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1)
就在北方“三?一八”案发那天，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称转达蒋介石校长的命令，让其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到达黄埔时，蒋介石却否认有此命令。此时又有谣言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想劫持蒋介石。20日，蒋介石突然宣布对广州进行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并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布勃诺夫等苏联顾问，并达到了逼走汪精卫的目的。
事件发生后，刚刚恢复自由的布勃诺夫觉得情况严重，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后决定，为了不使国共关系破裂，为了国民革命运动，无论如何也要挽留住蒋介石，不让他右转。陈延年、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主张坚决反击蒋介石。国民党内的一些人也对蒋介石的行为非常不满，蒋介石处于一片声讨之中。但布勃诺夫为不使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破产而给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提供攻击斯大林的口实，尽力消除事件造成的影响，否定了陈延年、毛泽东等人的主张。于是采取让步措施，撤退苏联顾问中因反对蒋介石北伐主张而遭蒋介石忌恨的季山嘉等人的职务。
与蒋介石有着深刻矛盾的汪精卫，原本以为苏联代表会借此打击蒋介石，但是，他们反而召回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季山嘉，只觉得颜面扫尽。曾在事变当天表示欲与蒋介石斗争的各军军长也因布勃诺夫的让步而倒向蒋介石的一边，蒋介石由此势力大增，汪精卫却避难离国赴欧。
不久，布勃诺夫带着离任的季山嘉等人途经上海回国，并给正回广州的鲍罗廷写信，指示中共绝对不要突出自己，把自己当作助手和领导者，而应努力帮助国民党加强组织，使其领导国民革命并密切联系工人群众。鲍罗廷到广州后，继续执行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设法以中共受点损失和做出一定的牺牲来换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尽快弥补中山舰事件给国共两党造成的裂痕。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得到消息十分愤慨，但又因不明具体情况难定对策。在不明真相的等待中，等来了已做出退让回国的布勃诺夫一行。布勃诺夫介绍了事变情况并将自己错误的观察与分析带给了陈独秀，认为蒋介石并不反俄、反共，只是为防止叛乱发生，经过这次事件，蒋介石已经明白中共并未搞阴谋，广州局势已恢复正常。在布勃诺夫的影响下，陈独秀也相信蒋介石是受了国民党右派的蛊惑而上了他们的当。他认为鉴于当前情况应该做的就是揭穿国民党右派的挑拨离间，稳固国共关系，与蒋介石组成革命合力。
但此时，上海区委和各地党组织纷纷要求中共中央对中山舰事件作出正式决定，以便正人视听，应对蒋介石。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也向他寄来了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他从中了解了事件的真实情况和蒋介石发动政变的真正意图，对事件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于是他多次召集中央会议，确定了尽力团结左派，孤立蒋介石，加强国民革命第二、六军和左派队伍，必要时打击蒋介石，扩充叶挺部队和工人纠察队及农民武装，组成革命的基本队伍这三项政策。为落实这些政策，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以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为委员的特别委员会，指定彭述之为书记赴广州建立组织，但这些计划又在鲍罗廷的反对下成了空谈。陈独秀还代表中共中央电告共产国际，再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
于是，陈独秀一面决定派张国焘到广州了解事件真相，一面等待莫斯科的指示。但迫于党内催促明确态度的压力，在共产国际根本没有时间回复的情况下，陈独秀还是遵守组织纪律顺应了上级的说法，在《向导》上接连发表文章，表明了中共对广州事变的态度，表示蒋介石是国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柱石，他只是受了右派的蒙蔽，不能对其惩罚而要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拉出来，挽回他。
这时，中山舰事件后高语罕从广州逃到上海，陈独秀到亚东图书馆看望他，听他讲述了广州的一些情况，他还听高语罕说，黄埔军校竟然挂起了写着“蒋”字的大旗，蒋介石吃饭都要军乐队伴奏，为顾全合作大局，陈独秀说服高语罕要忍耐。
“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2)
在苏共内部，斯大林派与它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就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方式也论争了许久，反对派正在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进行攻击，认为苏共实质上是在实行取消共产党的政策，警告斯大林等在制造中国革命的悲剧。而事实上，在中山舰事件的打击以及布勃诺夫的退让下，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势力的确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鲍罗廷依然在与蒋介石频繁接触，处处让步。陈独秀的电告赢得了托洛茨基的支持，但是却遭到了斯大林的抵制，不久，苏共中央就中山舰事件做出决定，否定了托洛茨基提出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意见，指示中共必须把自己保留在国民党内，并努力逼国民党右派退出或将其开除出国民党。
但此时国民党右派已经不在乎这些了，他们又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肆反共，攻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成立了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广州国民党二府并驾。
陈独秀等主张的对国民党的反击，也因苏共的政策而流于打嘴仗上。共产国际从未对中共武装力量给予过援助，掌握对华军事援助的鲍罗廷根本不准备发展中共武装力量，也不赞成打击蒋介石。中山舰事件后，苏共援助国民党的一批武器刚好运抵广州。陈独秀曾提出要抽出5000条枪武装广东农民，以防分裂。遭到了鲍罗廷的拒绝，他要秉承共产国际意志，扩大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统一中国的革命。
鲍罗廷到达广州后就与蒋介石会谈，答应蒋介石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蒋介石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
1926年5月上旬，彭述之在鲍罗廷与蒋介石会谈后到达广州，组织特别委员会，两次召集会议贯彻陈独秀及中共中央的对蒋决策，但都遭到了鲍罗廷的反对，鲍罗廷认为，为苏共与国民党友好关系计，不能因小失大，应设法弥补挽救。
1926年5月14日，鲍罗廷以刚刚运抵广东的军事物质为筹码，与蒋介石达成协议，鲍罗廷容忍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包括他限共、排共以及他造成的“以蒋代汪”的局面，鲍罗廷将运到广州的军事物质全部交给蒋介石，支持蒋介石为“改善”国共关系而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蒋介石为了得到军火物质答应继续聘用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并打击右派。
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势力渐大的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二届二中全会，会上，在鲍罗廷事前的大量工作下，中共党员对蒋介石的各种提案未予以有利的反对，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分；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出，规定中共发指示给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会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所任职务全部离职，蒋介石接任谭平山的组织部长，顾孟余接任毛泽东的代理宣传部长，叶楚伧接任吴玉章的秘书长，蒋介石还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军人部长。鲍罗廷还向蒋介石表示，为维护国共合作，中共不会反对《整理党务案》，这个国际代表包揽了国共关系的重大决策，陈独秀反击蒋介石的对策被鲍罗廷彻底放弃。
陈独秀了解到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情况后，大大出乎意料，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蒋介石一次次对中共的措施，让他觉得蒋介石不仅不会左转，反而在迅速右转。为避免中共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必须退出国民党，改变党内合作的方式，否则，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自主政策，让党获得群众信任。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又严令留在国民党内，维持国共合作，国际代表鲍罗廷坚决反对退出，表示最多以退出相威吓，因为他觉得蒋介石要进行北伐，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他还指示广东特委对蒋介石做最大限度的让步，容忍中山舰事件，支持国民党的“整理党务案”及其北伐。
在广东特委会上，陈独秀退出国民党意见又被否定，鲍罗廷的主张得以通过。在共产国际方面，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对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退出国民党的意见也给予了最严厉的批评，并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但陈独秀依然在国际指示下，痛陈推出国民党的理由，但中央多数委员仍遵从国际指示，他又一次放弃了自己的坚持，表示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
“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3)
无奈之下，陈独秀秉着共产国际精神，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信，对其在中山舰事件中对中共的栽诬逐条进行批驳，为中共辩白。中共中央此时也致书国民党中央，表示认可“整理党务案”，达到目的的蒋介石不久也发表谈话，就陈独秀信作口头回复，声表明中山舰事件与中共没有关系，纯属误会。
此时的中共，在公开声明中，一面把国共摩擦归结为反动势力挑拨离间，一面极力表面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并遵守已经通过的“整理党务案”。
自此，蒋介石通过“整理党务案”达到了国民党右派早就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将共产党从国民党重要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他还使蒋汪合作局面转为蒋介石独揽专权，为国共合作破灭埋下了隐患。而“整理党务案”的促成者鲍罗廷却为此十分得意。
在鲍罗廷的包办下，“整理党务案”强加给了左右为难的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不了解“整理党务案”的内容，在反击无望的无奈之中附和了共产国际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意见。
蒋介石经过一番内外准备后，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决定开始北伐，但此时共产国际又从蒋介石自中山舰以来所作所为，感到他举行北伐只能扩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的势力，有害于国民革命，并且北伐还有可能造成帝国主义势力联合起来武装干涉，又认为不宜北伐，因此又致函驻华代表表示应暂缓国民党北伐。而中国的形势已经到了非出兵不可的地步，在加拉罕的坚持下，苏共有所松动。但不久，听了布勃诺夫使团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后，反对北伐的态度又强硬起来，坚决谴责目前进行北伐和准备北伐的指示。但此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共产国际决定的飘摇之中已经坚定地主张北伐了。
6月19日，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正式成立，随后便表明了反对北伐的立场。维经斯基还为改变陈独秀等支持北伐的态度做了大量的努力，陈独秀起初难以接受远东局反对北伐的主张，但在维经斯基的苦劝下，表示反对北伐，并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问题，表明了反对北伐的立场。彭述之附和，张国焘、瞿秋白反对。
此后，陈独秀还应维经斯基的要求，在《向导》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表达反对北伐的态度。认为即使北伐有成功，也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非革命的胜利。文章一经发表，即引起了国共两党广泛的争论。国民党顾孟余斥责陈独秀是“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的感情”，黄埔军校中国民党党部在提出对陈独秀控告的同时，还禁止学生购阅《向导》。正在督师北伐的蒋介石一个月后才看到这篇文章，他当即电告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让中共中央执委会予以解释。
陈独秀还接到许多国民党人提出异议和斥责的信，就连瞿秋白也对此提出中共不能反对北伐的意见。鲍罗廷更始认为陈独秀制造了国共两党摩擦的口实，于是他与支持陈独秀反对北伐的维经斯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北伐之事，箭已离弦，且势如破竹，争论也在既成事实下随之渐渐平息。中共中央必须明确对北伐的态度。
1926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告，表示全党发动群众，积极支持北伐，配合北伐军，到占领地区组织工农运动。但表面支持革命的北伐，而非纯粹的军事的北伐，更非为蒋介石扩充势力的北伐。陈独秀对蒋介石企图借北伐建立军政独裁的野心有所察觉，他认为北伐结果必然造成一个新军阀。虽然如此，他还是顺应时势，参与北伐，以使这个单纯“军事行动的北伐”，变成“革命的北伐”。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指示中共各地党组织将支持北伐作为工作中心，发动群众参加国民革命，支援北伐军，农民运动也在北伐军所到地区热闹地展开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还就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发表宣言。中国共产党努力引导一切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使之取得胜利。
“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4)
虽然工农运动在支持北伐军中勃兴，但引起了乡村城市反动势力的恐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及大部分将领都对工农运动持反对态度。他们甚至压迫工农运动，屠杀农民运动骨干。而且这种反动势头与北伐进程同步而增。中共又到维持国共合作与发展工农运动二者必选其一的地步。但限制工农运动，在中共看来，北伐就失去了革命性而与军阀混战无异，发展工农运动，必然导致剧烈的摩擦产生，处于弱势力的中共必然是最大的受害者。陈独秀在两难中选择了国共分手，因为他已看到了国共分手是必然的事。但苏共内部的矛盾又让他承受着不可抗拒的压力，共产国际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中共离开国民党这条船。此时，远在莫斯科，一场以中国问题为焦点的斗争也在愈演愈烈，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对派“联盟”，加紧进行反对苏共中央的活动。不久，苏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向托季等人提出警告，并撤消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曾被视为“国民党的后起之秀”的蒋介石，此时在北伐的发展中加紧了自己的势力扩张。为使党政军三权集中于总司令，他企图迁移中央政府，为使远地代表不能赴会，他于9月上旬匆匆宣布将于10月1日召集国民党中央与各地省党部联席会议。蒋介石感到了自己在国民党内部地位的危险，因为此时国民党左派反蒋迎汪的空气异常浓厚。这个大耍两面派手腕具有巨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的人物，其独裁也成了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中山舰事件受到打击而又被排斥在政府权力机关之外的汪精卫，在蒋介石的自我膨胀、倒行逆施中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热切期待。为此蒋介石派人到上海请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赴汉，让中共中央不要赞成迎汪，以维持自己总司令的地位。但中共中央表示赞成迎汪，希望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首领地位切充实其实力，还表示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
中共中央还就国民党即将召开的10月1日中央扩大会议左派必然要迎汪一事发出通告，申明了向蒋介石表明过的态度，又致函广东区委，重申通告精神，并指示他们把所有能力都集中在农民运动上。
但是，在迁移国民政府问题上，中共中央却不予支持，认为蒋介石此举目的是阻止汪精卫复职，实现个人独裁。9月20日，中共召集会议，揭露蒋介石匆忙宣布10月1日召开会议的用心，表示反对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认为这样失去了左派群众的影响，国民政府的政策和行动也就越右。鉴于国民党内斗争渐渐激烈和共产国际的压力，中共中央发表报告，宣称中共不退出国民党，但也不代替它，应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善意地忠告他们，对国民党内派别斗争不助长也不消灭。极力促成迎汪复职而不倒蒋。仍保持蒋介石的军事首领总司令的地位，军权归蒋介石掌握并使其充更加充实，党权、政权归汪精卫，实行蒋汪合作。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
后中共中央局又多次举行会议，决定将国民党军权与党权分开，让汪精卫回来掌握党权，蒋介石掌握军权，在汪蒋的合作下保持国民党政府的革命性。国民党中央也与广东省党部举行联席会议，在中共的影响下，通过了打倒个人独裁，加强党内民主，召回汪精卫以抑蒋介石的决议。
但是，蒋介石并不按照中共设计的路线走，这个被中共一直认为的中派，越来越右倾。北方的研究系又攻击中共的革命动机不纯，居心不良。为稳定蒋介石，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予以批驳，表示中国现在是国民革命时代而非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中共也不会与国民党左派争权，共产党取得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他还表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实际行动上，陈独秀也做了离开国民党的准备。1926年9月，中共中央致函湖北区委，反对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说“我们的任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还致函广东区委，指示李大钊，不参加国民党中央组织的“特务委员会”，该会是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为处理湖北党政事务而成立的，拟请李大钊参加。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区委向国民党中央交涉，不仅李大钊不能参加，中共任何同志现时都不能加入。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发出通告，杜绝工运、农运领导同志入伍黄埔军校。12月2日，中共中央局致函江西党组织，严厉批评他们参加省县政府的倾向，要求必须迅速纠正，限期命令其辞职，否则立即登报公开开除，国民党省党部中九人中中共占八人，应该迅速改选，最多只占农民、青年、宣传三部。
“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5)
一切表明，中共在极力树立在野党形象，不参加政府，立足于在野党地位，彻底表明独立的在野党态度，力图减少国民党的猜忌，站在国民党外与其一同进行国民革命。
自从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共产党即做好了应对这一举措的各项准备。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大会后出师北伐，由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在共产党发动的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初战告捷，于12日攻取长沙。短暂停滞后，又于9月攻克汉口、汉阳，10月10日又攻克武昌，基本消灭了吴佩孚的部队。
为配合国民革命，以实际行动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建立上海市民政府，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打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旨在推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陈独秀除参加汉口会议外，始终坐镇上海，作起义的总指挥。
1926年9月上旬到10月23日第一次武装起义发动时，中共在上海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酝酿暴动，明确提出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组织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夺取上海的市政府。但由于力量悬殊、准备不充分、时机不成熟等原因，起义第二天即遭到了失败。起义结束后，中共中央执委会举行联席会议，总结了失败教训，讨论了下一次起义的注意事项，陈独秀认为工人、国民党军事力量、资产阶级是再次起义需要依靠的力量。
11月4日，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攻克九江，中共开始在上海准备第二次武装暴动。陈独秀积极组织并参加中共中央以及上海区委特别会议，确定起义的重大方针。在会议中，基本由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确定起义策略，那就是暴动要以无产阶级为主，但领袖要让资产阶级当，政权要让资产阶级来掌握。认为，自己的组织和战斗力不强，依全国政治环境也不便猛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因此，并不幻想此时在上海可以用市民暴动的力量实现平民政权，只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实现一个资产阶级式的自治市政府。但由于战争形势以及国民党内部又有了新的变化，暴动在讨论中暂时搁置下来。
由于战争形势又转为有利，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举行会议，决定应迎汪回国，相信只要汪精卫回到广州，他便会成为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国民党的中心，中共极力设法劝汪精卫回国。
虽然，中共反对国民党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国民政府还是于12月宣布任命谭延闿临时代理主席，停止在广州办公，准备迁往武汉。12月10日，鲍罗廷偕同宋庆龄、宋子文等人以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到达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在此之前，中共曾致函广东区委批评鲍罗廷不明形势贸然支持国民政府迁都。
为统一武汉革命思想，陈独秀于12月13日赴汉口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对统一战线中右倾分裂倾向作了正确的估计，认为中共党内有看不起国民党、否认左派存在、包办国民党和民众运动、误解党的独立等现象。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了相应策略，即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督促国民党将武力与民众结合起来，维持国民党势力均衡，扩大民主主义宣传，继续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改善国共关系，援助左派发展，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在土地问题上，与多数同志一起，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急进政策，主张实行减租减息。
在共产国际对华政策右倾错误的延续下，在中共中央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限于经验，囿于不能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人显得难以驾驭和自决。迁都汉口之争，又使各种政治势力汇成了更大的旋涡，国共两党、国民党内左右两派这些多变多惊的关系，让共产党人不得不在统一武汉思想，稳定军事力量，形成抗蒋合理的考虑下，减缩工农运动。
就在汉口会议召开几天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会。会议把中国问题列为议事中心，还成立了中国委员会。会议明确决定在中国推进土地革命。还作出指示，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和北伐军解放的地区建立的政治机构，以便实行民族革命的土地纲领。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反对右派，与左派密切合作，批判动摇的中间派。共产国际执委及主席团委员罗易，在会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赴华执行决议。同时，还电令中共中央应采取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及各省政府的政策。
“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6)
国民政府迁都后，忠实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鲍罗廷竭力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以帮助加强国民党左派。为避免与国民党右派冲突，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中共中央则坚决反对。
观点龃龉的根本点依然是两党融为一体还是互相配合。从汉口回到上海后，陈独秀便与瞿秋白、彭述之、维经斯基一起多次到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向刚从苏联来的三位驻华代表N?那桑洛夫、N?福京、A?阿尔勃雷希妥了解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式和策略等重大问题。他与维经斯基、彭述之坚持“由宣传而组织，由组织而武装暴动”的“传统路线”，主要以工农群众的武装暴动推进革命。三位驻华代表和瞿秋白却一致主张“新路线”，即主要依靠北伐军，群众做向导、报告军情、缴溃散兵的枪支等“苦力”、“别动队”的工作；党的工作主要放在支持北伐上。
陈独秀的态度让三个国际代表十分失望，他们知道陈独秀不会支持“新路线”，就有了换掉陈独秀这个中共领袖的想法，但是，他们后来感觉到，陈独秀在党内的权威影响太大，倒陈新立别人是不能成功的，于是又放弃了。但瞿秋白却不能容忍，他要以打击彭述之的方式达到打击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的目的，于是他便开始写作《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一“反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批判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及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推行的“二次革命论”、放弃国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错误。
此时的陈独秀不仅感觉到了来自内部的压力，更让他忧心的还是党外的危险。1927年1月8日和26日，在维经斯基的支持下，他两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作政治报告，指出在国民党内已经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共潮流，革命出现了危机，建议让汪蒋和其他军官重修旧好，应该变“减轻人民负担”的口号为减轻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惧怕心理。他对蒋介石等反动势力是有清醒认识的，但是，一个没有军事力量的党派的党魁又能做何抉择呢？此时，苏共及共产国际全力支援的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已经成了共产党潜在的最大的政治杀手了。此时共产国际还是硬将暗动刀枪的国共两党绑缚在国民革命的同一辆战车上，来维护他们在中国政策上的政治颜面。
1927年1月3日，感觉武汉气氛不对的蒋介石致电武汉，主张国民党政府暂设南昌。但是他的这一建议遭到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否决。9日，蒋介石又亲自前往武汉，但是武汉却掀起了反对独裁、实行民主的“反蒋迎汪”运动。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精神传到上海后，中共中央举行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文件，瞿秋白表示完全接受国际路线，批评中央过去的路线与国际不合，特别提出土地革命的重要。彭述之则为中共中央路线辩护，并与瞿秋白发生冲突，陈独秀站在彭述之的立场上，但会议最后还是一致同意接受国际的决议。
1927年初，北伐军分三路向皖、江、浙等省进攻。由于孙传芳的主力已在江西被击溃，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北伐军进展顺利。北洋军阀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统治濒临垮台之时，经受过第一次武装起义洗礼的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设法武装自己，准备夺取政权。
2月16日，中共上海区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世炎提出要在蒋介石来之前开展反帝运动，否则他会与帝国主义妥协。会议还讨论了反蒋问题，认为蒋介石现在已经被一切反革命派所包围，遭左派反对，蒋介石有可能与左派妥协。中共坚决反对蒋介石，拉住左派，由此，会议决定赶快准备一个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第二天，上海区委发出通讯，指出中共中央已经认可了上海区委反蒋斗争态度和工作，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从内部破坏革命日趋严重，他已经成为右派势力的中心，中共应该在各地即刻展开反蒋宣传。
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18日，先头部队抵达嘉兴，上海非常混乱。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首次向中共建议在上海建立政权，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提出“罢工响应北伐军”的口号，但是，北伐军到达嘉兴后却停止不前，上海有36万工人规模的罢工运动已经是箭在弦上，20日，得知消息的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将总罢工变为武装起义，第二天，罢工工人奋起袭击反动军警，夺取武器，准备建立政权。但是，由于海军两舰配合起义的计划泄露，两舰在来不及通知各区起义工人的情况下不得不提前开炮，整个起义计划被迫打乱，又兼离上海不远的北伐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工人请求援助的要求，准备还是不很充分的第二次工人起义又被北洋军阀残酷地镇压下去。
“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7)
为减少损失，2月23日，陈独秀召集中共中央与中共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即日起停止暴动，由上海总工会发令复工，扩大武装组织，准备下次暴动。会议还决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等八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指导上海的工作。次日，中共中央发表《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工友》，指出这次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反抗封建军阀的第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号召工人加紧团结，积极准备更大行动，工人们于当天复工。
晚上，陈独秀召开特委会议，就第二次武装暴动与特委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强调了军事行动和武装斗争的方式，并说明罢工并没有失败，而是要准备较大规模的运动。
从2月24日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结束到3月21日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陈独秀几乎每天都召开上海特委会议，为新的工人武装暴动进行组织策划，在会上，他总结教训，对准备第三次武装暴动发表重要意见。同时还发表各种告上海民众书，鼓舞人们继续奋斗。
在特委会上，他建议等北伐军到上海再行动，夺取武装，开代表大会，注重武器与实力，不要占机关，要想法夺取兵工厂，罢工应该是为夺取武装、开代表大会而罢工，不要为罢工而罢工。还要组织交通队、侦探队、宣传队，以便很快行动。他还为罢工制定“收回租界、民选政府、市民代表大会、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四个口号。还对暴动时间做了安排，提议在北伐军打下苏州常州或松江开始，若资本家开除工人太多时，也可以单独罢工。还在会议上讨论确定了暴动时各区的指挥人，陈独秀实际成了暴动的总指挥。
为充实工会力量，还加强了工会建设，并制订组织法，规定没有总工会的许可，不得私立工会。他还指示上海工人运动在北伐军未到之前要做好政治宣传和经济上的要求两种准备工作。他还预测未来上海的局面，一定是国民党右派与民众斗争剧烈之地，应针对性地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他还领导中共中央促成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通过了《上海市民临时代表会议组织法》，为工人的进一步斗争打下了群众基础。
关于暴动结果，他决定在起义成功后建立临时政府，再进一步建立民选的上海市政府。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3月20日，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龙华。特委会当即立断，于次日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边安慎坊的中央宣传部三楼郑超麟家的亭子间听取汇报、约见干部，遥控指挥起义。中共将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坐镇指挥部，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和江浙区委第二书记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在前线指挥。交通员郑超麟和夏之栩联络于陈独秀和指挥部之间。
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工人付出了血和生命，依靠自己的力量，于3月22日一早占领了上海，取得了胜利。
在起义胜利当天，陈独秀参加了上海总工会举行的庆祝大会，并发表演说，他从巴黎公社讲到十月革命，高度赞扬上海工人阶级，独立解决了军阀的军队。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19人为上海市政府委员，组成上海临时市政府，其中共党团占了10人，在组织领导和成分上都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是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最光彩的篇章，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在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及上海工人阶级的共同努力下，夺取了东方最大的城市，为消灭孙传芳等军阀的势力，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由起义产生的上海市临时政府虽然只存在了24天，但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极大地鼓舞了后来的革命运动。
就在中共正在进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蒋介石不仅拒绝支援起义工人，还发表了反共演说，叫嚣要制裁国民党左派，制裁共产党。在共产党酝酿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蒋介石开始在江西制造惨案，诱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并又一次发表了反共演说，重申了要制裁左派和共产党的内容。此后他又制造了一系列惨案，解散并捣毁了南昌、九江、安徽等地的共产党党部和总工会。
“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8)
正在筹划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陈独秀针对蒋介石在南昌的反共演说，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函国民党中央，予以坚决批驳，揭露蒋介石的反共行径。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决议，但仍他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还选举仍在欧洲的汪精卫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
在汉口会议进行中，他还在上海特委会上听取罗亦农作的报告，罗亦农指出目前革命运动的危险倾向，历数蒋介石的种种反动事实，陈独秀表示赞助武汉反蒋，他认为战胜反动势力，直接取得政权，建立民主独裁制，共产党在其中完全取得领导地位，丝毫不能退让。
鉴于这种复杂的情况，陈独秀及中共中央决定联合武汉政府，合力对抗日益加紧独裁反动活动的蒋介石，在第三武装起义的当天，陈独秀就派代表去见白崇禧、薛岳，要他们赶快来取上海。如今，起义胜利，于是，在上海市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晚上,中共上海特委举行会议，讨论胜利后的问题，陈独秀根据国际代表意见提出发动工农、共产党、共青团参加薛岳的部队，并主张整编工人纠察队，加紧训练，防止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提议报告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上海市政府机构成员。
但是，在蒋介石的作梗下，受委任的虞洽卿、白崇禧、钮永键等人不到上海市政府就职，陈独秀决定将不就职的委员取消再选，可把孙科、宋子文等选为委员。以1500工人扩充入薛岳军队，但不能将他弄得太左了。
此时外间传言，白崇禧要解散工人纠察队，陈独秀让中共在这方面做好抵抗准备。对白崇禧调开薛岳一事，他主张各区党支部分头召集党员大会拥护留薛。
1927年3月24日，就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刚刚胜利之时，由程潜任总指挥的北伐军攻克了南京，当天下午，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打死中国一二千人，制造了南京惨案。也就在中共加紧应对可能到来的斗争时，蒋介石于3月25日到达了南京，污蔑并嫁祸于共产党。
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蒋介石已经将中共树立为自己的死敌。鉴于中外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1927年3月26日，在中共上海特委会上，陈独秀决定进行准备防御战争，并制订了包围白崇禧、挽留薛岳，扩大反英运动，将反英与反蒋联合在一起。罗亦农还根据目前形势提出中共的责任是挽救全国的危机，严阵以待，集中兵力，四周布防，保护上海工人组织，准备一个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成功更好，即便不成功，也会对蒋介石进行有力的打击。就在中共热烈讨论之时，蒋介石与当天下午四时到达上海，加紧反革命活动。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情况本来就很复杂，蒋介石的到来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就在蒋介石到上海的两个小时后，上海区委立即作出反应，召开会议，讨论认为蒋介石到上海别有用心，想压平上海民众力量，他要集中上海各种势力与中共算总帐，最重要的是解决工人与纠察队的问题。
但蒋介石此时却表现得“先礼后兵”，他三次派原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胡公冕约请陈独秀谈话，但都被陈独秀以身体有病推辞，蒋介石吃了闭门羹，十分恼怒。
但是中共此刻还不能与蒋介石真正闹翻，工人纠察队如果与蒋介石正面冲突，会彻底失掉联合阵线，这就彻底违反了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陈独秀还有这样的顾虑。
于是，他致函上海区委，要在表面上缓和反蒋气氛，实际准备武装组织，加强工人纠察队力量，少说政治，对蒋介石的要求，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并决定去慰劳蒋介石，请他参加市政府就职大会，并准备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欢迎蒋总司令。
周恩来也赞成缓和气氛，暗做准备。他认为蒋介石也已经做了对付中共的准备，并有共产党、工会、工人武装、左派四个目标。现在重要的是南京，要拉住程潜。此时中共中央一致认为，现在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他出路。周恩来和罗亦农虽然支持这一看法，但是还有一个大的顾虑：如果采取实际的军事行动打击蒋介石，却违反了国际路线的重大决定。不仅他们二人有这样的顾虑，陈独秀也根本无法忽视这一阻力，于是他便派彭述之到武汉，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陈述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
“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9)
而此时的共产国际在反蒋问题上是没有商量的。不仅如此，此时的苏联《共产国际》机关报上又发表了文章，谴责了陈彭二人去年7月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国民党的主张。反蒋的军事行动会在共产国际方面引发什么，可想而知。
3月31日，中共中央致电苏共中央政治局，征求对目前情况的指示，当天就收到了复电，指示中共为避免蒋介石完全倒向帝国主义，对他采取进一步让步，将工人的枪械藏起来，务必避免与蒋介石军队发生公开冲突导致分裂。罗亦农看了共产国际的电报，气愤地将它摔到地上。陈独秀也无奈地服从了共产国际的命令，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再次放弃了反蒋计划。
就在国共两党危机日繁的紧要关头，身居海外的汪精卫回到上海。周恩来立即与汪精卫见面并作了谈话，并于4月1日到总书记的秘书郑超麟家将见面情况汇报给了陈独秀，陈独秀同意周恩来直接将汪精卫接送到汉口，不让他在上海与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员见面的意见。
就在汪精卫回到上海的当天，蒋介石就派吴稚晖去见汪精卫，探听他的口风。但是，汪精卫第二天就被蒋介石邀请到了他的司令部，与吴稚晖、李宗仁等一同连日开会，参加了他们的反共密谈。
铁了心要反共的蒋介石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汪精卫赞成反共，就与他合作，等共同对付完共产党后再与他谈权力分配。如果不赞成，他就单独干。在他看来，只要手中有军事力量，即使汪精卫联络武汉的国民党和中共，也是无用的。
在商谈中，吴稚晖提出检举中共案，要求各地反共将领实行清共；蒋介石表示马上做“赶走鲍罗廷“和”分共“两件事情。在中山舰事件中受到蒋介石打击的汪精卫，此时并不相信蒋介石的人格，他不敢贸然与这个曾让他吃了亏的政治对手合作“清共”，况且，他是在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积极邀请下回国的，共产党及其背后的共产国际都是他在与蒋介石有可能的政治斗争中重要的依靠。所以，当蒋吴二人表态后，他表示要暂时容忍，建议于4月15日在南京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以求解和平决。参与会谈者一致要求汪精卫留在上海，制裁共产党“越轨”行为，但汪精卫一再重申孙中山的三的大政策不能擅改，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吴稚晖在异常激动焦灼之际，竟然向汪精卫下跪，要求汪精卫改变态度，留在上海，会场一阵惊乱，汪精卫逃避着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情景极为滑稽。
会议最后决定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立即停止国民政府统治下各地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不接受武汉中央及政府发出的“妨害”党国前途的一切命令。取缔、制裁各军队、党部、团体、机关的捣乱者。
汪精卫一回到上海便被蒋介石等反动势力包围，必定偏听一方之词，如此影响甚大。这种情况让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措手不及，4月3日，陈独秀偕周恩来会见汪精卫。汪精卫却以“中共党已提出达到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口号，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质问陈独秀，陈独秀回答“决无此事”。汪精卫又转达吴稚晖的话，说陈独秀是口头骗自己的。为辩白此事，陈独秀答应亲笔作书面宣言。
第二天，陈独秀就开始起草《汪陈宣言》，即《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第三天，《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便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宣言》。宣言称，中共决无打倒国民党、三民主义之意，并将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等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国民党决没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希望国共两党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
根据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陈独秀作出的《汪陈宣言》当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大力称赞，由此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由于它的有才能的领导，无产阶级开始逐渐取得革命的领导权”。
“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10)
在国民党方面，蒋、汪、吴等国民党要员又在上海开谈话会，吴稚晖说，《汪陈宣言》会让外间认为从此中国归两党共同治理。汪精卫却自信地大笑说，宣言里只说明了两党误会不可发生，没有说两党共理中国，那只是两党首领外交上的友谊之谈，与两党的政策无关。吴稚晖表示，治理中国只要国民党，没有联合共产党共同治理国家的可能。
在中共方面，上海区委与宣言发表的第二天召开会议，罗亦农作报告认为，宣言已经达到了打击国民党右派、增进与左派相互信任的巨大作用，要求国共两党所有党部都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尤其在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独秀同志”。
此后，中共江浙区委、中共上海市执委、中共江苏省委、沪西各工会联合会、浦东工会联合会等机关团体先后发表宣言，表示极力拥护《汪陈宣言》，不为谣言所惑，拥护两党对于目前的革命主张。6月7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也发表宣言，表示将一致行动，共同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此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合作，开始期待已久的以汪制蒋的行动，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要毫不怀疑地与汪精卫合作。
在各方势力都对《汪陈宣言》的一片赞扬之声中，陈独秀以为国共关系从此开始好转，随即于宣言发表的第二天与汪精卫一起乘船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在遭到事变后，中共中央大多数主要领导人也后来也陆续来到武汉，中共中央机构很快定驻武汉政府枕榻之畔。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宣言在客观上解除了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给许多人造成了局势已经缓和的错觉。
其实，在蒋介石与汪精卫等密谈“分共”之前，他就与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上海流氓头子等举行一系列密谋，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答应给他巨额财政资助，上海流氓青红帮头子保证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
无论苏共中央、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如何延迟与蒋介石的决裂，势力渐强的蒋介石也是迫不及待地要采取行动了。而苏共无论是用“谨慎策略”还是用“坚决方针”来维持统一战线的退让政策也在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1927年4月9日，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上海戒严司令，全权指挥反革命政变。他自己则于当天离开上海，来到南京，为事变后建立政府做准备。
4月11日下午，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上海开始戒严，晚上，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杜月笙骗到法租界并惨遭杀害。次日凌晨，反动武装在上海进行血腥大屠杀，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反革命屠杀的暴风雨席卷了中国东南各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也发生了同样的大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并被杀害。
与此同时，张作霖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李大钊也走上绞刑架，慷慨就义。
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失去了大批的优秀党员和革命精英，遭受了建党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还失去了工人运动的中心城市上海。
公开反共的蒋介石让陈独秀更坚信与汪精卫联合是正确的选择，也坚定了与之联合的决心。
事变发生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不顾中共中央反对，答应蒋介石的请求，打算与鲍罗廷一起去上海会见蒋介石，还没有起程，便发生了事变，事变发生的第二天，罗易以“第三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蒋介石，组织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会议，劝告他放弃这一计划，党内问题让他到武汉来解决，否则，将承担破坏民族阵线的责任，并以是否采纳劝告来决定是否到南京访问他。但是蒋介石已经不在乎这些，依然我行我素。中共决定立即掀起反蒋运动。在革命的去向上，瞿秋白还主张先东征反蒋，然后北伐。陈独秀、鲍罗廷、张太雷、彭述之主张继续北伐向西北发展，但遭到了罗易的否定，他认为暂缓北伐，等准备充分后再进行。
“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11)
4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罗易的意见，通过了《关于继续北伐的决议》，提议让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定夺。当天，从武汉到上海的李立三、陈延年参加了中共上海特委举行的会议，传达了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中央决定调罗亦农到武汉，派陈延年为上海代理书记，并与李立三、维经斯基、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委。鉴于此时奉军进攻正紧，暂不反对蒋介石。周恩来决定以区委名义提出抗议，反对中央先北伐而暂停反蒋的决定。认为此次事变因为没有好好宣传反蒋，造成了重大损失。主张在军事上应先解决蒋介石然后再北伐。陈延年也主张趁资产阶级未稳固先动手，否则丧失时机，就难再有了。当即致电武汉中共中央，由周恩来起草，加上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六人的签名发出。
此后，中共上海特委会举行会议，反思上海事变的错误，认为有客观原因，主观上也有错误，不但是上海党的错误，而是整个党的根本错误。维经斯基也在会上发言，承认对蒋介石认识和策略上的错误，是国际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指导上的错误。周恩来也提出错误的责任问题，批评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争取领导权没有决心，并建议彭述之不能再任中央委员。
就在上海中共在沉痛反思，总结教训时，以武汉为中心的反蒋浪潮在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联合下强力掀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已经将自己推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国民党方面，在政变的第二天，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指出蒋介石已经成了革命的叛徒，决定电令各军查办政变的主谋者和实施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蒋介石、白崇禧，将违反党纪的政变者停职拿办，总司令及总指挥也应依法严惩，严令将已缴枪械退给工人纠察队。第三天，武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蒋介石、戴季陶等人党籍，对李石曾作出警告处分。还在4月17日发出命令，指出蒋介石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党籍，免去本职及各兼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共产党方面，在武汉的陈独秀，号召全党在全国发起讨蒋运动。4月16日，湖北省工会发表《讨蒋通电》，指出蒋介石的反叛行为已成反革命，全国革命民众人人得而诛之，请求国民党中央将叛党的蒋介石开除党籍，撤职惩办。湖北省农协也发表《讨蒋通电》，在列举蒋介石十二大罪状后，表示要率领150万有组织的农民与其决一死战。
此外全国学生总会、汉口商民协会、武汉码头总工会、武汉纺织工会、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也纷纷发表《讨蒋通电》，一致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
中共中央还发表宣言，表示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处理办法，将这个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群众的罪魁驱逐出党，给这个反叛并阴谋推翻国民政府的革命叛徒以最严厉的处分。
4月22日，汪精卫、宋庆龄、谭平山、毛泽东等41人联名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中央委员联名讨蒋》一文，表示“惟有按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为国民革命涤此厚辱。”武汉民众30万人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
但是武汉国民党的一切作为并没有对蒋介石既定的计划造成多大影响，因为他已经做好了抛开武汉国民党，另立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一切准备。4月18日，在全国上下一片声讨之中，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酝酿已久的会议，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当天，武汉国民政府列出了蒋介石“违背总理遗训、反抗中央，召集非法会议”等十二大罪状，以示否定和声讨。
但事已至此，武汉国民政府也无力再改变什么，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次日，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出师北伐，称为第二次北伐。
“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12)
“四?一二”政变后，在中共内部对国共两党就东征蒋介石还是北伐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反对北伐，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都主张继续北伐。罗易与鲍罗廷就此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鲍罗廷甚至以辞职相要挟。这样，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又改变了采纳罗易的主张，而是决定同武汉国民党一道继续北伐。这让罗易对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异常气愤。由此可以看出，在讨论东征还是北伐的问题上，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完全因武汉国民党的态度行事，先是认为必须北伐，但决定被武汉国民政府否决后，又改变主张，通过了支持国民党东征的决定，几天数变，摇摆不定，可见，他们太珍惜与汪精卫国民政府的合作机会了。
但是这次北伐决定，让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后来非常后悔。他后悔没有先攻打蒋介石，而先打了张作霖。武汉方面的军队舍近求远，寻求北方的胜利，却放掉身边的新军阀蒋介石，留下了大患。攻打张作霖和攻打蒋介石性质是一样的，况且蒋介石此时立足未稳，胜数较大。然而，对历史来说，任何假设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工人运动方面，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期间，蒋介石等指责共产党指使工人冲进租界，引起了国际交涉，掣肘北伐军，是在破坏国民革命，虽然有诬陷的成分，但在事实上，的确存在冲犯租界的现象，这成了一个大的嫌疑。另外，对共产国际来说，他们也怕直接反对帝国主义会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绞杀革命。在农民运动方面，共产国际主张进行土地革命，农民运动中，一些农民押着唐生智母亲游街，农协还扣留了政府的粮米，使得汪精卫十分恼火，就这些问题质问陈独秀，让陈独秀无言以对。
很显然，如果继续与武汉国民政府合作，如果继续听命于共产国际，工农运动就不能再剧烈了。鲍罗廷甚至主张纠正工农运动过火的倾向。
4月25日，陈独秀在鲍罗廷住宅参加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取缔一切“过火“的工农运动的决议，决定向帝国主义退让，停止一切直接反帝的群众行动。于是，取缔一切工农行动“过火”的运动在共产党内展开，并要求以后一切群众运动都要听国民党中央的命令和指挥。
但新的退让并没有让陈独秀觉得与汪精卫的合作感到愉快，他与张国焘、谭平山作为中共代表，多次参加以汪精卫为主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扯皮会议让陈独秀很是失望。他感觉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日益陷入危险。他们和中共所争的，表面是小问题，实质上是整个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中共面前，那就是放弃领导权或者与他们决裂。
这种清醒实在是让人痛苦。
复杂的局势、党内的论争、遭受挫折后的彷徨、待定的前途，让身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十分焦灼，为了挽救危机，必须尽快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4月27日，在匆匆做了一番准备后，在鲍罗廷和罗易的指导下，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了，已经不受斯大林重视的维经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为期近半个月，直到5月9日闭幕。
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任执行主席，主持开幕式，并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回顾了两年来中共工作，他对从过去中共中央反对孙中山北上，到上海暴动中的一系列错误进行检讨，他认为，从形势上看，革命下一个时期是“低落时期”，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为合作而让步；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在罗易和鲍罗廷的激烈争论后表态，主张等待北伐完成以后再进行，即“先扩大，再深入”。在他看来，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会影响北伐战争的发展，现在不能再推行。张太雷、彭述之、罗亦农也都赞成鲍罗廷的观点。
就在代表们纷纷发表观点时，一向对陈独秀和彭述之政策不满的瞿秋白在会上突然做出了一个重大举动，散发了自己已写成的一本题为《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表面是批判“彭述之主义”，实际上矛头是指向陈独秀的错误的，文中列举了1923年中共三大以来中央所犯17个错误事实，对陈独秀的领导工作进行抨击。
“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13)
小册子一经散发便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蔡和森、毛泽东、恽代英等纷纷对中共中央政策提出了批评。
大会作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等一系列决议，决定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但是，会议结束后鲍罗廷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目前不宜实施土地革命，会吓跑资产阶级或国民党左派，导致统一战线彻底破裂，如果那样，便是中国革命的完全失败。
由于鲍罗廷的反对以及随后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共“五大”决议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由于在陈独秀党内的威望以及没有合适替代者的原因，他仍当选为总书记，与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九人组成政治局，与李维汉、张国焘三人组成政治局常委。
罗易在6月9日选出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五大”是“布尔什维克的大会“，成功地解决了两个问题：“确定了党的正确政策和选出了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
质而言之，陈独秀的当选乃是由于中央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得到共产国际赞助的结果。威金斯基说得明白：“让他留在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一个很大错误。”共产国际的支配作用昭然可见。陈独秀的当选决不是因为他的威望或是否同意“五大”决议，乃是共产国际寻找的一个缓冲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无力驾驭迷途中的航船是可想而知的。
就在中共五大结束后不久，驻防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反动军队直逼武汉，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决定，派张国焘赶赴武昌，支援防守武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部队，粉碎了夏斗寅叛军的进攻。在夏斗寅叛乱影响下，土豪劣绅乘机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三四千人。
5月21日，在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指令下，团长许克祥在长沙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等单位，逮捕共产党员3000多人，杀害100多人，是为“马日事变”。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也将方志敏等共产党员和全部政治工作人员“礼送”出境，还逼使江西省总工会、农会停止活动，下令收缴农民自卫军武器。
一时间，反动浪潮此起彼伏。
夏斗寅叛乱平息后，陈独秀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粉碎叛乱的经验。马日事变发生后，他又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策。风雨如磐，一次次反革命逆潮让陈独秀应接不暇。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汪精卫竟对中共围攻许克祥的军事行动大加指责。更甚者，汪精卫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还发出一系列训令，污蔑工农运动“破坏公共秩序”，“骚乱后方，摇动军心”，命令各级政府限制工农运动，并严禁土地革命，如有违反，依法惩治。
6月1日，北伐军攻克郑州、开封，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合。几天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唐生智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计谋反共。会后唐生智回防武汉；冯玉祥派代表联络蒋介石。6月19日，冯玉祥便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议，决定反苏、反共、宁汉合作，一起分共反共。6月底，武汉国民革命第35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训令”，呈请中央政府、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这里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触动了这些政治势力的敏感神经，又一场反共狂潮滚滚而来。
不仅武汉在加紧分共，南京和上海也在变本加厉地捕杀共产党员。1927年4月，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调往上海。在中共党内，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都和自己的父亲以“同志”相称，陈延年还常常和父亲的政见相左。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陈延年任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韩步先为宣传。当天，三人被捕，但是身份并没有暴露。后韩步先叛变，陈郭二人身份隐藏不住了。陈延年就给汪孟邹写信求救，汪孟邹突然接到从市公安局寄来的信，从字迹认出是陈延年写的，因为这兄弟俩在上海时就常常住在他家，与他经常在一起。所以认得。内容说到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被拘押在拘留所。汪孟邹急于营救，即乘火车到南京，直接去找胡适，把陈延年的信交给他看。胡适问明是陈延年后，表示一定营救他，要汪孟邹回上海等消息，他随即把信交给了吴稚晖，吴稚晖又立即报告给了蒋介石。汪孟邹一直在等胡适的消息，但是，却等来了报纸上刊登的陈延年英勇牺牲的消息，7月4日，被确认了身份的陈延年被杀害，年仅30岁。陈延年被捕后，由赵世炎任代理书记，但是也于7月2日被捕，半个月后被害。命运并没有因他失去了一个让他自豪而又伤心的儿子而给他丝毫的慰藉。1927年年底，陈乔年从武汉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1928年2月，又被国民党反对派逮捕，6月6日，共产革命又让他失去了一个年仅28岁的优秀的儿子。
“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14)
鉴于日趋严峻的反革命形势，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搜捕，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搬出了中央机关“61号”，在武昌另租房子秘密居住。每天还与国民党重要人物见面，一个人综合多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临睡前口授黄文容记下，并复写或油印，发给党内重要同志。从国民党要人身边报告上来的消息表明，事态似乎越来越严重，汪精卫竟然叫喊着要以共产党员的鲜血去换取蒋介石的谅解。
时局的艰险，政治上的失落，他的心情十分沉重。隐居的日子里，他终日沉默寡言，苦思冥想，常在屋里徘徊。
在国共合作濒临破裂的紧急关头，莫斯科终于有了明确的指示。5月30日，一文紧急指示从苏联向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发来。指示明确，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成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轻信汪精卫的罗易为了取得他的信任，竟将来自莫斯科的极其重要，应当严格保密的“五月紧急指示”让汪精卫看，私自做主以争取他的支持。汪精卫看过后苦笑着对罗易说：“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但他表面装得不屑一顾，心里却暗暗吃惊，罗易又在第二天给汪精卫送去了一个副本。这留下来的本子成了汪精卫后来“分共”的重要证据。正如一些人所说，这些指示内容意味着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战争。罗易还要挟汪精卫说，如果不配合执行指示，就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罗易私自向汪精卫透露国际指示的消息，所有人都怔住了。鲍罗廷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事故实情，共产国际立即来电免去了罗易的代表资格。
但此举不仅没有拉住汪精卫，反而促使他加快了分共步伐，反共日趋公开化。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已经清晰得知道，武汉国民政府是难以挽留了，这就意味着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巨大失败。意味着斯大林派的中国革命方针遭到了破产，给它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派留以攻击的口实。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能由共产国际承担。
1927年6月下旬，共产国际训令中国共产党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调回鲍罗廷。有些国际代表表示：“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这个训令被鲍罗廷扣下来秘而不宣。
７月１２日，鲍罗廷才公开了共产国际“训令”。根据该“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正遭受失子之痛的陈独秀被停职，“不再视事”。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他拒绝。他说：“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有职无权，在极度彷徨的心态下，他向中共临时中央致函，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陈独秀提出辞职，他不愿再做主要领导人。事实上，为了维护自己权威的共产国际也不会再让他当总书记。不仅如此，他要经受的更大冲击还在后头，因为共产国际要弄出一个结果来阻塞托派的口舌。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的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分共”会议，正式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决裂，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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