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就表示要加入莫斯科归国留学生的托派组织。但是，归国托派的领导机构“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看待林冲上梁山那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来了”。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前有一个即使是很短的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民主阶段的意见等，硬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为此，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下层群众的对策”。
一、似林教头初上梁山
陈独秀等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就表示要加入莫斯科归国留学生的托派组织。但是，归国托派的领导机构“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看待林冲上梁山那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他们认为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来了”。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前有一个即使是很短的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民主阶段的意见等，硬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为此，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下层群众的对策”。
恰在这时，刘仁静、王文元等又一批在苏联加入托派的共产党员留学生回国，王等根据当时托洛茨基关于在共产党内活动并争取改造共产党的指示，在党内隐蔽下来，刘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表明托派观点后，在党外进行公开的托派活动。他回国时，曾绕道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亲自起草了中国托派“政纲”，由刘带回中国；托还给刘起了假名“列尔士”(Lels)，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之间的通信员。所以他回国后，即以“老托代表”自居，来调解“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关系。一天，陈独秀与尹宽代表托陈派，史唐与宋逢春代表“我们的话派”，在刘仁静家里谈判。据宋逢春回忆，那天，陈独秀穿一件墨绿色哔叽长衫，前额已经光秃，两边尚有黑发，小眼睛很有精神，面色黝黑，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人到齐后，陈独秀就拿出几块钱来，从饭店叫来几盘菜，边吃边谈。当谈到大革命情况时，陈摇摇头说“很惭愧”，接着说：“唉，老毛子懂什么，懂什么！”听刘仁静介绍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大多数生活问题没有解决，睡水泥地，穿单衣，像野狗一样到处蹭饭吃，抽香烟屁股，但还是坚持干革命。陈独秀说，这帮年轻人与我们老干部比，了不得。老干部在大革命时期过过一段优裕的生活，现在怕艰苦了。谈到正题时，陈独秀向对方提出两条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二)托陈派全体成员加入托派组织。史与宋个人表示接受条件，但需经“总干”研究决定。总干开会时发生分裂，梁干乔因在莫斯科时就见过托洛茨基，以中国托派“正统”自居，想做当然的领袖，害怕陈独秀等一批老干部加入，会危及他的这种地位，所以他和总干宣传部长张师视陈独秀等人加入托派是“阴谋”，是“企图消灭反对派”，因此反对他们加入。讨论结果，多数同意吸收陈独秀派加入，但有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
其实，托陈派中彭述之、尹宽也都反对附属于留学生托派，认为他们“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他们提出两派在平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办法。于是，他们认为总干提出的三条件带有排外性和侮辱性而加以拒绝，决定自行组织起来，正式成立托陈派小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以示他们仍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不承认被开除；推出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通过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还请刘仁静起草纲领，即后来由陈独秀修订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是1929年9月的事。接着，他们就在中共党内加紧进行分裂活动，最后导致他们被开除出党。12月，他们在陈独秀主持下开了一次会，通过了本派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81人在上面签名，其实只有五六十人，其他都是假名。上面列名而还在党内的，均被开除出党。他们建立了陈独秀为书记的5人常委会，创办《无产者》为机关报，因此被称为“无产者社”。陈独秀在该报上连续发表重要文章，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宣传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共产党不应该离开城市工人阶级而到乡下去，否则就是背叛工人运动，共产党就会变质，变成“农民党”甚至“土匪党”；特别攻击红军是“流寇”和“土匪”，除了被收买或消灭，没有任何前途。
与此同时，苏联在肃托运动中，查出隐藏在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组织名单，其中已经回国的，就通报给中共中央，中央在《红旗》机关报上发表公告，要他们表明政治态度，作新的选择。结果绝大多数不理或拒绝承认错误，也均被开除。他们有的加入“我们的话派”，多数人与刘仁静、王文元结合，成立了第三个托派小组织，因机关报是《十月》，就叫“十月社”。另一些留学生则成立第四个小组织“战斗社”。他们一方面与“我们的话派”争夺中国托派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都攻击陈独秀在当时发表的文章中仍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即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脱卸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提出“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对立；攻击红军是“土匪”；中东路问题上提出反对“误国政策”口号；不愿解散旧的小组织等，吵得一天星斗。同时他们又把这些争吵的情况写信告诉托洛茨基。
二、出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
托洛茨基起初听信留学生托派特别是刘仁静的话，劝他们吸收或联合陈独秀派要慎重。但是，在读到陈独秀1929年12月10日写的《告全党同志书》（批驳中共中央开除他的理由）后，他的态度一变，热烈地欢迎陈独秀，并要青年托派向陈独秀学习。1930年8月22日，托洛茨基分别致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或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洛茨基批驳了青年托派加于陈独秀的所谓机会主义五大错误的说法，指出除了称红军为“土匪”不妥应予纠正外，其他意见都正确，而且使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通俗化”。他要求各派小组织无条件地立即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国际也写来了同样的信。
于是，三个青年托派组织，不得不派出代表来与陈独秀派协议统一。但是彭述之等人却因此翘尾巴了。特别是彭，青年人见他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摆老资格，拿臭架子，又低能无德，十分厌恶。他因此有感于那些青年托派在未来统一的托派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便操纵“无产者社”参加协议的两位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千方百计地破坏统一，提出要对过去政治原则和策略上的一切分歧“分清谁是谁非”，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之后，才能谈组织上的统一。实际上要求以“无产者社”为中心来实现统一。
尹宽把这个情况告诉陈独秀后，陈对彭的“阴谋诡计”表示“深恶痛绝”，他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于是，他亲自出马找其他三派的领导人谈话，做工作，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对王文元说，如果不统一，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同时，陈独秀又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为，取消“算旧账”的思想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的办法。陈独秀还采取断然措施，召回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充任代表，与其他各派代表平等协商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之所以如此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推动托派统一，一是受了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来信的感动，二是针对当时共产党的状况。因为当时党正处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由统治到垮台，以及王明接着上台的时期，革命受到不小的损失，党内出现了混乱。陈独秀想使托派早日统一，取代共产党以领导革命。他说：“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
陈独秀的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议一帆风顺。1931年5月1日至3日，按各派人数20人出一个代表，在上海大连湾路一幢临时租来的房子里，召开了中国托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称统一大会。为了保密和安全，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后才能出去。大会通过了“政纲”、“职工运动”、“组织问题”、“国民会议问题”等一系列决议案，选举了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主持日常工作的五人书记处，组织名称沿用托陈派小组织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机关报为《火花》。当时他们的组织在全国的人数约有500人，有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与法(租界)南4个区委，另有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委。
三、为抗日民主呐喊
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中央书记，真是历史的嘲弄。在统一大会闭幕词中，他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他们还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将飘扬在全国”。
但是，当他们踌躇满志地着手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的时候，组织很快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并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严厉镇压。先是梁干乔因未进入“中委”而去投靠了国民党。尹宽因受彭述之等人排挤，连代表也没有当上，于是拉了几个人，控制几个支部，进行反“中央”的活动。马玉夫原是中共上海码头工委书记，长期从事工人运动，转向托派时拉进不少工人和支部，自视有功，也因未当上“中委”，极端不满，竟去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中央成立不到1个月即遭破坏，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三人外，中委全被逮捕，书记处五个常委，捕去四个。中央机关顿时瘫痪。陈独秀几次补充整顿中央，又几次被破坏。
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陈独秀艰苦奋斗，仍努力维持托派中央的工作，独立支撑大厦，创办了《火花》和内部理论机关报《校内生活》，对内统一思想，健全组织，对外以散发传单的方式宣传托派主张，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8月6日，他起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搞白色恐怖、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等种种罪恶，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群众的国民会议预备会”，“工人自由的组织工会”，“农民自动平均分土地”，“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和共产党”等。
“九一八”事件后，全国掀起抗日民主运动，一直到第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达到高潮。有些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也进行了反蒋抗日活动。面对这种形势，陈独秀十分激动，认为他们期盼的革命形势已经到来。他奔走呐喊，奋笔疾书，以个人或托派组织的名义，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宣言和决议，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英美操纵国联袒护侵略者，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并根据自身领导“五四”、“五卅”运动的经验，创办了一份类似《每周评论》和《热血日报》那样的刊物——《热潮》周刊。
陈独秀在《热潮》上除了发表一篇篇反日反国民党的战斗檄文外，主要是指导以学生为主力的抗日民主运动。他一方面大力为学生运动辩护，驳斥反动派所谓学生运动是“越轨行动”的诬蔑，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学生因反对对日妥协而捣毁国民党党部，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干；“越轨行动神圣!”另一方面，他又及时指出运动的弱点和前进的方向，引导学生走出“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走向反国民党，从只向政府示威，自觉转换到“工人、农民和士兵方面来，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
在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发生统治危机时，陈独秀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由动摇而走向崩溃”，主张不应限于国民会议的宣传，而“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于是，他在1932年2月10日起草发表了常委《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了与中共“合作”，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策略。为此，他还与彭述之、罗汉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合作抗日”的建议。陈独秀还敏锐感到华北地区将继东北后，发生严重的日本侵略事件，于是以中央常委名义，指示托派华北特委，在大型工矿企业集中的地区开展以工人为主的抗日运动。
但是，当时中共中央在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下，非但不响应，还把托派视为与国民党改组派及第三党一样，以欺骗民众来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以“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我自将心向明月，哪知明月照沟渠”!陈独秀为此十分遗憾。
关于与资产阶级左派“共同行动”的策略，也受到托派内部如法南区委、华北特委等极左派的广泛抵制。他们以“工人无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狭义的爱国的虚伪的民族主义”等教条，反对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鼓噪。因此，他们反对陈独秀托派中央的决议，拒绝散发抗日传单，并以中央不健全为由，不承认陈独秀中央的权威。
陈独秀对这些谬论一一进行了批驳，并以中央名义给他们及其区委机关以警告、改组到解散的处分，但是毫无效果，而陈独秀本来想乘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大干一场的计划，完全落空了。眼看着大好形势像洪峰一样迅即远逝，他只得望洋兴叹，感慨万千。
四、身陷囹圄气若虹
转眼1932年春天来到，狱中的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病保外就医。陈独秀把他俩吸收进来，才重建起比较健全的五人“常委会”。但是，好景不长。一天，濮的爱人在路上巧遇已经投靠国民党做了特务的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和费侠，被跟踪至家，又在10月15日，跟踪到会场，正在开会的四个常委和秘书全被逮捕。陈独秀因病在家，本来可以幸免，但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秘书谢少珊的出卖，晚上也被捕。联络站、印刷所等中央机关也均被破坏。
陈独秀等人在租界被捕后，曾开展反引渡斗争，但失败了。被引渡给国民党后连夜押解南京。在火车上，陈竟酣睡达旦，到南京还未醒，处危不惊，一时传为佳话。国民党原拟军法处置陈，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传询他，他坦然处之，并声明托派与南方各省的暴动“毫无关系”；抗日问题“仍须联俄方为有利”。传询毕，何求字，陈写“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周围青年军人也索书留念，陈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字条。
由于宋庆龄、蔡元培、胡适以及爱因斯坦等国内外著名人士的呼吁营救，国民党也想争取陈独秀反共，所以蒋介石命令将陈独秀案交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理。
1933年4月中旬，法院三次审判此案，检察官以其抗日民主运动中发表的文章、宣言和决议等为证据，指控陈独秀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陈被捕后，好几位著名律师自动要为其辩护。陈独秀选中了章士钊。章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曾参与镇压学生运动。陈独秀当时曾致函谴责，并表示与他“断绝关系”。但章却始终钦佩陈的为人，然而又不知其为人，也不知国民党政权的独裁性质。这次他出庭辩护，竟说陈主张“国民会议”，以“法定之选民选举”取得政权，“何得为罪!”还以陈独秀历史上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厅长，且在“汪陈宣言”中苦口相劝“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等为据，说陈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一个好朋友”；更以陈组织托派分裂中共为证，说陈“有功于国民党”，提议“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批驳所谓“叛国”、“危害民国”湛然无据，法庭应谕知无罪，省释无辜。
陈独秀拍案而起，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接着发表自撰“辩诉状”，光明磊落地表明自己“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五四以后，组织中共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而中共目前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接着，他从法理上论证了何为“国”，批驳了检察官强加的所谓“危害民国”和“叛国”之罪，反控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节节退让”，对内“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人民自由权利”，才是真正的“叛国”和“危害民国”。要求法庭“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押期间“经济上健康上的损失”。
陈独秀在法庭上如此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变被告为原告，把法庭当战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4月26日，初审判决陈独秀13年徒刑。判决书称陈“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政府推翻”，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犯有“叛国罪”。陈独秀当场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不服，再写“上诉状”，上交给南京政府最高法院，驳斥所谓“政府即国家”的谬说；被检察官驳回后，又写“再抗辩书”。6月30日，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彭有期徒刑8年。
在这个过程中，像柏文蔚等已成国民党高级人士的一些朋友，学章士钊的样子，竭力帮助陈独秀修改口供，以减轻“罪名”和判刑。柏说，陈独秀想要当好汉，坚决拒绝。
五、遥控托派被开除
判决后，陈被押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执行。国民党仍想感化他“合作反共”，给他种种优待，一人一间牢房，可阅读书报和写作，甚至可每日接见亲友。陈利用此条件，与狱外新组建的托派中央“临时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遥控“临委”工作。同时，他在1931年结识的第三位妻子潘兰珍，也每日到狱中照顾他的生活。他俩原是前后房的邻居，潘是一个纱厂做工的年轻姑娘，比陈小30多岁，因遭流氓迫害受了刺激；陈则被共产党开除，被国民党通缉，隐居、贫困而孤寂。俩人同病相怜，互相帮助，结为老夫少妻。但陈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暴露。这次陈被捕前。两人发生口角，潘即跑回浦东娘家。陈被捕事发，潘在报上见到消息和陈的照片，才恍然大悟。当时陈从拘留所传出话来，让潘另找出路，不要到监狱去看望。但潘却颇重情谊，从上海走到南京，住到陈的朋友家，专门来照顾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后，托派组织群龙无首，一时十分混乱，换了好几个书记，1933年秋才建立起陈其昌为书记的比较稳定的三人临委。这个临委继续执行陈独秀的与资产阶级左派“共同行动”的路线，曾要求参加宋庆龄组织的一些活动，参加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等。但是，1933年，一位来华的美国托派分子(实际上是托洛茨基的联络员)格拉斯(中文名为李福仁)与中国托派取得了联系，他与刘仁静认为临委的工作太保守。在他们的推动下，北方区委史朝生、刘家良为首的一批极左派分子来到上海，斥责临委推行的路线是“机会主义”，并要求改组临委。为了统一思想，临委列出托派争论的问题提纲，组织狱内外同志讨论。陈独秀写了10来篇文章，为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辩护，与刘仁静、史朝生及狱中的彭述之等展开论战，彼此指责对方是机会主义，违背了托洛茨基主义。
1935年1月，史朝生、刘家良等人在格拉斯、刘仁静支持下，推翻临委，成立“中央委员会”；改“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要陈其昌等临委成员和陈独秀检讨机会主义错误，否则开除。陈独秀拒绝承认错误，并谴责他们的分裂行动，于是被托派中央开除。
这场闹剧，由于在3月新中央被破获，中央委员及格拉斯、刘仁静等均被捕而结束。临委恢复，“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名称则沿用了下来。因为从1933年起，托洛茨基放弃了从共产国际内部夺权的策略，筹备第四国际，号召各国托派独立建党。托洛茨基得知中国托派“开除”陈独秀的消息后，表示坚决反对；他欢迎陈独秀加入正在筹备的第四国际领导机构“总干事会”，以提高第四国际的威望。由于新中央的倒台，陈独秀等人被开除的决定自然无效。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就提出监狱和研究室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他充分利用国民党给予的优待条件，把监狱当研究室，阅读大量书报，刻苦钻研学问，勤奋撰写论著，这一时期成为他一生中学术成果收获最丰硕的时期。在1934年11月给汪原放的一封信中，陈独秀列出了他在二三年内写书的计划：《古代的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等。后来因提前出狱，只完成了一部分，其中文字学著作《实庵字说》、《识字初阶》、《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等最有价值。
陈独秀在狱中时刻系念着祖国命运和人民的苦难，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曾作诗《金粉泪》56首，其第一首曰：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最后一首曰：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本章参考书目：
①《无产者》(托陈派小组织机关报)第1至第12期，1930年3月至1931年2月。
②《双山回忆录》。
③《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
④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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