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乡试(1)
陈家这个在怀宁的书香寒门，先前是不被当地的绅士重看的。传至“衍”字辈后，似乎文曲吉星更加朗照，陈衍中、陈衍庶两兄弟先后考中秀才，陈衍庶还考中了举人。而“庆”字辈似乎后浪更高，庆元庆同兄弟年纪轻轻就先后考取秀才，陈家大有腾达前途。于是亲友邻舍们，便对陈家的祖坟发生了兴趣，陈家神话便传本迭出。有的说陈家的祖坟风水占好，连安庆城外迎江寺号称“长江第一塔”的振风塔（又叫万佛塔），也被人们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喻成了陈家祖坟前的一管笔！甚至，人们也仿着许多历史人物编造出生神话，说陈独秀出生的前夜，他的母亲曾做有异梦。由此可见，人们对这个小秀才的前途十分看好，认为他将来必定过举人、进士而成为状元郎，大有作为。陈家笼罩在人们想象的力量描绘的神秘色彩之中。
几家富户竟看重了这个寡母二子的陈家，先后托人向查氏询问这个小秀才婚事是否定就。查氏此时要算最快乐了，成就感和荣耀感激荡在心头。一个女性，特别是一个寡妇，能像大丈夫一样调教出有出息的儿子，能如此提升自己家庭的地位，没有比这更让她幸福的了，在她的认识中，女性的人生价值就是通过自己丈夫或儿子这些男人价值的实现而实现的。
对于本来就是为了母亲而学习的陈独秀，看到母亲高兴，自然特别高兴，但同时一丝丝隐忧又涌上心头，毕竟，科考之路，才刚刚迈出了一小步，前面的路似乎还很漫长。隐隐约约地，他似乎听到了乡试的钟声。
再说陈独秀的叔父陈衍庶自考中举人入仕以后，“以知县治河有功”，蒙山东巡抚张曜于河工保举知州补缺，后以直隶州用，钦加四品衔，就办盛京（今沈阳）文案事件，蒙将军裕禄奏留奉天（今辽宁）候补知州。署奉天军粮同知，调署昌图府怀德及柳河等地知县。复蒙盛京将军奏保免补直隶州补缺后候升知府，以知府赏顶带花翎，权新民府擢道员。历任辽阳州、新民厅、凤凰厅直隶厅过班升道，分省补用。陈衍庶颇有才力，“在官惠政，以柳河最著，柳河固新设治，凡创建一出其手，念柳民苦，转输为筹巨款，并蠲廉设局以贷，行十余年五弊。尝从钦使某公放荒产，随辕司案牍，以昼夜理讼卷三百余件，悉得民隐。”
陈衍庶钦加四品衔后，以官宦致富。他在东北候补知府以后，在辽阳、新民等处为地方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东北辽东一带成了两军战场。战争中需要的如马匹等军需补充，需就地解决，一些精明的商人就从蒙古贩卖大批马匹到战区出售，陈衍庶在自己所辖境内，按匹征抽税捐。在那非常时期里，临时征税均为地方官自饱私囊，无人上纳国库，陈衍庶就此聚敛了宏财，在新民府彰武县置地二百多亩，又因其擅长书画，在北京琉璃厂投资约一万两白银开设一古玩铺——崇古斋，收藏真迹古玩，自称“石门湖叟”。他亦官亦商，在东北、北京（此二地财产共设一管事经理）、杭州、安庆等地广开商店，置产业，聚资数万，还在安庆贵池殷家汇置地八百多亩。仅在安庆四牌楼附近的房产就有近十处，又在安庆南水头盖有一座公馆，是当时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这个久久不被人瞧起的书香寒门，一跃而拥有巨资，成了令人仰慕的“安庆望族”，实是有赖于这个先前的读书种子陈衍庶。
陈衍庶官运亨通、家业中兴，被人垂羡。但对于他来说，家资越多，心情越沉重，先后娶妻二房却始终没有子嗣，实是美中遗恨，家财再多，何人继承？况且“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实在愧对宗祠。眼看年事已高，生子无望，心如火焚。他不禁想起了祖上，陈家按《陈氏宗谱》传到“天、章、衍、庆、遐”这一族段，“天”字辈嗣有祖父陈天植、祖叔陈天畴兄弟，祖父陈天植有子陈章旭，祖叔陈天畴有子陈章寅。但这个“章”字辈的叔叔陈章寅却无子嗣。于是便按祖上旧例，在族人的共同参与下按约定俗成的程序，将自己的哥哥陈衍中过继给了陈章寅。
江南乡试(2)
陈衍庶的第二位妻子谢氏，1862年生，原籍浙江，世居北京。她十分能干，是家中的支事者，在这个时为五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她是最高当权者。族谱赞她“居巾帼而识大义，能继公未了之愿，慷慨捐资，重建祠宇，族人怀德。” 她深知丈夫心事，为不能为夫生子感到无比内疚，于是一再主张过继一子为嗣。夫妇二人均有此心，按照封建家族传统，过继之事必在一族之内，过继之人必是陈家血脉，为保持陈氏血统的纯正，外姓人是不能进入家谱的。
但看看族内，只有哥哥陈衍中有二子，况且，长子陈庆元继承父嗣，并已兼祧大哥陈衍藩。只有小侄陈独秀了，如此让他继承自己殷厚的家业，对去世的于自己有深情重义的哥哥也是一个很好的报答。
十八岁的陈独秀一举考中名首秀才，陈衍庶夫妇也与嫂同喜，但也有隐忧，喜的是认为聪慧过人的小庆同过继给自己为子，绝不会辱没自己，凭着他的资份一定会将这份家业发扬光大，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忧的是，查氏含辛茹苦终于培养出的这样优秀的儿子，肯割爱于己吗？
但过继之事已无法等待，于是陈衍庶便先托族长与三嫂商议过继之事。开明的查氏深懂其间道理，一则丈夫有子庆元为嗣，族有先例，可成人之美，解去四弟无嗣之忧；二则四弟广有家资，从物资方面，从贫母莫若随富叔。更重要的是，四弟官巨学饱，以儿子前途为计，跟随衍庶左右，必定广识达人，博进才学。 基于这些考虑，查氏即爽快地答应了四弟夫妇的要求，陈衍庶也乐遂心愿，很快便在陈氏祠堂办结了过继手续。一个后来常称自己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在不可能有选择意识和选择权力的年龄有了新的父亲。
学业的彰显，家业的辉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陈独秀成了许多富户择婿的目标。在母亲和继父的慎重选择下，他与霍邱高晓岚订了婚。高晓岚本名高大众，1876年3月4日生，陈独秀她大三岁，她长相清秀，未受教育，是一个传统的无才是德的旧式妇女。其父高登科，字敬亭，与陈衍庶为同科举人，是安庆统领，不久又为副将，属二品武官，因有军功被清廷赏赐穿黄马褂，且赐以世爵，置有4000多亩土地。按传统标准，陈独秀与高晓岚可谓郎才女貌，他们的家庭也可谓是门当户对了。
这一文一武两家结亲，可谓珠联璧合，在世人的眼中，无疑是天作之合，地结之姻。高晓岚是高登科前妻詹氏所生独女，詹氏不幸早逝，父亲高登科后又续弦亓氏，生有一女高君曼（小众）。高晓岚备受继母苛待，几乎被当作丫头使唤。高登科得知后，便把她接到任上，随衙抚养。高晓岚逐渐出落成了眉清目秀，身材修长的成熟姑娘。她穿着朴素大方，性情柔顺孤僻，刺绣缝补，料理家务样样能干，丝毫没有富家小姐的贵族骄横之气。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阴云在人们的心头似乎很快散去，封建王朝的考制还在执著地运转，许多人还在穷经皓首地拼争着一个做高级奴才的资格的梦。
1897年8月，清光绪二十三年，朽而不灭的科举乡试，将在南京如期举行。
对于深恶痛绝的陈独秀来说，不可避的灾难又一次降临了。慈善母亲的殷殷期待让他绝无退路。这一年中，他开始认真研诵，积极用功，纵然多病，也坚持不懈。无论是有点兴趣的经义和策问，还是索然寡味的八股文，他都将其作为备考的内容。这样做，倒不是他想通了，而是他认识到，退无路，不如拼力一搏，考个举人了却母亲一桩心愿，入仕以后可以摆脱这种家庭束缚，专心做点自己喜爱的学问。
陈庆元更是为弟弟筹计深远，让他为将来做官铺路，于是在督促弟弟练字时，特意让他习馆阁体，以备后用。而陈独秀则主意已定，没有进官志向，只想考个举人就立即收手。但宽仁敦厚的大哥，为不伤手足之情，也没有在言语上表露什么。小庆同对哥哥始终保持着温和的态度。兄弟相处中，虽然也有言语上的冲突，最终行动上他也常常未依照兄长的话去做。但二人却从未反目，相反，却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感情日深。
江南乡试(3)
乡试的日期到了。1897年7月，陈独秀与大哥打点行装，带这无奈的去完成任务的心情，第一次远离母亲，也是第一次离开安庆，要到南京参加乡试了。
江南乡试就是江苏、安徽两省的秀才，必须到南京去考试，所以当时江苏、安徽这两省的秀才常常以此自豪，他们认为别的省份都是一省举考，而他们却是两省举考，考取“举人”的几率比别的省份要大得多。
陈独秀与大哥、大哥的同学、大哥的先生、大哥先生的几位弟兄一行人坐在去南京的轮船上，而同科赶考的许多秀才们却坐着比轮船慢得多的民船开往南京，民船的船头上扯着“奉旨江南乡试”的黄布旗，显得格外招摇。
陈独秀下了轮船，骑上驴背，行向南京城。到了城北，当他看到高大的仪凤城门，觉得往日让他引以为傲的省城安庆相形失色成了山城小镇。但进入城内，行走在城北的街道上，眼前的景象却让他越来越失望，与想象中的南京的繁华相比，相去甚远。街道的平阔是安庆不能相比的，但南京只有其“大”，这里的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矮小破烂，一派荒凉。
小驴子是这个城厢内外唯一的交通工具，这里没有人拉的东洋车、马拉的马车，更没有公共汽车。小驴子四蹄的响声和着驴脖子上铃铛声，再加上骑在驴背上的人的充满诗意的表情，便构成了南京城里一道平时少有的独特风景。
城南的街道和城北的不同，它和安庆一样窄小。甲午战后的巨额赔款让南京民生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物价涨如春潮。而陈独秀这些临时增加的一万多来此乡试的书生秀才们更使这里的物价急剧飞升。
如果南京城里的自然景象让陈独秀失望的话，他切身实地地感受到的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文章的前来考试的所谓的正人君子的秀才们龌龊的品性，更是让他骤然而生出彻底的绝望！
异乡的第一夜，他们一行人是在熟人家里的楼板上睡过的。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留下不善言辞的陈庆元、年长而尊的陈庆元的先生以及年龄尚小的陈独秀三人看护行李，其余的人都分头去寻租寓所。午后，寓所找到了，待到搬过去时，找房子的人却大呼上当。原本他们看房时，是冲着房东家坐在窗口做针线活的美女才租的房，而真正搬过来了，那些美女便一像一阵清风不知何处寻了：他们中了房东们招揽考生惯用的“美人计”。
但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房东招租到这些秀才们，也的确是引“狼”入室，不过这些“狼”更具有欺骗性。
家中的年轻的妇女被人骚扰了，挂在厨房里或屋檐下的咸鱼和腊肉常常会不翼而飞，而对于这些劣行，房东们谁也不会想到，那些 “读书人”骨子里还会藏着那些鼠盗狗偷的劣性。
这些秀才们在商店购物时，还偷拿店家东西藏在袖子里，即使店家看见，也不敢声张，因为他们人多势众。他们开口便说：“我们是奉着皇帝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辱我们做贼，便是诬辱了皇帝！”这还不怕，最怕的是如有言语得罪，秀才们便要动粗，路过的认识不认识的考生都上前动手相助，而帮助的真正目的却是趁乱捞东西，这样一来，店家的损失就更大了。法不责众，官亦无奈，商家因此只有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猫腰赚钱。但这班“文武双全”的秀才们，在钓鱼巷嫖妓时，却格外温和，为让妓家降价，不惜屈尊自称寒士，做出可怜之相。
这些饱学仁义道德的儒生们在如厕方面更会制造绝景。
住所里没有茅厕，秀才们又没有用惯马桶，于是大门外路两边的空地，就成了便溺的场所。稍微偏僻一点的人家，差不多大门两旁的空地上，都有一堆堆形态各异常的小“金字塔”。即使那个与他同行的开口孔孟，闭口程朱的老夫子，也天天在路旁解大手，有时妇女从路上走过，他也只当没看见。所尊诵的“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不知飘飞到何处去了。同寓的那几个“读书人”在高声朗诵礼义廉耻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余时常到门前探望，远远发现有年轻妇女姗姗而来，即使没有大小便的意思，他们也赶紧脱去裤子蹲下去解手，好象急于献宝似的。而陈独秀却常常挨到天黑方出门解手，有时踩一脚屎回来，还被他们笑骂为“假正经”。
江南乡试(4)
八月初七的大考终于在紧张而肃穆的气氛中开始，陈独秀和大哥等人融入了乡试秀才们汇集成的科考的滚滚洪流中，这洪流显示了此时的青年人对腐朽的晚清依然怀着炽热的梦想。陈独秀身背考篮、书籍、文具、食粮、做饭的锅炉和用来蔽日挡雨的油布颠簸在人流中，经过兄弟二人的齐心协力，大哥陈庆元才好不容易代他领取了试卷。答试的考棚与监狱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格局也与监狱相似，在称谓上，监狱也曾叫做“号子”，这里名叫“号筒”。考棚内，在每条十几丈长的号筒里，又有百十个不等的号舍，其中的两间便是号筒内的公厕。低矮的号舍大小如当时警察的岗亭，墙壁是黯淡的，里面还布满了蛛网和灰尘。陈独秀走进号棚，茫然地走进号筒，钻进简陋的号舍，清扫完污秽，措放好带来的物品，坐下喘息。面前放着的一块板，便是写字和困时趴着睡觉的地方：这里便是他漫长而又短暂的临时的“家”了。乡试共分三场，每场三天，共九天。
这年八月的南京，烈日当空，天气依然奇热，号门与高墙之间窄窄的长巷，被乡试秀才们用遮挡阳光的油布封住，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便从号舍里钻出，在号门正对的高墙上挂起随身带来的锅炉做饭，原本几乎封闭的的号筒更加不通空气，长巷简直成了火巷。
离开母亲不通厨事的陈独秀，个人的饮食也遇到了尴尬，在九天的乡试期间，水煮挂面成了他始终不变的餐种，并且往往被他弄得半生不熟或者烂熟如粥，无奈地“自做自受”。
如此恶劣的试场环境，磨却了秀才们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斯文体面，礼义廉耻在这作龙门一跃的非常时期已经无人顾及。有一幕场景，给了陈独秀深深的震撼：
考头场时，看见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 ，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看到眼前状如裸猪、丑态毕见的“今科必中”先生，陈独秀陷入了沉思。他眼前似乎又浮现出汹涌的赶考人流，这人流经过一番振荡，渐渐合成了这一个徐州大胖子。而自己或许是这位大胖子身上的某根神经，或者也就是某根肋骨罢。
气象萧条的南京城、同行者租房中“美人计”的呼声、被骚扰的女人、房东们丢失的咸鱼和腊肉、袖筒里偷来的商品、门两旁密密的屎堆……来赶考的秀才们这些剥落斯文雅仪的劣行让他深深憎恶。简陋的考棚、食宿之苦的煎熬，眼前形形色色的令人哭笑难择的形象，全部涌堵胸中，几乎让他窒息。沐猴而冠，这些状如动物的秀才们是国家未来的精英，他们一旦官服加身，顶戴花翎，国家和人民前途若何！如此这般“群贤毕至”、“俊采雅集”的乡考盛事“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他的内心顿时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厌恶，这条千百年来青年们梦想的“学优而仕”的道路他已经不想走了。这次对他来说本来就十分勉强的乡试终于被他抛弃了，他也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头场他作了三篇八股文和一首五言八韵诗。出得场来，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再进去了，这让肩负母亲使命的大哥很是讶异而着急，关键时刻，怎么能打退堂鼓呢？此前的心血岂不白费了？怎样面对满怀期待的母亲，又怎么面对众目所望的乡族？于是被他称作“阿弥陀佛”的一向温厚的大哥“又骂他，又哄他，一定要他进去。他是进去了，而抢着（他的土话）不做文章……叫他大哥莫奈何他。”第二场的《五经》和第三场的策论他都交了白卷。
一场无奈而尴尬的乡试之旅宣告结束，陈独秀无功而返。世人觉得极其看重的乡试在他几乎放弃的心态下失败了。这次乡试的遇闻，没有将他向出仕的一极推进，却成了一种反作用力，促使他向另一极行进了。看到徐州胖子时那一两个钟头的思索让他失望，他放弃了这次中举的机会，这思索如骤风一场，有着拨云见日的清醒，又如急流一般，涤濯了他心中残存的传统入仕理想的腐朽碎片。但是这次乡试他却有着对自己来说比乡试意义更大的收获。
江南乡试(5)
在乡试期间，他结识了安徽绩溪的秀才汪希颜，汪师从著名廪生胡子承（晋接）习读新学，崇尚维新，此时他刚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陆师读书。自此，陈独秀开始接触维新思想，顿觉茅塞乍启。他反观自己，六岁开始读书，到十七岁考中秀才，都囿于旧文化教育的环境中，孤陋寡闻，目光狭隘，封建正统式的书香家庭成了他接触新事物的最严密的屏蔽，处于对国家政治状况一无所知、思想完全处于僵死的睡眠状态。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尽管西洋文化已经传入中国，无论主观也好，客观也罢，主要的人生内容，还是以求取功名，进入仕途，成为封建家庭的孝子贤孙为目标，即便有机会接触新知，在家庭的影响下，也会视西洋文明和新学传播者为洋奴而不屑一顾。
回到安徽，他在汪希颜的介绍下，密切接触了汪希颜的胞弟汪孟邹、李光炯、邓艺荪、江讳等皖省维新派人士。流传在他们中间的当时为维新思想的宣扬载体《时务报》让他耳目一新、激情高涨，真可谓成了识“时务”的俊杰。此时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处于变法的前夜，正同封建顽固势力进行着激烈的论战，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风起云涌，蔚为大观，陈独秀感觉真是酣畅淋漓，眼界大开。维新派持进化论力挺“变”，以“变”兴国，顽固派坚守“祖宗之法”，决意“宁可亡国，不可变法”。顽固势力坚持科举取士制度，反对提倡西学。维新派抨击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揭露八股取士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等三大罪状，指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主张普及文化教育，设立新式学堂，造就维新人才，挽救民族危亡。
在和这几个维新人士的交往中，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是他们讨论的主要内容，他在康梁学说的溅濡下接触了西方文明和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维新领袖的政教学术使他激动难抑，只觉“昨非而今是”，维新思想已深入其心。这成了他一生政治反叛的一个肇端。
此时的陈家，已开始为大有科举得中把握的他准备婚事。高家似乎也有对陈家后生存着中举有变的担忧，并且认为，乡试刚刚结束的这段时间，是学子们相对最为清闲的时期，于是两家商定，等陈独秀科考回来就为二人完婚。而此时，被家人认为处于最清闲时期他，已经开始为自己新的人生理想忙碌了。
经过一二十天与维新人士的交往，陈独秀觉得自己找到了颇有价值的人生方向，对科举入仕有着更深刻的鄙夷。他结束了十年孔孟经书的生活，从一个被动读经的青少年变成了接受新学康梁派，完成了从“选学妖孽”向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转变。但此时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思想还是屈原式的。
9月的安庆，似乎吉庆而忙碌。陈独秀回到家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他只得奉命与整装待嫁的高晓岚结合，和与自己“思想距离不止一世纪”的旧式女子举行了婚典。文武攀亲，门当户对，珠联璧合，才子佳人，越俎代庖的家长们为他们二人铸造了看似美满的姻缘。
烫金双喜，大红灯笼，“百年谐好”，“鸾凤和鸣”，这一切拧成一条绳索，将一对从未晤面的新人绑定。新郎无奈的神色掩遮不住内心的苦涩，惆怅、迷惘。窗明几净的新房上他自撰的一幅对联写着：金榜题名算是喜，洞房花烛亦为乐。这不是对封建枷锁下成功的事业与爱情的绝妙讽刺么？“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一古人所称道的人生两大快事，到了陈独秀这里便走了味儿。
一对新人长揖，叩头，跪拜。一切都是预设好的框架、模式。长者们的笑脸，众人的言不由衷的称赞。
三寸金莲，古老的发髻，悠悠晃晃，摇摇摆摆，幽深的洞房周遭的火红……
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婚礼。这一年是丁酉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江南乡试(6)
新婚诚新鲜，但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志从康梁，心中埋下了肥硕的维新思想的种子。在乡里，他由接受维新思想到积极宣传、广为播布。当时康梁被人骂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湖南叶德辉所著《翼教丛篇》为当时曾为攻击康梁言论的代表，作为后生小子的陈独秀 “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之中为康先生辩扬”。为此，他也被乡儒们指为康党、孔教罪人，畏惧愤怒并远离他。
一接触新的思想，陈独秀便投注了极大的热忱。新婚不久的他，在强烈爱国心的支配下，在改良主义思想的感召下，奔走在他刚刚寻到的报国路径上。他崇尚维新，希望自己也和《时务报》和《国闻报》上的康梁一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张其报国思想，扬其资世良策。
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华民族深重灾难、昏昏沉睡的国人，这鲜明而残酷的对比，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刺激，至少，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的社会现实使他在思索中认识到了科学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康梁学说给了他第二次思想大启蒙，他望着安庆城下滚滚东去那美丽、壮阔、富饶的长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在救亡图存的深沉思考下，他开始秉笔撰写心怀天下的处女作《扬子江形式论略》。他以忧国忧民的普民责任感，以清廷为表述对象，向政府建言献策。对长江的自然地理、水文地理、军事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论述，既有宏观的战略透视力，又有微观的战术设想。从它所具有的战略地位“防内乱，御外侮”到如何设防，以破解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意图。不到弱冠之年的他，凭着年少的激情，从实际出发，写出了洋洋七千余字的文章。其语言昂扬之气，如江水奔腾，爱国之情，扑击人面，体现了他对中国国事日趋衰微凋敝之因的思考。为了引起国民注意，他还将这篇文章自刻自印自发行，但这篇署名“怀宁陈乾生仲甫撰”的厚重大文，却在“风多响易沉”的时事里，泛起了一点点涟漪，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但是，这是陈独秀宣扬自己思想方式的第一次探索，弥足珍贵。
妻子高晓岚虽然目不识丁，但懂三从四德，晓得《烈女传》与德言工容的国训，有着封建传统的教养，婚后的夫妇二人受到乡邻“夫贵妻贤”的赞誉。
他将自己写的《扬子江形势记略》这篇文章饶有兴致地读给妻子听，以征求意见，寻得共鸣。不料高氏听完，轻声柔语地说：“夫君之言，为妻懂之甚少，不必再难为妻子，我会伴君安分度日，上待父母尽心尽力，下做贤妻生儿育女。”一瓢冷水，从体外凉到体内，孤独质换着他所有的温情。
陈独秀常常劝妻子多识些字，多猎文化与时政，而高晓岚对丈夫的劝告却不屑一顾，总以“夫主外，妻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对，思想已难共鸣，障壁、裂痕，情感在向着两极分化。
中举的希望，新婚的喜悦很快便被冲淡了。
陈独秀在乡里汪洋恣肆的维新宣传活动，引起了母亲及兄长的深深忧虑。他在乡试前后的变化，让家人十分不解。“儿大不由爷”，似乎陈独秀已经无人能够约束，这令因循守旧的陈衍庶也深感不安，他喜爱才学超拔的嗣子，但嗣子激越的言论很容易将他这个清廷官员推上风口浪尖。顽固派与维新派的斗争尘埃尚未落定，更何况身处官场，也更具有文人特质的他更不愿意卷裹于政治的大是大非之中。
皇榜张布，陈独秀成了落第秀才，“上轿女子哭是笑，落第秀才笑是哭”，而陈独秀却未哭也未笑，因为这结果早在意料之中。他已经绝弃科举，追求新知了。
四处纵维新之火的陈独秀让陈家大动了一番思考，认为改变他的生活环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于是陈家人最终决定让陈独秀随从嗣父到东北任上。
陈独秀到达东北以后，在嗣父的幕中从事文书记述之事，与父亲朝夕相随，陈衍庶书画造诣与收藏的艺术作品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了陈独秀深厚艺术素养的渊薮。但这未尝不是家传，陈独秀的祖父陈晓峰即擅长丹青，在幼年时也给了他不少的影响，陈衍庶在“白胡爹爹”的启蒙下，书画功力也有了很厚的底子，中举入仕以后，他书宗汉隶，画工山水。成了一位有声于时的书画家，他还长于诗赋，酷爱收藏字画古玩，离开了八股文章的禁锢、初尝了维新思想的甘源、跟随嗣父的陈独秀一下子沉浸于艺术的瀚海之中。嗣父一生酷爱书画，自号石门渔隐，石门湖叟，并以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为师，斋名“四石师斋”。深刻影响陈独秀的不唯陈衍庶，更有陈衍庶周围的画家圈——后来成为山水画家和篆刻名家的萧逊（谦中）、潘勖等弟子。陈独秀的二姐还嫁给画家姜颖生的侄子姜超甫，姜超甫与叔父姜颖生同为闻名桑梓的画家。
江南乡试(7)
其实陈衍庶还是很喜欢嗣子陈独秀的才质，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陈独秀随身在侧，他亲自教导，希望他 “子承父业”，成为这个封建家庭的最好的继承者。他常常教导陈独秀：“不得功名，何以为官？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先苦读几年书，把书念好。”陈独秀生活在“四王”的画风中，渐渐谙熟书画之道。
惯见嗣父等人染翰挥毫，还常赏鉴家中友人所藏历代名家字画，朝夕濡染，使他对文人绘画操作方式和中国宋代以来的文人画演进乃至整部画史轮廓有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比较深刻的理性审思。在美术理论基础上，超越了一般纸上谈兵的专门理论家，陈独秀是有条件成为画家的，但他并未循此路径操弄画笔，他虽然喜爱艺术虽然而厌弃举子业，却也熟读书经，在祖父和大哥的屏蔽下没有过早地受到新学的影响，但也给了他积累国学的环境和机会。在叛逆的心理状态下以自己的聪颖积累了深厚的国学根底，也可谓是相反相成。
嗣父无法阻止他从事革命，也无望将他培育成操笔弄墨的画家，然而陈衍庶及其周围画家们的艺行，让他耳闻目睹，汲取诸多学养。
正在继父的新民官厅里协助文书工作的陈独秀，并没有像那些纯粹的书画家们那样完全沉醉在艺术的天国里。如果说民族危机和民族仇恨在家乡还是耳闻的话，那么来到东北的他，却对那些外族侵略和民族屈辱有了切身的体会。
此时的东北，几乎成了沙俄的东三省。从1858年到19世纪八十年代，沙俄通过与清廷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改订条约》以及以后五个勘界议定书，共侵吞中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在锦州，俄兵奸淫中国妇女后杀掉，当地老绅率领200村民因此与俄官交涉，竟被他们全部枪杀。另外，俄军还在牛庄设立验疫所，如果给他们送钱就免于狱难，否则即使没有疫病也会被投入监狱，常常有人因不送钱而瘐毙其中。
陈独秀惊于耳目，痛在心头。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中俄关系严重敌对，由此，他心里深切地埋下了仇俄的种子。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国乱日纷，灾难日深。也就在陈独秀心仪康梁，沉浸在文史丹青之际，陈家也经历着人丁更替，就在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出生后的第二年，即1899年，陈独秀的母亲查氏身染重病。消息传到沈阳，陈独秀与在沈阳同知候补的大哥陈庆元匆匆南返。当兄弟二人风尘仆仆带着秋冬季节的清寒到达家中时，母亲已经于光绪二十五年五月身归道山了。人到中年即撒手人寰，母恩深重，“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令儿子十分痛心。兄弟二人料理完母亲的丧事，按照当地守孝三年（满27个月）的丧制，兄弟两人开始为慈母守丧，在守孝期间，陈独秀在结识了在安庆“作童子师”的并长自己两岁的房秩五。
1898年6月11日，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几年的酝酿中终于开始由历史的幕后走到前台。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实施新政，百日维新开始。以实际摄政的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与以没有实权的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改良派展开了生死较量。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临朝听政”，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同时下令逮捕维新人士，惩办倾向变法和参与新政的官员，谭嗣同、杨锐等六人被捕杀于菜市口刑场。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香港和日本。一切新政均被废除，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一果仅存。
一阵刀光血影过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美梦就此破灭。
戊戌变法的失败，则标志着中国政治上层保守力量对革新力量的胜利，也是后党对帝党的胜利。流水落花春去也，自下而上变革的流产，一度标新立异的新知识群体，被放逐与中国政治的边缘。
1900年，山东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大旗下蓬勃发展，由山东直隶转移到京津地区。在东北，义和团也由营口、锦州、朝阳地区向沈阳发展。六月中旬，英、法、德、美、俄、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出兵镇压。6月21日，清廷对联军宣战。不到两个月时间，联军攻陷北京，铁血屠城，在北京烧杀抢掠。慈禧太后于城陷前挟光绪帝狼狈逃往西安。逃走途中，命令“铲除”义和团，义和团烈火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合围下被扑灭了。
江南乡试(8)
故伎重演，八国联军在沦陷北京的一番抢掠后，于1901年9月7日，与清廷又定立了城下之约——《辛丑条约》，除八国外，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三国公使也在《辛丑条约》这锅熬好的粥里各分了一杯羹。
从1900年7月初到9月，参加八国联军的沙俄，想独占东北，趁北京联军和清军义和团激战之时，也开始了单独行动，十万军队，兵分五路，突出日俄边界，奸淫掳掠，血洗海兰泡，在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并火烧瑷珲城，继而兵占海拉尔、珲春、三姓及哈尔滨、营口、沈阳，屠杀东北人民，夺命20多万，制造了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惨案。
从甲午战败到八国之辱，这些或目见或耳闻的华夏惨剧国民惨象，深深震撼了也刺激了陈独秀。在家守丧的他，并没有闭目塞听，而是在密切关注着时局，灵敏地感受着国家这个母体每一次疼痛的颤抖。他同时深味着国和家这两个母亲一亡一衰的苦痛，他深深思索着，开始梳理个人、家、国的关系。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人共同承担，国家是全国人的大家，人人都有应当尽力于这个大家的义务。“国亡家破，四字相连”。中国为何不如外国，为何要被外国欺侮。于是他决定外国看个究竟，站在他国的角度上，回望困难深重母体中国。以它山之石，攻成美玉。他痛感国家贫弱而备受外侮，开始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 天下为己任这一民族良心的承担。
他在思索着，同是亚洲国家的日本，不久前与中国还是师徒关系，不能望中国之项背，也是封建体制，何以“明治维新”之后在短时间内即成为资本主义强盛帝国，参与到反侵中国的队列中去了？如此迅速的转变和发展，其中必有缘故。
甲午战后，日本以小国而胜大国，极大地刺激了爱国人士。从洋务运动时，中国就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维新变法时期，派人出国，游历，更是一项重要内容。日本距离中国较近，国情也曾相似，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许多有良知和家国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到日本寻求救国良方，留学日本成了涌动于中国有志青年中的一股爱国热流。
1901年（光绪二十八年），陈独秀开始作留学日本的准备。为筹赴日经费，他又与妻子发生了矛盾，平时家庭不和、本来就没有感情可言的夫妇，在将近三年的的日常生活中，时常有口舌之争，在对待家的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去年高晓岚刚生一女陈玉莹（筱秀），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丈夫远游在外，从不顾及他们母子，只有自己养儿育女维持家政，她是无法理解丈夫的举措的。此次丈夫又要远赴东瀛，关山阻隔，烟波万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况且她还要借自己十两重的金镯作为路费，怎么能依？她真的希望过正常人的生活，她甚至不知道丈夫到底要干什么。于是一个旧式妇女，一个新式丈夫因此时常吵架。但这个家庭妇人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的丈夫的。无法沟通也无法相互理解的婚姻，隐隐有了裂痕，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家庭琐事，更重要的是，深恶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他，对这样一个旧式婚姻和旧式女子有着不浅的厌恶，志不同，道亦不合，但他已经无法顾及这些了，他要走出家门，走出国门寻求新的出路。
陈独秀和哥哥陈庆元一同离开安庆，抵达东北，陈庆元依然到沈阳候补。陈独秀回到继父任上，在东北短暂停留后，即东渡扶桑。兄弟二人自此分别，不想竟成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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