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于1919年创建的共产国际，是他的世界革命理论在组织上的体现。为了解除苏俄政权遭受列强围攻的困境，必须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把布尔什维克革命输往全世界。在东方各国组建共产党，开展民族革命，用以配合苏俄，确保其远东边界安全，消除撤退到中国东北和外蒙古的白卫军的威胁，以及取得北京政府外交承认等外交目标和苏俄国家利益。共产国际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主宰决策，1922年底列宁病重，苏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斯大林手中。此后，不再是苏俄外交政策适应共产国际，而是共产国际适应苏俄外交政策了。共产国际和苏俄驻华代表，为推行东方战略，不仅帮助中共建党，而且与吴佩孚、陈炯明、孙中山进行接触，寻求扶植亲苏政权，力图将中国革命置于服从苏俄国家利益的地位。
瞿秋白是向中国系统地介绍共产国际及其理论战略的第一人。他指出，俄国革命的惟一出路是推行世界革命，这使苏俄存在两种外交：一是苏俄政府的外交，其机构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一是俄国共产党的外交，其机构是共产国际。两种外交最后都统一到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苏俄政府外交，追求建立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结交他国上层政权；共产国际则推行世界革命，发动他国下层民众推翻上层政权。两者的区别与矛盾，最终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予以协调。两者派驻中国的代表，被赋予充当指导者甚至“保姆”（斯大林语）的使命。中国革命过程中，先后发生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右的或左的错误，其指挥者均为这些驻华代表，而其决策都源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这些决策和指挥，一旦导致革命失败，中共的执行者便毫无例外被扣上“机会主义”帽子，充当决策者的替罪羊。
由驻俄记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家。
由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到中共中央领袖。
由共产国际代言人到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这三句话，可以全面、准确地概括瞿秋白共约十五年的政治生涯（其中有十二年与共产国际息息相关），从而透视了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悲剧历史走向。
1923年，对于24岁的瞿秋白的人生旅程和政治生涯，都是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瞿秋白从苏俄回到中国，成为中共中央刊物《新青年》、《前锋》的主编，成为中共第一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这一年，瞿秋白主持起草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纲草案，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之一，并作为苏俄来华代表鲍罗廷的助手，参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这一年年底，热恋中的瞿秋白在写给未婚妻王剑虹的情书里附有一首情诗。诗云：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虽是一首情诗，却映现了瞿秋白精神世界的重要侧面：他的一生都在20世纪前期中国那个冷风凄雨，严霜寒雪的环境中，同国内外反动统治者和侵略者们斗争着。他自诩为“检点新泥”，直射云天的春燕，“斗寒潮”、“衔春色”，使古老的中华大地回春再造。这首诗，象征着青春，热情，追求，信念，是瞿秋白一生奋斗不息，勇往直前的誓言。
1923年，成为瞿秋白走向中共中央领导层的起点。
一、青年革命家（1）
自莫斯科东行的列车，顶着呼啸的狂风，奔驰在西伯利亚原野上。沿途俄国居民的生活已有很大的改善，列车上也变得清洁舒适。瞿秋白感到俄国变化这么快，与他两年前以驻俄记者身分来俄时比较，真有天渊之别啊!
先是，1922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在圣彼得堡(后移于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和确定统一战线方针，并专门讨论了东方问题，进一步推行列宁的东方革命战略，以维护苏俄的国家利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前来出席大会，瞿秋白也参加大会并担任陈独秀的译员。大会结束后，瞿秋白应陈独秀之邀，随陈离俄回国参加中共的工作。
瞿秋白与陈独秀同行，但在临近满洲里的一个小站却先自下车，没有与陈独秀一起直达满洲里。此时的东北王张作霖竭力反对“赤化”，残酷镇压共产党，陈、瞿同行目标太大，瞿秋白只好提前下车暂避，待陈安全过境后他才于1月8日抵达满洲里。下车看到的，是充满敌意的蛮横无理的中国军警，瞿秋白的爱国热血在寒光闪闪的刺刀下顿时凉透了。车到哈尔滨，气势汹汹的军警上车严厉盘问瞿秋白，他只好又在哈尔滨避居三天，直到13日才返抵北京。当火车驶近北京城，远远望见天坛的蓝顶和城楼的黄瓦时，瞿秋白不禁怦然心动：“我与你们久别了，中国的文化呵!不知道中国布满了如此之多的军警，是否为着保护你们的?”果然，不过六七天，众议院门前的一群持枪弄棍的军警，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群请愿要求解决教育问题的青年学生打得头破血流，尽了他们“保护文化”的职责。
离别了两年的中国，给这位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第一印象是：中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武夫(这时北京政府由军阀吴佩孚控制)统治下的狗彘食人的中国，它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瞿秋白指出，中国若要实行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在工人运动高涨、农民运动乍起的形势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瞿秋白回国不久，就发表了《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一文，指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以官僚、政客为代表属于士绅阶级的旧的势力，他们是应被割除的肿瘤；一部分是以经受欧风美雨熏陶的教师、职员、青年学生为代表属于新兴阶级的力量。前者是专制派的镖师，后者是民主派的健将。新型的知识分子，应当做社会的喉舌，平民的先锋。在革命运动兴起，不少知识分子彷徨于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之外的时候，瞿秋白清晰地解析知识分子的新旧分野，指明一部分新型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是很必要的。
瞿秋白住在东城大羊宜宾胡同堂兄纯白家中。纯白希望堂弟能留在北京供职。北京政府外交部准备聘用瞿秋白在部内任职，月薪200元。瞿秋白委婉地拒绝这份收入可观的差事，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
纯白的住宅是个不小的四合院，瞿秋白住前院正房，中间隔着堂屋，与纯白夫妇住室相对。院中植有两株西府海棠，春天开花时节，一片粉云映窗。瞿秋白经常在夜里伏案写作，睡得很晚。一位俄国记者常偕夫人来访，并一起到女高师听音乐会。偶有闲时，瞿秋白对堂兄嫂和侄儿重华、小农，兴味浓厚地介绍他在苏俄的见闻，并教孩子们学唱《赤潮曲》、《国际歌》等歌曲。《赤潮曲》是他自己创作的，歌词最后写道：“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有一次，唱完这首歌，他轻声问重华：“你知道是谁养活了我们吗?”重华爽快地答道：“是爸爸挣钱养活我们。”他笑着耐心地给重华讲解工人农民创造财富的道理。他说：“假如没有农夫种田，工人做工，你爸爸挣的钱再多，也要饿肚皮的。”说得重华、小农都笑了。
《国际歌》的歌词，是瞿秋白在这时重新翻译的。歌词在当时中国已有三种译文，都不大确切，而且没有与原歌的曲谱配译，都不能上口歌唱。为了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歌曲，瞿秋白按照曲谱重新配译中文歌词。纯白家有一架风琴，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8拍，不易唱好。瞿秋白再三琢磨，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这个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一、青年革命家（2）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于1922年10月由上海迁往北京。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屠杀，死伤工人500多人。北方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央机关又迁回上海。李大钊准备为瞿秋白在北京大学谋取教授席位，执教俄国文学史，北大迟迟不发聘书。不久，中共中央委托瞿秋白筹办《新青年》季刊，担任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并参加编辑《向导》，为这些刊物撰写稿件。他还抽空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撰写文章。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著述200多篇，100多万字，大多发表在上述报刊，这是他的政治理论著述丰富而辉煌的时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在此基础上，精辟地富有远见地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诸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状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农民土地革命是国民革命的中枢；武装平民实行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等重大问题，从而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瞿秋白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者，中国革命理论的奠基者，是决不过分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学说，在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瞿秋白所写的大量文章，正确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从哲学上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可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推动下，从1922年开始酝酿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随着二七惨案发生，加快了步伐。瞿秋白全力投入促进国共合作的活动中。
1923年6月，瞿秋白来到南国珠江之滨的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主持起草了党纲草案，并与陈独秀、张太雷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一起，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马林在会后写信给越飞说：“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同志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时，《新青年》季刊和《前锋》也出版了。瞿秋白为《新青年》写了《新青年之新宣言》，指出中国革命应以无产阶级为领导；陈独秀为《前锋》写的《本报露布》却一口否认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说“只愿打头阵”，“不敢说是领袖”。他们两人的意见分歧，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中国革命的两种指导思想。越往后，这两种思想分歧就越大，终于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二、鲍罗廷的助手
孙中山为了推进国民革命，需要联合苏俄，争取军事援助。1923年下半年，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到苏俄考察。蒋介石赴俄前，两次邀瞿秋白、张太雷畅谈苏俄历史与现状。10月，苏俄政府根据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达成的协议，派遣鲍罗廷来广州担任国民党政治总顾问，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占据广州，并按照苏俄共产党的形式在组织上改造国民党，使之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为了贯彻这一政治意图，鲍罗廷需要依靠已经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为此，鲍罗廷必须选择一位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精通俄语的中共党内重要成员担任他的助手，以保持他与中共领导层的联络。这样，瞿秋白便成为鲍氏助手的当然人选。
何以如此呢?首先，瞿秋白在旅俄期间，以他对苏俄及其革命事业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向往，以及他精湛的俄语水平，博得了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欢迎和信任。入俄之初，瞿秋白就与俄共在远东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成为随后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的撰稿人之一。后来，远东书记处秘书维经斯基明确表示希望他能够到远东书记处去工作，而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共同为孙中山拟定的改组国民党计划草案中，则提名瞿秋白为“联络部长”和国民党“上海支部长”的第一人选，以及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其次，在中共党内众多人员反对国共进行党内合作时，瞿秋白以其鲜明的政治主张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从而进一步赢得共产国际的信赖。马林称赞瞿秋白是中共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以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共党内“惟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惟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这个评价实在是太高了。
于是，鲍罗廷根据马林的推荐，甚至未与中共中央认真协商，就指名把精通俄语而又聪敏能干的瞿秋白调去广州。这件事，在中共领导层曾经引起不小的震动，以致两年多以后，蔡和森在他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不忘记此事，他说，鲍罗廷当时对陈独秀说“希望瞿秋白作翻译，甚至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就把他调走了”。
10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赶到广州。年底，李大钊从北京出发，先到上海与陈独秀会晤，然后到达广州，与先期到达这里的谭平山、瞿秋白一起组成一个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
南国春来早。广州东山春园鲍罗廷的公馆里春意更浓。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家，都聚集在这里，紧张地筹备国民党改组事宜。瞿秋白就住在鲍罗廷的公馆，担任他的翻译和助手。鲍罗廷经常邀请李大钊及其他中央人士到公馆商谈，每次他都拿出一些文件请大家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便是由鲍罗廷、瞿秋白、胡汉民、汪精卫等草拟的；先后在上海、广州进行讨论。廖仲恺、蒋介石等参加了讨论。瞿秋白把用俄文起草的宣言译成中文，提交宣言草案小组进行审定。
瞿秋白在广州与鲍罗廷几乎形影不离，成为鲍罗廷身边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鲍罗廷与孙中山之间的频繁接触，鲍罗廷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就国民党改组事宜的一次次讨论，以及鲍罗廷与李大钊以及中共中央驻广州的代表谭平山之间不断地交换意见，中共党团与鲍罗廷定期举行的联席会议，都需要瞿秋白参加。在所有这些重要活动中，瞿秋白不仅是俄语翻译，而且也是鲍罗廷的工作秘书，协助鲍罗廷处理了大量文件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因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鲍罗廷和瞿秋白之间就建立了相互十分信任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信任的关系，鲍罗廷相信瞿秋白应该而且能够担任更为重要的工作。
1924年1月，鲍罗廷在与中共党团联席会议上明确批评中共在上海对国民党的工作缺乏重视，与国民党缺少联系与合作，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不能为广州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提供足够的情报。当时国民党改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孙中山准备在广州举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确立新的党纲和党章。由于广州离内地较远，交通不便，又与北京政府处于敌对状态；上海四通八达，又是国民党的宣传中心，国民党最大的报纸《民国日报》长期在上海发行，对全国影响甚大，因此上海工作的好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鲍罗廷特别重视上海国民党的工作，并推举瞿秋白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提议派瞿秋白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汪精卫、胡汉民一起前往上海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特别是领导《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鲍罗廷之所以这样做，显而易见是希望通过瞿秋白来贯彻他的改组意图，并加强他以及中共中央与内地国民党之间的联系。鲍罗廷又一次不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而赋予瞿秋白以如此重要使命，充分显示出他对瞿秋白的高度信任。然而，鲍罗廷采取如此不尊重中共领导层的做法，也为瞿秋白后来与中共某些领导成员之间的纠葛留下了隐患。
瞿秋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2月7日到达上海，开始积极参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改组后的《民国日报》在政治上开始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它为新近通过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反帝运动、拥护苏联运动积极辩护，因而引起国民党右翼势力的猜疑和反对，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开始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声称《民国日报》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报纸，瞿秋白则是“俄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执行委员”。四五月间，由于鲍罗廷前往北京参加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关于中苏协定问题的谈判的消息传开，更引起坚决否认北京政府的大批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孙中山这时也接连致电鲍罗廷和加拉罕，要求苏联放弃与北京政府谈判的努力。随着中苏协定于5月31日在北京签订，国民党内右翼势力一时群起鼓噪，许多国民党人公开主张与苏联断绝关系。面对这种情况，瞿秋白等中共党员不得不挺身而出，与右翼国民党人进行斗争，孙中山虽出于取得苏联援助的目的，说服了国民党内主张断绝与苏联关系的党员，但却难以平息党内右翼势力对中共党员无条件拥苏态度的强烈不满，致使国共两党关系出现了严重危机。
对此，中共中央领导层不能坐视不理。陈独秀很快提出使国民党内派别斗争合法化的主张，要求瞿秋白通知鲍罗廷，设法支持中共“在国民党内形成左翼派别”。6月25日，鲍罗廷在与国民党右翼代表张继等人的谈话中，接受中共中央意见，开始强调党内分派之必然。这时，鲍罗廷在几次与孙中山等人谈话后已经深感广州形势对自己和中共十分不利。他不得不一面致电北京苏联大使馆向加拉罕请示办法，一面向孙中山推荐瞿秋白担任新近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便使瞿秋白能够返回广州协助自己做国民党上层领袖的工作。这一委员会是根据孙中山的提议而设立的，用以辅助孙中山规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席，委员有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而以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尽管这时候上海的中共中央仅有3人主持工作，而《向导》实际上已没有编辑，但鲍罗廷坚决认为最重要的是保证广州有工作人员。由此可以看出鲍罗廷对瞿秋白是何等的重视！
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瞿秋白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留瞿在上海主持宣传工作后，瞿秋白便失去在鲍罗廷身边工作的可能，两人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工作关系便告结束。
三、筹办上海大学（1）
6月的西湖，一会儿晴，一会儿雨，湖面上游船如织，岸边游人如潮。
瞿秋白开过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从广州来到杭州，召集浙江省中共党、团会议，传达三大的决议。
平日静悄悄的岳王村瞿世琥家中，近几天分外热闹。瞿秋白住在四伯父世琥家里，与久别的妹妹、弟弟们团聚。世琥早已罢官闲居，叔侄见面，亲切叙谈，解衣挥汗，痛快淋漓。
7月初的一天，瞿秋白到烟霞洞拜访在那里养病的胡适。这年胡适32岁，他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提倡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文学革命，早已海内闻名。瞿秋白对胡氏以师长相待，礼节周到。胡适对这位青年学者的来访，也很看重。谈话中，胡适希望瞿秋白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建立联系，做些学问，从事翻译和写作。胡适立刻写信给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王云五，推荐瞿秋白。瞿秋白回到上海见到王云五，王希望他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百科丛书》，为各家杂志写文章，并从事译著。这时，瞿秋白已奉中共中央之命担任上海大学教务工作。他复信给胡适，表示希望上海大学能够成为南方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瞿秋白住在闸北青云路师寿坊上海大学宿舍。学校就在附近的庆云里，还没有招生开学，但党务工作因中共三大结束而忙碌起来。全上海党的五个小组中，上海大学党为第一组。这个组中有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王一知、施存统等人。不久，又加入恽代英、蒋光慈。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党员聚集的小组，生活是很欢快的。五个小组上面是中共中央上海区执行委员会，邓中夏、张国焘、王荷波、沈雁冰(就是后来以“茅盾”笔名写小说的作家)等人担任执行委员，瞿秋白也时常参加执委会的活动。8月，瞿秋白匆匆赶到南京东南大学，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的还有刘仁静、邓中夏、李求实、恽代英、张太雷、施存统等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中共三大决议，实行国共合作。对于青年团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代表们在讨论时发生意见分歧，刘仁静不赞成加入，瞿秋白、施存统等赞成加入并耐心地说服了大家，最后决定青年团员也要加入国民党。
这一时期，瞿秋白把主要精力放在筹办改革上海大学的工作上。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由原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发展起来的。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苦于没有办学经验，因此寄厚望于共产党人。李大钊到上海，于右任、邵力子在福州路同兴楼菜馆宴请李，专门商谈上海大学校务。李大钊推荐邓中夏出任总务长，瞿秋白出任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到校不久，瞿秋白也来了，先任学务长，后任社会学系主任。为筹措办学经费，特设以孙中山为名誉校董的校董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明令上海大学为党立学校，经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补助。
8月8日，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在一江春酒家开会，成立学校最高决策机构评议会，于右任为评议会主席，瞿秋白、邓中夏、叶楚伧、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任评议员，成为学校的领导成员。于右任不常到校管事，学校的领导工作主要由共产党人负责。瞿秋白就办校方针和发展规划等问题，写了长篇文章《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发表在《民国日报》。他明确指出，创办上海大学的目的是用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使他们能够独立认识社会，有改造社会的能力，以担负革命的重任。为了办好社会学系，培养革命的人材，学校聘请了一大批有学问、有名望的进步学者和共产党人来校任教，如邵力子、陈望道、刘大白、沈雁冰、郑振锋、朱自清、傅东华、田汉、施存统、肖楚女、蒋光慈、杨贤江、周建人、俞平伯、丰子恺等人。社会学系的课程设置近40种，称得上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教学规划。它注重基础知识训练，力求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社会学系的学生学完规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就能掌握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历史和现状，对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都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又有比较扎实的功力，比较熟练地掌握古文、外语和考据方法等。毕业的学生，既是社会科学方面的通才，又为从事专业研究打下初步基础。社会学系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许多学生以此为起点，走上革命的道路。
三、筹办上海大学（2）
上海大学的教授们，注意改进课堂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启发引导，深受大学生们欢迎。沈雁冰讲的外国文学，蔡和森讲的社会进化史，俞平伯讲的宋词，张太雷讲的苏俄革命问题，肖楚女讲的中国农民问题，恽代英讲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等等，都能引人入胜，成了叫座的课。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编写《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部讲义，构成“现代社会学”系列讲座，成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早期传播史的重要著作。瞿秋白的课，似乎更能吸引学生。喜欢听他课的人，不仅有社会学系的学生，还有中文、英文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进步学生，甚至一些教师都愿来听课。教室座位有限，室外也站着听课的人。瞿秋白讲课时，神态安逸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学生们水平高低不齐，他为了使大家听明白，引证了丰富的古今中外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同学们都很认真地记下笔记，缺课的学生也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去安心睡觉。施蛰存多年后写小诗，对比瞿秋白和田汉两人讲课的风采：“滔滔不绝瞿秋白，讷讷难言田寿昌；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影未曾忘。”（施坐在同学丁玲背后，整个学期，但见其背影）
瞿秋白既重视课堂教育，又注意课后辅导。下面请看一位学生丁玲的回忆：
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200多个生字、文法，对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
社会学系逐渐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系，校中常常以社会科学为主举办课外学术活动。1923年春至1925年上半年，学校举办特别讲座，邀请中外名流来校演讲。如李大钊讲《史学概论》、《演化与进步》和《社会主义释疑》，马君武讲《一元哲学》，胡适讲《科学与人生观》，杨杏佛讲《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章太炎讲《中国语音系统》，郭沫若讲《文学之社会使命》，美国学者华德讲《关于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1924年夏学校举办暑期“夏令讲学会”。自7月6日至8月31日的8个星期中。共有名流学者35人参加演讲，作了51个学术报告，听众如云，盛况空前。报告中有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汪精卫的《中国革命史》，戴季陶的《三民主义》，叶楚伧的《中国外交史》等。这些讲座、演讲，观点各异，甚至截然对立，但对于活跃学术空气，扩大学生的视野，都是有益的。
由于学校的提倡，学生组织了各种类型的社团。如社会问题研究会，以“研究社会疾病，促进社会健康”为宗旨，会员有80多人，除举办演讲会外，每周例会一次，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此外，如三民主义研究会、中国孤星社、平民教育委员会、湖波文艺研究会等，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把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这对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独立进行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四、炽烈如火的爱情（1）
就在这个时候，爱情走进了瞿秋白的生活。
事情是从1923年夏天，瞿秋白的南京之行开始的。前面说过，中共三大后，青年团在南京开团的二大，瞿秋白到会。会间，施存统拉着他去看望原来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读过书的两位女孩子，一位是丁玲(原名蒋袆，字冰之。这时，她叫蒋冰之)，一位是王剑虹。第一次见面，瞿秋白就给她们留下了深刻了印象。丁玲后来回忆说：“这个新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人就是瞿秋白同志”。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她们听，引起她们极大的兴味。过去，她俩在平民女校，也听过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先生讲苏联情况。两个讲师给她们的感受竟如此不同：先前那一位像瞎子摸象；瞿秋白则像熟练的厨司剥笋，十分得要领，使听者感到层次清晰，丝丝入扣。当瞿秋白知道她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他的话就更多了。她俩就像小时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也许可以这样说：瞿秋白是属于这样的人——神采俊秀，风骨挺拔，真挚坦诚，毫无矫饰，使人望之俗念俱消，油然生爱慕之情。她们和他，在成为师生之前，已经成为朋友了。
王剑虹，原来叫王淑瑶，1903年生，四川酉阳人，土家族。早年丧母。父王勃山，擅长医道，同盟会员，后任广州国民政府秘书。1918年丁玲考入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时，王剑虹已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剑虹成了全校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在一些辩论会上，她的带有煽动性而又极富应变才能的演说，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几乎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把辩论的对手问得瞠目结舌。丁玲说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尖兵。不久王剑虹来到上海，进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校，并参加了妇女工作。1921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上海创刊，王剑虹参加了编辑工作。她还在《妇女声》、《民锋》等刊物上撰写文章。1921年寒假，她回常德，动员丁玲到上海入平民女校。但是，不久她们不满足于在平民女校的学习生活，又双双来到南京。一年多来，两个姑娘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全买了书。正在她们渴求满足更多的知识欲望的时候，结识了瞿秋白这位良师益友。
瞿秋白极有兴趣地听着她们讲述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以及她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鼓励她们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他保证她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以打消她们猜测上海大学又是第二个平民女校的顾虑。于是，她们来到了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
王剑虹喜欢旧诗旧词，特别喜欢听俞平伯讲的宋词，常常低回婉转地吟诵。瞿秋白在课后经常到她们的住处，教她们学习俄文；有时与施存统夫妇一起同她们到附近的宋教仁公园散步。这时，王剑虹对瞿秋白已经爱得很深，但她把爱情埋藏在心底。瞿秋白也是这样，爱在心里，却拘束了行动。他不常来她们的小屋了，即使来，也多是沉默不语，不像往日那样滔滔不绝地议论风生了。人的自尊心哪，有时会把成熟的爱情之果，毁之于一旦。王剑虹忍受不了感情的折磨，她对丁玲说，她准备跟父亲一起回四川酉阳。丁玲问她为什么，她只苦苦一笑：“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丁玲对女友的这个突然的变化和仓促的决定，事先竟一点儿也没与自己商量，感到意外的不解。正在烦躁时，瞿秋白来访，丁玲对他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他带着惊愕的神气走了。当天，丁玲于无意中，在王剑虹的垫被下边发现了她写的诗句，那诗中燃烧着的爱恋之情，完全是献给瞿秋白的。丁玲一下子明白了：“她在热烈地爱着秋白。她是一个深刻的人，她可以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死她，也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议论或讪笑的。”丁玲想帮助好友，把她从爱情的痛苦中救援出来，成全这对热恋中的情侣。
四、炽烈如火的爱情（2）
瞿秋白住地离学校不远。这里街道不宽，是一排比较西式的楼房。丁玲来到这里，瞿秋白正在同房东夫妇一道吃饭。他看到丁玲，立即起来招呼，他的弟弟云白把她引到楼上一间精致的房间。房里有三架装满精装外文书籍的书橱，中间夹杂得有几摞线装书。大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一些稿子和文房四宝；一盏笼着粉红色纱罩的台灯，给房间罩上了一层温柔的微光。丁玲正审视房间的陈设时，瞿秋白上楼来了，态度仍和平素一样，好像下午丁玲的恶作剧根本没有发生一样。他用有兴趣的、探索的目光，亲切地望着丁玲，试探着说道：“你们还是学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么，你一个人来的吗?”丁玲无声地把王剑虹的诗交给他。他退到一边去读，读了很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丁玲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秋白!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没有母亲的，你不也是没有母亲的吗?”他曾向她们讲过母亲自尽的事，她们听时都很难过。“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
瞿秋白握一下丁玲的手，说道：“我谢谢你。”然后到王剑虹的宿舍去了。当丁玲回到那里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美好了，气氛非常温柔和谐，满桌子散乱着他们写的字纸，看来他们是用笔谈话的。瞿秋白要走了，丁玲从墙上取下王剑虹的一张全身像，送给了他。他把像揣在怀里，望了她俩一眼，下楼走了。
不久，1924年1月，他们结婚了。这时上海大学迁到西摩路。他们也迁到了附近的慕尔鸣路。这是一幢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施存统住在楼下统厢房，中间客堂间作餐厅。楼上正房住的是瞿云白，统厢房放着瞿秋白的几架书，王剑虹和瞿秋白住在统厢房后面的一间小房里，丁玲住在过街楼上的小房里。娘姨阿董住在亭子间，为这一大家人做饭、收拾房间、洗衣服。九口之家的生活，全由瞿云白当家。
寒假期间，瞿秋白出门较少。开学以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外出时，西装笔挺，一身整洁，精神抖擞，精力旺盛，除了给上大讲课，还给鲍罗廷当翻译。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晚上还要赶文章，通宵坐在桌前，泡一杯茶，点一支烟，王剑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译1万字，稿纸上的字仍然写得端端正正，秀秀气气，几乎一字不改。有时奔波了一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王剑虹谈诗，写诗。他每天写诗，一篇又一篇，全是送给王剑虹的情诗。他们每天谈论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李后主、陆游、王渔洋、郑板桥……瞿秋白有时把他们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的精致的青田石、寿山石上。王剑虹原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就比较好，但如此醉心的爱好，却是因了瞿秋白的培养与熏陶。
瞿秋白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有时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教她们按照拍节吹箫，教她们绣花：他把花鸟画在绸或棉布上，再题上诗词，由她们动手绣。晚间闲时，有几次，瞿秋白和王剑虹来到丁玲的小房间，围坐在煤油烤火炉前，把电灯关掉，只有炉火从炉盖上的一圈小孔中射向天花板，像一朵花的光圈，微明闪烁，给屋中抹上了一种朦胧的美妙的气氛。瞿秋白这时总是给她们谈文坛的轶事，他谈锋很健，又常带幽默。他谈沈雁冰和郑振铎，也谈徐志摩和郁达夫，而对她们两人，似乎这一切都是新鲜的。丁玲后来说：“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的听着。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那时秋白同志的议论广泛，我还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见和要点，只觉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种意见之上的。”
1月20日，瞿秋白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他时刻想念远在上海的王剑虹，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还常夹得有诗，表达着炽烈如火的爱情。
他不仅珍惜自身的爱，而且憧憬人类社会的爱：
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呵。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
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
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
他不是自由花魂。
他不仅憧憬着人类社会的爱，而且要以自己的奋斗去争取这爱的实现，这自由的全新世界的早日到来。
五、反击右派“弹劾案”（1）
在国共合作的热潮中，始终隐伏着一股逆流。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顽固地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反对吸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推行三民主义革命政策，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国民党正式改组之前，邓泽如等11人就联名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所谓“阴谋”。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攻击共产党员“跨党”，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改组后，由于共产党人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更加引起右派的嫉视和反对。从1924年3月到6月，先后有刘成禺、冯自由、谢英伯、徐清和、孙镜亚、朱和中、黄季陆等人，分别向孙中山当面控告或呈文检举共产党。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书，并上书孙中山，要他“督促中央执行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
弹劾书提出的所谓证据，主要是中共和共青团的三个文件，以及《新青年》、《向导》、《民国日报·觉悟》刊登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在这些文件和文章中，中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团员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接受本党领导。在国民党工作中注意达到良好效果，一切以对国民革命有利而又不影响国共两党合作关系为准则。加入国民党的党团员，在政治上保持不与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的坚定立场，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使全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完成国民革命。同时，吸收那些赞成国民革命，又信仰共产主义的分子加入中共，这只能促进国民革命而没有任何害处。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上，这些文件都不能成为右派弹劾书指控中国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在国民党中组织中共“党团”运动的证据。邓泽如等人以这些堂堂正正的文件，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可谓阴狠极矣”等等罪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新青年》、《向导》和《民国日报·觉悟》所刊载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乃是两党合作过程中正当的互相批评和监督，绝对没有右派攻击的“党团行于内，言论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恰恰相反，如果两党之间只有一味的无原则的奉承恭维，而没有为了实现国民革命这一共同目的所进行的必要的批评监督，那么，这种合作是不会巩固，也不会持久的。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气焰嚣张。在此期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右派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护党周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北京《民生周报》等，也出现了“清党”的叫嚣。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年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10件议案中，竟有4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面对右派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不奋起反击。6月25日，鲍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中哓哓不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辞驳回。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指出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生怀疑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
这时，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病重。她患的是肺病，她的母亲和姐姐是患肺病死的，瞿秋白也患有肺病，不知是谁把这个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传染给了她，而婚后的生活又加速了这病的发展。最初医生误诊为怀孕的反映，待到确诊为肺病时已非药物所能救治了。瞿秋白每天回到家中，就在妻子卧病的床边，一面写作，一面照料她。他知道妻子的病的恶化，而这病说不定就是自己传染给她的，更增加了他的痛苦。他给已离开上海到湖南省亲的丁玲的信中说：“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7月间，王剑虹病危，不久就死去了。这时，她只有20岁左右。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生前的照片，就是定情之夕由丁玲从墙上取下送给他的那一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用白绸巾好好包起。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他平时称爱妻为“梦可”——“我的心”；他的心现在死去了，他难过，怨对不起他的心……但是，他没有让悲痛压倒。爱情变成悲哀，悲痛化为力量，这是有理想有信念的人的正确的人生态度。国民革命的浪潮，一天天高涨起来。瞿秋白的悲痛被日日夜夜紧张工作的激情冲淡，被摆在面前的严峻斗争驱动着。他依然是那样忘我，那样奋进。他办完丧事，把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五、反击右派“弹劾案”（2）
瞿秋白返回广州后，配合鲍罗廷在国民党上层领导人中间进行说服工作，力争保持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存在。但孙中山为平息党内的不满，决定开会讨论弹劾中共党员案。1924年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日连续三天讨论弹劾案问题。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邹鲁、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谭延闿、沈定一、于树德、丁惟汾、恩克巴图等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苇村、白云梯、傅汝霖等人。原提案人谢持、张继列席。19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在发言中，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主张“分立”。王法勤发言不赞成“在分立论上讨论”。覃振发言支持张继。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说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
瞿秋白的发言，完全符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使左派深感赞同，右派无从驳辩。8月20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8月21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能同意右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件，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指出：“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用”。“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
反击右派弹劾案，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在孙中山支持下，对右派势力的一场尖锐的斗争，最后以右派的反共活动暂时受挫而告结束。10月，张继牢骚满腹地上书孙中山，请求解除党职兼除党籍。谢持离广州去上海。邓泽如心灰意冷，干脆撂了挑子。
孙中山、廖仲恺等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良好合作，使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于是有讨伐广东反动势力的东征、南征的胜利，有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发起，有工人运动的复兴，农民运动的兴起，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共合作大有益于两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中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涨。
然而，反击右派弹劾案却给瞿秋白与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等人之间造成了一次不愉快的误解和纠葛。事情是这样的。几乎就在8月间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容共问题的同时，鲍罗廷决定在形式上作出某些退让，提议在国民党内组织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由国、共和共产国际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将所有共产国际给中共的训令交给联络委员会审查，同时负责解决两党关系中的一切纠纷。对此，瞿秋白立即写信通知中共中央研究对策。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当即决定：“(一)禁止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为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共中央是从另外渠道得知有关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消息，而瞿秋白写给中央的信没能及时寄到。当中共中央的来信到达时，国民党中央全会已经正式通过《有关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鲍罗廷和瞿秋白都参加会议并表示赞同。此事引起中共中央极大不满，瞿秋白很快被召回上海，并被陈独秀、蔡和森等人斥之为“擅称代表”。瞿秋白虽再三解释这一国际联络委员会实为哄骗右派的一种方法，事实上该会很难发挥作用。但中共中央坚持认为这一组织难免不成为国民党束缚中共的工具，最后终于迫使瞿秋白“认错”。当然，瞿秋白对此并不服气。他后来写信给鲍罗廷，明确表示不同意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主张，认为陈、蔡关于立即向国民党右派发动进攻，坚决反击国民党中派，苏联应立即停止对孙中山国民党的一切援助，以便转而加强中国工农运动和中共自身力量的主张，未必是策略的。国民党可以利用国际联络委员会束缚我们，我们也可以利用它来反对国民党的右派势力。瞿秋白、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2月。当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鲍罗廷主张孙中山予以响应，瞿秋白坚决支持，又遭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反对，他们批评瞿秋白不该与中央唱反调。后来中共中央改变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态度，此事方才告一段落。
8、9月，瞿秋白仍在广州时，广州商团反动武装叛象已露。瞿秋白针对国民党中的退让倾向，敏锐地指出必须以武力镇压商团叛乱，退让是没有出路的。
9月23日，瞿秋白回到上海。在10月10日发生的国民党右派暴徒制造的黄仁血案中，组织上海大学师生反击右派暴行的活动。年底租界当局派巡捕查抄上海大学和师生宿舍，下令通缉瞿秋白等。幸好，瞿秋白已经在一个月前由慕尔鸣路搬到闸北顺泰里12号，这时又隐居在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家，躲过了捕房的缉拿。当他知道学校和住所被搜查，他在莫斯科用节省下来的食糖换得的俄文书刊被捕房焚毁的消息时，他轻轻放下手的笔，站起身来，沉静地思索着，缓慢而坚定地说：“书烧了，思想是毁灭不了的!”
六、“秋之白华”（1）
瞿秋白这位青年教授的博学多识，他的雄辩口才和表达思想的逻辑力量，他深入“饿乡”考察苏俄而显出的革命气度，给一位冲破家庭牢笼来到上海大学的女学生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那天，他进来的时候，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平，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跟他的脸庞很相称。他站在讲台上，亲切的微笑着，打开皮包，取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从容，讲话的声音不高，……
这就是不久以后成为瞿秋白终生伴侣的杨之华记忆中，第一次听瞿秋白讲课的情景。
杨之华，浙江萧山人，当年24岁，身材苗条，皮肤白皙，圆圆的脸上有一双深潭似的眼睛。在萧山县坎山街这个小镇上，杨家过去是当地的首富，有田产兼营米丝生意，后来家道虽然衰落，在乡里仍然有些地位。杨之华自小聪敏好学，温柔，热情，活泼，大方，加上清丽脱俗的美貌，家人亲友宠爱地叫她“小猫姑娘”。
长辈们思想守旧，重男轻女。杨之华的哥哥们可以在家塾读书，她却不能。杨之华常常躲在书房门外偷听塾师授课。塾师见她好学，便请求家长破例，让她与男孩们一起读书。那时，乡间女子缠足的恶习仍然很盛，杨之华对它深恶痛绝，屡次反抗，终于使母亲让步。五四运动前后，她来到杭州，在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深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回到家里，毅然违反旧俗，剪去长发，骑自行车上街，下水游泳，轰动乡里，一时传为奇闻。1921年初去上海，原拟赴苏俄学习，后留在沈玄庐创办的《星期评论》社里。她在这里接触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受到苏俄社会主义影响，并参与“五一”集会活动。《星期评论》被查封，杨之华入女子体育学校，因宣传进步思想被开除。这一年，她与沈剑龙结婚，不要嫁妆，不设宴席，也不坐轿，只穿一件粉红色衣服去了夫家。她的公公沈玄庐（定一）虽然是萧山大地主，却是著名的进步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萧山县衙前镇与当地农民领袖李成虎一起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邀请宣中华、徐白民、杨之华等先进青年，创办农民小学，实际上成为教育农民的活动中心，使萧山农民运动在1921年秋冬达到高潮。杨之华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教育，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她注意研究妇女解放问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多篇文章，喊出了千百万妇女要求自由平等的心声。
杨之华的婚姻，表面上似乎是幸福的，实际上又是不幸的。中学毕业时，与哥哥的同学沈剑龙相识。这个名门公子聪明英俊，一表人才，爱好文学、音乐，思想也很开明。他为杨之华的美貌和风度所倾倒。沈、杨两家原是世交，沈家请人到杨家说媒，一拍即合。结婚后，两个青年人在家乡为平民子弟教书，过着自由恬淡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人也在变，有的前进，有的落伍。婚后的沈剑龙，踏进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后就堕落了，他沉迷于杭州上海的酒家舞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杨之华给他写信，他不仅不回信，连看都不看。沈玄庐也不满意这个放荡的儿子。当杨之华无法容忍这种家庭生活，准备到上海求学时，得到沈玄庐的支持。杨之华把女儿沈晓光的名字改为独伊，意思是只生这一个，以表明她对沈剑龙的怨恨和决裂。
1923年底，杨之华到上海投考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成了瞿秋白的学生。她学习刻苦，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她是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时常走出校门，参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国共合作开始后，她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青年妇女部工作，接受向警予的领导，进一步显露了她的革命热情和工作才能。
杨之华最初接触瞿秋白，仅仅是在课堂上。平时，瞿秋白严肃沉静，他们极少来往。不久，在鲍罗廷家中的一次会见，使她对他有了深入的了解。
一天，苏俄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情况，恰巧向警予有事离开上海，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到鲍罗廷那里去汇报。杨之华感到有些紧张，忐忑不安地来到鲍罗廷住地。到那里后，她意外地发现瞿秋白也在座，担任她与鲍罗廷夫妇谈话的翻译。
六、“秋之白华”（2）
杨之华被鲍夫人拉在身边沙发上坐下。瞿秋白用俄语同鲍罗廷夫妇交谈，然后把他们提出的问题翻译给杨之华，让她把问题记下，想一想再慢慢说。
杨之华消除了拘束，从手提包中拿出一份上海丝厂女工罢工运动的调查材料，内容包括丝厂女工生活状况、所受的残酷压迫、工潮情况、女工与工贼的斗争等等。鲍罗廷夫妇要了解的情况，大体都包含在内了。
杨之华看到瞿秋白信赖的眼神，更加从容大方，侃侃而谈。她说：中国青年女工在工厂要受资本家压迫；回到家里又要受旧礼教的迫害。她们参加工潮回家后，往往被父母兄嫂打骂羞辱。因此，她们一旦觉悟，不但能反抗资本家的压迫，而且要摆脱旧家庭的束缚，走上革命的道路。
瞿秋白把杨之华的话翻译给鲍罗廷夫妇，几个人都由衷地赞同杨之华的意见，并且赏识她的才华。不久，经向警予、瞿秋白介绍，杨之华加入了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环境中，这两个志趣相投、道义相合的同志，逐渐加深了解，发展了互相爱慕之情。杨之华无法再与沈剑龙维持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萌生了与沈剑龙离婚并与瞿秋白建立家庭的意愿。沈玄庐支持儿媳与儿子离婚的请求。
1924年深秋，浙江萧山村郊，远山如云，绿竹与红枫相映。瞿秋白来到坎山街的杨之华家中。杨之华领他见到哥哥杨葆青。杨之华和瞿秋白这次先后回到萧山，就是为了解决杨沈离异和瞿杨结合的大事。杨葆青得知这个消息，不免有些担忧：弄不好，要出乱子。而事实上，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三个青年人，却演出了一场充满新奇浪漫色彩的喜剧。它不仅使当时的人们难以想像，即使在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传为佳话。三个人相会于沈家，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谈出彼此的心里话，竟然谈得十分顺利。接着瞿秋白又邀请沈剑龙、杨之华去他常州老家，面对冷落败破的瞿氏宗祠，沈剑龙似乎被感动了，于是三个人的离与合的结局就在这里最后决定了。
1924年11月27日—29日，连续三天，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紧靠报头并排刊出三条醒目的启事。一条是杨之华沈剑龙正式脱离婚姻关系；一条是瞿秋白杨之华正式结合恋爱关系；一条是沈剑龙瞿秋白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都从1924年11月18日起始生效。瞿杨的结合，是他们之间爱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纪念这生命的结合，瞿秋白找来一方五彩斑斓的寿山石，篆刻了4个古朴隽秀的字：“秋之白华”，把两人的名字巧妙的组合一起，铭刻在石，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始终不渝。
年底，经过党组织的安排，瞿秋白和杨之华搬到比较安全的闸北区宝通路顺泰里12号，隔壁的11号是沈雁冰的住房。两家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杨之华离开沈剑龙以后，沈玄庐夫妇从此不许杨之华再到沈家看望女儿独伊。杨之华朝夕思念爱女，十分难过。瞿秋白耐心地安慰她，并在1925年初陪她回到萧山衙前镇探望女儿。她避开公婆，偷偷地见了女儿一面，又匆匆分别，走出门外，还隐约听到独伊的哭声。
回到上海，杨之华仍然放心不下，暗自哭泣。瞿秋白想尽办法，为杨之华解忧。他讲述《安娜·卡列尼娜》故事给她听，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遭到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的心灵啊!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能够得到孩子，和她一起幸福的生活。他还写了一首长诗赠给杨之华，诅咒社会的黑暗，祝愿独伊得到光明前途，他自己一定会爱护她，培养她，教育她，使她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又过了一段时间，杨之华和瞿秋白一起再次回到萧山家中。在母亲那里，他们商量决定派人到沈家把孩子悄悄领出来，抱回上海。那天，他俩站在远处，一会儿看到孩子出来。杨之华刚刚把独伊抱在怀里，就被追赶来的两个大汉把孩子抱走了。孩子挣扎着，哭喊着妈妈，杨之华的心都碎了，忍不住大哭起来。瞿秋白挽着她的手臂，沿着河边，冷清凄凉地走着。两个人都默默无语，杨之华第一次看见瞿秋白流下眼泪。
杨之华白天工作紧张，忘却了烦恼，但一回到家里，思女之情又使她坐卧不安。元宵佳节来临之际，杨之华和瞿秋白都在家中，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杨葆青抱着独伊来了。杨之华高兴地接过女儿。杨葆青说：沈老先生总算体谅了你们母女之情，剑龙也照顾不了孩子，我提出让孩子到上海妈妈身边过个团圆节，这才把小囡带来了。
坎坷艰辛中建立的这个家庭，终于大团圆。
七、中央局成员和《热血日报》（1）
上海闸北区顺泰里12号，是一处很不起眼的住宅。一间窄小的房间，床、桌、椅之外，剩下很小一块空地。瞿秋白深居简出，整天在这小块空地上绕着圈子踱步，或者坐在椅子上吸烟。他不时拿起笔来，出神地咬着笔端，苦苦思索，形成腹稿，然后落笔，一气呵成，把文章写好。一个通宵，就常常这样度过了。
瞿秋白转入秘密活动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党的工作上。杨之华经常穿着女工的工服、布鞋，深入到工人夜校和女工集中的纱厂、打蛋厂、烟厂，从事工人运动。她和工人们谈心，关心她们的疾苦，动员她们学文化，和女工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瞿秋白支持和鼓励杨之华的工作。他很关注工人夜校，常向杨之华询问夜校工作情况以及工人们提出的问题。他虽然工作繁忙，也抽出时间帮助她选择书籍，收集资料，教她编写教材，解答工人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
上海大学学生刘华，原先是中华书局的学徒，考入上海大学后半工半读，生活艰苦。瞿秋白不时找刘华谈心，帮助他解决学习和工作中的困难，关心他的生活，常常要杨之华送些钱给他用。有一次，刘华患病，他立刻要杨之华送药去。后来，刘华成为优秀的工人阶级领袖。
1925年1月，在国民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夕，中共适时地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负责人。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草案中若干重要问题，如对党如何正确实行国共合作和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等等，都作了理论阐述。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对这一重大问题，早在1923年春夏，瞿秋白发表的文章中就已经进行了论述。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相当于中央常务委员会)，并与蔡和森一起担任中央宣传委员，负责主编《向导》。杨之华担任了中央妇女部委员。
从2月起，在中共领导下，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沪西小沙渡地区日本资本家开设的棉纺织厂，日本工头毒打女工，无理开除工人，拘捕工人代表，克扣工人工资，引起工人愤慨。他们群起反抗，并涌向中共领导的沪西工友俱乐部，要求给予支持，中共上海地委紧急通知上海大学支部派人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人罢工，反抗日本资本家的迫害。上海大学支部立即派邓中夏、郭伯和、刘华、杨之华等到沪西工友俱乐部，和原在那里的李立三等一起，发动了著名的二月罢工。2月9日，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厂的9000名工人渡过苏州河，汇集到北岸潭子湾田野上举行了罢工集会。在一片欢呼声中，刘华宣布内外棉纱厂工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宣布组织工人纠察队，护卫自己。12月，内外棉11个工厂的15000多名工人全部投入罢工。小沙渡周围地区和沪东杨树浦的一些日商纱厂工人也先后举行罢工支持沪西工友。到18日止，上海已有22家日本纱厂的35000多名工人投入了罢工。上海其他行业的工人和工商学各界40多个团体，还组织后援会，纷纷捐款援助罢工工人。罢工在经济上给日商沉重的打击。在强大的压力下，日本资本家不得不与工人进行复工谈判，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3月1日，各厂全部复工，罢工胜利结束。罢工中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小沙渡的工会会员很快由1000人发展到6000人，杨树浦增加到3000人。瞿秋白每天关注罢工的进展情况，同时也为战友们的安全担心。罢工结束后，邓中夏被警察逮捕，瞿秋白知道后焦急万分，他叫杨之华化装成家庭妇女，到外面探听消息，直到邓中夏获释，他才放心。在这期间，他连续写了4篇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指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主力军和领导作用，预见了即将兴起的工人运动的高潮。
4、5月间，上海市场棉价高涨，纱价跌落。日商纱厂资本家撕毁2月协议，又开始克扣工人工资，打骂侮辱工人，开除工会积极分子。为了对付资本家的反扑，各厂工会决定用怠工方式作斗争。工人的“磨洋工”，使日本资本家难以应付，便无故开除工人代表和工会积极分子数十人。纱厂工人愤而罢工，影响了靠它供应棉纱的内外棉七厂的织布生产，资本家乘机宣布关闭七厂。
七、中央局成员和《热血日报》（2）
5月15日傍晚，七厂约600名夜班工人照样去上工。厂方将大门紧锁。工会积极分子、共产党员顾正红等高呼“我们要上工”，率领大家破门冲进工厂。日本工头和职员，挥动木棍铁棒狠打工人。顾正红等跑进物料间，每人拿了一根打梭棒，抵御日本人的攻击。正在这时，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手执武器率领一批打手赶到。七厂大班川村首先向顾正红开枪，打手们蜂拥而上，用刺刀，铁棍砍打工人。顾正红连中4枪，送医院后不幸牺牲。同时受伤，被捕者多人。24日，上海大学学生结队去参加顾正红追悼大会，途经租界时4名学生被捕。租界当局竟以“扰乱治安”之名，定于30日由会审公廨审讯这些学生。工部局总巡麦高云指令巡捕，可以使用卡宾枪或左轮手枪向中国“暴民”射击，不许朝天开枪。
面对越来越疯狂的敌人，上海各界人民的反帝情绪更加高涨。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在5月30日组织群众前往租界中心进行反帝大示威。瞿秋白参预了中央的决策。30日清晨，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陆续汇聚公共租界中区。同济大学学生分为16个小队，上海大学学生分为38个小组，一路演讲，一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会审公廨大门前，变成学生们的宣讲台，吸引了广大市民。下午，无数工人、职员加入演讲行列，并逐渐向市中心南京路前进。南京路上许多商店的伙计也放下生意赶到街头，为演讲人鼓掌叫好。群众越聚越多，轰轰的声浪，像狂风怒潮席卷南京路。
下午2点多钟，老闸捕房巡捕将三名演讲学生拘送捕房。不料，附近演讲队的数十名学生和簇拥着他们的大批示威群众，跟着也一起拥进了捕房。一个钟头后，租界当局不得不释放了拘押的百多名学生，但一部分学生仍关押在内。被放出来的学生拥在捕房门前，要求释放所有被捕者，附近一带聚集的示威抗议群众越来越多。3点45分，英国捕头埃弗森突然下令开枪。子弹呼啸声中，站在前面的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中弹倒地，口中还在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同济大学学生、共青团员尹景伊肩部中弹，他踉跄地仍然呼喊口号，巡捕又朝他胸部连开三枪，终于牺牲。当场被打死13人，伤者无数。繁华的南京路成了英帝国主义杀害中国人民的血腥的屠场。
杨之华清早出门，参加了上海大学的反帝示威行动，亲眼看到这场残酷的杀戮。她匆匆赶回家里，紧跟着李立三也来了。他们向瞿秋白报告事件的情况。瞿秋白抑制着愤怒说：这是帝国主义直接进攻中国革命的罪恶挑衅行径，他们想用屠杀革命群众的手段来扑灭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必须扩大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帝国主义的进攻！31日清晨，瞿秋白参加中共中央在闸北横浜桥附近一幢旧式楼房里召开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领导展开反帝斗争，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号召罢工、罢市、罢课。会议还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主编。
6月4日，《热血日报》正式出版。前几期的报头题字，是瞿秋白题写的。这时，瞿秋白仍然处于地下状态，他秘密来往于中央机关、编辑部和寓所之间。报社设在闸北浙江路底华兴路56号一间客堂里，房间狭小，陈设简单，灯光昏暗。瞿秋白带着病，和其他同志围坐在一张白木长桌上，挥汗工作。他非常喜欢和重视报刊工作，对杨之华说：“这样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要有效得多。”他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除了写社论、编新闻、看大样，还和大家一起做校对等工作。在五卅运动期间，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他要参加中央和地方党的许多会议，为中央起草文件，给党刊写文章，向党团积极分子作报告，有时还秘密地去参加群众大会(如6月11日在上海西门召开的30万人的市民大会)。为了使报纸的言论主张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瞿秋白特别重视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要求和爱好。他说，报纸宣传工作和打仗一样，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每天了解敌友我的动态和思想。他除了在中央和地方党的会议上了解情况外，又通过党办的国民通讯社，布置采访，听取记者的汇报。杨之华每天穿上工人服装到浦东区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她已善于采取各种方法，逃避敌人的侦捕，进行革命工作。她经常约女工在玉佛寺、财神庙门前装作香客，坐在庙门两旁的长石凳上接头谈话。她还认识了几个尼姑。同志们风趣地说她做“善男信女”了。她白天了解了大量的情况，晚上瞿秋白总是很有兴趣地听她报告，从中了解工人们的思想情绪。他自己有时也化装深入工人居住区，直接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有一次，他到闸北的一个工人住宅区，看到一个工人正在看《商报》，就和他聊起来。工人说，这种报纸不为工人说话，尽是向着外国人和资本家，他文化低又看不太懂，希望有为工人说话又能看懂的自己的纸报。瞿秋白非常重视工人的意见。《热血日报》组织了群众通讯员，经常刊登工人、学生、店员、海员的来稿来信。编辑修改文稿时，他十分注意文字的通俗化，尽可能地使用方言、口语，文章篇幅力求简短。《热血日报》刊登了不少用民间文学形式，如五更调、十二月花名、泗州调、京调、无锡景调等写的通俗歌谣，很受工人读者和市民群众的欢迎。经过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苦心经营，《热血日报》办得生气勃勃，称得起旗帜鲜明，编排新颖，内容充实，文字生动，引人入胜。一张每期只有8开4版的报纸，门类繁多，它包括了社论、专论、国内外紧要新闻、汇志、杂志、诗歌、民歌、小言、来件、口号等。此外，辟有《外人铁蹄下的中国》、《外人铁蹄下之上海》、《舆论之裁判》等等专栏。
《热血日报》非常重视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专门开辟《罢市罢工消息汇志》。读者每天可以及时地从这里看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爱国反帝运动的情况与经验，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从而有力地抵制了帝国主义控制的《字林西报》、《泰晤士报》、《大陆报》以及军阀政府、政客、学阀、买办控制的《时事新报》、《时报》、《新闻报》等对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污蔑和诽谤，指明斗争的方向。《热血日报》还大量报道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物质上支援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更加激发中国人民坚持进行反帝斗争的热情。
《热血日报》共出版24期。瞿秋白写了数10篇文字，包括社论、专论及大量短篇评论文章，多的2000字，少的200字，差不多每期刊登两篇。
《热血日报》以其战斗性、鼓动性、通俗性和体裁的多样性，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出版至第10期，销数即达3万份，投稿来信或亲到报社接洽者，每天有100来人。远至江西、山东的读者，也纷纷投书寄稿。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是真正的属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属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战斗者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是容不得这一张革命爱国的报纸存在的。因此，当上海总商会决定单独停止罢市，在6月23日开市后第四天，6月27日《热血日报》便被封禁。
五卅反帝爱国斗争，以磅礴的气势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的怒吼，给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本章参考书目：
① 李玉员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
⑤ 杨之华：《回忆秋白》。
⑥《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
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⑧ 陈福康、丁言模：《杨之华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⑨ 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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