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知音潘兰珍(1)
革命是一种特殊的流浪，选择了革命就是选择了永远“在路上”的人生状态。对此他义无返顾，无比的坚执与豪迈。为国投身革命常常意味着要抛却家，在陈独秀的革命生涯中，他将自己的精力和激情几乎全部投入到了充满艰险的政治斗争中。对于国家，他是一个功勋卓著的思想明星，但对于家庭，他却是一个失职的“一家之主”。
在经济上，他常常陷入困顿，生计艰难，一家人常常受亚东图书馆的周济。即使他在做党的总书记的时候，也依然是赤贫如洗。1922年8月9日，在他做第二届总书记被捕后，陈独秀几乎一无所有，连诉讼费都拿不出，李大钊等14人在9月24日的《晨报》上联合署名发表《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
启者：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版费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胡适、邓中夏、刘仁静、张国焘、高尚德、李大钊、林素园、范鸿勃、黄日葵、蔡和森、缪伯英同启。
一个党的总书记，竟然公开地被人怜悯到如此地步。对于婚姻对于家庭，对于儿女，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1930年9月9日，高晓岚在安庆病逝，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为姐姐奔丧，在陈家一年多的时间里，陈氏家族对她仍耿耿于怀，难以消泯。陈独秀姐姐的子女本该称高君曼为舅母，却偏偏叫她小姨，这使她十分气愤，常反问道：
“叫我小姨可以，但他们舅舅(指陈独秀)如何称呼？难道也叫姨夫吗？”
高晓岚成了被同情的对象，高君曼与陈独秀成了苦难的制造者。
高君曼新婚后，与陈独秀天南海北紧相随，力所能及地支持着丈夫。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时，她带着延年、乔年仍在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照料丈夫生活起居，《新青年》社址搬到上海时，她又随夫来到上海，并于1921年与丈夫同遭逮捕。颠沛流离，动荡不安，残酷的现实使高君曼一颗浪漫的心受到冷却。在教育子女上，二人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延年、乔年二人随同父亲回到上海后，陈独秀为了他们在艰苦中饱受磨炼，不许他们回家，要其生活自主，二人白天要读书，还要找活谋生，夜里就住在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为免外人诽议，更出于对兄弟二人的爱怜，高君曼欲将他们接到家中食宿，陈独秀执意不肯，她就求助于陈独秀的好友潘赞化，哭诉说：
“我是他的姨母，又是继母，我从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一定会胜过于亲生儿女，但独秀不让他们在家食宿，不知道事情缘由的人，谁会原谅我呢？”陈独秀对此指责他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独秀在第三次被捕出狱后，为免拖累高君曼，便与其分居，两人很少相见。高君曼因听传闻陈独秀另结新欢，便与之从口角相争，发展到拳脚相向。1925年10月，为节省生活费，高君曼带着亲生儿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从上海愤然回南京。住在东厂街两座破草屋里，这是陈独秀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之后而购置的家产，有地数十亩，房子10余间，陈独秀每月给高君曼及两个孩子50元生活费（后经亚东图书馆从陈独秀的稿费中每月支付30元）。
不料，这次离开陈独秀竟成了他们的永别，1931年高君曼因患子宫癌在极端困顿中香消玉殒，含着悲愤与凄凉离开了人间，享年约４６岁。高君曼死后，陈独秀的好友潘赞化获悉噩耗，从上海赶奔南京为她营葬，并得到陈公博等的资助。但从此无父无母的两个孤苦伶仃的子女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飘萍生活。
潘兰珍，1908年出于江苏省南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又名潘若云，潘云仙，小陈独秀29岁。
末路知音潘兰珍(2)
她四岁那年，紧依长江下游北岸的南通在一场风暴之后成了一片汪洋，灾民也便象汪洋一般四处漫流。其父在1911年也带着全家逃荒至上海，在浦东谋生。上海码头上，他做搬运工、做挑夫，帮旅客搬运行李货物，后来又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装卸工，以拼卖苦力维持全家生计，但还是捉襟见肘。其母在操持家务之余无奈带着她出外捡破烂、拾煤渣。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潘兰珍渐渐长大了，她过早地承受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成了父母的得力助手。
在她七八岁时，家里又添了弟弟和妹妹，清贫的生活日渐困顿。这样又煎熬到１０岁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便去一家纺织厂做了包身工。几年后，父亲又把她介绍到自已卖苦力的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屈辱的生活，超负荷的劳动，使潘兰珍尝尽了人间的苦楚，也更加速了她的成熟，十七八岁时她己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朴素的衣着掩遮不住青春的光彩。
不想，这份天然的美丽却给他带来了人为的灾难。工厂里的一些流氓工头狼群般地整天纠缠着她，特别是在上夜班时，她更是心惊肉跳，无处藏身。其中一个工头，表面上大骂那些欺侮潘兰珍的流氓是狼群，对她表示极度关心，大献殷勤，并强行做她的“保护者”，但实质上为了达到一个独占的目的。几次夜闯潘兰珍住处威胁强迫遭拒后，他便在上班时寻故找茬，责罚打骂，受尽了屈辱，一个孤苦无助的弱女子终于在软硬兼施下屈服了。在衣冠禽兽的挟迫下与其同居并生下一子，不久夭折。在与虎狼相伴中，潘兰珍经受了非打即骂的非人的折磨，孩子的夭亡更使她雪上加霜，他为了抛弃她，常常以无端的暴力让她“心死”，每次潘兰珍都在那种“重刑”下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肉体的折磨，精神的刺激，使她终于在忍耐的极限上决定永远离开这个恶魔。她逃离了虎口，孤苦伶仃地隐居在上海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上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后楼的亭子间里。
她怎么也难以想到，这次的搬迁却整个地改变了她今后的生活。她陪伴着一位孤独的老人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
她和陈独秀成了邻居，住在同一幢楼房的同一层。
1929年9月，陈独秀、彭述之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由陈独秀任书记。1930年３月１日，《无产者》创刊，该派亦称“无产者社”。下半年，陈独秀搬到了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
共产党的总书记被停职了，思索，彷徨，艰难中开发的思想结果，在贡献时当作了笑料。海外的托洛茨基给他带来了一丝惊喜，这不是政治上的知音吗？天涯何处无芳草？
他被驱逐出了自己创立的党，党籍中注销了陈独秀的名字。在遭受的独裁与心中早己树立的民主形象之轰然撞击声中，他看不到任何希望。党组织的现状在与理想中的拯救危亡的组织，使他感受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另辟蹊径么？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佳方向，他不愿放弃这一理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反对派的立场，提出足以使那个被远方控制的已失去自我方寸政党惊醒的言论，未尝不是一种革命。
反对派的旗帜已经树立起来了，但四派的狂吵、争斗，告密与自我破坏，似乎又成了不能自我免疫的病毒。新的更光辉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做思想的“失踪者”么？
国民党的悬赏通缉令，两个儿子的牺牲，共产党的停职、开除的惩办，寄予希望的新的派别内部的纷争……
蜗居，书卷，独影，窒息。斗室的空气似乎在急剧地膨胀着，这种无形的压力逼得他几欲无法喘息。
他打开窗子，欲远放眼，对面的窗子及那张呆呆凝视窗外的脸又与自已的目光砰然相撞。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看到那张年青秀丽的面孔，他的心里蓦然跳出了一句话。
末路知音潘兰珍(3)
“荒谬的感觉！”他否定了自已，心灵的困苦怎有年龄的限囿？
潘兰珍合上窗子，一丝恐惧刺得她的心一阵紧缩。她已怕见任何男人，男人似乎已成了粗暴与欺骗的象征。每次自己临窗凝思往事的时候，对面的窗子便不知何时也出现了凭窗沉思的镜头，那一副蓬头垢面的形状总让人觉得可怕。那种躯壳里怕不是也藏着虎狼一般的心？
但每每此时，她顾影自怜，由已推人，对他那种孤苦又有着一种莫名的共鸣。对面的窗子深夜常常亮着，而她隐隐约约地发现那位老者总是在阅读或奋笔。
她还深深地感受到，每次与他迎面相遇时，他的目光与面容总透出一种父爱般的慈祥。难道他也有更加不幸的遭遇？
陈独秀也合上了窗子，一种更加幽深的孤独挥之不去。
此时的潘兰珍，渐渐地升腾起同病相怜的感觉，陈独秀也常常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在以后的相遇中，他们便开始以微笑互相打着招呼，表达着相互的理解。
长期的忧思，无定的饮食，躲避缉捕的紧张，失亲去家的苦痛，使陈独秀的身体状况处于垮溃的边沿，胃病如期而至。医院是不能去的，在不得已时他才去小药店抓点药，得过且过的迁就致使病情在不断地加深。
一天晚上，他终于在买药归来的路上在极度紧张中倒在了地上。
这时，远远地走来了一位刚下夜班的女子，见到地上躺倒的人她惊叫了一声，仔细一看，只见这人身穿破旧长袍，脖子里绕着条围巾，礼帽扔在了一边。他胡子拉碴，面色苍白。这不是那位邻居吗？她忙俯下身去呼唤道：
“先生，侬醒醒，快起来，阿拉扶侬回家！”
她就是潘兰珍。
见没有反应，潘兰珍也顾不了许多，忙唤了一个邻人，一同将其抬到了自己的小屋里，又很快请来了大夫，医生把过脉后，给陈独秀注射了一支强心剂，并开了些药。
陈独秀渐渐地醒了过来，他微启双目，看到这位邻居手中的药和汤，便明白了一切。他顿觉一股暖流涌遍了周身，素昧平生的女子让他陡然间感受到了一种博大的温情。他说了几句感激的话便问道：
“姑娘，你叫何名？”
“阿拉叫潘兰珍，在附近做工，与侬是邻居。”她停了一下问：“老先生怎么称呼？”
“我姓李，是南京人，原在大学教书，与妻子离异后搬到这里，现在以为报纸撰稿为生。”安徽与南京的口音很相似，潘兰珍对陈独秀的话深信不疑，回想起自己婚姻的不幸，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软绵的苏白与安庆的方言开始了对话。有了这次机缘，陈独秀与潘兰珍的接触便多了起来。
在和谐的相处中，潘兰珍惊喜地发现，这位李先生的儒雅与热情使她在男性的世界里寻到了女人的自尊，昔日在粗暴下的屈辱也在这种关怀下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贫难的家境，使得潘兰珍从未进过校门，看到陈独秀整天奋笔疾书，听到他常常谈天说地，便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先生，一种由衷的崇敬便定格在她的心里。于是，她便经常帮他烧饭、冼衣服，他的家务琐事几乎由她包了。
从此，他们便象一家人似的，一起吃饭，一块说笑。陈独秀一有空闲便教潘兰珍识字读书，写写画画，唱歌诵诗，有时还讲一些历史、地理知识给她听。他在政治的失意与流离辗转的生活中意外地收获了一种家的温馨。
在陈独秀的启蒙指导下，潘兰珍儿时的记忆唤回了不少。有时对着眼前的报刊也能略读几句了。
在潘兰珍的悉心照料护理下，陈独秀的生活也逐渐地条理化。在吃上可口应时的热菜、热饭之后，他的身体与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也梳得油光闪亮。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
对于身处此境的陈独秀，这样的生活未尝不是一种奢望。一处是险恶的政治争斗，一处是宜人的温馨港湾，他被这位质朴善良的女子深深打动着。白天，他在潘兰珍的繁忙中读书写作，深夜，他又在潘兰珍的催促中进入梦乡。
末路知音潘兰珍(4)
在外人眼中，他们是父女，在二人心中，他们是师生，但是这种纯朴的师生关系在时间酵母的催化中也渐渐地发生转变。
年龄已不足以成二人结合的障碍。
经过一场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潘兰珍终于定下了心，在寒冷的冬季向陈独秀表达了火热的爱慕之情。
面对小爱神射来的箭矢，陈独秀在惊讶于她勇魄的同时劝她慎重考虑。潘兰珍则表示，只要老先生不嫌弃，愿陪伴服侍他到终生，患难与共，不弃不离。在她看来，国母宋庆龄比国父孙中山不是小２０多岁吗？爱情应该没有年龄的界限。
对于成熟的执著与痴情，陈独秀已无法再说什么，既然一位年轻的弱女子能对年龄比自己大将近３０岁的老翁，如此表白衷情，将二人的情爱凌置于一切困难之上，那么自己还有什么顾忌与畏退呢？况且，在这段的“相依为命”的生活中，自己已从内心深处喜爱着这个纯朴善良的女子。既然拒绝对己对人都是残酷的，那么，只有准备着面对各种接踵而至的非议与压力了。
爱情终于跨过年龄的鸿沟，在他们中间发生了。
一个是尝尽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江州司马”，一个是饱受人生苦难被爱情抛弃过的“琵琶女”。两种情感终于在山呼海啸般的共鸣之后开始了爱情合唱，他们各自在经历过不同的磨难后，双双步入了简易的新房。
爱情，自从人类有文字以来就不曾说清楚的问题，在陈独秀那里的“别番滋味”也还是说不清楚。糊里糊涂的爱情在个人的意念中升华。
潘兰珍忠厚朴实，她十分敬重陈独秀，常称其为“李老先生”。她也从不询问陈独秀的往来去向，除了上班，使将全部的劳作放在了料理老先生的饮食起居上。
此时的陈独秀面临着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危机，他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于是，潘兰珍就把自已菲薄的薪金用以维持生计。清苦的生活，温暖的巢，两颗和谐共振的心，彼此都在灵魂的孤寂中寻到了依托。
遭受爱情欺骗的潘兰珍获得了真正的爱情，他将无限的珍惜付诸对陈独秀尽心尽力的照顾。
爱情是不是需要结晶。在陈独秀，他是一个重视过程的人；在潘兰珍，则是需要结果的人。
一种做母亲的渴望在潘兰珍的心中炽烈地燃烧，但陈独秀对此却相对冷淡：自身的漂泊流离能给后来者带来些什么？延年、乔年的惨死，对于他是一种痛彻于心的打击。由于年龄与身体的原因，潘兰珍一直未能如愿。
1931年秋，潘兰珍在下夜班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及其重病缠身的母亲，那小女孩在无助中凄惨地哭着，路旁躺着她的母亲。这样的饥寒病馁的情形她不是第一次见到，每次只能投以深深的叹息。此刻令她震颤不已的，她象是寻到了自己童年，勾起了她许多辛酸的记忆。
她将这次路上所遇动情地讲给陈独秀听，陈独秀像听故事一般，也以深深的叹息表示着同情。当潘兰珍表达了要将小女孩领养过来的想法时，陈独秀给予了否定。在潘兰珍看来，老先生年事已高，没有与自己同度天年的可能，自己在他百年后总得有个依靠。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老先生的拒绝充分说明了他只顾眼前，不顾自己。但自知家事复杂的陈独秀觉得这是毫无必要的，况且动荡的革命生涯难以给孩子带来多少幸福。无可奈何的误会，使潘兰珍感到十分失望：“孩子才是将来真正的依托呀！”
她哭诉着，埋怨自已的老先生太没有人情味。
此情此景，使“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是妇人哭”的陈独秀在泪飞如雨的潘兰珍面前终于没了主张，只得依了她的要求。
潘兰珍破泣为笑，她来到那位母亲的身边，给了她８０个大洋让其治病，那位母亲抑制住失亲的悲伤千恩万谢，自己的病有了疗救的希望，小女儿也有了人抚养，从此有了新的生活。潘兰珍将小女孩领回了家，夫妇二人商定随潘兰珍的姓给“小伢子”取名为潘凤仙。
末路知音潘兰珍(5)
小凤仙在新家庭的温暖中，恢复了水灵漂亮，逐渐活泼可爱起来，也给这个家增添了不少的乐趣。陈独秀被捕后，潘兰珍将她送回江苏南通托人抚养。
复杂的斗争形势使陈独秀一直未将真实身份及家世告诉潘兰珍，他并非不信任她，而是怕她无意中会惹来许多麻烦。寻到真正爱情的潘兰珍也从未置疑，他认为同样真诚的陈独秀对她也毫无隐瞒。直到陈独秀被捕，她竟与这位悬赏巨额捉拿的神秘人物生活了两年而丝毫不知！若非有此被捕之难，潘兰珍不知何时才能知晓这一秘密。
她也曾经感受到过老先生的反常和脾气怪异，居所稍不安逸便东搬西迁自找麻烦。这岂非庸人自扰？
有一天，潘兰珍与楼下的邻居在闲谈中得知，楼上住着一个“老西”（Ｃ、Ｐ，共产党英文名首字母谐音）。潘兰珍将传言告知了陈独秀：
“阿拉听说咱们楼上亭子里住着一个‘老西’，侬晓得了！”
陈独秀顿时吃了一惊，他己知身份有所暴露，但他故作镇静地说：“晓不得。”
因为楼上不只一家住户，潘兰珍也没有往自己老头子身上怀疑。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陈独秀第二天便借故房子漏雨住着不便，先是由郑超麟帮助搬到周家咀路一条弄堂底裁缝铺的前楼居住。此时，两人的生活基本上由潘兰珍一人做工的收入支撑着，陈独秀的稿酬并不固定，而且还欠下了亚东图书馆一大笔债务，但这些她都不在意，难以寻求的真爱使她对一切都愿忍受。
没有几天，陈独秀在周家咀路又觉得不安全，便又搬到岳州路永兴里11号楼上避居。而陈独秀每次寻居，都要租住楼上，以防不测，如有危险，尚有回旋余地。但他还是在11号的楼上被捕了。
向往安稳生活的潘兰珍对频繁的搬迁不大满意，没有熟悉的邻居，在陈独秀忙于书中之时她便无人可以聊天，寻求邻人帮助也多有不便。陈独秀则为她不理解也不能让他理解而焦躁，于是二人也不免为此发生些小小的言语磨擦。
此外，养女的到来如同给他们平静的生活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泛起了层层涟漪。由于二人都十分繁忙，照看小凤仙的工作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为此，二人终于爆发了一场口角。满腹委屈的潘兰珍一赌气带着小凤仙回了浦东娘家，所幸她为此而避过了一场劫难。
上海浦东，云遮雾罩。
一位身材不高却也匀称的女子，忧郁地在街上走着，蓬松的短发随风飘动，轻拂着一张圆润的脸。
她是一位性情温柔善良，但又有几分任性的女性。他不会高声说话，更不会和别人撒泼。当一个人受到委屈时，只会静静地在一角暗暗流泪。
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街上。她警觉地注意着四方。在大上海几年的生活，她已经具备了自我保护意识。近来，她寝食不安，寻寻觅觅，好似有千条小虫咀嚼她的心。为什么自己以及周围的一切总有些反常呢？
她叹了一口气，不觉又责怪起自己来，一种内疚不安，一种挥之不去的牵挂，在心中时而聚缩，时而膨胀。不就是为了一件小事吗？因一次小小的争执便负气离开丈夫回到娘家，年迈的他靠谁来照顾呢？膨胀而又聚缩的心事在深深的回顾中顿时化作了难以抑止的思归之情。她女性味十足，自己明知有错也不愿承认，除非在对方在特殊情况下他才会改变自己的“性情”。这位就是陈独秀的晚年伴侣潘兰珍。每次夫妻拌嘴生气，都是陈独秀以老先生的口吻化解龃龉，而这次却有了例外。
不过，除了情感的纠葛，其它一切事情她都没有闹明白。
大街上更加喧闹起来，报童的喊声似乎比往日更响亮。若在平时，这报纸又该是自己为丈夫买了，这简直成了一种习惯。报童的顾客在今天似乎是更容易招徕，对着涌来的人群，他们繁忙地分发着报纸，同样繁忙地收着钢洋或是铜板。
购得报纸的人，边走边寻找欲读的内容，证实着报童的口头广告。
末路知音潘兰珍(6)
一个人从她身边慢慢走过，她朝他展开读着的报纸上扫了一眼，上面一张熟悉的脸映入了她的眼帘。她的心蓦地一颤，心中顿时一片不知吉凶的空白。她身不由己地挤进买报的人群，从报童的手里购得了一张《中央日报》，她展开仔细一看，一则逮捕共党首领的消息配着令他心惊肉跳的照片，使她心中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
“天啦，这不是阿拉（江苏南通方言，为第一人称）的老头子吗？”原来与自已朝夕相处的先生就是鼎鼎大名的陈独秀，在此之前他多次听说陈独秀其人，因为他在工人中的影响也非常大。说不清是惊奇、担心、疑虑还是恐惧，泪水顺着她的脸庞流了下来。
原来如此。
少年夫妻老来伴。一位纯朴善良、命运多舛的女性忽然恍悟了。也许，这就是“老先生”为什么常向她念叨白什么诗人（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尽管她读书不多，但她毕竟不是那种不开窍的木头疙瘩。
怀疑、震惊、内疚、不知所措……潘兰珍望着照片，读着文字——这又是一场灾难了。特务，枪，血，这些都与“共匪”紧密相连的呵！而老头子却是“共匪首领”，这是要杀头的了！
白色恐怖，谈“共”色变。
同居、口角、出走，一刀两断乘机远遁该有多么充分的逃避与明哲保身的理由！
“阿拉该怎么办？”突发的灾难顿时扫平了因口角造成的怨气，她只感到老头子的可怜无助，自己些许的安慰都将是他绝难中无穷的温暖。
他此时该是多么地需要她！往日的恩情，她不该在此时忘却，而更应去努力追寻。
为了证实这一切，她从浦东赶到了永兴里，冲进家门，已是满目狼藉，人去楼空，望着满地的衣物书籍，她忧心如焚，恐惧怅惘。
“哪怕死阿拉也要见侬一面！”当确知真情后，似乎是一种使命，让她下定了狱中寻夫的决心。
她不忍让父母为女儿的噩耗惊惧，一番强颜为欢的掩饰后，她放弃了工作，带着小凤仙到南通老家将其委托以定，便辞别了父母朝着关押着夫君的南京一路走来。
狱中的陈独秀在为潘兰珍出走暗自庆幸的同时，也有着诸多的忧虑，潘兰珍成了他委托狱外事务的重要内容。
他将处理潘兰珍的善后工作委托给了老友高语罕。
从他被解到南京后到第二年３月间，陈独秀多次致函高语罕，指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愧疚在无休止地困绕着，对潘兰珍牵累的不安与许许多多不安的牵累在时时敲叩着陈独秀，潘兰珍如若永远离开并忘却他，于他倒是一种安慰。
但潘兰珍已打点好行装朝着南京一路走来了。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５日，陈独秀接到了一张上面写有“特来探问未见王哲亚”的字条，听传达人讲是一个自称是自己家属的女子留的。凭字迹他不能辨出是谁，这使他内心喜忧参半、疑虑重重：这位署名王哲亚的女子，怕不就是潘兰珍？他忽而又否定了这种猜测：这字迹肯定不是她留的。忽而又怀着一种期盼性的肯定：以她的性格，她会这样做的，这纸条或者是由别人代写的。
次日，上海的《申报》报道了有人到寄押陈独秀的军法司求见的一则消息：
南京 今有称陈独秀家属之女子王哲亚，偕国府某职员赴十凛苍军法司求见陈独秀，监狱办事人以陈案情重大，奉命不准接见任何家属及亲友，王求书一便条，派人递入与陈，使陈得悉已有家属前来探望，办事人许之。该女子遂书特来探问未见王哲亚九字。又闻陈患胃病，经医诊治略好，每餐只饮粥。（二十五日专电）
陈独秀知道，对于历经苦难的潘兰珍，自己身陷囹圄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为潘兰珍的精神刺痛而悲苦，也为因此而给她造成的物质损失而难过。被拘半个月后，他还要高语罕再到他们的住处寻找潘兰珍的财物，1932年11月30日，他驰函对高语罕说：
末路知音潘兰珍(7)
“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他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存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
潘兰珍青春妙龄，应该拥有属于自已的自由与幸福，而自已已是垂垂老翁，又兼释刑遥遥难期，陈独秀提议让潘兰珍与自己断绝关系另谋出路，免得为此而受牵累。潘兰珍对自己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需要，无论何时，她那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总给陈独秀以无限 的感动。从年青勤劳的潘兰珍那里，他已满足地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感情。
狱外的托派成员欲帮助潘兰珍解决房租及其他生活困难，陈独秀则认为不知政事深浅的潘兰珍将会对此敬而远之。于是他在1932年12月7日致高语罕的信中说：
“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我们帮助，并且事己揭开，她必不敢受我们帮助也。”
当高语罕告诉陈独秀潘兰珍己去南通，待托付养女之后要来监狱探视时，陈独秀则于12月13日致高语罕的信中动情地让他转告潘兰珍：“鄙人生活近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
因出于无奈而隐瞒了真实身份达两年之久，对潘兰珍他心中埋藏着深深的歉意。1933年他在致高语罕的信中托告潘兰珍捡出羊皮袍及驼绒被这两件衣服的当票，以备赎取。在信中，他向高语罕询问潘兰珍的态度时说：
“她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
他心细如丝，在即将登上国民党法庭的前夜对狱外的潘兰珍表达着深挚的愧疚与满腹的不安，感情的债务压得他几乎难以喘息。
斩断这缕伤痛而甜蜜的联系吧！为了把所爱的人驱逐到安乐的领域！
反反复复，矛矛盾盾，苦不可耐！
４月５日，他又写信叮嘱高语罕，要他“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
这是一种乏力的拒绝，更是一种焦灼的期盼！
感情成了一对激烈厮杀的幽灵。
劝说与拒绝是无用的，心意已决的潘兰珍，已来到了令她忐忑不安的石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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