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后，上海的中共组织即遭破坏。6月26日，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任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长，韩步先为宣传部长。但是，同日三人就被捕，因韩叛变，陈、郭被害。7月2日，代理书记赵世炎亦被捕牺牲。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并且隐藏起来后，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小儿子陈乔年，经常来看望他，并告诉他一些党内的消息。
一、搞拼音文字的“撒翁”
“四一二”后，上海的中共组织即遭破坏。6月26日，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任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长，韩步先为宣传部长。但是，同日三人就被捕，因韩叛变，陈、郭被害。7月2日，代理书记赵世炎亦被捕牺牲。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并且隐藏起来后，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小儿子陈乔年，经常来看望他，并告诉他一些党内的消息。他也不断向中央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8月的一天晚上，陈独秀召见乔年和汪原放，对汪说：“我打算要到上海去。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趟，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当时汪担任着党中央出版局局长的工作，公开的身份是汉口《民国日报》国际版编辑。他到上海后，汪孟邹说，陈独秀可以来上海。当然，条件是不能进行革命活动。陈独秀完全同意，其实他已经作了长期隐蔽的思想准备，并让乔年告诉汪原放，党的工作“不要再干了，还是把店(亚东图书馆)事做好要紧”；还让汪去找陈的老朋友光明甫说情，到国民党元老柏文蔚的33军办事处搞一个位置，作为“护身符”，让他到上海后不要再与自己联系。
9月10日(八月十五日)，陈独秀与黄文容、汪原放等人化装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半夜以后，甲板上人少了，陈独秀出来凭栏赏了一会儿江月。一路上不时沉吟：“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
不久，中共中央也迁到上海。瞿秋白亲自去看望陈独秀，并调黄文容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陈独秀虽然犯有严重错误，并一再拒绝国际和中央要他到苏联去的决定，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并没有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而其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因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等，先后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谭平山甚至被开除党籍，张国焘留党察看，他们实际上也成了罗明纳兹等人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尽管如此，陈独秀这时期的表现，还是比较消极的。一方面，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因自觉负有责任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如他自己所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但他反省的结果，始终不明白失败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另一方面，他拒绝国际和党中央要他去苏联的决定；新的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出版时，瞿秋白请他写文章，他只写些“寸铁”一类的短文，署名“撒翁”，可见他的情绪。
他整天埋头于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的研究。这是他个人的爱好所在。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就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等等。对于他进行这项文字研究工作有种种议论：有人以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为他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不管人们怎样猜测，谁也不否认，他对这项工作的确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并且一年以后，即1929年3月，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陈独秀还请邓颖超校核其中的北京话，请项英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
此稿完成后售给了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人王云五与国民党关系甚深，陈独秀是当局通缉的“共党首领”，该书自然不可能出版。但陈独秀毕竟不是一般作者，于是，王云五、张菊生、胡适、傅孟真、赵元任等共捐赠稿费5000元，使陈独秀得以维持了一段贫困的生活。
二、自己舔吮身上的创伤
其实，陈独秀的消极是表面的，他的内心却奔涌着革命再起的怒涛。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一方面以“寸铁”短文，抓住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汪精卫、张作霖等国民党、北洋军阀反动派的丑恶表现，极尽嬉笑怒骂，及时揭露与批判，很有战斗力。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陈独秀在《布尔塞维克》19期上，连续发表了151则“寸铁”；还在上海总工会办的双日刊《上海工人》骑缝上，多次登载他写的讽刺国民党的歌诀《国民党四字经》：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军阀得意；训政时期，官僚运气；
宪政时期，遥遥无期；忠诚党员，只要洋钱；
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另一方面，他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央。这些意见是零星的，不系统的，而且是瑕瑜共有的，但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当时党内，从上到下，忠实执行莫斯科的路线和指示，已成习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独立思索中国革命问题。这些意见大致如下：
关于形势与革命策略问题，他认为大革命已经失败，革命形势进入低潮，主张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实行完全的退却和防御，“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所以他不同意“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更反对“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
承认大革命失败，看到革命进入了低潮，主张退却和防御，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党内同志，特别是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没有这样的认识。他们不承认大革命已经失败，认为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形势”。于是，在1927年11月，终于发展为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但是，陈独秀的“低潮观”也有缺点。他从武汉到上海，从大城市到大城市，看到的除了革命失败，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势力的强大，因此以为全国都是低潮，主张全面的退却和防御。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造成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因此革命在城市失败了，农村还在发展；北方消沉，南方有大革命影响的地区却相当活跃。于是，毛泽东的“低潮观”主张把城市的退却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坚持在南方数省有群众基础而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和农村武装斗争。
关于革命性质和纲领，瞿秋白党中央认为，武汉反动后意味着资产阶级变成了反革命，莫斯科又在9月终于明确指示中共退出国民党，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因此在广州暴动中提出了建立“工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的口号。陈独秀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党中央采取的“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纲”。与“国际屡次决议案”所说的“民族革命”不同，指出“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殊意义”，建议“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迅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这表明他这时还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他还提议，“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下，与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不可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后来他转向托派时，却背弃了这些正确的主张，晚年才有觉悟。
陈独秀把这些意见不断写信贡献给中共中央，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正在“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期，当然不予采纳。
这时，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经常来看望陈独秀，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有一次，乔年劝告父亲不要再给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于是，陈独秀听了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中央写信，自己舔吮身上的创伤。直到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时，他才按捺不住，又动起笔来写信给中央，但那时他已经转向托派了。
三、与托洛茨基相知恨晚
大革命失败后，各次武装暴动又连遭挫折；党的领导在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全党思想十分混乱。为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制订新的革命路线和纲领。1928年6月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共“六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把陈独秀列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但是，他由于对共产国际搞文过饰非不满，又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所以反对到莫斯科去研究中国革命，再次拒绝赴苏参加“六大”。
“六大”肯定了当前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基本正确的轨道。由于有人要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大会就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结果，瞿秋白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说：“是否责任由他(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应该说，这个结论和决议，对于陈独秀是比较公道的。因此，大会后有人出于宗派目的鼓动他起来反对“六大”选出的中央，他拒绝。在当初拒绝参加“六大”时，他曾表示，再不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然而，这种情况在陈独秀接触到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文件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在陈独秀身边就出现了派别活动。一些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中央和地方组织领导职务的人，如彭述之及其妻陈碧兰、尹宽、何资深、郑超麟、马玉夫等，对“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责任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并使其下台不满，进行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但是，陈独秀反对这种活动。他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他认为莫斯科和党中央是真诚革命的，将来在事实证明下，会接受他的主张的。所以他们的宗派活动也慢慢熄灭下去。但是在他们接触到莫斯科归国留学生传播的托派文件后，又死灰复燃了。
从1923年开始，托洛茨基在联共党内就组织起反对派，与斯大林为首的掌权派就苏联革命和建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争论，其中中国革命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些争论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一部分学生拥护托洛茨基，逐渐形成一个派别，接受苏联托派的指导。1927年11月十月革命10周年大庆时，他们与苏联托派一起，在红场上举行了反斯大林游行。事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翌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继又驱逐到土耳其)，参加事件的中国学生则被遣送回国。1928年12月，这些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积极传播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文件。
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见到一些这样的文件后，惊喜异常，“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头脑”，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陈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他发现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斯大林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他恍然大悟道：“当你们(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并说“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
关于今后的革命路线，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因此，“中国第三次革命(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称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引者注)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而将被逼于一开始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即用“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所谓“一次革命论”。但是，当时中国是“反革命时期”，“并无革命局势”，因此，“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进行“国民会议运动”，结合“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给农民”、“争取民族独立”等口号，揭露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争取群众，等待革命形势到来时，发动全国暴动，一举夺取政权。陈独秀基本同意这条路线，有一个小小的分歧是，认为在夺取政权后会有一个哪怕是很短的完成民主革命的时期，这是陈独秀后来与中国托派长期分歧的焦点之一。后者认为下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附带完成遗留的民主革命任务。
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派路线后，就全面反对中共“六大”纲领，即反对当前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规定，反对“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反对在“苏维埃”旗帜下进行夺取政权的运动，等等，并在1929年8月5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以托派路线代替“六大”路线。
这是陈独秀由改良主义转化为民主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后，又一次人生的重大转折。
四、众人皆醉伊独醒
在给中央写8．5长信的前后，即7月28日和8月11日，陈独秀还给中央写过两封信，反对中央在当时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上的政策。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就全面推行亲帝反苏反共政策。5月开始，在东北制造一系列反苏事件，武力接收了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并在中苏边界线上布防，摆出进攻苏联的架势。苏联政府于7月17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蒋介石制造这个事件表示喝彩和鼓励，并提出共管中东路的方案，企图趁火打劫。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也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在全世界发动一个“保卫苏联运动”的指示，对这个涉及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提出了“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群众游行、罢工。
党中央之所以如此，还由于对形势有一种“左”的估计，认为这次事件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促使世界和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早日结束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形势。
陈独秀在7.28信中要求中央在宣传上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指出无论中苏战争还是由此而引起的世界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而且，国民党对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形势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鉴于此，陈独秀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重。他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作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至于世界大战“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的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地作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为此，陈独秀要求中央迅速纠正。
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个意见是可取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在当时全党及全国纷纭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吹进了一股清风。
但是，中共中央在8月3日复信时却认为陈独秀的意见有“很严重的原则错误”，指责陈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撰文，批判陈独秀的意见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等。
陈独秀自然不接受这种批判，在8．11信中进行辩驳，反过来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是原则的错误，“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这样，双方就把中东路问题上宣传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大大地升级和激化了，并且成为陈独秀接着被开除出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独有偶，当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立场，也是“保卫苏联”。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指示苏联、中国和各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拥护斯大林的路线”。所以，中国托派也始终把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主张，批判成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
这说明陈独秀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在这一问题上，还保持着独立的立场。
真理犹如金子，不管被埋没多长时间，也不管蒙上多少尘埃，它总会发光。当初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托派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或敢于对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及托洛茨基提出的“保卫苏联”口号表示异议。只有陈独秀有这个眼力和勇气。为此，陈独秀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打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被开除出党（1）
如上所说，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之所以被中央视为原则的错误，一是这个意见是直接反对共产国际的，而共产国际在当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二是因为当时陈独秀正在转向托派，要求以托派路线代替“六大”路线。两件不同性质的事情纠缠在一起，而陈独秀的矛头都指向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样，问题就复杂化了。
不仅如此，陈独秀这时还同周围意见相同的人结合在一起，在党内活动，争取同情者，拿托洛茨基文件给他们看，宣传托派的主张，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从而在党内造成混乱和分裂，到1929年11月他们被开除时，发展到五六十人。
党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的这种非组织活动提出了警告。早在6月份，即陈独秀与托派接触之初，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号召全党与其坚决斗争，指出：“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同时“要从组织上……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不留恋地开除出去”。对于陈独秀8．5信中的意见和刊登在党报上的要求，党中央予以拒绝。8月28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的信。
陈就指责中央“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并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进一步将他们的小组织活动升级。
10月6日，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要陈独秀，“必须立即停止超越组织的活动”；决定陈“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组织生活。可是，陈独秀在10月10日复信中央时，却反过来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表示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宣称：“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如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接着，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通过了《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显然，这是对陈独秀等人的最后警告了。因为中共的党制，从陈独秀创立开始，就不允许在党内有不同的路线，不允许有反对派。所以，如果他们还想留在党内，应该悬崖勒马。但他们觉得自己握有真理，又有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陈独秀和彭述之在10月26日联名致信中央，又对中央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后，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
于是，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指出他们“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这个决议并不是最后的，由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尚需要国际审批。1930年2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还出面对陈作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然而，陈独秀在2月27日回信时却在全面而猛烈抨击国际和中共路线后说：“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五、被开除出党（2）
就这样，陈独秀被无可挽回地开除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对此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不能企望托陈派不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不进行小组织活动；也不能设想党能容忍他们在党內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革命存亡的大问题。
这种情况与瞿秋白的情况成为鲜明对比。陈独秀从1901年留学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开始，就系统地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因此他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长期的熏陶和极其深刻的影响，再加上他的倔强的个性和敏锐的思想，因此他有很强的反叛精神，崇尚民主、自由和平等，独立思考，敢于为追求真理而斗争(虽然他有时不一定正确)；大革命中，受组织原则的约束，他在被迫执行国际路线时，也不断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之后，他就不再接受自己不同意的意旨，不管它来自何方，他都极力抗争，即使被开除党籍，也在所不惜。瞿秋白与他相反，早年曾信奉主张消极退让、避世厌世的佛教和庄子学说；五四时期转信民主主义时，这种思想在西方已成强弩之末，而各种“社会主义”新思潮却恃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雄风，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为瞿所倾倒；接着，1920—1923年，瞿又在莫斯科待了三年，认真研究了马列主义，同时在当时苏维埃政权初期十分严峻的环境中，受到布尔什维克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的严格训练和熏陶，因此他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更加削弱，而组织性、纪律性则大大加强，甚至把尊重上级，服从组织当作最高原则来执行。再加上他自己在《多余的话》中检查的在矛盾斗争中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即“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使他始终不能为坚持真理而顽强斗争，而总是无条件地追随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甚至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王明“左倾”集团的错误打击时，也不愿抗争，而采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态度。
这种情况说明，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瞿秋白是十分软弱的。当然，实际情况也许更复杂，他有他的难言之隐。对于他所受到的打击和委屈，即使在他临终前写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那篇长篇自白书《多余的话》中，也丝毫没有一点怨言，而只是进行自责和麻痹自己。他虽然因此不像陈独秀那样被开除出党而留在了党内，但却牺牲了最宝贵的东西——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他说1931年初被王明集团开除后，“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请看，一个在1924年回国和1927年上海第二次工人暴动时，那样勇敢地写文章与领导层的错误路线进行勇敢批判的战士，竟然变成了这样一个麻木不仁、作贱自己的懦夫，说明近十年的党内斗争多么的残忍，完全杀死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灵魂。
一个是在党内斗争中不能或不敢与错误倾向错误路线作斗争，一个是在这种斗争中不计后果。说明二人都是书生革命家，没有政治家的素质。后来的毛泽东与他们不一样，既能抵制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克服党内错误倾向，执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路线，又能较好地保护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及自身的安全。
本章参考书目：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②《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③《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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