逼迫，工作极窘，心绪不宁”之中。他收到陈独秀的川中来信，同是困境中的他更能深刻地体味到老友的艰辛。这位老友一生长期的地下工作式的生活以及监狱的囚困和饮食的不周，十分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高血压、肠胃病、心脏病日趋严重，他的生存过程，就是与贫困、病痛、孤独以及各种不期而遇的变故顽强抗争的过程。如今，自己对他也已是恨不能助。无奈，他只得又给曾经常让他在国内买书的驻美大使胡适写信求助。
潦倒的穷困书生(10)
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５日，汪孟邹在信中对胡适说：“记得二十八年春曾有一信托友人带香港由航空邮呈，是为仲甫兄病事，迄未得复信，不知已收到否？”“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高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是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现住川东江津县黄荆街八十三号。”信发出后，汪孟邹却迟迟没有得到胡适对于此事的回复，或许，这位生活安逸的老友不像他们那样，在寂苦的生活中常回忆过去，感念旧情。对于陈独秀，或许是“多病故人疏”；对于胡适，或许是睽违太久，那份往日情怀也不知遗落到何方角落了。直到陈独秀逝世半年后，他才从陈树棠的来信中得知丧讯，且轻描淡写地说：“来书提及仲甫，已于去年五月作古人了，念之慨叹。”全没有大受触动的对故友逝去的伤怀。
但有些国内的朋友却对这位蠃弱困顿的老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成都的杨鹏升，知道陈独秀愈加病困，几欲帮他，但又知他“无功不受禄”的脾性，只得想些让他接受的办法，不伤害他的自尊心。于是，他们便故意求陈独秀题字、写稿，付给他资费，借此让他“理所当然”地接受自己所提供的生活费用。３月份，陈独秀收到了杨鹏升附有“千元汇票一纸”的信，信中还提到求他写大字对联，但对于千元汇款却没有说明用处。２３日，他给杨鹏升写了回信，答应给他写大字联，并询问他所寄的汇票“作何用”。此时，陈独秀尚不知道这位朋友的良苦用心。
另外，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 “知陈（独秀）穷困”，便由朱家骅赠给他五千元，被陈独秀拒绝。后来又委托张国焘转赠，张国焘也知道陈独秀平素个性，知道陈独秀定不接纳，得知郑学稼与他近来书信交往较密后，他便托郑学稼转赠陈独秀。陈独秀接款后问明由来，因自己不便与张国焘直接联系，便于3月15日给郑学稼写了一封信，并将张国焘寄来的五千元支票一并寄去嘱咐他当面还给张国焘，并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对此，张国焘感叹道：“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陈独秀在江津没住多久，又回到了鹤山坪。一来天气渐暖，二来他又实在放心不下石墙院那个“家”。
回到鹤山坪后，他的病情时好时坏，血压很不稳定，有时增高到上压２１０°以上，常常头昏目眩。因此，有一段时间，他也就很少写文章，研文字，延展着在他看来苟且偷生的生活。他不再勉强自己，而是在凄怆中寻求着一种恬适与自然。
他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偶尔也会被地方上一些上层人士邀去共赴宴会。但是，宴会上，他已不像往昔那样谈笑风生，而总是沉默寡言，难见爽容。他有时也在潘兰珍的伴随下，到江津县城东的“支那内学院”游玩。“支那内学院”是由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在江津重建的一个研究印度佛学的单位。１９１８年，欧阳竞无与章太炎等人在南京设立“支那内学院”；抗战时期欧阳竞无逃难入川，重建了这座佛学研究院。这座学院座落在风景宜人的长江之滨，又是江津公园的所在地。陈独秀喜欢到这个清静的地方，有时和潘兰珍，有时和高语罕。他和高语罕一到这里，便与欧阳竞无谈文赏艺、切磋书法、聊天，或偶尔与同乡老相识、七十多岁的老进士苏鸿怡等人一起打牌。他在到江津风景区东门公园游玩散心的同时，也顺便到西门的康庄一带踏青赏景，这里，曾是他小住过的地方。此处背依青山，面临大江，万树桃花，遍地桔林，风景幽美，实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绝妙所在。每每来到这个地方，他都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常常不由自由地发出一声感叹：“此地风景甚好，得此佳景，平生足矣！”
半载以来，他除却写过一些信、几篇怀旧感伤的诗和一些即兴挥洒的书法外，收获也不是太大。1941年春，他扶病将自己在南京狱中写的音韵学手稿《连语类编》整理一遍，并为该书写了短序，此篇论稿是为他的另一论著《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说》提供佐证的。在《小学识字教本》上篇完成以后，他又开始重订自己南京狱中写成的《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此表将说文、至篇、广韵、集韵所收文字，依类录入，见古阴阳入三声之互相通转。该表于秋日整理完毕后，又作了一篇长序，交给魏建功，嘱咐他在白沙序印，并且分赠给朋友或学生。后又将《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交给北京大学出版，以报答北大同学会每月赠予三百元的生活费用的资助。后来，因战时困难北大不能出版，他又自己油印《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若干册，分赠友好，并请魏建功作序。之所以这样做，在潜识中，他不愿让这些心血也成为杨承鲁那样的遗稿，让后人曲己之意地去做。他感到了一种压力，更感到了一种责任。
潦倒的穷困书生(11)
在抗战的相持阶段里，国共两党的磨擦越来越剧烈，双方都在加紧活动，国民党开始戬灭共产党长江以南的力量。１９４１年元月４日皖南事变发生后，本不牢靠的国共合作出现了更大的危机，国共两党都加大了活动力度去争取政治势力和思想人物，江津这个各种政治人物密集的陪都的枕榻之畔，自然也是两种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
对于延安方面，他依然怀着深深的积怨，这种成见，更包括对莫斯科的成见，使他与中共几乎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中共南方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关系到延安命运的国共斗争中，对各民主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以及文教、工商等各界人士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统战工作。当周恩来出现在成都时，杨鹏升曾写信将周恩来抵蓉的消息告诉过陈独秀。陈独秀曾于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２日回信询问杨鹏升是否曾与其接触并谈过话。并说：“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
国民党在这次斗争中当然也不放心各种民主党派和民主人氏，便充分利用特务机关渗透到各个机关部门侦察。１９４１年３月初，在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在信中告诉陈独秀，他所在的中学出现了国民党密探秘密监控的事。５日，陈独秀给何之瑜回信嘱咐他“不必谨慎过度”，并十分镇定、坦然地说：“即使是侦探也不要紧，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干部派（中共）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
其实，朱家骅在赠给他五千元巨款时，他就联系到国共合作形势对赠款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他很明白国民党政府和张国焘赠款的目的，就在于告诫自己不要被中共宣传员的鼓动所迷惑。他不愿做国共这架天平上的游码，更不需要这种带着收买性的、侮辱性的赠予，他要保持自己政治上、思想上和人格上的真正独立，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但是，对于朋友真诚的资助他有时也迫不得己地接受下来。8月6日 ，陈独秀复函杨鹏升，告知收到他寄来的“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并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还安慰对方似的说：“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
他需要别人的帮助，但书生清高自洁的气质又往往使他在极端的困顿中予以拒绝。一些想帮助他的朋友，常常采用“巧立名目”或“无记名”的方式资助他。“巧立名目”即故意让其题字或写稿，以付其费；“无记名”即只给他汇款而不留汇款者姓名地址。早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 他就“如数收到”了“某先生”让杨鹏升转寄的赠款６００元。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某先生”又以同样的方式寄给他六百元，他收到后于４日给杨鹏升回信说“函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向某先生致谢。某先生是谁？尚希示之！昔在汉口，刘辅承先生闻弟将入蜀，曾托弟之友人送弟川资五百元，存之书箧中入蜀时始用之，今后亦将于赴蓉时动用某先生所赐也”。信中他又后续告知先前寓所被盗一事：“被窃衣物大半追回，惟兄赐刻篆章及拙稿则去如黄鹤矣！”对于失去衣物他倒不太可惜，以一个书生的秉性，一枚小小的印章和一些书稿却让他耿耿于怀。他多次提到失去的这两种东西，特别是杨鹏升给他刻的那枚印章，他觉得无论何种原因，丢失了好友所赠之物便是辜负了他的盛情，都是对好友的大不敬，这深深的惋惜之情中更包含着深深的歉意。
在热心朋友们的资助下，生活的压力的确减轻了不少；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夹缝中他也只有选择沉默。这些于他，成了一种不可多得更应该珍惜的机会和条件。这些条件是朋友的资助为他创下的，任何理由的虚掷时光都是对那种真情的亵渎；在政治方面，他已选择了孤立，这同样是学术研究者不可缺少的思想独立、自由的良好条件。在这种生活环境与心理环境下，他加紧了文字与音韵学的研究，他决意在有生之年将自己写过的学术文稿全部整理完毕，为自己的一生在学术方面作个绾结，画个完满的句号，如果不能公开印出，他便用朋友所赠之资自己油印出来。
潦倒的穷困书生(12)
一些书稿整理好后，他便将其分寄给在音韵学上很有研究的教师魏建功、国立图书馆的台静农、成都的陈钟凡等人，让他们读后以便发现文中纰谬在书印出前及时改正。他力争不放过一点点可作正确修改的地方，虽然书稿已经寄出，但是他仍在审视手中原稿，一有发现不妥之处便立即写信给魏建功补正，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令魏建功等人十分敬重。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整理好并自序长文后，他便托付魏建功在白沙油印，在书未印出前他又对许多地方作了认真的补充。书稿交给魏建功后，他不断与其书信联系，以一个十足的学究姿态与他讨论着文字音韵学问题。他专注地修正着文稿，对每一个字的考证都不疏忽。
他希望魏建功为该书写一个长篇序文，并“先写一短短大纲”与书一同印出。为了扩大该书的影响，他也告诉魏建功，原拟定的：“印二十份恐不够，印二十五份如何？”并让他告诉自己油印所需的纸张包括刻版用的蜡纸的费用，以便及时寄去。
10日给魏建功的信尚未得到回音，他又于13日、14日写了两信作了一些补正，询问油印是否开始，前几次的增改稿是否赶在了油印之前。要求魏建功印好后留下八份，分别代寄给重庆的沈尹默、顾颉刚，北平的沈兼士，昆明的唐立厂，白沙的胡小石。其它三份，让魏建功自留一份，赠台静农一份，国立图书馆一份。其余的都寄给鹤山坪谈锡珊收，再转给他。
19日，他又写信询问魏建功前几日发的信是否收到，又对该书及《小学识字教本》作了一些补正。书稿分寄出后，修改稿他又多次寄给台静农，但台静农却因事忙而“久无信来”，《小学识字教本》送给编译馆后又“迟迟不能付印”这使他十分着急，寄给台静农的书稿是否也会像《小学识字教本》一样？要不，魏建功为什么不回信告诉自己所需纸张数呢？他希望魏建功告诉他，因为那样一来就意味着印出有希望了。在信末他责备的似地对魏建功说：“数函兄等问韵表用纸共需若干，至今未见示知，何也？”不久，台静农也给他写信联系并对韵表提出一些建议，18日他在信中告诉陈独秀韵表自序的蜡版已经刻好，26日，魏建功写了回信，告诉他陈独秀对序的改正要求如果不能补上，可另作补注，并向他作了某些音韵问题的讨论。
书稿的蜡版已经刻好，看来，印在必行了。10月4日，他又给魏建功写了回信，对魏提出的一些音韵学上的问题作了解释与讨论，并问及他26日的来信中所说的不能补入的是哪些部分，以自己有个把握。后来，魏建功与陈独秀在江津城相见一次，两人就油印出书一事作了彻头彻尾的晤谈。陈独秀回鹤山坪不久，便收到了台静农寄来的己印好的《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一书十三份。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的印出令陈独秀一阵欣慰，无论如何，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已见之于世并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蔡元培去世后不久，又一个噩耗传来：
老姐姐在油溪镇去逝了！
自从陈独秀的大姐吴陈氏在老兄弟的帮助下到达重庆后，同样耐不住那座陪都的杂乱以及日机的不断骚扰，不久便随外迁的人群离开重庆到了距江津上游４０余华里的油溪镇，凭借以前经商的积蓄，除维持自家生活外，还经常资助困境中的兄弟陈独秀。1940年春天，大姐病重，陈独秀拖着病体溯江而上到油溪镇看望过她，一见到老姐姐，他便有一种同病而怜的酸楚。兄弟姐妹四人，长兄、二姐早年去逝，如今只剩下四人中最长和最幼的两人，而这两片秋风中的残叶又不知哪个先行飘落！二人临别时，老姐姐拖病远送，依依难舍，木立怅望，谁知在这一惜别中，老姐姐的缠绵里竟包含有多少对生命的依恋和对亲人的缱绻！
“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几个月后，老姐姐便成了古人！脑溢血病带走了这位又陈独秀敬重的又一个亲人，终年６９岁。她与老母亲一样，没有安睡故土，却客死在遥远的异地！自已也会和母亲、大姐一样么？！
潦倒的穷困书生(13)
姊妹四个，如今只余一人，亲友迭逝，充塞于心胸的不仅仅是孤独！纵然衣袖能揩干纵横的老泪，却怎样也难以抚平这一道道心灵的伤痕！
当年兄长陈庆元逝世后，他曾写了《述哀》一诗，表达了亡亲之痛。如今，他又不得不以此种方式送走他的老姐姐。除却这一方式，贫病中的老书生又能以什么方式来述尽心中的哀思呢？！在极端悲痛中，他饱蘸笔墨写下了撼动人心的《挽大姐》一诗。
“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这是一个多么凄凉的自叹！老姐姐的死，对于孤独取陈独秀无疑似一次秋冬之夜的严霜，打在了胡须上，打在了稀落的头发上，更打在了寒如冰冻的心上，在他颓唐的神情里，更显出了颤颤巍巍的龙钟之态。
安葬完大姐后，陈独秀一直处于心绪的低谷之中，对满月怀乡，对残月自怜，孤独地回忆着自己的平生往事。他放下了文字学研究，也不再给濮德志及上海托派写信，更为重要的是，精神与情感世界的几近溃落又加重的原本就恶劣的病情——他也无力去做那些事情了。
时坏时好的病情，使他似乎丧失了康复的信心，就这样反反复复、冷冷热烈，何时是个尽头呢？！凄怆自顾，难免生出自怜自伤之情。在极度伤感的情绪中，他写下了《病中口占》一诗：
日白云黄欲暮天，已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垣雪消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斩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
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
零落的残年，难释的病愁，直将他向“醉”与“梦”驱逐，名酒“中山酿”（亦名“千日醉”）便成了他“通禅”的结果。“一醉万事休”的方法，是对“剪不断、理还乱”的万端愁思消泯的良策。解决失眠的困扰，只有盛满佳酿的酒杯了。
他真的开始借酒浇愁，恣情放纵。在酒力的作用下，现实转为浪漫，显真趋于朦胧，在真与非真之间无所顾忌地透出了一种强弩之末的豪情，在难以寻到“真我”的醺然里又挥笔写就了词句激扬的《寒夜醉成》：
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颠狂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
纵横谈以忘形健，衰飒心因得句雄。
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
醉，毕竟是醉，醒，终归要醒，醉时的疏狂，往往是醒时的尴尬。自我的麻醉这种“休克疗法”不仅不能治“本”，连治“标”的时机也给断送了。“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若能以不清醒能摒除一切忧郁，那位浪漫如仙的古代名仕何以发出如许撼人心魄的哀叹呢？！以醉遣情，于事无补，于情无益。只要不放弃生命，他最终还是要认真面对目前的困境。他似在一张无形的网中挣扎，努力寻求着突破口，但他努力的结果，只能是自己的渐渐归于平静。
在鹤山坪，他也常常在写作间隙或黄昏时分在潘兰珍的陪伴下走出院门，到院子外边的几棵大黄桷树下和附近的小店消闲，很多时候，他也和近邻乡亲谈天说地，但是，他那一口难懂的安徽方言，使他的听众往往只闻其声，不解其意。在逢年过节之时，他也常被乡邻请写对联，他都有求必应；他还给一些学校或单位题过字。另外，有的人家新房落成，也被请写匾额，江津的龙溪滩乡绅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应请为其写了一个“仁寿修居”的楷书横匾。有一次，在成都读书的杨鲁承的孙女杨树君回家时，慕陈独秀之名请其题字留念，陈独秀为她写了一首诗，前两句是：“相逄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杨树君不解其意，请他诠释。陈独秀说，这是自己的近作，不久前他见到了从苏联回来的廖先生，虽然两人须发都白了，但令他欣慰的是二人的革命意志和性格都始终未变，故作此诗以记之。
在乡邻们的眼里，这个喜欢摆谈的老人不再像初来时那样神秘，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老者，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神情中总透出一种儒雅与不易觉察的深沉。
潦倒的穷困书生(14)
几次黄昏乡野的漫步使他爱上了这种境界与氛围。
每至黄昏，潘兰珍便扶携老先生步出院门，或踱到村头，或漫步在近村的田间。
金色的夕阳的光辉祥和地洒满了大地，也将它最后的激情铺满了天空。当它将最后一瞥留在地平线上时，仍能让人从中看出它驱逐黑暗的那份自信。等到第二天，它又将以湮灭一切黑暗的崭新姿态泼洒无限的光明。它有着生命的轮回，而自己却拿着生命的单程票蹒跚地接近了路之尽头。暮霭沉沉，游鸟归巢，牧童的短笛，缥缈的炊烟，释耕的牛声……一切都在呼唤着归去来兮。这夕阳中的感受，又总令他顿生“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忘却一切的澄静的心境，也正是这种心境，又在刹那间爆发出难以名状的忧伤，这种忧伤又不仅仅是对生命的本能依恋。从上海到江津辗转，从政治的神经中枢到政治的神经末梢续滑，从长江头到长江尾的流落，其间贯注了多少伤痛与辛酸，寂寥与失望！
这种复杂的触动使他不能自持，失亲的悲伤也罢，逝友的凄惶也罢，傲立的孤寂也罢，书生自有他将其酝酿并挥笔成篇的惯用技法，这种技法，也是书生在遭受心理危机时无奈的突围之策。他回到家中，铺纸挥毫，昏黄的灯光下便显现了他斑斑点点的心迹：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倚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
远避政治，放手学术，过多的清闲，让陈独秀陷于对往事深深的回忆之中，亲友迭逝，除三子陈松年一家外很少再有亲人，在江津的亲戚胡子穆在平日的交往中给予了真正的亲人般的帮助。诗写完后，他加上“写给胡子穆”的标题抄给了这位与他同在异地的亲人。
南京沦陷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做教授的陈钟凡也辗转入川逃难，避居在成都，过着清苦的流亡生活，与陈独秀时有通讯往来。
１９４１年３月下旬，陈钟凡给陈独秀去信表示，他将应广州中山大学许志澄的邀请去该校任教。陈钟凡的信深深触动了陈独秀，这种触动并非其做教授一事，而是他所提及的那个城市，勾起了自己对有关那个城市许多往事的回忆。
那是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初，陈独秀接到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函，请他去广东主持教育，提倡新思想，发展新文化。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等三项条件得到同意后，允诺赴粤任职。１２月１２日经陈炯明再次电催方于该月下旬乘船经香港并于２９日抵达广州，拟出教育改革计划和法案，开始推行广东教育改革。１９２１年元月中旬，广东省长公署设立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陈独秀任委员长，主持一切教育行政事宜。
在广州期间，演讲、著述、指导创刊，直到三、四月间与谭平山、陈公博等酝酿创建广东共产党，他的生活紧张而充实，一切似乎都在印合着理想的发展。不久，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并创《广东群报》为其机关报，还利用职务之便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和“俄语学校”等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因故不能到会，指派陈公博、包惠僧为广东代表参加一大。会议上，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２７日，他在广东的教育革新遭到攻击，８月１７日致电陈炯明，请求辞去教育委员长之职未得同意，于９月１１日偕包惠僧请假离开广州返回上海，１０月４日即被逮捕，月底获释后正式辞去了广东教育委员长的职务。
不到一年的广州生活，给陈独秀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那些如火如荼的革新与革命活动的确让他感受到了广州的艳阳馨风。对革命前景的无限希望也正在这个充满热情的地方萌动、飚扬。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今，那一切都早已被历史定格为不可修改的生命画图，他不愿回顾往日的辉煌，因为那样只能更加反衬出此时的落魄，可是经意不经意间又守不住那种思情。
潦倒的穷困书生(15)
无奈，他只得将这种思情润上笔端，写下了一首绝句《春日忆广州》?，轻吟着往日的故事：
江南目尽飞鸿远，隐约罗浮海外山；
曾记盈盈春水阔，好华开满荔枝湾。
记忆的门扉一旦开启便很难关合。《新青年》是他经常回忆的，但他的每一次回忆，都有着不同的感觉和对象，亦喜亦忧，或人或事。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一个个如脑海中的人物绣像；白话文、文学革命、新道德、“德先生”、“赛先生”，一件件如随手翻看的珍存至久的卡片。
李大钊作古，胡适之出洋，沈尹默也在抗战中与自己一样流落到了重庆，如此等等各有所归。依然健在的沈尹默是离他最近并时有交往的《新青年》同仁了。他曾经与自己、胡适、李大钊轮流主编《新青年》，又是自己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在《新青年》的文化营垒里他与胡适一样是白话诗的身体力行者。
怀着对故友的思念，怀着对自我的矜怜，他偶有诗兴便捕捉灵感般地写上一首无题，每一几篇他都托台静农转寄给沈尹默，与重庆这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共同咀嚼着物是人亦非的沧桑感触：
湖上诗人旧酒徒，十年匹马走燕吴；
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尽一壶。
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
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选懦事丹铅。
哀乐渐平诗兴减，西来病骨日支离；
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
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
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
陈独秀在以寻觅旧踪的返恋情怀与朋友加强联谊的同时，也常常与身边所能交及的的朋友相处甚得。似“黄莲树下拂琴弦”，又似“戴着镣铐跳舞”，在匮乏的物质生活里，在怅然的精神世界里，努力营造一种“老夫聊发少时狂”的境界。
农历五月五日，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夫妇，为屈原祭日设酒聚饮，感时伤事，皆大醉。闻知此事的陈独秀，不由得又触发出一番感慨来随即写下一诗寄赠魏建功：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屈原、自己，古今殊世，但都曾是吟诵诗文的“仕人”，一对怀着浪漫理想的书生，趋同的正直个性，一样的人生悲剧。今日捉弄于人的政治不正似昔日取毁纳谤的楚怀王？自己比之屈原，只不过没有峨冠搏带与长铗而己。他是在遭受着楚国的流放，归根结底是在遭受着政治的放逐；而自已不仅遭受过多年的牢狱生活以及政治的放逐，还遭受着国难中的辗转迁徙与流亡。“世无朋友更凄凉”不就是叹政治知音难遇的伤感与孤独么？！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嗜好去打发让人静得可怕的光阴，又没有朋友作为诉说积郁的对象，还有多少可供生存的资本选择呢？诗人在发出“天问”、“离骚”后寄身于汩罗江了，但是结果如何呢？客死异地，于事无补。他那对政治的殉道精神又能让当时的谁予以理解呢？殉道者的壮举，尚不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不满政治现实消极避世的自我麻醉，这不得不让他发出痛心的感叹！
对于成都的陈钟凡，自从收到他的信后也一直因病与感伤没有回信，火热的夏季已经到来，他不能再拖下去，于是便在病情稍轻时给陈钟凡回复了一封信，表示赞同他去中山大学任教，并在信中附寄了手书《春日忆广州》一诗相赠，并在落款处写上“弟独秀于江津”字样。
陈钟凡接信后，有感于老友的恋旧之情，便步其韵和诗一首：瓜艇吟魂荡蜒鬟，苍梧极目万重山；
梦余犹味鱼生粥，惆怅西江水一湾。
诗写毕，他又给陈独秀写了一信，告诉他因为许志澄因去职这一突来的变故，南行之事己经没有结果。
陈独秀又以老友的热心去信，建议他有机会可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因为上海离陈钟凡的家乡盐城较近，便于照顾桑梓眷属。此时广州和上海都已成了沦陷区，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血统治下，因此陈钟凡认为陈独秀“对战局终抱悲观”，出此下策，拒绝了他的劝说，并且表示：“宁愿与国土共存亡，不甘心至敌人铁蹄下去讨生活”，仍然留在成都。
潦倒的穷困书生(16)
陈钟凡坚决的态度令陈独秀不再说什么，他赞赏这种民族的气节，一如自己寻常的个性。朋友自有其生方活方式和选择的自由，自己只是建议，并无强求之意，再则，自己的生活都难以自持，又哪里有太多的执拗去指导别人呢？
在南京狱中，他受到了陈钟凡的不少帮助，出狱后先是住在傅斯年家里，后又住在陈钟凡的家里半月有余，他非常感念这些旧情，才觉得有为朋友花费这些心思的必要。
想起了南京，他总带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妻子高君曼１９３１年在那里香消玉殒，第二年，在上海被捕后，他也被押解到那座古城，五年的牢狱生活似一场漫长的梦幻，梦醒时分，已是烽烟四起，国难日亟。出狱后，他也曾与陈钟凡等旧友详视过那个禁锢了他五年之久的古城，这座古城曾让他留恋，获得自由后的孤清又让他顿觉恍如隔世。那时，他是怀着希望与梦想的，而今，那些都已经烟尘般地飘散了，他已没有力量再将它们重新聚拢。
月破黄昏，夜夜难眠，在秋夜朦胧而又清冷的月色中，他一切都可以想，一切也都不可以不想。他静立在月光下，月色勾起无限的愁绪，与月的不解之缘似乎成了文人雅士的情感标志。有月光在室外，他是如何也无法将自己留在室内的，“深院月明人静”，走出房门，沐一身清辉，古人“月明人倚楼”的境界对他来说有着一种莫名的诱惑――这同漫步在黄昏里该有着不同的感受罢！
月光下走来了李煜，他曾独守阑干幽叹“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月光下走来了李白，还带着“梦断秦楼月”的秦娥，他曾醉卧花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光下走来了苏轼，他曾对着明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曾慨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月光下走来了柳永，他曾对着晓风残月，长叹着“今宵酒醒何处” ……所谓望月起情，抚时感逝，非独他有这份浪漫的忧伤。诗人词家们聚集在小院里，互赏互慰，诉说着千年的积怨。陈独秀也一样在这种氛围里感受着“廿四桥犹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所抒写的物是人非的凄凉……
他深究着“月”的含义，发现因其而引发的情感都源自于孤独！前路的阻力与渺茫，让他不得不在时光的隧道中怆然回眸：
对月忆金陵旧游
辛巳秋作
匆匆二十季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
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
此刻，在这位霜风中的老人的笔下，昔日艳丽的色彩已经为黯淡凄涩的景色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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