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1)
1937年，见证强权暴力和战争罪恶不寻常的一年。
“山雨欲来”的风在中国的土地上狂吹着，事变迭连，外患环生。“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的成立、“长城抗战”、“华北事变”……，“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国在这些粗暴的摇撼中颤抖着、挣扎着。
1937年上半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为了将危机转嫁代换，日本军国主义者迫不及待地由蚕食鲸吞转变为全面侵略，二十世纪的中国空前的灾难便在劫难逃了。
日本陆相杉山元表示“一个月解决中国事变”，至多三个月便可灭亡中国。狂想自有他们的依据，他们打算，在华北，两周攻占大同，一个月攻下整了山西全部；在华中，十天占领上海，然后直逼南京，迫使国民党订立城下之盟，如若不成，三周攻陷南京，一个月进逼武汉，然后由广州方面登陆，夺取华南。在狂军的设想中，国民党的首府南京似乎已成了一个剥开了的香蕉裸露着。
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此时却显得格外的平静，平静得有些反常，似乎忙于战争的人们早已将这个本不愿想到的角落忘却。北平、天津的炮声已敲响了这座特殊营垒中的每一扇窗户，上海的炮火闪电般地在这座狱所的上空摇曳。
经历了“西安事变”后那次痛哭流涕的尴尬之后，陈独秀似乎变得更加沉静，沉静得一如这聆听炮火的狱所。
无奈于非自由之身，只有在震撼中努力寻求平静。当他对寄予厚望的托派组织也备感失望时，当他在各种政治势力造成的壁垒中思想灵魂左冲右击而不得突围时，一个孤独者只有以枯燥来消磨时日了。他“沉迷”在文字学的研究中，伏案作书连篇累牍，似乎并未感受到炮火与世界的不协调。从1月16日到7月1日，他先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荀子韵表及考释》、《实庵字说》（一）、（二）、（三）、（四）、《老子考略》、《实庵字说》（五）等著作，一个十足的老学者在斗室中蹀躞着，苦吟推究，醉心考证。与此同时，他还在加紧赶写着自传，第一章写就，第二章也将很快被完成。紧张的劳作，著述计划的追迫，的确使他忘记了许多本该忘却的东西。
国难日亟，前途未卜，被称为“中国最敏锐的观察家”的陈独秀自然会被那些不甘迷茫的人记起。一天，国民党教育部政务处长段锡朋（书诒）约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字兆贤）和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使杨亮功一起来到了监狱拜望陈独秀。谈得最多的还是时局国势，这是拜访者最主要的心机与需求。谈话即将结束时，段锡朋等表示，将努力与政府周旋，以期早日保释他出狱。陈独秀则沉郁而又不乏幽默地说：“我现在虽然是有期徒刑，实际上是无期徒刑。我现在年事已高，哪能等期满出狱呢？现在我真不愿出去，那有象这个地方清静安适。”段锡朋又关切地问他是否需要冬季御寒的棉衣，这令他又十分开心：“我先后收到送我的皮袍有十四件之多，正苦无法遣送呢。”?
如段锡朋、杨亮功等人一样，远在海外并密切关注着中国势态的托洛茨基也在牵挂着狱中的陈独秀。8月11日和9月3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考约奥冈寓所与格拉斯谈话，指示并要求中国托派“尽可能注意秘密”，预防“斯大林与蒋介石联盟”在一夜之间被完全消灭的认识，他表示：“如果盟约一旦签定，他们将杀死陈独秀：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你可以发起这个护陈运动”。?托洛茨基认为中共中央依然完全掌握在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手里，国民党与中共若产生盟合，则为二者所不容的陈独秀必定会有共而诛之的危险。然而时移势转，托洛茨基的担忧似乎已无必要，但也难责其良苦用心。
狱外狱内对于此时的陈独秀，似乎已无太大的区别。物质生活的艰涩尚能以努力来应付，精神世界的虚匮使他总有些力不从心。走出狱所已不是一种渴望，那种渴望已被狱外的一次次破灭的希望中和而变得平和起来，只有力挽民族危机冲动才如夜空一束划过的流星。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托派国际、中国托派、国民党，这一切此时距他更加遥远，这一切于他似乎都带着一种嘲弄，走出狱所，又能拾取多少令自己醉心的希望？这些曾是政治的合作者，曾经寄托理想与希望的集团，此时只留下些许对他生活施予关怀的朋友了。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2)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的上空响起了震撼全国的炮声，一场全民族的抗战便开始了。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伺取南京。
南京古城的一切都开始震动起来，惶惶众心已使这座不久前还洋溢着升平气氛的首府顿时显出难以拾掇的杂乱，因为，急不可待的日军已在进攻上海的笫三天使南京的上空也响起了防空警报。
1937年8月15日中午，为尽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日军派出十八架战斗机如飞蝗般地扑向南京，一时间，南京城防空警报骤然大作，惊醒了多少午间的睡梦，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条件反射般地钻入了地下室，那些地面上的建筑和没有地下室掩身的市民只有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在烈焰熊熊、火海滔滔中挣扎着、倒毙着。国民党戍守南京的空军部队也架机升空，与袭京的日机展开了空战。南京城的炮声一直响到了下午五时方渐渐平息，与此同时，南昌、杭州两地也同时被炸。袭京日机被击落六架，国民党军战斗机也重伤一架，但是无情的炮火已让它所制造的剧痛深深地留下了南京人的记忆里。也正是从这一日起，防空警报便成了每日必闻的战争音响。
狱所已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陈独秀总在炮声或飞机的马达声中放下手中的笔，凝望着外面阴森的天空，听那闪着铁光的飞行物掠过屋顶发出鼓震耳膜的嘶吼。他细心地发现，最初国民党尚有飞机起来拦截，发生了几次空战，可是后来便不见有中国方面的飞机了，日本飞机自由地进出于首都的天空，而且一来总是终日不去。炮弹的碎片也常常飞落在狱所的庭院里，重磅炸弹已不时地在这座大建筑的周围爆发。此时狱中的看守们，如果空袭警报一响，他们便将铁闸加了锁，避入防空壕，狱中的囚徒们自然被交给敌机安排。他们起初尚有一些恐惧，但时间一久倒也习惯了，索性透过铁窗去欣赏敌机的飞行表演和高射炮在天空中绘成的花团。正是从这两种战备的比较中，陈独秀认识到南京政府在这场战争中已居于何种位置。
出于对求生的渴望，南京城中人们的思绪早已被炮火冲击乱了。但陈独秀是幸运的，因为在这让人心绪纷乱的时月里，尚有人深深记起并殷切赶来探望。他就是当时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这位原北京大学的学生穿过层层烟雾来到了狱所，以尽师生之情。狱所遭受袭击的惨状使忠厚朴实的陈钟凡十分伤感，已突显老弱的陈独秀与“五四”时期那位思想界的风采明星判若两人，衰枯之躯与阴森的狱所搭配是多么不协调！
回到家中，他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他为不能对所敬重的老师做出些许努力而深深自责着。他决定联合胡适和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柏苓等一些名士要人来保释陈独秀出狱。思虑成熟，他便四处奔走与胡适等商量联合保释事宜。此事得到了众人的赞同，并草写了联合保释书，送交国民党当局。自心危危的国民党政府己难以顾及太多，已有心迁都重庆放弃南京的这个政治集团，自然也不愿意将监狱这个包袱溯江而上带到重庆，因为，此时除却飞机、高炮。枪弹不是累赘之外，其余一切便都变得太不必要了。
“西安事变”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发生后，到２３日，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西北军，宋庆龄、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进行正式谈判。２４日，共同达成了六项协议，其中之一是“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中共中央并派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督促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履行六项协议。但是，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却食言而肥，并未兑现诺言，他们也深知，释放与国府对立的政治犯，他们被新形势下的中共中央蛊惑了去，岂不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如今顺水推舟送人情，南京政府对联合保释表示十分重视，并通过协商之后同意保释。但他们仍不忘尊严，为保释附加了一个前提条件：“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这似乎已是国民政府“顺乎民情”、宽大照顾了，但却令陈钟凡等人十分为难，因为这些保释的人中哪一个不知陈独秀的刚烈个性和率真脾味呢？政府的退让决定使他们又不好再说什么，只有怀抱一丝希望如实告诉陈独秀，在众人的劝说下他或许能稍稍迁就。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3)
陈独秀听陈钟凡等转达完国民党政府对让他出狱的要求，顿时怒气勃发拍案而起说：“我宁愿炸死在狱中，实无过可悔！”，陈钟凡等努力劝说，陈独秀依然怒气难消，他又郑重声明说以后“不要人保”，出狱自然是应该的，是对自已被侵犯自由的归还，但若在返还自由上“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
８月１９日上午１１时半，敌机又飞临南京城上空，向兵工厂投中了三枚炸弹，轰炸不到一个小时离去。下午六时左右，平静了一下午的南京人都以为天已近黄昏，敌机或许不会再来了，不料尖利的警报声使人们刚刚放松的心又是一阵紧缩。霎时，天空中大队的日机飞来，炸弹冰雹一般投落下来，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南京中央大学、考试院等被日机投中。南京老虎桥监狱这座主要关押政治犯的地方，也成了日机累累命中的目标，数枚炸弹淹没了狱囚们惊恐的喊声和忙乱的敲砸声。
陈独秀徘徊在监房里，视听外面如山洪海啸、雷鸣电闪般炮火及坍塌声，心情更加沉重，他深深地知道，这种生死劫难对于哭喊于炮火中的人们仅仅是一个开端而不是结尾。
一道光亮，紧随着一声雷霆，沉思中的陈独秀忽听头上的监房屋顶一陈爆响，猛觉其扑落而下，他本能地钻到了桌子底下。整个屋项轰然落地，陈独秀的呼吸里顿时溢满了使人窒息的烟尘味。
炮声渐渐地停了，看守们从防空壕里钻出来，查看被锁在狱中囚徒的伤亡，陈独秀被看守们指派的勤杂人员从废墟中扒了出来，他镇静自若，掸去灰尘，依然幽默风趣地与人谈笑。
狱所被炸，所有囚犯的安全己荡然无存。仿佛祸中之福，牢房中的人们似乎多了一层被开释的理由，这于国民政府也实是有了一个下台的阶梯。
汪精卫也在为陈独秀出狱之事忙碌着，这是陈独秀不愿看到的，也是他不能看到的。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与汪精卫共同发表的《汪陈宣言》使他痛犹在心。这个政治骗手每每想起总令他气愤难抑。１９３４年，他在组诗《金粉泪》中曾写一诗讽刺了毫无骨气的他道：“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冗性真。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陈独秀最终也无法知道，他的出狱的确包含了汪精卫的努力。就在陈钟凡与胡适等在８月中旬共同商议保释陈独秀之时，胡适就写信给汪精卫，让其设法开释陈独秀。８月１９日，汪精卫致函胡适，称“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
防空警报从８月２０月起每日都在惊扰着人们未深的睡梦，马达声、爆炸声不绝于耳。
对于陈独秀这样一个举国关注的“政治犯”，如果在监狱中被炸身亡，国民政府定脱不了谋害的嫌疑。在压力与紧张中，南京政府做出了反应。８月２１日，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了“呈请将陈独秀减刑”的请文?：
呈为呈诸减刑事，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己途三载，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径，籍策将来。据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哉为执法有期徒刑三年，认示宽大，是否有当，理合呈祈鉴核施行。谨呈
国民政府主席林
司法院院长
当天，国民政府下发了为陈独秀减刑的指令，称“兹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八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执行之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此令。”?为显示国府的这种足令国人感激涕零的“宽大”，他们还决定在报上“明令宣告”这一令自己都感动不已的恩泽。
也就在同一天，司法院向司法行政部发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训令：
令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
为令饬事，查陈独秀危害民国一案，前饬本院秘书处调取该部卷宗呈阅，兹已经本院呈请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4)
国民政府现将该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原卷发还。此令。 附卷一宗
从“请文”到“指令”以至到开释的“训令”，如此亟须谨慎研讨的要事，如此繁冗复杂的手续，竟然在不到一天就完成了，国民政府似乎一改腐败官僚的作态，工作效率令人吃惊。这里除局势紧张之外，更本真的是他们急于要抛下这个“留之无用、欲罢不能的”尴尬包袱。
第二日，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以“国府明令，陈独秀减刑”刊发了国民党宽大为怀、国难当前不计政治恩怨释放陈独秀的消息，并强调其“爱国情殷，深自悔悟”。这种为免下台尴尬的托词“欲抑先扬”似乎颇具匠心，“爱国情殷”的捧与“深自悔悟”的压配合得天衣无缝。表面上看来，陈独秀是因“爱国情殷”之“高尚”才产生出了“深自悔悟”之内省。那么，“党”“国”一体的国民政府也便是令陈独秀“深自悔悟”的对象。如此奥妙的讳隐表述定会令陈独秀默认，“党国”的颜面也由此而保全了，因为这样给人造成的印象是陈独秀已向国民党交上了“悔过书”，政府才有释放的举措。一时间，各类报纸竞相转发，刊登这一重要消息。
狱所被炸以后，连日来，陈独秀一直在忙于整理从坍塌的屋顶下扒出的书籍、手稿，少妻潘兰珍陪在一旁忙前忙后。每天都到狱中照顾陈独秀的她在听说监狱被炸的消息后，立即不顾一切地跑来。当看到那间关着陈独秀的狱房屋顶已坍塌时，她一下子惊呆了――老头子完了！泪水顿时夺眶而出。当被扒出的陈独秀洗换完毕走出来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奇迹。看到年轻的妻子潘兰珍泪水盈盈的双眼，陈独秀百感交集，一千多个月日夜夜里，她为自己付出了无数的牵挂与关爱，她以善良的心、勤劳的双手为他营造着幸福，无怨无悔。他深知自己欠她太多了。
潘兰珍也听到了关于陈独秀即将出狱的传闻，她内心异常激奋，出狱之后，二人便可自由地正常地去营造幸福的家庭了。她渴望丈夫出狱，她多次劝说陈独秀设法出去，陈独秀又怎忍让她失望？监狱被炸后，她决定留在陈独秀减身边寸步不离，共赴生死。
８月２２日，陈独秀从报纸上也看到了国民党政府关于对他减刑释放的消息，他为即将获得自由而欣慰，但“深自悔悟”一词深深地刺痛了他，令他几欲愤怒出声。这失实颠倒之词，实是为自我解嘲乱造谣言，本就无罪何来“深自悔悟”！但一看到身边辛苦忙碌的潘兰珍，他又极力忍耐着。
同狱的托派成员濮德志、罗世凡二人闻知消息表示祝贺，并向陈独秀建议对国民政府的措词应该声明更改，以正民众视听。“爱国情殷”四字，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四字必须言明更正。此时发表更正声明对陈独秀来说十分畅便，因为国府对陈独秀减刑释放的消息传出后，各报纸对这一事件的跟踪报道使记者们对他趋之若鹜，他完全可以趁此机会宣扬自己对国民党这一做法的不满，并声明更正，一洗清白。但陈独秀的做法却令濮德志、罗世凡二人大惑不解，他拒绝了任何记者的采访，无法避而不见却又避而不谈他们的询问，令记者们兴叹不止。在濮德志的眼里，乖僻的陈独秀一改往日的激厉火爆，他沉稳的内心世界中或许在酝酿着更得体的举措。
坠落的屋顶、凄厉的警报、山崩般的炮声，使陈独秀感受到了生命的渺弱无定，他又想起了刚刚完成并寄出的两章自传。在７月３０日，陈独秀致函《宇宙风》编辑陶亢德，告知前两章自传已经完成。在８月中旬，他便将写好的自传寄了出去――他寄予收到的希望并不很大。因为在同样淹没在炮火的上海，自已的稿件谁知会在哪一声爆炸声中成为灰烬呢？再则，在这烽火漫天之际，《宇宙风》能否继续出版，能否再支持下去，恐怕连主编们自己也难以料定。他拿出底稿，重新审理一遍，并准备续写下去。在审查过程中他发现了几个可增改之处，及“考卷”应改成“试卷”。于是他便写信给上海的陶亢德，提出将这几处作以修改。信中透露了“日内即可出去”的消息，目的在于表示出狱后他将尽快完成整部自传。对于国民党政府报道关于减刑释放的消息中言他已“深自悔悟”的话，他对陶亢德说：“此间小报乱造谣言，请转告一切朋友勿信”。?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5)
炮声依旧在轰鸣，陈独秀认为，在这吵乱的时刻，没有多少为自己申辩辟谣的必要。它决定以暂时的沉默来隐藏满心的愤怒与不快，但自己的忍耐程度告诉他，自己不会沉默太久，或许将打破这种沉默是出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１９３７年夏，安庆的气候薄发着灾象，倾盆大雨连日狂泻不止，金色的稻田被汪洋吞没。７月初，陈松年焦灼地等来了姗姗来迟的暑假，准备与妻子窦珩光一起动身去南京看望狱中的父亲。这己是四年来的习惯了，每逢学校寒暑假时，他们便打点好了去南京的行装。二十七八岁的陈松年，在家乡安庆黄家狮小学任教六七年了，七年前与窦珩光恋爱结婚。昔日名门望族，如今家道衰微至此，１９３０年，陈松年的生母高晓岚病故后，照料双目失明的祖母的担子就落在了夫妇二人的身上，一家几口人的生活仅靠陈松年微薄的薪水维持。１９３２年陈独秀被捕入狱之时他便带了妻子到南京探望，从此，每年寒暑假期，他们便到狱中给父亲送去一份安慰。记得第一次到狱中探视时，看到父亲衰老而病弱的样子，他禁不住流泪了，久别之忧伤，相见之凄清，亲痛之悲戚，使他难以自已。而父亲却不顾初次相见，像怕别人窥见家丑似的，瞪着眼睛说：“没出息！”不知为何，父亲一句话便止住了自己的悲声，这一句话似乎足以使他无地自容。从这一声威严的呵斥里，他感到了父亲的尊严和坚韧的意志力，更有那一声呵斥里包含着刚性的深沉的爱。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进逼上海，窥视南京。此时，作为安徽省府所在地的古城安庆，间于地处长江要冲，居于南京、武汉之间，历来为兵争之地。上海、南京形势日紧，一时间，安庆形势亦骤然紧张，迫于形势，安徽省府又决定搬迁至六安，更使安庆人心惶惶，惊恐不定。此时失明的祖母身体又老病多发，若夫妇二人离开安庆前往南京，则祖母则无人照顾。南京遭到轰炸的消息传到安庆，陈松年一家更为陈独秀的安危担忧，祖母也一直念叨着这个曾给家庭带来一次次灾难的、让他爱恨交加的继子，她一次次地催促陈松年去南京看个虚实，并让他设法将父亲保释出来。陈松年无奈，只好与妻子商定，留下她照料祖母，并到乡下，托本家堂兄陈遐年帮助照顾家庭。安排好这一切，陈松年乘轮船顺江而下，到了南京，暂住在本家伯父陈庆云家，准备次日去狱中探望父亲。就在此夜，南京城又遭受了敌机的空袭，陈独秀的监房房顶在炸弹的冲击波中塌落。此夜，陈松年辗转难眠。
次日，陈松年匆匆赶往狱所，令他欣喜的是，他不仅看到了有惊无伤的父亲，还第一次见到了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继母。
陈松年从以往父亲的言谈中得知这位女性为父亲也是为陈家做出的贡献十分感动，早生敬重之情，他见到潘兰珍行以母子之礼，并以“母亲”称呼。这令潘兰珍既羞、又惊、又喜，听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子汉叫自已“母亲”，令他赧颜霞飞。她原本想遇到陈氏家人会遭受讽刺或冷落，甚至把他从老头子身边赶走。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讥责，不料却等来了一声温馨的呼唤，这一声呼唤足以化解这“两代”间的一切冰冻。
交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着，一切家庭的恩怨似乎都在这隆隆的爆炸声里渐渐渺小如尘、渐渐烟消云散。
自从父亲１９２３年秋被捕入狱，二十二三岁的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第一次探望父亲，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光使父子情深，一次次地狱中探视，一段段的父子相处，使陈松年一步步地走近了父亲，父亲的形象更加具体、更加形象、更加真实。在父亲的言谈举止中，他感受到了父亲的渊博及正常人的血肉和丰富的情感世界。这是一个和蔼可亲而又幽默诙谐的老人。他从父亲的身上找寻不到“古怪乖僻、冷若冰霜、喜形怒于色、难以容人”这些别人对他的评述。敬爱，油然而生，他觉得那种个性与精神的结合体，足以代表一种人格的方向。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6)
出狱，三人都在殷切期盼着。
８月２２日，监狱当局向陈独秀宣布了对他减刑释放的“国府明令”――他己成为一个自由人了。闻此喜讯，潘兰珍与陈松年兴奋难抑，立即着手整理陈独秀的书物行装，待出狱手续办妥后，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就在当夜八点半，南京城上空又响起了防空警报，大批的日机飞来轰炸，并与国民党的战斗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空中的战火将南京城映如白昼，老虎桥监狱似一座雷雨中飘摇的破屋，在闪闪的光影下更显得阴森恐怖。夜十二时，警报又响，敌机又至，但没有入郊。
已被开释的陈独秀已没有时间对这个生活了数年的地方倾吐感慨，这里一刻也不能再停留了。
第二天一早，陈独秀一扫长夜难眠的疲倦，精神饱满地检点着书物，并对尚未获释的罗世凡、濮德志作了一番安慰和交待。潘兰珍已来为他做好了出狱前的最后准备。陈松年昨夜住在了伯父陈庆云家，他为着炮声而一夜未眠，第二天父亲就要出狱，他要依照父亲的要求去傅斯年先生家表述他的愿望。
出狱是陈独秀已经料知的，出狱后的何去何从，也是他权衡早定的事。儿子松年自然希望他回到安庆，了却祖母日夜牵挂之心，争取全家团聚的天伦；妻子潘兰珍既愿回家乡侍奉婆婆又怕会遇难堪，自然是没有主张，依顺自己；自己也曾思虑过应该归家尽孝，但南京如此情状，一旦失守，则安庆这一要塞也难保存，即使回到安庆，也难停留太长时日，其它地方，又无合适去处。更主要的是，他不愿在此国难民危之际做一个贻养天年的老翁。他决定留在南京，在这万物震动的氛围里去寻求理想归宿。他与儿子商量决定暂住在他北大的学生玖为国民党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及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家，傅斯年多次到狱中探望，师生之谊颇深，给陈独秀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陈松年虽然不理解这种决定，但也不愿违拗父亲的意愿。陈独秀出狱后的去向就这样确定了。
潘兰珍为陈独秀梳洗整理了一下，并换上了新衣，他顿时恢复了往昔的精神容光与风度，变得更加沉稳坚毅。陈独秀在这不自由的地方轻松自由地踱着步，在自由与非自由的临界上审视着高墙电网，不禁感慨万端……
临近中午，陈松年、陈庆云夫妇及其在南京陆军学校当教官的陈子健、傅斯年夫妇、陈钟凡夫妇陆续前来狱中接迎。为了表示党国的礼贤下士，国民党政府还特意委派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本部秘书兼第三处处长丁默村（原名丁聚川）以看望慰问的名义来到狱所，观察陈独秀对于出狱的态度，他们没有放弃拉拢的最后一丝希望，暗中早已为他安排好了下榻之处。
同狱的罗世凡、濮德志也来到了陈独秀的监房，大家祝贺声声，寒暄不断，一派祥和愉快的气氛。
正在这时，典狱长将出狱证明书送来交给了陈独秀并表示祝贺。陈独秀接过来一言不发，他知道自己现在即可自由地走出这座监狱的大门了：冤狱终于了结。
他又望了望站在一旁的罗世凡和濮德志二人，昔日同甘苦共患难，如今却让他一人先走了，想起过去他们对自已的悉心照顾，今后却无人去照顾他们，不禁又涌起一阵酸楚。
傅斯年、陈钟凡催促陈独秀上车，陈独秀点头同意，这时，丁默村表达了自已的来意：奉上级之命，备有专车，接陈独秀及其夫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去住。这无疑是看错了对象，陈独秀对此不屑一顾，他态度坚决地拒绝了国民党的邀请，并向丁默村表示，他已接受了傅斯年先生的邀请到它家暂时安身，丁默村无可奈何，又不好勉强，只有叹息作罢。
陈独秀被众人簇拥着走出了监狱的大门，这大门外久违了的景物于他已是那么的陌生，断壁残垣，满目伤情。他在妻子和儿子的搀扶下走出了关押他五年的囚室，这里有他无数深深的足印，无数令他不堪回首的往事。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7)
他回首凝望，当确认那高墙、电网对自己不再具有束缚力时，他脱下礼帽向这一切作别，也向狱卒和狱友们告别。
一群闻讯候在外面的记者们一拥而上，争相拍照，并开始了各种形势的采访问话：对出狱的感想、对当局的评价、对抗战的分析……
对于这些提问，陈独秀一言不发，在这个时候，在这种心情下，在被“深自悔悟”一词诬谣的愤怒里，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他挤出新闻记者的包围，在傅斯年的搀扶下钻进了迎候在外的一辆黑色小轿车，身后留下了一张张充满着不解与失望的面孔。
陈独秀坐在车中，又望了望表情各异的人群和那禁锢了他１７００多个日夜的沉重的监狱铁门，在其它几辆车的陪同下，在一阵汽车笛声中疾速远逝，绝尘而去，开始了他风烛残年中自由的生活……
陈独秀与潘兰珍一起住在了南京中央路傅斯年（厚岗）的家里，这里的防空警报与轰炸声依旧令他少有喘息之机，住在傅斯年家第一天晚上十二时，他就被尖利的警报惊醒，随之便是日机的又一阵轰炸，直到次日凌晨一时方渐平息。在南京，轰炸已成了一张挣不脱的火网。儿子陈松年因牵挂祖母及陈家破屋，见父亲己安顿好，便匆匆赶往家乡安庆向祖母、妻子告诉父亲出狱的喜讯。
继母闻听儿子出狱自然很是高兴，她对久末晤面的儿子没有大多奢求，只望他能伴自己度过残生。于是她便催促孙子陈松年给儿子写信，问他“家怎么办？”是否搬到南京。陈独秀接信心中很是复杂，他知道自己本无住处，且经济困难，生活拮据，搬家很不现实，况且，他也隐隐感到，南京他也不会停留太久，去处尚未真正确定。于是他回信告诉母亲和松年：“暂时可以不动”。①
最初几日，他在忙碌着接待各方的来访者，交谈中他努力收集着关于抗战的信息，分析着战争的未来形势，因为这日渐恣虐的炮声不容他袖手旁观。
就在他出狱的那天，天津的《大公报》发表了题为《陈独秀减刑》的短评，对他的出狱寄予了厚望：“当国家大危难之际，大家的思想和行动都已统一在一个情绪之下，对日抗战之外，再无其他问题。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
但陈独秀认为最紧迫的事情便是对国民党强加于己的“深自悔悟”一词的辩诬。连日来，他对这种屈意之言始终耿耿于心，郁愤难平。他在傅斯年家稍作休整后便提笔给上海的《申报》馆写了一封信，此信言辞铿锵，意态坚决，不平之气溢满于纸：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为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盖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陈独秀（章）八月二十五日?
信文表白了“陈彭案”本为冤案，曾经无罪，“悔悟”无由，力求公众澄清是非，明晰判断。这种举措便是他在临出狱时一言不发的原因。但这种表白的方式并没有达到陈独秀预期的结果，甚至连发表的愿望都未能实现。
信写好以后，寻找发表的媒体着实令陈独秀下了一番思维的功夫。他首先考虑的是，所选的媒体必须有着客观、理性、正义言论风格，其次便是该媒体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及其主编的智识。经过比较，他选定了上海的《申报》。因为当年对于“陈彭案”至始至终的报道不仅具备他首先考虑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更添了一份同情心；其次在“陈彭案”开庭审理的过程中，陈独秀自撰的《辩诉状》在国民党的高压下，只有天津的《益世报》登载了全文，在整个上海，只有《申报》在《地方通讯》栏目里，以“苏州通讯”的形式，将诉状的要点刊发了出来。而上海其它各报慑于国府压力，只字不敢刊载。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8)
９月９日，这篇书信形式的辟谣与自我剖白带着南京的邮戳飞向了争战正酣的上海。
《申报》馆接信之时，受战争影响，上海各报均缩小篇幅，《申报》也未例外，由五六大张不等而减缩为一张半，且所报道者，均为军事新闻，陈独秀出狱的有关消息难以有缝可插。《申报》编辑部主持言论的胡仲持见信后与报馆总经理马荫良商量后一致认为，同民党以“危害民国”治陈之罪，制造“冤狱”应予赔偿。而今被迫释放又造谣诬蔑，“深自悔悟”实是自我解嘲。陈独秀信中所提言之在理，完全可在《申报》上谋一席之位。但以何种形式见报却令胡马二人犯了难。他们犹豫在“读者来信”与“书面谈话”之间而不能决断。怕处理不当而顾虑重重，卡壳在国民党的“新闻检察官”，或被读者忽略，均辜负了作者目的。另外，二人对托派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又托胡仲持的兄长探询中共方面态度。结果共产党方面反映淡漠，表示发表与否于由《申报》自己决定。这样，为谨慎起见，编辑部决定“暂不发表”?。由此一直耽误到１２月１５日，《申报》因拒不接受日方检查而受迫自行停刊。就这样，陈独秀的信便因《申报》的终结而永远成了未发表的声明。
声明虽然没有见诸于报端，但它却成了真实的历史记录，为后来的人们拂去了他对“深自悔悟”迁就默认的灰尘。
历史有时是一段不太严肃的戏剧。当年与陈独秀等共倡文化运动大业并力主“不谈政治”的胡适，在陈独秀出狱的那几天，已打点好了出洋的行装。南京国民政府已决定派胡适和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赶赴美国和欧洲国家游说，争取欧美对国民党政府抗战的支持。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９日，也即陈独秀出狱一周，两位来访者更让陈独秀感受到了人事多变的沧桑。当天下午，已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的周佛海约同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的包惠僧来到了陈独秀寄居的傅斯年家。周佛海从丁默村那里得知了陈独秀出狱的消息，并且也从报纸上得到了证实，于是便与周佛海一起来访故旧。
陈独秀正和妻子潘兰珍一起做饭，在包惠僧的眼里似乎并不见老，五十多岁，胡子没剃，正在躬身在厨灶间忙着。忽见二人到来，他一阵惊喜，忙放下手中的活计，与二人热情寒暄。寒暄之后二人询问他住得是否满意，陈独秀表示非常满意，但是内心却对主人傅斯年的打扰怀着深深的歉意。包惠僧住在南京莫愁路一座独院里，想接陈独秀去住，陈独秀表示，在哪儿住都一样，常见面就行了，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包惠僧也只好作罢。
早在１９２０年底，周佛海便与施存统等一起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次年７月２３日至３１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周佛海作为唯一一个海外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大会。１９２１年４月，包惠僧被上海的李汉俊派到广州与陈独秀接触后，二人过从渐密，６月２６日，陈独秀因故不能参加“一大”，便指派陈公博为广州代表，包惠僧也作为他的委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此后，包惠僧便成了陈独秀亲密的跟随者。如今，当年“一大”的两个代表却都成了国民党的要员。
自从１９２２年陈独秀被捕入狱后，周佛海与他再也没有见过面，时至今日相别已有十五余年了；包惠僧与之在大革命失败后也几乎失去了联系未曾有晤。
久别重逢，故人已非，陈独秀感慨万端地以故交之谊接待了他们，政途见歧却难抑私交之情，三人同座竟然“相见唏嘘”。在周佛海与包惠僧的心目中，昔日的“总书记”在颠沛流离中如今成了天涯流客，昔日之谊也遭受了重重阻隔，内心充满了感伤；对于陈独秀，与二人的相晤难免使他又回忆起大革命失败后那段痛苦、愤懑的时光。平生他最忌恨自己身边的人做国民党的官员或为国民政府做事，而此时，对于这两位他却无从劝说，而且现实共同的敌人乃是入侵的日寇，一样的紧张便是民族的危机。交谈中，他们简单追忆了过去便将话题拉到了抗战上，三人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周佛海认为，“战事须适可而止，目前须开始外交”，倡言以外交手段解决中日战争。而陈独秀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中国近代史证明，强兵压境，以外交谈判来平息事端，无异等于屈服，唯有割地赔款求和之一途；包惠僧则希望和战并举，即在不放弃战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9)
三人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周佛海因有事要去五台山村，二人只好告辞出来，并邀陈独秀次日到周家继续商谈。
南京的炮火使在狱的托派全体恢复了自由，“七七事变”后的９、１０月间，１９３１年因马玉夫告密而被捕的郑超麟、何资深从南京军人监狱获释。在周佛海、包惠僧走后，郑超麟来到了陈独秀处住宿一夜，晚上，两人谈起了抗战前途，陈独秀将他在即将出狱时就已列出的七条抗战提纲出示给郑超麟。郑超麟看过后表示异议，特别是“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一条，实在令他无法接受。他向陈独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日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对中国方面采取“失败主义”策略。他还认为国共合作，中共“会解散组织，全部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则反对他这种“左”的观点，认为中共加入国民党是“不会的”。
第二天，郑超麟决定回安徽乡下养病，寄人篱下的陈独秀也不便多加挽留，于是郑超麟匆匆而去，不料这次分别竟成了永诀，陈独秀接踵而来的飘泊生活使他再也没有见过郑超麟。郑超麟走后，他草草收拾了一下使动身前往周佛海家。他又与正在忙碌于“和战问题”的周佛海交换了关于抗战的方略，并在一些方面达成了共识。中午，周佛海设宴款待了陈独秀，以此表达对自己未曾入狱探视的愧疚及对他出狱的接风洗尘与祝贺。陈独秀盛情难却，只得待午饭后告辞。
８月底，陈独秀住处附近遭到日机的轰炸，主人傅斯年不辞而别，避难他去，将住处留给了他们夫妇，不得已，陈独秀与潘兰珍又移居南京阴阳营金陵女子大学教授陈钟凡家。对于居无定所的他，此时对战争与和平的感受实在是一种强烈的反差！
９日２日上午７时半左右，陈独秀来到了周佛海家，又开始谈论中国的前途问题，周佛海表述了他对抗战的看法，认为前途悲观，只有以谈判这一外交方式来解除民族危机。陈独秀认为并不排除外交手段来参与问题的解决。他在周佛海观点的基础上假设，以最保守的设定提出了对抗战前途的方略和主张：“如无自力更生之望，则须倚赖一国，经济上附庸，政治上独立；俄国时机已失，当于英、日两国中择之。”?但他不放弃以战争来驱逐外侮，丝毫没有降低对抗战的信心。在这里，他流露的似乎不是关于抗战，而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寻。
陈独秀出狱的消息逐渐地传播开来，各方故友、名士陆续赶来探望慰问，这使他在孤独的流落中获得了一丝丝安慰，陈钟凡的家也较往日顿时热闹起来。没有工作也没有经济来源的陈独秀要关照两个人的生活自然是捉襟见肘，寄居的生活使他对主人的惊扰总怀着一阵阵不安。探望慰问者深知陈独秀的艰难处境，便常常在拜访时送些赆仪。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对此一概婉言谢绝，只有北大同学和知交的执意赠送他才酌受少许。仅从这“酌受少许”之中，他总难堪地升腾出一股穷途末路的伤感，一切生活的希望于他是那样的朦胧。好在他心存着对抗战的责任和信心，他以繁忙在努力支撑着，这是一个思想者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
一天，包惠僧要求陈独秀为他写个字以作留念，陈独秀便买来宣纸，他是热心的，这种热心毋宁说是一种向往，几年来，挥墨题字成了他抒发郁愤情怀的一个难以替代的方式。想到一生的革命生涯，身如飘萍，一身渐衰，而国难却晚来风急，他不禁叹然写道：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他“激烈”的“壮怀”隐隐地透出了失落，也更多地流露了依然昂扬的锐气。，豪情与落寞在交替中互现。该幅款称“惠僧老兄”，“落款独秀”，写好后，他又亲自送到了莫愁路包惠僧家。
力主和谈并将战争希望寄托在外交手段与国际调停的周佛海与陶希圣等希望得到更多的人认同。他曾托汪精卫“向蒋先生力言”，但结果却是“谓吾辈贡献外交方式，不被蒋先生采纳。大为失望，相对无言者数十分钟。”?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10)
但在第二天，北大教授陶希圣从汪精卫处回来告诉他：“蒋先生已完全同意原则”，他又“稍为心慰”。认为主张不被采纳是因为“盖蒋先生于公开场所表示，自不能不强硬也。”在反反复复、扑朔迷离的政治迷途中，对陈独秀一向敬重、钦佩的周佛海当然不会忘记他，他时常邀请陈独秀来家叙谈，陈独秀有关对日战争的某些观点与周佛海似有相同，经常出席国防参议会的周佛海突然有个令自己十分兴奋的想法：如果陈独秀能成为国防参议会的一员，自己身边不又多了一个可共商国事的政治理论家。于是，他便将这一想法提给了陈独秀，并与张柏龄等人一起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但陈独秀却认为这是个滑稽的想法，他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国仇家恨设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它消逝。他严辞拒绝道：“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②
桀骜不训的性格，使他难以寻到满意的合作者，如今，在他的政治领域里，除了依旧对立的多方政治势力外，他又多了日本这一入侵公敌。在联合与斗争的矛盾中，此时的他似乎只能做一个为联合抗战奔走的呐喊者了。他对于国民政府，只有在抗日问题上才心存希望，除此之外的任何合作，无疑都是丧失理想、信念、人格的投降。
但蒋介石对他似乎并未丧失信心、破灭希望，他又指派亲信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朱家骅与陈独秀晤谈，要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党”，并答应国民政府在他组织新党时资助１０万元组织建设活动经费，同时，在国民参政会上，还为他组织的新共产党保留五个名额。这无疑是要拉陈独秀进入国民党的阵营中，共创党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他毕生为民主这一理想与主义奋斗，而当国民党将“国民参政会”这一“民主”形式摆到他的面前并作为拉拢的诱资时，他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国民党把他追求的“全权的国民议会”误解为“国民参政会”了。这“组织新共党”的目的不过为“拉大旗作虎皮”的代称，在国民党这一认独裁为本性的政团的卵翼之下，“新共党”只不过是附首贴耳的傀儡玩偶或无聊的摆设而已。独裁囚笼中的所谓民主不是“畸形儿”便是“痴呆汉”。但这的确是为居家进身求禄的绝佳机会，接受了这个要求，也就意味着他在黄昏夕照中的生活“老有所终了。但陈独秀却对这种“机会”嗤之以鼻，弃之如敝屣，坚决地予以拒绝。后来，朱家骅又秉承蒋介石之意，请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的劳动部长，陈独秀也同样拒绝了。
他向着南京政府紧闭着又关上了一扇大门，也没有人不晓得这扇大门的沉重。
在这样的间隙里，胡适与周佛海等人为实现和谈举行了“低调谈话会”，制造抗战悲观妥协的言论，陈独秀当然也成了多次被邀请参加的对象，被拉去与他们“交换”政治意见。盛邀难拒的陈独秀到会却是一言不发。
１９３７年９月，胡适与蒋百里衔命经上海赴欧美，周国游说寻求海外支持。胡适到美国后，没有忘记大洋彼岸的陈独秀，考虑到他在中国的处境，他不久便为陈独秀联系了一家图书公司，并请他到美国去写自传，这无疑解决了他生活中的经济困难，为他摆脱掉身边的纷扰，投入到一个清静的学术环境中去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似乎已经感知，他这种寻求国外支持的希望已很渺茫，中国不久必将完全淹没在战争的炮火里，已年迈的老友又怎能拒绝这场劫难？为尽朋友之谊，让其有一个清静、恬然的晚年，他便从美国托人带信给陈独秀，让他到海外完成自传，颐养天年。陈独秀深知老友的良苦用心，但他也知道，此一去也就预示着他革命生涯的终结，况且值此国难之时，去国远离，无异于临危逃脱。再则，以这般年纪飘洋过海，怕是自传未成，身骨已客亡他乡。因此他托传话人向胡适表示，托辞说自己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且年事已高，也无兴趣再见生人。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11)
他向美国又关上了一扇大门，这扇大门关得令许多人，包括胡适之本人也异常费解。
一条条本可迁就一下便可获取安逸与幸福的道路都被陈独秀堵死了，他四面楚歌，对又对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战的基础上联合充满着希望，这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民族遭受危机时最坚毅的选择。
所有这些，陈钟凡都看在眼里，他不禁为拥有这种人格精神而暗自击节赞赏，于是，他提起笔来，由衷地表达了跳荡的激情，笔走龙蛇向陈独秀赠诗一首：
荒荒人海里，聒耳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这是对陈独秀人生际遇的慨叹和其脱俗个性的礼赞。万丈豪情，屡遭频频风雨，世人只反感于他外在的狂傲，又有几人能真正理解那不饰浮华的真性情呢？
陈钟凡将此诗送与陈独秀，陈独秀读罢顿生满腹感慨，这种理解似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于是他步其原韵率笔作和，歌以咏志：
豺狼骋郊邑，兼之征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染红尘。
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
他在这苦难的人间，哀矜着生民，他在这群魔乱舞的“似人间”里为理想而艰难跋涉着，始终葆有意志难夺、桀骜而不可驯服的“龙性”。似乎人生的罹难均为顽强者而设，也许他自己因桀骜已付出了太多的代价，而今却到他静心反省的时候，他自己却没有了反省的机会。他不驯的个性似乎只合做一个反对派，一直反对到与四方都剑拔弩张地对峙着。冷峻的表情，火热的心，当他以慈祥的眼睛为这个民族寻找突围的口径时，却同时要做别人眼中不被容忍的反对派。
自从１９２９年成立“无产者社”以来，他真正地举起了反对派的旗帜，于今已有８年之久了。这８年，是艰难与灾难共生的８年，多次的毁灭性的破坏，使得这个组织多次濒于崩溃断种。其实，苏联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早见分晓，当斯大林将托洛茨基流放到阿拉木图之后，也就昭示了中国的托派组织开始走上了不归路。他们的面临灾难同样不亚于共产国际和苏联鼎力支持下的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９日至２４日，红色首都莫斯科策划一场骇人听闻的“反苏托洛茨基派中心案”的审判，以列宁最亲密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及联共中最有地位的理论家加米涅夫为首的十六个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指控与国外的托洛茨基联合，“阴谋推翻苏维埃政府，借以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押上了公审法庭。“审理”终结，十六人全体被判处极刑，立即处死。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０日，托洛茨基因考虑到自身安全，由挪威的奥斯陆移居墨西哥。随后苏联又开始了一场“反苏托洛茨基派中心案”的审判，被告皮达可夫、拉狄克十七人中有十五人被送上断头台，执行了枪决。
类似的“审判”，似乎尚未终结，世界法西斯势力的膨胀直至屠性发作使这对抗中的双方更加紧张起来：托洛茨基认为德国希特勒的上台，是斯大林纵容政策结出的恶果，斯大林之于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此推广到中国，国共合作乃是斯大林与蒋介石的合作，而与国民党合作，也正是他与斯大林的分歧所在，这是托洛茨基派所不能容许的；斯大林则认为，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必将与法西斯势力联合，托派暗杀了基洛夫，并替盖世太保当间谍，对苏联政府构成威胁。
在遥远的墨西哥，托洛茨基已看不清了１９３７年的中国。
中国托派的旗帜还能打多久？
托洛茨基派似乎开始在凭着记忆实行革命，高呼着“打倒国民党”， 依然在已经遭受着亡国之祸的中国分解着自卫的力量。
在托洛茨基的影响下，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１日，中国托派临委通过《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政治决议案，认为中共“以抗日为借口，放弃了土地革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总之放弃了共产党所有的立场，以最可耻的态度屈服于国民党蒋介石之前，‘求其联俄抗日’”。决议案还提出了“打倒国民党，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反对背叛阶级的史大林党，建立第四国际的新党”等托派的“抗日纲领”。?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12)
７月２０日，托派临委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告民众书》，猛烈抨击国民政府“七七”抗战是“欺骗民众，以遮掩自己的投降”。并指出“谁如果要我们民众停止作独立的抗战活动，而统一到蒋介石领导下去进行抗日，那不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就是日帝国主义的奸细”。将中共和各救国团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看作“正扮演着这种走狗奸细的角色”。依旧号召“打倒欺骗民众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分歧，在陈独秀与托派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主要分歧点就在于在抗日战争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与策略。当陈独秀把即将出狱时对抗日起草的七条根本意见交由上海的托派组织看时，却遭到了绝大多数的反对。
在陈独秀看来，要实现抗战胜利，必须在政治、军事、经济等综合因素下，有一系列的纲领和政策，并组织力量，统一领导。而此时除国民党之外，共产党和其它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他还认为，国难当头，谁能领导这场战争，谁就是他拥护的对象。他表示：“此次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
１９３７年９月第四国际执委会书记局又作出了《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攻击“史大林主义官僚们”“命令中国共产党抛弃一切革命图谋”，与中国资产阶级联盟，同谋“反革命的压迫”。指示中国托派的任务是“进行抗日战争，使得日本战败；爆发革命，又使得卖国而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国民党失败于无产阶级之手”，建立苏维埃，并“应出其全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党”。依旧号召“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陈独秀出狱后不久，托派在狱中的成员们也都逐渐获得了自由。特别是彭述之到上海后，便积极于托派改组，并如愿进入了“临委”。彭述之与陈独秀在狱中时就舌战频生，但他不像陈独秀那样，只进行政治争论而不涉及个人感情，两人的政治异见却引起了他对陈独秀的忌恨。不久，托派在上海举行积极分子会议并选举临委，而托派的元老陈独秀却一无所知。
中国托派仍然将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一同等看作是当前的主要敌人，他们似乎在做着最彻底的革命，力主抗日，而其实是在断送革命，破坏着抗日。捐弃前嫌，共同站在抗日旗帜下，“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这是陈独秀所主张的。而如今，上海的托派组织在这种宗派主义指导下又有什么出路呢？当一个党派在外敌入侵时，仍不以民族利益为重，却在“煮豆燃萁”，这无疑是令陈独秀痛心失望的。
有一次，陈独秀在包惠僧家与他的一次会谈中表示自己已经不是托派，想发表个声明，但随即又想到，既然不是托派，发表声明岂不是画蛇添足？当他听包惠僧说有谈得来的记者朋友，便打算以记者访谈的方式发表声明。于是，包惠僧便向他介绍了常去周佛海家的《中央日报》社总编辑程苍波。
似乎是冤家路窄，这位总编即是四年前针对陈独秀与章土钊的辩诉状在《中央日报》上执笔写社评的社长程苍波。由于是社评，陈独秀不知其名，但程苍波却忘不了他写的那篇《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陈独秀说他想见见程苍波，包惠僧就将二人约到了自己的家里会面。
交谈不算投机，陈独秀仅写了个条子，上书“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程苍波表现得十分冷淡，陈独秀将条子交给了包惠僧，包惠僧又递给了程苍波，程苍波在临走的时候却似乎是因忘记而没有带走。包惠僧在送程苍波时说这个老先生想声明自己不是托派，打算借记者的口说出来。程苍波只淡淡表示“试试看”。包惠僧与陈独秀哪里知道，“老先生”是程苍波早就认识过的，也正是这一“既往之识”，才导致了今日他发表声明的希望如泥牛入海。对于一个总编辑来说，以“方寸之地”发表一个简短声明，自然是徒手之劳，况且，陈独秀发表的声明于“党国”并无损害。他的这种忌恨之心是陈独秀无法知道的，时日一久，逐渐改换意图的“声明者”也由忘记而至于终于放弃了。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13)
由于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推崇与并寄予很深的信任，也由于这位老革命家在国内政界的影响，虽然陈独秀的思想主张不被他们接受，但是，上海的托派组织依旧希望他回到上海统一托派内部思想，使托派有一个崭新的起色。于是，他们便从上海派人来到南京，劝说陈独秀前往上海重整托派，但被陈独秀断然拒绝了。一开始便与托派的观点有的严重分歧的他感觉到，既使前往上海，仅内部的争吵就难以预料会扯到何时。这与抗战是不协调的，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了生命的短暂。
他需要一种协调，如黄昏中的晚霞与清风，他也希望拼却余生的勇力，以最后的呼声多为这个他恨由爱生的国家与民族开辟一片光明。
妻子潘兰珍是希望和陈独秀一起去上海的，因为她不知自已的父母在那座炮火连天的城市里做着什么。丈夫的拒绝使她难以明白，但她可以糊涂地给予理解，她知道，老先生的许多事情都是难以懂得的。在此时，她觉得年迈的陈独秀或许比年迈的父母更需要自己。
他朝着上海关上了大门，决定离开了他曾经寄托着厚望的托派组织，但这不是什么生与死的决裂，他把这个组织看作是仅仅可以共同探讨意见的革命团体，但在政治感情上，较之于中共与国民党，他仍抹不去对这个多难组织的偏爱。
偏爱掩饰不了失望，对时光匆逝、生命渐衰的伤感总是一闪而过，每当回顾一生历程，每当虑及国家前途，他便总觉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轻。既然重整托派己没有了希望，既然已经四面树敌，既然反对派已成了最后的选择，那么，就只好以不老之心去重新组织一个新的托派了。
组织全新的托派！这几乎成了唯一的希望！
上海是不能去的，南京更是国民党的“枕榻之畔”，他很自然地想到了武汉，这是一座有着深厚革命基础的城市。近一段时间，他的好友高语罕偕夫人多次前来看望，高语罕极力建议他到武昌去另谋出路，并为他提供了一些武昌旧友的名址。他曾经骂高语罕去见蒋介石是“无耻之尤”，但对高氏的帮助又深青感激。在陈独秀的精神世界里，政见与友情是两股泾水与渭水，他与朋友的反目，常常是因为政见，而他又是重情的，友人的关情又常常消弥因政见分歧而产生的不快。高语罕的敦促也是使陈独秀欲去武昌的原因。
包惠僧知道陈独秀要离开南京前往汉口，也知已无法挽留，他为不能跟随老友而对其施以照顾而深表遗憾。为了老友到武昌能有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他便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写了一封信，请在他对陈独秀多加照顾，不要为他设置障碍。何成浚回信表示，他与陈独秀以前曾在北京见过面，也算老相识了，这次趁机也多加拜访。
没有出版界或新闻朋友的帮助，连一则声明都难以发表的陈独秀自然明白宣传对于建立革命组炽的难处，此时他想起了老友汪孟邹，于是便在离开南京的前一天向上海亚东图书馆发了一封信，告知了自己的行踪：“弟明日由此乘轮赴武昌，俟到彼处再行奉告。”不仅如此，他还写明了到武昌后的联系方式：“弟到武昌处住尚未定，赐示望寄实庵收，外加封致武昌武汉大学王抚五校长收可也。”?
９月８日夜８时左右，刚刚发出信不久的陈独秀又听到了尖利的防空警报，一阵送行似的炮声在南京城里爆炸了半个多小时。９月９日，草草打点了行装，陈独秀便偕同潘兰珍怀着新的希望登上了前往汉口的轮船溯江而上。
陈独秀站在船头上，回望着南京古城，这是他自被押解到此即将五年整的时间里笫一次离开南京，他说不出是轻松还是沉重。
每一次离别，对于一个垂老者，都可能是一次永别。
陈独秀似乎未想这些，他已经在船头向前方充满希望地张望着，似乎已忘却了再多看一眼身后渐远的南京。
而这一次，他的确与南京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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