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失去了稳定的基石。原来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国民党老右派公开进行分裂活动。他们在8月刺杀了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中央全会”，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止职权，通过《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的国民党中之党籍》等一系列决议。与此同时，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及蒋介石为首的中派即新右派，也为五卅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强大力量和影响所震惊，表示再也不能“沉默敷衍含混”了，决心与共产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
一、“退而不出，办而不包”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失去了稳定的基石。原来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国民党老右派公开进行分裂活动。他们在8月刺杀了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中央全会”，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止职权，通过《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的国民党中之党籍》等一系列决议。与此同时，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及蒋介石为首的中派即新右派，也为五卅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强大力量和影响所震惊，表示再也不能“沉默敷衍含混”了，决心与共产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戴抛出《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小册子，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宣称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绝对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又说主义是一个政党的基础，是它的“共信”。“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采用的寄生政策，宣扬“真正的国民革命，是要真实的国民革命主义者，才可指导得来，才可以得到民众真实的信任”。因此就非“脱离一切党派，做单纯的国民党员不可”；主张驱逐共产党出国民党，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做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者。但是，他们又与老右派不同，以为要取代北洋军阀尚需苏联的援助和共产党的支持，还不能立即反苏反共，只是要限制和削弱中共的力量，要中共追随他们，以掌握革命领导权。
面对这种形势，共产国际斯大林指示中共，对老右派坚决打击，并将他们逐出国民党，但对新右派妥协让步，以利用他们反帝北伐的积极性，尽快推翻北洋政府。因此，在10月北京驻华使馆召开的中共中央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提议“退出国民党”——“我们应该即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的政策所牵制”——时，被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及多数中央委员所否定。陈独秀本来对加入国民党就勉强，又有根深蒂固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把国民革命视为“他们的革命”，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主张退出国民党。国际代表和多数中央委员反对他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因为这意味着根本改变国共合作的方针，共产国际不会同意。但是这次会议还是受到斯大林和陈独秀思想的双重影响，使中共对国民党的看法和策略有了改变，不再强调“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争取领导权的方针，而认为国民党内演成共产党与右派的斗争，对于我们是不利的，应该退出旋涡，让国民党左右派自己去斗争，我们不要去包办代替。因此，会议决定在巩固国共合作的同时，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和独立工作，新入党的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的工作。
王若飞后来评论说：“须知当时国民党左派即是共产党，我们如果不去代替，就无所谓左派，大的错误就此铸成。”这次扩大会“是不要国民党的精神，是不要领导权的精神，是较大的错误”。从此，党对国民党的策略，就纳入了“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轨道，心甘情愿地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和苦力，这也就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特点，完全适合新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限制共产党、要共产党追随他们的需要。但决定这条路线的是斯大林，而不是主张退出国民党的陈独秀。斯大林把“打倒北洋政府”的希望，完全压在蒋介石的北伐上，只要中共作“附庸”。因此，后来斯大林定此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完全是文过饰非的表现。
会议之后，为贯彻国际指示，陈独秀写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对戴书中“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进行了批驳，但是没有指出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要害。而且，为了表示团结新右派的诚意，于12月的一天，在维经斯基的赞助下，陈独秀与蔡和森、张国焘三人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有联系的戴季陶派人物孙科、叶楚伧、邵元冲谈判国共关系问题于上海苏联领事馆内。陈独秀表示中共不想包办国民党事务，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不增选中共方面国民党中委的人数，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并“保驾”对方回粤参加大会。谈判后，陈独秀即派张国焘去广州执行，从而破坏了中共广东区委的原定方针。以陈延年、周恩来为首的广东区委及鲍罗廷反对以向右派让步的方式，去联络中派，主张“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准备在国民党“二大”上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委中共产党员占1／3，少选右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但是遭到张国焘的抵制。陈独秀也写信表示，由于北方郭松龄倒戈失败，冯玉祥四面受敌，奉军气焰嚣张并与吴佩孚勾结在一起的形势，革命处于低潮；指示中共在统一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政策：在国民党“二大”上要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包括进中央委员会中去，右派也要争取，以示团结。
鲍罗廷和广东区委对陈独秀党中央(实际是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使共产党掌握了一些部门的领导权，如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毛泽东为代理宣传部长等，但另一方面也受到影响和张国焘的牵制，作了错误的让步。在36个中委中，共产党只占了7名，左派14名，右派和中派却有15名。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共产党只有1名。国民党中委和监委常在一起开会，结果造成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
二、反对北伐风波
蒋介石看透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心思和弱点，在1926年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借口“共产党暴动”，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当时鲍罗廷和加伦奉召回国，不在广州，顾问团由与蒋介石有分歧的季山嘉主持。布勃诺夫率领的苏联考察团正在广州，也被软禁。布与广东区委商量对策，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主张联合国民党其他各派反击蒋的挑衅。因为蒋介石当时在广州没有基础，他利用去年的刺廖案，驱逐了在广州实力很强的胡汉民和许崇智，这次又同时要打击国民党第一把手、亲苏亲共的汪精卫，企图独霸国民党大权，因此遭到国民党其他各派的忌恨。但是布勃诺夫在得到蒋的并不反苏、只针对季山嘉和共产党的说明后，决定对蒋让步：令季立即回国，在蒋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周恩来等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
消息传到上海，陈独秀党中央表示愤慨，但因情况不明而束手无策。布勃诺夫回国途经上海介绍情况后，陈独秀再次向国际要求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根据各地党组织的要求，党中央作出如下对策：一、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对抗和孤立蒋介石。二、在物质和人力上加强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三、扩充共产党员叶挺掌握的部队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的纠察队。陈独秀还派彭述之到广州组织特别委员会实施这个方案，但是遭到回来继续执行莫斯科让步政策的鲍罗廷的否定。
蒋介石得寸进尺，在5月15日操纵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党务整理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中的委员，人数不得超过1/3；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名单；共产党发给国民党中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等等。鲍罗廷又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全部接受。结果，在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如宣传部长毛泽东改由顾孟余担任，秘书长吴玉章改由叶楚伧担任。蒋介石的权力极度膨胀，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
陈独秀仍坚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要从国民党机构中撤出来，但那些尚未向国民党公开的就不要撤出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严厉批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并派维经斯基再次来华纠正。陈独秀又不得不服从。
陈独秀认为蒋介石两次制造反共事件，是共产党“当退让而不退让”和“包办太多”的结果，如他在6月4日致蒋信中所说：“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蒋)不相信我们，……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为此，他在辩白中共并无“阴谋倒蒋”的同时，向他表示“抱歉”。而鲍罗廷和广东区委认为是国民党“二大”时“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现在暂时让步，北伐后中共力量壮大后，“来一个我们的三二○”，打倒蒋介石。于是就形成了大革命中上海维经斯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为一方，与广州、武汉鲍罗廷、广东区委为另一方，在对待北伐和反蒋问题上策略的微妙差别。
北伐开始前，北伐军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和中共广东区委表示支持北伐，发起“迎汪(精卫)抑蒋”运动，准备打倒蒋介石，并派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陈独秀表示：第一，反对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拥护蒋介石，也不是打倒蒋介石(实际上，不打倒就是拥护)。周恩来后来回忆：“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开会时，张国焘代理主席，“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实际上，在“四一二”之前，斯大林一直反对“倒蒋”。陈独秀怎能违拗斯大林？陈的基本主张是：合作不成，就退出国民党，中共自己独立探索革命道路。但这又与斯大林要求国共合作迅速推翻北洋政府，建立亲苏的中国政权的目标相悖。
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某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陈独秀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北伐问题。陈独秀反对北伐，彭述之附和，张国焘反对陈的意见，瞿秋白也拥护北伐。2票对2票。反复辩论了几次，陈独秀发了脾气，桌子一拍，破口大骂。张国焘不敢回骂，终于默然。于是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然后，陈独秀发表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公式“宣传——组织——暴动”出发，认为“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现在的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其中夹杂有军事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而且，现在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北伐军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
此论在广东引起强烈反响。据当时中共中央给国际的报告称：国民党“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之感情”；张静江则请鲍罗廷“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国民党)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报(即《向导》)，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动武”。国民党中央开会正式讨论，“李济深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借机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封信给仲甫结束此案”。而在群众方面，工人、农人、商人中，此文的宣传“均发生很大效力”。陈独秀则在《向导》上发表驳答张静江抗议的复信，坚持反对北伐的立场，申明：“我们对于出师北伐是否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对于怎样出师北伐，和你们都有不同的意见。你们一闻不同的意见便以为是攻击，你们这种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
实际上，北伐不北伐的决定权，掌握在斯大林和蒋介石手中，而不在陈独秀这位书生领袖手中。陈反对北伐，果然看透了蒋介石借北伐扩大自己力量、有损人民革命的野心，但借北伐来推翻北洋政府是斯大林和蒋介石的既定方针，陈独秀岂能扭转。
以上戴季陶的小册子和陈独秀反对北伐的文章，已经表明双方的心思。但是决定权却掌握在互相利用的斯大林与蒋介石手中。
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总指挥
陈独秀反对北伐战争，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民众运动上，特别是各大城市的工人罢工和武装暴动。但是，北伐还是发动了。于是，他在维经斯基（同情陈的主张和中共的处境）的支持下，签发一系列中央通告，指示各级党员多做民众工作，不参加军队，不从事军事工作，不参加北伐军占领区的新政府，不当官，始终以“在野党”自居；已经参加的必须退出，否则开除党籍，以避免“替别人做苦力”，“替别人造成战胜的局面来压迫我们”，造成北伐越扩大，国民党右派的军事政治势力越强大的危险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真实的，但在莫斯科的绝对领导下，又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中共和民众势力虽然也随着北伐的发展迅速扩大起来，但由于得不到武器，处于十分脆弱的地位。当时斯大林也反对中共建立“红军”和苏维埃，大量武器只给国民党。
北伐战争大出陈独秀所料，一路凯旋，9月7日即饮马长江，攻克汉口，随后挥师江西，进占南昌。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迁到南昌后，就以此为据点，勾结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准备叛变革命。他公然违抗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扣留路过南昌的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员，提议迁都南昌，以便他“以军制党”，“以军制政”，实现其个人军事独裁。对此，鲍罗廷和随北伐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加紧进行反对个人独裁和“迎汪抑蒋”运动，并要求陈独秀速将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便与国民党中央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实地指挥革命和战争。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多次派人到上海见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要求制止，以“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陈独秀表示赞成“汪回”。但为了执行莫斯科的“不倒蒋”指示，在三个条件下：(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作更远大的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助小军阀倒蒋；(三)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又以上海是照顾全国的中枢和武汉局势尚未稳定为由，拒绝把党中央迁往上海，派张国焘为中共中央代表赴汉，独当前线指挥重任。
北伐军挺进江西后，北洋军阀东南五省联防总司令孙传芳调主力应对，江浙防务一时空虚，中共即在杭州、上海策动工人武装暴动。由于北伐军进展迅速，杭州暴动未起，上海第一次暴动因放弃领导而失败。当时，中共上海区委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实行“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而“以商界为主体”，由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建及吴稚晖、虞洽卿来领导，“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因为若无产阶级急于来领导革命，必引起帝国主义害怕，而向我们进攻、屠杀。暴动成功后，“我们完全让他们组织商人政府”。而当时虞、钮、吴也在积极联络共产党，“要工人帮助他们取得上海政权”。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结果，暴动在10月24日仓促发动，共产党在高昌庙兵舰中的同志首先开炮，但资产阶级临阵动摇，负责在陆地上做上海驻军工作的钮永建没有响应。中共军委少数几个同志在南市与警察相持了一下，以失败而告终。工人领袖奚佐尧被捕牺牲。
中共上海区委及时总结教训，书记罗亦农提出“以自己为主体”准备第二次暴动的方针，并请示中央。但陈独秀没有接受，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建军事的，虞洽卿民众领袖”。但是，一是瞿秋白的批评，二是由于不断传来南昌蒋介石反动和武汉反蒋的消息，陈独秀党中央决定改变过去“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体，我们帮助”的方针，转而采取我们“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的方针，在1927年2月21日，发动了第二次工人武装暴动。
暴动从总同盟罢工开始，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准备不周，罢工后没有及时转入暴动：王荷波的弟弟在军舰上准备的枪械，没有人去接运；有的岗位安排的工人纠察队没有及时赶到；有的地方打响了，又没有接应。就这样，失去了时机，而敌人乘机做好了准备，致使又遭失败。
第二天，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陈独秀亲自出马，与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彭述之、尹宽等9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指导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从2月24日至3月30日，特委会开会31次。陈独秀出席30次，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最后都由他决定，制定了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召开市民代表会三者紧密结合进行，并与国民党争夺市民代表会领导权的方案。
3月5日，特委会讨论暴动的时机和暴动时各区的指挥人员问题，决定由陈独秀掌握和最后认定，一切消息集中到他手中。21日，北伐军兵临城下，打到近郊龙华，上海守军惊恐万状。中共发动了第三次暴动。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坐镇指挥部，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和江浙区委第二书记赵世炎在前线指挥。陈独秀在交通员郑超麟家，通过交通员和夏之栩与指挥部联系，进行指导：通过字条了解各处暴动消息，提供指导意见。暴动节节胜利，第二天凌晨3时，陈独秀来到指挥部，见工人纠察队攻打最后一个据点闸北东方图书馆顽敌，久攻不下，主张把武装撤到乡下去，以避免牺牲。前方没有执行，经过激战，至黎明时，暴动胜利。
当天，在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举行庆祝胜利大会，陈独秀发表演讲，从巴黎公社讲到十月革命，赞扬上海工人了不起，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军阀的军队。工人群众向他热烈欢呼，称他是“我们中国革命的领袖”。
就革命实践而言，领导上海工人“三暴”成功，是陈独秀一生最辉煌的业绩。但就实际进程看，却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投机行为。前两次暴动失败，说明上海工人并不具备暴动胜利的力量与素质。所以“三暴”选择在北伐军兵临城下时发动。但是既然北伐军已经兵临城下，还有无必要抢先暴动，拿下上海。说是为了对付即将到来的蒋介石对上海的争夺。但又明知上海的工人和共产党不是从南昌一路反共而来的蒋介石的对手，结果带来自身更惨重的失败。
所以，上海“三暴”，既是陈独秀最辉煌的业绩，也是他最失败的一招。
四、书生难敌流氓
工人暴动成功，蒋介石率领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占上海。革命群众喜兴未尽，乌云即滚滚而来。陈独秀、党中央看到蒋介石从南昌开始不断摧残工会农会，制造惨案，一路杀到上海，意识到上海民众与蒋介石难免一战。3月25、26日，陈独秀在特委会和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慷慨陈词：“蒋来别有用心，我们应有明确的观念”，“他将集中势力与C.P．算账”，“完全为想压平上海民众力量”。“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但是，他又顾虑如此会“完全失掉联合战线”，违反国际路线；还担心力量对比悬殊，上海工人没有把握战胜蒋介石。而且，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证券交易所及国民党内混迹多年而善弄权术的蒋介石，一面加紧与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财团及杜月笙、黄金荣为首的流氓集团勾结，秘密策划于密室；一面又三次派原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胡公冕约陈独秀谈话，故意表示亲善，使共产党难以找到先发制蒋的理由。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陈独秀党中央一面向国际请示对策，拒绝与蒋谈话，一面设法另找出路。例如，利用北伐军攻克南京时英国军舰炮轰南京事件，他指示上海区秀发动反英罢工运动，而“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企图迁就蒋，向他让步，以“拉他向革命路上走”；组织“慰劳蒋介石”的活动，请他参加市政府就职大会，还准备“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欢迎蒋总司令”；或者在反帝斗争的掩护下反蒋，“最好要将反英反蒋联合一起”。他还提议“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挽留同情工人的薛岳部队，请薛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并帮助其扩充军队等。
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不得要领，蒋介石采取相应对策，调走了薛岳部队，代之以新近收编的与工人严重对立的旧军阀周凤岐部队；拒绝参加市政府成立会，并胁迫资产阶级代表亦进行抵制，终于使市政府流产；造谣共产党要冲击租界，以制造其发动政变的借口，并挑动帝国主义各国加紧派兵来华镇压，支持其屠杀工人，等等。总之，陈独秀这个书生和以他为首的幼稚的中共中央，根本不是十分狡诈而强大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对手。
3月31日，国际来电指示中共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陈独秀表示服从，罗亦农则把电报摔在地上，斥之为“自杀的政策”。
正在这时，汪精卫像是被苏联人押解似的回到上海。他在“三二○”事件中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现在因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反蒋要求而途经莫斯科回国。周恩来从苏联轮船上把他接回来后曾与陈独秀商量，直接送他去武汉，不让他与蒋介石见面，但是未成。因为蒋介石见拒汪不成，也改用利用汪的策略，在4月2日硬是把汪接到他的司令部并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连日会议，逼其同意立即“赶走鲍罗廷”和“分共”。汪深知蒋的为人，不愿在蒋的麾下讨生活，他也要利用局势追求自己的目标。因此他表示需到武汉了解情况后，和平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决定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以求解决。此前，暂时应急之法是：一、由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各地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武汉中央及政府所发命令，“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不接受；三、各军队、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取缔、制裁；四、“凡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等。
4月3日，陈独秀与周恩来一起会见汪精卫。汪质问陈：“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口号，并要指使工人冲入租界。”陈答“绝无此事”。汪又转达吴稚晖的话，称陈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陈答以亲笔作书面宣言。翌日，陈独秀就起草《汪陈宣言》——《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宣言郑重声明：共产党决不“主张打倒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也“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呼吁两党“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宣言草成后，陈独秀故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稍后面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但是，当周恩来把宣言拿给汪时，汪还是签在了后面。4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各大报上看到《汪陈联合宣言》时，高兴地说：“大报上很久不见我的名字了。”他以为宣言的发表，解除了蒋介石发动政变的借口，因此他松了一口气，然后就去武汉。蒋介石却利用这个宣言搞假缓和，在7日把一面书有“共同奋斗”四个大字的锦旗赠予工人纠察队，而5天之后，他就对共产党、工人和革命民众进行了大屠杀，使大革命遭到严重挫折。
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曾提出过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未被采纳。1926年8、9月间，瞿秋白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广州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然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指出了蒋介石的野心，主张以联合左派来代替蒋。他说：“对于全国政治，蒋正计划各省设特务委员，把军、政党事均交给特务委，实质是取消了各省党部。”因此，他要求对蒋介石提高警觉，积极防范；如果不预备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形势将“非常危险”。第一、二次上海工人武装暴动时，他由于不满陈独秀党中央把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在第三次暴动前去了武汉；4月初，他代表中共中央向武汉地区报纸布置宣传重点时，更明确地指出，蒋介石此人十分阴险，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已掌握了军队，又有京沪杭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为日后一大隐患，要报纸重点揭露蒋的反共和分裂阴谋。这时在苏联的托洛茨基也提出了资产阶级将利用占领上海的时机叛变革命，并使革命失败的警告。可是，斯大林在4月5日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认为这种警告是没有根据的，再次强调“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他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外，不能有其他的作为”。他表示要继续执行利用资产阶级的政策，“然后像一只榨干了的柠檬似的丢掉它”。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主编马尔丁诺夫还在4月10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赞扬《汪陈宣言》：“最近从中国收到的情报可以判断，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由于有才能的领导，无产阶级开始逐渐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同时又和农民、大量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尚未脱离革命的大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这部分大资产阶级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由于无产阶级地位的巩固。”完全是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一派胡言。
接着发生的“四一二”反共政变，给了他们一个极为讽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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