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就陆续来到武汉，1926年底，就在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然后连电陈独秀来汉。陈拖到发表《汪陈宣言》后才动身。到汉后，党安排三个人协助他处理日常工作，组成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弟)任办公室主任，任秀兰(任弼时妹)管事务，黄文容为陈的秘书。当陈独秀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由黄文容陪同，共乘一辆旧汽车，负责警卫。晚上，陈独秀口述一天的主要活动，由黄记录。对于群众大会，多由黄去参加，了解情况，回来向陈汇报。
一、夹攻中的苦闷与无奈
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就陆续来到武汉，1926年底，就在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然后连电陈独秀来汉。陈拖到发表《汪陈宣言》后才动身。到汉后，党安排三个人协助他处理日常工作，组成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弟)任办公室主任，任秀兰(任弼时妹)管事务，黄文容为陈的秘书。当陈独秀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由黄文容陪同，共乘一辆旧汽车，负责警卫。晚上，陈独秀口述一天的主要活动，由黄记录。对于群众大会，多由黄去参加，了解情况，回来向陈汇报。
这时，武汉的革命形势愈来愈险恶了。蒋介石在政变后，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千方百计破坏武汉政府。南面的广东也在4月15日反共，并受南京政府节制。西面则有与蒋介石勾结的四川军阀杨森。再加上北方的奉系军阀，武汉地区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工商业急剧衰落，物价上涨，物资匮乏，全市失业工人5月间增至12万。与此同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却继续高涨，特别是农民运动进入到“打土豪，分田地”的阶段，使农村一切保守势力感到恐怖；工人运动也提出了一些让资本家难以接受的要求。于是，一面是广大工农群众要求把革命深入进行；一面是国民党，特别是家庭受到冲击的国民党上层和北伐军军官疯狂攻击工农运动“过火”，而要求取缔。陈独秀党中央被夹在中间，面临这种极其尖锐复杂的局面，束手无策，惶惶不可终日。
早在1926年1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了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并作出决议，指示共产党人必须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重点解决土地问题，但解决途径必须经过国民党，“利用政权机关没收土地”。会后，特派首席代表印度人罗易来华执行决议。罗于4月2日到达武汉。从4月中旬开始，他与鲍罗廷、维经斯基、陈独秀和瞿秋白等中共中央，连续举行会议，寻求革命的出路。会上出现四种意见：(一)东征讨蒋；(二)南下广东，重建革命政权；(三)与国民党一起举行第二期北伐；(四)深入两湖地区的土地革命，巩固武汉革命根据地。鲍认为东南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力量强大，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因此竭力主张北伐，与冯玉祥部会合，然后打通苏俄通道，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反对革命在武汉等死。罗易坚持第四种意见。各种意见经过热烈争论，鲍威胁说：“国民党已决定北伐，我已表示同意，如果你们决定反对，我就马上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并电告国际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陈独秀党中央同意了鲍的意见。实际上，当时是否北伐的决定权在国民党特别是北伐军官手中，而不在会议的任何一方。如此激烈讨论一个无权决定的问题，本身是一个笑话。
关于土地问题，国民党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邓演达为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和顾孟余为委员，多数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但始终找不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4月26日，陈独秀参加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的原则，以保护小地主和革命军人，“使他们安心，若不提及，他们不安”。而解决方法他提出由国民党中央“命令农政部”，“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但是，国民党中央连减租减息都不同意，所以，解决土地问题始终没有找到出路。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在会上提出了“先扩大，后深入”的路线，即先北伐，打倒军阀。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后再说。这个意见与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竟然不谋而合。5月13日，斯大林在和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时，也主张先北伐，至于土地革命等“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后，再“以全力开展”。而托洛茨基在见到陈独秀的意见后，严厉批判这是个资产阶级欺骗群众的“老公式”，等北伐胜利时，国民党政府给农民的，将不是土地，“恰恰和蒋介石给过上海工人的一样”。
瞿秋白分析了“四一二”以来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也认为武汉地区的革命在危机中，他着重指出大资产阶级已由惧怕工农运动发展到“公然反动”，“背叛三民主义，显然帮着帝国主义买办来镇压革命”。为此他主张赶快发动农民，坚决进行土地革命，来挽救革命。但是，斯大林却认为这时的中国革命形势更好了，武汉成了“革命中心”，汪精卫等人是“左派领袖”；武汉国民党成了“没有右派分子的革命的国民党”。他以此证明此前由他和共产国际制定的陈独秀党中央执行的路线的一贯“正确性”。
二、国际企图中途换马
在“五大”上，大家真正关心的是陈独秀的地位问题。正如郑超麟回忆的：“外国人鲍罗廷、罗易，中国人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这几个人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此时有个问题难得解决，就是：要陈独秀，不要陈独秀?陈独秀代表的倾向已经失败了；他反对北伐，但是北伐胜利了；他长久拒绝把中央从上海移到广东来更密切地同国民党合作，北伐军到武汉，他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汉，现在他不得不来了，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鲍罗廷的主张了。但从过去经验和他的倔强性格看来，他不会服服帖帖执行‘国际的’路线的。必须撤换他。”与此同时，瞿秋白的比较正确的思想路线也强烈地对比出来。瞿在大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并散发了他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副题是《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什维克主义》)，该文长达7万6千字，系统总结了几年来他与陈独秀思想路线的斗争，只是未点陈独秀的名，而只点了紧紧追随陈独秀的彭述之的名。但是，要撤换陈独秀这样一个人物，最后决定权不在中国，而在莫斯科。
早在1926年底，莫斯科就派来三个人，住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专门考察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的工作，并在次年3月给莫斯科写了详细报告，系统批判了陈独秀及其支持者维经斯基的错误，肯定了瞿秋白的正确立场，认为应该撤换陈独秀，只是由于他在党内的威信太高，看来还得维持他的领袖地位，但必须改组党中央。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本身，现在实际上是由三个人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头子’(陈独秀）代表中派。我们相信：假如能使彭述之与伍廷康(维经斯基)孤立起来，放些新鲜空气进中央委员会，弄一些工人进去，那么这个‘老头子’，虽然有其一切缺点，却是比伍廷康同志高强得多的一个人，他享有巨大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
莫斯科接受了这个报告的建议，派罗易和另两个叫汤曼(英国共产党员)、多里奥(法国共产党员)的国际代表来华执行。他们到达武汉后，不等在上海的陈独秀来到，就与瞿秋白、张国焘及蔡和森组成新的临时中共中央，指挥一切。他们仍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忠实执行莫斯科路线又“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结果认为：能够代替陈独秀的三个人谭平山、瞿秋白、张国焘不相上下，而陈独秀在党内的威信仍然很高，因此以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而劝说党员仍选陈独秀为总书记。自然，几年来在他身边并拥护他的路线的干部必须调离。于是彭述之派去北京，接任李大钊牺牲后的职务，任北方区委书记；罗亦农派去江西做省委书记；尹宽去广东任省委宣传部长；王若飞去了上海。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没有野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陈没有进行维持自己地位的活动；瞿也没有进行争夺这个位置的活动。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我虽然在1926年年底及1927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所以他当然服从组织决定，并在群众中维护陈独秀的威信。当时各地对“五大”仍选陈为总书记的反应很大，瞿秋白对秘书羊牧之严肃地指出：“尽管独秀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但是一些重大问题是经中央集体讨论的，他又没有搞非组织的派别活动。”又说：“有时，我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从不计较，够得上光明磊落。”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瞿秋白批判陈独秀错误时，总不点陈的名，而点彭述之的名。用宗派主义的观点看，说瞿是搞“清君侧”；从良知和人品看，则是思想纯正、作风正派的表现。
陈独秀在“五大”上之所以保持了总书记的地位，还因为他在会议报告中承认并检讨了自己在反对孙中山北上、反对北伐、退出国民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因此，会后，他虽然仍是总书记，却不再握有实权。一是背上了犯错误的包袱，不再提出或坚持自己的主张，只是跟在鲍罗廷的后面走；二是掌握实权的鲍和罗易，一般多与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商量问题，陈独秀靠边站了。尽管如此，陈独秀仍然为革命操心，特别为“五大”依然没有找到革命的出路而焦虑。据黄文容回忆，“五大”后，陈独秀与他搬出了中央机关“六十一号”，另租房子居住，陈独秀每天还同国民党重要人物见面，一个人综合各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临睡前口授黄文容记下，用复写或油印，发给党内重要同志，也给湖北省委一份。其中有许多关于国民党要人的态度和私下言论，这是在这些要人身边工作的同志报告上来的。在那些日子里，陈独秀是很苦恼的，“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到深夜一二点钟，心情的确不安得很”。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选一个不称职的人当领袖，选了后又不给他实权，而革命还是没有找到出路。——这些，除了国际干涉的因素外，也充分说明当时的党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
所以说，不成熟的领袖与不成熟的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领袖的不成熟，说明党的不成熟；而党不成熟，必然推选出不成熟的领袖，或者根本没有成熟的领袖可供选择。当时不仅陈独秀不成熟，瞿秋白、毛泽东等也是不成熟的。瞿虽然在批判陈的错误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但是他忠实执行国际的路线，就不可能贯彻他的思想；毛泽东在“三大”上的发言，实际上比陈独秀走得更远，而他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的原稿中并没有无产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的思想，这个思想是解放后出《毛选》时修改进去的。
三、请辞总书记职务
共产党找不到革命的出路，国民党右派却加快了反共反革命的步伐。特别是那些反动军官，在内外压力下，频频发动叛乱。5月中下旬，驻武汉西边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和驻长沙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相继叛乱，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国民党中央军委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北伐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也在“礼送出境”的幌子下，实行反共。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出一连串训令，诬蔑工农运动“破坏公共秩序”，“骚乱后方，摇动军心”，命令各级政府限制并取缔工农运动，严禁土地革命，如有违反，“依法惩治”。对此形势，共产国际斯大林发来紧急指示(6月1日到达武汉，又称“六一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名左右共产党员，加上5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举行会议讨论，包括鲍罗廷、罗易和维经斯基在内，一致认为国际指示无法执行，责怪莫斯科太不懂武汉的情形；决定由陈独秀回电：“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但是，罗易又认为“这是一个原则，不是不能执行，只要把汪精卫说服过来，就有办法”。于是，他私自将国际指示泄露给了汪精卫，并给了他一个副本。罗还对汪说：“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汪“非常吃惊”，拒绝接受，并指责说：“你们破坏了协议。”国民党内一片恐慌，加紧了反共步伐。在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从国民党内部透露出来的罗易私自向汪泄露国际指示的消息，大家都怔住了。鲍罗廷报告了国际，国际来电停止了罗的代表资格。此后，鲍“垂头丧气”，陈独秀“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开始消极。
可是，斯大林仍不死心，连续召开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撇开”中共中央而直接给汪精卫100万美元（6月29日寄出），第二天“还将寄出50万美元”的决定，要汪“运用您的全部威望……挽救事业”，即执行被汪视为打倒国民党的“紧急指示”，如此与虎谋皮，简直愚蠢至极。
这时，四方面军总指挥第二期北伐总司令唐生智和汪精卫在北伐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后，返回武汉准备反共。而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还想拉住他们东征讨蒋，为此不惜又作最大的让步：6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解散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黄文容问陈独秀，报纸上已经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了，这件事你晓得不晓得?陈独秀听后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的形势多严重呵!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黄回忆说：实际上他心里“更不舒服”，常常叹息道：“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陷于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
同时，中共中央又讨论了中共退出国民政府问题。早在3月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反对蒋介石独裁决议时，决定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分别委任谭平山、苏兆征为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实际是虚名，他们的就职一拖再拖。直到5月20日和30日才分别就职。可是就职后连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也不给。
在讨论时，陈独秀提出“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国民党”；因为“武汉国民党已经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但是，大家认为“莫斯科决不容许”而作罢。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陈独秀认为这时不退出国民党，毫无出路，于是提出辞职，请辞总书记职务。他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共青团中央任弼时提出书面意见“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脾气，碎之于地”。瞿秋白提出“甚长之书面提议，……中心问题仍然贯彻对国民党左派之让步政策”。“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7月3日，中共中央为了推迟武汉国民党的叛变，通过了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这个后来被秋白自己斥之为“集机会主义之大成，亦是机会主义之顶点”的决议案，是完全违背瞿秋白的一贯主张的。违心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是瞿与陈当时的一个共同弱点和特点。
这时，武汉国民党反共的形势更加紧迫。6月29日，第35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训令”，呈请中央政府、唐总司令立即“明令与共产党分离”。7月4日，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动到来时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陈独秀开始提出：国民革命军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以使革命力量隐蔽到国民党左派队伍中去。蔡和森主张上山。毛泽东也主张上山，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陈独秀最后同意上山。会议在讨论对付湖南何键反共事件方针时，仍然坚持联唐反蒋的政策。
莫斯科终于来电，批准陈独秀辞职，训令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不再视事，但没有正式撤去他的总书记职务。鲍罗廷建议他和谭平山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遭到二人拒绝。从此，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完全隐藏起来，先是住到党开设的一家纸行(党的秘密机关)的楼上，后来又转移到工人住宅区，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
四、斯大林的替罪羊
在莫斯科，随着中国革命危机加重的消息不断传来，托洛茨基加强了对斯大林的批判火力。他见斯大林始终不理睬必须退出国民党的警告，就换一种说法，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他在5月下旬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呼吁：“共产党必须不顾一切地谋得政治的独立，即使不再留在国民党中亦所不惜。”随后他又预言，若留在国民党内，“以共产党之幼稚与无经验，必然会使它重复过去时期的一切错误”；“那些曾经做过蒋介石左翼附属品的中国共产党员，现在要在一二年内成为汪精卫的左翼附属品”，“重演四月的悲剧”。托洛茨基的预言再次得到证实，但不是在一二年内，而是在两个月后。斯大林在再也无法掩饰的失败面前，开始寻找替罪羊。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宣称：“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性错误”；指责中共中央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非但没有去领导土地革命，反而在许多场合成了阻碍土地革命的因素，党的个别领导人还提出了明显的机会主义口号：‘只有扩大革命才能深化革命’或‘先北伐，后土地革命’”。号召中共党员同中央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纠正领导的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员，……拒绝承认那些违犯共产国际纪律的领袖。仍要求贯彻“六一指示”，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以示抗议，但不退出国民党。
实际上，这时武汉反共已经开始。武汉政府的势力建立在两支军队上：粤系的张发奎和湘系的唐生智。共产党的叶挺和贺龙部队是张发奎军的一部分。汪精卫系统的国民党领袖依赖张部的支持。张在当时对共产党还友好。但是唐生智部下的军官都是湖南乡绅地主出身，自己的家庭财产受了农民运动的冲击，切齿痛恨共产党而同情蒋介石反共；但他们开始不敢发难，害怕共产党领导的民众势力，又害怕共产党联络张发奎解决他们。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群众七天七夜，附近的农民自卫军包围长沙准备反击，但鲍罗廷和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却主张政治解决而不了了之。于是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在中国共产党完全被束缚住手脚的状况下，大革命到了最后关头。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被迫弃职出走，武汉盛传唐生智即将动手，……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共中央秘书处和组织部及时通知了在武汉的重要党员，告诉他们有立即反革命的可能，嘱他们躲避。于是秋白、国焘、平山等与国民党接触较多的人纷纷上了庐山。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通过“分共”决议案。宋庆龄派代表陈友仁出席会议表示反对，无效。决议案勒令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内的一切共产党员“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于是，白色恐怖顿时笼罩武汉，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张发奎感到孤立，借“东征”为名，离开武汉，回广东根据地去了。叶挺、贺龙随之而去，路过南昌时，临时中央贯彻国际指示，派张国焘、谭平山、周恩来去，仍以国民党左派名义举行了“八一”暴动，企图挽救革命。
7月23日，共产国际派接替罗易的代表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美国人纽曼来到武汉。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一行人，在武汉反共后已被“礼送出境”。罗明纳兹找张国焘和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反对机会主义，惩罚陈独秀，他不能再任总书记。接着，罗又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要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因为“陈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不同意打倒陈独秀，认为革命连续失败，同志牺牲惨重，党组织多遭破坏，一时创巨痛深，不易活动，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还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领导；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份。会议开到第二天早晨，不欢而散。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临时中央有人主张应该请陈独秀参加，罗明纳兹反对。会议通过了罗起草的决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成立了瞿秋白、李维汉等七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实际上解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但是，显然由于意见分歧，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无论在政治上或组织上，口头上或文字上，都未提及陈独秀的名字。会后，瞿秋白和李维汉一起到陈独秀住所，告诉他关于会议的情况，并劝他接受国际要求，到莫斯科去。他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
本章参考书目：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③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
⑤《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79—8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大演讲》。
⑦《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⑧《斯大林全集》，第9卷。
⑨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海燕出版社1947年版。
⑩ 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德雷脱给苏共中央的信(1927年3月于上海)，转自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40页。
{11}《多余的话》，转自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1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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