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1)
鲜血飞溅与生命的消逝，是没有人能够挽回的，也没有人能真正地负得起责。流血舍生的人们希望以自己的牺牲来让生者汲取惨痛的教训，而他们生前所崇拜的最高最有力的指挥者，却将罪责全部推到了无奈地遵照指示而被共产国际指责为“拒不执行国际命令”的陈独秀！
1927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派代表罗明那兹与纽曼来华接替罗易与鲍罗廷指导中国革命。并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国际指示，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反对机会主义，惩罚陈独秀，不再让他担任总书记。
８月４日，二人来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会议，要求与会者签名赞同“打倒陈独秀”，因为“陈不执行第三国际的决议”。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革命连续失败，同志牺牲惨重，党组织多遭破坏，一时创巨痛深，不宜活动，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还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领导。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份。会议开到第二天早晨，无功而散。会后，党中央解除了易礼容的书记职务。
这种惩办主义的先例，由罗明那兹开创了。他太着重于个人责任，把反对机会主义搞成了对机会主义错误执行者的人身攻击，他只强调陈独秀拒不执行国际指示，忘记了共产国际“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训示电令。
陈独秀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即国民革命运动中共方面的重要领导者，对这场革命的失败，无疑应负重要的政治责任，对此，陈独秀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
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里，陈独秀痛苦地自我反省着。由于对丧失了革命领导权、葬送了工农运动所负的责任，他在经受着灵魂的拷打。他因自责而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他曾自我表白道：“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固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他诅咒那些举起屠刀的刽子手，他责骂扼杀革命群众的幽灵。他以对那些玩弄枪炮的阴险毒辣的政治者、军事者们的仇恨写下了一首《献诗》：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玛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涛涛。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呀，
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有的火已在爆裂，
那星星是在大放光明。
我把他们织成了文锦，
敬献给我们真善有为的青年。?
他憎恨反动者“早泯”的“良心”，他仍把革命的希望寄托给“真善有为”的青年。在“真善”与共产国际那“万方有罪在其一人”的诿过作为的比照中，陈独秀又有着难以抑制的愤慨。
激情的号角掩盖不住内心的空荡。刚毅威猛的个性此时此刻也有了魂不守舍的心绪。
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在大革命失败的震荡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汉口的中央委员都被通知到会，单单少了陈独秀，而陈独秀此时就在汉口。临时中央有人主张邀陈独秀参加会议，遭到了罗明那兹的反对。?会议确定了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和土地革命运动总方针，并展开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成立了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无论在政治上或组织上、口头上或书面上，都只字不提陈独秀的名字。
显然，陈独秀成了他的同志们的难言之隐。
不过，在当事人的意识里，此次离职与“五大”当选一样不足为怪，共产国际不过是把中国革命党人当做任意摆弄的棋子而已。
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2)
出于政冶者的职业敏感与思维习惯，他仍在密切关注着八七会议后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留心着中国的政局，与反动的国民党发生着论战。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一起曾到陈独秀寓所，叙述了八七会议的情况，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去，他坚持不肯。陈独秀此时情绪很不好，瞿秋白邀他写文章给《布尔什维克》，他只写了“寸铁”一类的散文，并署名“撒翁”，意为“撒手不管（干）的老头儿”。但他也并非真的撒手了，从此以后，他依然向共产党提出自己的意见。
离职之后，陈独秀的情绪极为复杂：自责、愤怒、失望、委屈、孤独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张无法挣脱的网。汉口在他眼里简直就是一座黑须须的鬼影。意念中模模糊糊的上海将他的思绪拉扯到了九霄云外。他决意要到往事如烟的老房子里寻找旧梦。悲秋与怀旧向来是中国文人寄托失落的传统方式。尽管明明知道把一切寄存在一个虚幻而不切实的地方是一种寒蝉凄切式的苟且，但是这仍不失为一种斯文的选择。在他木然想到李大钊的时刻，他也想起了忘别已久的文字、音韵。
一天，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来到了陈独秀与其秘书在武昌一条深巷避居的民房里。只见陈独秀正光着膀子，披了一大块白布做的汗巾，像一个拉大车的苦力，躺在竹榻上。陈独秀对汪原放说：“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八月底，汪原放从上海回到武汉，说汪孟邹赞成他回上海。
1927年9月10日，正值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汪原放、亚东图书馆职员陈啸青包了四个铺位的一个客舱，离开汉口前往上海。陈独秀戴着一个风帽，装扮成一个病人，躺在上铺，吃饭也在舱内。
船到九江的时候，正值中秋夜半，夜渐渐地深了，甲板上的人也渐渐地少了。陈独秀走出船舱，凭栏仰首，注视着天空中的明月，月色皎皎光辉如水，泼泻在茫茫的江面上。他不禁想起了那高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苏轼来。那屡遭贬谪的迁客骚人，大凡遇到明月，都会有“照无眠”的感觉吧。是呵，“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曾与自己最契合的战友李大钊也已被军阀杀害。他又想到了一月前即７月４日在大革命中被国民党杀害的儿子陈延年，又难免升腾起一种“月圆人难圆”的失亲痛苦。他感到一阵阵的寒意袭来，侵逼着肌肤，直透心底。他不忍再凭江而立，便回到舱中，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一路上，他很少开口，经常喃喃自语的只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句话实是他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峻拔的个性的体现，在当时有谁能大胆而深刻地提出这惊世骇俗的见解呢？生命不能承受太轻，对政治神经敏感异常的学问家来说，他思索的不是如何“全躯保妻子”，而是中国的革命与前途。那棱角分明的脸，紧闭的嘴角，大步流星的步伐，仿佛在一一述说着他的个性。
到上海后，汪孟邹等把陈独秀安置到酱园弄彭礼和家里。不久，他又搬到浙江北路的一个小弄堂里居住。此时的他，承受着从未有过的寂寞与伤感。血淋淋的心灵创伤被平静如水的恬淡所遮盖，一切都在情绪的潜流中进行。雄狮的歇息方式比羔羊还要温顺。一位习惯于在激流漩涡中扬帆的舵手，即使是在温柔宁静的梦乡里也有数不尽的惊涛骇浪。“有着瑕不掩瑜的英明”，包括共产国际的领导也不能不这样评价他。
在烈士未淡的血色中，共产国际指出，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革命“推移到新的更高的阶段了”。斯大林推出了“三段论”，埋下了中国革命左倾的伏线。罗明那兹认为中国政变后，应展开“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即举行暴动，宣扬着“不断革命论”。诺伊曼大喊着“进攻进攻再进攻”。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过分夸大了敌人统治内部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革命势力已转入低潮，认为中国“革命潮流始终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决议写道：“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形势”，而且“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瞿秋白还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说，事实已经表现得很明白：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成暴动的趋势。?于是，左倾盲动开始了。
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3)
会议期间，政治局又决定陈独秀去莫斯科。他不愿去，并对秘书黄文容说，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他坚决拒绝了这个“光荣的邀请”。陈独秀还曾就中共中央要其写思过书说，他们让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教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教我做替罪人，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有人批评陈独秀作为中共首要领导人，却努力为自己辩解，甚至是推卸责任。的确，陈独秀是这样极为偏激地辩解着。似乎，这是与陈独秀责己不责人的个性背道而驰的。“五四”前后，带有浓重忏悔色彩的文章充分显示了他“谦虚”的性情。他甚至连整个民族的罪孽都包揽了！关键在于，此时此刻，如果他完全包揽综合因素造成的所有失误，是否便是客观的无产者情怀！
1928年，共产国际又让陈独秀到莫斯科去，并许以“东方部长”的职位。陈独秀严辞拒绝，并说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是叛变革命，在这种情况之下，叫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也不能当一个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敬谢不敏。有人说：“老先生在这点上，你未免过于顽固了。”陈独秀却说：“顽固不是我的性格，我认为对的我是要坚持的，执拗的性质，我是有的，小时候，母亲骂我是个‘小犟牛’，但是我知道是错了，我并不顽固。把不合理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纵叫我人头落地，我也不会承认。”?
共产国际为什么如此盛情地邀请陈独秀赴苏？斯大林认为,陈独秀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如果他对于中共的改组不满，便很容易造成对立情绪，甚至可能在中国组成一个反对派。如果将其遣送到苏联，很可能是最好的预防之法。但是，陈独秀还是朝着自己的方向走去了。
针对当时的盲动，陈独秀曾三次致函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当不至崩溃”，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并对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认为“是直接革命形势”一说持否定态度。在中共六大前的一天，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的王若飞到陈独秀家去拜访，陈独秀与其在谈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时表达了处于低潮的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意见一致的王若飞则坚持革命形势“上涨”的观点，于是二人便发生了争执。争论中陈独秀从革命反对势力的表现反问王若飞：“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大部分撤退回国，你认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这一句话可谓切中要害、点破天机。王若飞顿然醒悟，肯定了陈独秀的观点，并以这种顿悟速草了“江苏省委决议案”，对当时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了批评。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十分同情父亲的遭遇，也很赞同他的部分观点并经常看望他。劝他既然离开中央，观点难同，就不要再写信了，因为他的那些意见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只有被当做笑话流传。
“撒翁”并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他一刻也轻松不了。既没有停止对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思索，更没有停止对反革命军阀政客的论战，他偶有心得便会一如既往地把思索结果致函给中共中央。他之所以这样，正如他所说：“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
1927年9月底10月初，在“直接革命形势”下的南昌起义失败了。
在陈独秀离开汉口之后，秋收起义也落汤了，12月11日接踵而至的广州起义也灰飞烟灭。从八七会议到该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多次武装暴动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而共产国际一面在惩办领导者，一面又将失败宣传成“胜利”。
从政的书生往往在政治上受挫或失意时便退到另一个领域里，到纯学术的研究中求得心灵的慰藉。当陈独秀的一盆盆火热的信件被“现管们”置于冷库之际，他被重重地刺伤了。“高谈阔论一书生，招来无数笑谈柄”。于是，他开始了重操旧业的“营生”——致力于中国文字拼音化和音韵学问题的研究。１９２９年３月写成了《中国拼音文字草案》的书稿。鉴于如此的“陡转”，闲言碎语则是，陈独秀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4)
但是，真正了解陈独秀性情的人决不会轻言此举。在印行于1927年12月的由陈独秀编的《革命文学史》中，《致读者》一诗正是他那一贯作风的“列举”：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
莫再如此的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
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带未破，
快起来把你们的同伴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苏维埃的列宁永生，
孙中山的精灵不冥；
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对国民党他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讽刺与挖苦，愤怒之中写了《国民党四字经》发表在《上海工人》上：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
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
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
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军阀得意；
训政时期、官僚运气；
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
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2托洛斯基带来的意外“惊喜”
如果说职务的被撤陈独秀还能保持沉默的话，那么随后发生的“中东路事件”却无论如何也难以让他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中东铁路（后改为中长铁路）是一条横贯黑、吉、辽的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总长2000多公里的大铁路，它与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是沟通中苏陆上交通的要道，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沙俄与清政府用了17年时间于1903年建成的。
1929年7月10日，东北当局在蒋介石的指使下，用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逮捕和驱赶苏方人员。从搜查其驻哈总领事馆到武装冲突、举行谈判，到12月签订《伯力协定》平息事端，历经7月余。统称“中东路事件”。
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要求中共“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并一再要求中共显示军事威力，不惜作出重大牺牲，“冲上前去做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拥护苏联”，“组织最坚固的防御战线反抗进攻苏联”。中共中央根据指示，宣言并通告，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所提方针，引起了陈独秀的强烈不满，他对牺牲幼弱的中国革命的做法深忧不已。1929年7月28日，陈独秀致函中共中央，批评了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上的方针。并对“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提出了异议，主张以“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来代替。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批评进行反批评，说他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讨论，而且包括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忘记了民族革命的利益，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成了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8月11日，陈独秀又复信中央，批评中央共复信。这是他结束反醒、重新向党奉献思想的标志。但中央把陈独秀的信看得比反对派秘密刊物更严重，将他树为“原则分歧”的敌手，不允许他再有丝毫的奉献。况且，陈独秀的言论已经引起国际忌恶，这些贡献只能被当做惩办的根据。在后来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上，明确写上了他1929年7月28日和８月11日两信“离开中央的路线”，而他的这些“误国口号”成了他被开除出党的原因之一。陈独秀的这些夹杂着深沉的民族情感和对革命善意的深刻的进言终于被当做反动证据给棒杀了。痛苦状态下的思索贡献，收获的仍是变本加厉的痛苦，“不准革命”的陈独秀该向何处去呢？
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5)
在共产国际一系列指示精神的影响下，在共产国际世界范围内反右、反托派斗争的背景中，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并于２７日在《红旗》（第５７期）公布了此决议案，另有署名慕石（即王明）批陈的文章《论陈独秀》。陈独秀被清除出了共产党。
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怀着满腔的忧愤于１２月１０日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对中共中央开除自己的理由逐条辩解，强调了致使大革命失败的责任的归属。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支配，而自己因“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
12月15日，陈独秀与彭述之、郑超麟等81人（实际只有50多人）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要求恢复被开除的中共党员党籍，改组共产国际及各国支部，重新决定共产国际及中共路线政策。五天后，中共江苏省委通知上海各区委支部开除郑超麟、刘伯庄、尹宽、李季、陈碧兰、杜琳、薛农山等人党籍,算是对陈独秀的一个回应。
１９３０年一二月间，莫斯科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召开了“关于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的讨论会。共产国际代表威金斯基检讨了自己在中国革命的领导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而鲍罗廷却保持了令共产国际惊讶的沉默。２月８日，共产国际电邀陈独秀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政治书记部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议的会议”。1７日，陈独秀复函断然拒绝，并表示：“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斯大林当然很懂得陈独秀这个具有国际声誉的老革命家若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所能引起的影响，因此“将中山大学几乎半数的学生投进了监狱”，这或许是解决反对者最好的办法了。此时，陈独秀已非常明白共产国际此举的目的，他在致国际的信中说：“其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
此时的陈独秀已站在了中央的反对立场上，中共中央曾让陈独秀在其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并限定他在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将他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党的生活。
对于中央的劝说，陈独秀置之不理，并致函指责其“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已深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对其“作一次最后的警告”！又表示“要我作文章”是“发狂闹笑话”。并指出中央“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最后警告说：“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他又与彭述之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宣告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对于支配、命令、包办式的政治活动，陈独秀并不茫然。他在努力的反思、自检、自责中生发了对不能自主自决的厌恶与反叛。他所经历过的历史悲剧似乎还在继续上演，他不忍令人痛心的错误继续发生，那就需要以勇气与智识改变这种现状。
既然不能再是同路人，既然不能同唱一首歌，既然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不允许政治家沉默，那么在苦痛中思索便是实现政治构想的一条崭新的途径。这条途径便是同路终端的歧路。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便由发端、彰显而加剧成针锋相对，势同水火。分歧与斗争的“小循环”已在中国革命阵营内部形成，是与否的论定也便成了斗争结果的对应物。
真实，这种模式的“大循环”早已形成并已有了分晓的雏形。这种血脉紧相连的“母体”与“子体”又有着如影随形的运命，这种最终的运命已注定了陈独秀在千古之后的评说。
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6)
但陈独秀又是幸运的，因为在“小循环”中的他所感受到的震荡远没有“大循环”中的牺牲者更惨烈。在社会提供的机遇里，他得以十分执著地忠于自己的理念与信仰，投入地践行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无怨无悔的醉心尝试。
无论如何，承受八面来风的陈独秀毕竟在以“五四”启蒙家的激情为沉重的中国的前途努力思索着！
早在1923年，支配中共革命的共产国际与苏共内部就已明显地出现了路线的分歧。这两条路线上站着的分别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
1923年10月，托洛茨基向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了由四十六人签名的信，指出避免苏联必将遭受的经济危机和苏维埃政权灭亡的唯一出路，是“让各派别组织和集团能自由活动”，建立党内的工人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形成了苏联共产党的“莫斯科反对派”，向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提出了难以回避的政治命题。
如此那般的政治命题也只有托洛茨基能够提出来，因为胆与识缺少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深邃而激扬踔厉的个性。
然而，政治斗争的残酷向来都是在“秋后”暴露的。
1924年1月20日，托、斯二人的导师列宁逝世后，两派的斗争便日益加剧了。列宁逝世的当月，斯大林便在苏共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开始了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批判。
1925年1月，联共（布）中央和中共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苏维埃中央主席团分别作出决议，谴责托洛茨基的反党言行，并解除了其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26年10月，苏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撤消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1927年，托洛茨基发表《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指出中国革命分裂的危机“不可避免”，主张“共产党完全独立”；并赞扬陈独秀、彭述之于1926年提出的中共退出国民党“是无条件正确的”，呼吁立即建立工人苏维埃。斯大林于４月５日发表演说，批驳托洛茨基的言论主张，说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他“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外，不能有其他作为”。14日，季诺维也夫向联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中国革命提纲”，批判了斯大林的该演说。21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认为蒋介石政变后，武汉成了“革命的中心”，并批判了托洛茨基提出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反对武汉政府”，“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5月17日，托洛茨基撰文对该文作了批判，认为斯大林把武汉政府当作“革命中心”是“多么不确、浮浅、庸俗”。中国革命问题成了斯、托争论的焦点，但中国革命的事实似乎总偏爱着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八次全会，斯、托在会上激烈地辩论了中国问题。最后全会通过特别决议，撤消了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执委的职务。
８月９日，联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陷入了右倾”。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由于不断背离共产国际的指示而要为中国工农的失败承担应有的责任。”却只字不提自己应做的检讨。集体权威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将任何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变成一只该宰的鸡。
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通过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决议。
1928年元月17日，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接近中国新疆的中亚细亚地方），并被监视居住；第二年元月初，苏联政府又将托洛茨基放逐国外，2月12日，托洛茨基亡命土耳其；1930年5月，托洛茨基领导俄、法、德、西、比、美等国托派领袖组成托派国际──“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指导各国托派运动。
相应于苏联托派，在中国党内也出现了中国托派。它起源于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原在苏联就已形成，是苏托的一部分。
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7)
托洛茨基所主张的理论是“不断革命论”。最初是列宁针对此说与之相争论，1923年以后，便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托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相争论。争论的内容主要焦点便是中国革命。苏托反对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行的政策，尤其反对国共合作及中共加入国民党。斯托争论不仅有面对面的争吵，更是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会小会上公开进行。因此在苏联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等的中国留学生一部分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而逐渐形成了一个派别。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派对领导中国革命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大反攻式的论争。
这种各执一词的争论没有任何可作仲裁的机构来调和，关系已势同水火、“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训戒往往成了对君子们的幽默。“动口”必然导致“动手”似乎已成革命斗争过程中的一个规律。
1927年11月7日，苏联举行了盛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庆典，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也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在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帜，并高呼口号。?反对派举行的“反示威”导致双方发生了冲突，有人还向托洛茨基的汽车开了枪。?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使联共内部斗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不久，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二人被开除党籍，托被流放与驱逐。苏联境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不能再公开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该年冬，加入托派的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宋逢春、史唐等十余人被遣送回国。次年12月，他们经过一年的酝酿筹备，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并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后来又改名称为“我们的话社”。因为托洛茨基在流亡欧洲时曾办过一个报叫《我们的言论》，梁干乔为了表示对托氏的敬仰，遂定为社名。并把“言论”译为“话”字。又办了名为《我们的话》作为党报，登载托洛茨基关于国际和中国的论文。
1928年，被流放的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写成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文件，其第三部分标题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文章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托洛茨基理论的影响是很大的，托派成员的自白可以给人以真切的感受：
……这些个文件以其全部力量吸引了我，不但因为它那无坚不摧的逻辑的力，也因为它那锋利精彩的文章的美；至于论断和警告之一一为历史事实所证明，特别关于中国革命部分，那是太显然了，任谁看了都要惊叹和赞成的。……看了这几个文件，我心中雪亮了，二三年来闷积于胸的、关于中国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些不可解的策略上的疑问，这时就全部清楚了：原来在根本上与重要的方针上它都受命于斯大林一系的：决非陈独秀个人的错误；……联共中央反对派，特别是托洛茨基，差不多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曾预早而及时地提出过警告，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只因斯大林――布哈林们固执了自己的错误，排拒、压制并打击了反对派的批评，所以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才会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终于完全断送了它。?
托派成员郑超麟在谈到第一次读托洛茨基文章时的感觉，说“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并非是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之争的当事者尚有如此惊喜而亲切的感受，对于愤懑之中的陈独秀不知能带来多少的振奋！正如领导和群众都需要鼓励一样，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的出现，无疑给心灵上饥渴难耐的陈独秀带来了重新燃烧思想激情的强劲火种。应该说，他全新意义上的政治生涯开始了。
1929年，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到中国，他深受托洛茨基的影响，对其十分敬仰，便把苏共路线斗争的情况向陈独秀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告诉陈独秀：列宁在逝世以前有一份遗嘱，说斯大林性格暴躁，处事专横，不适于当党的总书记，应另选一个适当的人。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缺点是自信过分，但不能以非布尔什维克视之。说布哈林是党内宝贵的理论家，但不懂辩证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犯的错误决非偶然。陈独秀听了这些从未听到过的言论，顿觉耳目一新，他接着外甥的话兴奋地问道：真有此事？吴继严说：千真万确一点不假。陈独秀说：讲下去讲下去，我很爱听。这时的陈独秀甚至不顾自己的身份，俨然就是一个天真好奇的小学生在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童话故事。于是，吴继严便将在苏联的感受一一讲给陈独秀听。他说苏联人民都恨斯大林，骂他“独断专横“，”专制暴君“，“红色沙皇”，“胡椒厨师”，没有到过西欧，“不懂西方民主，不知西方文明”，“土包子乡巴佬”……而托洛茨基则深得人民信仰，说他是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才华盖世等等。?陈独秀听着吴继严的话兴趣盎然，他觉得，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有自已还提出过反对之词，又有谁敢对斯大林有半点异词呢？斯大林是苏联最高领袖，又是共产国际的首要人物，他援助的只能是拥护他的人，而中国共产党运动在颇长的一个时期内，离开了苏联便无法存继与发展，对其发表不同观点与见解，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吴继严又将从苏联带的托洛茨基著作及评论他文章一本一本地拿给陈独秀看。
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8)
从托洛茨基的著作中，陈独秀得到了令他惊喜不已的革命信号。这个俄国人对中国大革命的论述深深打动了他。他似乎是在备受欺骗和愚弄的痛苦中找到了知音。在托著中，他惊奇地看到，大革命时期，他曾多次提出的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后来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些主张一再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受到的压抑与屈委终于有人作出了最深切的理解，发别人之未敢发。原来革命失败后归在他名下的一大堆错误，却是斯大林自己一贯坚持，而事前却均己由俄国的反对派指摘出来的。自己满腹的郁闷似乎都被这些卓言转化成了无限的兴奋与激情。
他激动地读着这些句子，为这些语言感振不已：
“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
“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
“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政策时，就说我们‘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在当时是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的”?。
这些语句，对陈独秀来说无异是一种极强烈的触动，它一下子拨开了长期以来罩在自己心头的迷雾。他恍然大悟地说：“当你们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也并且予言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然遭到的结果。”?他大加称赞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责任的评价，从此便由好感而逐渐系统地学习和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理论。
陈独秀不会吝啬在大革命失败后自我检讨的诚心与勇气，但是，作为个性刚强而桀骜的他在对共产国际完全诿过于已的盛怒之下，已无暇去作自我批评了。
3.投身“托派”事业
大革命失败的沉重铁锤，敲掉了无数中国革命者的头颅，同时也敲醒了许多幸而未掉的脑袋，陈独秀在失败的阵痛中，深深感受到过去几年盲干瞎干的凄凉。他深刻地认识到没有正确理论的引导，或全靠“远方遥领”，革命多似一只无舵的舟船！
“中国的革命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痛定思痛后的结论言犹在耳。
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转换中也有着不断的碰撞与磨合，有时表现为理论上的两极对立。陈独秀毕竟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容易昏头的武夫，他每接受一个反对派观点，都经过极度的思考，并常常通过争辩。他除了在大革命失败责任归属问题上对托洛茨基主张一见倾心外，其它的观点在接受时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从个人品质性格和工作作风来看，陈独秀自连任五届总书记以来，他很客观很冷静地看待拥护他和反对他的人，把他们当作一样的同志，发扬民主、提倡争论，绝不象口头标榜民主者那样党同伐异，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决没有对同志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拥护者养于克里姆林宫，反对者流于西伯利亚，也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者去打击报复反对他的人。他作为一个人，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李维汉说，他是我党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六大”后汪泽楷曾鼓动陈一起反对中央，遭其拒绝。搞阳谋不搞阴谋，他说：“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在他的认识中，要搞好革命就必须摆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束缚。
随着中国留俄学生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不断回国，中国革命的土壤里便播入了一类新的火种。而这火种燃烧的火光，以独特的力量照亮了困境中的陈独秀。
1929年秋，自认为目前的政党已“不可挽救”的陈独秀与彭述之、郑超麟、何资深、尹宽、李季、高语罕、王独清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托派组织，取名为“无产者社”，并创《无产者》刊。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说共产国际和中共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已不再革命，中国革命要由“无产者社”独立承担完成。主张反对斯大林、打倒蒋介石，主要目的是打倒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则采取批评态度，希望其走他们认为的正确的革命路线。
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9)
1930年春，从莫斯科列宁学院回国的刘仁静与从东方大学回国的王文元（凡西）、从中山大学回国的宋逢春在上海成立一托派组织为“十月社”。刘仁静回国时曾绕道君士坦丁堡，见到了托洛茨基。他认为自己是“天然的托派”，组织“十月社”自任领导，他要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一个“十月革命”。他们出版了一个刊物名《十月》，所发文章大部分是托洛茨基写的。
与“十月社”几乎同时，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赵济、刘英、王平一、徐乃达等在上海成立了托派组织名为“战斗社”，其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托洛茨基曾办过一个《战斗报》。该报办一刊物名为《战斗》，所载文章大部分也是托洛茨基写的。
在同一种思想的引导下出现了四个相互独立的派别，彼此之间的争论是避免不了的。人员的复杂，使个人野心与派别偏见，和革命思想的真诚差异交织在一起，崇高与卑劣的动机往往会用同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而个人品质上的贤或不肖，当事情还只限于说话或文字之时，也总是混淆不清的。对转向托派的动机，也很不一致：有的因在党内不得志，企图到新的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中畏惧了革命，把反对派看作了向后退的一块垫脚石；有的欲利用反对派的更左藉以掩饰自已的消极，使自己的脱党心安理得……因此，四派之间各自为战争论不休恶仗连连，统一已成必须即刻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命题。
其他托派成员认为，陈独秀曾忠实地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路线，是反对过托洛茨基的，如今转向托派乃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况且被中共停职后，曾在“中东路事件”问题上与托洛茨基存在着分歧，在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时又有许多方面不能苟同。因此不能算作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以，面对四派的混战，他极力想统一领导，共同寻求中国的前途，但因其他托派成员的成见而收效甚微。他曾对“十月社”成员王文元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最后，有了托洛茨基要求各派“应无条件的统一起来”的提议，在陈独秀的努力下，各派之间的协商再也不是吵架的同义词。为中国托派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1931年5月1日至3日，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选举出了主席团，成员有陈独秀、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王平一，陈独秀为主席团主席。他首先提议为共产主义牺牲的烈士们默哀三分钟，然后作政治报告，接着与会代表对所作报告进行了两天的讨论。最后，确定统一后的组织名称为陈独秀提出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统一大会”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托派中央委员会。其中“无产者社”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当选；“我们的话社”陈亦谋、区芳当选；“十月社”王文元、宋逢春、罗汉、濮德志当选；“战斗社”无一人当选。大会闭幕后，接着开第一次执委会，并产生了陈独秀、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组成的常委会，选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五人组成“党报委员会”，又公推陈独秀为统一后组织的书记兼报委书记。
托派组织统一后，成员们大都十分兴奋，认为结束了各自吹打的分散局面，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担任秘书的罗汉还草成了一个致托洛茨基的电报，满怀激情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中国。”中国托派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但是“十月社”的刘仁静却意外落选，心中忿忿不平。“无产者社”的马玉夫因陈独秀未在“统一大会”上提他为中委，失望气恨交织于胸，于五月二十三日跑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去告密，导致了统一未久的托派中央大破坏，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何资深、楼国华等十三人被捕，陈独秀、彭述之因不知地址而幸免。
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10)
这一批人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侦缉队拘押月余，又被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接受军法审判，国民党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郑超麟徒刑十五年，何资深十二年，陈亦谋、宋逢春、王文元、江常师、楼国华各六年，濮德志因马玉夫不认识，判了两年半。最后将全案人犯押解到漕河泾监狱执行徒刑。此次破坏，九个执委，被捕五个，五个常委被捕四个，使批派中央濒于瘫痪瓦解的边缘。
经过这次劫难，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区芳虽未被捕，但区芳吓逃、罗汉隐迹，陈独秀等经过半年的努力，才组成了一个“临时常委”。
革命永远都是以残酷来对待它的参加者的，它毁灭坚强者和忠贞者的躯体，同时败坏软弱者和卑劣者的灵魂。
陈独秀从中共的总书记变成了中共反对派的总书记，但仍有着呕心沥血的投入与执著。他希望新建的组织能一改被他抛弃的中共实行革命的面貌，完全自主地领导新的革命者完成只有他们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陈独秀从中共总书记转成了中共反对派的总书记，但并不是他对共产主义的背叛，他依然将共产主义作为终极理想与目标，他在寻求着一种新的革命方式，对“不能自主”的曾经的革命状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赞同托洛茨基的一部分理论，但大多保留了自己的思想，在主持中国托派革命话动时，依然执行的是自己独立的思想及政治主张。托洛茨基曾对中国托派产生过作用，但是他对中国问题发表的看法并没有用强制的手法推行给中国托派，陈独秀也没有对其策略言必听计必从的作为。这时没有托洛茨基支配的物质力量，没有斯大林曾经“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每月数万元的金钱”，完全没有“端别人碗，受别人管”的限制，与在卢布作用下的指示性的革命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有人在陈独秀转为托派时发论道：“这样，他扔掉了一根‘指挥棒’（共产国际），又接受了另一根‘指挥棒’（托派国际）；‘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却南辕北辙，还是跟着别人走向歧途。”事实上，托洛茨基对于陈独秀别说没有起到“指挥棒”的作用，连作为支持体态平衡的“拐杖”也难以算上。摒弃党派立场，以客观的心态去关照历史，以公正的评论去祭奠那些曾经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在善待历史人物的同时也保留了历史学者的人格自尊。看待各种党派均应以平静的心态，大可不必以“泥坑”“怪胎”等词加入个人的情感，作为其对立者的帮手。“棒杀”或“护短”只能表现出狂热或偏执。政权、政党只是历史长河中的过渡物，而人格精神却是永恒的，是常开不败的花朵，对历史客观的书写无疑体现着历史学者的深远目光。
在种种困难的情况下，陈独秀努力维持着托派中央的工作，他一方面坚守着自己的思想阵地，另一方面将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日寇侵华日渐密集的炮声里扯起了抗日民主的爱国大旗。以“五四”的激情为再次遭受凌辱的民族奔走呼喊。
而此时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正沿着王明的极左道路冲刺过去，终于冲刺到不敢再前进半步。既使在此时，能体会到“中国革命要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的深刻性又有几人？！
历史并没有给陈独秀机会，也不可能再给他机会。原托派成员中梁干乔、陆梦衣、刘仁静、宋逢春、王平一、刘英、徐乃达等不断有人投靠国民党，有的甚至充当特务，引狼入室，成了国民党捕拿托派成员的得力工具。
1932年中旬，经受破坏创伤未愈的托派组织在陈独秀的努力下刚刚成立常委后不久，便于十月十五日遭到了又一次大劫难，多难的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彭述之、濮德志、罗世藩等成了国民党的狱中之客，陈独秀也因叛徒的自首而未幸免，径历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被捕，拖着五十五岁的身躯走进了国民党的法庭与监狱。
在民族危亡的紧迫气氛中，在革命的“惨淡经营”中，陈独秀步入了生命历程中的黄昏，“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陈独秀始终未停止对社会直至人类终极关怀的思索，努力寻求着中国生存、富强、发展的道路，直至生命的终结。对他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让自己放弃、停止思想。
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11)
带着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嗔怨，带着对反对派的希望与执着，更带着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与启蒙，陈独秀步入了动荡不已、毁誉交加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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