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延安的秘密接触(1)
托派成员渐渐地都恢复了自由，可是陈独秀却唯独不见王文元，连一点音讯都听不到。原来，王文元于１９３７年５月间在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单独关押在与南京反省院毗邻的秘密拘留所里。陈独秀托人四处寻找并打听其音讯，还委托国民党要员朋友到中统（即CC系）询问其负责人，回说查无此人。
形势的紧迫使陈独秀深刻地认识到，团结国内一切力量一致抗日是势在必行的道路，象郑超麟那样主张“打倒国民党”无疑是自我削弱。他的这种思路，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印合，这印合只是意见相同，但他并不愿与中共有所联系，更不抱有任何形联合的希望。有一次，陈独秀对包惠僧说，“老干们（指王明等人）不会欢迎我，我也犯不着找他们。”?但是热心的罗汉的出现却让他与中共又发生了一场难以拒绝的纠葛。
罗汉，湖南人，早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大革命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曾在北平从事共产党活动，不久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１９２８年回国后曾负责托派华北区委工作，属于“我们的话派”。不久被捕入狱，获释后到上海参加托派统一大会。陈独秀被捕后，他便脱离了托派组织，后来到宜兴的陶器学校当教员，但对贫困的和狱中的托派成员仍不吝接济。1937年8月下旬，罗汉来到了南京，他重要为了寻求托派组织、帮助营救狱中的托派成员。
罗汉刚到南京寻到陈独秀时，和见其他朋友一样，陈独秀也将自己关于抗日的七条提纲给他看，罗汉表示完全同意，并认为理应作为纲领，不分是否托派，实行最广泛的团结。与叶剑英有了几次接触的罗汉认为这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相切近，可向中共提出寻求合作。陈独秀知道他这个主张，并未鼓励支持，而罗汉却独自积极行动起来，于是他便找到叶剑英，将自已的想法给他谈了，叶剑英自然欢迎，但他表示对此事不能自主，很希望罗汉能亲赴延安，与中共中央面谈，并给他写了一封去陕西的介绍信，又资助了旅费。
对于叶剑英的态度和建议，罗汉喜不自胜，决定立即动身前往延安。中共与国民党虽然在抗日问题上开始了合作，但在行政区域上尚存在着严格的军事界限，所以，罗汉只有先到西安，然后再由西安取道延安。
１９３７年９月初，罗汉来到了西安，并住在了他的老友林伯渠那里，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款待。林伯渠是当时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罗汉向他讲明来意后，他十分重视，惊喜不己，陈独秀毕竟曾是自己的总书记，于是，两人便商议去西安问题。然而，天公不作美，连日的暴雨，导致山洪毁路，断绝了交通。万般无奈，林伯渠只好决定将罗汉所携带的陈独秀对抗战的七条根本主张及罗汉自己意见的合作提议，派专差送往延安或由电报向中央汇报。
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细致综合并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材料，中国的托派不是苏联的托派，二者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在民族革命的旗帜下可以合作，并对罗汉为托派及陈独秀的奔走深表同情。毛泽东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悔改，何尝不可一起抗日。”?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也持这个主张。于是，中共党中央便对陈独秀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
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三项各件由毛泽东和张闻天共同签署，很快发给了在西安的罗汉。
罗汉很明白，将这三项条件面陈给陈独秀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在“招降”吗？这就是寻求合作的结果？
他表示，这些条件自已不能代替陈独秀接受，自己只可代为传达。此时罗汉不知，陈独秀已怀着新的希望前往武昌去了。
与延安的秘密接触(2)
共产党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也深知陈独秀刚烈的个性，他们也掂量出了中央的这个决定对他的分量，于是他们便开始了做罗汉的工作。林伯渠和王若飞在大革命时期与陈独秀同在党中央工作，自然深悉“总书记”思想与秉性。林伯渠对罗汉说：
“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
王若飞也表示“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党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容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份子搀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勿须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他还表示“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会晤独秀一次”。
张国焘也曾经在解释中共三项条件时表示：“托派中愿意恢复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在苏联，此时托派因被认为是法西斯蒂派来的奸细，而遭受着被严厉地惩处着，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支部的共产党自然也免不了接受影响，在他们的认识中“托派即汉奸”，不折不扣共而诛之的最反动者。
“寻求合作”落得个反被“招降”，９月１５月，懊丧的罗汉由西安返回了南京。陈钟凡的家里己没有了陈独秀，南京再没有了陈独秀的身影。
他又来到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详叙了事情经过。叶剑英也向罗汉讲述了他走后，陈独秀与自己和博古接触的情况。他说，陈独秀曾两次来办事处，双方交换了对抗战的意见，陈独秀“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只是觉得共产党在未转变前的路线未免太左，既转变后的路线又未免太右一些，但对托派问题不明确表示态度。博古怕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会引起陈独秀的反感”，于是便嘱咐他将这决定“不妨口头传达”，这样弹性较大，可以自由把握，缓冲掉条件的严肃性，他们对如何使陈独秀接受条件可谓用心良苦。
但罗汉对此事依旧难有把握，在没有思考成熟之前或有人陪同的情况下他是不会冒然前往武昌的。
似是而非的托派成员罗汉的做法自然令托派大为震怒。在托派组织看来这种“投降”式的合作几乎是丧尽了托派的“骨气”，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容忍的。罗汉在南京和西安与中共频繁接触并寻求合作的消息传到上海后，托派“临委”便就此事做出了反应，托派组织特别是彭述之又要求罗汉明确讲述与中共接触的目的和过程。
发表了紧要声明。在对中共进行一番攻击后表示，托派与中共不但没有“妥协之可能”，而且还要对其予以“根本粉碎”。还否定了罗汉与中共的合作并与之划请了界限：“近有罗汉其人，以含糊的‘托派’名义，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党上层分子接洽所谓抗日合作。按罗汉从前虽曾与左派反对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组织关系但五年以前早已脱离；既非本同盟的一员，自无代表向史大林党接洽合作的资格，其行动亦与本同盟毫无关系。至于其接洽内容之违背本同盟上述一贯主张，当然无加驳斥之必要。恐外界误会，特此声明。”?上海的托派认为，罗汉所为乃是受陈独秀委派或秉承其意，他们将此与陈独秀出狱后拒绝回上海加入组织联系起来，不禁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们在该声明中对陈独秀旁敲侧击：“以前或今后，如有与此类似的任何个人行动，皆与本同盟全体无关，合并声明。”
已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的罗汉却不得不面对这一种新的难堪，原本想为老朋友做一件令他满意的好事，却不料招来了多方压力。忠厚的罗汉几乎愤怒了。
与延安的秘密接触(3)
就在与托派组织发表声明的同一天，罗汉便应他们的要求给彭述之写了一封信，巧妙地表述了事情原委，并对上海托派组织的“枉自多情”与“敏感”给予了讽刺，声明了自己的活动与托派组织毫无干系：
弟自仲甫同志与兄等被叛徒背卖，遭受缧绁之厄后，对于一些言论似左行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们陆续叛变出去，还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来自己事实上与组织脱离关系，且亦不悉组织之如何组织也。此次赴京，纯本朋友之谊而图援助几位贞坚卓绝的革命老战士出狱，而西安之行亦为此而抗辩一串无稽之谣诬，并申述吾侪老友，最早即主张发动全国武装抗日之事实，尚有‘一二八’一役时三人签名所提出之合作纲领可为考证。日昨在兄寓所，晤赵济、独清二位，说彭兄代表现在组织，因洛甫、泽东为商讨联合抗日问题致弟私电开列三条事件，决定弟写一申明文献刊布，以免世人误会上述弟一己经历之事件，与现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有缠夹不清之观测。另亦因与此一崭新组织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时成立。以故如此一节申明，亦惟有烦兄设法转达也。?
罗汉不仅指出了托派的“敏感”是在“为渊驱鱼”做着“亲痛仇快”的可悲之事，还以“不悉组织之如何组织”、“与此一崭新组织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时成立”等荒唐事实对新“临委”的小宗派做法予以讽刺。
罗汉知道，与这个新“临委”领导下的组织的争战是劳心费种而没有结果的，只能会将事情弄得越来越糟。而自己眼前的困难是如何恰当地处理好自己、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托派的声明指责，使他觉得事情更加严重一层，也更增添了他面陈陈独秀的犹豫。他在徘徊中等待着时机。不久，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南京的董必武，给罗汉带来了一阵安慰，有这位与陈独秀老相识的中共元老的陪同，受责的风险自然会小些。
１０月１６日，罗汉偕同董必武乘船溯江而上，找到了己定居汉口的陈独秀。罗汉的到来在情理之中，而董必武的光临却在意料之外。三人寒暄一阵，落座热谈。罗汉与董必武将事实经过陈述一遍，又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
陈独秀静静地听着，少有声响，故友重逢的激动与喜悦似乎都被这些在他背后发生的事渐渐地冲淡了。他内心肯定了自己离京来汉的决定，那曾经存留于心的本已声息微弱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他对上海托派的失望已有时日，如今对方的攻击更令他沉重之后又添轻松；他埋怨罗汉的自做主张，出力不讨好，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中共提出的“三项条件”，不必说没有合作愿望，既使有，第一项条件也是任何党派都不能接受的，国共合作能否做到让南京政府都脱离国民党？哪里有归顺式的合作？！而第二、三项，只不过“画蛇添足”的措词！
在董必武的面前，陈独秀认为托派对此事的抨击自然仍是内部纷争，自已不便表态；而当中共提出的三项条件摆在他面前时，对负有这项使命的董必武，这是他不得不发表意见的事。他首先表达了为此事而热心奔波的各位朋友，在谈到自己对“三项条件”的态度时，果不出博古所料，他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
陈独秀充满怒气的言词使董必武面露尴尬，他知道，劝说对于他是无用的，陈独秀回到党内的希望，在他心中便烟尘般地随风飘散了。他很快便告辞离汉，回归复命。
董必武走后，他随即又起草一信并重列七条抗战纲领一并交于罗汉，托他带到南京交给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作为自己对中共提出的“三项条件”的正式答复。
陈独秀望着延安那敞开的大门,他沮丧不已。
罗汉将陈独秀的信及意见带到了南京。叶剑英、博古看过后，博古认为，陈独秀的抗战意见“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他们决定向中央再征求对此事的意见，等周恩来与董必武到武汉后，再与陈独秀进行商谈。不久，周恩来到达南京，他热情地接待了罗汉，二人谈论了抗战及陈独秀回党的问题，周恩来并就托派向罗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所谓中国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属之……。”他并且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周恩来代表中共表达了对陈独秀回党的诚意，同样，这些语言，也是他为日后见到陈独秀后进行劝商的铺垫。但陈独秀已坚定地一边忙于对抗战的宣传号召，一边埋首于策划自己的政治路径了。
与延安的秘密接触(4)
可是，中共党的理论刊物《解放》，还在耐心地劝说着郁愤交加的陈独秀。１１月２０日，《解放》发表了“时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一文，称“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
陈独秀已不再理会这些对他来说无谓的聒噪，自从托罗汉将自己的信和意见带往南京后，他便觉得这件事于自己已经彻底了结了。但是，上海托派对这件事所发表的声明此时却开始深深地刺痛着他。
就在中共发表《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第二天，他便开始提笔给上海的罗世凡、赵济、陈其昌（上海托派临委成员）写了一封信，名为写给三人，实为说给彭述之、尹宽等人听。他在信中批评上海托派道：“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你们乱骂史（中共）国（国民党），尤其是骂史，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向何处去！凡兄说别人是宗教徒，现在大概也受了宗教的传染而不自觉了！”
他又将话题拉回到了引发这场争执的原因上：“我对于史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对象不得不相互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
他非常厌恶组织内部的纷争与互耗，也正是这些相互无谓的指骂才使他失去了许多理想中作为与人合作的“东西”。如今，他心中己经开始萌动着实现“有点东西”的理想，他将以创建中共的青春勇魄，以“老骥伏枥”的热忱，重新竖立一面崭新的旗帜！所以，他的言语中已隐隐透出了厚蕴的信心与底气：“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他不愿做一个卖弄风骚的特立独行者，他只是一个深沉犀锐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执著忠实的民主主义者，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民主的实现，他愿为这双层的渴望奉献出殉道者的精神。
他已向这身后关上了一扇扇沉重的大门，但不是将自己故意隔绝到虚无的地方，而是抛却这许多的纷扰去努力开启能够寄养自己理想的那扇大门。他仍以书生的浪漫与真情去期待着奇迹的出现！
出狱之后，他获得了自由，但正是这一突至的自由，似将他猛然丢弃在四面八方都没有希望产生的冷清的街头，他一时竟不知身居何地，走向何方。他甚至时常处在“去处尚未定，因天下老鸦一样黑”的迷茫中，失望、愤懑，还要努力做出“示强于人”。他希望在彷徨中呐喊，而不愿在呐喊中彷徨，这彷徨，其实不就是自由中的大不自由么？自由给了他彷徨，也招致了无法拒避的纷扰。当他焕然闪发出一身勇毅的精神时，他发现，这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自己的震怒。
他关闭了那一道道大门，他觉得自己已用“创造”的自由，置换了“给予”的自由，他将在这个自由的空间里以不再彷徨的激奋为血泪中的民众呐喊。
在自由的空间里，他竟以殷实的自信向着一切困境发出掷地有声的宣告：
“我绝对不怕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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